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既不是老汉高考的多少周年纪念日，除了因为疫情高考推迟了一个月外也没有听说考试有何改变，不知为何这里忽然多了些回忆高考的帖。但因为忝列77级，所以也来凑热闹写点什么，欢迎点赞也不惧拍砖。
1. 备考
本人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比较早。77年9月底10月初铲地结束收秋之前，我回城里休整，大约是9月20号左右从北京亲戚来信中获知高考可能恢复。当时我父亲正在为一项国家重点引进工程（73年开始谈判）做技术资料的翻译审定，在家工作不用上班。当即劝我由他辅导立即开始复习，别再回乡下了。当时我在青年点里境遇并不好，因揭露过负责管理知青的大队干部的“劣迹”外加“不听话”，瞧不起青年点点长，所以从心里也不愿回去面对，就借此在城里眯了下来，平时回家时间一长，父母会督促我赶紧回青年点和其他人一起“战天斗地”。
我文革前只读了2年小学，文革中趁着”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在我父母走五七道路的乡下中学读了2年书，数理化的知识几乎为零（有一件事儿就可知道当时的学校教育是如何荒唐：化学课是不讲元素周期表的，因为门捷列夫是俄罗斯科学家，俄罗斯就是苏修）。备考是从小学五年级的百分数开始的，每天吃过午饭，由我父亲讲解数学物理，晚饭后留下习题给我。我看书做题到半夜2-3点然后睡觉至第二天早上9-10点钟。那时我已当知青二年，从理论上讲有了抽调回城的资格（当然那时（青年）点里还有比我大4-5岁的老青年），面对一则不确定的消息，要静下心来认真复习也并不容易，时常心有旁骛,找同学玩耍，下饭店（手里还有上一年的分红），外加还单相思了一个同青年点的女孩儿，有事没事总去“献殷勤”，用在复习上的时间并不多，我父亲对此颇有怨言，老妈了解她儿子更深些，怕引起逆反，劝阻老爸不要责备我——可怜天下父母心。就这样拉拉杂杂地看书复习了20几天，到了十一之后，报上正式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之后又陆续登出了考试大纲和招生学校和专业，由于当时条件有限，考试大纲需要手抄，不过“因祸得福”通过抄写这份大纲，总算对要考的的内容有了大致的了解，使得接下来的复习更有针对性了。这时我所在的大队还是比较开化的：决定凡是愿意回城复习的一律准假，如果留在青年点复习也尽量保证复习时间。听说还请了在乡的文革前高中生讲课辅导，自此我比同批考生提前复习了20多天
2. 报考
因为数理化的底子实在太差了，外加喜欢看小说，会看地图，历史知识比周围的同龄人好像也丰富许多，我是一直打算报考文科的。等到招生院校和专业公布后，发现招生的文科院系只有理工科院校的30%左右，考上的难度更大，我父亲也反复强调：数理化更客观，花费同样的时间提高更快，只得再转向理工科。通过了近一个月的辅导，大概我父亲也觉得他儿子实在太差了，心生一念，你报考外语吧：考外语数理化不一定比得上你，而数理化好的一般又不会去考外语。可是我的外语知识是零啊，从何谈起呢？
老爸说：我教你法语吧，北外法语专业在咱们省招生，东北会法语的人一定不多，报考法语的想必更少了。于是乎又紧急让在上海的叔叔代买法语广播教材寄过来，十一月下旬起除了数理化之外又从“我爸爸是工人，他妈妈是农民”开始学了十天左右的法语。
正式报名要回考生所在地，报考学校也是在考试之前，既不知道考分也不知道能考成啥样，实属隔山买老牛——撞大运。为此临走之前老爸和我一起仔细分析了各学校、专业和学校所在地。因为心里实在没底儿，我打算只报中专，我父亲不同意：你爷爷兄弟二人、我这一辈兄妹四人连同你姨和舅舅都是大学毕业，到了第三代怎么能只读中专呢？！如果这次考不上，明年继续。所以我勉为其难地决定了第一志愿按既定方针报考了法语，在后面的志愿里除了服从分配外，又填了镇江农机学院和青岛冶金建筑学校，一所本科和一所中专。在这期间9-10月之间，77年知青上调开始了，尽管知道轮不上自己，可又不甘心，我又不顾父母的劝阻回了乡下一趟，来回3-4天，结果自然是白跑一趟，也打乱了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复习节奏。
这期间还参加了一次我父亲厂里为子女开设的高考辅导班，由几位65年之前分配来的大学生上课，和同样要参加考试的知青一聊天，自信心倍受打击，那些人说起复习来都侃侃而谈似乎胸有成竹。回家后就又跟父亲闹了一顿：因为老爹十分认真，每天早上看我头天夜里做的习题后都要求我把错了的题目重做。我说时间有限，我知道了就行了，没必要再花时间重做了。而老子之犟甚于儿子：不改就不继续教了，如此一来妥协的只能是儿子了。
3. 赶考
