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 ---周全华
1966年“文革”高潮中高考制度被认为是“旧教育”、“旧框框”而予以废除。在长达5年半的时间里，所有大学停止招生(大部分大学实际停招6年半)。1968年毛泽东发出7·21指示，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设想。当时形势混乱，还谈不上执行这个指示。又拖了两年，到 1970年6月27日，中央才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大学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1970年底正式用这个“群众推荐”办法招收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计4 万余人，1971年初入学。是年底又以同样方法招了第二批学员，也是4万余人。
这个“群众推荐”方法试行才两年，就暴露出一些问题。其显著者为二：一是招生舞弊，“走后门”，中央为此于1972年5月1日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二是入学者文化太低，无法接受高等教育，国务院科教组为此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关于高等院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提出为入学者另加半年补习时间。不久，周恩来又提出“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科教组《关于高等院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进行文化考查以保证入学新生至少有初中文化水平。6月2日，科教组又发出《北京外语学院1973年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提出选拔少量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外语院校深造，对推荐来的学员要进行政审和补充文化考核。这些旨在力纠“群众推荐”弊病的措施，不久即在批林批孔中被斥为“复辟旧高考制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而被废弃。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时，再次重申周恩来1972年关于选拔高中毕业生直升大学的意见。还未及实施，又被“反击”。“群众推荐”制继续坚持了下来。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于1977年6月29日到7月15日在太原召开，提出继续搞“群众推荐”。不过稍稍作了一点儿改良，即除招“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外，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试招4000至1万人，不足计划招生数的2—5%。而且试招的高中毕业生也以政治条件为选拔的主要标准。
太原招生会议结束后， 7月16日至21日举行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他的一切职务。邓小平一上班，即自请分管教育。8月4日，他着手办恢复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召集30多位科学家、教育家开座谈会，对教育现状进行调查。清华大学一个教授谈到该校有的工农兵学员只有小学程度，只好在大学补习中学课程半年到一年，接着就坐飞机读大学，3年就毕了业。邓小平插话说，那就应当称清华中学、清华小学。在最后一天会议上，发言的教授要求推倒16字招生方针，建议改变现行招生制度。邓小平表态同意恢复高考。教育部长刘西尧说今年来不及了，招生会议开过了。邓小平说：再开一个，今年就恢复高考。
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结束时作了讲话，讲话的两大主题即是推倒“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他在讲话中斩钉截铁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会后 5天，即照邓小平意图重开了一次全国招生会议。
这个会议于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邓小平于 9月19日召见教育部长刘西尧，尖锐批评教育部思想不解放。谈到招生问题时，他说：“1971年全国教育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这是要教育部门转弯子，但是教育部门没有转过来。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 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毛泽东同志的7·21指示要正确地去理解。7·21大学、劳动大学，各省自己去搞，办法由他们自己定，毕业生不属国家统一分配范围。但是清华、北大恐怕不能这样办，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
接下来，邓小平对招生具体工作抓得极细，他亲自看招生文件草稿，亲笔修改招生对象条件。招生文件初稿对政审规定得繁杂琐细，邓小平批评“很难懂，太繁琐”。他指示修改：“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而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
由于第二次招生会议迟至 9月底才结束，所拟文件还有待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之后还有层层传达部署、筹备组织等大量实际工作要做，所以决定把1977年招生工作推迟到年底进行，本拟恢复秋季入学的77级新生，也只能延至1978年春季始入学。
10月 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新招生文件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文章。华国锋同意要抓好高考和批判“两个估计”，但提出一些实际上有所保留的意见，如批“三来三去”要注意，“社来社去”本来是必要的；要看到工农兵学员的优点，鼓励他们赶上来。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还有《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总算于10月12日获得了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至此，施行7年之久的“群众推荐”制被废除，恢复了“文革”前沿袭17年的高考制度。
新招生政策规定：一、招生对象。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在读高中生成绩特别优秀的可以自己申请报考 )。二、报考条件。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而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不超过25周岁，未婚。三、录取方法。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区批准；考生可在报名时根据特长和爱好，按学校和学科类别填写2至3个报考志愿。四、考试分文、理两类，文科考政、语、数、史地4门，理科考政、语、数、理化4门；报考外语的方加试外语；省区拟题，县级组织统一考试。当时，人们都注意到，在报考条件中附加了一小段虽不显眼却关系重大的文字：“另外，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两届高中毕业生)。”10月23日，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再次提到这段文字，并特别说明：“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 指理论上钻研有成绩，实践上有科学研究或技术革新成果的，而不是指工龄长)，以及1966年、1967 年两届高中毕业生，报考时年龄还可以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
