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早已过世了，因此，从小到大，身边最疼爱我的就是外祖父外祖母。从记事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天，家里人就带着我乘电车去外祖父家团聚。
外祖父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老小住在一个青砖瓦小院里。前房临街，是赖以维持生计的裁缝店面，中间的院子里有棵海棠树，天热的时候，全家就在海棠树下吃饭喝茶。那棵树枝繁叶茂，我小的时候还在树下捉过毛毛虫，提着柳条篮子接舅舅在树上丢下的海棠果。
外祖父小的时候读过私塾，后来就去裁缝店作了学徒。因此成了早年左邻右舍中的识文断字的文化人，帮别人写封家书，念个文告成了义不容辞的生活内容，他也因此受到了街坊的尊重。而外祖母几乎不识字，还比外祖父大两岁，出嫁之前什么手艺也没有，两个人也没见过面更没有谈过什么恋爱，全是媒人介绍成的家。过了门，因为在城市里，婚后妇女出来工作很正常，外祖父也不想自己老婆只在家作家务看孩子，就手把手教外祖母学手艺学认字，好在家里和有个曾外祖母帮着看孩子。于是，夫妻俩就帮人作衣服，后来添置了缝纫机，最后有了自己的店，，也带了几个农村的半大孩子作学徒。
和所有的裁缝一样，外祖父两口子都穿着整洁合身的衣服在店里做活，也算是给主顾们一个好的印象吧。外祖父一直自夸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精神的小伙，有时擦上头油穿的漂漂亮亮和外祖母去戏院。可是，从留下的当年的全家福老照片来看，外祖父只是个瘦削的年青人，发型也是茶壶盖式的老土，身上的长衫倒是没补丁，外祖母也是穿着宽松的旗袍，面料都是深色的布料。身边的几个学徒一看就是农村孩子，穿着短衫，戴着瓜皮帽。这，也许就是过去的流行装扮吧。
自我记事起，每次去外祖父家，就见到老两口一直在拌嘴。可以说，老两口一起过了一辈子，也扮了一辈子的嘴。唠唠叨叨从年轻一直吵到年老，彼此之间互相喊着 “死老头子”“死老婆子”，就如同现在的年青人嘴里的“亲爱的，哥哥，妹妹” 一样。老两口拌嘴的起因倒都是些家常琐事，从没有因为国家大事国际风云有过不同政见，最大最常见的争执就是拜神的规矩和神位的摆设。外祖母家拜观音，外祖父呢，也迷信也拜，不过拜的却是黄大仙(就是黄鼠狼)。老两口一辈子拌嘴最多的就是因为各自的神仙，谁也说服不了谁，你拜你的，我拜我的。有时，儿女们还要做作思想工作，我们这些晚辈在一旁看着觉得好笑。早年，有个年轻的加拿大神父被派来主持当地教务，经常来店里做些衣服和被褥之类，他常常借机会希望外祖父一家入教，几年下来，如水中捞月。国共内战大局已定，神父要回去了，临走的时候，他劝外祖父一家带上家当和他去加拿大，他允诺说，去了就会有自己的土地，可以申请贷款种小麦。外祖父一家没有去，身边的学徒也没有去，街坊中的中国天主教徒们也没有一个去的。后来，80年代初，父亲单位有个同事去加拿大小城温泽进修，外祖父帮他做西装的时候提及此事，那位同事去了加拿大居然打听到了那位神父还健在，但已经老了不能望弥撒了，他还记得外祖父和在中国的岁月。那个时候我还沉浸于外国电影中的情节中，不理解地问老爷子为什么不跟洋神父去加拿大，外祖父淡然地答道：“他信他的，我们信我们的。”是啊，那些受过洗礼的中国天主教徒不也没有去吗？心目中，同一个上帝，但更难割舍的是对故土的眷恋。