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我一直以为当年辽宁考试是12月1号，后来有同学说不是1号。
考试的头一天从城里坐火车到第二天考场所在的镇子，再由镇子乘长途汽车回到公社，由公社徒步9里回到了生产队青年点。那时真的很傻，不知道可以在镇子住下第二天直接去考场，那样也免了第二天早上的心惊肉跳。
当天夜里下起了前后多少年也没那么大的雪，大雪整整下了一夜，早上出门时还在稀稀拉拉地飘着雪花。大队原来许诺要派拖拉机送考生，可是驾驶员不知什么心理，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说是水箱冻住了，需要火烤。不能按时出发了，只好徒步去公社赶早班长途汽车。刚走到村口一名村里当地考生骑车过来，我连忙和其他同伴说，我不和大家一起走了，克制住对自己关键时刻脱离大家的愧疚，跳上那个人的车后座由他带着我比“大部队”提前半个小时赶到公社汽车站。我离开后不久，大队的拖拉机也赶了上来，把徒步的考生直接送到了考场。此时的汽车站前人头攒动，有人说因为大雪，车来不了了，大家心里阵阵恐慌。不过总算还好，汽车按时到了。县汽车公司考虑到今天的乘客多还加派了一辆。让所有等车的考生都上了汽车，按时赶到了考场。
4. 考试
无论是说77级的题目容易考生占便宜了也好，还是说那年的录取率史上最低、最不容易考上也好（可参照文后史上最全1950-2016普通高考录取人数一览），我当年的数学只答了60分，有一道百分数就是现在打八折的题和一道平面几何的题没做出来；物理的一道可变电阻的题没做出来；化学（只占40分）除了前面的一道4-5分的小题外几乎剃了光头。当年有传说，不能有零分的科目，否则哪怕其他每一科都是一百分也不录取；政治，当时感觉大约70分左右；语文觉得自己能及格，但是分析老毛的《七律占领南京》时没有明白地写出中心思想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时隔四十多年，能够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没做出来的题目了。每门考完之后，顾不得对题，继续复习下一门要考的。记得考试分二天，头一天考完住在了镇上一个熟人家里，同一个青年点的同学都住进了旅馆/招待所。之前住宿是要介绍信的，这次对参加考试考生网开一面，没有介绍信也收住，只是那天晚上住宿的人太多了，考生都住在大通铺上。后来听说，大家一通神聊，很晚才睡，都没休息好。
过了几十年之后，我的档案居然到了我自己手上保存了20年，因为时过境迁，也没仔细看看当年自己的考分。只是看到里面盖着一章子，上面赫然写着：可录取一般院校
第二天考试一结束，我们就乘火车回家了。到家一看坐了一屋子人。原来考试开始，考题流出来之后，我爸在办公室里就宣扬开了：哎呀，这些题我儿子都会！所以那些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小青年”们都聚集到我家想核实一下我到底考的如何。乘着记忆新鲜，我仔细地叙述了自己的考试情况，我爸爸在旁边一直拍着大腿替他儿子惋惜“这么容易的题会答错？！这么简单的题目不会？但是其他人却说：很不错。待我被录取后，那些人又纷纷跟我父亲讲：咱们厂里三个考上本科的子女考试情况我们都问了，你儿子是考的最好的。
外语加试是在体检之后在县里（要由城里乘火车到通火车的镇子，再乘近2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才能到达）举行的，当年我们县里报考法语的只有我一个人，考题是密封的，打开之后一看，没有一个法语单词，全部都是中文，要求翻译成法语。按照自己以为的那样翻译了几句后，匆忙交卷，赶上末班汽车回到小镇再乘火车回城。到家后发现，考题里”我爸爸是名工人“居然被我翻译成了”我爸爸是座闹钟“，零蛋是必然的。
5. 体检、政审、录取
那年的考试不公布考生的分数，也不公布录取分数，只是于1978年1月份通知了一些考生于某日到县里参加体检，考生们据此判断自己是否有希望被录取。当年我们公社十几个生产大队参加体检的大约有十几个人，平均差不多一个大队一名，不过我所在的大队上线能参加体检的人最多，有6-7名，那年我们大队（人口3000左右）考上本科的有4名，2名下乡知青、2名还乡知青，另有一名知青考上了中专，好像还有一名文革前的初中生考上了师范专科学校。
在县城体检，还是只能从大队徒步到公社再乘长途汽车于中午12点左右赶到县城，好在不用经镇子转车了。
等到下午一点开始体检，其他项目都没问题，只是血压高，高压140。医生挺好的，说可能是紧张，先把其他项目检查完，然后再测一次。
那时的公共汽车每天只有寥寥几班，赶不上就只能滞留在外了，为了尽快完成体检，听旁人说喝凉水能降血压，于是在东北的三九严寒里喝了二碗井拔凉水，不知是起了作用还是医生发善心，反正在最后一刻让我通过了体检，赶上了返程的公共汽车，只是仍旧忐忑着。之前是牵挂能不能上线、现在担心的是不是能被录取。