报考条件中附加的这一小段文字，为“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找回了高考的机会。1968年底，全部在校的1966—1968年6届中学生统统毕业，大部分上山下乡，小部分进厂，失去了高考的机会。这些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高中、初中毕业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的年龄分别是：25岁、26岁、27岁、28岁、29岁、30岁。这样，除了68届初中生可以在年龄线内正常报考外，其余5届中学生全部过线。
于是几个月后，中国大学里出现了一道特别风景线，年轻的大学生中涌出一个年龄偏大、养家糊口的成人军团，以致师生同学、叔侄同班。年龄的劣势，转化为加倍的刻苦；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的珍视，酿成浓郁的向学之风。
考试盛况
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见报，立即传遍城乡。从10月21日起，到年底高考结束，两个月中，从通衢大邑到穷乡僻壤，高考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文革”中离开校门的11届总计1000多万中学毕业生，更是如闻春雷，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四面八方涌向新设立的各级招生委员会，从各个角落搜出尘封虫蛀的中学课本。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学习大复习随处可见，朗朗书声随处可闻，勃勃生机再现于校园学舍。
11月底，高考在全国各地陆续拉开序幕。考场爆出许多趣闻，诸如师生同场，夫妻同考，还有兄弟叔侄一家同试。至1977年12月，全国总共有570万人参加了考试，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最高记录，也是世界最大规模的考试。当时一下子拿不出足够的优质纸张印考卷，为此，中央特批动用印制《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
规模盛大的首次高考结束时，《人民日报》于12月21日刊出一篇小文，题为《高考以后》。该文首次披露高考结束，指出：“这次高考盛况空前，震动全国。我们高兴地看到，广大青年怀着让祖国挑选的豪情，踊跃报名，努力复习，认真考试，在很短的时间内，文化水平有显著的提高。为革命钻研文化科学知识、走又红又专道路，蔚然成风。其影响所及，被‘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教育领域，出现了令人喜悦的新局面。”接下来的内容是劝说应考青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落榜者要安心原工作岗位，愉快上山下乡，可以参加共产主义劳动大学、7·21大学、五七大学、函授大学、电视大学、广播大学以及各级各类业余大学的学习。
1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在四届政协七次会议上作《关于科学和教育情况的报告》，在报告第一部分，专辟第 7条谈恢复高考情况，可以视作是一个总结，转录于下：
“高等学校新的招生制度的实行，受到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已经取得显著成效，起了巨大影响。这次招生过程中，已经发现大批优秀学生，可以保证入学新生的质量。而且招生制度的改革大大激发了广大青年学习政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业余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使广大的青年都能得到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录取工作
从1978年1月份起，“文革”后的首次高考招生工作进入录取新生阶段。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部负责人就录取工作答记者问，通报了有关录取的情况，如清华大学在黑龙江录取7名新生，人均总分317分(4门，下同)，在广西录取 14人，人均总分300分以上。北京大学在福建录取26人，最低290分，最高340分。另据5月18日《人民日报》调查报告，西安交通大学共招1400多名新生，党团员占81.3%，女生占18.2%。计算数学专业40名新生，数学平均成绩79分。1966、1967两届老高中生普遍考出高水平，但该校在北京仅录取了3名数学成绩在97分以上的。据新华社3月15日电，中国科技大学录取700多人，党团员占94%，平均年龄不到19岁，数、理化二门总分人均160分。这些新生年轻，但成绩不及“老三届”毕业生。
这次高考，全国发现了不少拔尖人材。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了20名十三四岁的“神童”，他们大都未能参加高考，系由各地推荐，经实地面试考核招来，破例为之开少年班。招考中央音乐学院的考生中，更是人才济济。计划招130人，该院从17000多名考生中反复筛选出300多人，“这都是教师们再也舍不得淘汰，水平超过了录取标准的音乐人才”。中央为此特批该院增加招生名额的建议。1月30日和 2月3日还专场举行“中央音乐学院1977年考生汇报演出音乐会”。北京外语学院在1月6日的口试中，也发现大批人才。英语口试得5分的有93个，是录取数的一倍，5分上打“＋”号的有10人。在语文考试中也“可以看出青年中确实大有人才，涌现了一批内容健康、构思新颖、文笔优美的优秀作文。而这些好的作文，大部分是66至68届毕业生写的”。2月19日，《人民日报》还特别发表了3篇考生作文，以证明高考广开才路，发现了人才。
这次考试试题不难，但白卷奇多，不少考生只能在卷上写写对“四人帮”的控诉批判，而答不上题。录取分数线一降再降，许多地方还是找不出上线考生。广东一个地区，总分及格者竟只有3人。阅卷教师说：“不少考生不会审题，答卷观点模糊，内容空洞，层次混乱，文句不通，错别字连篇，有的甚至文不对题，语文基础知识极差……”“有的考生连化学符号也不会写，分子式写不好，基础知识缺乏，基本概念模糊。”
在报考资格审查和录取政审问题上，“左”的习惯势力仍十分强大。许多青年因家庭出身原因而被剥夺考试机会，或成绩优异而未能录取。《人民日报》2月18日报道，轻工业部王先梅去年12月 8日上书中央领导，反映其子女因父亲历史问题被剥夺录取机会和天安门开会权利。中央领导已作批示予以解决。4月26日，又报道安徽芜湖陈炳南女儿和河南郑州二中学生竺稼因家庭出身影响入学，后经一番曲折终获录取。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强调“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在这次招生录取中，有一些考试成绩突出而出身不好的考生，或未被录取，或进了很差的大学。如北京35中的朱凌，1977年考试总分为337分，超过清华北大的录取线，却落榜了。1978年考试成绩为408分，仍未录取。35中20名教师忿然不平，联名上书党报，10月27日《光明日报》以《这样的学生应该录取》为题予以答复。
由于新学生恢复 4年学制，教材、设备、师资、教学安排都要作新的准备，所以迟至2月底3月初，全国各大学才陆续开学迎新。
参考材料：
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1020/22/5851918_322891902.shtml
1977年谁是第一个提出恢复高考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9e47590100ubxt.html
“谁是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决策者？”
http://www.t262.com/read/17130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