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人趁着头脑还清楚的时候
退下来是明智的
胡耀邦反对终身制是以“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他说：“我相信自然规律。人老了，生理是会有变化的，身体和机能也都会发生变化。人都一样。所以我在想，人趁着头脑还清楚的时候，退出领导岗位和决策层是明智的。这对个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上，131）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1977年。将近10年以后，1986年，邓小平私下同他谈进退问题，他表示“赞成”，说自己也要退下来。他这样说，决不是一时头脑发昏，而是出于对个人、国家、人民负责，不仅符合他率真的性格，而且符合他一贯的思想。后来朋友们为他惋惜，说他不该表这个态。他说，这是党内两个人交心，为什么不说真心话呢？不幸的是，他说真心话，别人却把他解读为“有野心”，“要夺小平的位置，逼小平下台”。（下，1317）真是胡说八道！他老人家连“家心”（保住自己的位置）都没有，何来“野心？”
现在，我们国家终身制是没有了，这是一个进步。但“变相终身制”还在，这就是指定接班人，甚至指定隔代接班人。指定接班人，就是权力私相授受，就是用另一种方式延续自己的权力。这比我国古代的太子制度、君主制国家的王储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子制、王储制，也没有指定隔代太子、隔代王储的（有顺位制度，但不能隔代指定）。因为有这个“变相终身制”在，退下去以后，照样有人吹喇叭，抬轿子，仍然被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台了，怎么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究竟符合党章，还是符合宪法？个人崇拜的阴魂不散，这种违反党章和宪法的做法，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我相信，这种格局不可能延续太久，一个文明世界怎么能容忍这等封建遗毒长期存在？
（4）肃清封建遗毒，
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思想舆论问题
个人崇拜、终身制、家长制、一言堂，是专制制度最直接最赤裸裸的表现，其社会历史根源就是封建主义遗毒。胡耀邦坚决主张肃清封建主义遗毒。
1979年底，李维汉因病住院，胡耀邦去探望他。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李维汉说：“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之久，据我看，关键在于封建余毒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国家实在太深了。我们党领导民主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但在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上对封建主义思想遗毒没有加以有力的清算和批判。结果有几千年影响的封建主义思想遗毒被带进了社会主义社会，带进了我们党内。等级制度、特殊化、官僚主义以及一言堂、家长制等等，“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胡耀邦对李维汉的看法深表赞同。他说，自己也考虑过这个问题，觉得“文化大革命”所以发生并延续10年之久，是党内生活长期极不正常的一个必然结果，你点出了问题的根子，确实是封建主义遗毒在作祟。（上，454－465）他感到此事关系重大，建议李维汉向邓小平直接谈谈。李维汉接受胡耀邦的建议，和邓小平作了交谈。
1980年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胡耀邦说，要从两个根本问题上考虑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思想舆论问题。从制度上说：十月革命到现在63年了，从我们自己讲也30年了，革命成功以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思想舆论方面，我们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洗礼。资产阶级民主同封建专制来比，是很大很大的进步。我们革命成功后，无形之中发展了封建的东西。我们现在的宣传再不能搞封建这一套了，再搞下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上，519）。
肃清封建主义遗毒，是一件意义重大而又非常紧迫的事情，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理论家胡乔木竟然极力反对。胡耀邦讲话后10天，接到胡乔木来信。信中写道：“对于批判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问题，需要有慎重的准备。究竟反对什么，纠正什么，如何改革，需要明确规定，以免一轰而起，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甚至组织上的混乱。此外，对于实际解决（问题）帮助不大。现在只提反对封建主义，易放松反对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和各种恶性腐败现象，也不妥当。”（上，524）肃清封建主义遗毒，问题刚刚提出来，胡乔木就给它戴了一大堆帽子，按了一连串罪名，挖空心思加以阻扰。后来，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不能不说，胡乔木起了很坏的作用。
现在看来，李维汉、胡耀邦的讲话，以及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都不是很到位，充其量只是提出问题，唱了个开篇。但是，即便如此，如果真正循着“清算封建遗毒”这个方向，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还是会有很大意义的。今天的中国，也许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胡耀邦也不至于那样下台。他那样下台，是老人政治作祟，归根到底，还是封建遗毒的危害。胡耀邦真可谓反封建不成反被封建害，“出师未捷身先死”！
四、是人性论，但是并不抽象
胡耀邦赞赏马克思的“赤子之心”，（下，1325）讲究“将心比心”。（上，143）他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要求“设身处地”为受害人着想。他时时刻刻用这样的道德理念，鞭策自己，勉励别人。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是“人性论”吗？是人性论。人性论反映人之为人的本性，是一种理论，又是把人当人看的一种态度。人本主义或人本学，就是发挥成哲学体系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过去，为了否定它们，贬称之为“抽象”人性论、“抽象”人道主义。那是受了独断论的意识形态——“阶级本位”论，也就是绝对化了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误导，不承认人除了是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而外，还是或者首先是人类这个群体的成员；不承认各种社会身份，都是由人这个实体派生出来的。如果承认这一点，承认人都是人，都有人之为人的本性，那末，以这样的人为对象的理论，是不应该贬称之为“抽象”人性论、“抽象”人道主义的。