老两口读书不多，对政治运动也是漠不关心。虽说经历了军阀，日伪，民国，新中国几个朝代，还是规规矩矩地过日子，靠手艺活着。手艺在哪朝哪代都用的着，这是外祖父的话，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那个地下党老钟表匠在慷慨赴死前对伙计说了几乎同样的话：“记得学好手艺，一辈子都用得着啊。”。对于日伪时代，因为在城市中，没有经历过战火，外祖父印象中的日本顾客守时有信，对于成衣检查一丝不苟，但货款绝不拖欠。而外祖母则回忆说，为了防止传染病，日本的卫生检查官会在巡警的陪同下亲手掀开下水道检查，如果谁家的厨房下水道不清洁，就会挨他的皮靴踢。外祖父有个堂弟，读过中学有文化，投奔了国军一直做到炮兵副连长。后来国共对垒，大局已定，国军上下都在自寻出路。那位堂外祖父也一样，和共军谈条件，因为是个技术兵种，那边挺重视，答应过去还当连副，还可以去军校做教员。他却脑袋里少根弦，仗着自己手里的几门大炮想再要个好价钱，可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没几天，整只队伍向共军投降，原来那些平日里让大家效仿岳武穆，文天祥精忠报国的上峰们早就和共军们暗通款曲出卖了下属们。收编后，普通军官打发回农村种田，后来三反五反旧帐重提又把他关了两年，彻底做了农民。同时代，外祖母的一个乡下弟弟也是没什么文化，就是靠赶大车做个车把式为生，可人家因为会骑马就常着土改工作组送信，一来二去就进了县政府又去了速成学校，最后做到农牧局副局长的位置退休。所以每次，那个倒霉的堂外祖父一来探亲，外祖父一边招待他吃喝，一边呵斥他：“看看人家，再看看你，干什么不好，舞枪弄棒的？”倒霉的老堂弟只能默默地听，一点看不出当年还做过炮兵连副。时代是变化的，时代也是可以改变人的。外祖父过去是个不问世事的手艺人，但是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生产大建设时代的影响下，对于国家的观念也是彻底改变了。 70年代，苏联在北国边境陈兵百万，一个下乡的舅舅和集体户里的年青人们一齐割破手指写下血书请求入伍，最后如愿以偿地光荣入伍，成了一名摩托兵。外祖父闻讯，夸他做得对，还特意去驻地看望他。那个舅舅，最终成了家庭中第一名共产党员。
和那个时代的父母一样，老人家对于子女们不是溺爱而是要他们听话做好学生，好职工。家里的最小的舅舅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经常和胡同的同龄人们拉帮结派打群架。每次闯祸了，外祖父总是当着人家家长的面不分青红皂白先打自己的孩子，再赔礼道歉，对方几乎也是一样。冬天的时候，街道的锅炉烧的不好，家里的暖气不热。小舅舅和一群半大小子站在锅炉房门外起哄：“锅炉房，狗屁！”我听到了，迈开两条小短腿，滚去向外祖父告密，在得到了糖果点心的奖赏后再牵着外祖父的衣角带路，外祖父拎着量身尺，直接去打小舅舅，一群臭小子一哄而散。
老两口作为旧时代的手艺人，自己读书不多，可是对于文化人却很推崇。有个舅舅的岳父是日伪时期的大学毕业生，后来做了教授。外祖父对于这门亲事是一百个高兴，觉得自己高攀了人家。每次家庭大聚会，大家都帮着做家务，外祖父就是舍不得让那个媳妇动手，总是把活推给别的媳妇，引得妯娌们暗地里说公公婆婆偏心。每次那位教授亲家来访，吃饭的时候外祖父总是拉着人家去饭馆，还告诉外祖母就不用去了因为要和L教授谈谈文化事。等他自己去对方家，还要象个小学生见老师一样先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说些客气话诸如“L教书哪天得闲，我去你门上看看”之类，然后穿戴整齐带上两盒点心出门，如果带外祖母一起去，实现还叮嘱“到了人家别乱讲话”。那位教授出了书，也盖上印章送给外祖父。老爷子放在书架最显眼的地方，让原来的<<三国>><<水浒>>都靠边，逢人串门就拿出去显摆一番：“看这是我亲家出的书，人家特意给我留的。”书的内容呢，老人是肯定看不懂的，要的就是让别人知道，我有个教授亲家。外祖父对于教授亲家的态度是恭敬，而和其他亲家在一起就是无拘无束无话不谈的。那些亲家们，有火车司机，机关干部，工人，都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他们来到外祖父家里就如同在自己家里，几位老人坐在海棠树下下棋聊天。外祖母在一旁下厨炒菜，然后一起唠家常。唠唠叨叨的都是东家长西家短的车轱辘老话，比如：X家的谁谁过去是拉三轮车的，解放后娶了个妓女，生不了孩子收养了日本遗孤；X家的谁谁是电影演员，专门演反面角色；XX家的谁谁文章写得好，每个月都上报纸有稿费。我在一旁都听腻了，他们却似乎永远地热衷于此。
