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歌-美国的本质

　　于歌-美国的本质

学过外交学的人都知道，外交学有一个基本理论，就是：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最大程度地追求国家利益。
　　依照这一理论，国际上的外交活动都是在围绕着本国的国家利益进行的。所谓国家利益，一般是指以经济利益为主的领土、资源、市场等可计量利益以及国家安全等不可计量的利益。
　　这个理论有一句名言，叫做“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这句名言一直被讲述外交和参与外交实践的人们奉为圭皋.。
　　这个理论一般来讲是正确的，可以说非常形象与深刻地讲明了外交的目的与实质。它尤其是适用于世俗化国家。所谓世俗化国家，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已摆脱宗教的控制的国家，如果用这一理论来读解这些国家的外交，就可以非常清楚地明白他们外交的来龙去脉、明白其目的与实质。
　　比如，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世俗化国家，宗教从来没能够起到过统治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作用，日本的外交就一直遵循着利益原则。它的典型的利益外交的实例，是三十年前超越意识形态障碍并且不顾盟主美国的反对而与中国建交。
　　三十年前主政日本的首相田中角荣，从国家利益出发，舍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顾国内右派以及不愿被搅乱战略步伐的盟主国美国的反对，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般人理解，田中角荣与中国建交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的缘故，中国媒体以及日本左派媒体也都喜欢炒作这种感情，但在其背后，其实是政治家们及其所代表财团对建交之后所获好处的精确算计。田中角荣及所代表的财团看到，与台湾相比，中国大陆的丰富的廉价资源和潜在的广袤市场更有利于日本国家和企业的发展，与中国的建交，实际上为日本企业就近获得发展资源和进入中国市场铺平了道路。这是日本外交史上利益外交一篇杰作，充分体现了世俗国家的利益主导型外交风格。
　　这种理论在中国也一直很有市场，一直很受许多学者及外交家的追捧和信奉。中国也属于政教分离、社会世俗化的国家，对利益论外交有强烈共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外交的务实色彩愈见浓厚，意识形态色彩愈见淡薄，利益外交论愈发受到学者或专家的推崇。在近期的很多外交声明以及论文中，我国的学者和有关人员都公开地不加掩饰地把国家利益当作外交活动的正当性依据。在联合国的某次发言中，中国代表在对某提案表示反对态度时，提出的理由与根据是：它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很多外交人员在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人交往时也往往提出“国家利益为重”的原则，即超越意识形态或国家体制障碍，寻找利益的共同点。
　　但是，这种理论也有其薄弱之处，就是它不能涵盖偏重意识形态国家的外交，尤其是不能涵盖宗教影响强烈或者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的外交，利益论不能解释这些国家外交的实质与目的。
　　偏重意识形态或宗教色彩强烈的国家的外交，其行动取向深受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其目的往往不是为了获取若干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其意识形态或宗教的目的。尤其是宗教国家，作为极端外交行为的战争，这些国家的进行的战争往往不是争夺领土或资源等逐利性战争，而是宗教战争。
　　在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美国人的外交，其实也一直是偏重意识形态的外交。
　　我们看到，美国的外交与一般世俗化国家有很大的区别，意识形态往往是其外交的重要目标：
　　美国人一直把人权当作一个重要的外交要价。美国人在其外交活动中，习惯性地要求对方改善人权状况，甚至在最高层次的领导人会晤中也非常认真不做作地提出人权问题。在最近的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美国人又将朝鲜的人权问题提出来，要求获得一揽子解决。似乎解除北朝鲜核威胁这种现实利益与北朝鲜政府是否善待自己的国民同样紧迫同样重要。
　　美国人又坚持世界上的国家都应该成为民主政体的国家，要求别的国家采取西方式民主体制，并不惜投入它大量的资源来促进世界的民主化。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地区，美国挑起“颜色革命”，旨在促进该地区的进一步民主化；对非洲贫穷国家的债务免除上，美国以民主化实现与否为条件，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美国试图通过伊拉克战争来实现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改造。

　　美国还将宗教自由当作它一个重要的外交目标。1998年10月2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宣称美国政府把“宗教自由当作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苏丹政府被美国认为是迫害基督教的政府，于是美国政府制裁苏丹几十年。当布什听说在北朝鲜存在着迫害基督徒现象时，不顾外交影响，对记者脱口而出“我极其讨厌金正日（1）”。
　　再往以前看，就会发现，不仅是现在，就是在以前美国的外交也是以意识形态为目标，而不单纯遵循利益论原则。比如说，二次大战美国的参战，就不是一个利益论能够理清的行为。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在二战前完全可以依照十八世纪以来盛行的帝国主义逻辑，依据自己的实力，与当时占上风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和日本来共同瓜分世界，当时的德日两国出于对美国国力的畏惧也有这个企图，因此多次向美国示好。但美国还是站在了民主主义这一边，参与了针对德日法西斯的战争，付出了巨大的战争代价。从利益考量来讲，美国对二战的参与方式不是一个很经济的、符合利益原则的行为。
　　这种人权外交、民主外交、自由权利外交从利益论角度来看很不明智。
　　首先，从利益论来讲，别的国家的公民是否享有充分的人权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依照利益论的逻辑，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只要别国政府支持美国在国际上的利益即可，而不必管该政府如何对待其人民。其次，一个最简单的算计是，人权外交、民主外交容易造成很多国家的反弹，甚至可能产生对立面或敌对势力，从而影响自己国家在国际上实现国家利益。但美国人却不按照这个逻辑办事，人权状况以及民主与否一直是美国对外交往中衡量敌友的一个标准，是美国对外交往中的一个重要要价。
　　事实上，美国因为坚持人权外交，并且因为经常将经济制裁当作实现人权外交的一个手段，结果自己也经常为此付出代价。在制裁苏丹的几十年中，美国政府禁止企业参与石油管道铺设等项目，美国的财团也失去了相应的市场。在克林顿时代，美国在与中国的几次人权外交的较量中，都曾以经济制裁来要挟中国。但经济制裁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做法，对华的经济制裁虽然意味着中国众多的企业失去了美国市场，但也意味着众多的美国企业将被排斥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之外。
　　为什么美国的外交偏重人权民主等意识形态？
　　作为世俗化国家的学者，我国的研究者们也喜欢用利益论来解释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说，在全球实现民主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种说法是一种自虐式的说法，难道民主不是中国政府追求的目标，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这种说法也不符合实际，单从利益指向而言，民主国家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不发生冲突，独裁国家也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一定发生冲突。实际上，是因为二战后美国以其无可比拟的实力充当了民主国家的盟主，并对民主国家之间政治与利益进行了统合，才使民主国家之间得以维持太平，避免了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根本的利益冲突。帝国主义时期的列强之间的冲突，有时也是民主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利益论者还解释说，美国人的人权外交实际是人权大棒，专门打向美国的敌对国，也是实现自己利益的一个手段。
　　其实这样解释不符合实际，美国也同样指责盟国如欧洲国家和日本的人权的不完善，并操纵人权机构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促进这些国家人权改善并对这些国家及周边国家的人权状况予以监视。比如，自八十年代起，就有许多菲律宾女郎或主动或被人骗去日本卖春，这些女郎固然为自己挣得了一些养家糊口的好处，但基本人权也遭到了蹂躏，有的人直接变成了黑社会组织控制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性奴隶。为制止这种现象，美国政府和人权机构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使日本政府将每年给这些女郎颁发的签证由每年8万个降低到8千个，从而使菲律宾卖春女郎大为减少，这个贫穷国家少女的人权获得了保护，日本政府在人权问题上也少了一些不良记录。此外，美国对盟国也施以人权压力的例子很多，说明人权对美国而言，是一个普遍的标准。

　　实际上，要理解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就必须了解美国的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要了解新教中的清教徒派的思想。
　　美国的外交深受其社会性质以及国民的行为方式的影响，而美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民的行为方式又深深地受着美国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是清教徒思想的影响。
　　因此之故，美国人的外交经常表现为基督教理念所左右的、旨在实现基督教理念的宗教色彩强烈的外交。在基督教保守势力强大或总统本人基督教信仰虔诚的时候，美国的外交指向往往是直接的宗教目标。
　　具体来说就是：
　　美国人所热衷推行和维护的自由、人权、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看起来是世俗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但实际上起源于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宗教改革，体现着基督新教的信念。这些价值观与新教教义一起，构成了延续两百年的美国式的价值观及社会体系，构成了美国的国家和社会的本质。
　　美国在世界上推行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并充当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保护人的角色，实际上是在推行和保护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制度，旨在全球建立一个基督教文明的社会和国际秩序；在宗教信仰虔诚的总统执政时期，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往往被直接的基督教传播行为所取代。
　　促使美国采取这样对外政策的，是美国人的由来于基督新教的天命意识，起源于基督新教教徒的救世主义态度，尤其是清教徒的一些特有革命性宗教信念，比如后千禧年思想等等，它们又强化了美国人的这种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美国人的外交虽然也经常表现为一城一池的争夺，一锱一铢必较的利益性外交，使人看起来美国的外交也执著于利益，但其从全局上，从来没有偏离过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战略目标，而且，其利益外交也是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服务的，利益外交仅仅是战术上的表现。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美国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才能真正把握美国的外交实质，明白其真正的外交目的，也才能明白中美关系的实质及走向。政府才知道怎样才能与这个世界的巨无霸大国打好交道，我们的国人才知道怎样与美国人相处。
　　这本小册子，将说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是如何起源于基督新教的，说明基督新教是如何构成美国的国家本质、以及如何决定了美国的外交实质的，并且从美国作为基督新教国家的这一本质出发，结合现在国际上一些流行的观点和看法，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演变做一个预测。



实质宗教化的国家

　　第一章 美国是一个表面世俗化，但实质非常宗教化的国家
　　我知道，上帝更喜欢你们。（1）　　　　　
　　——毛泽东与基辛格的谈话
　　世界上没有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2）　
　　——法国著名作家政治家托克维尔
　　一、美国是一个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很世俗化的国家
　　一般人在看待美国时，都把它看作是非常世俗化的国家。
　　所谓的世俗化，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人们心理上已经摆脱了宗教影响或束缚的状态，主要表现为：
　　1，政治与宗教的分离。
　　政府不得参与宗教活动，国家公务人员的公务活动不得受宗教的影响。表现在立法上，就是法律规定，国家不立某种宗教为国教，政府不得偏袒或迫害任何一种合法的宗教。
　　2，公民的绝对的信仰自由。
　　政府不得干预公民的信仰自由。
　　3，社会生活不受宗教的清规戒律的束缚。
　　比如人们生活追求奢侈豪华、追逐物质利益等等。
　　从表面上看起来，美国的国家和社会确实有以上的特征。
　　在美国，尽管有一些宗教团体仍然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社会，甚至对美国国民意识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清教徒思想也有政教合一的倾向。但是，在法律和社会制度上，美国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而且从立国以来就是如此。
　　美国宪法禁止政府设定某种宗教为国教，禁止政府干涉或参与宗教活动。国家公务员无论有怎样的狂热的宗教信仰，都不能以公职身份参加宗教活动；公务员的宗教活动只能以私人身份，并且是在公务时间之外。这体现着政教分离的原则。
　　美国的这种特点与日本形成了对比。在日本，首相经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且法院都裁定为不违法（近期日本终于有法院裁定小泉的公职参拜属于违宪行为），这实际上不符合政教分离精神。从美国的标准来看，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无疑是违背了近代国家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如果以个人身份，就只能说是个人价值观的问题。
