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射击

普希金：射击

我们驻扎在××小镇。军官的生活是大家都熟悉的。早晨上操，骑术训练，然后上团长家或犹太人开的小饭铺吃午饭，晚上喝酒打牌。在××镇没有一家大门敞开招待宾客的府第，也没有一个待字的女郎，在这儿，除了一件件戎服，再也休想看到别的了。

属于我们圈子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军人。他三十五岁左右，因此我们把他当成长者。阅历使他在我们面前拥有许多优点，再加上他平素脸色阴沉，性情冷峻，言辞尖刻，因而他对我们年轻人的头脑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的身世蒙上了某种神秘色彩，他似乎是俄罗斯人，但又取了个外国名字。他曾经当过骠骑兵，甚至也走过好运；他被迫退伍并住在这贫穷的小镇上的原因，谁也不知道。在这儿，他过的日子很清贫，同时又挥霍无度：一贯步行，着一身穿旧了的黑礼服，但他的家却座上客常满，招待我团全体军官。不错，餐桌上只有一个退伍老兵所烹调的两三道菜，但香槟酒却象小河一样够你喝的。谁也不清楚他的身分和财源，但谁也不敢问他。他有不少藏书，大都是兵书，也有小说。他乐意借给别人阅读，从不索回，他借书也从不归还原主。他的主课便是开手枪打靶子。他房间里，四壁弹痕累累，象是蜜蜂窝。各种类型的手枪收藏极其丰富，这倒是他住的这间陋室里唯一的奢侈品。他枪法高超，令人不可思议，如果他想要从某人帽子上一枪把苹果打下来，我团谁也会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脑瓜搁在他面前。我们常常谈论决斗。西尔兀（我就叫他这个名字）从不参与这种谈话。如果有人问他决斗过没有，他只干巴巴地回答，决斗过，详情不再细说，可见他是讨厌这类问题的。我们猜度，他良心上一定压着他那可怕的枪法的不幸的牺牲品。不过，我们从没怀疑他会胆小，有些人，其相貌神采令人一看就会消除了上述的怀疑。一个意外的事件使我们全都大吃一惊。

一天，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兀家吃饭，照往常那样喝酒，就是说灌了许多。饭后我们便请主人做庄打牌。他推辞了好久，因为他几乎从不赌博。终于他吩咐拿来纸牌，往桌上倒出五十个金币，坐下便发脾。我们围绕他坐下，赌局开场。西尔兀有个脾气，那就是赌牌时完全保持沉默，从不争执，也不解释。如果赌家有时算错了，他便立即补足余款或记录下来。我们早已知道他这个习惯，从不妨碍他照自己的办法行事。但是，我们中间有个军官，不久前才调来的，他也来赌，漫不经心地多折了一只角。西尔兀拿起粉笔，照自己往常的作法，把帐结清。那军官以为他弄错了，开口解释。西尔兀不作声继续发牌。军官忍不住了，抓起刷子，一下擦去他以为不对的数目。西尔兀拿了粉笔再记下。那个被酒和牌以及同事的笑声弄得昏昏然的军官，认为自己受了侮辱，气急败坏，一把抓住桌上的铜烛台，对准西尔兀扔过去，西尔兀闪开，险些打中。我们慌了手脚。西尔兀站起身，气得脸发白，两眼光火，说道：“亲爱的先生，请出去！您得感谢上帝，这事好在发生在我这儿。”

结局用不着怀疑，我们预料这个新同事定会被打死。那军官走出去，一边说，他要为翻脸负责，听凭庄家先生吩咐。赌局再继续了几分钟，但大伙感到，主人已无心再赌，便一个接一个放下手里的牌，纷纷回宿舍，一路谈论军官又要补缺了。

第二天在跑马场上，我们正互相打听那个中尉还活着没有，他本人却来到了我们中间。我们便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他还没有得到西尔兀的任何通知。这就奇怪了。我们便去找西尔兀，发觉他站在院子里，正对准钉在门上的爱司牌把子弹一粒接一粒打进去。他象往常一样接待了我们，昨晚的事，只字不提。过了三天，中尉还活着。我们吃惊地问：难道西尔兀不决斗了？不错，西尔兀没有决斗。那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居然使他满意，他心平气和了。

在青年人的心目中，这些事起初大大地损害了他的形象。勇气不足比其他一切更难得到青年们的谅解，他们惯常把勇敢当成人类品德的顶峰，而其他的罪孽都可以不必计较。可是，不久这一切都渐渐淡忘，西尔兀也恢复了以前的威望。

