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澍华的故事
2009-04-08 07:04 星期三
王友琴文刘澍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在该校红卫兵组织的“斗争会”上，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当晚从清华大学内的高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时年26岁。身后留下怀孕的妻子和瞎眼的老爹。
清华大学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刘树华之死和红卫兵暴力的发展及模式紧密相关。这套模式也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全国的建立而普及。
1，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名叫“红卫兵”的学生小组。在信中，毛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毛的支持使得红卫兵组 织迅速扩展到全国，也使得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在学校掌握大权，对学校里面和外面的所谓“阶级敌人”展开了残酷的暴力性“斗争”。红卫兵还把清华附中改名为 “红卫兵战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１００万红卫兵手持毛的语录本，喊着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口号走过广场。清华大学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他们的代表被召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握手谈话。这在当时是无上的荣耀。
在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的所谓“红八月”中，校园暴力迫害急剧升级。在清华附中，对教职工和学生的大规模暴力迫害肆无忌惮地发展进行。从打耳光、抡拳头发 展为有专用的打人工具，从小规模的打人发展到大规模的在公众场合毒打被“斗争”的对象，从零星的暴力行为演变成普遍发生的殴打和折磨。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全校性的“斗争会”。会场在清华附中五楼大教室。主持“斗争会”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卜大华。“斗争会”是晚上７点钟的时候开始的，叫喊加上殴打，这个“斗争会”一直进行到深夜１２点钟左右才结束。
那时候是“文化革命高潮”。红卫兵“破四旧”，打人，抄家，不但在白天进行，也在夜里进行，而且甚至通宵不停。笔者调查纪录的多例杀害，都在半夜发生。 中学生的年龄，应该是贪睡的时候，但是这时候却可以夜以继日地从事所谓“革命行动”。仇恨、权力和残暴行动，可以带来生理上的兴奋刺激作用，这可以算是一 个典型的例证。
举行“斗争会”的大教室有一百五六十平方米，是清华附中最大的集会场所，位于教学楼五层西侧。大教室有东西两个 门，通常只开东门。“斗争会”开始前，一般的教职员工，是列队从东门进去的，进去以后，面朝西坐下。“黑帮”则排队从西门进了会场。所谓“黑帮”，是那时 候已经被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的一些人，有该校的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共青团委书记顾涵芬，办公室副主任张秀珍，以及在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 派份子” 的老师。“黑帮”的全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这种罪名当然极其荒唐，但是另一方面，在文革中被用作称呼文革对象的相当有威慑力 的方式。“黑帮”进门以后，站成一排，等候“斗争”。
刘澍华196２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清华附中教物理，兼任班主任。8月26日以前，他还不属“黑帮”范畴。刘澍华从东门进了会场，他想往一般教职员工的那边坐下，但是被红卫兵喝斥住了。红卫兵手指一群“黑帮”，大声命令他：“站那边儿去。”