　　在美国，无论你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或某种新兴宗教的信仰者等等，国家都保护你不受任何来自政府或者民间的宗教迫害。这体现着信仰自由的原则。
　　美国每年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带有明显邪教性质的宗教出现，一些在本国受到取缔的邪教往往最后跑到美国去寻求庇护和发展，这是因为宗教自由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而美国国家与社会普遍尊重这种权利的缘故。美国对一些邪教的镇压，理由也只能是他们违背了具体的世俗的法律，如果不构成违法，即便是其有许多违背公德或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政府只有听之任之，奈何不得。
　　美国人狂热地追求财富，追求舒适豪华的物质生活，也让人们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世俗化国家。
　　美国主流人群追求生活的舒适和豪奢，生活的富裕也让别国百姓羡慕向往。中产阶级的富裕的生活一直引导世界工业化国家的消费潮流，并不断地将消费推向一个新的高水平。美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可以与过去皇室贵族的气派相比拟。
　　美国人崇尚经济成功。美国式的英雄是白手起家一代聚集亿万财富的英雄，而不是靠祖传财富生活的富人。比尔？盖茨的财富总和并不一定是美国首富，但他是白手起家，完全靠自己的个人奋斗获得了巨大财富，所以成了美国文化中的英雄的代表。
　　美国人对财富的追求和崇尚，以及对奢侈的物质的毫无愧疚的享受，似乎是只有在极端世俗化的国家才可能出现的现象。一般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或宗教性国家都鄙视物质享受，或者将追求物质当作是罪恶。社会主义初期的苏联与中国的共产党人，以及现在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们都将追求物质享受当作是恶行，早期的欧洲清教徒的行为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禁欲主义，天主教徒则将禁欲刻苦修行甚至对自身的摧残当作通向天国的必由之路。美国人的物欲主义态度似乎与这些宗教精神相背悖，只有世俗化到拜金主义盛行的国家才会出现与美国相类似的物质主义态度。
　　政教分离、信仰自由、以及生活的奢侈和对物质的追求等等，使得一般人们都认为：美国是一个极端世俗化的社会，美国文化的主流是世俗主义、现世享乐主义，真正的宗教信仰在美国已经衰落，基督教在美国仅仅是一种传统习俗，是由来于基督教文明的生活习惯，有些宗教活动，如各种基督教节日等等甚至在美国已经演化为娱乐。
　　二、但实质上，美国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
　　但其实，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被美国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没有看到美国的社会和国家的实质。实际上，美国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基督新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国民心理上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
　　依据美国盖洛普的调查，在美国，有95%的人“信仰上帝”，（3）其中，86%为基督徒，基督教徒中，60%的人为新教徒，28%的人为天主教徒，10%为东正教。其余信仰犹太教或伊斯兰教。（4）成年人中，70%的人从属某个教堂（5）。
　　这几个反映国民信教程度的数据，美国在全世界主要国家居最高。其中可以看出，基督教占绝对的优势，其主体又为新教。
　　据美联社调查，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远比化在体育娱乐上的时间和金钱要多得多。例如，1990年，美国人观看各种体育比赛的人数3.88亿人次，而出席宗教活动的人数则为52亿人次，比看比赛的总人次多出13倍；1992年捐给宗教事业的资金总额为567亿美元，而棒球、橄榄球、篮球三大联赛的总收入只为40亿美元，两者相差14倍。(6)

　　同样，在参加社会组织方面，据美国学者伍斯诺（Robert Wuthnow）的调查，在上个世纪末，有2/3的美国人从属于某个宗教组织，而只有1/5的人从属于工会或商会。（7）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货币上至今印有“我们坚信上帝（IN GOD WE TRUST）”的字样，美国的“爱国誓词”也说：“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国家，归上帝主宰”。在美国的总统就职仪上，新任美国总统也必须手按《圣经》，向《圣经》宣誓。这些做法，就笔者所知，在世俗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已经很少见，反映着美国人的强烈的宗教情绪。
　　美国自建国以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起主导作用的一直是所谓的“WASP”人群，他们在今天也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主流群体，体现着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谓的 “WASP”人群，也就是既具有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血统（White、Anglo-saxon ），又是“新教徒”（Protestant）的人群。在这里，清教徒信仰或路德宗信仰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许多华人在美国生活数辈，经济上也颇为成功，但也经常有种边缘人的感觉，感觉没有融入其主流人群和文化，其原因，就是美国的主流仍然由WASP在把持着。
　　美国自建国以来，总统的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美国在历史上留下重要业绩的总统几乎都同时都以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而著称，其中，有些总统因基督教信仰而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第一任总统国父华盛顿在总统就职典礼上，亲吻《圣经》，手按《圣经》宣誓，并且在正式誓词之外，另外说了一句“我宣誓，我祈求上帝的保佑”。以后历届总统都向《圣经》宣誓，并在就职演说中祈求上帝的保佑。在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命令所有军官把向士兵宣读祷告文作为一天的开始，并于1776年7月开始自己的部队配备随军牧师。自此以后直到今天，美国军队一直保持着士兵作战前祷告并在军队中配备牧师的习惯。
　　华盛顿认为美国的独立是上帝的恩典，他曾经说“美国人民比别的国家更有理由承认，上帝介入过他们经历的诸事。美国人不应该忘记，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革命时期多次彰显，全能的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保护。”(8)　
　　第二任总统亚当斯 (John Adams)是第一位迁入白宫居住的总统，他曾经志愿做一名全职的基督教牧师，为此进了哈佛大学专修神学。在总统府迁入白宫后，亚当斯下令在正式的餐厅刻上祷词：“我祈求上帝，将最好的祝福赐予这座屋子和以后居住在这里的每个人，但愿唯有诚实睿智的人永远在这屋檐下治理！”（9）这个祷告词至今刻在白宫的餐厅上。
　　（下略30000字）
　　三、美国的宗教性来源于以清教徒为主的新教移民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在现代仍然保持着这么强烈的宗教性？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每当出现世俗化浪潮时就有强烈的回心力量将其拉回宗教的轨道来？
　　其原因在于，美国这个国家根本就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由一些因为宗教原因而迁移北美大陆的新教徒所创建的宗教国家，这些新教徒建国的目的是在新大陆实践新教理想，在新大陆实现新教的宗教目标。
　　因此，美国一开始就是一个是建立在新教徒意识形态之上，为新教意识形态所驱动，为实现新教徒意识形态目标的国家，新教的价值观是这个国家产生的动力，也是这个国家以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
　　追溯历史，我们会看到，美洲殖民地的形成和建设，以及美国的立国和建国，都源于基督新教特别是清教徒思想的影响。
　　在英属法属殖民地时代，前来美洲大陆定居的，主要是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一般国内的教科书，都把他们当作是在欧洲大陆失去土地或坐奸犯科而被流放到美洲的贫下层居民，说他们在欧洲是罪犯或贫民，到美洲大陆是为了在新殖民地寻求土地、寻求生计，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不然，当初到美洲大陆寻找新生活的人，许多是有着宗教目标的基督教新教教徒，其中主要成分是与英国国教圣公会产生冲突的英国卡尔文宗的清教徒（Puritan）。在这些人中间，很多人在欧洲大陆拥有丰厚的财产或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迁移美洲，或者是为了摆脱欧洲天主教势力的压迫或来自英国圣教公会的迫害，或者是受分离主义态度驱使而要在新大陆建立一个新教统治的新天地。
　　人们所熟悉的最先到达美洲的“五月花号”船上的移民，就是一些有着被通缉的背景的英国清教徒。这些人的主体是英国斯库卢比地区的清教徒农民，领袖是当地的大富豪布鲁斯特及牧师罗宾逊以及他们的学生布赖特福特等人，布赖福特后来做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总督。这些人当初在英国的时候，因为在家乡斯库鲁比地区举行新教教徒的非法聚会，被政府及国教的特务检举，而面临入狱危险。于是他们从波士顿港出发逃往新教国家荷兰，希望在那里避难，并且能维持他们的信仰生活。但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及莱登城，出身农民的他们不能适应那里的城市生活，与当地的新教徒发生了冲突，加之荷兰与西班牙签订的十三年和平条约即将期满，天主教大国西班牙的威胁日益迫近，于是，这些人又筹措资金，逃亡美洲大陆。他们于1620年末到达北美，然后在北美法吉尼亚地区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成为美洲的“开发之父”。
　　宗教分离主义也是美洲新大陆移民的一个来源。分离主义一直是宗教史上的一个传统现象，当某种宗教派别不容于当地的风土文化或其主体宗教时，这种宗派往往就会产生分离主义倾向，即离开其所处风土文化或主体宗教，而另辟生活之地，或者是自立宗派。基督教以及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仰之父”亚伯拉罕就是分离主义的先驱，当初他生活的地区中东城市乌尔盛行拜物教以及多神教，为摆脱拜物教和多神崇拜的影响，在年逾古稀的时候，亚伯拉罕舍弃了居住数代的家乡乌尔以及安逸舒适的生活，带领族人踏上了迁移跋涉之旅，走向上帝赐予的“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迦南。当年迁居美洲新大陆的基督新教的教徒，有许多人也是抱着这种分离主义态度而离开了世居的欧洲的，他们来到北美，抱着在那里建立一个完全脱离天主教影响的实践新教信仰新天新地的梦想。对于他们来说，新大陆就如同亚伯拉罕当年迁居的中东迦南地区一样，是上帝应许的“流着奶与蜜”的地，是实践真正信仰也就是基督新教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将摆脱旧大陆欧洲的天主教势力的影响，建立起能够真正实现神的旨意为神所喜悦的新天地。
　　美国学者奥尔森讲述新教徒大量涌入北美的历史时说：“当清教徒在17世纪自动离开英国的时候，他们寻找的是一个新世界，可以不受不虔诚的皇权和不纯洁的国家教会的阻挡，在那里建立这种基督教联邦。他们认为北美是应许之地，所以为了神与神的国度，他们要占领北美。”（34）
　　美国独立战争的发生，也是因为早期移民北美的多数人都是新教教徒，而主要殖民地多是清教教徒的缘故。
　　清教徒是信仰新教中卡尔文主义的英国教徒，之所以被称为清教徒，因为这些人主张清除英国国教中的天主教因素和影响，净化英国国教，建立纯正的新教教会。英文中的清教徒（Puritan）、清教主义(Purism)就含有清纯、净化的意思。稍微熟悉宗教史的人都知道，英国国教圣公会虽然号称信仰新教，但其因来路暧昧，所以带有很深的天主教痕迹和影响，基本上可以说仍然是天主教体系。当初宣布英国国教改为新教的，是国王亨利八世。亨利八世宣布改宗，并不是因为信仰新教，而是为了摆脱禁止他离婚的天主教会的束缚。该国王因为想废除生不下男孩的王后，想离婚另娶，但被反对离婚的天主教教会所禁止，因此，一怒之下，宣布国教改为新教，新教则同意了他的另娶计划。这样改宗的英国的国教会虽然号称新教，但仍保留了大量的天主教的信仰和习俗，这些天主教的信仰和习俗一直是国教会内部真正的信教徒的不满和改革对象，新教徒因此发起了改革教会的运动，他们将自己的改革运动称为净化国教的运动。
　　但这个运动一开始就遭到了掌握着政权与教权的政府和国教教会的镇压和迫害，在镇压和迫害当中，大量的清教徒逃到了真正的新教国家荷兰，前面讲的最先到达美洲的“五月花号的”的人群就是在此背景下逃出的清教徒。留在英国本土的一部分清教徒则与教权和政权继续做着周旋与斗争，最后，在各种政治经济因素促发下，发生了英国的著名的清教徒革命，清教徒掌握了政权，建立了共和制政体。在清教徒领袖克伦威尔死后，保皇党复辟，英国恢复了旧体制。
　　由逃亡的清教徒们建立的美洲殖民地，在宗教上，一直与英国本土的宗教处于对立状态。
　　美洲大陆的宗教主流为清教徒和路得宗，英国的国教则为天主教与新教的混合体圣公会安力甘宗。安力甘宗作为英国国教就如前面所说一直是清教徒改革的对象。在美国独立战争及18世纪二十年代，英国本土和美洲殖民地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伟大复兴（Great Awaking ）”运动，这场运动，表现在英国，是卫理循道宗教派的产生，虽然此教派也反对安力甘主义，力图改革英国国教，但与清教教义很多地方截然对立，没形成多大势力，英国仍然被国教控制。这场运动表现在美国，则是新教教义的普及和强化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新教教义在新大陆被强化的运动，这场运动最后导致了新教公理宗、长老会、浸信会的进一步振兴，清教徒也被这些教派吸收，从而与英国国教彻底在思想上脱离了关系，并形成了进一步对立。
　　宗教“伟大复兴（Great Awaking ）”运动进一步促进了美洲殖民地人群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加强了殖民地与英国本土的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的离心力，为独立战争做了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准备。
　　研究美国历史的专家都承认，美洲新大陆与英国本土上的宗教对立，以及发生在独立战争前夕的宗教大复兴运动，实际上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远因。比如，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就认为宗教大复兴运动为美国独立战争播下了思想的种子。（35）美国学者桑多斯（Sandoz）在《法的政府》一书中说，“独立宣言所表达的美国精神，发端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的宗教大觉醒运动。”（36）马斯登（George Marsden）说：“十八世纪的宗教伟大复兴运动为清教和民主革命之间提供了桥梁。”(37)
　　（下略15000字）
　　由于“即使以血淋淋的末日般的战斗为代价”，基督徒也要废除奴隶制度，所以南北战争就不可避免。南北战争开始之后，众多的基督徒投入了战争。据美国的历史学家讲，基督徒们把战争看成了一场捍卫基督精神的战争。约翰？布朗是一位在现代中国也为许多人所知的南北战争时的美国的英雄，他在战争期间因为挑动奴隶造反和武装解救奴隶而被处死，被处决前，他说上帝给他的使命就是让他消灭南方的奴隶制。马斯登说：“当南北战争进行的最激烈的时候，北方人往往将联邦军队的前进等同于基督王国的前进”。（47）
