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戚本禹推荐我给江青做秘书
文革中，我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命的江青第一任秘书（负责收发和管理文件的机要秘书，以下简称“秘书”）。在我之前，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许有人，如警卫员被人称过秘书，或者也兼做过一些机要秘书的工作，如收发文件等，但其身份和职务不是机要秘书。此外，也确有人给江青做过一些秘书工作，如戚本禹帮助江青看过群众来信等，但他主要的工作不是给江青做秘书，只不过是顺便代劳。因为江青在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以前，除了给毛主席做一些秘书工作外，没有什么实际职责，因而办公厅没有给她配备专职秘书。
江青有秘书，是文革开始以后。在文革十年中，江青先后有四任机要秘书：第一任是我，从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到１９６８年１月９日；第二任是杨银禄，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３年６月；第三任是刘真，从１９７３年６月到１９７４年４月；第四任是刘玉庭，从１９７４年２月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逝世于２００３年“非典”）。
我担任江青的秘书，不是江青指名要我，也不是我毛遂自荐，是当时组织安排的。在这个问题上，戚本禹可能起了主要和关键的作用。我给江青当秘书是戚本禹推荐的。
陈伯达被审查时写的材料中说我给江青当秘书“可能是关锋介绍的。”（见《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５页）
这个推测事出有因，因为文革前我在《红旗》杂志社工作，一直是在关锋的直接领导下，是关锋的部下和学生。其实关锋当时是不大赞成我给江青当秘书的。在我已担任江青秘书后，他有次见了我，跟我说，“你政治上弱，不敏锐，不适合给江青做秘书。”所谓我“政治上弱”，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１９６６年２月，彭真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问题的汇报提纲》（又叫《二月提纲》）。在一次讨论会上，我说，《二月提纲》很好，说明中央重视学术讨论，制定和颁发关于学术讨论的文件，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对我这种看法，关锋批评我没政治头脑，看不出问题之所在。他问我：“谁是学阀？”我回答不出。
极力推荐我给江青做秘书的是戚本禹，这是戚本禹当时亲口告诉我的。
１９６６年冬的一天，我和戚在钓鱼台院子里散步，他跟我说：“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我看你还比较细，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
我说：“不行，我没当过秘书，不知道怎么当。”
他说：“不知道不会学吗！收发文件你不会？挑选文件你不会？只要细心就行。反正我已经向江青推荐你了。”
当然，我给江青当秘书，也不是戚本禹一句话；后来汪东兴告诉我：“你的档案是我审查的，你给江青当秘书是我挑来的。”我给江青当秘书还要过中央办公厅这一关。
无疑，最根本和最重要的环节还必须是江青同意接纳我；而在这方面，戚本禹的推荐和介绍我想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当时，就了解我而言，在比我高一层的人当中，除了关锋就是戚本禹了。而且我当时就在戚本禹手下工作。这次谈话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十天或半月左右，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晚上，——这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戚本禹到我当时工作的房间来（他的办公室就在我住的隔壁），兴冲冲地跟我说：“已经定了，调你去给江青当秘书，现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楼去！”我马上整理了一下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着戚本禹去了。从这时起，我离开了工作五六个月的钓鱼台十六楼，搬到江青当时住的钓鱼台十一楼，开始了给江青做秘书的工作。
究竟经过怎样的推荐、审查和决定，其具体过程我一点不知道。后来听到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有四个人参选，我是其中年纪最小的，２９岁，参加工作年限最短的，５年，级别最低的，行政２２级，工薪收入最少的，５６元。
给江青当秘书这个事怎么落到我头上了？
事过３０多年后，我准备写回忆录时，才想了解一下。于是，我往上海拨通了戚本禹（他改名戚文）的电话，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当时具体怎么谈的和谈了些什么也记不清楚了，但是不管怎么谈、怎么说，大概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是少不了的：
第一，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清楚；
第二，政治可靠，工作认真负责；