刘澍华只好站到了“黑帮”那一边。站在这一边还是那一边，这时候生死攸关。站到了那一边，就成了“阶级敌人”一类，而且，那天晚上，红卫兵可以任意打 骂。而一个人被划为哪一边，是由清华附中红卫兵来决定的。现在还有些学者很欣赏毛泽东的关于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其实，只要肯看看这个理论在中 国的实践，想像一下自己是那天晚上的刘澍华，被一群红卫兵中学生决定是否“敌我矛盾”，而且，由其对被划进“敌人”范畴的人任意处罚，殴打侮辱，就会知道 这个理论的危害有多么大。
在那天晚上“斗争会”的过程中，所有的“黑帮”都遭到了残酷野蛮的殴打。
红卫兵用铜头军用皮带以及用塑料跳绳拧成麻花状的一种鞭子，猛抽“黑帮份子”。当时正是炎夏，人们都只穿单薄的衣服。皮带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体上，一抽一个血印。
被“斗争”的人先站着，后来被喝令跪下。跪得高了或是低了，都被红卫兵喝斥并因此遭重打。
这是一个典型的文革时代的“斗争会”。除了拳脚交加和鞭子抽打，还有声嘶力竭的“揭发”和“控诉”。其“揭发”和“控诉”的内容，一是说一些没有发生过 的事情，二是把一些并不错的事情，说成是“反革命罪行”。另外，还穿插着大量的口号高呼：“坚决打倒黑帮”“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把文化大 革命坚决进行到底”以及当时喊得最多最频繁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简单明确而凶狠的文革理论的支撑，仇恨心理的自我激发，热狂的个人崇拜，个人心中原来被文明社会规则压抑了的邪恶念头的爆发，多种因素配合，造成了那天的丑剧也是惨剧。
那天晚上被“斗争”的人中，首当其冲的是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他们是清华附中的所谓“黑帮头子”。红卫兵剃了他们的头发，还命令他们二 人在衣服的前襟上缝上一块黑布，黑布上写上白字：“黑帮大头”，“黑帮二头”。１９６６年夏天他们就一直戴着这样的标记走来走去，时时遭到打骂和侮辱。他 们被毒打很多次。万邦儒的肾脏被严重打伤，便血。他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大裂口，长久不能愈合。以后他落下了肾病和胃病。
清华附中共 青团委书记顾涵芬也被严重打伤。“斗争会”后，她倒在自行车棚子里不能动弹，陷入昏迷状态。她的丈夫刘松盛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作，到学校里来把她背回了 家。顾涵芬的一只眼睛被打瞎。不是完全瞎掉，但是只剩下零点零几的视力，仅能感觉到一点光亮。她还被剃去了半边头发，所谓“阴阳头”。因为多次挨打受折 磨，不但她的一只眼睛失明，而且她的身体也弄坏了。她后来两次怀孕都小产，第三次怀孕才保住了婴儿。
在被毒打的人中间，被打得最 厉害的是刘澍华和邢家鲤。邢家鲤是清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分管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被红卫兵称作“黑帮头子”和“黑帮二头”，邢家鲤则被称 作“黑帮总头目”。邢家鲤平日不在清华附中上班，这天被抓到附中来，红卫兵打他打得特别凶狠。
刘澍华则是那天晚上被“斗争”的新人。他不是学校的领导人，也不是业务上突出的教师，不可能成为所谓“黑帮”或者“反动学术权威”；他年纪尚轻，不可能在1949年以前有所谓“历史问题”。红卫兵“斗争”他的“理由”是“流氓”。
刘澍华那时刚结婚三个月。在和妻子恋爱结婚以前，刘澍华追求过另外一个姑娘。那个姑娘不情愿，曾经到清华附中领导人那里抱怨刘澍华纠缠她。清华附中的领导人为此和刘澍华谈了话。这件事情过去后，刘澍华另外找到了对象并结了婚。
文革开始，６月上旬，“工作组”被派到清华附中来取代学校原来的负责人，领导学校的文革运动。学校停课。“工作组”支持红卫兵学生反对学校领导和教师， 号召 “大揭发”。学校里贴出了大批的“大字报”，“揭发”了各种各样当时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个人言行。刘澍华的这件事情，也被“揭发” 了。
