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双雄”被冤杀内幕:死于中共党内争斗

来源: 2013-02-24 06:40:13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8131 bytes)

井冈山双雄”被冤杀内幕:死于中共党内争斗


【提要】在83年前的今天,1930年2月21日,“井冈山双雄”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被红军枪杀,死时均是32岁。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暴动的1000余人来到井冈山。当时,井冈山有两位绿林武装的领袖人物,一位是茅坪的袁文才,另一位就是茨坪的王佐。毛泽东率领部队先进驻袁文才的大本营茅坪,后来通过袁文才的关系,又率部进驻王佐的大本营茨坪。


茨坪是当时井冈山中最大的村庄.多年来,王佐在此苦心经营,后来这里成了红军的大本营。如果当年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毛泽东率领的这群“外地人”是不可能在井冈山安营扎寨、落草生根的,仅仅从这一点来看,袁文才、王佐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袁、王被杀,毛泽东知道后,非常气愤,他说:“杀错了,要平反!”并批评了坚持杀袁、王的那些人……


袁、王被杀是我党、我军早期革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冤案。建国后,他们两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还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对袁妻谢梅香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当时造成错杀袁文才、王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当时党内一些“左”的政策,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主要原因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为错杀袁、王提供了政策依据。“六大”精神传到井冈山之后,永新县委书记王怀、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主张把袁、王杀掉;毛泽东等人则坚决反对,最终还是统一到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上来。实际上,“土匪”和“绿林”是有本质区别的。“土匪”是不论贫富,皆为其压迫和抢夺对象,社会各阶级包括贫苦农民都是恨之入骨的。“绿林”则不同,“绿林”本质上是农民武装,是农民起义军,宗旨是“劫富济贫”,贫苦农民是支持和保护他们的,“绿林”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湘赣特委和一些县委把“土匪”和“绿林”混淆起来,本来就是对袁、王队伍阶级性的模糊。


二、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的影响,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重要原因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是存在于边界、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械斗。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至鄂南,约有几百万人。客籍人来的晚,只能占据相对比较贫瘠的山地,被占领平地的当地土籍人所压迫,素无政治经济权利。大革命失败后,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


在当时的井冈山地区,大约20%的土籍(原住民)占据了大量的土地,80%的客籍(主要是客家人)被迫成为佃农,受到土籍豪绅的压迫。而袁文才、王佐出身“绿林”,作为客籍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得到广大客籍民众广泛拥护。可是,由于宁冈的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且结怨甚深,袁文才、王佐作为客籍革命派首领,在革命初期与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土籍的永新县委及边界特委领导人之间关系还是很好的,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龙超清。但袁、龙等人都没有超脱于当地的土客籍之争,相处时间长了,他们之间的摩擦与纷争愈演愈烈,遂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后,采取了组织措施,化解矛盾,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红四军行动;将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同时,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毛泽东率主力红军离开井冈山后,1929年下半年,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矛盾开始恶化。


当时在湘赣边界特委工作的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1929年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也认为“……照六大会议的指示解决之。”边界特委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不仅受党内左的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带着强烈的个人恩怨与成见,边界特委1929年5月至8月边界情况的一个报告也说:“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对我们现在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由此可见,边界地方党组织早对袁、王二人深恶痛绝,埋下杀机,边界特委对这场历史悲剧应负直接责任。罗克绍事件正好是条导火线,给了边界特委以借口,这既是土客籍矛盾的延伸,也掺杂了地方党组织领导人与袁、王的个人私怨。三、袁、王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队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气,是导致事态恶化的主要诱因


袁、王及其部队虽然已被编为红军,但长期的绿林生活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驰;袁、王两人性情高傲,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组织,看不起宁冈当时的县委书记龙超清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认为他们二人年纪轻,本事不大。因此,他们之间有矛盾,合不来。袁、王曾当着部队和特委县委的面说过“毛委员有帝王之相,是个中央才,跟着他是有出息的”、“我只听毛委员的”,为了把毛泽东留在井冈山,他们主动做媒,促成贺子珍嫁给毛泽东。如今毛、贺结婚的象山庵已是井冈山的著名旅游景点,庵中一棵古树上,青年男女把象征美好爱情的红绸条挂满了枝桠。


袁文才本已随毛泽东率部队下山,却中途私自离队回到井冈山,虽接受了组织处分,但对队伍仍有影响,特别是对策反罗克绍这样的大事,既不请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当然,这些问题均属于党内矛盾,有问题但也不至于要杀掉他们。


1929年2月袁文才从赣南擅自离开部队跑回井冈山,袁文才、王佐领导的部队不服从地方党组织的调派,纪律松懈。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袁、王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此称为‘特殊党员’。他们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最后发展到要武力解决的地步。而且,袁、王作为客籍民众利益的代表,在处理土客籍矛盾时,始终难以超脱,最后导致与土籍的边界特委负责人直接对立,也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四、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错误指导决策,作出了用军事手段处理袁文才、王佐的决议,这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1929年下半年,彭清泉(即潘心源)作为中共中央委派的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潘和袁、王都没有谈过话,仅根据他近半个月的巡视,就偏听偏信边界特委、县委的意见,在遂川于田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议。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记述道:“这一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办理的。”“解决了袁、王在政治上是有好影响,这问题完全由彭同志指定9位同志开会,CY(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YouthLeague)的英文缩写)完全没有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城里来”。足见于田联席会议作出杀害袁、王的决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进行的,表现了当时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与决定,不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是将柏路会议已经议决过的事情重新推翻,更表现出极端的狭隘主义。五、红五军领导人轻信了特委的错误意见,未作深入调查便草率派兵解决袁、王,对事件的发生也负有一定责任

当时,袁、王两部加起来有800余人枪,其战斗力与红五军不相上下。湘赣边界特委一班人知道,倘若用武力对付,非但达不到目的,弄不好还会反受其害。于是制定的策略,一是调虎离山,将袁、王诱至永新县城下手,二是借助红五军的力量。恰在这期间,红五军停驻在安福、永新边界地方。湘赣边界特委向中央和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反映袁、王的问题,有些问题并不是实事求是,但由于各种原因,彭德怀轻信了片面之词,同意借兵给特委解决袁、王。

如果红五军领导人能深察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内的复杂情况,也许就不会听信特委的不实之词了。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朱昌偕(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们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与事实不符,那么我们就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王洪光(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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