第三，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写的文章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关于“政治可靠”的含义和界说，现在和文革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而言，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其中自然包含着严重的个人崇拜成分。我个人这些条件，再加上我在文革中的表现，我被选做了江青的秘书。
我在做江青秘书前，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办信组工作，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后，各方面的来信，特别是社会上群众给她写的信一天天多起来。江青本人看不过来，首先由戚本禹帮助她看和处理，到１９６６年７月中下旬，戚本禹把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的梁川借来帮助他。我是文革初期，６月３日，戚本禹把我从《红旗》杂志借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７月４日，他又把我带到钓鱼台，安排在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到８月中旬，戚本禹叫我离开简报组，协助梁川办理江青的群众来信；不久，梁川回秘书局信访处，由我独立承担江青信件的处理。
到了８月３１日江青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以后，给江青的信猛增到一天几百封，上千封，甚至有时一天达两千多封，每天都是用麻袋装。就在这种情况下，调人组建了江青办信组。人员扩大到七个人，由我负责。人员构成：《红旗》杂志社２人，马列主义研究院２人，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１人，军队干部２人，其学历大多数是大学本科（还有研究生），军队干部一个是连指导员。从人员构成来看，应该说，这是一个有相当文化水准的办事机构。
大概与此同时，也调进二三十人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信组，地点设在距离钓鱼台三四里路的花园村，处理大量给中央文革小组的群众来信，其中有几个人专门处理给组长陈伯达的信。
江青办信组设在钓鱼台十六楼，即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后改称办事组）所在地，直接归戚本禹领导。专设江青办信组，虽有实际的需要，但也表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地位的特殊。
我在江青办信组怎样工作？
戚本禹在文革前当过多年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科科长，有经验，他告诉我对江青的群众来信，基本上分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必须送给首长看的，这是指首长亲属、朋友和熟人来信以及关于重大、重要问题的来信，而凡属于送给首长看的信，都要做出摘要并附原信一并送阅；这样的信每天至多只能选３－５封；
第二，根据信中所述问题的性质，转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包括林总（林彪）处、总理处、各副总理处、各部委、各省市等等；这是最大量的，大概占所有信的９９％以上；
第三，凡是反对和攻击首长的，都转公安部，由公安部处理。
戚本禹还说，不好处理的信，你拿不定主意的，可随时问我。他特别嘱咐，江青同志的群众来信一定要处理好，从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说实在话，当时我们全组同志都是怀着热爱毛主席和崇敬江青的心情来对待这项工作的，十分认真，十分负责，不怕苦，不怕累。中央部委和各大行政区，每人负责一处，平均说，每天每个人要处理二、三百封信，当然绝大多数粗粗一看就能定了，比较仔细看的也就几十封。信的内容很庞杂，各种各样的都有，有伸冤的，有告状的，有反映情况的，有揭发问题的；有公事有私事，有大事有小事，有历史问题有现实问题，如此等等。
当时我分工处理中央各部委的来信，除此之外，我作为负责人，还要从各人送给我的比较重要的信中选出３－５封作为送给江青看的。当时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甚至加班到十一、二点钟，十分紧张。而当时在一种政治狂热情绪支配下，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谁也不说什么。
在我负责江青办信组四五个月的时间里，没受过江青的批评（也不记得是否受过表扬了），大概她还比较满意，这恐怕也是她接受我给她做秘书的一个原因。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还结识了李讷。
李讷——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我比她大３岁，都是大学毕业，我学哲学，她学历史，有共同语言，关于文革观点也一致，谈话很投机，经常在一起聊天。有一次，我和李讷两人在离文革小组成员会议室不远的一间屋子聊天，江青和陈伯达走进来，江青说：“你们两个出去，叫我们两个谈。”——至于他们两个谈什么我当然不知道了。
李讷有一天晚上很晚还没回到钓鱼台，江青很焦急，怕出事，我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王广宇奉命开着车到处去找她。我因为给江青办信，信中谈到江青的某些情况（当然不包括骂江青的），我有时也跟李讷说一说。有一次一封信中寄来一张江青三十年代的照片，不是剧照，我拿给她看，她脱口即说：“漂亮的小妈妈！”在李讷看来，妈妈比她长得漂亮。我觉这是实话。从形体和相貌讲，李讷七分像毛泽东，三分像江青。她还跟我说：“别人是严父慈母，我可是严母慈父；我不怕爸爸，有时却怕妈妈。”我对李讷印象不错，她对我印象大概也可以。直到后来我做了江青的秘书，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选我做江青的秘书，李讷恐怕也起了推动作用。