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毛泽东命令撤出各校的“工作组”，并且指责“工作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也就是说，毛泽东号召 对教育工作者的攻击升级。“工作组”离开，８月，红卫兵在清华附中执掌了大权。他们立刻对“黑帮”们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的“斗争”，其中最明显的是公开 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殴打和侮辱。此外，打击的对象也扩大了。刘澍华也被圈进了攻击对象。
清华附中的教室楼造有三个大门，当时只用了两个门作入口，西侧的门是封了的。红卫兵在那里贴了一张刘澍华的漫画像，有吃饭桌子那么大，上面写有“大流氓”三个大字。
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是高中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为１８岁或者１９岁。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都是男生。这个年龄的男生可能对一个男老 师的恋爱故事产生过分的兴趣和非分的关注。每个社会中也总有一些人怀着恶意对他人的私生活加以窥探和攻击。在平常情况下，这种不正常心理和恶意会受到社会 常规和法律的控制，一个正常人也会对自己内心的邪念加以反省和纠错。但是在１９６６年的所谓“红八月”中，红卫兵从文革的领导人毛泽东那里得到了杀人不偿 命的前所未有的特权，得到了可以任意“斗争”和殴打侮辱老师和同学的前所未闻的特权，他们的变态心理和潜藏的恶意在“革命”的名义下急剧膨胀，不但形成了 下流的想象，而且导致了残忍的行动。在８月２６日晚上，红卫兵殴打折磨刘澍华比别的老师更加严重。这天晚上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造成了刘澍华的自杀。
“斗争会”一直进行到半夜才结束。在结束的时候，红卫兵负责人宣布，明天，８月２７日，所有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一律下到班里去搞运动。
清华附中的全体老师都听懂了的潜台词是：明天，一律挨斗挨打。
在此之前，教员们集中在一起“搞运动＂。因此，除了全校性地“揪出”的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一般教员还不必免面对面地经受学生的“揭发”和“批斗”。 现在红卫兵安排所有的教员下班，那就是以班为单位，每班学生分管几名教员来揭发批判。后果必然是参与“斗争”教员的学生会更多，被“斗争”的教员也会更 多。实际上，那天白天，在一些班里已经“斗争”了班主任。高三（２）班的班主任童常珍，被强迫跪在教室前面，听取全班学生的“批判”。一个家长也来“控 诉”她，一边控诉，一边用小棍子敲她的头。实际上，这个家长的孩子在文革前很得班主任的栽培，这种时候为了表示和班主任“划清界限”，表现特别激烈。该班 红卫兵也抄了童常珍的家。当天“斗争会”上的毒打，在此之前发生的和当时在整个北京普遍发生的暴力和恐怖，告诉了他们要遭到的将是更严重的虐待与侮辱。
“斗争会”后，刘澍华回到了他所住的叫做“明斋”的集体宿舍。刘澍华虽然当时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在山西，那时候要把妻子调到北京来，对他那样一个普通教 师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结了婚，他们只能两地分居。另外，刘澍华在北京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房间，因为北京的普通人普遍缺少住房。他和别的男老师同住一个房 间。他回到房间以后，理了一下床上的东西，就悄悄地离开了房间，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同屋张亦鸣老师那时候在房间里，但是没有发觉刘澍华离开房间其实是去自 杀的。
刘澍华离开房间以后，是否去过别的地方，无人知道。他最后是到了清华大学西南门烧锅炉的高烟囱顶上，跳了下来。他是往烟囱 的里面跳下去的。烟囱的里侧空间窄小，刘澍华的身体是直立落下去的。烟囱很高，身体落地时的撞击力非常大。看到他的尸体的人说，他的两根大腿骨，深深插进 他的身体。尸体因此缩短了，尸体上满是血和黑色的烟灰粉末。
刘澍华的尸体是第二天早上通灰的时候被发现的。
刘澍华死了，２６岁。因为是自杀，红卫兵斥之为“畏罪自杀”。他有什么罪？那些毒打他的人，才是有罪。他的自杀，是被红卫兵如此毒打和侮辱之后的自杀， 也是看到整个文革大形势一定会继续暴力迫害后的绝望所致。在刘澍华死亡那天的前后日子，在北京一个城市，每天有几十到几百的普通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刘 澍华已经被打成这样子，明天等待着他的，还是这种拷打和折磨。他走投无路。这不是一般的自杀，这是被强迫的自杀。这种被强迫的自杀，与被直接杀害在悲惨程 度上没有区别。
