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黄埔军校源于日本 连叠军服都是学的
作者：佚名
黄埔军校当初培养军官，也需要招募兵士，而且面向全国各地，但军阀势力蛮横，如来自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一带，如募兵到百余名，带到上海，一经发现，不是被迫加入卢永祥部队，甚至被齐燮元或张宗昌部队领回。当时最好士兵来源是徐州的农村子弟，然而有的人好斗成性，在码头殴斗，还要给黑社会付人头税。竹内实询问黄杰，这样的部队能打仗吗？黄杰说会打仗，因为黄埔出身的军官身先士卒，军令严格。
竹内实认为，孙文高明之处，是具有全国性眼光，因为当时军阀林立，地方山头主义，割据一方，比如陈炯明说“惠州人的惠州”，“广东人的广东”，但孙文是要建立全国性的军校，从各地招生。当时创校情形甚为艰难，要避开军阀耳目，除广州外不得不采取秘密招生方式，还要防备邻近军阀杀将过来。图为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图为孙中山在开学典礼后检阅学员。
竹内实乃出生于山东之日人，少年时知道革命军北伐，是为了对付当时横征暴虐的中国军阀，那些军阀各自割据，搞地方主义，与日本近现代史的“军阀”还不一样。他自述因为北伐，日本两次出兵至济南干涉，并惨杀革命军留下入医院的伤兵；但住在济南的日本居民，也受到伤害，这是竹内实目睹的“济南事变。”
竹内实是在日本战后最早开展现代中国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被誉为日本“毛泽东学”的权威和“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主编有《毛泽东集》等，他曾经在60年代访问中国，亲历毛泽东接见，他说印象最深的是“毛说他原来的理想是当一名小学教师。”
抗战时，“黄埔系”全面形成，纷纷当上了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乃至战区司令长官，逐渐取代了北洋时期的军人 。代表有黄埔一期生杜聿明(时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以悍将著称的黄埔第三期王耀武(时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职务“越跑越慢”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等。黄埔毕业生在战后幸存者仅11000多人，牺牲率高达95%。
而杜聿明，廖耀湘，邱清泉等黄埔军校毕业生在桂南战役中以国军的装甲部队新五军200师和第22师等，与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钢军”
在昆仑关展开血战，12月30日第五军第三次攻克昆仑关，歼灭第21旅团5000余人，击毙敌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中村正雄笔记本中写道"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只比俄国军队更顽强的军队。”下图为大陆80年代与《血战台儿庄》的导演杨光远拍摄之电影《铁血昆仑关》。
竹内实认为黄埔军校与日本大有渊源，军校的操典内容翻译自日本军校，内务整理也可见端倪，据说“校内整理的非常整齐，就如同日本士官学校看到的一样，所有军服都叠成豆腐块，武器整理的有条不紊.....”竹内实说这可能与蒋校长以及其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人有关。竹内实对“叠成豆腐块”的军服，颇感怀念，当时日本陆军也用细长的木板，将军服压制成豆腐块。他认为日本军事制度影响了黄埔军校。日本驻北平的武官佐佐木到创校不久的黄埔参观，与王柏龄来往，说“令我想起我的母校”。佐佐木感叹”革命军依靠思想与人民结合，应视为革命势力”，认为革命军不能简单以几挺枪，几座炮评价。
但学者陈在俊说明，这位支那通佐佐木日后在南京大屠杀时，他担任日军中军纪最坏的第十六师团，并担任南京西区警备司令，却放纵寇兵肆虐，罪孽深重。陈在俊认为日本军阀的说话与做事，往往背道而驰；而日本文人则少有伪善诡诈的毛病，这应是日本军官一路受的军校教育造成，而黄埔军校校训”亲爱精诚“，使得中国军人较之文人更为直爽。
刘凤翰针对竹内实黄埔军校直接来源日本的观点，提出异议，他认为自满清时期，袁世凯即保送学生去日本士官学校留学，而阎锡山的晋军，张作霖的奉军，留日学生即比黄埔军校多，而北洋的皖系，直系中留日士官生也不少。而保定军校中留日学生教官则更多。
关于步兵操典，刘凤翰说淮军原本用的是英式操典（戈登操典），后采用德式操典，用德国武器“毛瑟枪”但因中国人身形较小，故采用较为适合的日式操典。而日本式武器“金钩”式则装备了陆军第三镇，以及将三八式武器提供给段祺瑞军队。但日人将炮的某个零件取下，造成段在直皖战争被打败。左图为段祺瑞与保定陆军学校军官炮科学生合影，右图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
竹内实说上海事变时，即第一次淞沪事变，由主要是黄埔毕业生的第五军（第八十七师或第八十八师）在当时庙行镇进行英勇战斗，给日军造成了很大麻烦。当时据说有三名日本兵，扛着竹制炸药筒，准备爆破敌人铁丝网，可是炸弹突然爆炸，三人一起丧生。日本近代诗人与谢野铁干，还做了一首三勇士之歌“庙行镇敌营，我军已进攻，......”
