嗯，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朝鲜为何能进世界杯？(ZT)

来源：李华芳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j3f3.html

李华芳

前面我写了一个文章解释何以中国无缘世界杯，有人指出中国队进过世界杯，我想说的是，如果指出问题的读者耐心一点看完我的文章的话，我其实已经说过米卢带领的队伍能进世界杯是一个意外，因为那一届日韩作为主办方直接入围了。中国队在没有主要对手的情况下入围了，所以那真的是一个意外。

我文章的原意是在说中国模式，其实和足球并无多大关联，睿智的读者已经看出我其实是一个伪球迷，对足球并不内行。解释中国队无缘世界杯的逻辑是这样的，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快体育水平高，但足球可能是一个例外。而中国队之所以水平低的原因是很多人早就解释过的体制问题。这个体制是体育总局和足协控制下的“俱乐部市场”制度，由于这种制度性的扭曲导致足球水平不可能有大的提高，因此无缘世界杯成为常态。

那么随之而来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朝鲜怎么就打进了世界杯呢？也就是说，朝鲜模式与中国模式，假定说有模式的话，区别到底在哪里，导致出现了不同的结局。

我曾经和四方党的同志们游览了世博会的一条经典路线：朝鲜-伊朗-伊拉克-中国，称之为“美帝眼中的邪恶轴心”之旅。只要你去过朝鲜馆和中国馆，是不难体会两者巨大的差异的。（顺便说一句，世博会绝对应该开发各种经典路线游，不然一天看不过来，除上面的邪恶轴心游之外，还可以开发八国联军游，金砖四国游等等，上述建议免费赠送当局）朝鲜非常穷，居然在世博朝鲜馆内堆了个假山糊弄观众，相比于中国馆的寻觅之旅里穿着几近透明露出内裤（我顺便要举报，世博会中国馆有人睡衣露出）的舞女来当然是相形见绌。

但朝鲜的足球却打进了世界杯，这难免令人啧啧称奇。其实道理也不复杂。中国是转型国家，意思是有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政治上无竞争但有扭曲的市场竞争；而朝鲜上下还是铁板一块，不仅政治上无竞争经济上也没有，遑论体育。

在哈耶克与奥斯卡·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论战中，兰格提出了计算机社会主义这一著名的观点，即当计算能力迅速进步，人的需求可以及时反馈并加以处理，生产和需求实现无缝对接的条件下，计划经济不仅能维持，而且能高效的维持。哈耶克后来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雄文反击，一举击碎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即便能集成所有信息，但独裁者的信息处理能力有限，是无法及时反馈的。同时，根本不需要一个人集中所有信息，人只要掌握他自己那部分有限的知识，就可以利用价格机制与他人进行交换，通过市场就能高效运行维持下去。这从两个方面打击了兰格，一是不可能，二是不需要。

当然中国在1978年以后就已经迅速“打左灯、向右转”，但由于政治上的集权，使得市场自由扩展到一定阶段就受到限制，形成扭曲的格局，是以效率大打折扣。但朝鲜不同，朝鲜是奔着兰格说的举国体制而去的，当动员全国力量来办一件事情的时候，通常就会给人“伟光正”的印象。主体思想塔、阿里郎、朝鲜队，都是一种体制的几种变形而已。当然按照这种逻辑，朝鲜队打进世界杯并不稀奇了。因为举国体制容易在短时间内打鸡血，特别适合冲击世界杯或者拿奥运冠军之类的，朝鲜政府给朝鲜队打入2010世界杯的奖金超过了给奥运会金牌得主的奖金。

好在朝鲜队不可能拿冠军。也许又有人有疑问，按照刚刚的说法，举国体制不是最容易适合挣冠军吗，那么朝鲜应该拿世界杯冠军才对。这么想的当然很聪明，不过问题恰恰在于进入世界杯之后，面临新的竞争和市场。当别人用市场模式来挑选球员参加比赛，而你还是用举国体制的时候，那么两种模式之间就会发生相互竞争，我很确定举国模式走不远，朝鲜队即便打了鸡血打鸭血也不顶用。

朝鲜队能进世界杯是因为举国体制，朝鲜队走不远还是因为举国体制。而中国队进不了实在是因为转型得不伦不类，我相信如果搞举国体制，赢朝鲜是没问题的，当然也走不远。中国既然已经走向了市场体制，就需要更进一步。我重复下我的结论：要尽快将体育总局和足协转变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和行业协会，将足球交给市场机制。如此一来，中国队才有希望不仅经常进，而且还能走得远。

