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谈解放战争：中共的好炮射手都是俄国人
本文摘自：《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作者：邓野，原题《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核心提示：于是傅将话题扯开，说道：“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扬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衣服，并且也不进城，不似美国人，每须为之开辟跳舞场。”
9月17日下午1时，徐永昌、马鸿宾一行飞抵包头，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等机场迎候。徐记载：“午饭饭后与宜生畅谈。余谓今年一月间，若听余言来绥，何至在平受数月闷气。”徐首先与傅谈闷气，也就是首先挑逗傅的情绪。此招果然奏效，“谈话间宜生突发议论，以为凡做首领的皆非好人，好人就做不了首领。并及共产党首领尤其没有好人，他们最专治，不令任何人有自由。过去若干倾心于共党者渐有觉悟”。顺着觉悟这个话题，傅接着发表议论，徐记载：“渠之长女在乎津亦是有名的作家，在共方每延誉，渠在家里则嫌其不前进。渠语女，以对汝只有义务并不要权利，以后各行其是，某纵然死去，亦不要你收埋。”傅之长女即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
以上所言无非是些气话，徐傅二人远道相会当然不是为解闷气，不过解解闷气，二人也就有了沟通的基础。晚饭后二人再谈，傅“颇询国军能否守住广州，美援为何”。傅并建言：“若能努力轰炸解放区各大城市的电力厂，则一切大小工业停顿，必能使全体工人发生反共作用。强似无目的滥炸，徒生人民反感多矣。”
不难看出，傅的话题已由气话转入实质问题。傅提出广州能否守住和美援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美援的程度决定广州能否守住。这是傅在摸对方的底，揣测广州的气数是否将尽。傅献上了一个颇为厉害的轰炸电厂之策，但并未亮出自己的底牌，即绥军与其个人的去向。而徐主要是听，也不急于表明意见。头一天的谈话二人都是在观察对方。
9月18日，徐记载：“早间张庆恩来，转来蒋先生致宜生电，略云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后，余若不听共匪甘言爱国抗日对外等等，国家不致受了其后的大祸，所以宜生切勿再受共党险恶的欺骗云云。”如前所述，蒋对于傅之返绥“不存奢望”，徐亦然，蒋电的到来无非是尽力争取。但既然蒋有意争取，徐永昌此行的任务也就明确起来，即策反傅作义。
傅作义并不看重蒋电，因为蒋电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在18日的谈话中，傅再度向徐提出美援问题，徐答：“很有希望。”仅此一句敷衍而空泛的答复，实际上说明了美援并无多大希望。于是傅将话题扯开，说道：“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扬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衣服，并且也不进城，不似美国人，每须为之开辟跳舞场。”徐答，“有无阴谋亦即在此。”不过，有无阴谋并不能说明美援有无希望。此后，傅再也不提广州能否守住一类话题，因为他对美援的情况已经心中有数。
接下来傅作义提出一个全局性问题：“美苏战争看来亦不会远。”所谓美苏战争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问题的内涵在于，它一直被国民党视为挽回败局的契机。既然傅有此判断，沉闷的对话开始活跃起来。徐说：“所以吾人无论现在军事如何失败，但正在改进，以待国际情势之好转。”在这个虚构的情势好转的基础上，徐继而要求：“在我看绥远仍须走我从前对董其武所说的路线，蒋先生许以川北为绥军根据地，并指挥西北各军。能开川、陕、甘边界固好，即先开河西，亦令西北各军悉受节制。”
至此，徐明确提出对绥军和傅的要求，徐首先亮出了此行的底牌。然而，话题一旦涉及绥军西走这个实质问题，傅便不再跟进，冷漠地回答：“绥军开不动，也不能指挥他人。”这就是说，尽管傅判断美苏战争不会太远，但在战争发生前，傅并不会轻易上钩，再度与蒋捆在一起，而是特意与蒋之间留出一定的距离。
就在徐傅交谈之间，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于18日上午举行。徐当即得知：“此间旅长以上十之九均已签名拥护傅宜生二月（按：应为一月）间和平主张，诋毁政府，赞成共党之宣言，一俟全体签名，即行发表……此其内心趋向可知矣。”根据签字仪式的举行，徐永昌判断已经探到傅的“内心趋向”。其实，徐远未探到傅那个深不可测的底。
