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随县，我进了当时城关镇唯一的一所中学，随县一中（现随州市一中）。学校坐落在护城河边，清水环绕。土堆的古城墙上树木葱茏，青翠无比，树干上刻满了明清和民国的故事。那一片片树叶如同一张张嘴，风中清唱微吟。城墙外是一片开阔的田野，水稻和油菜花一陇一陇，随风摇摆，蝶飞蜂舞。校舍在城墙内，青砖瓦房错落有致，小道旁齐腰高的冬青树修剪得很整齐，笔直延伸，道两旁夹竹桃树影婆娑，是一个读书的好去处。文革前，这里是湖北省的重点高中。
这所学校由解放前湖北省主席何成浚1934年秋所创建。据网络记载，何成浚，字雪竹，1882年六月生于随州历山镇何家畈，请末秀才，1904年由张之洞选派官费留学日本，次年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1908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副部长，1929年任湖北省国民政府主席，1934年授陆军上将军衔，1939年任军委会军法部执行总监，1961年病逝台北。建校时，张学良、何应钦、阎锡山等当时的社会名流曾捐资。抗战爆发前夕，著名翻译家（《安徒生童话全集》的中文翻译者）、文学家叶君健先生曾在此任教，著名戏剧家洪琛先生曾来学校雪公堂演出抗战名剧《放下你的鞭子》。
初来乍到，我被分到了初二三班，班主任叫余永喜。班里的同学有三个来源，当地城关镇的子弟，外面迁来的厂矿子弟，城郊菜农的子弟。另外还有几个部队子弟和医院子弟。除了当地的土话，有操武汉口音的，郑州口音的，上海口音的。解放后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东西南北中全国大转移，全都从我们班上体现出来。
当时珍宝岛事件不久，担心苏联入侵，全国笼罩在一片浓厚的军事气氛之中，大街上“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大幅标语异常醒目。中央台晚间新闻和报纸联播节目成篇累牍地播放着反修防修的社论。为了战备需要，全城关镇的房子都漆成了深灰色，玻璃贴上米字条。当时全民皆兵，学校也实现军事化，年级叫连，班级叫排，小组叫班。班长叫排长，小组长叫班长。我们每天早上五点钟到学校操场集合军训，报数点完名后，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前看，齐步走，吆喝声此起彼伏。晨曦中各班各排列队正步走，然后一二三四，尘土飞扬。高年级的练投弹，刺杀。训练我们的是驻当地解放军八二二八部队派来的军人。
军训完后回家赶快吃早饭，然后匆匆忙忙赶回到学校上课，开始天天读。首先全班起立，手举红本毛主席语录，一挥一舞，在排长（班长）的带领下面向正面墙上毛主席的彩色画像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坐下后班主任老师宣布翻到毛主席语录第几页，接着前一天没读完的章节继续往下念。天天读每天半小时，雷打不动。许多字和词，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毛主席语录里学会的。
那时全国都在进行野营拉练，随县地处山区丘陵地带，许多部队都经过我们这里，大都夜间衔枚疾走，车马不惊。也有少数部队留下来过夜。学校因为地方宽敞，自然是部队宿营的好地方。为了配合当前形势，学校经常组织拥军爱民活动，慰劳解放军。一当有部队来到学校，马上派人通知，大家都集合到学校慰劳部队。
篝火旁，我们献上茶水和鸡蛋，向解放军说：“向解放军叔叔学习。”
当兵的马上回答：“为人民服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除了水，其它东西不收，纪律严明。
为了体现军民鱼水情，联欢会是必不可少的。各排各连都有自己的文艺宣传队，篝火旁大家载歌载舞，又跳又唱，欢笑声掌声一片。那情景让人热血沸腾，每到这时，我那冰冷的心就融化了，忘记了在医院受到的歧视，融入到集体中来。