只有我一个人不能够再跟他亲近了。我天生就有浪漫的幻想，这之前，我比任何人更倾心于此人，他的生活是个谜，他本人在我看来简直是一部神秘小说里的主角。他爱我，至少，他只对我一个人放弃了他习以为常的尖酸刻薄的言辞，跟我交谈各种事情，总是和颜悦色，心地单纯。但是，打从那个不幸的夜晚以后，我始终认为，他的名誉有了污点，而没有洗刷掉只能怪他自己，这个想头一直没有离开我，使我难以象从前那样对待他。我不好意思看他的脸。西尔兀太聪明了，并且阅历深，他不会不觉察和猜出其原因。看来，这件事伤了他的心，我至少发现有两三次他想跟我解释，我回避他，西尔兀也就算了。从这以后，我只有跟同事们在一起的时候才跟他见面，以往那种开诚相见的交谈中止了。

京城悠闲的居民，很难体会到乡下和小城镇的居民熟悉透了的那许多感受，例如等待邮件的日子：每逢礼拜二、礼拜五，我们团部办公室便挤满了军官。有的人等钱，有的人等信，有的人等报。在那儿，邮件往往当场拆开，新闻当即传播，办公室便呈现一派非常活跃的景象。寄给西尔兀的信附寄我团，他也就经常到那里去。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拆开来，面带急不可耐的神色。他浏览了一遍，眼睛发亮。军官们各看各的信，没有注意他。 “先生们！”西尔兀向军官们说，“情况促使我要立即离开这里。今晚我就要动身。我希望，诸位不至于拒绝邀请，到我那里最后一次聚餐吧！我希望您也来。”他转向我继续说，“一定来呀！”说了这话，他便匆匆走了。我们约好在西尔兀家里碰头，然后各自走散。

我于约好的时间到了西尔兀那里，几乎全团军官都已到齐。他的行李已经收拾停当，房间里只剩下四堵墙壁，光光坦坦，弹痕累累。我们在桌边坐下。主人精神焕发，他的喜悦感染了大家，立刻变成了共同的喜悦。酒瓶塞子接二连三蹦出来，大酒杯里冒泡，一个劲地咝咝响，我们真心诚意祝愿离人一路平安和诸事顺遂。等到我们从餐桌边站起来，已经是黑夜了。大伙儿都在取帽子，西尔兀跟他们告别，当我正要走出门的那一瞬间，他抓住我的手让我留下。 “我想跟您谈谈。”他轻声说。我留了下来。

客人都走了。剩下我跟他，面对面坐下，不作声，抽烟斗。而西尔兀心神不定，那种痉挛性的快活已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了。阴郁的脸惨白，眼睛发亮，口吐浓烟，那神色就象个地道的魔鬼。过了几秒钟，西尔兀打破了沉默。

“说不定，咱们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了。”他对我说，“分手以前，我想跟您解释一下。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我是很少重视别人的意见的，但是我爱您，我觉得，给您脑子里留下一个不公正的印象，那会使我难过的。”

他不讲了，动手装他那已经烧光了的烟斗，我不作声，低下眼睛。

“您觉得奇怪，是吗？”他接下去说，“我并没有向那个蛮不讲理的酒鬼P提出决斗。您会同意我的看法：我有权选择武器，他的命就捏在我的手掌心，而我却几乎毫无危险。不过我克制了，我本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宽宏大量，但我不愿撒谎。如果我能够惩罚他而完全不冒一点风险，那么我决不会饶他一条命。”

我抬眼吃惊地望着西尔兀。他这么坦白，弄得我反而有点狼狈。他再往下说：

“就这么回事：我无权去送死。六年前我挨了一记耳光，仇人至今还活着。”

这话一下子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您没找他决斗吗？”我问，“大概，环境迫使你们分开了？”

“我跟他决斗了，”他回答，“请看，这就是决斗的纪念。”

西尔兀站起身，从硬纸盒里取出一顶带金色流苏和绦缨的红帽子（这便是法国人称之为船形帽的东西），他戴上，帽子在离额头约四公分处有一个弹孔。

“您知道，”他又说，“我当时在××骑兵团服役。我的脾气您是知道的：我习惯了出人头地，从小便养成了这个强烈的好胜心。我们那个时候，飞扬跋扈算是时髦，我便是军队里

第一条好汉。赌喝酒以海量自夸：我赢了好样的布尔卓夫——杰尼科·达维多夫曾经写诗赞颂过他。我们团里决斗是家常便饭：一切决斗的场合我都有份，不是作为公证人就是作为当事者。同事们爱我，而经常调换的团部的上司却把我当成去不掉的祸根。

