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吕大乐惹的祸

梁文道∶都是吕大乐惹的祸

【牛棚读书记】

特首曾荫权的声望有多糟？只要看看麦兜作者谢立文和麦家碧的命运便知道了。只不过是为政府拍了一辑贺年短片，把曾荫权画进笔下，与一群小动物飞回家过年，谢、麦二人就立刻被网友痛斥为「出卖良心」、「绑架了大家的好朋友麦兜」。政府本来只是想藉着人人热爱的漫画角色讨好市民，没想到偷鸡不着反而害得大家连鸡都不想再吃。甚麽叫做一粒老鼠屎弄坏一锅粥？这就是最好的示范了。今天的特区政府在年青人心目中已经坏到了生人勿近的地步，真系边个埋去边个死；　得救。

社会学家吕大乐前阵子在网上被人骂得狗血淋头，道理也是一样的。就因为不知道哪里搞出了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说政府想请他研究「 80後」，好应对方兴未艾的青年反对浪潮，於是三十年间不断批评政府，从当年市政局第一次开放直选以来便努力争取民主化的吕教授就「现出原形」，成了背叛良知的「献媚学者」。

当我知道此事纯系子虚乌有的谣传之後，坦白说，我不只没有为吕大乐松一口气，反而还觉得有些可惜呢。理由很简单，任何一个负点责任的政府忽然遇上一群声势浩大的青年反抗运动，想必都要研究一下这到底是怎麽回事吧？要是它自己没有这份能耐，於是请一位相对独立的学者帮忙，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吗？莫非我们宁愿政府眼睁睁看着「 80後」的争论甚嚣尘上却啥事不干束手旁观？还是由它继续找已经沦为权贵第二代俱乐部的中央政策组去分析今天的香港年青人，然後告诉政府其实多送几个国宝级美女落嚟就当堂掂晒？

这个传言之所以传得出去，是因为大家一看到「 80後」就想到「世代论」，一提到「世代论」便想起吕大乐的《四代香港人》。这本万言左右的小册子相当奇怪，它明明是本畅销书，但很多提到它的人却好像根本连看都没看过；它明明写得通俗易懂，但却能衍生出许多不同的理解（甚至是和作者原意截然相反的理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没错，吕大乐这本小书绝对不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它比较像是一篇建基於个人观察和过往研究背景的感想式评论。可是虽然有那麽多人批评它不严谨，但我却没见过有谁在世代构成的概念逻辑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认真反驳，反倒是绕着路走的人比较多。

例如沈旭晖，他在〈一个学术时代的终结∶第四代学者眼中的吕大乐昔日情怀〉（见《明报》 2010年 1月 31日）中力陈吕氏学术的过时∶「政府忽然关注青年议题，固然很好，但假如继续以旧思维、旧框条、旧人物阅读新世界，只延揽更多上一代学者当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维持有者化妆易容，是不可能明白问题所在的」。然後他就选出几点范例解释上一代思维的不合时宜，学术思潮里的日新月异。有趣的是他这篇评论我看来看去都看不出新在何处，比方说他提到「被 Alexander Wendt普及」的建构主义早已取代了吕氏那静止不变的规范观，这就是一个很怪异的说法了。要知道 Alexander Wendt的理论不只深受社会学家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结构化过程」说的影响（吕大乐留学英国的时候恰恰是这套说法大行其道如日方中的时刻），而且早在 Alexander Wendt把建构主义带进国际关系研究的二十年前，所谓的「建构主义」就已经是社会科学理论教科书里的常识了；我们怎麽能说它是套崭新的东西，又怎麽能说是靠 Alexander Wendt才普及了它呢？

我们当然欢迎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不应该抗拒各式各样的新观点。可是我不太明白为甚麽在研究新世代的时候只能请新世代的人用新世代的理论入手（更何况这些理论未必很新），这里的理据究竟是甚麽呢？指责别人过时很容易，下功夫批驳人家的论述就是另一回事了。与其在外行人面前苹言片语地畅谈学院思潮的递变，倒不如老老实实切入核心，直接分析吕大乐的「世代论」怎麽个「静态」法，深入挖掘《四代香港人》敍述策略的重心。在这一点上，另一位青年学人周思中的意见就更值得重视了，我们下周再谈。

