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21日，蒋介石约见驻重庆的周恩来，表示要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以利抗战，周恩来当即将蒋介石的意见报告了中共中央。
当时，周恩来一再提议由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去见蒋介石，是因为林彪是将介石的学生，又是影响颇大的抗战名将，再加上他回国后在重庆、兰州、西安做的统战工作颇有成效和影响，由他见蒋介石比较有利。另外，周恩来考虑还摸不清蒋介石要见毛泽东的底细，而毛泽东是党和军队的一把手，担心毛泽东到重庆后安全难有保障，故力主毛泽东暂不出面。
8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谈的问题，会议决定先派林彪去见蒋介石，然后根据谈判的情况，再定毛泽东是否与蒋介石见面。
1942年9月初，中共中央接到国民党的函件，称林彪近日可到西安与蒋介石见面。此时，林彪已从西安回到延安。中央立即通知林彪，代表毛泽东赴西安面见蒋介石。
9月14日，林彪与助手伍云甫在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周励武的陪同下，乘车前往西安。由于路不好走，汽车又老出故障，林彪一行在途中走了三四天才到达西安。林彪到达西安后，蒋介石因有急事已经走了。他走时，给西安行营留了话，林彪到后，叫其到重庆面谈。
林彪此次到重庆，蒋介石较为重视，而且还抱有幻想，希望林彪的思想能在他的战时首都有所转变。蒋介石还专门指示戴笠、康泽、唐纵、腾杰等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大特务，要他们做好林彪在重庆期间的监视、接待工作。其方法是：表面要热情，暗中要监视，在思想上要多对林彪施加影响。
一，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谈不欢而散
10月13日，林彪、周恩来在张治中的陪同下，进入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蒋介石的办公室。
据蒋介石的侍卫官汪日章回忆，林彪当日与周恩来乘坐一辆奥司丁轿车，抵达蒋介石在上清寺范庄的住宅。林彪穿着一身崭新的呢制草绿色军装，腰间束着一条新的宽皮带。车子开到蒋介石住宅门口，蒋介石的侍卫长宣铁吾上车，陪送到蒋介石的客厅门前。
蒋介石身穿国民革命军的军便装，到客堂门口迎接。林彪跟随周恩来进来后，立正向蒋介石行了个军礼：“报告校长，学生林彪到！”。蒋介石回了个军礼，拉起林彪的手，指着客厅说：“里边坐，里边坐！老学友，都是老学友。”
蒋介石和周恩来各自坐在单人沙发上，林彪在他们两人面前算是晚辈，就毕恭毕敬地站着。蒋介石笑着对林彪说：“坐，坐！坐着谈，你是远客，请坐！”。林彪说了声：“谢谢校长”，才坐在靠近蒋介石的沙发里。蒋介石对林彪说：“你近二十年部队生活，蛮艰苦的，到了重庆多休息几天。”。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也说：“宣铁吾，还有侍从室的五六位，都是同学、校友。老同学几时聚聚吧。”
在这种亲和的氛围之下，林彪开始放松了情绪。稍后，林彪简要地向蒋介石做了汇报，最后说道：“希望校长按照中央军的待遇，增加装备、武器弹药和军需粮饷，能放宽编制（指对第十八集团军），同中央军一视同仁。”。
“好，很好！”蒋介石点头轻声回答。
双方入座后，林彪说：“我们接到校长的电报后，毛先生即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专门讨论，还约我商谈数次。毛先生托我转给委员长的意见主要有三点： 抗战建国、国内统一团结及对校长的期望。”。接着，林彪将上述三点意见一一转告了蒋介石。
谈到国共团结问题，林彪记起毛泽东的嘱咐，想多谈几句，便说：“毛先生要我转告校长，为了赢得抗战的胜利，国共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这三个彼此，已成为我党的普遍共识，也写进了公开发表的宣言，并已成为全党所一致遵从的、不可动摇的行动准则。这一原则，不但现在不能动摇、违背，将来也是如此。我们对校长个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拥护，将来也必拥护。”
蒋介石对这段话很感兴趣。他问林彪：“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
“当然是真拥护。”
“那好！”蒋介石面带笑容点头称是。
林彪又说：“如果国共两党真正做到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也许将来两党可以合二为一。”
“你们喜欢搞阶级斗争，国民党怎么能与你们合二为一呢？”
蒋介石的这句话，林彪反驳说：“强调的阶级斗争，是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反对极少数特权阶层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在目前，就是团结一切爱国政党、团体和广大人民，反对、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对林彪的这段话，蒋介石颇为不快。由于是国共两党的会谈，蒋介石心里虽有意见，又不好发作。
林彪继续说：“我们希望今后国共能长期真诚合作。但是，我们也要指出的是：有些人对看不惯，总想挑起内战，消灭异己。中国的现实又不允许发生内战。哪个党派挑起内战，必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共同反对。人民一反对，挑起内战者就必然失败。”
坐在蒋介石身边的张治中不时朝林彪、蒋介石的脸上瞧，周恩来也在观蒋介石的脸色。他们都发现，蒋介石很不高兴了。周恩来看出气氛不好，示意林彪不要再讲了。
这样，林彪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谈，在不愉快中结束。
林彪与蒋介石见面后，黄埔军校同学宣铁吾(一期，其父是委员长拜把兄弟，黄埔时就是委员长贴身警卫。国民党反腐败第一人，抗战后任上海警察局长，协助蒋经国“打老虎”，有“国民党好人”之称)、
萧赞育(一期)、
俞济时(一期，委员长外甥，74师前身74军首任军长)、
