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岳飞问题，③农民起义，④王安石变法，论文也大多集中于这四个课题。
1978年6月8日，吴泰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一文。接着，邓广铭、李培浩在6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历史上宋江的面貌》一文，在当年《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发表《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有关宋江问题的大论战由此展开，历时约4年之久，成为大陆宋史学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道风景线。吴泰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受教于邓广铭先生，故而这场论战被有些人称为“学生与老师的论战”，引人注目，得到当时整个史学界的关注。
有关宋江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40年代，余嘉锡先生撰《宋江三十六人考》，认为宋江投降了宋廷；50年代，张政烺撰《宋江考》，以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为据，认为宋江之降是诈降，并且未征方腊。但是，客观地讲，70年代末的论战并非余、张之争的继续，而是“文革”后期评《水浒》运动的馀音，所以争论的问题“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历史上的宋江是否征方腊？”也带有浓厚的“文革”中评《水浒》运动的风格。
吴泰继《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之后，在1979年第2期《中国史研究》上又发表《再论宋江的几个问题》一文，坚持认为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打过方腊。北郭在1979年第4期《北方论丛》发表《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一文，观点与吴泰一致。邓广铭等人则在1978年8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再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在1980年第1期《社会科学战线》发表《就有关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的一些史料的使用和鉴定问题答张国光君》，坚持认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没有打过方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针锋相对，引发了史学界的极大兴趣，很多人撰文参加讨论，但是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服，虽然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但仍未解决问题。1981年第1期《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该文据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忠愍集》卷2），认为这是当时人记载，铁证如山，证明宋江确曾投降。邓广铭先生看到马泰来之文后，于1982年第4期《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一文，承认宋江确曾投降，但仍否认宋江打过方腊。至此，大论战暂告结束，宋江投降，遂成定论，但宋江是否打过方腊，则仍无定论。时过境迁，此后这个问题日渐淡出人们视野，不见有人提起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岳飞是宋史研究中的另一个热门话题。1978年6月，杭州大学在陈乐素主持下，召开学术讨论会，座谈岳飞的评价问题。这是针对“评法批儒”中对岳飞的贬低和攻击而进行的拨乱反正。一时间，有关岳飞的论文充斥报刊，其中主要有：倪士毅等《论岳飞》（1978年），吴泰《应该恢复岳飞的历史地位》（1979年），徐渭平《论民族英雄岳飞》（1979年），史平《略论民族英雄岳飞》（1979年），周宝珠《岳飞冤狱及其平反昭雪前后的斗争》（1979年），汪槐龄《论岳飞的爱国主义》（1979年），邓广铭《“黄龙痛饮”考释》（1979年）、《〈鄂王行实编年〉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1980年）、《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1981年）、《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1981年）、《关于岳飞的几个问题》（1981年）、《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1982年）、《八百四十年前的一桩大冤案〈岳飞惨遭杀害始末〉》（1982年）、《绍兴八九年内秦桧的卖国降敌和岳飞的坚决反抗》（1982年），王曾瑜《岳飞之死》、《岳飞几次北伐的考证》（均1979年）、《关于岳飞的家世》（1980年）、《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1981年）、《岳飞第一次北伐的考证》（1981年），王继烈《评岳飞的忠君思想》（1980年），蔡栋《〈岳氏宗谱〉和岳飞后代》（1980年），王瑞来《历史上的岳飞与小说中的岳飞》（1981年），豫嵩《关于岳飞的评价问题》（1981年），龚延明《也评岳飞的忠君思想》（1981年），张云霄《岳飞与赵构的斗争》（1982年），刘大有《吴玠与岳飞》（1982年）等。龚延明出版了专著《岳飞》（1980年），邓广铭出版了增订本《岳飞传》（1982年），王曾瑜出版了《岳飞新传》（1982年）。这时的岳飞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为岳飞恢复名誉，拨“文革”之乱而反之正。由于岳飞的地位和影响，此问题以后一直有人从事研究，还在杭州成立了由徐规先生担任会长的中国岳飞研究会，召开过多次国内与国际研讨会。
在这一时期，有关宋代农民起义的研究仍是热点。著作有白钢《〈钟相杨幺佚事〉及其史料价值》（197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考述》（197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编《王小波李顺起义史料汇编》（1978年），杨渭生《方腊起义》（1980年），安徽师大历史系《方腊起义研究》（1980年），白钢、向祥海《钟相杨幺起义始末》（1980年）等。《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也应运而出，1979年至1982年间共出了4辑，其中有关宋代的文章有16篇之多。论文则有：邱鸣皋《略论方腊起义的社会背景》（1977年）、《方腊起义大事记略》（1977年），雏飞《谈谈方腊起义的口号问题》（1978年），吴泰《关于方腊评价的若干问题》（1979年），陈振《方腊起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79年），杨渭生《〈容斋逸史〉献疑》（1979年），朱瑞熙《论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关系》（1979年），陈得芝《关于方腊的所谓“漆园誓师”》（1979年），朱瑞熙《“三面保义”辨》（1980年），吴泰《方腊出身问题考辨》（1980年），李祖德《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与方腊起义》（1980年），李裕民《方腊起义新考》（1980年），杨渭生《关于方腊起义若干问题的再探索》（1980年），张海鹏、杨国宜《方腊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商榷》（1980年），朱瑞熙《关于〈容斋逸史〉的作者》（1981年），王冠倬《方腊起义军攻占州县考》（1981年），白钢《“圣公”考》（1981年），邱鸣皋《有关方腊的一则资料的辨正》（1981年）。