这就好比不能把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贬称之为“抽象动物学”、“抽象植物学”、“抽象生物学”一样。除非不承认鸡犬豕、马牛羊、老虎狮子大象是动物；不承认萝卜白菜、花草树木是植物；不承认动物、植物是生物。如果承认它们是动物、植物、生物，那就不能把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贬称之为“抽象”动物学、“抽象”植物学、“抽象”生物学。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这样来贬称它们。可是，长时期来，恰恰就是这样来贬称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人公开否定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了。但是，“抽象”这顶帽子并没有摘掉。只要这顶帽子不摘掉，人性论仍然名不正，言不顺。我认为，现在是该给它平反摘帽的时候了。
在科学上，抽象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没有抽象，就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没有抽象，就不能用概念和语言来表达和交流。因此，凡是科学，形式上都是抽象的，人性论也是这样，但是内容并不抽象。只有单纯的感觉和绝对的个体，不需要抽象，也无法抽象，因而也不能言说。这是黑格尔早就说清楚了的。例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说到酸甜苦辣这些味觉。可是谁能告诉我们，什么叫酸、什么叫甜、什么叫苦、什么叫辣？它们是单纯的感觉，无法抽象，所以不能言说。
一概否定抽象，无批判地把它当贬义词使用，是对科学的一种误解。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人性和人性论是“抽象”的，不能成立的，那么其他科学不也是抽象的，不能成立的吗？进一步说，哲学上的所谓“唯物论”、“唯心论”岂不是更抽象，更不能成立吗？就说“阶级性”吧，有人以为“阶级性”是具体的，其实也是一种抽象，只是比“人性”抽象的程度低一些罢了。人有人性，物（包括人在内）有物性，这在耶稣纪年之前，哲学家们就指出来了。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专门写了一本书，名为《物性论》，用朴素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对人性、物性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他探讨了灵魂和肉体，研究了山川大地，向人们证明，“自然用事物的始基（原子）创造一切，用它们来繁殖和养育一切，而当一件东西终于被颠覆的时候，她又使它分解为这些始基。”（7）这就是用思维的力量，对万事万物进行抽象所得出的结论。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自己读研究生时的毕业论文《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批判》。那里简直把费尔巴哈批得一无是处，凡是他说到“人”和“人性”的地方，我都大批特批。那时候，全国第三届文代会开过不久，对外正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国内理论界笼罩在一派极左思潮的毒雾之中，人性论、人道主义被认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现在回想起来，既惭愧又可怕，而且对不起这位在上帝面前勇敢地恢复了“人”的权威的哲学家。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以哲学为职志的人，怎么可以连人性都不承认？真是罪过！
当然，用人性去解释世界、说明历史是过于简单了，历史是不能单单用人性的善恶去解释的。但是，离开人性也没有历史：参与历史过程的人，哪一个没有人性？在任何历史条件下，为善为恶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决定如何选择的，有各种因素，其中就有人性这个因素。离开了人性，历史将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人类自从跨进文明的门槛以后，历史过程的能动性，最终都被归结为两个东西：或者“上帝”（此处代指一切神灵），或者人。上帝有神性，人有人性。而上帝和神性，其实都是人的创造，是人的心灵的需要，归根结底，还是属人的东西，是人性的一种表现。排斥和否定人性的原本的历史，一定是血腥的历史。排斥和否定人性的笔底的历史，一定是伪造的历史。如若不信，请看看我们这60年或近90年的历史！
胡耀邦不仅把人当人看待，而且对人的“人民”身份，特别敬畏和关爱，他的人本思想是更加不能称之为“抽象”人性论的。我可以说，这是我所见到的人本思想中最有特色的一种。无论唯物论的人本思想，还是唯心论的人本思想，急进的还是温和的，都没有像他那样，把“人民”提到“主体”的高度，作为自己人本思想的核心。这是真正革命家的人本思想。
人本思想的对立面，是上面提到过的“阶级本位”论。在阶级社会里，人当然是分为不同群体的，其中包括不同阶级、不同阶层；而且有好人坏人，有遵纪守法的人，有违法乱纪的人，还有违法犯罪的人。但是，不管什么人，不管他们在阶级归属上、政治上、法律上、道德上处于怎样的地位，哪怕是非常负面的地位，毕竟还是人。胡耀邦认为，即使是非常负面的人，在给他们以应得的惩罚的同时，还是要把他们当人对待：不能侮辱他们的人格，不能剥夺他们依法所享有的权利。他说：“公安机关要搞得准，要改造人，逼、供、信，不光是对干部，对什么人都不能搞。对犯人都不能虐待。”（上，124）他认为，对待“文化大革命”中跟着“四人帮”犯了错误的人，也要这样对待。对他们，“生活待遇一般不要变，不要一犯错误就降级降薪，对他们的家属子女也不要歧视。”又说：“我坚持治你的病，你不认错不行，毫不含糊，但对人不要侮辱，不是他的错不要算在他的账上，要耐心，对家属子女不要歧视。”（上，155）
按照“阶级本位论”，人只是阶级的化身，地主是地主阶级的化身，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化身，工人是工人阶级的化身，以及如此等等。就是说，人仅仅是阶级的成员，而不是人类的成员，因而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最典型的，他是一个彻底的“阶级本位”论者。他的历史观可以称为“阶级史观”或“阶级斗争史观”：“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8）他有一篇很著名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判人性论，是这个讲话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自问自答地说：“‘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9）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把毛泽东这段话，当作人性问题上的经典之论，奉为圭臬，批判人性论，没有不加引用的。实际上，这段话除了表明他是一个彻底的“阶级本位”论者，不承认有“人性这种东西”而外，完全经不起推敲，逻辑上的混乱，简直可与“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10）相互媲美，根本不成其为理论。其中两个决定性的论据：“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都是独断论的，说通俗一点，都是自说自话。