　　南北战争结束后，关于北方的胜利，林肯说：“加理森的逻辑和道德力量，以及国家和军队中的反对奴隶制的人民成就了这一切”。（48）加理森是指靠基督教说教来鼓吹废奴主义并产生很大影响的新教浸信会教友威廉加理森。加里森当时鼓吹，为了废除奴隶制这一罪恶，让联邦毁一千次也在所不惜。
　　基督徒们对奴隶制的厌恶，并不是因为当时的南方的奴隶制真正的多么残酷，而是来源于对基督教精神的执著。南方的奴隶制，据一些历史学家讲，并不像废奴主义者宣传的那样残酷，历史学家莫理逊在《美利坚历史》一书中说，与北方白人对黑人的冷淡相反，“南方的奴隶主们对黑人奴隶反而有一种理解和爱，让自己的孩子喝黑人的奶汁，与黑人的孩子一起玩”。（49）其情景，就如同小说《飘》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在这部描写南部风情小说中看到，郝思佳家与奴隶们之间的关系，有一种默契和相互之间的关照，很有些像今天的保姆和雇工与老板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如果两者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并充满了暴力，南方奴隶庄园的生产不会有效率，而奴隶主家的安全也不会有保障。莫理逊说：“南部诸州对奴隶的虐待狂式的虐待，只是极个别的现象，而大多数的奴隶主无疑对奴隶是亲切并富有人情味的”。（50）
　　所以，即便是现在，在美国仍然有人认为，当初白人把黑人抢到美洲做奴隶实际上救了他们，因为黑奴们在奴隶制下过的生活比在非洲的原始部落中的生活要好得多。
　　但是，无论这个制度实际上多么温清，给人实际上带来了多大的好处，一个可以容忍虐待他人的制度，一个完全地剥夺了他人自由的制度，在基督徒们看来，也就是罪的制度，它与基督教的“爱人”的精神相违背。正是这个基督教的爱人的说教，驱使美国人废除了奴隶制。以后，这个说教让美国确立了保护幼儿不受虐待的家庭立法，并让美国不停地对其他的社会制度予以苛病。
　　美国没有接受社会主义，也是因为基督教的缘故。
　　美国建国时期，欧洲正处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发展阶段，以后随着美国的发展，欧洲的社会主义也蓬勃发展。但是，美国作为从欧洲文明中脱体的国家，深受欧洲政治文化影响，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没有产生过有势力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并且成了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先锋。这是为什么？学者们一直研究这个问题。德国著名学者松巴特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在《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中说，美国的劳动者的生存条件比欧洲劳动者的生存条件要好得多，是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社会物质生活丰富是美国得以抵挡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考察。我们从杰克？伦敦的小说中可以看到，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劳动者的生活也很苦，劳动条件也很差，劳动者的权力得不到保障，在杰克？伦敦的笔下，许多工人包括童工因为苛刻的劳动条件而累死累疯。同时，那个时代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也很大，富者沿袭了欧洲的贵族生活方式，穷者则可能温饱不保。大家所熟悉的美国的杰出作家爱伦？坡，其实就是穷死的。他的妻子得了肺病，不仅没钱治，就连保暖也作不到，家里没有充足的被子用，造成了妻子的肺病的恶化，结果他妻子很年轻就去世。他做诗，说上帝嫉妒他俩的爱情，所以把他妻子带走了，读起来催人泪下。爱伦？坡以后自己仅靠稿费无以生存，来城市谋生，因为太穷的缘故，有一天在贪喝了竞选人提供的免费酒后，冻死在街头。爱伦？坡的生活是美国穷人生活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斯坦贝克等作家也描写了美国劳动者的悲惨境遇。
　　美国的劳动者的生活境遇，说明美国有着社会主义出现的客观物质条件。所以，很难说是美国人的生活的富裕使得美国没产生社会主义。
　　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基督教势力强大，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的缘故。
　　社会主义的世俗化理论以及其中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对基督徒来说，是违背基督教义的，没有精神上的吸引力，尤其是涉及无神论时，往往被认为来自撒旦的诱惑。
　　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基督教徒看来是不可能实现，基督徒相信，人生而有罪，并且罪孽深重，靠这样的罪性深重的人来建立共产主义这样的天国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国只有在神的主导下建立，人是建立不起来这样的理想国的。
　　因此，基督教信徒很容易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抵制。
　　美国的一部电影比较形象地说明了美国社会为什么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原因，说明了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的特点。这部电影，中文名称叫《空谷芳草》，主人公由派克主演。电影的故事梗概是：一位贫穷家庭的姑娘，刚神学院毕业，没有工作，迫于生机，来到自己父兄劳动的工厂老板家里作保姆，父亲坚决反对，因为父亲在劳动时受伤致残，因此仇恨工厂主一家，认为自己的姑娘不能去伺候他们。但是，姑娘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姑娘受基督教伦理的影响，认为人不能仇恨别人，给厂主作保姆也是上帝给予的工作，也应该做好，伺候好主人是自己的本分，于是姑娘仍然坚持在厂主家作保姆工作，并且尽心尽力地去做。后来，姑娘的父亲因为怨叹自己的命运因此也不信上帝，参加了砸工厂的运动，在与工厂主的冲突中开枪打死了厂主，自己也被打死，而姑娘则因为善良的心肠和周到的服务以及处世的智慧，获得了厂主一家的喜爱和尊重，最后嫁给了厂主的公子，而且获得了整个工厂的支配权，从此完全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生活。
　　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认识，也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说教。也就是，顺服上帝，勤奋工作，靠善良和智慧以及上帝的祝福来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伦理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抵抗。
　　美国沿密西西比河一岸被称为“《圣经》环带(Bibile Belt)”，这一带的居民包括农民工人多数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其中坚信《圣经》的福音派居多，即便是现在，如果一到星期天，街道上就几乎没有商店营业，因为人们都去教堂了。这一带从来没出现过社会主义苗头。
　　美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产生于进步的知识分子之间，比如哈佛大学的知识分子等等。进步的知识分子受理性化世俗化影响，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因此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运动。但因为没有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基础，工人农民的主要力量都让基督教俘虏过去了，所以，终究成不了气候。


　　第三章 美国的外交，是追求意识形态目标的外交
　　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原则和国民的好恶。（1）　　　　　　　
　　—— 日本内阁情报局长、驻泰大使冈崎久彦
　　“美国蔑视力量平衡的概念，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秩序的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以及民族自决”。（2）　　　　
　　——亨利 基辛格
　　一、美国的外交注重意识形态
　　美国自独立以来，就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
　　早期是对西部疆域的拓展，现在被说成是国内事务，实际上当初是从法国西班牙及墨西哥等国或夺或买地获得土地，也是对外活动。
　　南北战争之后，在形成现在的美国的规模之后，美国开始走出美洲，参与更广泛的国际事务，其间主动投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直到今天，美国已成为影响全世界至为重要的国家，把握着几乎所有国际问题的关键，从台海，到中东，到非洲，到欧洲，都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几乎所有国际热点的当事国领导人，都把美国的态度当作首先必须考量的因素。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北美洲远离世界的纷争热点，美国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对国际事务可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它视国家的利害状况，既可以采取闭门的孤立主义，也可以采取开门的国际主义政策。尽管美国一直有孤立主义的主张，但美国自建国以来孤立主义就没有得志过，开门的国际主义政策一直是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调，包括被认为是孤立主义的门罗主义，其实也是为了获得在拉美和太平洋地区的支配权，是为了向太平洋地区扩展，也是一种开门主义。甚至，我们在美国的国际活动中看到，美国在对他国的问题上经常采取干涉主义态度。
　　为什么美国一直采取开门主义政策，甚至是干涉主义政策？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美国的开门主义和干涉主义，容易被理解是为了争夺资源和抢夺市场等，被认为是追求国家物质利益的行为。一般世俗国家的学者都从利益角度来解释美国的外交动机，笔者曾在全国最大的书店找遍了关于美国外交的书，发现，除了美国人自己写的书介绍了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之外，所有我国学者，都将美国的对外政策解读为追逐利益的行为，没有考虑到意识形态对其内外政策的影响。对二次世界大战的解读也是如此，认为美国参与二战，是美日两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长期争夺利益的结果，日本想独占亚太，美国要求利益均沾，因为利益对立，不可调和，导致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在亚太地区火并。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战，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等等。
　　其实，这种世俗化的利益论考量，是经不住推敲的，考察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所占的分量，就会发现，意识形态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那么，什么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考察美国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的意识形态表现出这样的内容和特色：
　　1、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
　　2、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同样强烈的天命意识。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某自成系统的价值观，在这个意识形态的系统内，价值观一般都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在美国，美国人的选民意识、天命意识、和举国上下的对自由民主的执著，一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自我评判和价值判断，是被认为是绝对有道理和正确的，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构成内容。
　　首先，我们看美国人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
　　美国人认为，自由、民主、人权之好，是不容怀疑的，他们符合上帝的旨意，人的权利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获得了最大的保障。只要是不民主的，不自由的、反人权的，就是坏的。无论在哪个国家，那个民族，也无论其穷或富，民智是否开化，经济水平是否达到一定程度，民主都应该是应该实现的社会制度，人权都应该是受到保障。
　　在美国，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是一个被绝对化了的、含有崇高和神圣的意义的词，意味着几代人的理想和奋斗精神及奋斗历程，就像前几十年在中国提起共产主义、老红军等这样的词一样，被绝对化和意识形态化。人们看到，由于对民主自由的执著和意识形态化理解，美国人有时表现得很单纯，许多由别的国家跑到美国的流亡者，只要声称自己是民主斗士，就会受到百姓和政府背景的人士的支持和爱戴，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相反，只要你表现为不理解或不喜欢民主，你就会遭到感情上等各方面的冷遇。
　　其次，我们看美国人的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同样强烈的天命意识。
　　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上帝的国家，是上帝选中、受上帝祝福、体现上帝荣耀的国家。美国负有上帝赋予的使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美国要做全世界的领导者，将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
　　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在美国的历史上不断地被表述，成为美国人的一种特有的自我感觉。
　　马塞诸殖民地的英国的清教徒宣布，他们建设的新大陆将成为耶稣所说的建在“山上的城”，将成为照耀全世界的光。第一任总督文思洛宣称，新教徒对“新世界的开拓，是上帝赋予的使命”。（3）
　　首届总统华盛顿在给各州州长的信中说：“现在，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和自由的美国人成了全世界最受人注目的角色，站在舞台中央。这个舞台，是上帝为了显示人的伟大与杰出而特意设计的。”（4）
　　十九世纪与爱伦？坡等交往甚密的作家约翰？奥萨利班在一篇《前途远大的伟大国家》的文章中说：“我们国家，注定要向人类展示上帝的美好意志，那就是：我们是让人类进步、实现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国家，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一使命。这将是我们今后的历史，美国正是为了这一使命而被上帝拣选的。”（5）
　　奥萨班利还说：“美国命中注定要采取好的行动，我们除了对一些可以吸取的经验以外，对过去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远大的未来才是我们的舞台，我们的历史要在未来中创造。在我们的心中，有上帝的真意和慈悲的目标，有没被过去污染的良心，我们正在进入人类未曾踏入过的空间。我们注定要成为引导人类进步的国家，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挡我们的前进，上帝的意志与我们同在。”（6）