刘澍华死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他老家中还有一个瞎眼的老爹。刘澍华是年轻的刚刚开始了教学生活的教师，是老人晚年要依仗的儿子，是新婚的丈夫，是即将成为父亲的人，生活本来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直接害死刘澍华的人，是学生，也是家里的儿子和女儿，可是他们成为了红卫兵，袖子上戴着红袖章，腰里系着军用皮带，怀揣毛语录本，他们用拳头和鞭子，害死了刘澍华老师。
得到刘澍华的死讯后，他的妻子和父亲曾经来过清华附中。在文革继续进行的情况下，他们当然得不到任何帮助。只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当怀孕的年轻妻子和瞎眼的老爹千里迢迢从山西赶来，知道他们的丈夫和儿子在烟囱里这样死去，他们会有多么悲伤和难过。
2，这只是清华附中校园暴力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清华附中，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在８月２６日的“斗争会”之前已经开始了。
副校长韩家鳌，文革前兼任初二（１）班的副班主任。８月初的一天，这个班的学生把他抓到该班的教室里面，强迫他跪在地上，后来又把他打得趴在地上。全班 学生用棍子、鞭子和铜头皮带轮流殴打韩家鳌。他先是站着，后来被按下跪着，再后来被打趴在地上。除了几个学生因为是“黑五类”家庭出身不具打人“资格”之 外，其他的学生被强迫必须参与殴打韩家鳌。有一个学生不愿意打，有红卫兵激发他说：“你不记得韩家鳌迫害你了吗？打！”这里的所谓迫害，是指因为这个学生 尿床，韩家鳌安排他和另一个也尿床的学生住在同一间宿舍里。这本来是一个好意的安排，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却被用来激发仇恨和暴力。
韩家鳌曾经在这个班里办了“外语丛书角”，把一些学外语方面的书放在那里，方便学生阅读。他也曾经给一个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学生买了一本英文小词 典。这些都成了他的罪行。打他打了一个多小时后，有学生把一些书和这本英文词典用火燃着后，丢进一个铁丝篓子里，然后把韩家鳌的头按进火里，烧着了他的头 发。
打过以后，红卫兵把韩家鳌架回关押他们的“黑帮”小院，把他的衣服拉开，显出他的满背血痕，对其他“黑帮”说：“你们看，要 是不老实交待，韩家鳌就是样子。”当时，清华附中的“牛鬼蛇神”，被关在学校的西小院里。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分工专门监管他们。“黑帮”们不是在那里写 “交代材料”，就是被拉出去“斗争”或者“劳改”。常有红卫兵闯进来，命令他们唱“牛鬼蛇神歌”（这个“歌”的歌词与曲谱，请见笔者的《１９６６：学生打 老师的革命》），他们就只好唱；侮辱他们，他们只能唾面自干。
韩家鳌被打得浑身是伤。医院不给“牛鬼蛇神”看病，他只好让家人到 药店买了大量治疗跌打损伤的传统中药“云南白药”，天天就着烧酒吃下去，以减轻疼痛。当时韩家鳌３３岁，他原来从不喝酒。因为“云南白药”需要和烧酒同服 才起作用，他学会了喝酒，并且从此养成了天天喝酒的习惯。他的腰在１９６６年被打伤后，３０年来一直疼痛。
清华附中红卫兵在附中 校园大量使用暴力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打人还不那么严重。附中红卫兵因此批评大学红卫兵太文太无能，声称要教育教育大学生。８月中旬的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 带领中学生到清华大学校园游行，游行中间把清华大学的前领导人之一艾知生抓来“游街”。游行的终点站是清华大学西大饭厅。在那里继续开大会“斗争” 艾知生。在“斗争会”的台子上，附中红卫兵把艾知生按在脚下，一顿痛打。