第一，他不承认有“人性这种东西”，但又不愿意承担否定人性的恶名，于是就求助于诡辩。先是虚晃一枪，肯定有“人性这种东西”，接着就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众所周知，人性就是超阶级的，人性是对人之为人的抽象，而不是对阶级之为阶级的抽象。不在阶级之上进行抽象，就没有人性可言。说“没有超阶级的人性”，等于说没有人性。他就这样把刚刚肯定的“人性这种东西”，偷偷地给否定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是诡辩论者惯用的手法之一。
至于所谓“带阶级性的人性”，则完全是一个杜撰的、莫名其妙的说法。阶级性就是阶级性，人性就是人性。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阶级性是以“阶级”为对象抽象出来的概念，它反映的是“阶级”的一般属性；人性是以“人”为对象抽象出来的概念，它反映的是“人”的一般属性。两个概念可以并存，但不能混合。“带阶级性的人性”和“带人性的阶级性”一样，是不可理解的。谁能告诉我们，这种“带阶级性的人性”是什么东西，是“阶级性”呢，还是“人性”，抑或是“半阶级性半人性”？这样“独创”的说法，本该有所界定，但他完全没有界定，为的是使不可理解的东西显得高深莫测。后来人们引用这句话，也只是引用而已，没有人懂得它是什么意思。
第二、为了进一步否定“人性这种东西”，他又说，“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这三句话，看起来很雄辩，其实也是诡辩。“我们主张人民大众的人性”这一句，留待下面再说。先说前后那两句。首先，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人性”、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都不能成立。说“某某阶级的”，只能是“阶级性”，不能是“人性”。把“阶级性”说成“人性”，是偷换概念。其次，把“地主”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除非为了叙述上的简便，也是完全错误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作为“阶级”，它们既没有共同的“人性”，也没有共同的“阶级性”。“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这个说法，不仅否定了他自己的“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而且等于肯定了有“超阶级的阶级性”，明显地犯了双重错误。
第三、更加匪夷所思的是，他竟造出一个“人民大众的人性”来！这个说法，更加明显地违背了他自己的“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的观点。“人民”是一个历史概念，这是他自己说过的。1942年5月，他做这个讲话的时候，正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时候。当时的“人民大众”是怎样构成的呢？是由诸多阶级构成的，其中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主张抗日的那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还有其他主张抗日的团体和个人。这样复杂的一个社会群体，怎么会有共同的“人性”呢？说“我们主张人民大众的人性”，等于说我们主张“超阶级的人性”。不仅如此，这个说法还把他刻意要与之对立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也一并“主张”进去了！
这表明，否定一个真理要比肯定一个谬误困难得多啊！毛泽东要否定“人性这种东西”，说了半天，完全是一笔糊涂账。我可以说，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可是，就是这么一笔糊涂账，竟让我们顶礼膜拜了六、七十年，岂不哀者？
“阶级本位”论，只承认阶级性，不承认人性，这是党文化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核心理念。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人只要被抹上负面的阶级色彩，或负面的政治色彩，就再不被当人看待了，就要受到非人的对待。为什么一搞政治运动，就会发生那么多骇人听闻的侮辱人、虐待人、折磨人、摧残人，以至无端致人死命，而且还要牵连家属子女、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这样残酷的事情？从意识形态上看，就因为只认阶级，不认人，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如果连人性都否定了、排斥了，那么，凭借手中的权力，还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干不出来？
“文革”结束以后，人们对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进行反思。这个反思是必要的。但是，很不够，因为它只在路线层面上作了一点思考，什么左呀，极左呀，形左实右呀，以及诸如此类，既没有深入到制度的层面，也没有深入到党文化的意识形态层面。实际上，无论是路线问题，制度问题，还是意识形态问题，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怎样看待人，怎样对待人。不把人当人、不把人当目的而当手段的路线、制度和意识形态，都不是好东西，都会给人造成灾难。
五、三件大事见证其人本思想
胡耀邦在位七年，加上此前三年，前后十年，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做了大量工作，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无不留下他的业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件大事。一件是组织和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一件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一件是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三件大事，件件都见证他的人本思想。
（1）为万千冤假错案受难者
改变命运提供理论支持
发动和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一个关键性战役，具有重大意义。胡耀邦发动和领导这场讨论，就是要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把人们的思想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极左的理论和实践中解放出来，目的首先是为万千冤假错案受难者及其家属落实政策、改变命运提供理论支持。这场讨论，是在平反冤假错案遇到极大阻力的时候揭开战幕的。
