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1968年吉林大学教授遭江青迫害,躲进大兴安岭10多年

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1968年吉林大学教授遭江青迫害,躲进大兴安岭10多年

 百晓生谈历史 百晓生谈历史
 
 2024年11月10日 21:47

“一切一切,所有的经历我都不能、也不敢忘却,我时时想,在当代文明世界里,谁有我这样如此凶险、奇特的遭遇?”1978年,任化民如是说道。


1968年,东北三省到处贴着对任化民这个攻击江青的“现行反革命”的通缉令。


任化民说:“我是实在忍受不了这一切而“畏罪潜逃”的。”

 


任化民先是跑到在边境工作的兄长那里,然而,他没有想到捉拿他的通缉令已在那里贴出。


“在哥哥的劝说下,我只好揭下了一张通缉令到当地公安局投案。但我太天真了,我的自首行动并没有得到好报应。”被送回母校吉林大学后,任化民又多了更大一条的罪状:企图叛国投修。

 

这时候,“专政”的声音响彻云霄,昔日的数学楼改名专政楼,成了领导干部的监狱。“

 

“在专政楼的一间教室里,我被木棍、三角带、自来水管打得昏死过去了。”回忆其昔日的遭遇,任化民依旧有几分胆寒。专政人员指着任化民的“尸体”说:“你们看,这就是顽固不化畏罪逃跑的下场。”

 

醒来时,任化民躺在血泊里,“我的第一感觉是寒冷。”头发和衣服全被泼湿了,伸手一抹,嘴角正流着血,白汗衫上还是一道道血痕。

 

深夜,几个暴徒将他按倒在地捆住双腿,“他们在我两腿中插过两条木方,拼命向两头压,每压一下我就痛得眼前一片漆黒。”

 

1968年,10月4日,通知任化民,第二天要给他“会诊”。

 

“我预感到死神来临了。”


深夜,“我睡不着,我想过死,几天来不断地有人自杀,科研处长自杀了!半导体系一个教师自杀了!一想到死,我就想到我的女友,想到父母,死之前也要见一见他们。”

 

凌晨四点,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就醒了:“报告,我要上厕所……”他们一个个走出屋。任化民心里怦怦直跳,也喊了声:“报告!”

 

任化民又瞥了一眼自己的“反省日记本”。


由于连续发生自杀,全楼各屋的窗户都用钢丝固定死了,只有厕所的窗户不能封闭,可是上厕所的一个跟着一个,任化民不能跳上窗台,又不能长时间留在厕所。


趁看守对火吸烟的时候,任化民闪身上了三楼。


“三楼没有人,我进了厕所,我知道楼下就是武斗工事拆除场下的砖头瓦块,靠墙还有三百八十伏高压线,估计离墙最近的有六十厘米,碰上就得死。”


任化民爬上窗台,双手紧紧抓住铁窗,身子慢慢往下沉,待身子全送下去了,一松手“呼--”,电线没碰着他,只觉得脊背和屁股碰在二楼窗台上。


一刹那,他被反弹出去,摔倒在砖瓦上。


摔破的地方剧痛,他知道自己没死,不死就得快离开,咬牙忍痛坐起来,发现骨头没断,于是挣扎着站起来,向夜幕中走去。


十年后,“难友”们告诉任化民,这天早展专政人员发现他不见了,把楼内搅个天翻地,他旁边的教授打个死去活来,最后只见到他跳楼前写的反省日记。


“清清南湖水晶坟,碧波荡漾掩尸魂。浮萍做镜鱼做侣,人间难觅此幽阴。——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


任化民表示:“这是我留下迷惑他们的,表示我要到南湖自尽,后来听说他们还真到南湖捞过我的尸首。”


任化民到哈尔滨去见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姐夫,一见面他就猛一怔,拉着他到背人处,说:“你是任化民。”


任化民说:“你怎么知道?”

