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蒋介石“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未去台湾的文革中几乎全被整死

来源: 2019-11-06 02:35:33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23981 bytes)

在夹边沟饿死的三位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

 

夹边沟位于甘肃省酒泉市三十里外,地处茫茫荒漠与戈壁之间,以沙土为主,地下水60%含碱,气候是酷暑严寒,年降雨量极少,常常是八级大风。然而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影响之下,甘肃省要让这些被打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们在这茫茫的戈壁滩上种出粮食,并养活三千余人。右派分子们在这人间炼狱之中,受尽折磨、含冤而去,三年后三千人只活下来了三百人。在当代中国,夹边沟可以说是大跃进和反右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是右派们凄惨岁月的极端写照,也是新中国摸索前进过程中政治与科学相互斗争的产物,我们应从这一历史悲剧重汲取教训并永远铭记于心。

 

1957年4月,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截至1959年11月夹边沟约有31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他们从事搬沙填海、挖排碱沟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劳动任务没有完成除了要挨饿外还会遭到辱骂和毒打,身体和精神遭受双重的煎熬。1959年开始,中国境内发生大饥荒,粮食定量急剧减少,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每天仅有半斤的粮食,到最后为了活命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体面人甚至吃老鼠、吃蜥蜴,吃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吃死人……1960年冬,中央开始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然而此时夹边沟里还活着的“右派分子”也仅有三百多人了。

 

在那些饿死的两千多“右派”中,有三位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傅作恭、董坚毅,沈大文。他们为了报效祖国而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就是这么一群爱国知识分子,在怀抱着满腔热情回到祖国后,却被自己的同胞当成特务,被咒骂,被毒打,被虐待,这其中饱含了太多的辛酸与委屈。

 

傅作恭,山西荣河安昌村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1952年应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傅作恭的二哥)劝说其回国从事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傅作恭回国后到甘肃省从事水利工作。1957年受“反右”冲击,傅作恭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傅作恭由于身体弱,完不成劳动任务有时连续几天扣饭,挖排碱沟时由于腿部长期泡于碱水中导致大面积溃烂,最后连饿带累于1960年冬季死于夹边沟农场。

 

董坚毅,上海人,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1952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兰州,在甘肃省人民医院泌尿科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11月上旬董坚毅在饥饿中去世,时年35岁。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发现裹尸用的毯子、羽绒被早已不见,董坚毅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

 

沈大文,留美博士,甘肃农大的教授,研究植物分类。1958年被打为右派后送到夹边沟农场,在农场期间沈大文不偷不抢,饿得不行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因他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吃过很多的草籽都没有中毒。1960年春沈大文因饥饿失去行走的能力,但他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自己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跪着去伙房,据其室友俞兆远回忆,那天夜里约11点钟时沈大文说想吃个糜子面饼饼,他凭借关系弄来了两个,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时候,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伸手一摸身体已经冰凉。

 

国共两党在“抢救大陆学人”中的博弈

 

作者:李庆伟

摘要:1948年底,国民党输掉大陆已成定局,只好布局退守台湾。国民政府发出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础,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和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要人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

 

蒋介石没抢救出去的大师们

 

图为1954年3月25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蒋介石为第二任总统,胡适与锺莫德惠(左一)、国大秘书长洪兰友(右一)代表国民大会致送总统当选赠书。(网络图片)

 

1948年底,国民党输掉大陆已成定局,只好布局退守台湾。国民政府发出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础,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和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要人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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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北大校长胡适与蒋介石

 

争抢胡适

 

由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影响巨大,共产党方面也加紧了对他的统战工作。早些时候已弃教职出走清华园,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吴晗,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劝他留在北大,不要跟着国民党。

 

胡适回答:“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共高层没有放弃,改为直接向胡适喊话。据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回忆,“我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撞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里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着国民党逃跑。”

 

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并派专机迎接。胡适临行前,派人劝好友、辅仁大学校长、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师陈垣同机飞南京,陈垣不从。不但陈垣不从,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这一拒绝让胡适夫妇大为吃惊。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国当大使的父亲胡适进入美国学校读书,1948年回国,成为北图的一名职员。据胡适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回忆说:“当时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什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只好随其自便了。(此节内容摘自《南渡北归》一书)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被誉为南开大学之父的张伯苓没有被忘记。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在重庆的张去台湾或美国,费用不用操心。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谢绝。实际上是周恩来早就托人传来话,要他不要走。张伯苓是周恩来的恩师。1950年5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

 

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蒋介石为“抢救”学人费尽心机。据资料统计,因此,在国民政府1948年3月选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名院士中,有59位选择留下来,只有22位选择了“南去”,其中10人去了台湾,其余远走美欧等国,令蒋介石大失所望。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也无人阻拦,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号角,民主喉舌”。《新华日报》,1939年创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针对允许其自由办报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骂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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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大陆学人的结局

 

那么那些留在大陆的学人们,等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只摘录部分留在大陆知识分子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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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他说“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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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香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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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家,右为胡思杜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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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吴宓:1966年“文革”中,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戴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造反派的打骂与侮辱。其间,大量日记、文稿、藏书遭到洗劫。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他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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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新月派诗人,后专心于史学,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曾任教于西南联大、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1951年经历思想改造运动,遭猛烈抨击,1957年被划为右派,是史学界五大右派之一,妻子被批判至精神分裂。文革初遭残酷批斗,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1966年9月3日自缢,年仅55岁。巫宁坤教授曾回忆,1951年,燕京大学被撤前不久的一天,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突然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淡淡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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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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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瑸: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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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大师丰子恺:1975年9月15日,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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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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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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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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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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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转自《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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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有名的,不出名的太多了,留学的文科博士硕士49年之后鲜有不被整七荤八素的 -清迈- 给 清迈 发送悄悄话 清迈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 11/06/2019 postreply 12:14:31

看看巫宁坤的《一滴泪》就知道了 -bigsharkbig- 给 bigsharkbig 发送悄悄话 bigsharkbig 的博客首页 bigsharkbig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 11/06/2019 postreply 16: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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