“正当我心安理得地（或者忐忑不安地）享受我的荣誉的时候，我团新调来一位青年人，他有的是钱，并且出身豪门（我不愿说出他的姓名）。我平生从没有看见过这般得天独厚的幸运儿！您想想看：年轻，聪明，漂亮，寻快活不要命，逞豪勇不回头，当当响的姓氏，花钱从不算了花，也永远花不完。请想想看，他在我们中间掀起了多大的波澜啊？我的优越地位动摇了。惑于我的虚名，他便寻求我的友谊。但我对他很冷漠，他也就毫无所谓，不合则去了。我恨他。他在团里以及女人堆中的成功使我完全绝望了。我开始跟他寻衅，对我的挖苦话他用挖苦话来回敬，并且他的挖苦话，我私下估量，总是出奇制胜，尖刻有余，风味十足：因为他只不过是寻开心，而我却心怀叵测。临了，有一天在一个波兰地主的舞会上，我眼见他成了所有女士们注目的中心，特别是那个跟我有过私情的女主人对他另眼看待，我便对他附耳吐出一句老调子的粗鄙话。他红脸了，刮了我一个耳光。我和他都奔过去抽刀。女士们吓得晕过去。我们被人扯开，当天晚上我们就去决斗。

那时快天亮了。我带了三个公证人在约好的地方站着。我怀着不可理解的焦躁心情等待着仇人。春天的太阳升起了，身上热乎起来。我看见他从远处走过来。他步行，军服挂在佩刀上，一个公证人陪着他。我们迎上前去。他走过来，手里捧一顶帽子，里面装满了樱桃。公证人量好十二步距离。我应该先放枪，可是，愤怒使我激动得太厉害，我不敢相信我的手会瞄得准，为了让自己有时间冷静下来，我让他先开枪。对手不同意。于是决定拈阄：他占先，他真是个一贯走红的幸运儿呀！他瞄准，一枪打穿我的帽子。轮到我了。要他的命！他终于落进了我的掌心。我死死盯住他，一心想要搜寻他身上惶恐的迹象，那怕一丝影子也罢……他站在枪口前，从帽子里挑选熟透了的樱桃一粒一粒送进嘴里，吐出果核，吐到我跟前。他无所谓的态度使我气愤。我想，当他压根儿就不珍视生命的价值的时候，夺去他的生命，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一个狠毒的计谋掠过我的脑子。我放下手枪。

‘您目前对死好象并不感兴趣，我对他说，‘请回家吃早饭吧！我不想打扰您。 ’

‘您根本没有打扰我，’他反驳说，‘请开枪吧！不过，也随您，您还有权放这一枪，我随时听候吩咐。 ’

“我回转身向公证人宣布，我今天不打算放枪，决斗就此结束……

“我退伍以后便躲到这个小镇上来。从此以后没有一天我不想到要报仇。现在报仇的时候到了……”

西尔兀从兜里掏出他早上收到的那封信给我看。有个人（大概是他的委托人）从莫斯科写信给他说，某某人物就要跟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姐结婚了。

“您猜得到，”西尔兀说，“那个某某人物该是谁吧！我这就上莫斯科去。我们倒要看看，他在结婚前夕面对死神是不是也象从前边吃樱桃边等死那样抱无所谓的态度。”

说这话的时候西尔兀站起来，把那顶帽子扔到地上，接着便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活象笼子里的一只老虎。我没动弹，听他说，一些奇怪的互相冲突的感情使我激动不已。

仆人进来报告，马匹已经备好。西尔兀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亲吻告别。他坐上车，车里放着两口箱子，一口装手枪，另一口装生活用品。我们再次道别。几匹马便起步奔跑。

二

过了几年，家境迫使我迁居到H县贫穷的乡下来。我料理田产事务，心里却偷偷地怀念以前那种热热闹闹、无忧无虑的生活。最难熬的便是要习惯于在完全的孤独中打发秋天和冬天的夜晚。晚饭前还可以找村长聊聊，驱车到各处巡视一番，或者，检查一下新的设施，时间好歹还可以打发过去。但是，一到天色暗下来，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从柜子里和库房里找到的少数几本书，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管家婆基里洛夫娜所能记得的一切故事，早已对我讲过许多遍了，村妇们唱的歌使我频添惆怅。我开始喝不放糖的果露酒，但喝了头痛。我得承认，我担心会变成一个借酒浇愁的酒鬼，就是说，痛苦的酒鬼。这号人的先例在我们县里我已经见得够多了。我没有别的近邻，只有两三个“痛苦的”酒鬼。他们一说话就不断打饱嗝和唉声叹气。孤独还好受些。