 


那位姐夫说:“你和通缉令上的照片一样,这太危险了!你得到农村去,城里呆不得了。”


任化民途经齐齐哈尔、白城等地来到洮南附近的一个小站下了车。深夜,望着北斗星向家乡方向走。


站在洮儿河南岸,任化民确定了自己的家乡应在北偏东40°方向上。


任化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饿得不行,只好在地里找没收净的苞米、大豆吃。


在野外,任化民说:“吃生粮这还是第一次,头几口很难咽,接着吃下去便什么腥味也没有了,只剩下香甜。渴了,我找到一个水泡子,水太脏太浑,里边似乎还游着小生物,我摘下帽子兜起一帽子水,举起来,仰头接帽子滴下来的水,这至少不能把虫子和孑孓喝进肚子里。”


第五天深夜,任化民走完了一百里路。


看见了自己村里的树梢,任化民突然犹豫了:是去东广镇还是回家,也就是,去找自己的女友还是去见父母。


他推断道:“有一点是肯定的,两处都要设卡捕我,比较一下东广更危险:一、那是城镇;二、他们估计我不敢回家,找女友可能性大。”


这天夜里,风雨交加。在天明前最冷的时候,任化民进了村子。


“当我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母亲吓呆了。学校几次来搜查,她知道我是逃跑了,日夜祷告,寝食不安。当我真的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在黑暗中摸着我身上的伤痕,泪如雨下。”


弟弟妹妹都被惊醒了,爸爸在地上来回 走 着“万一发现,全家都完了,这该怎么办呀。”全家在黑暗中哭泣。


外面,鸡开始叫了。


母亲说:“把孩子藏在地容里。”


“那可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任父说。


“搜出去就拼命!死!全家人都死在一块。反正这样活着零遭罪,还不如死了痛快。”任母就这样下了决心。


任化民在地窖边挖的地洞里,隐隐约约听到了鞭炮声,他知道可能是子夜了。自从他藏在地窖里,全家人成了惊弓之鸟。


去年这个时候,正是他和女友团聚的时刻。

 


大年初一,母亲打开洞盖,用手擦一下脸上的泪水,叫着他的名字。他无力地睁开眼,支撑着坐起来,接下了母亲给我熬的药汁。
“妈,我想见一见我的女朋友,一次就行。”
任母泪如雨下:“她现在象你一样,一天不说不笑,比以前瘦多了。”


“妈,我要见她,让她知道我在家里。不然,也会折磨死我。”


“这不是小事,得问你爸爸。”


天黑后,任父来到地洞,没等儿子张嘴,他就吼道:“让你女朋友到这来,简直是胡闹!”
他呆呆地望着洞壁,碗里的药都洒了。


初三,妹妹送饭时带给任化民一封信。他一看信封心里就一亮,那是女友的字体。


“伯父伯母:春节好,妹妹弟弟都好!今年春节和去年春节过得多么不相同啊!你们一定很难过,我也很难过,追捕的人来过好几次了。此时此刻,化民在哪里呢?我真恨不能飞到他身边,和他一起承受这苦难。寄上我们的合影一张。恕女儿不能前去拜年!”


任化民读了一遍又一遍,只觉得一股力量注入周身。


他说:“我热血沸腾,精神倍增。爱情就是力量,她能鼓舞我战胜死亡。”


把合影用自制镜框装好,挂在洞壁,仿佛女友每时每刻都看着自己微笑。


1971年,春日已至,为了不拖累家人,任化民只能离开。


从此,任化民开始了充满奇特坎坷的流浪生活。“任化民”这个名字必须要改。


“我化名任启学,按任门家谱排列,我这一辈子应该是“启”字。这个名字容易被我亲属一家子相认。”


“大学生的身份是暴露不得的。可也不能说是大老粗,时刻加小心也难免举止言谈流露出书生腔,那就说是高中毕业生吧。既然是高中生,年龄也得小,我长得面嫩,又没胡须,装年少完全可以。这样,我这二十七岁的成年人变成了十九岁的小青年。”


为了避免嫌疑,任化民以孤儿的面目出现,这样不仅能取得善良人的同情,也能减少对他不与人遗信所引起的怀疑。


然而,对于任化民来说,说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里紧张。在进第一个村的时候,象初次登场的演员一样,心怦怦直跳。


从此,任化民开始在绰尔河、神山一带流浪。


他把很大精力都用在隐瞒自己的身份上,整天谨小慎微,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又飞来横祸。


“1972年春天,我流浪到大兴安岭鄂伦春自治旗,开始了更艰难的流浪生活。”任化民自述道。


任化民先认识了一个林区工人,在他家只管吃白干活,实际上是当长工。因为没有地方住,就暂住在一个刚发生过凶杀案的没人住的木棚子里,到了夏天就住牛棚。

 


冬天,任化民冒着四十度严寒,迎着大兴安岭的冰雪,吃力地拉着牛车。


“不知底细的人,以为我是牛车和木材的主人,认识我的人都把我当东家的亲戚。也有人猜到,我是个避难的人。”只有他心里明自,只有这样,才能在这里站住脚;只有这样,才能熬日子,才能免遭是非。