吕大乐的《四代香港人》有两大核心，一是社会流动，二是世代更替。把这两大部份结合起来，探讨世代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得出的观察是战後婴儿潮出生的那一代人（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代」）生得其时，既碰上了外在国际环境提供的机遇，又遇到相对宽容的上一代人给出的大量空间，於是出了不少年纪轻轻便能扶摇直上，占据各种行业关键位置的中流砥柱。

问题是这批人很年轻的时候便成就了一番事业，他们也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自动退下火线吗？当然不会。就拿我比较熟悉的媒体行业来说吧，今天你去大陆看看各大报刊，三十出头当老总的比比皆是，香港有这可能吗？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上一代特别大方，个个懂得急流勇退，我们的第二代则贪慕权位恋栈不去，而是因为他们今天的大陆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就像当年的香港，忽然来了一场产业大爆发，空缺特别多；年青人往上一瞧，晴空万里，半个人影都没有，那可真是舍我其谁。

於是香港便出现了第三代人上位的问题了，不只要面对仍然生龙活虎的上一代，更遭遇到上一代人没有经历过的人事结构扁平化，产业机会收缩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一代人不只不能再按着老一代人的模式顺着既有阶序拾级而上，也不会可能再做那白手起家自己拼出一片天的旧梦。

这本是个很经典的社会上升流动停缓的问题，当吕大乐把世代框架放上去之後，它就变成近日为人注目的世代之争了。

处在第三代与第四代之间的青年学人周思中在〈一个「香港」故事的诞生──『世代论』小传〉里质疑吕大乐凭「甚麽理据能支持《四代香港人》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宏大断言」？并且追问其论点的关系所在，「在回归十年这时机，以这个视角相当有限的『世代论』重写香港故事，希望回应或解决的问题是什麽」？

周思中认为吕大乐描述的那批第二代基本上只是一群中产阶级，这群人相信竞争，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向上就能找到美好的生活，并且推而广之，以为这是整个香港的核心意识，是香港成功的不二法门。坦白说，吕大乐在《四代香港人》里对这种意识是极不客气的，他不只调侃第二代的虚伪，揭穿他们表面开放实则啥事都想管它一管的心态；而且还根本地揭穿这种事成功尽其在我的自欺，指出他们过度夸大自己的能耐，漠视了客观环境的助力。


但周思中更进一步地挖掘吕大乐世代故事的敍述策略，指责他只以「七十年代冒起的中产阶级为中心，描写他们与另外几代人的关系，第一代为他们打下基础，第三代恰恰给他们『骑』着不见出头天，第四代作为他们的儿女被溺爱被规训」；无异於把「其後一两辈，以至父母一辈都以某种角色收纳在战後婴儿那一辈的胜利者故事」。不错，吕大乐的香港故事的确是以第二代为中心，表面的理由是这代婴儿潮宝贝人口数字庞大，曾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占去了香港整体人数的一半。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们（包括吕大乐本人）把握了三十年来的主流话语，有能力将自己的经验放大为全香港的经验，有办法把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说成是香港的故事。为什麽吕大乐不另辟蹊径，看看其他几代人的视角，甚至在第二代的中产阶级之外找出当不了成功中产的失败者，以他们的观点去说一遍香港人的战後经历呢？

在我看来，答案相当简单，《四代香港人》沿续了《唔该埋单》的思路，是吕大乐对所谓「香港意识」的否思，更是他对自己那一代人的自我批判，无论我们有多讨厌那麽从李嘉诚到曾荫权都念 兹在 兹敍之不倦的香港神话，我们都不能否认它在香港的霸权地位。吕大乐在《唔该埋单》里最有力的批判就是指出它的局限，用九七前存在着五十万名贫穷人口的事实否定香港遍地是机会的传说。敍後他在《四代香港人》里更贴近地描述出自己这代人如何误解了自己误解了香港，同时还漠视了社会不再流动的情况，以为一切全是下一代人不肯努力的错。在这个意义上，吕大乐其实是香港神话的掘墓人，而非它的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