　　近期的里根总统则说：“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应该像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所承担的这项使命中虚伪地对待我们的上帝，并因此促使他不再像现在这样保守我们，那么我们必将成为世人谈论的趣闻和笑柄了。”（7）里根还说：“我们必将再度成为自由的楷模和希望的灯塔”。（8）
　　现在的布什总统说：“在美国人的善良、理想和信念当中，无处不看到上帝的旨意”。（9）布什在第二次就任演说中还说，美国要做黑暗世界的灯塔。
　　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还表现为美国人的自信和优越感。托克维尔在其《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点，他说：“美国人在与外国人相处时，不允许说美国的一点坏话，并且无止境地渴望受到外国人称赞”，（10）“如果这个外国人对此有抵触，那么他们就开始自己称赞自己，他们即便是对自己的业绩持有怀疑，但也愿意用自鸣得意的目光来欣赏自己的业绩”。托克维尔举例说：“我曾经向一个美国人说，你们的国家真不错，这个美国人马上回答说，真是这样，世界上再没有这么好的国家了。我夸奖了美国的自由，这个美国人马上对我说，自由是上帝的恩赐，可是世界上还有那个民族配享这样的自由呢。”（11）
　　美国的意识形态中的几个特点，强烈地体现在总统的就职演说上。总统的就职演说一般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大展示，历史学家申科曼（Rick Shenkman）研究了历届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发现它们有个共性，就是所有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必然会提到以下几点：1，美国人应该敬畏上帝。2，美国人应该推动全球自由民主与和平。3，美国是世界的楷模。4，美国人应该全民团结。5，总统对人民的智慧有信心。6，尊崇开国元勋等。
　　这几个共性都包含了对民主自由的执著以及美国人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美国的意识形态在其建国之初就存在，可以说是美国生来具有传统悠久的东西，我们从首先到达美国成为美洲开发之父的“五月花号”搭乘者们签订的契约中，从早期其他殖民地的文件中，都可以看到以后成为其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以后的美国各个时代重要人物的言论、各时代的主流思想，都表达出这种选民意识和使命感以及对自由民主的信奉，一直延续到美国的今天。
　　这种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建国以后的对外政策的主调，它使得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就在周围世界推销自由民主制度，然后随着美国的实力和影响的扩张，逐步开始在全世界充当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保护人。以后，又加上了推行人权保障体系。
　　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美国的对外关系史，来看看意识形态是怎样扮演其外交基石角色的。
　　（下略30000字）
　　美国对法西斯阵营开战，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理由，而不是一种带有经济考量的行为，从战争开始前美国可选择的道路以及在战争中美国付出的巨大代价而言，美国的参战对于他们而言很不经济，美国在战争中牺牲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国民经济倒退几十年，并且在战后为了欧洲和日本的重建，美国又通过马歇尔计划等给与了欧洲和日本两大地区巨额的经济援助，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但是，美国还是参与了战争，在这里，美国人意识形态又起了作用，在美国看来，法西斯阵营是专制独裁国家，是民主与自由的破坏者，是对美国人认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挑战。美国人说，当自由世界受到前所未有威胁的时候，美国人有责任保护自由世界。
　　基辛格在论述二战时说：即便是没有珍珠港，美国也会参加战争，因为“为了自由的未来和美国的安全，罗斯福无疑会让美国参战”，进而，基辛格说，美国的参战“是美国的伟大并勇敢的领袖进行的非凡的外交努力而导致的结果”。（22）
　　日本内阁情报局长冈崎久彦在论述二战时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23）
　　在这里，冈崎所说的道德和国民的好恶，就是指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具体美国人的好恶是什么，将在下面讲述。
　　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也一直贯穿于二战以后。
　　二战之后，美国以民主的挽救者身份以及无可比拟的国家实力成了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国借此对西方世界进行了整合。在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美国成了资本主义阵营的盟主，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最强大最坚定的捍卫者。此期间，美国出兵朝鲜，出兵越战。美国大兵卖命流血，目的也是为了防止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的“赤化”。美国在越战遭到了惨败，成为美国自立国以来的首次遭遇的败绩，因此，在美国一直有越战值得不值得打的疑问。但从意识形态来讲，至今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值得，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参战，可能印度支那半岛早全部成共产国家了，这也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角度的评估。
　　进入七十年代，卡特执政以后，在冷战的环境中，美国在无法改变大多数中立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条件下，为争取中立国家的支持，共同对付社会主义阵营，没有把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当作对外交往的普遍要价。但出于其意识形态，美国提出了人权外交，这个人权外交既被用来苛病社会主义阵营，也成为美国针对其他国家的普遍的要求。自卡特以后，人权开始成为美国的外交的基石，人权的状况成为除政治体制以外的衡量敌友及远近的标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目标。
　　在以后的历届总统的对外政策中，人权都是其响亮而重要的对外要价，几乎每届总统在选举过程中都把人权外交当作自己未来政策的重要卖点，以获取选民的支持。
　　共和党总统老布什曾在中国居住多年，拥有众多的中国朋友，被认为能理解中国的现状，带有亲华色彩。但即使这样，布什在执政期间，对中国实施基于人权理由的多年的制裁。
　　为赢得选票，与老布什竞选时，克林顿批评其在人权问题上“软弱”，掌权后，克林顿在人权外交上大进一步，在任八年，克林顿打了两场人权战争，一场是为制止种族屠杀而出兵肯尼亚，另一场是在“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下发动的南联盟战争。克林顿当政期间，在国际上支持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两人共同把人权提到高于国家主权的高度。
　　小布什时代，美国一国独大，世界呈单极格式，美国不再顾忌，在人权之外，又将“政治自由”作为外交公开的对外要价。对中东阿拉伯世界，小布什除了依法反恐为由，打击伊拉克，将独裁者萨达姆送上审判台之外，又靠宣传及威胁，迫使中东实现民主化；对中亚及原苏联地区，小布什靠鼓励颜色革命来促使其进一步民主化，对俄罗斯的被认为破坏司法独立的案件声称要进行制裁；在近期的对非洲债务的免除上，小布什的条件也是非洲对象国的民主化。小布什在二次就职演说中公开宣称，美国人的使命是扫除地球每一角落的专制体制和独裁者。
　　布什时代的美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就是新保守主义的活跃。新保守主义是一场由基督教福音派人士发动的保守主义运动，主要的策源地是共和党，领导者是共和党的福音派人士。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组成了一个叫做“推进新一轮美国世纪计划委员会”（PANC）的组织，由现任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斐尔德以及评论家布茨、克里斯托等组成，这些人在多种场合对新保守主义外交做了阐述。这些阐述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些观点：
　　1，美国由于其市场经济的成功，以及在妇女解放、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成就，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绝对影响力的帝国；
　　2，这个帝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他不同于过去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帝国，过去的帝国的目的是靠武力使原住民服从，获得殖民地；而现在的美国帝国的目的，是给这些国家带来民主与法治。
　　3，美国政府应该继承里根的成功的外交政策，里根的外交政策是：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推行美国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充分发挥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里根的外交政策成功地拖垮了苏联帝国，并给世界带来了民主化。
　　4，为确保美国的价值体系，并在世界上推行这个价值体系，美国应该时刻准备打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历史证明，美国曾经进行的这些局部战争，如夺取菲律宾、出兵西伯利亚、出兵古巴、越南战争、波西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等，都在确保了美国的价值体系起到了作用。
　　5，在这些局部战争之后，还要考虑这些国家的重建(Nation Building )，为确保这些战争对象国的民主建设，美国应该准备类似于二战后援助欧洲建设的马歇尔基金。
　　新保守主义经常引用的保守主义政策成功的实例，是美国对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改造。二战后， 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都是被美国摧毁后，美国的重建下成为独立的繁荣的民主国家的。
　　我们可以看出，伊拉克现在成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实验地。
　　实际上，考察美国的外交史，就会发现，新保守主义阐述的外交政策，其实正是美国政府历来一贯的外交政策，其目标也是在全球推进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体系，推销并保护美国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今天美国独大的世界里，这个政策得到了明确的无所顾忌的表述。


　　第七章　美国的对华外交：从传教的热忱到对反基督者的仇视、再到异教徒情结
　　美国人的对华外交，也遵循着基督新教的理念。
　　如前所述，基督教是一个具有强烈传教热忱和救世主义态度的宗教，欧美国家自与中国有接触以来，就把中国当作一个传教的重点国家。上帝对他的子民说，我给你一个金币，你要给我还一百个金币回来。中国自与欧洲接触以来，就以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为欧洲人所知，为他们向往。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传教士感到振奋和激动。让数亿人民归属上帝，对欧美的传教士来说，是一个有挑战性有魅力又有意义的工作。让数亿人口归顺基督，在基督徒看来，相当于给了上帝数目极为可观的金币。
　　因此，欧美人对在中国传播福音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先到中国来的，是一些欧洲的传教士，主要以耶稣会为主，内容主要为天主教。美国建国以后，美国的教会也差遣传教士来中国，内容也变为基督新教的教义。欧洲世俗化以后，向中国传教的主要力量变成了美国。
　　传统的中国，在美国的基督教徒看来，是一个世俗主义和搞偶像崇拜的国家。
　　所谓世俗主义，是指儒教的现实主义和物质主义。儒教是一个非常世俗主义的思想系统，它表现为注重现世，不谈来世；注重世俗理想，不讲天堂。由于注重现世，儒教又带上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统治者注重秩序，百姓注重家庭，全社会人都追求世俗的价值如福禄寿等，不追求天国。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忌谈鬼怪力神等等。
　　所谓搞偶像崇拜，是指传统中国多数人信奉的佛教。佛教到处竖起佛像，让人跪拜，并且不认为世界是上帝所创，而认为是各种“因缘”的结果，这在基督教看来，是拜偶像宗教，不拜真神，是在自造假神。
　　这样一个中国，在基督教看来，是一个异教统治的国家，还不是赤裸裸反基督的国家。反基督的国家是赤裸裸地反对基督教思想，或者迫害基督教徒的国家，如伊斯兰世界。那是应该消灭的世界。传统的中国仅仅是异教统治的国家，是亟需福音光照的地方。
　　在清朝，美国第一个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实行信仰自由，要求获得在全中国和向中国居民传教的权利。在此之前，英法等国家只被允许在中国的开放城市向外国人传教，向中国居民的传教属于禁止之列。美国在清朝时期，向中国派遣了大量传教士，建立了众多的教会学校，花费了大量人力及资金。在清朝末期及到1918年之前，在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60%为美国人，（1）教会学校的近乎80%以上是美国传教士创办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等都是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他们是现在的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学校的前身，现在也领导着中国学术潮流。
　　在政治上，美国的对华的态度也较友好。在帝国主义纷纷将懦弱不堪的中国当作肥肉宰割的时候，美国基于基督教精神，对列强强调了对华交往的公义性。美国人提出的对清朝中国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如前所述，就是在保全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中国对基督教文明开放门户。在清朝遭受的多次侵略战争中，只有一次美国派兵参加了战争，那就是义和团运动时的八国联军，而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在美国被认为是一场宗教战争，是美国为保护自己的宗教利益包括信教的自由和教民的权利而进行的一场“护教战争”。当时义和团打出的“灭洋教”的口号和杀死大量的传教士及中国基督教徒的举动，使得美国国会同意出兵参与了对义和团的镇压。除此之外，美国再没有参与任何对华的侵略战争。并且，美国在多种场合提出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美国对华的相对友好，李鸿章对此深有体会，晚清主持外交数十年的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也说：“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国常思效顺之心”。事实也如曾国藩、李鸿章所说，当英法日等国把庚子赔款拿回本国作资金积累的时候，美国人拿它在中国建了清华、山西大学等教会学校。 并且，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法等国家也陆续将庚子赔款归还了中国一部分或免除了一部分。