当这场大讨论进行了三个多月，在北京，在各省市自治区上层，已经大张旗鼓地展开以后，他又及时提出，“把讨论扩大到实际工作中去”。他说：“真理标准”讨论，不光是理论问题，而且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都存在这个问题。那个地方工作好不好，生产搞得怎么样，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干部谁有能力，文艺作品怎样，都不能凭某某人的一句话，而要靠实践来检验。”（上，212）“把讨论扩大的实际工作中去”，就是把讨论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去。他急切地想用实践标准这个利器，去解决他们面临的种种难题。上层讨论也好，深入实际也好，胡耀邦想的都是为干部、群众消灾解困，恢复他们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尊严和正常生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汪东兴、胡乔木等人的态度。至于从理论上反对“实践标准”，坚持“两个凡是”的吴冷西、熊复等人，这里姑且不去说它。汪东兴指责《人民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是“党性不强”，“不听党的话”，甚至质问《人民日报》“代表哪个中央？要查一下！”（上，193）胡乔木则认为“真理标准”文章，“会造成党的分裂”。这篇文章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胡乔木6月20日赶到胡耀邦家里说：“真理标准这场争论是党校（胡耀邦时任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挑起来的，华（国锋）主席已经不满意了。再争论下去会造成党的分裂。我不同意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论，《理论动态》不能再发可能引起争论的文章了。”（上，193－194）。《解放军报》6月24日发表第二篇分量更重的论述“实践标准”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后，胡乔木再次来到胡耀邦家里，说《解放军报》发表这篇文章，“是主动发起攻击，把事态搞严重了，把内部争论公开化了，对此表示遗憾。”（上，194）
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胡耀邦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冤假错案受难者的利益为依归。汪东兴、胡乔木则以是否“听党的话”、最高领导人是否“满意”为是非，以“党性”和“党的团结”为借口，压制讨论。至于这个讨论对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决人民群众的苦难，有什么意义，则全然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在这些人的头脑里，说好听一点，只有所谓党的观念，实际上，也就是他们自己及其小集团的观念，根本没有人民群众的观念，说彻底一点，根本没有人的观念。这是人本思想和党文化的一场尖锐的较量。
（2）“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如果说“真理标准”讨论，主要还是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改变人的命运提供理论上的支持的话，那么，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本身，就直接关系人的命运了。为此，胡耀邦简直把命都豁上了。
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令他痛心疾首。他说，1957年开始的20来年，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文化大革命”的10年更是弄得到处是冤假错案，人人胆战心惊。没有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他说，这样的社会，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20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他引顾炎武的话说，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他说：“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上，88）
为了替受难者申雪冤情，解除痛苦，他下定决心，敢于担当。他引但丁《神曲》中“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诗句取譬：“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上，102）后来，他又引孔子《论语》中的话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又引李大钊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勉励所有参与平反工作的人。他自己则抖擞精神，废寝忘餐，日以继夜，争分夺秒地工作。
他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以后，在一份材料上写道，“组织部要成党员、干部之家。为了为千千万万的人民服务，要千辛万苦，要横下一条心，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该挺身而出说话的一定要挺身而出，该表扬的一定要表扬，至于个人的成败利钝，一概不在话下。”（上，276）那时，每天来访的达几百人之多。他对警卫人员说，“对找到家来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有些上访者凌晨就登门等候，他一边吃早饭一边接待上访问者。部里还专门配备一位老干部，负责处理来信，进行初阅、摘要，由他亲自批示作复。在中组部一年零一个月里，他批复的申诉信件达4000多件，光是批给干部审查局的信件就有902封；领导中组织部直接办理和复查130多名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大案要案。（上，264）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从1978年到1980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290万人；到1984年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上，120）这些案子牵涉的人，不是几百万，也不是几千万，而是上亿之多！
这些数字，令人振奋，也令人震惊：一个自称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几十年来竟在党内外制造了如此庞大的冤假错案！我不谙历史，不知道哪个朝代，在短短几十年内搞出这么多冤假错案来？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竟然还有那么多大权在握的大大小小的共产党官员，阻扰和反对给这些冤假错案平反！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胡耀邦之前任中组部部长的郭玉峰，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在都有。可以想见，阻力有多大，工作难度有多大！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组织和指导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这是落实干部政策的第一声春雷。文章提出，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