项传远(一期)、
邓文仪(一期，徐向前的同队同学，邓小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1990年邓文仪回大陆，拜会邓，徐老同学)
和汪日章(蒋介石侍卫官，中国早期油画家，周恩来留法同学)
等人，在侍从室内设便宴招待林彪。宣铁吾先给林彪斟酒，恭恭敬敬地放在他面前，然后谦虚地笑了笑：“林彪兄，请喝！”林彪双手捧起酒杯一饮而尽。黄埔同学都与林彪饮酒叙旧。
先说点黄埔四期，林彪最要好的同学是滕杰，林彪和滕杰在步兵科第2团2营3连，是同队同学。两个最要好的哥们，不但政治道路相反，人生事业也不同。一直到1949年以前，林彪除了在红军抗大的一年左右，和这次在重庆十个月，是干一点政治上的事情，另外就是在苏联四年养伤，其它时间全部在作战部队，而且在前线。腾杰却从来没到过作战部队，最早和戴笠一起在委员长的“十三太保”成立复兴社，腾杰起步很高，是第一任书记长，也算是军统创始人之一，后来一直搞干部和政训，49年去台湾前，是南京市长。
文强是他俩的队长，文强和共产党领导人的关系能写一本书。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孙，其父辈曾追随孙中山，文强17岁时拜见过孙中山先生。文强是毛太祖表弟，姑母文七妹是毛太祖的母亲。他和毛泽覃，中学毕业后，两人一起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文强进了军校，毛泽覃进了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黄埔学习期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他和周恩寿一起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与周恩寿一起送给新郎新娘的贺礼是条幅，上书“花好月圆人寿”。因林彪步枪走火，文强和林彪打过架。随同朱德入川，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是朱德的部下。文强在湖南的老家，离刘少奇老家，不到二十里路。
文强先在军统，曾经策反华北东北十几万伪军，官至中将。后转入军界作战部队，任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淮海战役时，林彪曾电告粟裕，注意他这个老同学的一个作战计划。文强建议杜聿明，由徐州北上，打通津浦路，收复济南；当时粟裕的部队都在徐州南线，如果按文强的方案打，无疑是釜底抽薪。但是，委员长执意要收缩徐州，结果被粟裕各个击破，文强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本来，因为文强的特殊关系，第一批释放战犯的时候，就想把他放出来，但是，文强拒不悔过，结果，70年代才放出来。周恩来病重之际，把文强叫到病房，师生相见，周恩来见面就责怪文强太固执，否则早出来了。
国军第一名将胡链是四期步兵科，和林彪，腾杰不同队；名将张灵甫，胡链的陕西老乡，四期步兵科。
共军这边，牺牲的名将，毛太祖的救命恩人刘志丹，曾经在一方面军与林彪齐名的伍中豪，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曾中生，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段德昌，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8军军长李天柱，红14军军长何昆，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是四期的。55年中将倪志亮，郭化若，唐天际；少将方之中，洪水，李逸民，曹广化，白天，是四期的。相比之下，在共军这边四期的人，牺牲的太多，尤其是名将，最后，只有林彪突出。
四期的人也是最能折腾，两边休战后，黄埔同学互相联系，共同成立一个“黄埔同学会”，四期的人自己单搞一个“黄埔四期同学录筹备委员会”。
委员长有名言，“黄埔四期的捣蛋鬼最多！”
1942年10月16日晚，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召集滕杰、
康泽(三期，三青团创始人之一，与戴笠齐名的情报头目，委员长曾经想培养成为接班人；后转入作战部队，48年守襄阳时被俘)、
唐纵(六期，军统头目，侍从室六组(情报组)组长，49年前后，全国警察头目)
等在重庆漱庐开会并聚餐，专门商讨如何对林彪加强“影响”的问题。
再说一点漱庐，中国情报界的很多事件，和这个名字有联系。漱庐是重庆枣子岚垭军统局总部大门对面的一座三层小楼，有文章记载，在军统大院里面，这个有出入。沈醉讲，戴笠专门选择在大院外面。漱庐应该算是一个饭厅，一楼是门厅兼客厅，二楼有几间客房，三楼是餐厅，不大，最多能同时开四五桌。戴笠只要是官面上的应酬，都在漱庐。其中，抗战期间，委员长让戴笠主持情报月会，就是几家情报单位，中统，宪兵，国防部二厅，警察，海关稽查等，一个月一次。中午，边吃边谈，很多重大决定，就是在这顿饭上做出来的。国民党其它机构负责人到军统谈事，赶上饭口，都是在漱庐吃，有一些事情也是吃饭的时候谈。另外，军统局，还有以后的保密局，有“领导干部午餐会”的制度，处长以上的干部每天中午在一起吃饭，实际上，是戴笠借此了解情况，督促处长工作，这顿饭，很多时候也在漱庐，军统局的很多事情就在这顿午饭上决定。
沈醉是总务处长，专管漱庐，他说，漱庐的饭菜一般，戴笠怕其它部门攻击军统吃的太好。像胡宗南，范汉杰，这些戴笠的铁瓷来，肯定不在漱庐吃。漱庐尚存完好，现由重庆中山医院使用。
这天晚上，他们商定第二天晚由康泽、滕杰二人以同学的名义作东，宴请林彪、周恩来。
10月17日，康泽和滕杰，以及唐纵等，以同学的名义专程去看林彪，并请林彪吃饭。
林彪与滕杰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从未见过面。今天滕杰去看他，他感到很意外。滕杰向林彪介绍了康泽、唐纵后，笑眯眯地说:“你一路辛苦了，今晚由我和康将军请你及周先生的客。”
林彪爽快地答应了。
晚上，林彪、周恩来、伍云甫等如约来到漱庐，国民党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3人外，还有特务头目，黄埔二期的郑介民等人参加。
林彪在苏联待了4年，蒋介石的心腹唐纵很想了解林彪在苏联4年的情况。宴会还未开始，唐纵问林彪，“听说你在苏联住了多年，是养伤还是学习?”