　　在清朝时期，还有一个因素使得欧美传教士向中国传教的激情更为高涨，这就是黄祸论的兴起。黄祸论在欧美由来已久，早在欧洲最先了解到中国的时候，就有类似于黄祸论的论调，欧洲人了解到中国文明的悠久的历史和影响力之后，既感到魅力，又感到忧虑。他们忧虑中国文明会以它极强的生命力感染力以及众多的人口而危害基督教文明，忧虑中国代表的黄种人会突然铺天盖地地泛滥世界，淹没五湖四海，淹没欧洲。这种忧虑就是“黄祸论”。黄祸论在中国，被理解成欧美人担心黄种人人口太多力量太大而危害白种人的生存空间，实际这种理解不全面，黄祸论，主要是欧美人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黄种人的文明会危害欧美的基督教文明。
　　在欧洲与中国发生往来频繁以及日本崛起之前，黄祸论还是欧美人脑海中的一个一个幻象，但在十九世纪末，日本的令人眩目的崛起以及中国劳工向美国的大量涌入，黄祸论在欧美人眼里成了马上即将来临的现实。于是，黄祸论甚嚣尘上，如何阻止黄祸也成了人们关心的热点。美国的黄祸论的主要鼓吹者马汉既宣扬黄祸论，同时也是美国海权理论的创始人。海权理论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黄祸论，马汉主张的阻止黄祸的方法是，美国应该向太平洋挺进，占领中国和日本的门户，首先抵制住日本人的反基督教势力，然后为防范黄种人中国的崛起做准备。马汉的思想强烈地影响了美国，美国以后的海洋政策不折不扣的地执行了马汉的海权理论。
　　还有一个阻止黄祸办法，那就是传教，也就是把黄祸的根源日本和中国基督教化，让他们势力再强大也不会危害基督教文明。马汉在海权理论的同时，也主张靠传教阻止黄祸，马汉说：“摆在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文明，纳入自己的怀抱并融入自己的理念：首先是中国文明，然后是印度文明及日本文明。”（2）也就是用基督教文明同化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
　　黄祸论甚嚣尘上时，对欧美形成威胁的主要是日本，日本人打败了大清，随后打败了西方大国俄罗斯，在东亚开始挑战欧洲的霸权，在太平洋地区开始与美国较劲。但是，中国一直没有躲开欧美人的警觉的眼光，拿破仑说，“让中国睡去吧，他一醒来，会震惊世界”。中国被他们视为早晚超过日本的黄祸的根源。因此，把中国基督教化、堵住黄祸的源头的动机，在清朝末期更激发了欧美众多传教士向中国传教的激情。
　　在清朝，由于美国的强烈的基督教国家的性质，向中国传教热情一直不衰减，传教力量也一直强大，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的传教力量对中国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欧洲的教会。美国的新教思想开始成为中国基督教界的主流。
　　国民政府期间，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价值在中国崩溃，基督教在中国开始迅速传播。基督徒的数量由1900年时的6万人增长到1920年时的36万人，（3）国民政府上层也产生了许多基督教徒，早期如孙中山、宋氏三姐妹及其家族、民国政府总理唐绍仪、王正廷等等。
　　孙中山在海外生活多年，是虔诚的基督徒，属于美国卡尔文宗公理派信徒。他的许多政治活动如让位于袁世凯等等都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并且，在他掌握了一定权力之后，一直支持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他的葬礼也采取了基督教仪式。
　　在民国初期的议会议员当中，基督徒的数量在60多人，占25%左右，（4）很有影响力，这个数字在现在的欧洲国家议会，也属于少见。广州的地方政府官员中基督徒竟占人数的65%，（5）基本上是一个基督徒政府。实际上，考察孙中山革命时期人员的宗教信仰，就会发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在早期实际上是以“客家人 广东人 基督徒”这种人员组成进行的。
　　国民党取得政权以后，在支配中国政局的四大家族即所谓蒋宋孔陈的四大家族中，除陈氏弟兄之外，其余三大家族即蒋宋孔三族全是基督徒家族。
　　宋氏家族的父亲宋耀如是基督徒，早年曾在美国做过有关基督传教事业，印过基督教书籍。母亲徐氏家庭更是基督徒世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与传教士过从甚密的徐光启。宋氏三姐妹及兄弟早年都曾在美国留学，很早归信了基督教。
　　蒋介石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的基督徒。众所周知，蒋介世归信基督，与宋美岭家族有很大关系，宋氏家族对蒋提出的迎娶宋美玲的条件，就是归信基督教。据说，蒋介石在研究了《圣经》以后，就受洗信了基督。这个信仰一直维持到蒋介石之死。据蒋的侍卫官回忆，蒋晚年信仰非常虔诚，一早起来先做祷告，并读一段《圣经》，做祷告和读《圣经》时，每念到上帝之处，此公必向东方脱帽敬礼，以向上帝表示敬意。不知此公何以知道上帝住在东方。
　　孔祥熙在九岁时曾得过病，差点死掉，后由基督教医院治好，自此对基督教产生好感，以后，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受洗归信了基督。尔后，也去美国留学，巩固了信仰。此外，在地方军阀势力中，冯玉祥是一个著名的基督将军。
　　由于国民党政权期间，统治中国的四大家族势力的主要三家全是基督教家族，在其周围又聚集了大量的基督教的下属和幕僚。因此，国民党嫡系对中国的统治可以说是基督教家族对中国的统治。这个亲基督教色彩浓重的国民政府获得了美国人的好感，与美国政界有深厚关系并且日后出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等，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并将这种评价向美国政府及社会传递。关于蒋介石的政府，司徒说，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才能遏止住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带来希望。他认为中国将在浸润着基督精神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福音化和自强。关于蒋介石本人，司徒说，蒋才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和真正的维护者。司徒在1937年5月15日写的一篇文章中吹捧蒋说：“据我所知，报刊杂志中那些关于蒋先生的生活方式的描写，以及关于十年前他如何无情地对待政敌的描述，也许并非空穴来风。但我认为即使如此，这或许是对他更大的推崇。因为从那时候起，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变。自从1926年到1927年，他身系国家安危以来，我便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他的事业。……他甚至在与他最亲近的人相处的时候，也沉默寡言，时刻以公务为念，而不善于做应酬性的闲谈。他具有中国上流人物必不可少的文雅与礼貌。但其处事的认真、率直和坦白，又非常合美国人的胃口。……与各种各样人周旋的非凡才能，受过高度训练的智慧，当机立断的魄力与勇气，永不疲倦的精神，都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军人和政府首脑的基本素质。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中始终处于群雄之首的原因所在。”（6）
　　蒋公如何，历史已有定论。但这是以后当了美国驻华大使的美国基督徒眼中的蒋介石，反映了美国基督徒对蒋的看法。
　　这样的基督教色彩浓厚的政府，让美国人看到了基督教支配中国的希望。在这种气氛下，美国对中国关系这时得到空前的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也空前强大，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结成了同盟关系，进入了蜜月阶段，中国成为美国予以援助和支持的友邦。
　　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玲也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基督教徒形象在国际政治中为自己赢得支持。
　　宋美龄早年曾长期在美国生活，了解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深知基督教在美国的作用。因此，在嫁给蒋介石、进入中国政治核心之后，宋美岭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宋美岭自幼习读《圣经》，对《圣经》掌握得很娴熟，在与美国高层交往中，《圣经》的词句信手拈来，折服了很多人。率美国义勇军最先参加中国抗战的著名的飞虎队将军陈纳德，在与宋美岭见了面之后，说：她就是我今后要侍奉的公主。在对美国的宣传当中，宋氏的基督教家族背景和深厚的基督教养，也颇为政治家和百姓尊重。宋美岭抗战期间访问美国，在国会演讲，在百姓重游走，获得了众多人的好感，访美收获颇丰，赢得了国会和百姓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蒋介石在宋的指教下，也注意塑造自己的基督徒形象。蒋在与美国人的交往中，经常刻意谈起自己的宗教生活，阐述自己内心的宗教世界，打动这些外国朋友。美国基督徒中的重要人物因此就很欣赏蒋，美国《时代》杂志掌门人亨利？鲁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基于同样的信仰和把中国福音化的期望，《时代》杂志把蒋评为1937年年度风云人物，并前后两次将蒋介石宋美玲夫妇列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这是《时代》杂志很少有的事情，三次为一个政治人物宣传，估计是时代周刊绝无仅有的吧，这为蒋夫妇在美国和国际造了不小声势。这里，同为基督徒的事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蒋介石与宋美岭对自己基督徒形象的刻画与宣传，在美国获得了很大成功，起到了无形的走廊说客的作用，为蒋夫妇的政治事业赢得不少分。
　　顺便说一下，由于蒋介石夫妇利用自己基督徒形象而赢得来自美国的鼎力支持，所以，现代的台湾的政治领导人中，也有些人想模仿，以捞取政治实惠。较突出的就是台独的后台老板李登辉。李登辉自称自己是基督教徒，并且逮着机会就在美国人面前显摆，在搞政治时也常用基督教典故，比如，李登辉在鼓吹自己的态度主张时，将自己比作《圣经》中的摩西，说自己将要带领台湾走出“埃及”，这个埃及当然是指中国，台湾则被比喻为在埃及受难的以色列人。因此，李登辉在台湾的绰号叫做“李摩西”。但李登辉的表演拙劣了一些，当需要日本人的支持时，此公又换上日本武士长袍，挥舞日本军刀，一下露了原来是日本武士的马脚。结果，李登辉虽然表演了一下基督徒的角色，在岛内落了个“李摩西”的外号，但在大西洋彼岸，只落得了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声。如果此公真正了解基督教，应该穿上十字军的骑士盔甲，嘴里别说要率台湾走出埃及，要说夺回上帝赐与的流着奶与蜜的福地，或者说台湾必将光复大陆，要做“黑暗世界的灯塔”，等等，这样就能获得大洋彼岸的满声喝彩了。当年蒋公夫妇满口《圣经》的词句，披坚执锐，竭力阻挡无神论共产主义者的洪水，所以获得了美国的鼎力支持。李登辉对基督教了解还颇不在道，比之蒋公差矣。
　　当国民党逐渐掌控了中国的全土，几大基督教家族在中国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与中国的国民政府的亲基督教色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逐渐建立起了一套以神道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的体系，尊天皇为“现世神”，也就是活着的神，把对天皇的崇拜抬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天皇成了神在人间的替身。同时，日本在政治上逐渐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建立起一套独裁的专制的国家体系。
　　美国由此与日本疏远，在日本大政民主时代形成的美日合作关系不复存在，美日之间的矛盾逐渐浮到表层，并且日渐尖锐。随着日本的天皇崇拜和法西斯化的程度加剧，日本成了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的邪恶帝国。在美国的基督教徒眼里，对人的崇拜就是对上帝的亵渎，把人提到神的高度来崇拜就是邪教撒旦，军国主义和法西斯都是当时反基督的邪恶势力。此时，美国与日本的矛盾日渐激化，在美国，援助亲基督教的中国国民政府以对抗反基督的日本，成为亚洲外交政策的基础。等到美日开战的时候，联手中国打倒日本则是美国的全民意志了。
　　二战结束后，经过四年内战，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如前所述，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与美国的基督教精神完全对立，于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了美国人眼中的敌人。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夕，中共主要领导人并没有考虑向苏联一边倒，与美国搞敌对，相反，此时的中共领导更想与美国搞好关系，设想借助美国的经验搞经济建设。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毛泽东在与苏共的长期交往当中，吃了不少莫斯科留学“洋派”的苦头，基本上，毛泽东是在与苏共势力的代表李德、李立三、博古、王明等人的斗争中逐渐掌握中共领导权的，因此，与莫斯科长期存有芥蒂。中共在延安时代也与美国建立了良好关系，看到过美国的大手笔援助，也了解美国人援助的慷慨及作用。在延安时，毛泽东曾让周恩来对美国人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制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的经济薄弱，贫穷落后，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能力一下子建设那么好的社会，在现阶段，中国还应该借鉴比苏联社会主义较低阶段的美国的经验建设自己的国家”。言语之间，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想与美国搞好关系，把传统的中美友好继承下去的愿望。
　　但是，美国囿于意识形态成见，全然不理会中共传递的信息，在与国民党的战争中，美国全力支持了国民党。中共胜利之后，美国又拒不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开始封锁中国，将社会主义中国视为亚洲最大的敌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不得不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朝鲜战争期间，由于中国与美国军队的交战，在美国国民当中，产生了要求政府向北京扔原子弹的声音，那时的报纸经常登一些百姓要求向中国人扔原子弹的呼吁，美国政府也认真地考虑了这个做法。这时的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二战时日本一样的邪恶国家了。在美国基督新教的美国国民心里，一旦你被认为是撒旦、邪恶，那么对你的同情和怜悯或者妥协就都不存在了，你就注定是被灭亡的了，扔一颗瞬间杀死数十万人的原子弹也在所不惜。日本就是因为强烈的反基督教的政治体系和文明，而遭受了美国的原子弹。日本人说，假如当时美国的对手是欧洲国家，美国不会扔原子弹。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美日之间除了现实的矛盾之外还存在的深刻的宗教文化对立。