退下来是明智的
胡耀邦反对终身制是以“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他说：“我相信自然规律。人老了，生理是会有变化的，身体和机能也都会发生变化。人都一样。所以我在想，人趁着头脑还清楚的时候，退出领导岗位和决策层是明智的。这对个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上，131）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1977年。将近10年以后，1986年，邓小平私下同他谈进退问题，他表示“赞成”，说自己也要退下来。他这样说，决不是一时头脑发昏，而是出于对个人、国家、人民负责，不仅符合他率真的性格，而且符合他一贯的思想。后来朋友们为他惋惜，说他不该表这个态。他说，这是党内两个人交心，为什么不说真心话呢？不幸的是，他说真心话，别人却把他解读为“有野心”，“要夺小平的位置，逼小平下台”。（下，1317）真是胡说八道！他老人家连“家心”（保住自己的位置）都没有，何来“野心？”
现在，我们国家终身制是没有了，这是一个进步。但“变相终身制”还在，这就是指定接班人，甚至指定隔代接班人。指定接班人，就是权力私相授受，就是用另一种方式延续自己的权力。这比我国古代的太子制度、君主制国家的王储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子制、王储制，也没有指定隔代太子、隔代王储的（有顺位制度，但不能隔代指定）。因为有这个“变相终身制”在，退下去以后，照样有人吹喇叭，抬轿子，仍然被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台了，怎么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究竟符合党章，还是符合宪法？个人崇拜的阴魂不散，这种违反党章和宪法的做法，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我相信，这种格局不可能延续太久，一个文明世界怎么能容忍这等封建遗毒长期存在？
（4）肃清封建遗毒，
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思想舆论问题
个人崇拜、终身制、家长制、一言堂，是专制制度最直接最赤裸裸的表现，其社会历史根源就是封建主义遗毒。胡耀邦坚决主张肃清封建主义遗毒。
1979年底，李维汉因病住院，胡耀邦去探望他。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李维汉说：“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之久，据我看，关键在于封建余毒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国家实在太深了。我们党领导民主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但在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上对封建主义思想遗毒没有加以有力的清算和批判。结果有几千年影响的封建主义思想遗毒被带进了社会主义社会，带进了我们党内。等级制度、特殊化、官僚主义以及一言堂、家长制等等，“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胡耀邦对李维汉的看法深表赞同。他说，自己也考虑过这个问题，觉得“文化大革命”所以发生并延续10年之久，是党内生活长期极不正常的一个必然结果，你点出了问题的根子，确实是封建主义遗毒在作祟。（上，454－465）他感到此事关系重大，建议李维汉向邓小平直接谈谈。李维汉接受胡耀邦的建议，和邓小平作了交谈。
1980年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胡耀邦说，要从两个根本问题上考虑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思想舆论问题。从制度上说：十月革命到现在63年了，从我们自己讲也30年了，革命成功以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思想舆论方面，我们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洗礼。资产阶级民主同封建专制来比，是很大很大的进步。我们革命成功后，无形之中发展了封建的东西。我们现在的宣传再不能搞封建这一套了，再搞下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上，519）。
肃清封建主义遗毒，是一件意义重大而又非常紧迫的事情，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理论家胡乔木竟然极力反对。胡耀邦讲话后10天，接到胡乔木来信。信中写道：“对于批判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问题，需要有慎重的准备。究竟反对什么，纠正什么，如何改革，需要明确规定，以免一轰而起，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甚至组织上的混乱。此外，对于实际解决（问题）帮助不大。现在只提反对封建主义，易放松反对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和各种恶性腐败现象，也不妥当。”（上，524）肃清封建主义遗毒，问题刚刚提出来，胡乔木就给它戴了一大堆帽子，按了一连串罪名，挖空心思加以阻扰。后来，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不能不说，胡乔木起了很坏的作用。
现在看来，李维汉、胡耀邦的讲话，以及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都不是很到位，充其量只是提出问题，唱了个开篇。但是，即便如此，如果真正循着“清算封建遗毒”这个方向，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还是会有很大意义的。今天的中国，也许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胡耀邦也不至于那样下台。他那样下台，是老人政治作祟，归根到底，还是封建遗毒的危害。胡耀邦真可谓反封建不成反被封建害，“出师未捷身先死”！
四、是人性论，但是并不抽象
胡耀邦赞赏马克思的“赤子之心”，（下，1325）讲究“将心比心”。（上，143）他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要求“设身处地”为受害人着想。他时时刻刻用这样的道德理念，鞭策自己，勉励别人。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是“人性论”吗？是人性论。人性论反映人之为人的本性，是一种理论，又是把人当人看的一种态度。人本主义或人本学，就是发挥成哲学体系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过去，为了否定它们，贬称之为“抽象”人性论、“抽象”人道主义。那是受了独断论的意识形态——“阶级本位”论，也就是绝对化了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误导，不承认人除了是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而外，还是或者首先是人类这个群体的成员；不承认各种社会身份，都是由人这个实体派生出来的。如果承认这一点，承认人都是人，都有人之为人的本性，那末，以这样的人为对象的理论，是不应该贬称之为“抽象”人性论、“抽象”人道主义的。