学者陈在俊则说明，1932年上海战争中，日本混成旅第二十四旅团有三名一等兵，炸毁中国军阵地铁丝网，自己牺牲了。日本报章登载三名士兵的照片，并称赞“世界无比壮烈的牺牲”，企图煽起狂热侵略气氛。但日本武官田中萨吉，三十余年后说“这炸弹三勇士并非决心牺牲，而是长官将引火线做短了，使得他们来不及跑回，就被炸死了。”
刘凤翰说”美国军官以史迪威为典型，”对黄埔学生印象不好”，那是因为黄埔出身的学生只听蒋先生的，不听美国军官，而且史迪威跋扈骄纵，处处表现优越。但日本所有战史描述，日军打中国军，认为只要打败中央军（黄埔出身），国民政府就会垮台，因此上海一二八之役，长城古北口战役，以及八一三淞沪战役，以及台儿庄战役，均秉持此原则，但日本算错了，因为地方军也打得不错。
竹内实认为黄埔军校教育，多受蒋先生所强调的死生观，仁民爱物，注重卫生，俄国革命的评价。蒋介石说“军人职分只有一个死字，除了死之外，反面说就是贪生怕死，如果偷生怕死，不能作军人，而且没有人格。”
但实际上黄埔军校建于忧患，成于战乱，乃国民革命之战斗史，充分发挥校训“亲爱精诚”精神，建立彼此间犹如父子兄弟般深厚情感，越在艰难危险之际，越能团结牺牲负责，抱孤臣孽子，生聚教训之心。
蒋介石在1929年4月25日在长沙演讲时，说“本党国民革命起源于爱，而动机起源于恨的革命，绝不适合中国的民族性”，当时苏联顾问鲍罗廷，虽然专断独行，但仍将资源倾斜于国民党，有人说鲍罗廷是为黄埔军校打工的。
温应星1909年自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时，名列百余名学生中的第82位，陈廷甲则是最后一名。颁授文凭的美国战争部长迪金森，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不要气馁，我国许多名将毕业时也是垫底的啊！”有位留级同学，则是后来的名将巴顿将军。同样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王庚，为名媛陆小曼的前夫，在一二八上海事变爆发，王赓原本率领税警总团参战，2月27日王前往美领馆拜访同学，途中遭日军伏击被俘，成为当时一大话题。
温应星之子、弗吉尼亚军校1944届的毕业生温哈熊，曾在台/独分子企图行刺小蒋时，将其制服。而王赓1945年前往华盛顿途中因病逝世于开罗，葬于当地军人公墓，年仅47岁。西点军校在悼词中写到，“从军事角度而言，王赓的事业并不成功。王赓一生坦诚、正直、爱国。他是西点的光荣”。
1928年夏天，孙立人回国，具备普渡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和弗吉尼亚军校毕业文凭，却差点找不到军队工作，只能屈就国民党的中央-党校当学生队长。因北洋军阀连保定军校学生都不信任，何况留美军校生。
弗吉尼亚军校对孙立人十分关心，曾声明称赞孙将军“品行上表现优异，军事学科成绩良好”，毕业后关怀学校，对兵变之事表示“难以置信”。
黄埔军校当初培养军官，也需要招募兵士，而且面向全国各地，但军阀势力蛮横，如来自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一带，如募兵到百余名，带到上海，一经发现，不是被迫加入卢永祥部队，甚至被齐燮元或张宗昌部队领回。当时最好士兵来源是徐州的农村子弟，然而有的人好斗成性，在码头殴斗，还要给黑社会付人头税。竹内实询问黄杰，这样的部队能打仗吗？黄杰说会打仗，因为黄埔出身的军官身先士卒，军令严格。
竹内实认为，孙文高明之处，是具有全国性眼光，因为当时军阀林立，地方山头主义，割据一方，比如陈炯明说“惠州人的惠州”，“广东人的广东”，但孙文是要建立全国性的军校，从各地招生。当时创校情形甚为艰难，要避开军阀耳目，除广州外不得不采取秘密招生方式，还要防备邻近军阀杀将过来。图为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图为孙中山在开学典礼后检阅学员。
竹内实乃出生于山东之日人，少年时知道革命军北伐，是为了对付当时横征暴虐的中国军阀，那些军阀各自割据，搞地方主义，与日本近现代史的“军阀”还不一样。他自述因为北伐，日本两次出兵至济南干涉，并惨杀革命军留下入医院的伤兵；但住在济南的日本居民，也受到伤害，这是竹内实目睹的“济南事变。”