如果朝鲜队赢了巴西我立马就写入党申请书

一旦取胜
这绝不仅仅是足球上的胜利
这是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胜利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
是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胜利
这是精神力量对基本常识的胜利
这是思密达对哦谢特的胜利
......
如果是那样的话
还犹豫什么
还不赶紧志愿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终身
我曾经拒绝加入这个神圣的组织
皆因为年少轻狂
希望组织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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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为何无缘世界杯？

李华芳

提出“中国队为何无缘世界杯”这个问题，围观群众们想必会笑而不语。但深究一下，其实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和文艺体育的发展之间存在正向的关联。人通过劳动收入吃饱穿暖之后，就会想一些休闲娱乐的把戏，所谓“饱暖思淫欲”。从宏观上看，通常就出现了伴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文体事业也欣欣向荣起来。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文艺复兴。13世纪欧洲普遍的经济繁荣为文艺复兴准备了经济条件，不过本来如果没有战争和黑死病，文艺复兴可能没那么快，因为人均经济增长水平并不高。但战争和黑死病使得欧洲人口大量减少，进而使得幸存者能占有的经济资源极大增加，有机会考虑用于其他用途，资助文艺作品就成了美第奇这样的家族的选择，成为文艺复兴的重要经济原因。

经济基础与体育发展之间的关系非常类似。即便是1930年的乌拉圭，也因为其经济没有像美国一样陷入危机而有发展得以成行。没钱就没有世界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国际足联给出的总奖金额度高达4亿美元，这还不算为了举办世界杯南非所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朝鲜政府给朝鲜队打入2010世界杯的奖金超过了给奥运会金牌得主的奖金。当然，从1998年开始，电视转播收看人数表明世界杯的影响力已经超过奥运会，这或许也导致了奖金水涨船高。

但如果认为有了钱就能把球队送进世界杯赛场，这也是一种痴心妄想。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经济发展与体育水平之间的关系，但没有任何证明表明经济发展与足球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可以看到当今世界两个经济大国，美国和中国的国家队表现都不出众。拥有30年经济增长近两位数、并且在此轮经济危机中以强大财力救市赢得广泛称赞的中国，其国家队甚至没有进入世界杯，这相对于其庞大的球迷队伍而言，实在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幽默。

那么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经济增长尽管与整个体育事业发展有关，但却与足球水平无关，因为足球是一个例外？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尊重产权拓展市场的基础上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尤其是在2008-2009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中国依旧维持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这使得不少研究者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存在一种“中国模式”，可以作为未来世界的借鉴。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一些人的信心。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不仅走向民主法治是必然的，而且连足球水平也会相应提高。

但中国足球的发展水平却一直很低，这与中国在政治上始终缺乏竞争不同。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进程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各个俱乐部之间的相互竞争也日趋激烈，但这种市场化似乎并没有为球迷提供高水平足球的愉悦，反而一次次失败后的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如果说幅员辽阔的中国人很难对一个特定的事件达成统一的共识，但在对国足“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的态度上却获得惊人的一致。对照围绕中国模式的不同争议，证实中国足球水平低下的困难要小很多。

这里头的原因何在？金融危机让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重新回归到人们的视野，重读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相关论述，却不难发现两者将危机的矛头指向的是调控方，或者说监管者。中国足球的问题也不在于金钱上，实际上在足球上的投入并不比其他的项目少，而且由于较早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围绕足球的相关产业实际上投资甚巨。并且按照中国搞世博会的劲头，中国完全有能力给出世界上最高的奖金额度去激励球员，以获得世界杯的入场券。

从资金、要素和劳动力三方面来考虑，中国不缺资金，相应的足球场地等配套建设也已经媲美国际水平，唯有在球员方面有缺陷。但实际上球员也可以通过放宽技术移民的条件来获得。因此在资金、要素和球员都不缺的情况下，中国队进不了世界杯的原因就归结到了相应的体制层面。李承鹏等人的《中国足球内幕》揭露了不少体制下的黑暗，“体制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腐败，涉假涉赌涉黑，不过是表现罢了。

这其实与其他的领域存在相似性。表面上的足球市场其实是在一个扭曲体制下的“市场”，不仅无法无天，而且道德沦丧，市场经济的法治和道德基础无迹可寻。这很难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也无法将中国队送进世界杯。应该尽快将体育总局和足协转变为非政府组织和行业协会，进行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也有人会说，不是有一个例外吗，米卢带领中国队曾经创造过一个闯入世界杯的奇迹，但这的确只是一个意外而已。当然在不改体制的情况下，中国也可以考虑通过申请举办世界杯以东道主的身份直接入围。毕竟世界杯举办国从历史数据来看，还没有赔本赚吆喝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