　　尼克松时代，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甚至战争，美国人看清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实用主义态度，看清了中国在建设自己国家时进行的痛苦摸索。为了对付美国当前的主要敌人苏联，同时也因为美国当时主持外交的是犹太人基辛格，美国对华实现了全面的缓和。
　　众所周知，基辛格是犹太人，不信奉基督教，在外交思想上注重地缘政治及利益关系，是梅特涅派外交信徒，基辛格的思想对美国对华关系的缓和起到了关键作用。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展开了务实的脱意识形态化的外交，国家利益成为在外交中高于一切的东西，意识形态退居其后。同时邓公在国内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扩大了经济自由，对外国实施开放，开始引进外国的先进体制。这时的美国人不再将中国看作是邪恶帝国，而将中国看作是类似于传统中国的异教之地。此时，影响中国进而改变中国的政策取代了敌对中国的政策，美国于是力图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影响中国，然后逐渐将中国纳入西方价值体系，以实现改造中国的目标。里根访华，沿途一路向中国人宣讲个人主义，苦口婆心地告诉中国人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而是人类赖以尊严地生活的基础，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感觉，这位身系世界安危的大人物，怎么有时间向中国人讲社会学课呢。其实，里根在传教，在向中国传产生于基督教文明的个人主义思想。里根的传教，是当时美国人对华良苦用心的一个缩影。
　　苏联及东欧事变以后，中国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坚持，使得中国又差一点成为“邪恶势力”的代表。但此时的中国宣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并采取了更加务实和脱意识形态的国内外政策，使得美国人看到了中国的传统的世俗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同时，中国社会也没有倒退，而是在改革开放上又进了一步。于是，美国又从敌对中国的策略上，回到了将中国拉入西方体系并在体系内改造中国的策略。美国这时与中国谈判WTO的加盟，要了高价，得了实惠，同时又将中国纳入了WTO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贸易体系，让中国上了市场经济的世界轨道，而且是一个强制性轨道。这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美中关系的代表性举动。
　　美国进入小布什时代，美国基督教右派势力的急剧扩张，美国的外交政策由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把握，中国的现状已经不能满足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小布什及其代表的美国基督教保守派的要求了。在福音派眼里，中国是一个世俗主义、唯物主义、拜金主义、无神论、鼓励偶像崇拜的国家，是一个仅次于伊斯兰世界的准敌对势力，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基督教文明的力量。布什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公开场合说，“祈祷中国早日成为文明国家”，反映了布什政府对中国的界定。于是，美国在对伊斯兰世界开战的同时，对中国开始了围堵打压。
　　现在，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任何难题都有美国因素：
　　台海的紧张，有美国对台独势力的利用；
　　中日关系的紧张，有美国对日本右派思想及行为纵容以及用日本牵制中国的动机；
　　人民币升值，是为了打压中国出口势头以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纺织品等贸易纠纷，背后是美国驱逐中国产品以帮助穷盟友进入美国市场的意图。
　　总之，处处与中国过不去，公开的叫板与私下的小动作连在一起，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四处受到阻挠和牵制，甚至有时让人感觉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望变得有些渺茫。中国政府说中国要和平崛起，就是要在崛起的过程中不要战争，崛起后也不要战争。但这个和平的愿望似乎有阻挠，就目前来讲，中日关系和台海形势就让人忧虑，二者背后都是美国因素在起作用。这让人想起当年日本在亚太地区与美国叫劲时的情形，那时日本要吞掉中国，一心要与美国妥协，让美国不要干涉中国事务，对美提出平分太平洋霸权的构想并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但美国出于对日本天皇崇拜和法西斯的厌恶，出于遏止黄祸的动机，处处挤压日本，搞得日本人不得不怒而发动自杀性攻击，授予了美国直接打击日本的法律理由。
　　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打压，与美国掌权的福音派视中国为异教徒甚至是反基督势力的异教徒情节有关。



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第八章 由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一、读解美国，不要陷入泛利益论的泥沼
　　用利益论来解释国家之间的外交的动机，有其正确性，比如，就像第一章所讲的，利益论非常适用于日本这样的彻底地世俗化的国家。日本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传统上是儒教的世俗主义国家，在近代也没被宗教化过，佛教一直是个人或阶层的信仰问题，从来没被提高到国家或政治权力斗争的高度。所以日本的外交一直遵循着最大程度实现国家利益的原则。
　　用利益论解释欧洲国家的外交也有实用性，因为欧洲国家虽然原来为基督教国，但现在已经世俗化，也遵循利益外交的原则。
　　欧洲和日本跟着美国的外交跑，是因为美国是西方盟主的缘故，美国因为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二战后一直是西方的利益的整合者。但当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发生大的冲突的时候，欧洲与日本都会选择摆脱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的道路，而追求实现现实利益的外交，不为意识形态牺牲现实利益。这是世俗化国家的一贯作风。
　　但是，用利益论来解释美国的外交动机则不灵了，综上所述，美国的外交，是实现基督教理念、传播基督教理念的意识形态性外交。占国民86%人口的基督教徒左右着美国的政治经济，自然也左右着美国的外交。这些国民选出的总统，不仅反映着美国国民的世俗要求，也反映着美国国民的宗教诉求，而且，经常的情形是，总统本人往往就是更加虔诚甚至激进的基督教信徒。这就使得美国对外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官工商民结合的传教实体，成为实践基督教理念的团体，这个基督教理念，就如前面所说，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在全球实现自由民主人权等基督千禧国的梦想。
　　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区别，不是宗教政党与世俗化政党的区别，而是基督教信徒或基督教文明笃信者的不同集团的区别；克林顿与布什的区别也只是基督教文明护教者与狂热的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在对外上，在异教徒面前，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因为都主要是基督教徒支持的政党缘故，他们执行的外交，都是干涉性的基督教理念外交；都在为实现全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文明秩序而努力，这个秩序，就是他们眼中认为是上帝意志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体制。所以，民主党的克林顿可以打一场人权旗帜下的南联盟战争，共和党的布什也可以打两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
　　在这样的国民和政治家面前，联想起他们的祖先千百年来在欧洲大陆的进行的无数场宗教战争，联想起他们的祖先在欧洲为信仰牺牲性命的宗教热情，再看到依然存在于他们国家的深厚的宗教精神和情绪，利益论显然就不灵了。用利益论来解读美国，会陷入泛利益论的泥沼，而看不清其本质。

　　诚然，我们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也经常会看到美国人在为其战略资源国家安全等国家利益大打出手的场面，但这个国家利益，也很少会脱离美国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的战略目标。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其外交的关系，就如在前言中所说，“美国人的外交虽然也经常表现为一城一池的争夺，一锱一铢必较的利益性外交，使人看起来美国的外交也执著于利益，但其从全局上，从来没有偏离过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战略目标，而且，其利益外交也是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服务的，利益外交仅仅是战术上的表现。”
　　泛利益论会误导对美国的读解。
　　比如，就如第一章起头所说，利益论的一个名言，就是：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种说法就不适用于美国，容易让人忽略美国外交因基督教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战斗性的本质。
　　美国有永恒的敌人，那就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者。
　　反基督者是一个宗教概念，是指来自撒旦的与基督精神针锋相对的人或实体，《圣经》认为反基督者的出现是必然，并在多处对他的出现作了预言。“反基督者”一词具体所指，因时代而异。在古代，疯狂迫害基督教徒的罗马皇帝尼禄被所有基督教徒认为是反基督者。在现代，希特勒及纳粹、苏联及斯大林都获取过这个称号。现在，独裁的、迫害基督教的，都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者，就像艾森豪威尔说，反民主就是反上帝。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反基督的势力或人，都被美国人视为敌人，美国人的政策是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是美国的一贯的持之以恒的政策。先是日本的崇拜天皇的反基督的军国主义体制、希特勒的反基督的纳粹运动、再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运动、然后是近些年复兴的伊斯兰世界。
　　再比如，面对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打压，利益论者解释，中国的崛起威胁了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美国将中国看作争夺世界霸权的潜在对手，所以处处打压中国。
　　这种泛世俗化泛利益论的解释不符合客观实际。中国仅仅是日本经济的三分之一，是美国的近七分之一，欧盟的三分之一。并且，在产业结构上，在军事技术上，中国不仅与美国相差一截、甚至与欧盟日本都相差许多。中国成为美国独霸世界的竞争对手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现在世界上，在多数人眼里，还是与印度、巴西等一样的地区大国。
　　况且，国家实力并不是与美国形成对立的原因，如果论国家势力，欧盟和日本都有可能成为与美国争霸世界的对手，他们与美国的对抗势力和潜力，远在中国之上。但这些国家没有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潜在的威胁，没有与美国在全世界各地争斗。印度的经济发展近些年也非常令人瞩目，也以近两位数的增长率在积聚势力，并且发展了核武力量。但印度也没有被视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美国甚至帮助其搞核力量。
　　但中国与美国明里暗里地交手。
　　中美之间现在的对立，究其本质，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社会主义无神论与基督教有神论的对立，是传统的儒家式的务实主义与基督教追求天国精神的对立，是复活的佛教意识与基督教反偶像崇拜精神的对立，是试图将世界纳入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努力与固守传统价值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努力之间的对立。背后，是美国的基督新教信徒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较劲，是美国基督教徒与中国的传统力量的较劲。
　　所以，中美之间的对立关键，是谁接受谁的价值观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官方价值观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解放全人类的宏伟指向，相反，美国一直要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文明体系，并一直在为之努力，所以，问题的关键，归根结蒂是，中国能不能接受美国的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文明的问题，也就是接受那套大众民主、全民性人权、广泛的自由等带有明显的近代基督教胎记文明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靠人民币升值若干，对外贸易自我设限若干，或多买一些美国的波音飞机等做法能解决了的。
　　美国人的外交也会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比如说，与苏联联手打击希特勒日本法西斯，联手威胁不大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对抗强敌苏联，联手伊斯兰世界的独裁政体打击本拉登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放弃意识形态主导的原则。美国人善于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然后再打击次要的敌人。与苏联联手消灭纳粹和法西斯日本之后，美国人就开始了对苏联封锁和对抗。谁是主要敌人，主要看谁是威胁基督教文明世界的当前的主要势力。这种灵活性也符合基督徒性格。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重视智慧的宗教，耶稣多次告诉弟子，传教要有智慧，“要像鸽子一样驯良，像蛇一样智慧”。（1）智慧在基督教里甚至有着与上帝一样的高度，《圣经》的一些篇章说耶稣就是智慧，上帝与智慧一起创造了世界。用智慧解决问题是基督徒处世的一个原则，美国人在外交上也秉承了这一原则。
　　看清美国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外交的本质，而不用泛利益论的方法来分析其外交行为，这很重要，这样就会明白美国人眼中的真正的敌友及真实的外交动机与目的。
　　二、由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具体到中美关系上，把握美国的国家本质，看清美国的外交实质，就会真正把握中美关系的实质，把握住美国的未来的国家及外交走向及中美关系的走向。
　　我们依据美国执著于意识形态外交的特点，立足于上述对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分析，结合国际一些理论和人的看法，来看看今后中美关系今后的可能的互动和走向。