离我们那儿四俄里有一座富裕的田庄，是E伯爵夫人的产业。但是那里只有她的管家驻守，伯爵夫人仅仅在她结婚的那年来过一次，并且只住了不到一个月。可是，在我引退的第二年春天，传闻伯爵夫人跟她丈夫夏天要下乡来。实际上，六月初他们就到了。

有钱的邻居回乡，对于乡下人来说，简直是非同小可的盛事。财主们和他们的家奴们两个月前直到三年以后都要谈论这件事。至于我，坦白说，年轻貌美的女邻居到来的消息使我非常兴奋，我急不可耐地想见她。因此，在她到达后的第一个礼拜天，我吃过午饭后便驱车去××村拜会他们，作为最近的邻居和最恭驯的仆人向他们作自我引荐。

仆人把我引进伯爵的书房，便去通报。大书房里陈设奢华，靠墙摆着一排书柜，每只书柜上放着一尊青铜胸像，云石壁炉上方镶着一面大镜子，地板上蒙上一层绿呢子，然后再铺上一层地毯。我在自己寒酸的角落里跟奢华绝缘，早已不曾见识别人摆阔气了，因而我竟胆怯起来，等候伯爵的当口，我心中有点忐忑，好一似省里的请愿者恭候部长大人一样。房门打开，走进来一个三十二岁左右的男子汉，仪表堂堂。伯爵走到我跟前，神色坦率而友好。我鼓起勇气，正要开口作自我介绍，但他抢先说了。我们坐下来。他的谈吐随便而亲切，很快使我解除了怕生的拘谨。我刚好开始恢复常态，伯爵夫人走了进来，我比先前更窘了。她确实是个美人儿。伯爵作了介绍。我想做出落落大方的样子，但是，我越是努力想从容自如，越是显得不自在。他俩为了让我有时间调整自己的情绪和适应新的环境，便自己交谈起来，把我当成忠厚的邻人，对我不拘礼节了。这时我就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看看藏书和图画。论绘画我不是行家，但是有一幅画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描绘了瑞士某地的景色，但使我惊讶的不是风景，而是画面上有两个弹孔，那子弹一粒正好打中另一粒。

“好枪法！”我回头对伯爵说。

“对！”他回答，“枪法高明极了。”又继续说：“您的枪法好吗？”

“马马虎虎。”我回答，心里高兴，谈话终于转到我熟悉的题目上来了。“隔三十步距离，开枪打纸牌，不会落空，自然，要用我使惯了的手枪。”

“真的吗？”伯爵夫人说，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而你，亲爱的，隔三十步能够打中纸牌吗？”

“找个时候我们来试试看吧！”伯爵回答，“有个时候我枪法并不坏，不过，已经有四年没有摸过枪了。”

“哦！”我说，“我敢打赌，在这种情况下您隔二十步也会射不中纸牌的；手枪要天天练。这一点我有经验。在我们团里，我也算是优等射手中间的一个。有一回我有整整一个月没有摸过枪，我的枪拿去修理了。伯爵！您想怎么样？后来我再射击的时候，头一次，隔二十五步射瓶子，我一连四次都没有射中。团里有个骑兵大尉，是个爱逗趣的捣蛋鬼，他恰好在场，对我说：‘老弟！你的手对瓶子举不起来了。’不！伯爵！不应该放松练习，不然，你会一下子荒废的。我遇到过一名最好的射手，他每天练习，至少午饭前练习三次。这成了他的嗜好，好象每天要喝酒一样。”

伯爵和伯爵夫人见我打开了话匣子，非常高兴。

“那么，他怎样练枪呢？”伯爵问我。

“是这样，伯爵！比方说，他看到一只苍蝇停在墙上……伯爵夫人！您觉得好笑吗？上帝作证，那是真的。见到苍蝇，他就大声说：‘库兹马！拿枪来！’库兹马便拿给他一枝上好子弹的枪。他啪的一枪，把苍蝇打进墙壁去了。”

“了不起！”伯爵说，“他叫什么名字？”

“叫西尔兀，伯爵！”

“西尔兀！”伯爵叫起来，站起身，“您认识西尔兀吗？”

“怎么不认识！伯爵！我跟他是好朋友，在我们团里，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兄长和同事一样看待。已经五年了，我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看起来，伯爵您好象认识他的啰？”

“认识，还很熟哩！他没有跟你讲过……不对，我想不会。

他没有告诉您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吗？”

“伯爵！您不是指他在舞会上挨了一个浪荡子一个嘴巴那件事吧？”

“他没有告诉您这个浪荡子的名字吗？”

“没有，伯爵！他没有告诉我……哦！伯爵！”我接着说，猜出了真相，“请原谅……我真不知道……难道是您？……”