比起体检我更担心的是政审。前面说了我和负责知青的大队干部关系紧张，害怕他使坏儿；另外我的家庭出身又有问题：海外关系一大把（待到八十年代想出国时，这些海外关系并不能给予什么帮助，惹得老妈一通抱怨：挨整的时候那么些海外关系，现在啥忙也帮不上）、老爸也还没平反，没有工资只是每月从单位”暂借六十元“。
事后听说，大队里负责考生政审的不是那位负责知青的大队干部，另外有几位参会的老贫农替我说了好话。
我父亲厂里的人事科长和我们家挺好的，公社来政审的人走之后赶到我家”通风报信“说，我没把你的档案给他们看，就出了一张证明：同意录取该同志子女。
之后又得到通知说，北外法语取消了在辽宁招生的计划，报考外语专业的需要重新填写外语志愿，其余志愿不动。我又赶到公社重新填写了一份志愿，也就是后来我被录取的这所学院。77级进校时还没有分重点非重点，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的哥哥就是考上了沈阳机电学院，之后转学到了大连工学院。到了78级入校后（？）重新划分重点院校后，非重点学校的学生就不允许往重点院校转学了
1978年的除夕是腊月二十九，阳历2月6号，一月下旬各个生产队开始分红。因为从十月起基本没有出工，所以当年我的工分是青年点里最少的，不到3000分。不过我所在的生产队分值比较高，所以扣完了口粮款和其他费用后，还领到了120元现金。腊月二十五那天，我和一个知青朋友一起徒步去公社赶集，每人买了十只活鸡几乎把集上的活鸡买光了，就在公社找了一家熟人，宰杀、拔毛，当晚赶回城里。到家后就忙着采购年货把考试的事儿丢在了脑后。
那是我们三口人文革以来过得最适意的的一个春节：十只鸡、十斤鸡蛋、十来斤猪肉，还有大连的海参、大虾干，上海的火腿、肉松、梅林罐头、糯米粉。年夜饭老妈做了沙拉，炸了虾片，烧了红烧肉、虎皮蛋，红烧海参，林林总总摆了一桌子。吃饭的时候老妈说：祝我儿子今年考上大学！明年老妈给你做更多更好的年夜饭
话虽这么说，但是因为没有消息心里还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大约是年初三或者年初五，反正是春节假期（那时休三天）一过，公社知青办的电话打到了我母亲的办公室，之前老妈曾是知青带队干部，”大姐，你儿子考上了，是本科！赶紧让他回来办手续！“，当即全厂轰动，老L的儿子考上大学了！因为老爸一直受压，老妈说：顿时我觉得扬眉吐气了！老爸则立即前往邮局打电报通知我的奶奶、姥姥姥爷。后来听姥姥对我说起：哎呀，那年我二次高兴的没睡着觉啊，一次是年前收到我外孙子给我寄的钱，再就是听到你还考上大学了，连你爸补发工资我都没那么高兴！我奶奶是大名鼎鼎的浙江女子师范毕业，当过她家乡的第一位女校长，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又发电报回来确认，家里的电话早在文革开始就拆了。
当天晚上我青年点另一位考上了本科的知青从乡下回来到我家通知。哪儿成想进了我家一看，一屋子人正在庆贺。
因为录取的学校不甚理想，老爸开始犹豫，倒是我对自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知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再说当初中专不也打算去吗？
此后就是回青年点迁户口、卖粮食（把一年的口粮卖到公社粮站，换回粮票、到校后再将粮票交给学校伙食科，领取饭票。
之后，我最好的朋友，那个和我一起赶集买鸡知青也收到了中专的录取通知，让人兴奋不已。
而我单相思的那位女孩儿则于1977年底成了一间技校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
临走前，由妈妈做菜在家里摆宴宴请我的插兄；准备行装。我用来装铺盖的是我父亲三十年前上大学时装铺盖的一个口上能上锁的帆布口袋，是二战后的美军剩余物资，购自上海中央商场，三十年了完好如初，连锁具都还是当年的。
自此77年本人的高考回忆完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距当年入校四十多年了，77级的绝大多数也已经退休了，我本人退休时的工龄是42年+，43年不到，没能做到”为社会工作五十年“。
又：1977年全国报考人数是573万，录取27万（包括大学本科、专科、中专），录取率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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