竹内实是在日本战后最早开展现代中国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被誉为日本“毛泽东学”的权威和“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主编有《毛泽东集》等，他曾经在60年代访问中国，亲历毛泽东接见，他说印象最深的是“毛说他原来的理想是当一名小学教师。”
抗战时，“黄埔系”全面形成，纷纷当上了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乃至战区司令长官，逐渐取代了北洋时期的军人 。代表有黄埔一期生杜聿明(时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以悍将著称的黄埔第三期王耀武(时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职务“越跑越慢”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等。黄埔毕业生在战后幸存者仅11000多人，牺牲率高达95%。
而杜聿明，廖耀湘，邱清泉等黄埔军校毕业生在桂南战役中以国军的装甲部队新五军200师和第22师等，与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钢军”
在昆仑关展开血战，12月30日第五军第三次攻克昆仑关，歼灭第21旅团5000余人，击毙敌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中村正雄笔记本中写道"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只比俄国军队更顽强的军队。”下图为大陆80年代与《血战台儿庄》的导演杨光远拍摄之电影《铁血昆仑关》。
竹内实认为黄埔军校与日本大有渊源，军校的操典内容翻译自日本军校，内务整理也可见端倪，据说“校内整理的非常整齐，就如同日本士官学校看到的一样，所有军服都叠成豆腐块，武器整理的有条不紊.....”竹内实说这可能与蒋校长以及其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人有关。竹内实对“叠成豆腐块”的军服，颇感怀念，当时日本陆军也用细长的木板，将军服压制成豆腐块。他认为日本军事制度影响了黄埔军校。日本驻北平的武官佐佐木到创校不久的黄埔参观，与王柏龄来往，说“令我想起我的母校”。佐佐木感叹”革命军依靠思想与人民结合，应视为革命势力”，认为革命军不能简单以几挺枪，几座炮评价。
但学者陈在俊说明，这位支那通佐佐木日后在南京大屠杀时，他担任日军中军纪最坏的第十六师团，并担任南京西区警备司令，却放纵寇兵肆虐，罪孽深重。陈在俊认为日本军阀的说话与做事，往往背道而驰；而日本文人则少有伪善诡诈的毛病，这应是日本军官一路受的军校教育造成，而黄埔军校校训”亲爱精诚“，使得中国军人较之文人更为直爽。
刘凤翰针对竹内实黄埔军校直接来源日本的观点，提出异议，他认为自满清时期，袁世凯即保送学生去日本士官学校留学，而阎锡山的晋军，张作霖的奉军，留日学生即比黄埔军校多，而北洋的皖系，直系中留日士官生也不少。而保定军校中留日学生教官则更多。
关于步兵操典，刘凤翰说淮军原本用的是英式操典（戈登操典），后采用德式操典，用德国武器“毛瑟枪”但因中国人身形较小，故采用较为适合的日式操典。而日本式武器“金钩”式则装备了陆军第三镇，以及将三八式武器提供给段祺瑞军队。但日人将炮的某个零件取下，造成段在直皖战争被打败。左图为段祺瑞与保定陆军学校军官炮科学生合影，右图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
竹内实说上海事变时，即第一次淞沪事变，由主要是黄埔毕业生的第五军（第八十七师或第八十八师）在当时庙行镇进行英勇战斗，给日军造成了很大麻烦。当时据说有三名日本兵，扛着竹制炸药筒，准备爆破敌人铁丝网，可是炸弹突然爆炸，三人一起丧生。日本近代诗人与谢野铁干，还做了一首三勇士之歌“庙行镇敌营，我军已进攻，......”