在刘澍华被打的前两天，８月２４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集 全北京市１２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造反”，实际上是中学生红卫兵把大规模的抄家打人之风全面带进了清华大学。那一天，１２所中学的红卫兵分乘大卡车 来到清华园，和清华大学红卫兵配合行动。他们命令拆毁清华大学建校时期修筑的标志性建筑――刻有“清华园”的汉白玉牌楼（这座牌楼在１９９０年代重建）。 在大吊车拉倒牌楼后，红卫兵命令在“劳改队”中的“牛鬼蛇神”把石块背走。“牛鬼蛇神”运石头的时候，背后有拿着铜头皮带的红卫兵吆喝打骂。中学红卫兵和 大学红卫兵一起到各系打人。清华大学校园内的甬道上，留下了一滩一滩的血迹。无线电系的教授和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还有人在血迹旁画了一个大圈，又写 上 “狗血”两个字，意思是这些被打的人不是人，而是狗。这１２所中学之一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该校红卫兵在清华大学“造反”过后，又到了靠着清华大 学的北京大学教工宿舍“燕东园”，抄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家，撕毁了他的藏画，查封了他的书籍。
８月２４日晚上，清华附 中副校长韩家鳌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拉出去拖到清华大学的科学馆。韩家鳌的家住在清华大学校园中荷花池（就是中学课本里收有的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中所 写的地方）附近。一公里长的路上，他的鞋子被拖掉了。红卫兵一路走，一路打他。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也被抓来。清华附中的一个红卫兵还把韩家鳌的头按在地 上，用脚踩上，说要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引用毛泽东语）。红卫兵还命令韩家鳌打校长万邦儒，说：“你不打他，我就打你。”
那 天夜里，万邦儒和韩家鳌都被关在清华大学科学馆。被揪到科学馆挨打的还有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刘冰、艾知生等等。他们被逐个叫到一间小房间里挨打。折磨了一夜 后，到第二天中午，给他们一人一个窝窝头吃。领窝窝头的时候，每个人必须先说一句“王八某某某吃窝头”，否则立即再遭打。那天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红卫兵命 令他们这样咒骂自己的。８月２４日是中学生红卫兵到清华大学大肆行凶，但是看来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也不甘落后。在如何折磨侮辱人方面，大学和中学的红卫兵都 相当有“创造性”。
万邦儒和韩家鳌在科学馆被关押殴打了一夜一天，被附中的红卫兵拉回到附中。韩家鳌被抓走以后，他家的老人和孩子，不知道他被抓到那里去了，又不见他回来，他们出门看到路上的两滩血，以为韩家鳌已经被打死了，回到家里痛哭。
清华附中的地理教师张葆林，看到同事们这样挨打挨斗和自杀，她不知道灾祸什么时候会临到她头上。她在自己家里，跪在地上，叫她的儿子仿照红卫兵在“斗争会”上的样子打她，说要练习承受红卫兵的打。她不知道她能不能经受得住那样的拷打和折磨，她需要事先的“彩排”。
1966年8月北京曾下大暴雨。清华附中路边的排水沟排水不畅，引起积水。在校园“劳改队”里的老师们被命令清理水沟。做完以后，红卫兵命令他们互相泼沟里的混水，互相殴打，还命令男老师打女老师。
一位当年的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天他看到清华附中的另一个副校长吴裕良走在路上，一个红卫兵走上去，迎面打了吴一个大耳光，然后，几拳把吴打倒在地。这个红卫兵大模大样地扬长而去。吴裕良倒在地上，过一会儿自己爬起来就走。――这是已经过了打人最高潮的时候。
确实，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清华附中有过这样的年代：老师们要常常挨打常常吃“云南白药”，要练习怎么被“斗争”怎么下跪怎么被打。可是有必要想像一 下，你是否能忍受那样的毒打和侮辱？你在那样的恐怖面前会害怕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会认识到，与其指望人都能像英雄一样承受这样的暴行，比较现实的任务 是想想办法不让这种恐怖境况能够再次出现。
在清华附中，被打被虐待的不仅仅是老师，还有学生。红卫兵提出了“红五类子弟”“黑五类子弟”这样的新名词和新概念，大力推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也成为攻击对象。
