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真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1994年圣诞节，那是我离开大陆4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跟妈妈则不止有4年没见了，出国前，我没有去看她。那时正值“六•四”后，我的处境微妙，又不了解她对“六•四”的态度，怕她再来个“向党汇报”之类的，没去道别。那应是五年后第一次见面。

事先哥哥帮我打了电话，证明愿意见我们，于是约好了时间。为防不测，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们一起去，被我妈一口回绝：“你们来干什么？”我们已感到不大妙，可能会挨骂。哥哥说：“骂，你就听着，别还嘴。”我带着女儿去了。

一进家门，那久违了的黑沉、抑郁、死寂的感觉就一股股地压了过来。难怪大姨总说，去一次，回来要压抑好几天，多少日子心理的阴沉都去不掉。妈妈开了门，我心提到嗓子眼儿，不知这几年来的第一面会是什么样儿。

“来了？进来吧。”“忙忙（我女儿的小名）长这么大了，变得象个女孩子了，小时候完全是个男孩儿样。”我心里揣摩着，“行，开头还不错。”

这四室一厅的单元我只来过可数的两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认识的，到处积满了灰尘，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屋里唯一值钱的，大概就是那个当桌子腿儿的大金鱼缸架子了。还是50年代，爸爸从琉璃厂买来的。大金鱼让我淘气鼓捣死了，大鱼缸不记得命运如何。这个古色古香、年深越久便越发亮的架子是文革中被扫地出门后，妈妈唯一没想卖的东西。

普通家庭那时根本没有的三件套的沙发，大的才卖了4块钱，小的暂时寄放到亲戚家。电视机本想卖，可寄卖行只给4块钱，无异于抢，一赌气，又拉回来了。妈妈存了多年的一把象牙梳子、一个很精巧的景泰蓝钵子，现在是很难得看到那样的手工了，是我拿到琉璃厂卖的。记得得了有20多块钱。一套十二件的小瓷猫，人家说什么不要，说不是古董。我就是闹不懂，多可爱呀，不比梳子、钵子好？这是爸爸当年从展览会上买回的样品，后来满大街都卖这种小猫，可是绝没有我家这套这么逼真、这么精巧。直到现在我还常想起这套小猫，好象是抄家后不见了。家里几大盒爸爸从苏联带回的幻灯片，破四旧都没舍得处理，那时也不翼而飞了。其他家具我才知道都是公家的，如数还给了公家。我们整儿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金鱼缸架子我们在上边搭了块板子当了饭桌。现在，它还是老样子，我就坐在它的旁边。

妈妈说：“自己倒水吧。杯子赃，我也没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确是盖着浮尘，我没洗，到了一杯凉开水。妈妈坐在了张老藤椅内。我很熟悉它，冬天总是被盖上各种棉垫。屋里没有沙发，剩下的是几张方木凳儿。与其说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不如说这屋到处可见的凌乱，满屋没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气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对生活那么地兴趣索然，只是凑合着活着。一种凄凉的感觉在我胸里涨着，眼睛只觉涩涩的。

我从提兜里拿出带来的东西，一包西洋参，一套不粘锅炊具。我说：“知道国内也能买到西洋参，但听大姨说，常有假货，给你从美国买了点儿。现在的理论是老人少吃油，给你买了套不粘锅，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妈妈接过我的话头：“范元坤，她怎么会买到假西洋参呢！？陈忠介（我姨父）在商业部医药局工作，他们才是享受最好的东西呢！”那种尖酸、刻薄的老调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骂自己，“好好的，干嘛要把大姨扯上受过。”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没有姨父那么老实的人了。他从来没给自己走后门买过药，从来是我妈要他买药，他没办法拒绝，才硬着头皮办的。我太熟悉我妈这种德行了，用人走后门给自己办事，反过来又把别人批一通。

我知道，我给了我妈一个很好的开骂的由头。果不其然，从大姨开始，三下五除二，就径直地朝我爸去了。“那个右倾机会主主义分子、反党分子。文革完了，以为自己平反了，又当了部长了，当了中央委员，了不得了。在我眼里，他一钱不值！他还不是从组织部下来了。告诉他，苗苗（我哥哥的小名）是在卡车上生的，所以有缺陷。这个儿子得给钱，他得管。李锐现在又有老婆了，又当官了，有钱了，他必须要管这个儿子。这一点你一定要告诉李锐！”从开骂，我一直直视着这张脸。过去多少年，我总是低头听骂，心里翻江倒海地难过。这次，我极冷静地端详着这张脸，听着，感叹着“人怎么会活得只有恨，而且这么刻骨地恨”？

