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重走长征的几个月里，延安逐渐在我脑海中演变为一个奇幻的目的地。在各种路标和旅游材料中，延安一直被称为“革命圣地”，而我终于到达时，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好奇的感觉：延安会不会维持着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描述的样子？会不会像圣城耶路撒冷那样神圣？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埃德加·斯诺的书成为当时外国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唯一材料。当年，连我那远在美国、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爷爷奶奶都通过斯诺的书对延安产生了一种好奇感。
在延安，我见到了革命英雄纪念馆——规模最大和资源最丰富的红色纪念馆，但除此之外，延安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小城市，交通混乱，跟我路过的其他城市没多大的区别；市中心有几个肯德基和一个必胜客；车子在拥挤的路上开来开去；喇叭和工地不和谐的声音充斥着耳朵；空气很浑浊，而曾经在延安境内流淌的延河已经基本干涸。这些都令我感到失望。
我本以为到延安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大的成就感，而实际上当我到达目的地时，更多的是如释重负的感觉：骑了8000公里，只发生了一场事故（在川西丹巴县），两条腿还能正常行走、脑子也没有撞坏。
我发现，在路上遇到的中国人经常对我的长征路途持比较极端的看法，一般根据他们的出生年代和年龄而不同。老年人对我经常有一种彻底而不理性的敬佩感，表扬我所谓的“中国爱国精神”，甚至常常想请我吃饭以及给我提供免费住宿。我一开始比较反对他们把我看成一个毛主席粉丝，但后来我学会了闭嘴、好好享受免费的晚餐。
当我跟这些老年人聊起长征的时候，他们一般对我重走长征的原因没有多大的兴趣，对我在路上的一些发现似乎也没兴趣。可能在他们眼里，因为小时候听了很多关于长征的正面宣传，所以它就是一个英雄才能完成的任务，而细节根本不重要：只要听说我重走了这条路，他们就强烈认可，把我称为“中国通”，甚至误认为我是共产党，类似于当年的白求恩或斯诺。而这些老年人尽管有时候并不知道长征的一些基本事实，比如哪年起步、哪年结束，但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赞扬了我的这项任务，吃饭时给我翘起双大拇指的赞成手势。
相比之下，年轻人反而经常对我重走长征持惊讶的态度，甚至有一些觉得我有一点脑子不正常。“怎么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是我常常听到的问题。在川西，我遇到了不少年轻人，他们在前往拉萨或青海湖的路上，但是没有见到一个人在重走长征。年轻人对我一般没有老年人的那种赞扬或敬佩感，他们更多是觉得我奇怪或难以理解。
在毛泽东写《长征谣》的六盘山山顶上，我见到了一个巨大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里面除了一个老年的退役军人和他的孙女以外，只有我一个人。作为典型的“爱国”博物馆，最后一个展览厅用来展示当代领导人来博物馆视察的照片，这些照片骄傲地吹嘘着习近平、李克强、胡锦涛来访的情形。在那位老人到了这个房间的时候，他对他的孙女说：“你看这些照片，它们证明这段历史很伟大，很值得学习。”他的孙女漫不经心地听着，挂着耳机，似乎正在回复一个微信的语音留言。
客观来讲，其他国家的青年也不是在排着队去学历史。比如，如果你问一般的美国年轻人1775年在邦克山(Bunker Hill)发生了什么，很多人根本不会知道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次重要战役，也会有不少美国学生不知道1934年（长征起步年）的美国总统是谁。但是在美国，历史是一个完全公开、能够自由讨论的话题，史学家也在争论中不断地修正他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因此，美国重要的历史事件经常会影响到我们年轻人对当代问题的看法。比如，关于美国大萧条的各种针锋相对的言论会左右年轻人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看法。
但在中国，我觉得很少有这种关于近代史的辩论，历史更像一个毫无弹性、不可否认的结论。偶尔遇到一个对长征历史稍微感兴趣的年轻人，我发现他们常常会抱怨这段历史不够公开，很难透过书本上的结论看到事情的本质。我在甘肃中部遇到了一个正在研读《红星照耀中国》的青年，他是当地红色旅游景点的导游，而他泄气地告诉我他读的版本有多半内容被删，特别是毛泽东回忆小时候成长经历的几章。《红星照耀中国》是1937年出版的，现在还有必要审查它吗？
我在中国经常会被邀请上各种电视节目，而作为第一个在重庆考到摩托车驾照的外国人，我因此收到了更多邀请，我暂且同意了长征走完后可以上其中三个。但是当制作人得知我想讨论长征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时，他们都一个一个地取消对我的邀请。南京的一个制作人告诉我，“年轻人对这个没兴趣，看了一会儿就可能不再看。你能不能说你刚骑着摩托车走完大半个中国，但不提长征？”
潘亚当(Adam Century)来自纽约，目前作为美国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学员在中国生活和做研究。此文由潘亚当用中文撰写。他的新浪微博为@潘亚当_centu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