对这个问题，林彪早已准备了对词，“我在苏联主要是治伤，伤有了好转后，便主动向苏联方面要求学习机械理论方面的知识，以备将来建设国家之用。苏方根据我的要求，安排我到莫斯科一所大学旁听机械化方面的课程。”
“哦”，唐纵感到再不好问了。晚上回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彼此均谈黄埔关系。林彪表示中国之伟大，建国条件之优厚，比任何国为多。彼亦提出三民主义、委员长、团结、不左不右的行动。并称，在昔日可以拿菜刀土枪造反，今日形势不同了，非有飞机大炮不可，所以要建国。林彪黄埔第四期毕业，现任一一五师（师）长，前年负伤赴莫斯科治病，今年始回国。据（说）林在苏系学习机械化，观其面部，一脸阴气，深沉阴险而干练，言谈审慎。周恩来年四十余，望若三十许人，如一白面书生。”
其实，林彪在苏联从未学习机械化，而是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苏德战争以及学习俄文。他还经常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去听课，参加军事学术讨论会，有时也考察、访问苏联的一些部队、工厂、集体农庄。他在苏联研读的军事理论，使他的眼界大开，军事水平大有长进。
在宴席上，双方都谈黄埔军校的往事，而且谈得甚为热闹。
林彪还对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甚有诚意，对蒋介石领导抗战，也是拥护的。现在最要紧的是两党要加强团结，不能搞摩擦，也不能搞内战。团结搞好了,就可赢得抗战的胜利。苏联的工业和农业机械化在迅速发展，军事现代化的步伐也很快。过去，中国的农民拿菜刀、土枪可以造反，现在就不行了。要赢得战争的胜利，非得有飞机、大炮不可，而要造飞机大炮，就必须大搞工业，建设好国家，国家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才能造得出机器、飞机、大炮。
林彪的这番言论，不左不右，国民党的大特务们挑不出什么毛病。因此，这次宴会的气氛，颇为融洽。
第二天，唐纵就将宴请林彪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听了，对唐纵说:“你们这样做好，叫雨农(戴笠)也请请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的思想随着环境的变化，也易发生变化。张国焘在中共干了那么多年，地位那么高，最后也变了，说不定林彪也会变的。我的学生中，林彪的军事才干是非常突出的，你们对他在重庆的活动，应多加注意。有重要情况，要及时告诉我。”
以后，林彪周旋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他除了多次同蒋介石会谈以外，还多次与老教官何应钦(黄埔军校总教官)、钱大钧(黄埔军校兵器教官、代总教官)等人会谈，要求扩大编制和增加武器、军需。何应钦和钱大钧分别通知兵工署长俞大维和军需署长陈良(黄埔军校经理处处长)，要他们尽可能满足林彪的要求。
俞大维，本来应该是一位比华罗庚成名还早的数学家。社会关系比文强弱一些，但是，本人学术和知名度比文强高得多，也够写一本书的。俞大维是曾国藩的外曾孙。侄子俞启威，后改名黄敬，江青首任丈夫，也有人说同居，49年后曾任天津市长、第一任机械部长。堂侄孙俞强声，俞启威长子，国家安全部北美情报司司长，1986年叛逃美国。堂侄孙俞正声，俞启威次子，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表姐曾宪植的丈夫叶剑英。弟弟俞大绂是植物病理学和微生物学家，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俞大维先在哈佛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至德国柏林大学深造，专攻数理逻辑与哲学，听过爱因斯坦教授的相对论课程。1925年，俞大维写了一篇论文，题为《数学逻辑问题之探讨》，刊登在爱因斯坦主编的德国数学杂志《数学现况》上，成为在这本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个中国人。而在该期刊发表论文的第二个中国人是华罗庚。1944年访美寻求军援，争取到36个师换装美式装备。1946年5月16日，出任交通部部长，提倡邮政开办24小时服务。
林彪又多次与老同学萧赞育、邓文仪、俞济时、宣铁吾、项传远、李延年(一期)、唐纵、郑介民(二期，军统头目，军令部二厅厅长)、张镇(一期，与乌兰夫、伍修权留苏同学，后来的国民党宪兵司令)、戴笠(六期)等接触，他们都为之向蒋介石请示，给林彪以支持。
二，林彪与蒋介石的第二次交锋
1942年12月14日，林彪接到国民党方面的通知：蒋介石于16日与他举行第二次会谈。
与上次见蒋一样,林彪仍称蒋介石为“校长”。双方坐下后，蒋介石问，“这次到重庆来，见了一些同学吧?”
林彪说:“见了几个。”
蒋介石说，“你的那些同学，都很听我的话。”
林彪听出了蒋的话外之音，随口应道，“我知道。”
蒋介石又问:“在重庆生活习惯吗?”
“感谢校长关心，还习惯。”
林彪答完,蒋介石抬手看了一下表,说:“你们有些什么想法和要求,谈谈吧。”.