然后又骂到我的朋友。这个朋友的妈妈当年在延安也是有名的女强人，是妈妈的熟人，我去年托这个朋友春节时看过我妈。朋友回来后写信告诉我，我妈很激动，痛哭流涕地向她诉说跟李锐的事。只可惜她什么也没有记住，只记住大意是“李锐一贯反党，与党不是一条心”。临走这位朋友留下了在大街上匆匆忙忙买的一个大果篮。哪知道她赶上了奸商，表面的好水果下铺的是一层烂橘子。

老太太蹬蹬地跑到另一个房间拎来了篮子，把篮子举到我面前，“就是这个篮子。送烂橘子，你知道在旧社会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骂人呀！说是叫朋友来看我，实际叫她来骂我！”这可是典型的范元甄的不讲理。要骂应该骂这帮奸商太坏，怎么怪到买东西的人？退一万步，我的本意如果是送朋友来骂她，怎麽会想到这种旧社会的伎俩？要知道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怎么会知道这种旧社会拐着弯儿骂人的破玩艺儿。

接着又挖苦我的大忙人朋友：“还给我一张名片，经理头衔一大串儿！坐在这儿，腰里的BB机‘哔！哔！哔！’地一会儿一叫，一会儿一叫。什么样子！那个俗气！”

我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数落这个朋友，“也不看看你看的是什么人，这么大大咧咧的，害死人。去年春节到现在小一年了，老太太把这篮子溜溜存了一年，这气可是存大发儿了。今天这关怕是不大好过”。

老太太接着从我三岁就要打死她开始，一一历数我的罪状，说我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来打发叫化子。

不记得什么时候，话锋一转，拿出了一块怀表。我听说过这种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的头象怀表。紫铜色，古色古香，很雅致。老太太把表递到女儿面前：

“忙忙，你认识这是谁吗？”

孩子自进门来，老太太一开骂，眼泪就象断线的珠子，没有停过。这个孩子是在爱的温暖里长大的，她常说的一句话：“因为我有一个坏外婆，所以得了个好妈妈。”这话不错。我太知道妈妈是怎么伤了我的，我为什么不喜欢我妈妈。我刻意地避免一切我恨我妈妈的地方，把我小时候希望得到而永远得不到、那份我理想中的爱都给了孩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的继母玉珍妈妈）、姥姥、姥爷（孩子对我的姨和姨父的称呼），都爱她，呵护她。妈妈、爸爸、丹丹阿姨（我那位朋友）、外公、姥姥这些她至亲至爱的人，在外婆嘴里都成了天底下最丑陋、最不要脸的东西。孩子的心整个儿翻了船，简直地就是找不到岸了。几次侧过脸动着嘴，不出声地说：“妈妈，咱们走吧！”都让我压下了。我心里觉着，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来了，无论如何要尽量多呆些时候。另外也是希望这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看看世界苦的一面。孩子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

“他是谁？”

“毛泽东。”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

“毛泽东是谁？”

半天的沉寂，我的心简直不敢跳了。

这孩子如果把我们平日里在家的胡说八道变成她的想法如实说出，那可就别活了。

“不知道。”半天，女儿抽噎着又蹦出了这三个字。

事后女儿告诉我，“我知道毛泽东是谁，就不想让她知道我知道。”

我妈一下接了过去：“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这句话一出口，老太太的眼泪就落了下来，象是先把自己感动了，“这年头还有什么人真能这么记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谁是毛主席了。”老太太哽咽的说不下去。

我不由地想起文革后期，中央的老人已经没有什么人不是敌人了，总理的地位也摇摇欲坠，说不清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有一次，我妈百感交集地对我说：“现在象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人是几乎没有了。”我妈把自己比作江青应该是确切的、不为过的，也符合周围的人对她的看法。无论是我妈的好朋友还是坏朋友、亲戚还是同事，都有一个共识：“范元甄／小范，亏了没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还江青。”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情。”老太太哽噎地说不下去了。

她说话时，我始终直视着她的脸。那里没有半点的虚伪和作戏。我相信她说的都是心里话。

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绝了，生活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建起的精神牢笼里。真的，现如今这世道，是个人恨不得就得是个经理，腰上BB机乱叫，一百多块钱光鲜鲜的果篮，楞敢给你装烂果子。还有谁会记着老人家呀？外边的老老小小，上至市长，下至草民，都脱了共产主义的紧箍咒。“六•四”则更是破了共产党的神话，没有多少人真再信党了。可是，妈妈文革后就再也没有工作，又没有朋友，亲戚们是断不敢粘她。她就象埋在地窖里的陈年老酒，年代越久，“革命”的味道越“醇厚”。