文革后，我和李讷仍然保持联系。
逢年过节我常去看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个春节，我去看她时，见了我，寒暄后，她立即向她丈夫王景清介绍：“他是给母亲做秘书的人。”王景清接着说：“你吃苦了！”看来他也知道我受江青迫害的事情。往事如烟，弹指一挥，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和李讷如今都是接近和超过８０多岁的老人了。
二、向江青报告批判陶铸的群众来信
我在给江青办信组期间，就和江青有接触了。
大概从６６年８月，戚本禹调我专职为江青办信以后，我就有机会常与江青见面。当时给我的印象，她待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态度还蛮平和，见面时往往还主动和我们打招呼。没有像后来大家所感受到的那种居高临下、不近情理、变态、迫害狂的做派。
在我给江青做秘书前，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后称办事组）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诚心诚意地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接受和相信他关于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认为中央真地出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悬在头上，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处在危机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修正主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就是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心想：“夺取政权，咱没赶上，保卫政权，决不能落后。”
我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正式开始时，１９６６年３月份我就积极参加了戚本禹组织的批判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活动；我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份，我接受戚本禹的指派，去找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布置他们到四川揪彭德怀元帅，如此等等。直到现在，我一想起当年自己所做的这些事，就感到心痛。
在这里我再谈一件和江青有关的事情，这就是我积极支持贴陶铸的大字报。
最早贴陶铸大字报的可能是上海某中学的一个高中生。他除了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外，还可能受当时批“三家村”的直接影响，专批陶铸的两本书《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写有一万多字，贴在北京东城沙滩北街２号中宣部院内。对这张大字报我听说过，不记得是否看过了。
还有一张很有影响的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是我直接支持的。大概是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上、中旬，我的一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大学同学和他们单位的几个人，寄来一份材料，题目叫做《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其中历数陶铸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到中央工作以来各次讲话的内容，指责陶铸：（１）是中央某些机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关键人物；（２）是扼杀中小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角色；（３）玩弄折衷主义，充当极少数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物的“护法神”；（４）把矛头引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件事，我请示戚本禹怎么办，他看后告我：“太长了，摘要送首长阅。”这份材料大概有一万多字，我让江青办信组一个字写得比较好的同志做了摘要，压缩到三、四千字，并抄在八开的稿纸上，送给江青。不几天，戚本禹把这份材料退给我，见上面写着江青落款的“送主席阅”，在“送主席阅”几个字上有个圆圈。这一看我心里明白了，我们编的材料毛主席看了。我非常高兴。
在退给我材料时，戚本禹突然问我：“他们敢不敢贴出去？”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既然敢寄来就敢贴！”戚又说：“好，告诉他们可以贴出去，如有什么事情找我。”
戚本禹对当时手握大权、地位明显高于他的陶铸，他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我想不会是他本人的决断，应该是从江青、甚至更高级别的权威那里领来了什么指示、暗示，或做了什么研究吧？