　　依据以上认识，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的现行的体制和价值取向及宗教倾向不变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对立关系不会变。随着基督教保守势力在美国的增长和扩张，这种对立关系甚至可能演变为敌对关系。
　　如上所述，美国人因为其强烈的选民意识和使命感，其外交目标一直是在全世界推广和普及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在全世界建立起实践基督教理念的社会秩序，建立起自清教徒跨渡美洲来就想建立的基督教王国。
　　美国在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的过程，表现为打倒一切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包括，在他们看来不民主的体制，反民主的人物，反基督教的体制，反基督教的人物等等。在过去，美国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倒了德国的军国主义肇始者霍亨佐伦王朝，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德国的希特勒政权和日本法西斯政权，通过二战后与苏联的冷战竞争，搞垮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在，目标指向了具有反基督教因素的复活的伊斯兰世界。
　　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初期，美国把红色中国看成了与苏联一样的意识形态大国，对中国实行了打倒的政策。但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人醒悟到，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实际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中国共产主义与其说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共产天国，不如说是要追求富国强兵之策，要摆脱近百年的国家耻辱和民族危机，它的本质是近百年来各种救国方策和主义的一个承续。从那时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再是完全的封杀和打击，而是“在交往中改变中国”的政策。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今天。
　　但在交往中，中国如果不改变它的国家意识形态，那么，中国在美国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过程中，在美国建立世界范围的基督教文明秩序的过程中，就成了障碍，就会成为一个要扫除的敌对目标。
　　实际上，小布什上台以来，由于小布什政权的神权政治色彩，由于现在掌握白宫外交的原教旨主义者们的标准，唯物主义的中国已经被他们列为敌人。布什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在谈到对世界的威胁时候，说：“从长远说来，我们的问题在中国”，（2）说明了美国保守派对中国的界定。
　　环顾世界，在今天，世界已经朝美国努力的方向上大迈了一步，美国的价值观在世界得以扩张，全世界卷入了自由化的潮流，大多数国家变成宗教自由的国家，曾经是美国对头的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宣布要加入北约，也开始了回归西方文明的进程，普京上台后也宣布，基督教中的东正教将成为立国之本，要将俄罗斯再度融入基督教文明。
　　仍然在坚持反基督教的意识形态的世界，就只有伊斯兰和中国了。
　　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下的中国，被美国描述成没有 “宗教自由”的国家，甚至是迫害基督徒、旨在消灭基督教的国家。美国的一些人权团体和宗教团体，每年都要列举中国存在的大量“人权问题”和“宗教迫害”，尤其是对“基督教的迫害”，并在中国重要人物发言中寻找中国敌对基督教的证据，每当发现这些迫害和敌对的证据时，都要在美国国民及政治家产中引起新一波反华情绪。
　　美国现在专注于伊斯兰世界的事务，美国有可能被伊斯兰的反基督教势力如原教旨主义者拖入泥沼，美国需要中国在其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斗争中予以协助，并在针对伊斯兰世界改造行动中保持中立，所以，依据“智慧外交的原则”，美国在现阶段把中国还称为朋友，甚至有时把与中国的关系称为“伙伴关系”。
　　但是，反基督者是美国永恒的敌人，这是美国在其意识形态外交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或早或晚，美国都会与“反基督”的国家或势力冲突，并且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伊斯兰世界问题解决之后，如果中国仍然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仍然是把唯物主义无神论当作是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那么，由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以及始终如一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外交目标，无论布什之后是谁当权，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将成为美国国民及其政府的眼中的最主要的敌人，中国将被视作美国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最主要障碍，那样，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将走向进一步对立，甚至演变为敌对关系
　　美国作家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罗斯？孟洛（ Ross Munro）合作写了一本书，叫做《不久将与中国斗》，在美国和日本都很畅销。这本书告诉读者，中国的唯物主义者是冥顽不化的，不要指望他们会理解美国，不要指望他们会理解美国人的基督教和民主主义。这本书说，美国的国会议员在访华时，曾向一位地方官员问，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吗，据说这位官员很不愉快。作者说，中国难以改变，务实主义让中国走向了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成功只加强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自信，因此，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与美国在各方面发生斗争和冲突。该书清楚地描绘了中国与美国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与冲突。
　　神学上的一种见解，也会助长美国国民对中国的敌意。
　　长期以来，在部分神学家那里有一种见解，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撒旦因素。他们说：中国人千百年来崇拜龙，视蛇为神物，而龙和蛇在基督教文化里都是撒旦的象征。在伊甸园里，人类的始祖就是受蛇也就是撒旦的诱惑才堕落的，在末世，撒旦将以巨龙的形式与上帝争战，最后这条巨龙被上帝捆绑扔入永火。中国人千百年来喜好龙崇拜龙、对龙顶礼膜拜，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子孙，引以为傲。这不暗示着中国与龙冥冥中有着某种亲和关系吗。
　　他们说，中国人又喜好算卦占卜，听信算卦占卜，而算卦和占卜在基督教文化里被认为是撒旦的伎俩，是通邪术，是唯有撒旦的子民才会做的，是被上帝仇恨和诅咒的。
　　他们说，中国人千百年来没有发展出一种追求天国的精神，不追求永生，只崇拜世俗的价值“福禄寿”，而世俗的福禄寿在基督教文化里被视作是“肉欲”，是来自撒旦的诱惑。
　　他们说，中国人在与基督教长期的接触中也没有接受基督教，唯独对搞崇拜偶像不信神的佛教情有独钟，崇信千年，顶礼膜拜，而拜偶像信假神也是在基督教中被上帝仇视的。
　　现在，他们说，中国干脆相信仰和追捧起了无神论，把基督教当作毒害人民的鸦片，当作在历史的长河中注定要被消灭的东西。
　　他们说，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文化和本性，带有深深的撒旦的痕迹。
　　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界定，固然激起了美国人的对华传教热情，使得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亟需传播福音的地方，对在中国的传教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这种界定也一直让美国人对中国有着警觉，这个警觉就是，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受撒旦影响的文明，会不会哪天也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鲜明的反基督教势力？黄祸论过去反映了这个警觉。
　　现在，这个警觉又反映在中国与反美势力结盟的猜想当中。
　　中国在传统上就与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友好，当年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策略让中国与这两个地区的许多国家结下深厚友谊，近年，中国出于国家的自身利益，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的缘故，发展了与这两个地区国家的传统友谊，其中包括一些反美情绪严重的国家，如苏丹、埃塞俄比亚、伊朗等等。这种友谊让美国人警觉中国会与反美国国家结成一个反对基督教文明的联盟。
　　尽管中国一直在宣布不与任何国家结成联盟关系，但是美国人一直相信，由于中国传统文明的撒旦色彩，以及现在的意识形态的特色，实际已经存在着一种旨在对抗基督教世界的“儒教-伊斯兰联盟”，这个联盟的现实目标是对抗美国的基督教全球化战略，在将来，会带来全世界范围的基督教与儒教伊斯兰等异质文明的对抗。
　　伊斯兰世界一些领袖的发言，也让美国人对这正联盟的存在更加深信不疑。卡扎菲说：“我们希望看到，以中国为首的儒教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十字军之间的对抗，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十字军的参加者持有偏见，我们和儒教站在一起，与他结盟，与他同一条战线作战，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3）。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基于对文明和现实政治的考察，也认为这种联盟已经存在。
　　这种神学上的偏见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的警觉，也加深了美国国民对中国的敌意，这种敌意既是神学上的也是政治上的。
　　《圣经》说，在世界的末日会有一场善与恶的世界范围的大战，这场大战之后将是基督的再临和千禧国的实现。在千禧国的信奉者当中，就如前面所说，有人认为在人类扫除了撒旦势力之后耶稣才降临，他们说，现在进行的善的势力的斗争是在为耶稣的再临做准备。统治神学说，神的国已经开始了，现在进行的善与恶的斗争是世纪末大战的序曲。
　　在这些末世大战的信奉者当中，由于中国与伊斯兰和其他反美力量的关系，由于中国的近年的令人眩目的崛起，以及对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坚持，有的人就认为，末世大战看来已经进入了序曲阶段，善的势力与恶的势力都大概整合完毕，中国崛起了，而且改变不了传统的世俗主义和偶像崇拜，又加上了一个反基督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离神越来越远，伊斯兰世界又与中国同气相求，所以，末世大战将是在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联盟与以中国为首的“龙—伊斯兰联盟”之间进行。
　　这种敌意将中国看成了上帝命定的撒旦，看成了宗教的最终的憎恶标的。
　　但是，同样在美国，也有一种观点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演变表示乐观，这种观点同样立足于对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的认识，立足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的考察。
　　这种观点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不会恶化，不会在对立以至对抗这条路走下去。中美即将和好，甚至有可能结成同盟。
　　为什么？这种观点说，中国的传统意识儒教并不是像“龙论”所说的那样充满了撒旦要素，是一种现实指向的世俗主义意识，虽然远离神，但不敌对神，不像伊斯兰那样直接否定耶稣的教义。中国长期奉信的佛教也只是偶像崇拜，虽然不信神，但也不敌对神。因此，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上帝缺如”的文明，是“上帝不在”的文明，并不是赤裸裸敌对上帝的文明。
　　这种观点说，这样的文明不敌对基督教，中国自唐朝开始的基督教传入以来，并没有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针对基督教的迫害，甚至在唐朝唐太宗的时候，对基督教表现得相当友善和宽容。朝廷那时帮助传教士传教，提供资金，那时的基督教传教士被封以朝廷命官，基督教人口也占人口的相当的一部分。在清朝的很长一段时期，传教士也被朝廷重用。
　　这种观点说，这样的文明也容易接受上帝，接受基督教，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个例证就是中国的邻国韩国，韩国也是以儒教与佛教为传统文化中心的国家，但韩国自七十年代开始，短短的三十年里，基督教人口增长到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成为韩国的第一大宗教。
　　这个观点说，中国的现在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也不是基督教世界的致命的敌人，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不是一些意识形态的教条狂，而是崇信实事求是的务实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是在寻找富国强兵之策，而不是要把中国当作意识形态的实验地，所以，中国一直在不断地依据现实在改变它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改变的依据就是实事求是原则。依据这个实事求是的精神，中国的意识形态现在变得越来越务实，越来越脱离共产主义说教，国家也在朝脱意识形态化的方向迈进。
　　因此，中国不是长久的敌人，不是注定要与基督教世界对抗和对立的撒旦的子孙、龙的传人。
　　相反，鉴于中国文明的“上帝缺如”的特性，鉴于中国人对心灵安宁的渴求，中国很可能会变成像邻国韩国一样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而且现在正显示出这样的趋势，基督教信徒呈几何级数地增长，而且越来越向中国的精英层渗透发展，越来越有影响力。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与美国的联盟，将产生于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之后。
　　这种观点说，如果中国变成像韩国那样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的越来越明晰的脱意识形态化，中国将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基督教大国，成为世界的重要的福音力量。中国因此会受到美国的欢迎，就会与美国彻底和好，甚至很可能会像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关系，结成盟国，共同维护建设和维护世界的文明秩序。那时，基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本质，美国那时将会支持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台湾问题将迎刃而解。