其实她当年是很有过自己的思想的，她最开始倒霉就倒在给我爸爸的一封信上。“大跃进”时，我爸在外地出差，我妈给他写信，询问外地的真实情况，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导提出了质疑。我爸被隔离审查后，秘书清理他办公室的东西，在爸爸的抽屉深处发现了这封信，把它交给了当时三机部的党组。这位秘书对我爸一个字也没揭发过，之所以对我妈这么干，实在是对她气不过。我爸一出事，我妈就开始揭发他。秘书原以为我妈跟我爸观点完全不一样，没想到我妈也有“反党”思想。既然观点一致，怎么可以这么揭发呢？

我是在文革中才知道我妈的遭遇不仅仅象她一向跟我说的，完全受害于我爸。我们家在68年3月被抄了，妈妈随即被抓走，关在机关被群众专政。他们机关的专案组给我写信，我当时已进工厂，在青岛实习，让我揭发我妈。说如果我揭发，就可不将我家的情况告诉我所在单位的组织。他们告诉了我这封信的存在，我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惊。不是震惊于她的“反党思想”，而是不能相信她既然实际上同意我爸的观点，怎么可以一直以她是坚决反对我爸的反党言行、坚定的革命者自居？

我写了信，但是开头第一句话是：“我不相信我妈妈是反革命，我相信她是跟着毛主席，要革命的。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写我所知道的妈妈的问题。”我写了1961年底爸爸妈妈离婚后有一小段时间，爸爸仍住在我们家的南屋。妈妈天天逼着爸爸搬家，后来把他的枕头、被子从三楼的窗口扔下去，爸爸才因此从水电部要到了房子。不过人也许是矛盾的，爸爸从家里搬出去后，妈妈倒是时时让我们去看他，到他那里吃饭。

1960年爸爸在北大荒劳改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几乎饿死。在北京刚刚开始有高价饼干卖时，妈妈带我去百货大楼，买了整整一箱苏打饼干。我们坐三轮儿回的家，拉三轮儿的师傅还问我妈箱里装的是不是收音机，妈妈吱唔过去了。那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够买几斤高价点心的，要是让人知道这里装的都是饼干，不定要遭什么样的白眼儿呢。

除此外，没什么可揭发了。后来，我妈自己也告诉我，反右时，她正在航空学院学习，她曾经很同情被斗争的右派学生马云凤。认为他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说不上是反党、反人民。后来组织上撤了她的职，审查她的问题，自己才猛然醒悟，吓坏了，“自己怎么能够怀疑到毛主席的头上！才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要好好认识，承认错误，重新做人。”这辈子，妈妈跟我说的心里话，大概就是这些了。

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受了她的骗。她和我爸离婚、揭发我爸，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她的倒霉也不是如她一向所说，完全受过于我爸。从那以后，罩在她身上的老干部的神圣光环，在我眼里消逝了。我的小舅、大姨，还有妈妈的好朋友都反对过我的看法。他们说，我妈妈那时没有办法，为了孩子，只有那么做，我至今不能同意。也许离婚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把我爸爸置之死地的揭发，却是用保护孩子无法说通的。她是吓破胆了，那个当年认为“毛泽东不就是个师范生？”（爸爸告诉我，我妈当年刚进城时，跟我爸一起议论毛的话）的范元甄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一心一意地跟着毛泽东走的思想，跟着党走的没有灵魂的躯壳。

记得华国峰当政时，我们这代人都颇看不上他，很反感他的“凡是”论。一天在家看电视，新闻正有华国峰的镜头，我脱口出了一句老华如何、如何，她当即变了脸，声色俱厉地说：“你怎么能管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叫老华？！你简直反动的不成样子了！”当时我出了一身冷汗，告诫自己是太忘形了，家里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着呢！一不小心妈妈告到我的单位，我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可不能轻易忘记过去的教训。

文革时，我回家探亲，我妈领着我们三个孩子天天对着毛主席象早请示、晚汇报。我搜肠刮肚地找词对付妈妈，既要狠斗私心，又不能让她认为我思想反动。后来，我常常在家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认为“四人帮”当道，天昏地暗，个人、国家前途何在？我妈教训我，我听不进。她竟一封信写到我的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那儿，告发我的反动思想，让组织上教育我。幸好，车间党支部书记是个好人，叫我去谈了一次话，只轻描淡写地说：“你妈也是为你好，怕你到处乱说乱道出事。你正面理解老人的做法。”