“就是我，”伯爵带着百感交集的神色说，“那幅被打穿的绘画便是我跟他最后一次会面的纪念……”

“哎呀！我亲爱的！”伯爵夫人说，“看上帝的分上，别说了，我害怕听。”

“不！”伯爵不同意她的意见，“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他知道我怎样侮辱了他的朋友。我要让他知道，西尔兀是怎样对我报了仇的。”伯爵把靠椅挪近我，而我怀着最活跃的好奇心听他说了下面的故事。

“五年前我结婚了——

第一个月，即蜜月，我就在这个村子里度过的。我要感谢这栋房子为我保留了平生最好的时刻和最沉重的回忆。

“一天傍晚，我和妻子一同骑马出去，她的马不知怎么地发烈了。她吓坏了，把缰绳交给我，只好步行回去。我骑马先到了家。在院子里我见到一辆旅行马车。仆人告诉我，有个人在书房里等我，他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只简简单单说明，他找我有事。我便走进这个房间，昏暗中但见一个人，满身尘土，满脸胡须，他就站在这儿的壁炉边。我向他走过去，努力辨认他的面貌。

‘你认不出我了吗，伯爵？’他说，嗓子颤抖。

‘西尔兀！’我叫起来，我得承认，我感到毛发悚然了。‘正是，’他接着说，‘我还有权放一枪。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放空这一枪。你准备好了吗？’

“他的手枪在裤兜里凸出来。我量了十二步，就站在那个角落里，我请他快点动手，趁我妻子还没有回家。他拖延时间——要求点烛。烛拿来了。我闩上门，吩咐谁也不让进来，再次请他动手。他拔出手枪，瞄准了……我数着一秒、一秒、又一秒……心里惦记着她……可怕的瞬间过去了！西尔兀放下手枪。

‘很遗憾，’他说，‘手枪里头装的不是樱桃核……子弹太沉了。我总觉得，我们这不是决斗，而是谋杀：我不习惯向没有武器的人瞄准。咱们从头再来过，拈阄吧！看谁先打枪。’

“我的脑袋里头团团转……仿佛，我并没有同意他……终于，还是给另一枝手枪上了子弹。卷了两张字条，他把它们放进那顶我以前打穿了洞的帽子里。我又拈了第一号。

‘伯爵，你真象魔鬼一样走红运了。’他说，嘴角上挂着冷笑，那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直到现在我还搞不清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也搞不清他用什么办法逼着我干那……我放了一枪，打中了这幅画。”（伯爵指着那幅穿了洞的画，他满脸通红，而伯爵夫人的脸色比她的手绢还要白，我忍不住叫起来。）

“我放了一枪，”伯爵接着说，“唉！谢天谢地！没有伤人。那当口，西尔兀……他的样子的确吓人，西尔兀向我瞄准。猛然间，房门打开，玛霞跑进房，一声尖叫扑过来，一把抱住我的脖子。她一来使我的勇气完全恢复了。

‘亲爱的，’我对她说，‘难道你没看到我们是闹着玩吗？你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去吧！去喝杯水再到我们这儿来。我要给你介绍一位老朋友，我的同事。’

“玛霞还是不相信。‘请您告诉我，我丈夫说的是真话吗？’她转过身对可怕的西尔兀说，‘他说您跟他开玩笑，是真的吗？’

“伯爵夫人！他一贯爱开玩笑，’西尔兀回答她说，‘有一次他开玩笑赏我一个耳光，还有一次他开玩笑一枪打穿我一顶帽子，刚才又开玩笑不射中我，如今，可轮到我也来开开玩笑了……’

“说这话的时候，他就举枪对我瞄准……竟然当着她的面！玛霞扑倒在他脚下。

‘起来！玛霞！别不害臊！’我发狂地叫起来，‘而您呢，先生！请别再捉弄这个可怜的女人了，好吗？您到底要不要开枪？’

‘不开枪了，’西尔兀回答，‘我满意了。我看到你惶恐了，胆怯了。我迫着你对我射击，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你会记得我的。我把你本人交给你的良心去裁判吧！’

“说完他就往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过头看一眼那幅被我打穿的画，随手对他开一枪，掉头就走了。我妻子晕过去了。佣人不敢阻拦，只得惶恐地望着他。他走到台阶下，叫一声车夫，还没等我清醒过来，他就走了。”

伯爵不作声了。就这样，我得知这个故事的结尾，它的开头曾经使我惊讶不已。这故事的主角我没有再见过了。听说，在亚历山大·伊卜西朗吉起义时，西尔兀曾率领一支希腊独立运动战士的队伍，在斯库良诺战役中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