而当时我从思想到行动是紧跟戚本禹的。于是，我立即将这个意思用电话通知了我的同学，并告诉他我的电话，让他有什么情况告诉我。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包括我那位同学在内的五个人贴出《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结果，这张大字报遭到许多人反对。大概是第二天，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女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的那位同学和一起贴陶大字报的人受到围攻，他们的大字报被说成“反革命大字报”，还有人写出大标语：“谁攻击陶铸同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砸烂他的狗头！”请求帮助，并把她的电话告诉了我。我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戚本禹，他说，“好办！我收到过教育部同志的信，我给他们写封回信，你用电话告诉他们。”很快戚本禹将一封他拟好的短信给我，我用电话通知了他们，信的全文如下：
你们几次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们。因忙于其它事情，一直没有答覆你们，请你们原谅。我对你们那里的事情，没有调查研究，不能讲什么意见，希望你们根据《十六条》和《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进行讨论，将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教育阵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阵地，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这个阵地。关于……五位同志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写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针对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革命，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的群众必须同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革命的群众也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戚本禹１９６６·１２·２０
戚本禹这封信很厉害！一下子就把陶铸置于不受保护的地位。当时谁都知道，可以写大字报，就是可以打倒嘛！
戚本禹这封信，我用电话通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人后，他们立即抄出，贴在沙滩北街２号中宣部院内图书馆前用以张贴大字报的席棚上。这封信的作用非同小可，它立即解放了我那位同学等五人。戚本禹的信，离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陈伯达、江青公开宣布打倒陶铸仅半个月时间。这封信连同他导出的五人大字报，可以看作是陶铸将被公开打倒的一种信号。此后，各文教单位关于陶铸的大字报就多起来了。由中宣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造反派们组织的《批陶铸联络站》成立起来了。这是我在文革中一个很大的错误，而在当年给江青选秘书的时候，却被看作是积极进步的表现，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行动。
三、江青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
我当江青秘书以后，她大约在一个多月时间内没找过我，见了面也爱搭不理。我虽然接手收发文件的工作，但把文件送给江青还要通过警卫员，江青往外发文件也通过警卫员再交给我。我感到很奇怪，感到很纳闷。我对戚本禹说：“秘书就这样当？实在没啥意思，还不如在十六楼给江青办信工作痛快呢。这是怎么回事？”
戚本禹说他也不知道。大概过了半个多月，我心里憋不住，就去问警卫员孙立志，他笑了，他说现在江青在试用你，在试用阶段，所以不理你。在这样一段时间里，戚本禹有时还派我去做些事情——因为从文革以来我一直在戚本禹手下工作，他经常派我去做这个事或那个事。
在二月中旬的一天，戚本禹问我能不能到中办秘书局去了解一下那里文革运动的情况，依照惯例，我欣然答应了。中办秘书局、中央办公厅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文革开始后也分成对立的两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汪东兴支持一派。在秘书局戚本禹支持的一派有人甚至贴出这样的大字报：《汪东兴的屁股摸不得吗？》两派斗争很激烈。戚本禹告诉我，秘书局有人受到压制，有的人都被压哭了。他说，其根本原因是汪东兴说：“秘书局的一派和机要局的一派是孪生子”——而机要局的那派已被打成‘反革命’，当然秘书局的这一派也是‘反革命’了。”
戚本禹在秘书局工作十几年，当时还兼任秘书局的副局长，他妻子也在那里工作，对那里的情况本来清清楚楚。他为什么又派我去了解？原来戚本禹想利用我这个秘书身份，把了解到的秘书局和中央办公厅的文革情况报告江青，江青如批示：”请本禹同志去处理”，这样，他去管秘书局的事情不就师出有名、名正言顺了嘛！
我根据戚本禹的意思，在一天下午到了秘书局。见了几个和戚本禹关系不错的人，了解了一些情况，有人还哭哭啼啼，表示受压得厉害，内容基本上就是戚本禹告诉我的那些。回来后，我就给戚本禹和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抬头是：“本禹同志并江青同志”。我拿着这封信去找戚本禹。
戚看了信，说：“我不管！”
“唉，”我说：“你叫我去了解情况，我回来向你汇报，你怎么不管呢？！”
戚决然地说：“我不管！”