“深夜,我躺在大兴安岭下的木棚里,盼望天明。我常常睡不着,也常常梦里惊醒。我希望世界上能有这样的医生,不仅能改变人的容貌,而且能使人忘记以往的一切不幸。”


这一天,由于邻居告密,吉普车突然开到大门前。


警察刚跳下车,任化民已经从北窗跳出去了。


“从此,我只有一条路了。一九七六年,我在大兴安岭深山老林里开始了野人生活。”


任化民点燃松树下枯叶草团子,绕出房场和防火道,用松树杆做骨架,铺上桦树皮,里面用木杆搭铺,垫上干草,铺上皮。这窝棚,山里人叫“摄罗子”,这就是他的“家”。“我藏身的地方往东,跳过一道沟就是野猪沟。那里柞树多。橡树也多,自然野猪就多。还有“黑小子”,就是熊。山里人都怕遇上它,所以从不直呼熊名,以图吉利。”


多年的大兴安岭“野人”生活,使任化民获得了一些防身本领。

 


任化民开始熟悉周圈的环境。他用一个上午时间的袭击,特别要防备狗熊。


“煮好的蘑菇汤上,漂着白花花一层蛆芽,我知道蛆芽是营养丰富的蛋白质,于是闭上眼睛往嘴里喝。”任化民只能鼓励自己,这不是品尝味道的时候,身体需要就得喝。


任化民只能告诉自己:“我要活,我要活下来。”


到了夜间,气温急骤下降。任化民在火堆旁用猎刀刻着桦树皮,用他的圆珠笔在桦皮上记着“林中日记”,只觉得背后冷嗖嗖的寒气逼人。


“拿起桦皮林中日记,我就怀念起人类生活,只有新时代的野人与人类诀别时才会有这种失群之感。”

 


任化民开始起早贪晚地抢时间采集。“一百多斤榛子可以吃一个多月,不过吃长了,心里发火,嘴角生泡,并开始溃烂。我每天喝黄蘑汤生津止渴。”


在大兴安岭,有三十斤木耳差不多就可以“办”到户口。任化民每走不远,就用猎刀砍倒一棵小皮桦,白桦叶子正面是绿的,倒下后露出反面的银灰色,很容易看得清,这是回来的路标。


许多松树、桦树、柞树被刮倒了,倒地的桦树和柞树已长满黑茸茸的木耳。


任化民用千疮百孔的农服包着一大包木耳。抬头看太阳,太阳躲在云朵深处看不到了。他说:“我强作镇静辨别着方向,怎么能辨别得了。四周都是一样的倒木,一样的草丛,一样的林子。”


“根据树苔判断方向,可惜密林终年不见太阳,树根周团都有青苔。结果,我把西北看成南,差了一百三十五度。走出迎风坡,看不见我砍的桦树路标,我慌了。”


随后,任化民又向另一个方向走去。


越走越看不清自己砍的路标,他的心一阵阵发慌。


“在大兴安岭,我见过无名死尸,看来我也要……唉,活着受尽人生苦痛,死后永不得超脱。”但他最终是走出来了。


“睡梦醒来,我又去拽我的狍皮,又去抓我的弓箭。我抓到的是招待所松软的被褥,我看到的是我意识到那一切已成为过去,走廊的是灯光而不是星光,我意识到那一切已成为过去。”


十年多了,这是我当年无法预料的十年。


那些艰难的岁月恍若一场梦。回校以后,任化民和同学们联系,有的同学竟记不得任化民是谁了。


“是啊,在他们的记忆中我早没了。”他感慨道。


任化民住在学校的招待所,这里“牛鬼蛇神”集结,有的从监狱出来,有的从劳动农场,从农村回来,大家互相称呼“野人”“老右”。大家互相讲述离奇古怪、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

 

 

任化民颇为感慨:“我的同班同学,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变成终身残度,有的挖了十年煤,有的放了八年羊。十几年啊,多少人改变了以往的生活道路,他们原都是奋发有为的青年,是谁安排了他们的命运,是谁?”


1978年,任化民回到久违的母校吉林大学后,落实政策。1986年入伍,进入某陆军学院任教,在此期间荣立三等功二次,二等功一次,荣获金质学雷锋奖章,某军区优秀教员标兵,并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他从大兴安岭走来,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教授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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