这就好比不能把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贬称之为“抽象动物学”、“抽象植物学”、“抽象生物学”一样。除非不承认鸡犬豕、马牛羊、老虎狮子大象是动物；不承认萝卜白菜、花草树木是植物；不承认动物、植物是生物。如果承认它们是动物、植物、生物，那就不能把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贬称之为“抽象”动物学、“抽象”植物学、“抽象”生物学。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这样来贬称它们。可是，长时期来，恰恰就是这样来贬称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人公开否定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了。但是，“抽象”这顶帽子并没有摘掉。只要这顶帽子不摘掉，人性论仍然名不正，言不顺。我认为，现在是该给它平反摘帽的时候了。
在科学上，抽象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没有抽象，就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没有抽象，就不能用概念和语言来表达和交流。因此，凡是科学，形式上都是抽象的，人性论也是这样，但是内容并不抽象。只有单纯的感觉和绝对的个体，不需要抽象，也无法抽象，因而也不能言说。这是黑格尔早就说清楚了的。例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说到酸甜苦辣这些味觉。可是谁能告诉我们，什么叫酸、什么叫甜、什么叫苦、什么叫辣？它们是单纯的感觉，无法抽象，所以不能言说。
一概否定抽象，无批判地把它当贬义词使用，是对科学的一种误解。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人性和人性论是“抽象”的，不能成立的，那么其他科学不也是抽象的，不能成立的吗？进一步说，哲学上的所谓“唯物论”、“唯心论”岂不是更抽象，更不能成立吗？就说“阶级性”吧，有人以为“阶级性”是具体的，其实也是一种抽象，只是比“人性”抽象的程度低一些罢了。人有人性，物（包括人在内）有物性，这在耶稣纪年之前，哲学家们就指出来了。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专门写了一本书，名为《物性论》，用朴素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对人性、物性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他探讨了灵魂和肉体，研究了山川大地，向人们证明，“自然用事物的始基（原子）创造一切，用它们来繁殖和养育一切，而当一件东西终于被颠覆的时候，她又使它分解为这些始基。”（7）这就是用思维的力量，对万事万物进行抽象所得出的结论。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自己读研究生时的毕业论文《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批判》。那里简直把费尔巴哈批得一无是处，凡是他说到“人”和“人性”的地方，我都大批特批。那时候，全国第三届文代会开过不久，对外正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国内理论界笼罩在一派极左思潮的毒雾之中，人性论、人道主义被认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现在回想起来，既惭愧又可怕，而且对不起这位在上帝面前勇敢地恢复了“人”的权威的哲学家。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以哲学为职志的人，怎么可以连人性都不承认？真是罪过！
当然，用人性去解释世界、说明历史是过于简单了，历史是不能单单用人性的善恶去解释的。但是，离开人性也没有历史：参与历史过程的人，哪一个没有人性？在任何历史条件下，为善为恶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决定如何选择的，有各种因素，其中就有人性这个因素。离开了人性，历史将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人类自从跨进文明的门槛以后，历史过程的能动性，最终都被归结为两个东西：或者“上帝”（此处代指一切神灵），或者人。上帝有神性，人有人性。而上帝和神性，其实都是人的创造，是人的心灵的需要，归根结底，还是属人的东西，是人性的一种表现。排斥和否定人性的原本的历史，一定是血腥的历史。排斥和否定人性的笔底的历史，一定是伪造的历史。如若不信，请看看我们这60年或近90年的历史！
胡耀邦不仅把人当人看待，而且对人的“人民”身份，特别敬畏和关爱，他的人本思想是更加不能称之为“抽象”人性论的。我可以说，这是我所见到的人本思想中最有特色的一种。无论唯物论的人本思想，还是唯心论的人本思想，急进的还是温和的，都没有像他那样，把“人民”提到“主体”的高度，作为自己人本思想的核心。这是真正革命家的人本思想。
人本思想的对立面，是上面提到过的“阶级本位”论。在阶级社会里，人当然是分为不同群体的，其中包括不同阶级、不同阶层；而且有好人坏人，有遵纪守法的人，有违法乱纪的人，还有违法犯罪的人。但是，不管什么人，不管他们在阶级归属上、政治上、法律上、道德上处于怎样的地位，哪怕是非常负面的地位，毕竟还是人。胡耀邦认为，即使是非常负面的人，在给他们以应得的惩罚的同时，还是要把他们当人对待：不能侮辱他们的人格，不能剥夺他们依法所享有的权利。他说：“公安机关要搞得准，要改造人，逼、供、信，不光是对干部，对什么人都不能搞。对犯人都不能虐待。”（上，124）他认为，对待“文化大革命”中跟着“四人帮”犯了错误的人，也要这样对待。对他们，“生活待遇一般不要变，不要一犯错误就降级降薪，对他们的家属子女也不要歧视。”又说：“我坚持治你的病，你不认错不行，毫不含糊，但对人不要侮辱，不是他的错不要算在他的账上，要耐心，对家属子女不要歧视。”（上，155）
按照“阶级本位论”，人只是阶级的化身，地主是地主阶级的化身，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化身，工人是工人阶级的化身，以及如此等等。就是说，人仅仅是阶级的成员，而不是人类的成员，因而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最典型的，他是一个彻底的“阶级本位”论者。他的历史观可以称为“阶级史观”或“阶级斗争史观”：“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8）他有一篇很著名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判人性论，是这个讲话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自问自答地说：“‘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9）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把毛泽东这段话，当作人性问题上的经典之论，奉为圭臬，批判人性论，没有不加引用的。实际上，这段话除了表明他是一个彻底的“阶级本位”论者，不承认有“人性这种东西”而外，完全经不起推敲，逻辑上的混乱，简直可与“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10）相互媲美，根本不成其为理论。其中两个决定性的论据：“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都是独断论的，说通俗一点，都是自说自话。
