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电影】《站台》——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到“好人一生平安”

继续解读贾樟柯电影。今天讲《站台》。

和姜文电影多隐喻比起来，贾樟柯电影简单多了，谁都看得懂，只是需要你有一颗平静的心，略文艺的心，能耐得住性子，安安静静看。只要能坚持看完，都会有所打动，有所收获。

《站台》很简单，我也没那么多激情，讲过去的事情，也写简单点。

除了依然是故土、故人、故去的时光这“三故”，故人里是友人、爱人、亲人这三人外，我发现贾的电影，每一次都有一个小主题。

《小武》的小主题，是一个“义”字。他虽是个小偷，偷了钱包，把人家身份证都寄回去，就是一个“义”，侠义之义；一直惦记着和小勇少年时闯荡北京的革命友谊，要在他结婚时送“六斤钱”随礼，也是一个“义”，友义之义，虽然我们很少这么说；去看望和照顾生病的胡梅梅，穿过县城给她买一个暖水袋，也是“义”，情义之义；把买给胡梅梅的戒指，送给母亲也是“义”，孝义之义。很巧，汾阳县的旁边是孝义县，县名中就有这么一个“义”字。

可是一切在向钱看的九十年代，已经没几个人，把那个“义”字当回事儿了，以致于小武显得有些迂腐。在小武的世界里，小勇结婚都不通知自己一声，是“不义”；胡梅梅招呼不打一声就跟着煤老板跑了，是“不义”；母亲把自己刚送的戒指，转过头去就送给二嫂，是“不义”；最后我们看着逮他的老公安，是否有点温暖人心，刚刚找到了一点“义”的感觉，紧接着就把小武铐在了大马路上，以羞辱式执法，以这样的一个“不义”，影片结束。

这样一看，贾樟柯的用“义”，是不是十分明显呢？

同样的手法，他也用在了《站台》里。实际上，他是先写的《站台》，《站台》是作为“八十年代新一辈”的一个群像故事，苦于没钱没资源，所以先拍了个九十年代的小偷，即《小武》。等《小武》在国外获奖，老外给了一笔钱后，他就拍了《站台》。

《站台》通过山西汾阳县文工团的几个小青年，讲了一个什么小主题呢？

两个字：希望。

依然有三首很巧妙和核心的歌曲。

第一首，1980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还记得这个旋律吧？

 

生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这一帮人，和王朔、冯小刚、姜文是同龄人，1980年，在山西汾阳这样一个封闭的内陆小县城，终于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是一个诗人的时代。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旗帜下，知识分子重新有了“翻身做主”的感觉，一下变得激情澎湃。

 

既带一点颓废，又带一点浪漫，但更多的是理想，更多的是希望。还记得那首诗么？“风流哟，风流，什么是风流？”还记得那首歌吗？“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中国这艘巨轮，好像终于走出了蜿蜒、封闭、曲折的激流险滩，扬起风帆，驶向大海。就是那种感觉，而那个时代，属于这“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想想，他们多么意气风发！

 

在小小的汾阳县，县文工团的青年文艺工作者，跟知识分子沾了一点边，他们就是站在时代前沿的中国“八十年代新一辈”的代表。

 

弄潮儿。

 

所以你看，崔明亮倒坐在自行车上，驶过印有“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的桥洞，表面上看上去颓废，却是比划出“我欲乘风归去”的飞翔姿势。

 

 

钟萍不仅在文工团里，第一个烫了头，还在毛主席画像旁，跳起了具有时代新气象的西班牙斗牛舞！

 

在那个年代，这都不算什么。在大城市里，年轻人既沉浸在港台流行音乐、影视文化中，同时又沉迷西方伦理、哲学，跳的是迪斯科、霹雳舞，谈的是尼采、卡夫卡。虽然山西汾阳县文工团的小青年，还没那么前卫，但也能从他们身上，感受一到一点时代的脉搏。

 

这个脉搏的高潮在什么时候呢？

 

 

从未看到过火车的他们，不仅第一次听到火车的鸣叫，还追着火车奔跑。虽然只给他们追了一个尾巴，看着火车的远去，脸上充溢着青春的光芒，理想的色彩。

 

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就是Peak了。就好像，一艘巨轮，正驶向大海，眼看前方就是大海，突然一个出其不意的拐弯，又进了一条激流险滩，去折腾去了。

 

“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突然发现，它的目的地不是大海，而是一个封闭的湖面。虽然比以前的激流险滩好一点，但封闭就是封闭。

 

所以，中场的时候，借着主人公崔明亮的手，贾樟柯放起了八十年代中那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我们知道，这个等待是没有结束的时候。有些人结束了，比如诗人海子、顾城。

 

“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大多数人，到最后是回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庸。崔明亮在外面折腾了十年，在体制内时，好歹还是个“文艺工作者”、“脑力劳动者”、“艺术家”、“知识分子”，承包了以后，县文工团变成了“深圳霹雳柔波歌舞团”，既不像大篷车，又不像嬉皮士，最后搞得像下三滥的卖娼者。

 

转了一圈，步入三十岁，回来一看，体制内的优越性，依然出来了。从前他文工团的女友尹瑞娟，虽然放弃了唱歌跳舞的文艺理想，但爸爸是老警察，她接班进了税务局，做了县城的税务官员。青春理想没了，但一种新的优越感，却轻描淡写地，时时写在脸上。

 

 

最后，“最颓废”、最挣扎的崔明亮，还是从了。“嫁给了”这个体制内的女友。

 

这时候，进入了1990年，大街小巷上，都在放《渴望》，唱的歌是“好人一生平安”。什么“谁能与我同醉，相知年年岁岁...”这类靡靡之音。

 

时代给你发好人卡。

 

长辈们，心里想的都是挣钱，年轻人们想的是出国。还有帮人，是想着出国挣钱。作为“八十年代新一辈”的崔明亮，只剩下名字中的“明亮”两个字，其余的，都是一具空壳。

不信？

你看最后一个镜头就知道了。贾樟柯很贼，总喜欢用最后一个镜头来点题。

 

老婆已经抱娃了，一边照看娃一边照看烧开水。崔明亮手上夹着一根烟，瘫在椅子上睡着了。水烧开了，发出像“火车鸣叫”的嘘嘘声，那娃娃很喜欢听这个声音，妈妈逗着玩，娃娃嘻嘻哈哈笑，作为父亲的上一代人崔明亮，却这么永远睡着了，没激情了。

 

这个娃娃是谁呢？他/她又有激情，又有希望，他/她就是九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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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好人”，也有一个寓意，变成了后来的《三峡好人》）。好人的意思，就是你闷闷地受着，好像被人看做哑巴的矿工三明。早上下煤矿，晚上出来，一天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