林彪掏出原先拟定的几条“要点”，首先讲了要统一不分裂，要团结不要内战的问题。
蒋介石听后说：“对统一及团结的问题，我们国民党是有诚意的，现在要求全国各政治团体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均应得到解决，你们要的药品也可以解决。”
蒋介石听后说:“对统一及团结的问题,我们国民党是有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希望两党能真正团结。大家统一在政令、军令下工作。现在要求全国各政治团体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均应得到解决，并要整个解决，很快的解决，而且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的零碎解决。你们要的药品也可以解决。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们，只要我在这个位子上，只要我活一天，就决不会让你们共产党吃亏的。我相信共产党是爱国的政党，中共领导人是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而国家是爱惜人才的。只要你们为国家效力，政府会依才使用。”
接着，林彪向蒋介石提出了第十八集团军的编制、人数、驻地、军队干部的使用等问题。蒋介石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对林彪说：“这些问题，涉及到全局，待我通盘考虑后，再答复你们。”。显然，蒋介石不同意林彪的要求。
随后，林彪提出了恢复新四军番号的问题。蒋介石十分恼火：“新四军一不抗日，二系叛军，我已下令取消了番号，还谈它干什么？”
林彪说：“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军队，皖南事变是政府的一个错误。此事一日不明，日久终要明。我党为了壮大抗日队伍，增强中国的抗战实力，已于1941年1月20日宣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并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其部队也有好几个师。新四军既要抗日，就必须有合法的名分。因此，请委员长允许恢复新四军的番号。”
蒋介石再也忍不住了，气愤地说:“林彪，你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尊敬老师!”
“你是我的校长，我当然应尊敬。”
蒋介石余怒未消，“你们既然一再表示拥护政府和我，现在又来提被取消了番号的新四军，在报纸、文章中也屡讲新四军的问题，这是拥护我吗?你们一面喊拥护我，一面又要做我反对的事情，这是不行的。我明白地告诉你，新四军与药品不同，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要恢复新四军，就不是真正拥护我。今天再不要提新四军。”。
林彪申辩说，“拥护校长与提新四军，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拥护校长，是拥护校长领导我们抗日。新四军是一支抗日部队，被错误地取消番号，我们要求校长恢复，这就是拥护校长嘛!”
“林彪，你不能这样对我讲话!”蒋介石火冒三丈。
这次谈判，又毫无结果。
三，林彪与蒋介石第三次会谈
林彪、周恩来将第二次与蒋会谈的情况电告毛泽东后，毛泽东马上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他们回电，告知下次与蒋介石会谈，可提出如下四条要求：
一、在蒋承认中共合法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二、军队编为4个军12个师，包括新四军在内；三、边区改行政区，人员、地境不动；四、黄河以南部队北移，目前只做准备，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
林彪、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作了研究，并于12月24日在张公馆与张治中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四条要求”遭到国民党方面拒绝，会谈仍未取得任何结果。毛泽东考虑林彪到重庆谈判颇不易，如果双方一点也不让步，此次谈判将毫无结果。为了显示中国的诚意，中共中央以退为进，再作进一步的让步。
1943年3月28日，林彪、周恩来与国民党的参谋长何应钦会面。双方一坐下，何应钦就讲国共摩擦问题，并将摩擦的责任都推到一方，对国共谈判的问题基本未提。
林彪看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现时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便向何应钦提出要回延安去，并希望在离开重庆前与蒋介石再见一次面。
蒋介石觉得，林彪来重庆的时间不短了，虽然两党此次未谈出什么结果，还是应该见面。6月7日，蒋介石在曾家岩德安里103号宋美龄住所见了林彪、周恩来。
林彪说，“来重庆的这段时间，承蒙校长多次接见、教诲，收获甚大。政府的各位长官也对我厚爱，热情招待，非常感激。”
蒋介石点了一下头，转向周恩来问道，“周先生也回去吗?”。周恩来说，“我们一起走。”
蒋介石装出一副既同情而又无奈的样子说：“其实，政府是真心实意地想与你们合作以争取抗战的胜利，但有些事情又不能如愿。这次我们的意见未统一，下次再谈吧。”。
林彪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与用心，而且他心里更清楚，此次未与国民党达成任何协议，症结也在蒋介石身上。他对蒋介石说：“我来重庆这段时间，感觉我们两党的分歧其实并不大，如果双方真有诚意，是能达成一个协议的。问题是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不能坐下来对条款进行认真的讨论。直到今天，我们还未见到国民党方面的任何方案，只是在口头上提出要我们放弃军队、边区，致使谈判难以顺利进行。我们的意见是，下次谈判时，双方应有诚意，否则，就不好谈了。”
蒋介石听了林彪的这番话，心中很不高兴，脸色也变了。由于是告别性的会面，他忍着没有发火，说：“回去后，代我向润之先生问好。”
这样，蒋介石与林彪的第三次会谈结束了。