记得有天晚上一个解放军班长和我在校舍旁大树下聊天。他问我是不是红卫兵，我惭愧地摇头说不是。他于是向我灌输革命理想，鼓励我要积极加入红卫兵，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时的红卫兵已经不是文革初期意义上的红卫兵了，它暂时取代了代表属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共青团。入红卫兵，有点像文革前的入团，代表青少年中的先进积极分子。我至今还记得他那方方正正的脸膛和和蔼可亲的笑容，在篝火的映照下，有点像电影中演洪常青的王心刚。他的鼓舞让我激情澎湃。
为了防苏修的原子弹，当时全国都在挖防空洞。环绕我们学校的城墙，是一个绝好的防空洞掩体。于是学校统一规划，各连各排分片包干，像地道战中的民兵一样挖开了。下了课我们排（班级）轮流合作，男生在里面挖，女生在外面运土。大家都觉得要打仗了。随着洞越挖越深，里面牵起了临时电线照明。我们像一群耗子在这明城墙里打洞。有一天，余老师正领着我们挖，一个农村同学一不少心，挥舞锄头时将电灯线挂住了，啪地一声电灯泡随着锄头砸在地上碎了，洞里顿时一片漆黑。大家当时不过十三四岁，大一点的才十五岁，一个个吓得不行，黑暗中一动都不敢动，怕触电。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可能是当时报子上广播里英雄事迹听多了，也可能是那个解放军班长的鼓励起了作用，我大声嚷着大家都不要动，我来，有点小英雄人物的感觉。我在黑暗中慢慢摸到了电线，一寸一寸往前移，直到摸到那个灯泡的底座。黑暗中我大声说话，让大家不要靠近我。在余老师的指挥下，其余的人慢慢都摸出了几十米长的防空洞。出去后，余老师拿着手电筒又折回来，把我领了出去。这时外面挤满了人，还有学校的领导，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看见我出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突然一个女生大叫了一声：“血！”原来我的手被灯泡碎片划破了。
我还真的成了英雄人物，被全校通报表扬，说我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不怕牺牲。走在校园里，女生们的回头率都多了几分。
余老师很欣慰，找我谈话，鼓励我写申请书，趁热打铁，加入红卫兵。那个解放军班长在篝火旁的一番话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烙印，我时时记得他的鼓励教诲，有一种冲动，为了革命理想，当一名红卫兵，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于是我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申请书交了上去。
过了一段时间，班上其他写申请书的人发了表让填写政治面貌，意味着组织上已经在考虑接受他们了，却没有我。余老师皱着眉头，不解地到学校去了一趟，回来时默不作声。看着落落寡欢的我，玩得好的几个同学都安慰我，说可能是我刚转学不久的缘故，鼓励我继续努力。我也这么想。这是我第一次申请加入红卫兵。
学校那时也学解放军搞野营拉练。背包捆得方方正正，背包带横三竖二，外面别一双解放鞋，水壶手电筒两边一挂，连夜急行军二十里。一路上你帮我，我帮你，不许一个人掉队。一群中学生跑一阵，走一阵。有时路边还来一个宣传队，一面打快板，一面念打油诗，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鼓动大家坚持就是胜利，电影上战争年代的东西学得还蛮像那么一回事。到了一个村庄，就地宿营，学习解放军，不扰民，睡在稻草铺的仓库地上。
第二天一早起床，帮助老乡家干活，挑水扫院子。大家都想好好表现表现，争取早日加入红卫兵。吃过早饭后，下地干农活，插双季稻。插着插着，扑通，一个部队女生栽倒在水田里。原来来了月经，冷浸田一泡，晕倒了。扶上岸休息了一会，睁开眼，坚持还要下水田，口中嚷道轻伤不下火线。她和我一样，还没有入红卫兵，想争取火线加入红卫兵。和现在的孩子们比起来，单纯无比。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那发乌发紫直打哆嗦的嘴唇。
