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優勢，確保香港不可取代的地位

雷鼎鳴：利用優勢，確保香港不可取代的地位

《信報》時事評論：兩個星期前，我在本報〈未來三十年的中港博弈〉一文中指出，二十年前，香港的ＧＤＰ佔中國大陸ＧＤＰ的百分之二十五，今天則只佔稍多於百分之四，十多年後，很可能降至百分之一以下，香港經濟對中國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如果香港被視作顛覆基地，我不敢排除中央把香港「撇賬」的可能性。港人若要爭取民主，必須力保香港經濟「不可取代」的地位。


拙文在朋友圈子中引起熱烈的討論，據探子回報，科大的最高層竟傳閱了這篇文章，似乎是要看看對將來的大學發展有無參考價值。


我有一些不同專業的朋友紛紛提出一些「救港之道」，他們的意見多是聚數十年工作經驗的專業判斷，我聽得多了，或覺似是像《天龍八部》的虛竹和尚，被多個無崖子把一生功力灌注過來，有點消化不良，下筆時真氣不純，無法把他們的意見在一兩篇文章內講清楚。


深圳發展力迫香港


這種情況，我絕對始料不及。他們為什麼這麼熱心？我相信原因很簡單：他們知道我寫的是事實，而且他們對香港的前景早已充滿危機感。


這種既知危又見機的感覺是否過敏？我看不是。挑戰已「殺到埋身」。就以只與香港相隔咫尺的深圳為例。深圳是內地最富裕的城市，亦是最重要的高科技中心之一，以一個城市的力量，ＧＤＰ超過十六個省份，人均ＧＤＰ今年可突破一萬四千美元，十年後，人均收入就算不能與香港看齊，也會相差無幾。屆時高鐵早已建成，每天跨境（雙向）的旅客人數超過七十萬，不少港人會到深圳上班。港人能否適應這種新的現實？


以ＧＤＰ比重而論，香港的相對重要性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我們是否值得花大氣力保住「不可取代」的招牌？我們不可忘記，這是二○○三年中央對香港作出的評價。香港要對中國的發展有重要的貢獻，這個觀點有沒有人反對？我看反對的人不少，但遠非主流。政治上極度反共的人士中，不論其是否愛國，很多都會對中共執政下的國家高速發展感到不舒服。這種心理無益，但卻正常不過。我們若看見一個生意對手所管理的公司業務蒸蒸日上，怎會痛快歡暢？


親共或親中的人士是否希望香港能更有力對中國作出貢獻？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不是極端反共、但又與中共格格不入的民主派應否大力支持香港融入中國的經濟，並作出「不可取代」的貢獻？從爭取民主的角度而言，他們應該支持。


博弈論中的「討價還價博弈」（bargaining game）有一個叫「威嚇點」（threat point）的概念。甲乙雙方談判，若甲方沒可能採取任何可使乙方大受損失的行動，結局只會是被乙方予取予攜。若雙方都有「威嚇點」，互相顧忌，則談判反有可能成功，實現雙贏局面。實力是談判的基礎，這是滐@之極的道理，但香港政圈中不少人就是不懂。


有位同事曾感嘆，若一八九八年清廷與英國簽訂《拓展香港界址專條》時，租借新界的年期不是九十九年，而是一百二十年，那麼今天便不一定有一國兩制，就算有，條款也大不一樣。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中國經濟仍弱，形勢比人強，中國政府才作出不少讓步。中共談判，素來現實。


香港的民主派與中國政府現在還說不上有什麼談判，但將來前者若要在《基本法》所容許的空間下爭取多點民主，而香港的經濟地位又已無足輕重，碰釘的結局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可見，支持香港保持經濟上「不可取代」招牌，符合民主派利益，這當然同時也符合絕大多數港人的利益。「漢俨粌闪ⅰ埂ⅰ赣袷?惴佟够颉溉?衿鹆x」等等策略都是左傾盲動幼稚病，就算光是說不敢做，也是有害無益。


新加坡能凝聚國民


「不可取代」，不是說說便可達到的目標，事實上，過去十多年，香港內耗嚴重，蹉跎歲月，不少朋友認為現在機會已經失去，不如早日棄船，另职l展。這種悲觀論調不無道理，但卻無益無建設性，不符五十至八十年代香港高速發展期孕育出來的港人迎難而上的拚搏性格。但我們也應明白，「救港之道」一定是長期艱苦的工程，涉及政府及各種界別人士的努力才可能有成效，絕無捷徑可言。我不喜歡新加坡政府的不少政策，但就其凝聚國民意志的領導能力而言，它卻是遠比香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