林彪、周恩来离开后，蒋介石为自己以前的设想未能实现也感到惋惜：林彪是个军事奇才，国民党阵营的黄埔弟子，没有这样的将才。对林彪这样的人，还应该继续施加“影响”，使林彪能与政府更接近，对他有感情。他立即叫人去通知戴笠、唐纵、唐泽、腾杰等黄埔出身的特务头子，要他们赶在林彪回延安之前，再宴请林几次，并与他好好谈谈。
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回延安的事情十分牵挂。他怕夜长梦多，发生意外，希望林彪早日回去。
林彪在重庆呆了十个月，于1943年6月底返回延安。离开重庆前，萧赞育、邓文仪、俞济时、宣铁吾等黄埔同学设筵为他饯行。
1943年6月28日，林彪与周恩来及邓颖超、方方、孔原、伍云甫等百余人，分乘5辆大卡车，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出发，登上了回延安的征途。
当时，周恩来一再提议由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去见蒋介石，是因为林彪是将介石的学生，又是影响颇大的抗战名将，再加上他回国后在重庆、兰州、西安做的统战工作颇有成效和影响，由他见蒋介石比较有利。另外，周恩来考虑还摸不清蒋介石要见毛泽东的底细，而毛泽东是党和军队的一把手，担心毛泽东到重庆后安全难有保障，故力主毛泽东暂不出面。
8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谈的问题，会议决定先派林彪去见蒋介石，然后根据谈判的情况，再定毛泽东是否与蒋介石见面。
1942年9月初，中共中央接到国民党的函件，称林彪近日可到西安与蒋介石见面。此时，林彪已从西安回到延安。中央立即通知林彪，代表毛泽东赴西安面见蒋介石。
9月14日，林彪与助手伍云甫在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周励武的陪同下，乘车前往西安。由于路不好走，汽车又老出故障，林彪一行在途中走了三四天才到达西安。林彪到达西安后，蒋介石因有急事已经走了。他走时，给西安行营留了话，林彪到后，叫其到重庆面谈。
林彪此次到重庆，蒋介石较为重视，而且还抱有幻想，希望林彪的思想能在他的战时首都有所转变。蒋介石还专门指示戴笠、康泽、唐纵、腾杰等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大特务，要他们做好林彪在重庆期间的监视、接待工作。其方法是：表面要热情，暗中要监视，在思想上要多对林彪施加影响。
一，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谈不欢而散
10月13日，林彪、周恩来在张治中的陪同下，进入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蒋介石的办公室。
据蒋介石的侍卫官汪日章回忆，林彪当日与周恩来乘坐一辆奥司丁轿车，抵达蒋介石在上清寺范庄的住宅。林彪穿着一身崭新的呢制草绿色军装，腰间束着一条新的宽皮带。车子开到蒋介石住宅门口，蒋介石的侍卫长宣铁吾上车，陪送到蒋介石的客厅门前。
蒋介石身穿国民革命军的军便装，到客堂门口迎接。林彪跟随周恩来进来后，立正向蒋介石行了个军礼：“报告校长，学生林彪到！”。蒋介石回了个军礼，拉起林彪的手，指着客厅说：“里边坐，里边坐！老学友，都是老学友。”
蒋介石和周恩来各自坐在单人沙发上，林彪在他们两人面前算是晚辈，就毕恭毕敬地站着。蒋介石笑着对林彪说：“坐，坐！坐着谈，你是远客，请坐！”。林彪说了声：“谢谢校长”，才坐在靠近蒋介石的沙发里。蒋介石对林彪说：“你近二十年部队生活，蛮艰苦的，到了重庆多休息几天。”。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也说：“宣铁吾，还有侍从室的五六位，都是同学、校友。老同学几时聚聚吧。”
在这种亲和的氛围之下，林彪开始放松了情绪。稍后，林彪简要地向蒋介石做了汇报，最后说道：“希望校长按照中央军的待遇，增加装备、武器弹药和军需粮饷，能放宽编制（指对第十八集团军），同中央军一视同仁。”。
“好，很好！”蒋介石点头轻声回答。
双方入座后，林彪说：“我们接到校长的电报后，毛先生即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专门讨论，还约我商谈数次。毛先生托我转给委员长的意见主要有三点： 抗战建国、国内统一团结及对校长的期望。”。接着，林彪将上述三点意见一一转告了蒋介石。
谈到国共团结问题，林彪记起毛泽东的嘱咐，想多谈几句，便说：“毛先生要我转告校长，为了赢得抗战的胜利，国共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这三个彼此，已成为我党的普遍共识，也写进了公开发表的宣言，并已成为全党所一致遵从的、不可动摇的行动准则。这一原则，不但现在不能动摇、违背，将来也是如此。我们对校长个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拥护，将来也必拥护。”
蒋介石对这段话很感兴趣。他问林彪：“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
“当然是真拥护。”
“那好！”蒋介石面带笑容点头称是。
林彪又说：“如果国共两党真正做到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也许将来两党可以合二为一。”
“你们喜欢搞阶级斗争，国民党怎么能与你们合二为一呢？”
蒋介石的这句话，林彪反驳说：“强调的阶级斗争，是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反对极少数特权阶层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在目前，就是团结一切爱国政党、团体和广大人民，反对、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对林彪的这段话，蒋介石颇为不快。由于是国共两党的会谈，蒋介石心里虽有意见，又不好发作。
林彪继续说：“我们希望今后国共能长期真诚合作。但是，我们也要指出的是：有些人对看不惯，总想挑起内战，消灭异己。中国的现实又不允许发生内战。哪个党派挑起内战，必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共同反对。人民一反对，挑起内战者就必然失败。”
坐在蒋介石身边的张治中不时朝林彪、蒋介石的脸上瞧，周恩来也在观蒋介石的脸色。他们都发现，蒋介石很不高兴了。周恩来看出气氛不好，示意林彪不要再讲了。
这样，林彪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谈，在不愉快中结束。