岁月不饶人，我们一天天长大了，外祖父外祖母一天天变老了。孩子们成家后都搬出去了，曾外祖母也过世了，裁缝店后继无人转手了。然而对他们打击最大的是，小区的开发和拆迁。居住了几十年的青砖小院一下子要离开了，老街坊邻居们也四散分开了。望着青砖小院和海棠树消失在灰尘飞扬的建筑工地中，老两口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木然看着轰鸣的工地，一句话也不说。外祖父先病倒了，几个月后去世。出殡后，外祖母知道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默默地把首饰分给大家，子女们都尽力安慰着她，答应经常来看望她。每次我和父母去看望她，她总是舍不得我们离开，要我们多坐一会儿，因为来一次就少一次了。每次我们告辞，外祖母一定坚持送我们送到汽车站，说要下楼运动运动，一直看着我们上了汽车，还站在那里望着。
一晃，两位老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很多年了。可是，在我的脑海中，他们似乎永远定格在一个青砖小院里，在一棵海棠树下，老两口一起聊天拌嘴，一口一个“死老头子，死老婆子”称呼着对方，相互守望着，一起慢慢地变老，相互扶持着，共同走完人生的旅程。他们，和千千万万勤劳敦厚的中国劳动人民一样，留给晚辈的永远是关怀和慈爱，而把生活的另一面：忧愁和艰辛，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底。
(2004-03-24 01:05:34)
外祖父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老小住在一个青砖瓦小院里。前房临街，是赖以维持生计的裁缝店面，中间的院子里有棵海棠树，天热的时候，全家就在海棠树下吃饭喝茶。那棵树枝繁叶茂，我小的时候还在树下捉过毛毛虫，提着柳条篮子接舅舅在树上丢下的海棠果。
外祖父小的时候读过私塾，后来就去裁缝店作了学徒。因此成了早年左邻右舍中的识文断字的文化人，帮别人写封家书，念个文告成了义不容辞的生活内容，他也因此受到了街坊的尊重。而外祖母几乎不识字，还比外祖父大两岁，出嫁之前什么手艺也没有，两个人也没见过面更没有谈过什么恋爱，全是媒人介绍成的家。过了门，因为在城市里，婚后妇女出来工作很正常，外祖父也不想自己老婆只在家作家务看孩子，就手把手教外祖母学手艺学认字，好在家里和有个曾外祖母帮着看孩子。于是，夫妻俩就帮人作衣服，后来添置了缝纫机，最后有了自己的店，，也带了几个农村的半大孩子作学徒。
和所有的裁缝一样，外祖父两口子都穿着整洁合身的衣服在店里做活，也算是给主顾们一个好的印象吧。外祖父一直自夸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精神的小伙，有时擦上头油穿的漂漂亮亮和外祖母去戏院。可是，从留下的当年的全家福老照片来看，外祖父只是个瘦削的年青人，发型也是茶壶盖式的老土，身上的长衫倒是没补丁，外祖母也是穿着宽松的旗袍，面料都是深色的布料。身边的几个学徒一看就是农村孩子，穿着短衫，戴着瓜皮帽。这，也许就是过去的流行装扮吧。