第一，他不承认有“人性这种东西”，但又不愿意承担否定人性的恶名，于是就求助于诡辩。先是虚晃一枪，肯定有“人性这种东西”，接着就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众所周知，人性就是超阶级的，人性是对人之为人的抽象，而不是对阶级之为阶级的抽象。不在阶级之上进行抽象，就没有人性可言。说“没有超阶级的人性”，等于说没有人性。他就这样把刚刚肯定的“人性这种东西”，偷偷地给否定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是诡辩论者惯用的手法之一。
至于所谓“带阶级性的人性”，则完全是一个杜撰的、莫名其妙的说法。阶级性就是阶级性，人性就是人性。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阶级性是以“阶级”为对象抽象出来的概念，它反映的是“阶级”的一般属性；人性是以“人”为对象抽象出来的概念，它反映的是“人”的一般属性。两个概念可以并存，但不能混合。“带阶级性的人性”和“带人性的阶级性”一样，是不可理解的。谁能告诉我们，这种“带阶级性的人性”是什么东西，是“阶级性”呢，还是“人性”，抑或是“半阶级性半人性”？这样“独创”的说法，本该有所界定，但他完全没有界定，为的是使不可理解的东西显得高深莫测。后来人们引用这句话，也只是引用而已，没有人懂得它是什么意思。
第二、为了进一步否定“人性这种东西”，他又说，“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这三句话，看起来很雄辩，其实也是诡辩。“我们主张人民大众的人性”这一句，留待下面再说。先说前后那两句。首先，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人性”、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都不能成立。说“某某阶级的”，只能是“阶级性”，不能是“人性”。把“阶级性”说成“人性”，是偷换概念。其次，把“地主”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除非为了叙述上的简便，也是完全错误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作为“阶级”，它们既没有共同的“人性”，也没有共同的“阶级性”。“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这个说法，不仅否定了他自己的“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而且等于肯定了有“超阶级的阶级性”，明显地犯了双重错误。
第三、更加匪夷所思的是，他竟造出一个“人民大众的人性”来！这个说法，更加明显地违背了他自己的“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的观点。“人民”是一个历史概念，这是他自己说过的。1942年5月，他做这个讲话的时候，正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时候。当时的“人民大众”是怎样构成的呢？是由诸多阶级构成的，其中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主张抗日的那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还有其他主张抗日的团体和个人。这样复杂的一个社会群体，怎么会有共同的“人性”呢？说“我们主张人民大众的人性”，等于说我们主张“超阶级的人性”。不仅如此，这个说法还把他刻意要与之对立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也一并“主张”进去了！
这表明，否定一个真理要比肯定一个谬误困难得多啊！毛泽东要否定“人性这种东西”，说了半天，完全是一笔糊涂账。我可以说，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可是，就是这么一笔糊涂账，竟让我们顶礼膜拜了六、七十年，岂不哀者？
“阶级本位”论，只承认阶级性，不承认人性，这是党文化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核心理念。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人只要被抹上负面的阶级色彩，或负面的政治色彩，就再不被当人看待了，就要受到非人的对待。为什么一搞政治运动，就会发生那么多骇人听闻的侮辱人、虐待人、折磨人、摧残人，以至无端致人死命，而且还要牵连家属子女、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这样残酷的事情？从意识形态上看，就因为只认阶级，不认人，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如果连人性都否定了、排斥了，那么，凭借手中的权力，还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干不出来？
“文革”结束以后，人们对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进行反思。这个反思是必要的。但是，很不够，因为它只在路线层面上作了一点思考，什么左呀，极左呀，形左实右呀，以及诸如此类，既没有深入到制度的层面，也没有深入到党文化的意识形态层面。实际上，无论是路线问题，制度问题，还是意识形态问题，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怎样看待人，怎样对待人。不把人当人、不把人当目的而当手段的路线、制度和意识形态，都不是好东西，都会给人造成灾难。
五、三件大事见证其人本思想
胡耀邦在位七年，加上此前三年，前后十年，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做了大量工作，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无不留下他的业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件大事。一件是组织和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一件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一件是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三件大事，件件都见证他的人本思想。
（1）为万千冤假错案受难者
改变命运提供理论支持
发动和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一个关键性战役，具有重大意义。胡耀邦发动和领导这场讨论，就是要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把人们的思想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极左的理论和实践中解放出来，目的首先是为万千冤假错案受难者及其家属落实政策、改变命运提供理论支持。这场讨论，是在平反冤假错案遇到极大阻力的时候揭开战幕的。