我的想法和她有点差不多，想表现好一点，超额完成任务。稻田里我们排成一排，将一颗颗秧苗插入水中，看谁插得多，插得好。班级和班级，个人和个人之间开展劳动竞赛。我插完了，赶快帮助落后的同学插。终于，我们班在全年级得了第一。班上有一个女生宣传委员，写了许多我的表扬稿，在田头用一个纸喇叭广播。学校贫宣队代表老远地看着我，满意地问那个秧插得快的同学是谁？我很累，但心情很愉快，微风中直了直腰，望一眼身后的水田，然后又低下头去继续插。生产队的老农们挺高兴，看着一帮娃娃帮他们插水稻，尽管歪歪倒倒，倒也省了他们许多事。农民们讲实惠，抽着水烟管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还时不时地享受着我们一口一个贫下中农好的尊敬称呼。
回到学校搞评比总结，我被同学们一致推荐为劳动积极分子。余老师鼓励我再写红卫兵申请书，他估计这回差不多了。班上其他在劳动中自我感觉好一点的同学也都写了申请书。其实那时入红卫兵已经流于形式，只要写，都能入。我有点犹豫地写了一份申请书。
过不久，政治表格又发下来了，每个人都有一份，除了我。
尽管我在医院里一个朋友也没有，但在学校里，在三班，我很有人缘，朋友多，李金三，白冰，陈涛，钱向宇，孙其芳，郑祖骥，周忠信，王福建，史青山，黄汉忠，杨利民 。。。。。 多少年后，我还能记得住他们的姓名。这时大家都围着我嚷嚷，说这不公平。有人到学校去问，说比我表现差得多的人都能入红卫兵，为什么我不能。得到的回答是我还需要考验。这是我第二次申请加入红卫兵。
下课了，大家一拥而出跑到教室外的操场上去踢毽子。我一个人则坐在窗前，闷闷不乐。平时我也和他们一起踢毽子，比谁踢的数量多，花样多。钱向宇后脑壳平，他将毽子踢起来后，可以将毽子稳稳地停在后脑勺上，丝纹不动。陈涛可以高高跃起，一只腿抬起，另一只腿从下将毽子高高弹起，二三十下没有问题。我的绝活是两腿前面一交叉，毽子就随着脚尖上了天空，又高又飘。班上有一个女生踢毽子，右脚一抬一抬，毽子不高不低，到了睫毛处落下，上下翻飞，就是不落地。有的男生做些夸张的动作引她发笑，她笑归笑，毽子照踢不误，两颊绯红，粗黑的辫子一晃一晃，气死人了。课间十分钟，她一口气也没有歇，一个人踢，一个人表演，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再以后，大家都不和她比了。这时她一个人在杨树旁踢着，毽子一上一下，永不停息。我呆呆地望着窗外的欢声笑语，好像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那时全国学清华，学校进驻了军宣队，工宣队和贫宣队，对上层领域实行改造。他们招了一批工人农民到我们学校，充实教师队伍，培养无产阶级合格的接班人。徐爱勤原来是一个乡村民办女教师，刚调到我们班教语文，和教数学的余老师搭配，任一正一副班主任。余老师家庭成份不过硬，许多事不肯出头，政治上听徐爱勤的。这时徐爱勤老师悄悄走到我身边，在我身旁坐下。她问我：“为什么不出去玩？你一直很活跃，喜欢踢毽子的。”
我苦笑地摇摇头，没回答她。
“是不是有思想包袱？”她嘴唇有点厚，脸颊粗糙干红，干农活太阳晒多了的缘故。在乡下，民办教师除了代课，还要时不时地下地干活挣口粮。
“出生不由自己，表现靠个人。”她说。我听了心里为之一震，心结打开，突然明白了，原来是家庭影响了我。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那黑黑的瞳孔正盯着我，里面充满了关怀，怜惜和掩藏不住的担忧。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经得起考验的。不能被一点点挫折打倒。只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表现自己，迟早是会加入红卫兵的。”她的话里带着真诚和鼓励。
其实班上同学平时都瞧不起她，因为她的文化水平实在太低。讲课讲不清楚，特别是古文。我是一个例外，很同情她。所以有时上课之前她不耻下问向我求教，一起备课。我给她的印象一直很好。劳动好，学习好，又听话。这时听了她的一番话，我心里有一股暖流通过。
“答应我，振作起来。”说这话时她的短发直摇，生怕我掉下悬崖。
我点点头。我要从新开始，争取加入红卫兵。