“你不管，怎么办？”我有些生气地说。
戚本禹突然问我——实际上是向我“将军”：“你敢不敢把你了解的情况，向江青同志报告？”
“那有什么不敢的！”——我坚决地说：“我亲自了解来的情况，为什么不敢向江青同志报告？”
接着，戚本禹又说：“在首长身边当秘书，就应该有不怕死的精神，要敢于向首长反映真实情况。汪东兴很会整人！”
并说：“江青同志是不怕死的，我也是不怕死的。
戚本禹把我逼到“绝境”。
我当时也年轻气盛，马上离开戚本禹办公室，回到十一楼我的办公室。我把戚本禹的名字去掉，把信重抄一遍。信抄完后，又立即通过孙立志送给了江青。
江青第二天就叫我到她办公室去。我到江青办公室，江青很客气地说，来来来，你坐下。我就坐她左边那个沙发上。
江青跟我讲，你给我的信，我看到了，你讲的意见，可能是对的，我从其他渠道也听说了，但是这件事情你不要去管了。你到我这里一个月，我觉得你还可以。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交代你任务以外，其他任何人不能再交代你工作和任务。我们都是党员。你要对我负责，对党负责。你要记住，这是纪律，不容违犯的纪律。她语气很严肃。我听了也觉得很对。我向江青表态说：“江青同志说的纪律，我一定严格遵守。我一定动脑筋，想办法，努力把秘书工作做好。”
江青最后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我离开江青的办公室，深深地感到江青这次谈话对我是很大的教育，也反映江青十分精明：她虽然没挑明，但我觉得她察觉到了我这封信不是我个人行为。江青说“从今以后，除了我交代你任务以外，其他任何人不能再交代你工作和任务”。
所谓其他人“交代我工作和任务”，除了关锋和戚本禹以外，再没有别人。于是我立即到十五楼找到关锋，到十六楼找到戚本禹，分别告诉了他们江青所说的这个要求和纪律，关锋没说什么，戚本禹说：“好，今后，你动嘴（指传达江青的指示），我跑腿。”
戚本禹没问我江青对调查报告的意见——他是聪明人，很知趣。
江青和我谈话——我考虑到我这封信实际上是告汪东兴的状。汪是毛极其信任的人，江青岂能不作利弊权衡？！
文革以来，我一直在戚本禹的手下，政治思想上也跟定了他，认为他都是对的；而且我刚刚做了江青的秘书，还不清楚汪东兴是我的直接顶头上司，还兼作毛主席和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党支部书记。否则，戚本禹叫我到秘书局了解情况，并向江青报告，我也会考虑考虑，和掂量掂量的。
四、我怎样给江青做秘书
我任江青秘书，都要做些什么事？
江青不需要我帮她写东西。她的讲话多是她的即席发挥，或是事先自己准备的。她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讲演才干。在我担任江青秘书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一次也没有为她起草过讲话稿，她也从来没有对我提出过这方面的要求。
我做江青的秘书，日常主要工作是收发和管理文件。当时江青的文件不少。大概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康生有的文件她都有。就类别讲，有中央文件和收发电，有军委文件和收发电，中央文革的文件和收发电，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搞的《简报》、《要事回报》、《快报》、《来信摘要》等等。所有这些东西，每天都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厚，字数有一二十万字。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送给江青，莫说看了，就是一份份数一遍也需要不少时间。可是，我又不能不把这些文件都给她，因为如果她听陈伯达或康生说看了什么文件或材料，而她没看到，那她就要骂我了，说我“扣了”或“贪污了”，罪过就大了。所以每天对文件和材料进行分类，是我最重要、最费脑筋、也是最花时间的事情。我把文件和材料大体分作三类：
一类是必须看的。包括中央文件，中央负责人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的传阅件；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和其他要人给她的亲启件；文革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动态；党和国家历史和现实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动态；有关部门或个人直接请示她的信函和材料，等等。这一类东西，都是属于她应当了解的，而且多数也是她需要表态的。据我回忆，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领导人中，对文件和材料做出批示发表意见最多的是江青，其次是康生；陈伯达很少，他往往只是划个圈。
一类是供参阅。这类文件和材料，一般说来也比较重要，但并不一定需要批示和表态。
还有一类是供浏览。这类文件和材料，对江青来说，有时间可以翻翻，没时间不翻也关系不大。
这三类文件和材料，分别放在三个卷宗中，每天江青起床前，我要把这三个卷宗送到江青办公室，放到江青看文件坐的沙发的右边茶几上。有些中央负责人之间的传阅件，或写着“急件“和”特急件“，机要交通送来后，除非江青没起床，都要立马送给她，不能延误。江青把文件看过后，或批示，或不批示，都顺手放在她坐的沙发的左边的茶几上；她批示的文件和材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一般的，由我按照她的批示，写信封装好交给机要交通员送走；一种是她写了信封，如送给毛主席、林彪、周总理或陈伯达、康生看的，她甚至已封好，贴上了密封签，这是秘书不可与闻的，我只负责登记，交机要交通员送走。一天两次，即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从她办公室取下她看过和批示过的文件，该登记发走的发走，该分类存档的存档。如有紧急件，她会随时按铃让我去取，我会立即通知机要交通员来取并送走。