学者陈在俊则说明，1932年上海战争中，日本混成旅第二十四旅团有三名一等兵，炸毁中国军阵地铁丝网，自己牺牲了。日本报章登载三名士兵的照片，并称赞“世界无比壮烈的牺牲”，企图煽起狂热侵略气氛。但日本武官田中萨吉，三十余年后说“这炸弹三勇士并非决心牺牲，而是长官将引火线做短了，使得他们来不及跑回，就被炸死了。”
刘凤翰说”美国军官以史迪威为典型，”对黄埔学生印象不好”，那是因为黄埔出身的学生只听蒋先生的，不听美国军官，而且史迪威跋扈骄纵，处处表现优越。但日本所有战史描述，日军打中国军，认为只要打败中央军（黄埔出身），国民政府就会垮台，因此上海一二八之役，长城古北口战役，以及八一三淞沪战役，以及台儿庄战役，均秉持此原则，但日本算错了，因为地方军也打得不错。
竹内实认为黄埔军校教育，多受蒋先生所强调的死生观，仁民爱物，注重卫生，俄国革命的评价。蒋介石说“军人职分只有一个死字，除了死之外，反面说就是贪生怕死，如果偷生怕死，不能作军人，而且没有人格。”
但实际上黄埔军校建于忧患，成于战乱，乃国民革命之战斗史，充分发挥校训“亲爱精诚”精神，建立彼此间犹如父子兄弟般深厚情感，越在艰难危险之际，越能团结牺牲负责，抱孤臣孽子，生聚教训之心。
蒋介石在1929年4月25日在长沙演讲时，说“本党国民革命起源于爱，而动机起源于恨的革命，绝不适合中国的民族性”，当时苏联顾问鲍罗廷，虽然专断独行，但仍将资源倾斜于国民党，有人说鲍罗廷是为黄埔军校打工的。
温应星1909年自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时，名列百余名学生中的第82位，陈廷甲则是最后一名。颁授文凭的美国战争部长迪金森，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不要气馁，我国许多名将毕业时也是垫底的啊！”有位留级同学，则是后来的名将巴顿将军。同样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王庚，为名媛陆小曼的前夫，在一二八上海事变爆发，王赓原本率领税警总团参战，2月27日王前往美领馆拜访同学，途中遭日军伏击被俘，成为当时一大话题。
温应星之子、弗吉尼亚军校1944届的毕业生温哈熊，曾在台/独分子企图行刺小蒋时，将其制服。而王赓1945年前往华盛顿途中因病逝世于开罗，葬于当地军人公墓，年仅47岁。西点军校在悼词中写到，“从军事角度而言，王赓的事业并不成功。王赓一生坦诚、正直、爱国。他是西点的光荣”。
1928年夏天，孙立人回国，具备普渡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和弗吉尼亚军校毕业文凭，却差点找不到军队工作，只能屈就国民党的中央-党校当学生队长。因北洋军阀连保定军校学生都不信任，何况留美军校生。
弗吉尼亚军校对孙立人十分关心，曾声明称赞孙将军“品行上表现优异，军事学科成绩良好”，毕业后关怀学校，对兵变之事表示“难以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