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蒋介石向罗斯福建议：保留日本的天皇体制
对于天皇制度问题，究竟应不应该废除，使罗斯福总统踌躇难决。
蒋介石的意见
1945年1月，邵毓麟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市召开的太平洋学会会议，该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处理战后日本？》。会后他游说美国国务院代理国务卿格鲁和战时情报局的首脑，向他 们转达中国在战后日本天皇制保留问题上的态度与看法，当格鲁问及“阁下的意见是不是可以解释为蒋委员长的意见？”时，邵毓麟回答：“不错，我不过是重申蒋 委员长的意见而已。”
1945年8月12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审定的《处理日本问题意见书》中有这样一条：“日本天皇及整个皇权制度之存废问题，在原则上应依据同盟国共同意见办理。先从修改其宪法入手，将天皇大权交还于日本人民；其有违反民主精神者，则应予以废除。” 这 确实是蒋介石对于日本天皇存废问题的意见。据《蒋总统秘录》加载，蒋介石认为：“发动战争的人，只是一小撮日本军阀，我以为必需的条件是根本铲除军阀，不 能让他们再起干政；至于日本的国体应该如何，最好待战争结束之后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由于一时的战争而干涉他国的国体，将会造成民族间永远的错误。”
蒋介石的主张，迅即为罗斯福所接纳。于是“政府体制自决”的原则，便孕育在后来的菠茨坦宣言之中。
今井武夫回忆录，大家请看：
重庆政府和日本政府的秘密谈判中，蒋委员长多次表达对日本天皇继续保留的善意,这里引用重庆方谈判代表何柱国上将说的“特别是蒋介石主席对日本天皇制的继续存在寄予好意，并对各国首脑也表明了这一意向”，大家有兴趣好好看看，这是一个日本侵略者的回顾！）
话不多说，大家看后有会不会感到吃惊呢！当我们军民付出血海般的代价，即将胜利之即，我们的蒋委员长却对这场侵华战争的元凶庇护了！真是一个冷笑话！
前首相近卫文麿一度主张裕仁退位
战争结束前夕的１９４５年６月，美国政府依靠盖洛普作了一项调查， 对战后该如何处置日本天皇的民意表明：一、杀死或刑讯使其饿死的占７％；二、２４％的人认为应加以处罚或流放；三、进行审判给以定罪处罚或作为战犯加以制裁的回答占１７％；四、３％的人回答可作为傀儡加以利用；五、不作任何处置的回答为４％；六、回答不知道的占１６％。在被调查者中共计有７７％的人要求对天皇进行处罚或审判。
中国是日本战争罪行的最大受害国。制造“九•一八”事变，成立伪满洲国，入关侵占华北，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扩大侵 华战争以及暴行、惨案、饥荒、废墟，一桩桩一件件……当时的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发表讲话称：“为使这几年的惨祸不致在中国重演，为使无数先烈的鲜血不致白流，必须从日本除掉军阀这颗毒瘤，同时必须消灭天皇制度。”
天皇是最高的战争犯
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１日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第十一条： “天皇统帅陆海军中，规定军令属于帷幄大权，在一般国务大臣权限之外，由天皇直接把持。”因此，天皇的战争罪责是重大而清晰的，当时的国际舆论强烈要求把 天皇作为战犯处罚，澳大利亚和中国法官指称天皇是第一号战犯，应在东条英机之前上绞架。在强大的压力下，前首相近卫文麿曾一度主张裕仁退位，以保皇室安 泰。
澳大利亚政府：“仅仅由于他批准了战争，他便要承担责任。”
国际军事法庭：天皇之所以没有被起诉，是由于反共的考虑
麦克阿瑟急速给华盛顿回电：“给我印象至深的是，在停战前天皇虽然处理国事，但其责任基本上都应自动归属于大臣以及枢密顾问官们。”“如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占领日本的计划就要作重大修改；为了 对付日本人的游击活动，起码需要１００万军队和几十万行政官员，并需建立战时补给体制。”
美国需要天皇作为它统治日本的工具，更主要的是，美国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打算重新扶植日本军国主义，把它作为反共的堡垒和前沿阵地。至于这一点，性格豪爽的麦克阿瑟并没有说出。
美国驻日当局的《星条报》直言不讳地写道：“美国的方针就是变日本为反共堡垒。”
其实这场阴暗的交易早在中国仍处于战争的灾祸中就已经达成。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就背弃民族大义，对罗斯福表示，日本失败后如果能忏悔，“可以允许日本人建立自己所希望的政治体制”。
至于美国，曾在日本任过十年大使的代理国务卿格鲁起草《波茨坦公告》时，就反复与总统商议，寻求为天皇开释罪责的办法。
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法官韦伯接受了这种结局，他说：“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他之所以没有被起诉，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
日本天皇裕仁就这样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对于这样的结果，连东条英机似乎也难以接受。东条英机有一个信条：“以吾皇为吾行动借鉴。”天皇是东条英机的镜子，每当他手执火把与屠刀出征之前，都要走到 这面镜子面前反照一番，如果他在镜子中的形象完全是他想象的那样，他就大胆出征，如果镜子是晦暗的，他就要改变计划。根据赤松秘书官的记录，东条曾这样 说：“由于宪法规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学者们便分析论证说，天皇不承担任何责任。可是从太平洋战争开战前直到做出决策期间，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天 皇好像内心痛感到对于皇祖在天之灵负有重大责任。作为臣子的我们仅仅考虑到能否打胜这场战争，而天皇却是在与此不能比拟的肩负着重大责任的情况下，做出了决定。”
东条英机的怨恨是有根据的，但他不敢说得太深。东条在辞去首相与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时，天皇曾向他颁发了一份诏书。诏书曰：“你 作为参谋总长，在困难的战局下，参与了我对战局的指挥，充分履行了参谋总长的职责，现在当你辞去?参谋总长的 职务时，想到你在任职时的功绩与辛劳，我甚 为高兴。时局日趋严峻，期望你今后也要更加致力于军务，以不负我的信任。”落款为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０日。天皇在这份诏书里等于“不打自招”。直到１９９０ 年１１月《昭和天皇自白录》公诸于世，这份诏书才得以披露。
（摘自2005年第80期《世界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