如果说我妈当年与我父亲观点相同，为了孩子和自保，向党揭发。那么到了此时，可以说产生了质的飞跃，已经完全抛却了儿女亲情的母亲，已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了。“亲不亲阶级分”，已溶于她的血液。她已经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发。她就象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凡是派”。

我妈给我的信永远充满了革命词汇。我那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给我妈写信。给组织写思想汇报，还可写可不写，给妈的信却是万万逃不掉的。我妈会时不时地寄剪报来，让我学习“天津火车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进经验”，让我学习王洪文。说同是工人阶级，人家那样先进，你却是如此落后。

我那时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分子已小有年头了，早就知道生活中的工人阶级和报纸上无限拔高的形象是两码子事儿，也早就没有了对党报的那份儿崇敬感，知道报上天天地编瞎话骗人。我自觉报纸是没有采访我所在的工厂，采访了写出来一样好。我告诉我妈王洪文那是机遇，我要是赶上了，也能当副主席。我妈是觉得我真正成了小李锐。

后来改革开放，人人向钱看，她提起邓小平、赵紫阳那是绝对的大不敬，一点也没把他们当了党的化身。对江青，我不知她是否还有着敬意。对毛主席，我是从心底里相信她的绝对忠诚。她对主席的忠诚是她现在唯一可骄傲的资本，可以“一览众山小”，可以象以前一样眼睛永远长在后脑勺上（我姥爷对我妈的评语）。那是她精神上的唯一支柱。可叹的是不管她如何表现，党却从来没有再认可过她。文革一开始，她就挨斗，她过去的下属还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

我68年初参加工作，到青岛实习之前，妈妈大概感到文革这关她可能过不去了，告诉我家里有多少存款，存款单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她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万一出了事，要让周总理知道；总理是了解她的，会想办法救她。她被机关造反派抓走后，我给总理写了信。为怕信寄不到总理的手里，我是用的表忠心的笔法。告诉总理我是谁的女儿，爸爸无音信，妈妈被群众专政，我自己会跟着党走，不会走父母的反党道路。但是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从来没有过回音。

后来我妈自己给王力，陈伯达写信，以延安马列学院的老关系请求给她工作，也是只字的回音也没有。后来她在干校也受了很多苦。她本来就有风湿性关节炎，那时犯得很重。再加从来养尊处优，与同宿舍人根本无法相处，没人同情她。她在作了胆囊切除手术后立即被要求返回干校下水田劳动，干不动时，只能双膝跪在田里往前爬。那个时日，是妈妈对我最好的时候，常常往陕西的三线厂给我寄卫生纸、枕巾、新打小麦磨的面粉，似乎干校小卖部能买到的东西都会买了寄来。可是她回京后，一切很快就又都恢复了老样子。

我写给我妈机关专案组的信的底稿一直留在抽屉里。我妈放出来后，偷偷看了，把它从中撕开，又放回抽屉。我发现后十分生气，问她为什么翻我的东西，撕我的东西？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她无言。后来大姨告诉我，我妈跟她说：“困难时期还是自己家的人可靠。不乱讲坏话。”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专案组曾去秦城监狱找我爸外调我妈的材料，我爸一句她的坏话都没有说，尽写了关于她的好话。

可是爸爸就没有她的福分，那些最致命的“攻击”毛主席的话都是我妈妈揭发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我爸妈离了婚。本来我爸爸是准备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任用，我妈一份长篇揭发材料报了上去。据刘澜波说，传到他手里时已满是烟迹，不知过了多少人的手。最后传到邓小平那儿，邓说：“太恶劣了，烧掉！”

我始终不甚明了邓到底指的是我爸的言论太恶劣，还是我妈的揭发行为太恶劣了。反正我妈按她的意愿解释为后者。我妈是文革中知道邓的话的，颇以为荣，认为自己一直未能恢复原职务就是邓小平一手压制的结果。文革后，因她文革中揭发人太多，又是个凡是派，自然没有人敢用她。她后来给邓力群写信，那是后话。

 

话扯远了，再接着说1994年的见面。

我妈对外孙女说：“姥姥也许以后再没机会见到你了，送你这个礼物作个纪念，你要不要？”

女儿这时可能被外婆的真诚感动了，点了点头。

我妈放缓了语气问：“你哭什么呀？”

女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太太提高了声调：“你哭什么呀？为什么哭？！”

我一看老太太要急，情势不好，也知女儿根本没有能力判断眼前这个外婆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回答，就赶紧接过话题：“这个孩子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在那里不管长辈还是孩子，大家是平等的，有问题要平等讨论。”