林彪与蒋介石见面后，黄埔军校同学宣铁吾(一期，其父是委员长拜把兄弟，黄埔时就是委员长贴身警卫。国民党反腐败第一人，抗战后任上海警察局长，协助蒋经国“打老虎”，有“国民党好人”之称)、
萧赞育(一期)、
俞济时(一期，委员长外甥，74师前身74军首任军长)、
项传远(一期)、
邓文仪(一期，徐向前的同队同学，邓小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1990年邓文仪回大陆，拜会邓，徐老同学)
和汪日章(蒋介石侍卫官，中国早期油画家，周恩来留法同学)
等人，在侍从室内设便宴招待林彪。宣铁吾先给林彪斟酒，恭恭敬敬地放在他面前，然后谦虚地笑了笑：“林彪兄，请喝！”林彪双手捧起酒杯一饮而尽。黄埔同学都与林彪饮酒叙旧。
先说点黄埔四期，林彪最要好的同学是滕杰，林彪和滕杰在步兵科第2团2营3连，是同队同学。两个最要好的哥们，不但政治道路相反，人生事业也不同。一直到1949年以前，林彪除了在红军抗大的一年左右，和这次在重庆十个月，是干一点政治上的事情，另外就是在苏联四年养伤，其它时间全部在作战部队，而且在前线。腾杰却从来没到过作战部队，最早和戴笠一起在委员长的“十三太保”成立复兴社，腾杰起步很高，是第一任书记长，也算是军统创始人之一，后来一直搞干部和政训，49年去台湾前，是南京市长。
文强是他俩的队长，文强和共产党领导人的关系能写一本书。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孙，其父辈曾追随孙中山，文强17岁时拜见过孙中山先生。文强是毛太祖表弟，姑母文七妹是毛太祖的母亲。他和毛泽覃，中学毕业后，两人一起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文强进了军校，毛泽覃进了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黄埔学习期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他和周恩寿一起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与周恩寿一起送给新郎新娘的贺礼是条幅，上书“花好月圆人寿”。因林彪步枪走火，文强和林彪打过架。随同朱德入川，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是朱德的部下。文强在湖南的老家，离刘少奇老家，不到二十里路。
文强先在军统，曾经策反华北东北十几万伪军，官至中将。后转入军界作战部队，任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淮海战役时，林彪曾电告粟裕，注意他这个老同学的一个作战计划。文强建议杜聿明，由徐州北上，打通津浦路，收复济南；当时粟裕的部队都在徐州南线，如果按文强的方案打，无疑是釜底抽薪。但是，委员长执意要收缩徐州，结果被粟裕各个击破，文强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本来，因为文强的特殊关系，第一批释放战犯的时候，就想把他放出来，但是，文强拒不悔过，结果，70年代才放出来。周恩来病重之际，把文强叫到病房，师生相见，周恩来见面就责怪文强太固执，否则早出来了。
国军第一名将胡链是四期步兵科，和林彪，腾杰不同队；名将张灵甫，胡链的陕西老乡，四期步兵科。
共军这边，牺牲的名将，毛太祖的救命恩人刘志丹，曾经在一方面军与林彪齐名的伍中豪，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曾中生，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段德昌，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8军军长李天柱，红14军军长何昆，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是四期的。55年中将倪志亮，郭化若，唐天际；少将方之中，洪水，李逸民，曹广化，白天，是四期的。相比之下，在共军这边四期的人，牺牲的太多，尤其是名将，最后，只有林彪突出。
四期的人也是最能折腾，两边休战后，黄埔同学互相联系，共同成立一个“黄埔同学会”，四期的人自己单搞一个“黄埔四期同学录筹备委员会”。
委员长有名言，“黄埔四期的捣蛋鬼最多！”
1942年10月16日晚，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召集滕杰、
康泽(三期，三青团创始人之一，与戴笠齐名的情报头目，委员长曾经想培养成为接班人；后转入作战部队，48年守襄阳时被俘)、
唐纵(六期，军统头目，侍从室六组(情报组)组长，49年前后，全国警察头目)
等在重庆漱庐开会并聚餐，专门商讨如何对林彪加强“影响”的问题。
再说一点漱庐，中国情报界的很多事件，和这个名字有联系。漱庐是重庆枣子岚垭军统局总部大门对面的一座三层小楼，有文章记载，在军统大院里面，这个有出入。沈醉讲，戴笠专门选择在大院外面。漱庐应该算是一个饭厅，一楼是门厅兼客厅，二楼有几间客房，三楼是餐厅，不大，最多能同时开四五桌。戴笠只要是官面上的应酬，都在漱庐。其中，抗战期间，委员长让戴笠主持情报月会，就是几家情报单位，中统，宪兵，国防部二厅，警察，海关稽查等，一个月一次。中午，边吃边谈，很多重大决定，就是在这顿饭上做出来的。国民党其它机构负责人到军统谈事，赶上饭口，都是在漱庐吃，有一些事情也是吃饭的时候谈。另外，军统局，还有以后的保密局，有“领导干部午餐会”的制度，处长以上的干部每天中午在一起吃饭，实际上，是戴笠借此了解情况，督促处长工作，这顿饭，很多时候也在漱庐，军统局的很多事情就在这顿午饭上决定。
沈醉是总务处长，专管漱庐，他说，漱庐的饭菜一般，戴笠怕其它部门攻击军统吃的太好。像胡宗南，范汉杰，这些戴笠的铁瓷来，肯定不在漱庐吃。漱庐尚存完好，现由重庆中山医院使用。
这天晚上，他们商定第二天晚由康泽、滕杰二人以同学的名义作东，宴请林彪、周恩来。
10月17日，康泽和滕杰，以及唐纵等，以同学的名义专程去看林彪，并请林彪吃饭。
林彪与滕杰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从未见过面。今天滕杰去看他，他感到很意外。滕杰向林彪介绍了康泽、唐纵后，笑眯眯地说:“你一路辛苦了，今晚由我和康将军请你及周先生的客。”
林彪爽快地答应了。
晚上，林彪、周恩来、伍云甫等如约来到漱庐，国民党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3人外，还有特务头目，黄埔二期的郑介民等人参加。
林彪在苏联待了4年，蒋介石的心腹唐纵很想了解林彪在苏联4年的情况。宴会还未开始，唐纵问林彪，“听说你在苏联住了多年，是养伤还是学习?”