当这场大讨论进行了三个多月，在北京，在各省市自治区上层，已经大张旗鼓地展开以后，他又及时提出，“把讨论扩大到实际工作中去”。他说：“真理标准”讨论，不光是理论问题，而且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都存在这个问题。那个地方工作好不好，生产搞得怎么样，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干部谁有能力，文艺作品怎样，都不能凭某某人的一句话，而要靠实践来检验。”（上，212）“把讨论扩大的实际工作中去”，就是把讨论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去。他急切地想用实践标准这个利器，去解决他们面临的种种难题。上层讨论也好，深入实际也好，胡耀邦想的都是为干部、群众消灾解困，恢复他们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尊严和正常生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汪东兴、胡乔木等人的态度。至于从理论上反对“实践标准”，坚持“两个凡是”的吴冷西、熊复等人，这里姑且不去说它。汪东兴指责《人民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是“党性不强”，“不听党的话”，甚至质问《人民日报》“代表哪个中央？要查一下！”（上，193）胡乔木则认为“真理标准”文章，“会造成党的分裂”。这篇文章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胡乔木6月20日赶到胡耀邦家里说：“真理标准这场争论是党校（胡耀邦时任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挑起来的，华（国锋）主席已经不满意了。再争论下去会造成党的分裂。我不同意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论，《理论动态》不能再发可能引起争论的文章了。”（上，193－194）。《解放军报》6月24日发表第二篇分量更重的论述“实践标准”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后，胡乔木再次来到胡耀邦家里，说《解放军报》发表这篇文章，“是主动发起攻击，把事态搞严重了，把内部争论公开化了，对此表示遗憾。”（上，194）
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胡耀邦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冤假错案受难者的利益为依归。汪东兴、胡乔木则以是否“听党的话”、最高领导人是否“满意”为是非，以“党性”和“党的团结”为借口，压制讨论。至于这个讨论对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决人民群众的苦难，有什么意义，则全然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在这些人的头脑里，说好听一点，只有所谓党的观念，实际上，也就是他们自己及其小集团的观念，根本没有人民群众的观念，说彻底一点，根本没有人的观念。这是人本思想和党文化的一场尖锐的较量。
（2）“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如果说“真理标准”讨论，主要还是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改变人的命运提供理论上的支持的话，那么，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本身，就直接关系人的命运了。为此，胡耀邦简直把命都豁上了。
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令他痛心疾首。他说，1957年开始的20来年，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文化大革命”的10年更是弄得到处是冤假错案，人人胆战心惊。没有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他说，这样的社会，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20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他引顾炎武的话说，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他说：“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上，88）
为了替受难者申雪冤情，解除痛苦，他下定决心，敢于担当。他引但丁《神曲》中“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诗句取譬：“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上，102）后来，他又引孔子《论语》中的话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又引李大钊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勉励所有参与平反工作的人。他自己则抖擞精神，废寝忘餐，日以继夜，争分夺秒地工作。
他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以后，在一份材料上写道，“组织部要成党员、干部之家。为了为千千万万的人民服务，要千辛万苦，要横下一条心，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该挺身而出说话的一定要挺身而出，该表扬的一定要表扬，至于个人的成败利钝，一概不在话下。”（上，276）那时，每天来访的达几百人之多。他对警卫人员说，“对找到家来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有些上访者凌晨就登门等候，他一边吃早饭一边接待上访问者。部里还专门配备一位老干部，负责处理来信，进行初阅、摘要，由他亲自批示作复。在中组部一年零一个月里，他批复的申诉信件达4000多件，光是批给干部审查局的信件就有902封；领导中组织部直接办理和复查130多名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大案要案。（上，264）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从1978年到1980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290万人；到1984年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上，120）这些案子牵涉的人，不是几百万，也不是几千万，而是上亿之多！
这些数字，令人振奋，也令人震惊：一个自称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几十年来竟在党内外制造了如此庞大的冤假错案！我不谙历史，不知道哪个朝代，在短短几十年内搞出这么多冤假错案来？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竟然还有那么多大权在握的大大小小的共产党官员，阻扰和反对给这些冤假错案平反！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胡耀邦之前任中组部部长的郭玉峰，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在都有。可以想见，阻力有多大，工作难度有多大！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组织和指导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这是落实干部政策的第一声春雷。文章提出，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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