这下彻底坏了事，我妈一下子窜了起来：“我怎么不平等了？我怎么不平等了！”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尽量平静和缓地说：“你看，你现在就不是平等的口气嘛。”

我妈几十年集聚在心中对李锐无从发泄的怒火就在这一刹那迸发了。她一个箭步冲过来，提起我的衣领：

“我今天就是对你不平等了。你给我滚！”

我知道是到“滚”的时候了，不能再呆下去了。赶紧叫孩子：“忙忙，快去拿书包、大衣，我们走！”

可是已经来不急了，老太太歇斯底里发作了。她扯着我往门厅拽，门厅那边是厨房，我的直觉是她要拿菜刀砍人（老阿姨说，她对我爸拿过菜刀）。我拼尽全力挣脱着，催促孩子：“忙忙打开门，快跑！”

我来以前，总听哥哥说妈妈身体如何不好，有心脏病，所以以为她是个衰老的病人，对于眼前这突发的千钧之力，完全没有准备。老太太疯狂地吼着：“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两只拳头向我的头上冰雹般地砸下来，我根本无法抓住她的手。十几年前发生的事又重现了。

那是文革中，我被妈妈骑在身上，揪住头发往坚硬的水泥地板上死撞，我当时感觉自己是要被撞死了。妈妈用了对我爸的那句话：“说呀！你说呀！”哥哥在一边急得叫：“你看你把妈妈气成什么样子了，你就说一句话呀！”我这时才体会到爸爸当年吵架时为什么永远不开口。因为她是那么地岂有此理，你实实在在不知道她在骂什么，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为什么要挨骂，应该说什么。我咬紧牙，一声不吭。满心的屈辱和愤恨，恨不得被打死算了，我也实在是受够了！

我叫着：“忙忙快帮帮我！”

这时我妈已将我撕扯到另一间屋子，把我压在床上堆放的大衣堆上，我完全立不起身来。她的两只眼睛使我感到很恐怖，那里射出一种饿狼扑到猎物身上时要把对方即刻撕成碎片的疯狂。手则象狼爪，向我的脸遮挡不住的部位扑抓过来。

女儿放声大哭，情急之中抓起了一件大衣向外婆的背上抽打过去，边打，边哭，边叫：“畜生！畜生！你是畜生！”

老太太怒火中烧，回过头来用拳头向女儿头上敲去。

我这下可真急了，把孩子一把搂在怀里：“你怎么可以打孩子呀？！”“妈妈，你怎么一辈子就不能平等地对待我们呀？”

我哭了，因为两个手护着孩子，没法保护自己，任凭妈妈在我的脸上乱抓，在头上乱打。心里涌起一种深深的悲哀，不是为自己，是为妈妈。为她生活成这个样子；为她的恨，对女儿的恨，对外孙女的恨，对周围一切人的恨而悲哀，一种彻底的、绝望的悲伤：人活成这样，是太惨了！

人毕竟老了，突发的狂暴伴之的力量逐渐衰退，我终于抓住了她的两只手：“忙忙快拿好东西，快跑！”我在妈妈的拖扯下，艰难地向大门移去。看清女儿已跑出大门，我突然地松开了双手，向门外跳去。

我拉着女儿从楼梯向下跑，妈妈追出来，破口大骂：“李南央，你这条美国狗！你的女儿骂我是畜生啊！你的女儿骂我是畜生啊！”让隔辈人骂成畜生，看来是真把她刺坏了。只听楼道里乒乒乓乓地门响，左邻右舍探出头来张望，惊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和女儿那叫狼狈，俩个人都哭成泪人似的。到了一楼，听见老太太上了凉台，从那儿传来了狂叫：“李南央！美国狗！你的女儿骂我畜生！”

女儿在门洞里一把拉住我：“妈妈，咱们靠边出去，她会扔东西下来把我们砸死的。”我真没想到不到十四岁的女儿在这种危急之下，还保持着这么一份清醒的头脑，没想到女儿能把外婆想成会杀人的坏蛋。

我们离开了那个宿舍大院，很远了，还能听到妈妈歇斯底里的叫声。远了，远了，听不见了……来到大街口，女儿看着我的脸，哭着说：“妈妈，你的脸上都是血，我给你擦擦吧。”我这才觉得疼，脸疼、嘴疼得张不开，头上肿得不能碰。女儿搂着我：“妈妈，你真了不起，那些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呀？妈妈，外公怎么娶了这么个老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