朱瑞熙《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1979年），吴天墀《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什么在川西地区发生》（1979年），周子云《王小波、李顺里贯起义发祥地考辨》（1979年），阎邦本《关于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1980年），鲁阳《王小波李顺起义的起因是“贩茶失职”吗》（1980年），杨继忠《〈老学庵笔记〉中王小波“自言”的两个问题》（1981年）。郑从周《谈钟相杨幺起义的特点》（1979年），李文彬《“车船”、“拍竿”及“木老鸦”考》（1981年），曹典礼《钟相起义事略》（1981年）。三大起义之外的有关文章有：陈守忠《试论北宋初年四川地区的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1978年），关履权《宋代的茶禁和茶户、茶贩的反抗斗争》（1978年），张明福《试论北宋庆历年间的兵变》（1980年），向祥海《范汝为起义简论》（1980年），裴汝诚《关于李金起义的几个问题》（1980年），温岭（陈高华）《南宋末年江西建昌的佃户暴动》（1981年），李文彬《南宋李接起义》（1981年）等。在这几年间，农民起义的研究承接解放后的研究馀绪，热闹非凡，争论颇多，形成一个高潮，并且成立了中国农民起义研究会。但进入八十年代后，日渐衰微，研究者也日逐减少，中国农民起义研究会的活动，也最终停止了。
在“文革”时的“评法批儒”中，被认定为“法家”的王安石，风光热闹地被讨论研究着，有关文章十分之多。邓广铭的《王安石》一书，也有幸在1975年改写后出版。“文革”结束后，王安石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仍是热门。《文史哲》1977年第4期发表了吴泰《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几个问题——驳“四人帮”及其喉舌散布的一些谬论》、朱瑞熙《四人帮歪曲王安石变法历史的险恶用心》两文，1977年12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吴泰《王安石的历史遭遇和四人帮的罪恶用心》一文，由此揭开了在王安石问题上拨乱反正的一页。其后，谷霁光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1978年），裴汝诚有《关于〈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的通信》（1978年），邓广铭有《从一篇黑文看罗思鼎们对宋史和王安石变法的懵懂无知——对〈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的批判》（1978年），颜中其《王安石变法同北宋封建社会各阶级的利害关系》（1979年）、任奇正《吏治改革的妥协性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979年）等文相继刊发。1980年，王曾瑜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刊出《王安石变法简论》一文，洋洋数万言，全面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引人注目。1980年发表的有关王安石的论文还有：姜国柱《论王安石》，陈守忠《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李之勤《熙宁年间宋辽河东边界交涉研究——王安石弃地数百里说质疑》、《最早诬蔑王安石弃地的不是邵伯温而是苏辙》，杨渭生《王安石在鄞县的事迹考略》，谷霁光、谷远峰《王安石经济思想若干问题试析》，林岑《略论沈括与王安石的关系》等。其后，有关王安石的研究转入了正常轨道，仍然是宋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以此为硕士课题者不少。但是，角度、深度与评价都有了较大变化，更加贴近历史实际。
除上述四大热门课题外，发表的论文有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特别是租佃制的发展的，有研究宋代人物如宋太祖、赵普、韩侂胄、司马光、朱熹、范仲淹、曲端、余玠、杨家将等人的，还有研究宋金战争的，但比起四大热门来说，还嫌得薄弱与不足。
? 总起来说，这一阶段，虽只有四五年时间，但论文数量与研究者数量相比的话，是相当惊人的，这是对文革时期“万马齐喑”局面的一种反动，对重获学术研究权力的一种兴奋。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是其后学术发展的先声，是我们应当记住的。
3.第二阶段：1982—1987年
第二阶段自1982年至1987年。
第一个10年中，宋史研究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宋史人才的培养与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壮大。
1981年，“文革”后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毕业，开始进入宋史研究队伍。这一批人后来大多成为宋史研究的骨干力量，如兰州大学的葛金芳，杭州大学的何忠礼、周生春，中国社科院的张其凡、上海师院的萧鲁阳、李伟国、吕友仁、朱杰人、俞宗宪，开封师院的魏天安、穆朝庆、刘坤太、张德宗等人。自此以后，每年都有研究生毕业，宋史研究队伍不断有新鲜血液输入，使宋史研究的队伍日益扩大。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统计，1987年，历史学分为14个专业，全国有权授予博士的学科、专业点共计67个，导师115人。其中，中国古代史中有博士点17个，为各专业之首（其他专业均不到10个），导师37人（其他专业最多15人）。专门史有博士点8个，导师9人。这些博士点和导师中，招收宋史方向博士生的导师有中国古代史的北京大学邓广铭，河北大学漆侠，杭州大学徐规，专门史（唐宋经济史）的云南大学的李埏。共计4个点4名导师而已。这10年间，宋史的博士点基本没有增加。
在这10年间，大陆宋史研究的队伍已增多达几百人之多，宋史研究的基地分布南北各省市。
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在80年代创建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成为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邓广铭在1982年率先招收了宋史的博士生，其后又招收了5届，培养出周生春（1982级）、杨若薇（1983级）、陈植锷（1984级）、包伟民（1985级）、罗家祥（1986级）等5位博士。他治史强调基本训练，将“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四把钥匙”。邓广铭治史勇于创新，敢于以精微的论证，推翻前人的定论，无论是他对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的研究，还是对《宋史》的《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正，都反映了这种特点，他对辛弃疾的研究，更是实现了传记、年谱、词与诗文的完整组合。他校点增订了《陈亮集》（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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