对这个问题，林彪早已准备了对词，“我在苏联主要是治伤，伤有了好转后，便主动向苏联方面要求学习机械理论方面的知识，以备将来建设国家之用。苏方根据我的要求，安排我到莫斯科一所大学旁听机械化方面的课程。”
“哦”，唐纵感到再不好问了。晚上回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彼此均谈黄埔关系。林彪表示中国之伟大，建国条件之优厚，比任何国为多。彼亦提出三民主义、委员长、团结、不左不右的行动。并称，在昔日可以拿菜刀土枪造反，今日形势不同了，非有飞机大炮不可，所以要建国。林彪黄埔第四期毕业，现任一一五师（师）长，前年负伤赴莫斯科治病，今年始回国。据（说）林在苏系学习机械化，观其面部，一脸阴气，深沉阴险而干练，言谈审慎。周恩来年四十余，望若三十许人，如一白面书生。”
其实，林彪在苏联从未学习机械化，而是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苏德战争以及学习俄文。他还经常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去听课，参加军事学术讨论会，有时也考察、访问苏联的一些部队、工厂、集体农庄。他在苏联研读的军事理论，使他的眼界大开，军事水平大有长进。
在宴席上，双方都谈黄埔军校的往事，而且谈得甚为热闹。
林彪还对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甚有诚意，对蒋介石领导抗战，也是拥护的。现在最要紧的是两党要加强团结，不能搞摩擦，也不能搞内战。团结搞好了,就可赢得抗战的胜利。苏联的工业和农业机械化在迅速发展，军事现代化的步伐也很快。过去，中国的农民拿菜刀、土枪可以造反，现在就不行了。要赢得战争的胜利，非得有飞机、大炮不可，而要造飞机大炮，就必须大搞工业，建设好国家，国家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才能造得出机器、飞机、大炮。
林彪的这番言论，不左不右，国民党的大特务们挑不出什么毛病。因此，这次宴会的气氛，颇为融洽。
第二天，唐纵就将宴请林彪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听了，对唐纵说:“你们这样做好，叫雨农(戴笠)也请请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的思想随着环境的变化，也易发生变化。张国焘在中共干了那么多年，地位那么高，最后也变了，说不定林彪也会变的。我的学生中，林彪的军事才干是非常突出的，你们对他在重庆的活动，应多加注意。有重要情况，要及时告诉我。”
以后，林彪周旋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他除了多次同蒋介石会谈以外，还多次与老教官何应钦(黄埔军校总教官)、钱大钧(黄埔军校兵器教官、代总教官)等人会谈，要求扩大编制和增加武器、军需。何应钦和钱大钧分别通知兵工署长俞大维和军需署长陈良(黄埔军校经理处处长)，要他们尽可能满足林彪的要求。
俞大维，本来应该是一位比华罗庚成名还早的数学家。社会关系比文强弱一些，但是，本人学术和知名度比文强高得多，也够写一本书的。俞大维是曾国藩的外曾孙。侄子俞启威，后改名黄敬，江青首任丈夫，也有人说同居，49年后曾任天津市长、第一任机械部长。堂侄孙俞强声，俞启威长子，国家安全部北美情报司司长，1986年叛逃美国。堂侄孙俞正声，俞启威次子，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表姐曾宪植的丈夫叶剑英。弟弟俞大绂是植物病理学和微生物学家，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俞大维先在哈佛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至德国柏林大学深造，专攻数理逻辑与哲学，听过爱因斯坦教授的相对论课程。1925年，俞大维写了一篇论文，题为《数学逻辑问题之探讨》，刊登在爱因斯坦主编的德国数学杂志《数学现况》上，成为在这本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个中国人。而在该期刊发表论文的第二个中国人是华罗庚。1944年访美寻求军援，争取到36个师换装美式装备。1946年5月16日，出任交通部部长，提倡邮政开办24小时服务。
林彪又多次与老同学萧赞育、邓文仪、俞济时、宣铁吾、项传远、李延年(一期)、唐纵、郑介民(二期，军统头目，军令部二厅厅长)、张镇(一期，与乌兰夫、伍修权留苏同学，后来的国民党宪兵司令)、戴笠(六期)等接触，他们都为之向蒋介石请示，给林彪以支持。
二，林彪与蒋介石的第二次交锋
1942年12月14日，林彪接到国民党方面的通知：蒋介石于16日与他举行第二次会谈。
与上次见蒋一样,林彪仍称蒋介石为“校长”。双方坐下后，蒋介石问，“这次到重庆来，见了一些同学吧?”
林彪说:“见了几个。”
蒋介石说，“你的那些同学，都很听我的话。”
林彪听出了蒋的话外之音，随口应道，“我知道。”
蒋介石又问:“在重庆生活习惯吗?”
“感谢校长关心，还习惯。”
林彪答完,蒋介石抬手看了一下表,说:“你们有些什么想法和要求,谈谈吧。”.