9月19日是徐在绥远的最后一天，傅作义特意安排在此一刻向徐最终亮出了全部底牌。徐记载：“九时许宜生来，谓此地不能谈话，乃偕过渠处。”此前的谈话均在徐处，这一回所以变更地点，因为这将是傅真正的交底。易地之后，傅“秘谓：今日绥军‘守’力量不够，‘攻’势更不济，‘走’官有二万眷属，毫无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为绥远人，一时难于开动。自己一人南去无用，亦复无聊。即使蒋先生叫我指挥别人军队，人家对我亦无信心。所以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
徐永昌前一日提出绥军西撤并由傅节制西北各军，被傅拒之，但傅当时未说明理由，以上关于“守”、“攻”、“走”的结论，就是对徐的解释。然而问题的核心并不在此，而在“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生存的意图何在，这才是傅的底牌。
接下来傅揭开了这个谜底。他说：“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今日对蒋先生须求有效果的途径，如系维持现状，绝无生存之理。以联共求得时间，而以革命求进展，利用合作农场，半年数月间可增至二十万人。明年三、四月间将为中共最痛苦之时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经济，中共绝不能成功。简言之，领导人物大多数皆是坏人。等等。最后结论，中共可能失败”，“（渠）要扩展实力，即是将可用干部放入农村。”
傅将中共最痛苦的时期判定为1950年三四月间，这是指中共难以渡过这年的春荒。而利用合作农场，将干部放入农村，此即傅之底牌。傅早年担任绥远省主席时，欣赏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学说，在绥远推行过教育、生产、武装三位一体的农村制度，即教、养、卫制度。傅所称利用合作农场，就是寓兵于农的意思。傅的计划是，一旦中共遭遇困境，而傅又赢得发展时间，届时便可“打出去”了。这就是“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的意图。随着这个计划的披露，傅向徐亮出了底。
经过上述解释与交底，最后，傅作义以一段对蒋的感情色彩颇为浓厚的表态作为此番陈述的结束。傅说：“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力量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为中共杀害，但并未希望蒋先生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来如此之切，亦并非要好友为之保证，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华民国胜利因素中仍有傅作义一员。傅作义必有轰轰烈烈之功绩以报国家，以报蒋先生，不然有死而已。”据徐记载，傅“言下痛哭，且谓不想作了如此错事，对不起人”。好友指徐。此番陈述解开了这样一个谜底：绥远起义之际，傅作义为什么一定要留出一个时间差与徐相晤？说到底，就是为自己预留后路，一旦政局生变，有人为其作证。
大概为傅之“痛哭”所感染，徐不无动情地说：“想不到你要走此艰难之途径。”不过徐的话题立即回到其使命上来，徐说：“中共军队南下成功，到某阶段必以余力向绥军压迫与清算，还不如此时带走，总可得两三万劲旅。”然而话题一旦至此，傅又缩了回去，以种种理由推之。这就是说，在对蒋的态度上，傅之所做与其所说，并非表现为零距离。
作为对蒋正式的政治交待，谈话之后，傅向徐递交了一份上蒋呈文。这是傅作义就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党建等等问题，向蒋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献策。呈文分为“（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相持阶段之形成”、“我们的做法”三个部分。关于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傅着重指出中共的几个弱点：“外交孤立”：“经济贫困、食粮发生不足”：“军队前进太快，后方空虚”。关于相持阶段的形成，傅重点建议：“封锁，疲困经济”：“轰炸电厂，以扰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陆，以分散敌兵力”；同时建议侧重宣传中共“出卖国家民族”。关于“我们的做法”，这是一个重建国民党的意见，核心是“我们应认识我们已经失败，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