一般说来，第一类的文件，江青都看了，卷宗经常成空的；第二类的文件，她会挑一些看，也有批的，或划些横道；第三类文件，即“浏览“，她看的或批的很少，有时根本没动过。我每天处置文件和材料的程式基本如此，日复一日。
江青在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时就跟我说：她连每天是几号、星期几都不知道，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没过过星期天。为了补足她这个“缺陷“，我每天上午给她送文件时，都在第一份卷宗的上面用曲别针别一个小纸条，上写：今天是×月×号，星期×，上午×点，下午×点或晚上×点有××会议，以便她了解这一天的安排。我每天除了收发和管理文件外，还要接电话。电话很多，有通知江青开会等事情的，有向江青请示什么而又不便直接打给江青的，有要见江青让我同江青联系的，等等。有时电话一个接一个，加上收发文件，忙得不可开交。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这本书中说我是江青的“机要秘书兼江办的办公室副主任“。
这是一本胡编滥造的书。因为林青山侵犯了我的名誉权，同时也给历史造成了混乱。我不得已曾起诉他到北京市中级法院，并获胜诉。你所提的问题，我正好借此机会把它澄清一下。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别说我当机要秘书时，就是整个文革十年中，江青除了有一个自己工作的办公室外，中央办公厅没有另外给她设过为她服务的办公室，至于江青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云云，当然也就是子虚乌有了。我给江青往外发信或文件时，由我所写的信封，落款都是写“江青同志处”。外人对江青这里常有称“江办”的，那只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含混的称法。
至于林青山这本书的胡说八道，我在后面还会多次提到。
我的工作量很大，几个月下来，疲惫不堪。在文革期间，江青的事不比陈伯达、康生少，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说，可能还要多些和忙些，他们的秘书都不止一个。我跟江青说过多次：“一个人忙不过来，希望再加一个人。”这件事我跟我的顶头上司中办主任汪东兴也说过，他说那得看江青的意见。一开始江青也没当回事，后来，我可能说了多次，也可能是汪东兴也跟她说过，在一次送文件时，她和我说：“我看你是挺忙、挺累，可是，主席才用一个秘书，我怎么好用两个秘书呢？！”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不过，我们都是主席的秘书。你忙点、累点，还是先干着吧！”我答应说：“好，谢谢江青同志，我一定努力干。”
关于江青所说：主席才用一个秘书，需要交代几句。在１９６７年，我给江青做秘书时，给毛主席收发和管理文件的机要秘书确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徐业夫同志。毛主席身边的秘书有两种，一种是职务和水准都比较高的帮助毛主席研究和处理某方面问题的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都长期做过毛主席的秘书工作，一般说来，他们同时都还在党内和政府内担任着一定的比较重要的职务；一种是职级较低、专给毛主席处理具体事情的秘书，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注释中，他们被称作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１９５６年，中央常委开会为毛主席任命了五大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江青、田家英，他们分工各有不同。他们中间，只有江青一人例外，只作为毛主席的专职生活秘书，同时帮助毛主席研究一些国际问题。其他四个人都任有重要职务：陈伯达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１９５８年《红旗》杂志创刊后还兼任《红旗》杂志总编辑；胡乔木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总署署长；田家英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叶子龙任中央机要室主任。
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５日，毛泽东给邓小平、杨尚昆等写信说：“我这里的两位秘书，文化、政治水准都低，不能很好地替我阅选内部文件，更不能向我提意见，需要有一位文化、政治水准较高的同志来帮助我。此人最好是在地方群众工作中有过实际经验的。如能找到，也要讲明试用，不行另选他人。至于‘收发’性质的秘书，有一人够了，可以减去一人。”徐业夫同志大概就算是这样“收发”性质的秘书。
徐业夫，安徽人，老红军，是一位工农干部，人很好，长我二十几岁，是我父辈的人物，我很尊重他，我曾向他请教怎样做江青的秘书。他向我讲了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你要以江青同志的意志为意志。”当时我听了很不顺耳，觉得有损自尊心。后来明白，这句话不只是他长期做秘书工作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对江青为人品性的了解，告诫我：江青的意志违拗不得。这是一句掏心窝的话。尽管当时听了不很自在，但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我给江青做秘书工作，一直是恭恭敬敬、勤勤恳恳的，江青的意志（如江青叫我办的事）我一次也没违拗过；但这并不是说，我在江青面前唯唯诺诺，一句话也不敢说，一点看法也不敢谈。我是一个读书人，一个“小知识分子”，有时还好谈点自己的看法；不过我向江青谈的有限的一些看法，凡涉及她的，都是为她好，觉得有利于维护她的形象，在主观动机上决无其他——至于她本人是不是这样认为，或真心实意地这样认为，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我可以说是日夜忙碌，不敢稍许懈怠。除非江青午休或夜里睡觉，我一时一刻不能也不敢离开办公室，因为不知江青什么时候按铃叫我；如她按铃叫我，我不在，那可不得了了，—你就等着挨批、挨骂吧。