　　比较代表性地反映这种乐观观点的，是美国《时代周刊》长期在华的一位记者埃克曼（David Aikman）写的书，原文叫《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anity is transi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意思为《耶稣在北京—看基督教在中国怎样传播以及怎样改变世界力量平衡》，中文译本翻译为《耶稣的羊驯服中国的龙》。
　　这本书的作者在华多年，一直是《时代》周刊的中国地区的负责人，是美国知名的大牌记者，在华期间，与政府官员、学术科研单位学者有着广泛的关系。
　　作者依据自己的在华经历说，近十年来，中国的基督教力量获得了迅猛的发展。首先表现在人数上，据作者断定，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已经不少于五千万，这个包括官方教会和各种没有登记注册的家庭聚会。其次，在基督徒的人员构成上，也呈知识分子化趋势，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许多基督教徒，他们通过自己的知识优势，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再次，是在官员中也产生了一批基督教徒，他们主要是受在美国等海外亲戚的影响。作者具体列举说，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三个女儿全都受了洗，归信了基督。
　　作者说，现在，在中国，无论你去那里，无论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还是偏远的西北山区，你都可以看见耸立的众多的教堂，在教堂里，聚集着多得都站不下挤得密不透风的信徒。除这些官方的教堂之外，同时在许多的家庭中，也举行着同样敬拜耶稣的聚会。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的愈来愈明显的脱意识形态化倾向，也在助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说，中国政府由邓小平时代经江泽民时代，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务实色彩和脱意识形态化，由改革开放黑猫白猫论，到三个代表论，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没有表现出僵硬化，而是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地在脱意识形态化道路上迈进。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与这种脱意识形态化同步发生的是，中国政府对基督教显示出未曾有的宽容，尽管在一些小地方，官员对基督教的聚会还严格掌控，但在大城市，基督徒的聚会已经不受什么外界干涉，并且一些官员也是秘密的基督徒，也在暗中支持基督教的发展，这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获得了宽松的环境。
　　作者推断，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宽容，可能与美国政府的压力有关，美国政府对保护基督教的传播很重视，美国国民的宗教热情，都不断地引起务实的中国政府的注意，并逐渐看清美国的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本质。
　　作者认为，这种状态将促使中美之间形成良好互动。为什么？作者说，因为，随着中国对美国政府的政治本质的看清，务实的中国政府将会拿对基督教的宽容来与美国做交易，以获取美国百姓对中国政府的好感，让美国国内的反华主张没有市场，以减轻美国国会中右派人士对中国的压力，并换取其他的中国的国家利益。这种利益表现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政府急于获得的，比如贸易上的利益，台海问题上的政治利益等等。而美国基于基督教的国家性质，也乐于并鼓励中国政府来做这种交易。
　　作者说，中国政府将认识到，仅仅靠游廊说客和贸易利诱来争取中国的利益是不够的，决定美国政策的根本，是美国民众的好恶。美国民众和政治家中一部分人反华，主要是因为媒体对中国迫害基督教等负面报道。相反，如果美国民众了解中国基督教的态度，那么，对中国的好感也会增加，政治家和商人的对华友好政策，就会有市场，就会获得支持，这样，就会给中国带来利益。这种认识将会成为中国政府的共识，中国也会沿此道路长走下去。
　　其结果，作者说，“当中国政府试图在不危害它的统治而从基督教中获得好处的时候，耶稣的羊就终究会驯服中国的龙，”(4)也就是说，中国将成为一个基督教化的国家。
　　什么是基督教国家？作者说，也就是中国的人口的30%以上将归信基督教，并且在官员当中也会有基督教徒，甚至在政府的最高领导层中也会有基督教徒。那时候，基督教将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个时代的来临，作者估价在今后的30年内。
　　作者说，中国的基督教化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会改变中国，而且会深刻地改变世界。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将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基督教国家，这将极大地改变世界力量的格局，美国与中国将会彻底和解，不仅和解，亲基督教的国民与亲基督教的政府将会与美国结成良好的关系，甚至会结成盟国，共同对抗伊斯兰极端势力。
　　同时，作者认为，因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传统的良好关系，中国将成为向伊斯兰国家传播福音的重要力量，因为，中国的官员和商人会向伊斯兰朋友传教，而且，由于伊斯兰世界人对中国人的传统好感，在这种传教活动中，中国人不会被他们敌视。中国人将成为把福音接续向西传的使者。
　　《耶稣的羊驯服中国的龙》这本书基于对美国国家性质的考察，结合中国的现状，对中美关系的演变描绘了一个很美好的前景。
　　对中美关系持乐观展望并且同样立足于中国将福音化为依据的，是国外基督教界对中国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主要存在于海外的华人基督教界。这种观点说，《圣经》的传播是由西向东，现在轮到中国了。上帝在现在开始拣选中国人了，中国人吃尽了苦头之后，现在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真理，上帝已为中国人做了很好的预备。中国将像邻国韩国一样，实现了基督教化之后，将实现真正的经济腾飞，将国泰民安，进入蒙上帝祝福的时代。当然，那时，中国与美国的矛盾将不象现在这样尖锐，将和平友好相处。
　　在这种“拣选中国论”当中，还有一种颇为著名的“最先拣选中国论”，这个理论说，实际上帝在拣选犹太人之前，最先拣选了中国人，只是中国人没跟上帝走，被撒旦诱惑，神才转而拣选了犹太人。这种说法颇为一些人欣赏，鼓舞了一些华裔基督教徒，让他们颇有了一些中国仍是最先的感觉。但是，这种说法也被一部分人苛病，说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因为这个理论完全没有《圣经》的依据，属于没有神学依据的论断。
　　无论是“先拣选论”还是“后拣选论”，由于海外华人基督教界与美国基督教界的密切关系，这些说法也在影响着美国基督教民的对中国的认识，影响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界定，对缓和上述神学上对中国的偏见和敌意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也一定程度地影响着中美之间的关系。
　　当然，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人认为中国将要基督教化的看法，难免有些天真和一厢情愿，生活在中国的百姓很难赞同这种说法。但是，美国人自与中国接触以来，就一直抱着福音化中国的梦想，并且为了这个梦想，众多的美国人包括政府和基督教团体付出了巨大心血和代价，他们吸收中国留学生、派遣传教士、支持国内基督教团体，支持亲基督教政府，他们为了这个梦想在一直努力，为此很多人把一生都给了中国，比如那位司徒雷登，终生在中国传教，虽然因为政治原因而死在美国，但最后骨灰也洒回了中国，是美国把中国福音化努力的一个缩影。因此，在现在美国的价值观在世界大行其道，中国相对开放的时代，美国人又重温起福音化中国的梦，一点也不奇怪。考虑到美国国家的基督教性质，考虑到美国政府的外交实质，再考虑到美国人民的基督教热情，美国人所说的因为中国的福音化而实现的中美之间的和好及结盟，姑且可以认为是中美之间有可能存在的前景之一。
　　上述的各种理论和预测，无论是中美关系悲观论，还是中美关系乐观论，都是基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做出的预测，可以说把握住了美国的对外关系实质，把握了问题的关键，跳出了利益论的传统窠臼，不再从力量均衡和利害得失的角度来把握中美之间的互动，可谓一语中的。至于是悲观论正确还是乐观论正确，主导权似乎在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和百姓一直是聪明智慧务实而又敬畏天道的。
　　但究竟如何，只有拭目以待了。
　　关于本书的写作目的和本书的性质（代后记）
　　本书写完以后，先在网上抛了出来，引起了较大反响，计有国内外百家以上的网站予以了转载，并附有大量的评论。有许多评论是本人始料所不及的，并感觉到承受不起，比如说本文是“两百年才遇的一好文章”，“比李敖还敖”，“十年没读书，仅读此书可矣”等等，也有一些批评和质疑，这些批评和质疑无疑对完善本文很有益处。
　　在众多的评论中，笔者认为有一个问题需要专门来嘱文予以回答，就是关于本书的写作目的和动机，因为这关系到本书的客观性的问题，涉及到读者对本书的认识和定义。
　　关于本书的动机，有些读者怀疑本书是要播新教，是在借议论美国而传播新教的好处，对此我想说的是：这是本从社会学角度对美国的宗教与社会进行客观考察的书籍，传播或宣传某种宗教笔者能力所及。
　　本书出于主题的需要，自然要介绍一些宗教思想和宗教流派的理论，要介绍一下这些流派和理论是怎样说的怎样信的；同样出于主题的需要，本书也需要介绍一下这些宗教思想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生的影响。
　　笔者所介绍的，其实多数主要来源于国外学术界或社会上的一些流行看法，比如，关于资本主义与新教的关系，关于美国资本主义与清教思想的关系等等，这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的学术界都是被嚼烂的话题，已经有无数的学者在此问题上耗过心智，打过笔仗，其中包括松巴特等大牌。笔者在文中所作的，仅仅是把它简要介绍出来而已，并非是笔者的独创，也并非新鲜的话题。
　　再比如，关于小布什主义与统治神学的关系，以及布什的神学与里根神学的区别的问题，这在美国的研究界也是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也有一些主流看法，那就是本书所介绍了的，一般看法是，小布什深受统治神学影响，里根的神学则是个人主义的神学。笔者本人无意去对里根神学或布什神学任何一种进行贬抑或追捧，只介绍是如此，就够了。
　　笔者写此书的目的，是向读者介绍一个全新的看待美国的角度，介绍一个全新的分析和看待美国这个国家和社会的角度，介绍一下美国国家的创立与基督教的深刻关系、美国的发展与基督教的深刻关系、美国的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等与基督教的深刻关系，以及介绍一下国外一些学者从基督教与现实政治角度对中美关系的预测，等等。所谓全新的角度，其实也仅仅是对中国而言是全新而已，在一些国家，这个角度和书中所介绍的一些看法，都被当作惯常的角度，或者是常识。比如，如果你要说美国的总统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可能在别的国家都没人反对，伊斯兰国家反而会对你大加表扬，说你道破了美国的实质。美国人也不会反对，不信你查一下美国大使馆的网页，他们用中文简体写着：“美国这个国家之所以伟大，与美国的历届总统都相信或者追求基督教有关系”。再比如，如果你说基督教对美国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很大，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别的国家人，也都不会反对，因为仅仅看美国的那些牧师对选民的影响，就足够了。美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的人每周都去教会，教会的牧师就是他们的“政治委员”，思想顾问，牧师对时政的评论对选民的选票的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总统候选人们都在盯着这些广袤的票源。你看那位葛培里牧师，因为有着广大的信徒，从卡特开始，就是白宫的座上宾，每一位总统都以认识葛牧师而自豪，并且因此增加了众多票数。关于选民的宗教趋向与选票走向的关系调查资料比比皆是，一些结论也是外国的常识。
　　但在中国，至少从网上的反映看来，本书提供的这些视角确实是新鲜的，书中提出的一些看法也是颇能刺激和震惊人的，引起一些人的怀疑或反对，甚至是叫骂。包括去了美国的中国人士，这与中国学术界的长期的闭关自守、一言独大的特点有关。
　　其实，对于本书，完全可以把它当作是作者的长期的一点读书笔记或者一点点心得。
　　笔者在大学和博士课程期间，主要研究的就是宗教社会学。主要的攻读方向是众所周知的那位德国的韦伯。韦伯的所有著作，他自己最满意的称呼，就是《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宗教与政治的互相影响，是很多国家尤其是有着深厚宗教传统国家的学术界一直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也是笔者所研究和关注的问题。美国的宗教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宗教与政治的相互影响，在全世界也一直引人注目，一直是社会学的一个很好素材。在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不可胜数，笔者也阅读了大量的此方面的资料。这本书，基本上是笔者近些年读书笔记的一个整理，如果有一点自己的东西，那就是添加的一点点心得。比如，关于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关于路得？金的黑人维权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关于美国对华外交的基督教因素，关于中国人对个人主义的感觉和认识等等，都属于心得之类。
　　所以，对于本书，比较中道的看法是，把它当作一个社会学家对美国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所作的读书笔记和心得，或者夸而言之，是一个这方面的考察。
　　有些讨厌基督教的读者也对此书显示了不快，其实大可不必。你可以讨厌基督教，但不可以不看本书所揭示的美国的内政和外交都深受基督教影响这一事实。闭眼不看是不太明知的，这将会妨碍你或我们国家与美国这个当今的巨无霸打交道，而会使你或国家的利益受损失，相反，如果去看并且因此发现了一些与他们打交道的有益方法，则会使你和国家受益。比如，在文革的时候，英国的商人们来中国时，在他们的提包中都揣上一本红宝书，在商业谈时经常拿出来读一读，这让当时的国人大加赞赏，也让英国的商人们捞了便宜。他们就会利用这一点，仿效他们比闭眼不看要高明一些。
　　其实，在看清这个事实之后又能从这个事实中找出点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聪明方法，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笔者也可以窃以为喜了，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可以偷着乐了。
　　最后，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特地向为本书出版付出巨大努力的一些前辈和学长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是修正文库的金刚编辑、韩勃董事长，我写作的老师和前辈史铁生老师，我的朋友主持人张越，评论家作家何东，华夏出版社陈希米老师，以及香港三联出版社的陈翠玲总编等等，他们不一定赞成我的观点，但他们对我观点的宽容和以及很有指导意义的批证，却使我受益无穷。
　　于歌，于北京 2006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