自我记事起，每次去外祖父家，就见到老两口一直在拌嘴。可以说，老两口一起过了一辈子，也扮了一辈子的嘴。唠唠叨叨从年轻一直吵到年老，彼此之间互相喊着 “死老头子”“死老婆子”，就如同现在的年青人嘴里的“亲爱的，哥哥，妹妹” 一样。老两口拌嘴的起因倒都是些家常琐事，从没有因为国家大事国际风云有过不同政见，最大最常见的争执就是拜神的规矩和神位的摆设。外祖母家拜观音，外祖父呢，也迷信也拜，不过拜的却是黄大仙(就是黄鼠狼)。老两口一辈子拌嘴最多的就是因为各自的神仙，谁也说服不了谁，你拜你的，我拜我的。有时，儿女们还要做作思想工作，我们这些晚辈在一旁看着觉得好笑。早年，有个年轻的加拿大神父被派来主持当地教务，经常来店里做些衣服和被褥之类，他常常借机会希望外祖父一家入教，几年下来，如水中捞月。国共内战大局已定，神父要回去了，临走的时候，他劝外祖父一家带上家当和他去加拿大，他允诺说，去了就会有自己的土地，可以申请贷款种小麦。外祖父一家没有去，身边的学徒也没有去，街坊中的中国天主教徒们也没有一个去的。后来，80年代初，父亲单位有个同事去加拿大小城温泽进修，外祖父帮他做西装的时候提及此事，那位同事去了加拿大居然打听到了那位神父还健在，但已经老了不能望弥撒了，他还记得外祖父和在中国的岁月。那个时候我还沉浸于外国电影中的情节中，不理解地问老爷子为什么不跟洋神父去加拿大，外祖父淡然地答道：“他信他的，我们信我们的。”是啊，那些受过洗礼的中国天主教徒不也没有去吗？心目中，同一个上帝，但更难割舍的是对故土的眷恋。
老两口读书不多，对政治运动也是漠不关心。虽说经历了军阀，日伪，民国，新中国几个朝代，还是规规矩矩地过日子，靠手艺活着。手艺在哪朝哪代都用的着，这是外祖父的话，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那个地下党老钟表匠在慷慨赴死前对伙计说了几乎同样的话：“记得学好手艺，一辈子都用得着啊。”。对于日伪时代，因为在城市中，没有经历过战火，外祖父印象中的日本顾客守时有信，对于成衣检查一丝不苟，但货款绝不拖欠。而外祖母则回忆说，为了防止传染病，日本的卫生检查官会在巡警的陪同下亲手掀开下水道检查，如果谁家的厨房下水道不清洁，就会挨他的皮靴踢。外祖父有个堂弟，读过中学有文化，投奔了国军一直做到炮兵副连长。后来国共对垒，大局已定，国军上下都在自寻出路。那位堂外祖父也一样，和共军谈条件，因为是个技术兵种，那边挺重视，答应过去还当连副，还可以去军校做教员。他却脑袋里少根弦，仗着自己手里的几门大炮想再要个好价钱，可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没几天，整只队伍向共军投降，原来那些平日里让大家效仿岳武穆，文天祥精忠报国的上峰们早就和共军们暗通款曲出卖了下属们。收编后，普通军官打发回农村种田，后来三反五反旧帐重提又把他关了两年，彻底做了农民。同时代，外祖母的一个乡下弟弟也是没什么文化，就是靠赶大车做个车把式为生，可人家因为会骑马就常着土改工作组送信，一来二去就进了县政府又去了速成学校，最后做到农牧局副局长的位置退休。所以每次，那个倒霉的堂外祖父一来探亲，外祖父一边招待他吃喝，一边呵斥他：“看看人家，再看看你，干什么不好，舞枪弄棒的？”倒霉的老堂弟只能默默地听，一点看不出当年还做过炮兵连副。时代是变化的，时代也是可以改变人的。外祖父过去是个不问世事的手艺人，但是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生产大建设时代的影响下，对于国家的观念也是彻底改变了。 70年代，苏联在北国边境陈兵百万，一个下乡的舅舅和集体户里的年青人们一齐割破手指写下血书请求入伍，最后如愿以偿地光荣入伍，成了一名摩托兵。外祖父闻讯，夸他做得对，还特意去驻地看望他。那个舅舅，最终成了家庭中第一名共产党员。