记得１９６７年夏天，有一次，江青按铃叫我，恰好我离开办公室一会儿，待回来还没进办公室，就见江青的护士匆匆跑来，看到我就说：“你干什么去了？首长叫你！”我心想糟了，也顾不得向她解释，就赶快上楼到江青办公室。“报告！江青同志，您叫我？我……”江青根本不听我解释，两只眼睛直瞪着我，声色俱厉地大喊大叫：“谁叫你离开办公室的，你误了我的事，你负得起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说：“江青同志，我错了，以后一定注意！”江青仍然很生气，没头没脑地说：“真是，我用不起你这大知识分子！”对这话，我心里感到很委屈，又不能说什么。大概有好几分钟的时间，江青的态度才有所缓和，她说：“还愣在那里干什么！快把这封信发走。”我忙接过信，就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待我下楼回到我的办公室，才松了一口气，觉得躲过了一劫。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一看是她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急件”，并已封好；至于什么内容，我不知道。我立即通知机要交通把这封信取走。闹了这么一场事，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江青说“我用不起你这大知识分子”，狠狠地刺伤了我。在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中，就学历来讲，多为初中生，也有个别的高中生或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她的护士就是卫校毕业，大学生只有我一个人，但我从来没有因此而骄傲，工作就不认真。
有一次我和戚本禹谈起这件事，他跟我说：“挨江青的批评，也是一种光荣呢！你想全国这么多人，能有几个人可以直接挨江青的批评？”我想这是一种“阿Q精神”，——在江青身边工作有时也确实需要有点这种“阿Q精神”，否则，怎么办呢，你又不能跟她辩解！
在江青身边工作，和江青的关系，就是形同仆人和主子的关系。江青居高临下，要你对她绝对服从，如同使奴唤婢，经常板着一副面孔，不苟言笑，她不高兴或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张口就骂人，甚至大声斥责：“你给我滚！”
刚才说到江青按铃叫我，顺便再说一下林青山那本书对事实的编造。《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中不止一次地说，江青打电话叫我。如该书第４２页说：“笃笃笃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拿起电话：小阎，你来我屋里有事！”第４９页又说：“笃笃笃电话铃响了，小阎拿起电话听筒，小阎，来我这儿有事。”这是瞎编，完全不了解江青呼叫工作人员的情况。其实，任何一个中央负责人呼叫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是用电话，都是按电铃，江青也如是。从江青的办公室、卧室以至餐厅都安装着通往护士、警卫员和秘书房间的电铃，江青一按电铃就可以叫到我们中的任何人。按规定：电铃响一下，是叫秘书；响两下，是叫护士；响三下，是叫警卫员。这些所谓“纪实”作品的编造，到了不知起码常识的地步。
说到文字工作，我只帮江青推敲过一次她的讲话记录。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９日和１２日晚，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召集中直文艺系统部分单位的军代表和群众代表开了两次座谈会，她发表了讲话。根据录音整理的她的这个讲话稿，江青让我看看，推敲一下。我对这个讲话稿做了一些文字通顺工作，就内容讲，我只加了一句话，这就是：“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尖端”、“榜样”这个话，江青讲了，“方向”可能是我新添的。江青这个讲话，陈伯达吹捧说：“讲得很好，很好！”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迅即转发全国，让人们学习和贯彻。
江青对我的工作，一般说来，还比较满意，关于挑选文件她也没提出什么问题，在这方面，我回想不起印象很深的事情。当然，这种情况是有的：我认为重要的、必须看的，她不一定看；我认为不很重要，可看可不看的，她不仅看了，而且写了批语——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好好想一想，以改进工作，以适应她的需要。
我还要提一下林青山的《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这本书，书中写道江青对我说：“从年龄上说，你是我的晚辈，我都拿你们当孩子。”她亲昵地拍拍小阎的肩膀，“只要你能忠于我，将来你们从这里出去，都是独当一面的头面人物，说不定还是一路诸侯哩。但必须使我信得过才行。我看你是个老实人，好好干吧，将来会有你的锦绣前程的。”还写道：她哼了一声，“反对我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也许过于兴奋，亲昵地拍拍小阎的肩膀：“好好跟着我干吧！把这些老家伙们一个个都打倒了，天下不就是我们的了。那时，大权在我们手里，我说什么算什么，给我干事的人，我还能亏待吗！只要你好好帮助我干事，忠心耿耿，一心一意，能赴汤蹈火，将来会有你的前途的。”（见该书２７５页）