归纳起来，傅对徐的交底以及上蒋呈文，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一个要做蒋的孤臣孽子的表态。
如前所述，傅作义在7月14日呈毛泽东的上书中，称蒋、阎卖国，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封锁海口、滥炸人民，没有希望等等。而在9月19日呈蒋的上书以及与徐永昌的一系列谈话中，则称中共卖国，美苏战争不会远，建议封锁、轰炸电厂，并称中共不能成功等等。将两者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些甚为相近的词句，但问题的对象完全不同。
据王克俊记载，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于9月18日上午举行，但孙兰峰并未签字。董其武与孙兰峰为绥远的两位军政头面人物，董在起义问题上态度鲜明，而孙则不甚明朗，称病住进医院。如果孙不签字，绥远起义便不是圆满的。为此，傅作义抵绥后对孙做了反复的动员。傅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础……从北平和平解放到现在，事实证明我们是做对啦！路是走对啦！”可以肯定，傅的劝说是孙最终签字的重要原因，但同样可以肯定，这并非惟一的原因。
孙兰峰对其住院一事有这样的说明：“徐永昌和傅先生见面之后，还表示要同我见面。我为了不使傅先生对我产生怀疑，我决定不和徐永昌见面，就装病住进医院，对外任何人都不见。”总之，不容置疑地将徐拒之。然而不幸，徐永昌披露了与孙的秘密会见。
9月18日下午，徐永昌胃病复发，一度昏迷，一时间来客均不能见。是日，徐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晚“十一时孙兰峰再来”，“再来”说明孙此前已来过，因徐病未能相晤。此次，孙对徐说：“宜生现在迫其签字，避走不得，并言此时屈从，将来必可对国家发挥力量。”在孙做了这番与傅作义大意相同的陈述之后，徐永昌的表态是“许之”。
这就是说，孙兰峰见过徐永昌，是瞒过了傅作义与董其武。“许之”，指孙参加起义一事得到徐的批准。据王克俊记载：“十九日凌晨，孙兰峰终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幡然觉悟，给傅先生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参加起义。清晨，傅派我带着通电文件到孙住处让他签字。”上述记载表明，孙所以于19日凌晨“幡然觉悟”，原因是他已于18日深夜得到徐的“许之”。
孙从未做过徐的部属，其行事无须征得徐“许之”，所以多此一举，说到底，就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从徐永昌前面的记载看，傅作义邀徐会晤的电文多由孙兰峰经手，而不是董其武，因此孙大体上可以揣摩到傅的此番用意，故而做出了一个与傅大致相同的两手安排。
徐永昌忽病，引起傅作义的不安。19日上午傅与徐深谈之后，对邓宝珊说：“次辰（徐永昌的号）病了，要呆在这里不走。他不走，我们不能起义，不是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吗？”可见，傅上午在徐面前“痛哭”之后，中午即设法如何将徐快速送走。董其武记载，傅与邓商定由邓出面见徐，邓故意要求徐留下来领衔起义，徐见不妙决定立即离绥。
邓徐谈话时董并不在场，从徐永昌的记载中没有看到董其武描述的那些话，不过邓的确说了些不甚好听的话。徐记载，邓来后“一再劝余辞职务。并谓你的身体不堪再劳苦下去，政府已不可救药，徒自摧残自己，于事无益”等等。邓同时也说了些解释性的话：“三户亡秦已非其时，奈何。”这是对绥远起义的解释。
结果是，徐永昌于19日下午2时飞离包头，而绥远起义通电则于4时发表。
现在，将9月19日在绥远发生的事串联起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清晨，孙兰峰签字之后，起义通电的签字手续圆满完成；上午，傅与徐深谈，亮出了寓兵于农的底牌，并递交了一份全面献计献策的上蒋呈文，至此，傅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政治交代；中午，由邓宝珊出面将徐赶走；下午，徐于2时飞离，绥远起义通电于4时发表，至此，傅完成了对共产党的政治交代；当晚，傅、邓等登车启程返回北平。
傅作义一日之内一并完成对国共两方的政治交待，并且整个安排策划周密，对于国共均无破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