学校当时经常组织各班到社会上服务。我们班一些积极要求进步的男女同学相邀晚上到火车站执勤，帮助维持交通秩序。大家举着语录牌来到县城火车站，站长见了我们高兴得不行。当时治安不好，人手不够。从襄樊来的火车一到，我们帮助维持秩序，几个人负责一节车厢，扶老携幼，查票验票，一切井井有序。
送走了这趟列车，离下一班汉口来的班车还有一个多小时。站在冷清的站台上，大家开始无聊。冰冷的铁轨在月光下向远处延伸，两旁堆满了货物。
“要不我们躲迷藏吧？”有人提议。
大家正值懵懵懂懂的青春期，于是开始了女生追男生，满铁路乱跑，很快大家都消失在铁路两旁的货物中，只有我一个人举着毛主席画像孤零零地站在站台上。我没有加入他们，因为我还不是红卫兵，我要接受考验。看着清冷的月台，我想起不久前和母亲弟弟从武汉到这里下车的情形。夜幕下，远处不时传来男女生的惊叫声和打闹声，还夹杂着狗吠声。
汉口来的列车快进站了，站长来到我身旁，问其他人呢？我指了指黑暗中的货物场，站长立刻明白了。
旅客们验票进站后，一窝蜂地涌到月台上，有挑担子的，有抱小孩的，秩序大乱，都想抢先挤上车。这样很危险，万一列车进站，有人被挤下月台就糟了。站长急得不行，让我赶快把同学们都找来，但时间来不及了。
我急中生智，将毛主席的画像一举，高声喊道：“毛主席在这里，都到这里集合。”
那年月，毛主席是神，威力无比。经此一喊，旅客们都到毛主席画像前站队。这时列车冒着滚滚白烟进了站。我对两个当兵的说：“解放军叔叔，麻烦你们维持一下秩序。我去那边。”说完我就跑向了靠站的列车。
下车的旅客又是一窝蜂，没票的可以乘机溜走。我又把手中的毛主席画像一举：“今天晚上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大家到这里集合，出了站一起到车站听传达。”
那年月经常发表最新指示，人人一定要洗耳恭听，然后报喜庆祝，要不然大帽子伺候着，政治立场有问题。不疑有诈，旅客们诚惶诚恐地都到我面前毛主席画像前排好队，毕恭毕敬。我把他们领到出站口，一个个检票，结果有几个偷票的被抓住了。要上车的旅客们看着这边直乐，也不戳穿，只顾笑。站长也忘了维持秩序，捂着嘴看我的把戏。
直到列车快开走时，我的同伴们才气喘吁吁地赶到。
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新招。在武汉航空路小学上学时，我们经常到航空路口10路车公共汽车站去维持秩序。前面我们举着毛主席画像，后面要上车的人规规矩矩地排着，谁有不敬，革命群众一定扭送法办。前些年回国，看见很多出租车前都挂一个毛泽东画像饰物，问司机是怎么回事，司机说辟邪，挂了他，坏人不敢抢劫，安全不少。人都死了这么多年了还这么有威力，更何况他当时还活着。难怪现在薄熙来要大力唱红歌，看来他深得其中之妙味。
我那时有个怪毛病，不大和女生讲话。女生们看着我，我目不斜视，正眼也不看他们一眼。女生们有意无意弄点事让我注意，我却偏偏不理。平时她们就对我很有成见，现在更有意见了。在回家的路上，几个女生对我颇有微词，怪我没有和她们一起捉迷藏，个人表现，走在后面喊我“阴肚”。
过不久，学校收到一份热情洋溢的表扬信，站长把我那天晚上的表现告诉了学校。徐爱勤老师知道后跑来告诉我，一脸欣慰表情，让我赶快写申请书。说这次一定行。看着她那期待的眼神，我不忍让她失望，写了申请书，交给了她，她如获至宝。这是我第三次申请加入红卫兵。
现实是残酷的，这次又没有批下来，余老师徐老师满脸失望。这次全班剩下没有入红卫兵的同学都报上去了，他们原来的打算是全班一片红。
南城郊有个烈士塔，高高地耸立在一个山岗上，巍巍然，俯视着整个县城。这里埋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解放军官兵。官最大的一位是旅长，死时37岁。这里曾经是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的地盘。清明节，学校安排扫烈士墓。学校要在清明节举行红卫兵入队宣誓仪式。扫墓的前几天，晚上我们都赶到学校加班。女生们负责扎花，巧手一捏一捏，带皱的花朵就成了，栩栩如生。大的，小的，红的，黄的，粉的，摆满了教室的课桌上。男生们则负责到城郊折来翠绿的柏树枝，扎成花圈。大家有说有笑地将花朵一颗一颗细心地缀在花圈上，将花圈打扮得漂漂亮亮，真可谓花枝招展。就我一人，沉默地做着一切。余老师和徐老师话也出奇的少，我能感觉得到他们时不时地观察我。