实际上，江青从来没跟我说过这类话，她也不会说出这类的话，还有什么“拍拍小阎的肩膀”，更是扯淡。论年龄，江青确实是我的长辈，她比我亲生母亲还长一岁，日常相处，她是自重身份的，决没有“拍拍肩膀”之类举动；对她，我也确实“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真诚地把她看作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执行者和代表者。江青跟我说的政治方面的话，都是冠冕堂皇的；她如果确实像林青山所说那样跟我讲，而我又认可和满意，那我还有什么人格可言！林青山这样编造是对我的严重污辱和诋毁！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林青山根本不懂得、不了解江青这样的历史人物，不了解江青的问题和罪行之所在，一切全凭想当然，这何尝不也是对江青的诬陷？
五、江青也和我聊过天
前面我说过，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关系，是统治与服从、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她不高兴或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张口就骂人。但她心情好的时候，也和工作人员聊聊天。我就有几次这样的经历。
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问我家庭生活怎么样，我告诉她，还可以。我家庭出身很苦，解放后，土改时分了几亩地，生活有很大变化。我当时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行政２２级，在北京地区，工资是５６元，上有老，下有小，老家在鲁西北，地瘠民贫，生活很紧张，但我从没跟她说过有什么困难。江青也问过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没有。我说，我在旧社会里逃过荒，要过饭，要不是解放，我不会有今天。当时这样说，是真心话。大概也因为这样，江青对我说，我看你对党，对毛主席还是有感情的，说我“还有点劳动人民味道，还没被化掉。”（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听到江青这样说，我感激地说：谢谢江青同志！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说，江青跟“阎昌奎”（阎长贵姓名的谐音）讲：“听说你家里人口多，收入又少，有什么困难，不要顾虑，说一声，我批个条子，照顾一下不成问题。”江青还说：“把你的家信给我看看。”小阎从容不迫地从兜里掏出信递给江青，她粗粗地看了看，确实是父亲有病来信要钱。她顺手在一张便条上批了几个字：“救济小阎五十元。”（第１５９页）这纯粹是胡说。我确实从来没向江青和组织谈过我家庭有什么困难，江青和中央办公厅也没有给我批过一分一厘的“救济款”。
有一次她跟我谈到她在３０年代的一些情况。她说，那个时候，我搞文艺工作，搞地下工作，经常要跟特务斗。比如演戏吧，我在前台，一方面要认真表演，一方面还要注意下面有没有特务，或者远处来没来特务，如果发现有特务嫌疑的人，我就马上下场，到后台换上衣服就溜掉了，免得被敌人抓住。她说，做革命文艺工作，做地下工作，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我不怕！有一次，她跟我谈到毛主席在指挥打仗时的高超艺术。她说，在转战陕北时，我一直跟着主席，主席指挥打仗，不仅能指挥自己的军队，也能指挥敌人的军队，叫他往哪就往哪，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我没当过兵，打过仗，对江青说毛主席指挥艺术，理解不深，后来江青诬我为“坐探“，把我关了监狱，在监狱里读《论持久战》，看到毛主席说”调动敌人，就我范围“，才进一步比较深刻地理解了江青说的毛主席的指挥艺术。
江青在和我聊天时，不止一次怒气冲冲地谈到刘少奇。她说：１９６４年夏天，我听过刘少奇的一次报告，他一方面大肆鼓吹他老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一方面竭力贬低毛泽东思想，他说在“四清运动”中了解情况用毛主席开调查会的方法已经不行了，开调查会，他不跟你说真心话，只能“扎根串连”，一个一个、一户一户地来。江青说：我听后感到很吃惊，连肺都气炸了，我都哭了，马上去向主席报告。我跟主席说，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后做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而你还健在，人家就公开做报告反对你了，你就无动于衷吗？毛主席怎么反应，江青没跟我说。
江青有一次还跟我谈到她和毛主席的收入和生活情况。她说：现在孩子都大了，李讷、毛远新都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就没有什么花费了。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吃什么山珍海味。最后嘱咐我：这件事你告诉东兴同志，让他注意这个问题。还说：我的党费是不是按时交了，你也告诉东兴同志，他不要忘了帮我按时交党费。
江青还有一次简直是和我开玩笑。在一次从钓鱼台去中南海的汽车上，她两边坐着她的护士许春华、服务员张素兰，她们都是没结婚的女孩子。我当时除了做机要秘书，还临时代理警卫员，我坐在司机右边警卫员的位置上。江青说：“长贵同志，听说你都有两个孩子了！”我说：“是，江青同志，咱们山东习惯不好，结婚早。”她接着说：“生那么多干吗？尝尝那个滋味就行呗！我这一辈子就只生了一个孩子。”我本来是一个好害羞的人，江青这样一说，搞得我面红耳赤，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