和那个时代的父母一样，老人家对于子女们不是溺爱而是要他们听话做好学生，好职工。家里的最小的舅舅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经常和胡同的同龄人们拉帮结派打群架。每次闯祸了，外祖父总是当着人家家长的面不分青红皂白先打自己的孩子，再赔礼道歉，对方几乎也是一样。冬天的时候，街道的锅炉烧的不好，家里的暖气不热。小舅舅和一群半大小子站在锅炉房门外起哄：“锅炉房，狗屁！”我听到了，迈开两条小短腿，滚去向外祖父告密，在得到了糖果点心的奖赏后再牵着外祖父的衣角带路，外祖父拎着量身尺，直接去打小舅舅，一群臭小子一哄而散。
老两口作为旧时代的手艺人，自己读书不多，可是对于文化人却很推崇。有个舅舅的岳父是日伪时期的大学毕业生，后来做了教授。外祖父对于这门亲事是一百个高兴，觉得自己高攀了人家。每次家庭大聚会，大家都帮着做家务，外祖父就是舍不得让那个媳妇动手，总是把活推给别的媳妇，引得妯娌们暗地里说公公婆婆偏心。每次那位教授亲家来访，吃饭的时候外祖父总是拉着人家去饭馆，还告诉外祖母就不用去了因为要和L教授谈谈文化事。等他自己去对方家，还要象个小学生见老师一样先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说些客气话诸如“L教书哪天得闲，我去你门上看看”之类，然后穿戴整齐带上两盒点心出门，如果带外祖母一起去，实现还叮嘱“到了人家别乱讲话”。那位教授出了书，也盖上印章送给外祖父。老爷子放在书架最显眼的地方，让原来的<<三国>><<水浒>>都靠边，逢人串门就拿出去显摆一番：“看这是我亲家出的书，人家特意给我留的。”书的内容呢，老人是肯定看不懂的，要的就是让别人知道，我有个教授亲家。外祖父对于教授亲家的态度是恭敬，而和其他亲家在一起就是无拘无束无话不谈的。那些亲家们，有火车司机，机关干部，工人，都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他们来到外祖父家里就如同在自己家里，几位老人坐在海棠树下下棋聊天。外祖母在一旁下厨炒菜，然后一起唠家常。唠唠叨叨的都是东家长西家短的车轱辘老话，比如：X家的谁谁过去是拉三轮车的，解放后娶了个妓女，生不了孩子收养了日本遗孤；X家的谁谁是电影演员，专门演反面角色；XX家的谁谁文章写得好，每个月都上报纸有稿费。我在一旁都听腻了，他们却似乎永远地热衷于此。
岁月不饶人，我们一天天长大了，外祖父外祖母一天天变老了。孩子们成家后都搬出去了，曾外祖母也过世了，裁缝店后继无人转手了。然而对他们打击最大的是，小区的开发和拆迁。居住了几十年的青砖小院一下子要离开了，老街坊邻居们也四散分开了。望着青砖小院和海棠树消失在灰尘飞扬的建筑工地中，老两口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木然看着轰鸣的工地，一句话也不说。外祖父先病倒了，几个月后去世。出殡后，外祖母知道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默默地把首饰分给大家，子女们都尽力安慰着她，答应经常来看望她。每次我和父母去看望她，她总是舍不得我们离开，要我们多坐一会儿，因为来一次就少一次了。每次我们告辞，外祖母一定坚持送我们送到汽车站，说要下楼运动运动，一直看着我们上了汽车，还站在那里望着。
一晃，两位老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很多年了。可是，在我的脑海中，他们似乎永远定格在一个青砖小院里，在一棵海棠树下，老两口一起聊天拌嘴，一口一个“死老头子，死老婆子”称呼着对方，相互守望着，一起慢慢地变老，相互扶持着，共同走完人生的旅程。他们，和千千万万勤劳敦厚的中国劳动人民一样，留给晚辈的永远是关怀和慈爱，而把生活的另一面：忧愁和艰辛，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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