清明节这天，春寒料峭，全校的师生列队来到烈士塔。大家分年级列队一排排整齐地站好，各年级的花圈围在纪念碑旁，寒风中印有红卫兵的红旗猎猎作响，蓝天白云下格外耀眼。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和校长江光甫例行公事地讲了话。无非是继承先烈遗志，做革命的接班人。然后举行入队仪式。看着这最后一批队员紧握拳头举在肩上向红旗宣誓，我的眼前浮现了自己在小学加入红领巾的场景。一九六六年我上小学三年级，也是最后一批加入。那是因为我六岁上的小学，班上最小，顽皮不懂事，各方面比同班的同学都滞后一些。那天在武汉地质学院大礼堂，红旗前导，鼓队号队紧随，仪仗队从后面威仪走向前台。男生清一色蓝裤白衬衫，女生清一色白衬衫花裙子。在红领巾队歌中我走上讲台，肩上戴有三条杠的一个大队委为我系上了红旗的一角，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将手举过头顶，四指并拢，拇指弯曲，向这个漂亮的大姐姐行了一个队礼。她笑容满面，也以同样的姿势向我回了一个队礼。我们是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回到眼前，物是人非，我孤零零地被排斥在外。松涛伴着山风，蓝天合着白云，身旁的同学们这时都不敢看我。
其实我早就是一个红卫兵了。文革初期，满街都是大字报，大辩论。戴红袖章的串联红卫兵学生到处都是，手一挥，传单像雪片满天飞舞，纷纷扬扬。我们小学里成立了红小兵，成分好就可以加入。班主任戴老师让我回家问家长是什么成分。我问父亲，他抽着烟默不作声，说以后再告诉我。不得其解，回到学校，碰到一个六年级高班的同学正在招兵买马，说他也成立了一个红小兵司令部，想加入的都可以，不唯成分论，学校成立的那个属于修正主义。他以前是学校红领巾的大队长，我入红领巾那天举队旗的就是他。我一听很高兴，马上报名参加。于是大家一人交了两毛钱买红袖章。我们沿着航空路新华路一路走去，一家一户问有没有红小兵的袖章卖。结果都没有，需求量太大，售罄。一直走到中山路，有一家说红小兵袖章没有，红卫兵袖章倒是有，不多了。那个高年级同学说买，成立红卫兵司令部算了。于是我们一人买了一个红卫兵袖章带上，一群小学生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大街上，加入到滚滚的革命洪流之中，看大字报，喊口号，帮助中学红卫兵们在航空路口设卡，剪喇叭裤，剪长辫子，破旧立新。
受时局影响，学校和年级经常开会，开完会后作为先进集体的红卫兵都要留下继续开红卫兵会，以示区别。先前红卫兵少，大部分人离开，后来离开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尴尬的一幕就出现了。有个刚从北京八三四一部队复员的营长到我们县工作，作为军宣队代表到我们学校蹲点（我有一点一直不明白，他不是复原了吗？）。有一次传达文件，完了后他又常套宣布红卫兵继续开会。黑压压的人群里就我一个人站了起来，形单影只地向会场外走去。全场死一般地寂静，所有的人都目送着我离开。经过徐爱勤老师身边时，我看见她眼里噙满了泪水，牙齿咬着下嘴唇，悲伤无比。余永喜老师则埋下了头。
走了一半，身后喇叭里想起了军代表的声音：“那位同学怎么擅自离开，下面还有更重要的事要传达。”大概有人向他解释，他哦哦了两声。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年级大会和班级小会上。那时的会又特别多，于是这尴尬的一幕反复重复，成了大家的一块心病。我也习惯成自然，在大家苦不堪言学习讨论时，我一个人离开，享受清闲。有时为了避免难堪，余老师或徐老师在班级开会时就宣布一般会和红卫兵会一起开，不让我走，体现了他们的良苦用心。
据说阻挡我入红卫兵的主要是贫宣队代表，是个独眼龙，平时看见我老笑。
对这不人道的政治歧视，徐爱勤老师备受折磨，她受不了这个，跑到学校去大闹，跟贫宣队代表拍桌子说：“这么好的学生为什么不让人家入红卫兵。你有什么权利阻止？”
“他家社会关系复杂。外调时医院说要限制使用。”
“他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表现优秀！”