林彪掏出原先拟定的几条“要点”，首先讲了要统一不分裂，要团结不要内战的问题。
蒋介石听后说：“对统一及团结的问题，我们国民党是有诚意的，现在要求全国各政治团体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均应得到解决，你们要的药品也可以解决。”
蒋介石听后说:“对统一及团结的问题,我们国民党是有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希望两党能真正团结。大家统一在政令、军令下工作。现在要求全国各政治团体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均应得到解决，并要整个解决，很快的解决，而且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的零碎解决。你们要的药品也可以解决。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们，只要我在这个位子上，只要我活一天，就决不会让你们共产党吃亏的。我相信共产党是爱国的政党，中共领导人是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而国家是爱惜人才的。只要你们为国家效力，政府会依才使用。”
接着，林彪向蒋介石提出了第十八集团军的编制、人数、驻地、军队干部的使用等问题。蒋介石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对林彪说：“这些问题，涉及到全局，待我通盘考虑后，再答复你们。”。显然，蒋介石不同意林彪的要求。
随后，林彪提出了恢复新四军番号的问题。蒋介石十分恼火：“新四军一不抗日，二系叛军，我已下令取消了番号，还谈它干什么？”
林彪说：“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军队，皖南事变是政府的一个错误。此事一日不明，日久终要明。我党为了壮大抗日队伍，增强中国的抗战实力，已于1941年1月20日宣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并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其部队也有好几个师。新四军既要抗日，就必须有合法的名分。因此，请委员长允许恢复新四军的番号。”
蒋介石再也忍不住了，气愤地说:“林彪，你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尊敬老师!”
“你是我的校长，我当然应尊敬。”
蒋介石余怒未消，“你们既然一再表示拥护政府和我，现在又来提被取消了番号的新四军，在报纸、文章中也屡讲新四军的问题，这是拥护我吗?你们一面喊拥护我，一面又要做我反对的事情，这是不行的。我明白地告诉你，新四军与药品不同，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要恢复新四军，就不是真正拥护我。今天再不要提新四军。”。
林彪申辩说，“拥护校长与提新四军，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拥护校长，是拥护校长领导我们抗日。新四军是一支抗日部队，被错误地取消番号，我们要求校长恢复，这就是拥护校长嘛!”
“林彪，你不能这样对我讲话!”蒋介石火冒三丈。
这次谈判，又毫无结果。
三，林彪与蒋介石第三次会谈
林彪、周恩来将第二次与蒋会谈的情况电告毛泽东后，毛泽东马上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他们回电，告知下次与蒋介石会谈，可提出如下四条要求：
一、在蒋承认中共合法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二、军队编为4个军12个师，包括新四军在内；三、边区改行政区，人员、地境不动；四、黄河以南部队北移，目前只做准备，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
林彪、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作了研究，并于12月24日在张公馆与张治中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四条要求”遭到国民党方面拒绝，会谈仍未取得任何结果。毛泽东考虑林彪到重庆谈判颇不易，如果双方一点也不让步，此次谈判将毫无结果。为了显示中国的诚意，中共中央以退为进，再作进一步的让步。
1943年3月28日，林彪、周恩来与国民党的参谋长何应钦会面。双方一坐下，何应钦就讲国共摩擦问题，并将摩擦的责任都推到一方，对国共谈判的问题基本未提。
林彪看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现时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便向何应钦提出要回延安去，并希望在离开重庆前与蒋介石再见一次面。
蒋介石觉得，林彪来重庆的时间不短了，虽然两党此次未谈出什么结果，还是应该见面。6月7日，蒋介石在曾家岩德安里103号宋美龄住所见了林彪、周恩来。
林彪说，“来重庆的这段时间，承蒙校长多次接见、教诲，收获甚大。政府的各位长官也对我厚爱，热情招待，非常感激。”
蒋介石点了一下头，转向周恩来问道，“周先生也回去吗?”。周恩来说，“我们一起走。”
蒋介石装出一副既同情而又无奈的样子说：“其实，政府是真心实意地想与你们合作以争取抗战的胜利，但有些事情又不能如愿。这次我们的意见未统一，下次再谈吧。”。
林彪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与用心，而且他心里更清楚，此次未与国民党达成任何协议，症结也在蒋介石身上。他对蒋介石说：“我来重庆这段时间，感觉我们两党的分歧其实并不大，如果双方真有诚意，是能达成一个协议的。问题是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不能坐下来对条款进行认真的讨论。直到今天，我们还未见到国民党方面的任何方案，只是在口头上提出要我们放弃军队、边区，致使谈判难以顺利进行。我们的意见是，下次谈判时，双方应有诚意，否则，就不好谈了。”
蒋介石听了林彪的这番话，心中很不高兴，脸色也变了。由于是告别性的会面，他忍着没有发火，说：“回去后，代我向润之先生问好。”
这样，蒋介石与林彪的第三次会谈结束了。
林彪、周恩来离开后，蒋介石为自己以前的设想未能实现也感到惋惜：林彪是个军事奇才，国民党阵营的黄埔弟子，没有这样的将才。对林彪这样的人，还应该继续施加“影响”，使林彪能与政府更接近，对他有感情。他立即叫人去通知戴笠、唐纵、唐泽、腾杰等黄埔出身的特务头子，要他们赶在林彪回延安之前，再宴请林几次，并与他好好谈谈。
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回延安的事情十分牵挂。他怕夜长梦多，发生意外，希望林彪早日回去。
林彪在重庆呆了十个月，于1943年6月底返回延安。离开重庆前，萧赞育、邓文仪、俞济时、宣铁吾等黄埔同学设筵为他饯行。
1943年6月28日，林彪与周恩来及邓颖超、方方、孔原、伍云甫等百余人，分乘5辆大卡车，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出发，登上了回延安的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