“那也不行。”对于徐爱勤老师的咄咄逼人，贫宣队代表有点恼羞成怒，冲着徐爱勤老师质问：“你算老几，老子是贫农。怎么跟无产阶级说话？”这乡巴佬有点政治资本，有点愚昧，想教训徐爱勤。
这话让徐爱勤老师大怒，桌子又一拍：“你家几代贫农？”
“三代！” 贫宣队代表自豪地说。
“那算个球，老子祖宗八代都是贫农！”
“我不信。有什么证据。”
“我弟弟是八三四一部队当兵的。”
据说贫宣队代表听到这句话后就软了，因为想进北京的御林军，政审非常严格，下面招兵时家庭成份一定要三代贫农，我们县掌握的尺寸是五代。在毛主席身边当兵，那还了得。贫宣队代表终于让步，同意我加入红卫兵了，不再从中作梗。军宣队代表也认为对我的处理不妥，同意我加入红卫兵。在这个具有时代特色的根正苗红较量中，徐爱勤老师取得了胜利。她兴奋得连夜赶到我家告诉了这个好消息，并一五一十地将她和贫宣队代表争吵的过程学给我们听，向我庆祝。
余永喜老师最开心，他的一块心病终于解决了。大家让我赶快写申请书。
我拒绝写！
在烈士塔时，大家在前面宣誓，我在后面宣誓，永远不再写申请书。
这时我已经开始倾心读书了，从书本里懂得了许多的道理。做人要有志气。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株连九族一说，一人犯错，全家斩首。我已经隐隐懂得了发生在我身上政治生命中的株连九族。当时让读的都是一些革命书籍，这里面有不少好书，写得很精彩，回肠荡气，我常常为那些出生剥削家庭的革命者而感动，他们同样抛头颅，洒热血。《红岩》中有一副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在烈士塔的那一刻，我树立了更高的理想，要做一个七尺男儿！
不久后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从农村来的政治过硬的民办教师给退回了原单位。徐爱勤老师走了，我恋恋不舍。临走时她还念念不忘地叮嘱我不要放弃。我很庆幸自己遇上了徐爱勤老师。可能她不是一个好的语文老师，人长得也不美丽。但她有一个善良美丽的心灵，她用自己朴实无华的行动在我心目中树立了一座丰碑。她是一个典范的德育老师，为人耿直，正义感强。她的行为，深深地影响了我一生的做人标准，要正气浩然，扶持弱小。在那孤苦无助的日子里，她让我深深体会到了人间还有真情在，世界很美好。一直到今天和母亲谈起她来，我们都还充满了敬仰和怀恋。她是我一生遇到的第一个贵人，她是一个合格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我心中对她永远怀有一个歉疚，就是没有成为她所希望的红卫兵。但她可以感到欣慰的是她的学生没有放弃，站在了科学的巅峰。
多年后我又重回烈士塔，这里已经面目全非。当我和小弟爬上山坡时，一个中年妇女在这里看守兼卖水。她知道了我们的来意后，连连称道：“世道变了。现在已经没有人来了，都不信了。只有一些烈士的后人还记得寄点钱来修墓。还是你们这些美国的老革命好，还记得这些先烈，来拜访。”弄得我们哭笑不得。我们给了她一点钱修墓。望着烈士塔，几十年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写这篇文章时，我查了一下网络，据载：“随州市曾都区烈士陵园 湖北省国防教育基地，建于1957年。。。。。。烈士陵园建园48年来，共接待前来瞻仰英烈和接受教育的青年学生、解放军官兵、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310余万人次，有35万人次在这里举行了入队、入团和入党宣誓”。尽管这个烈士陵园和我同岁，这35万人次里不包括我。但四十年前，我在这里化蛹为蝶。
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七日初稿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二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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