红卫兵不仅自己大量书写张贴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强迫一批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抄写这一对联。也就是说，这样的学生不但被侮 辱，而且被强迫自辱。高三学生戴建忠和另外三个学生一起被强迫各写 “对联” １００副。可以想象，仅仅这四百副“对联”就可以造成什么样的视觉环境。事实上，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学校园里，这副“对联”是张贴最多最广的东 西之一。
对所谓“黑五类子弟”――更有侮辱性的流行的说法是“狗崽子”，红卫兵不单张口骂，而且动手打，或者采取其他暴力行动。在宿舍里，一些“黑五类”子弟的床头被贴了侮辱性的大字报。初二学生章立凡的父亲是“大右派份子”章乃器，他的蚊帐和被子被红卫兵同学撕毁。
高一（二）班学生杨爱伦，父亲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政府海关做事，被认定为“坏家庭出身”，另外，她学习成绩好，曾在数学竞赛中获奖，还是学校体育队中长 跑运动员和文艺队的独唱演员。由于她的“坏家庭出身”和在文革前被认为是“好学生”，她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底就开始在班里被红卫兵“斗争”。清华附中红卫兵 的领导人之一到她的班上详细指示如何整她。她被禁闭在一间小屋里。她在宿舍的铺盖被扔了。她被强迫写“检查交代”。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杨爱伦到清华园火 车站附近卧轨自杀。火车头把她铲出了轨道。她没有死，但是脸部和身体受到重伤，并且失去了手指，成为永久性伤残。
不到两个星期之 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高二学生，也属“家庭出身坏”的郭兰蕙服毒自杀死亡。郭兰蕙的父亲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曾经在当时的政府中工作，由于这样的“家庭 出身”，她就成了“狗崽子”并受到“批斗”。８月２０日是星期六，郭兰蕙在回家的路上喝了来苏水。到家的时候，她母亲看到她脸色不对。知道她服毒以后，立 即把她送到医院，当时她还没有断气。
两位认识郭兰蕙的学生说，红卫兵曾经当众宣布，因为郭兰蕙是自杀，医院打电话向清华附中询问 她是什么人，清华附中红卫兵告诉医院，郭兰蕙是“右派学生”，于是，医院不加抢救，让郭兰蕙躺在医院的地板上渐渐死去。红卫兵不但对郭兰蕙的死毫无怜悯之 心，而且用得意的口气在学校里告诉其他学生这些情况，显示他们主宰生死的权力和威风。
郭兰蕙死时１９岁。
就在刘澍华被“斗争”而死的同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的上午，高二（１）班四个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郑光召、戴建忠、赵伯彦，刘喜鸿，遭到这班 红卫兵的集体殴打。该班红卫兵抡开了铜头皮带和棍棒，向他们称作“狗崽子”的同学大打出手。当天下午，他们又被强迫跪在学校空地上拔草根“劳改”，身后站 着手持皮带、凶神恶煞的红卫兵。这幅恐怖画面深深印入多位当年的老师和学生的记忆里。当天晚上，郑光召等四人被关在学校不准回家。郑光召出现尿血、抽搐和 昏迷，几乎死去。以后，他们被监禁在宿舍，不得允许不能出学校门。
清华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的女儿，是清华附中初二 （１）班学生。因为蒋南翔在１９６６年６月被中共中央派来的“工作组”作为“黑帮”“揪”了出来，他的女儿立即变成了“狗崽子”。有一天，在众多同学面 前，她被“红五类”学生从队伍里拉出来，当众扇了几个大耳光。
在清华附中，特别流行给被“斗争”的女同学剃“阴阳头”，即把头发 剃去半边。笔者采访过的该校人员有限，就已经知道了被剪“阴阳头”的女同学的如下名字：高三的张蕴环，高二（１）班的杨柏龄和陈向明，初二（３）班的王淑 英和孙淑绮。这在北京的中学中间，相对来说很是突出，因为在其他学校，“阴阳头”一般较多被用在女老师身上。以这种方式虐待女同学，实际上也是心理问题借 着其他出口――在当时是“文化革命”的机会――恶性发泄的典型案例。
名作家史铁生在１９６６年时是清华附中初二（３）班的学生。当笔者问起他的班上是否打了同学，他回答说，打了，打得不重。
笔者问，不重是多重？
史铁生说，打了两个女同学。是红卫兵打的。让她们跪在教室里，用皮带和拳头打了，剪了她们的半边头发。
记得笔者当时不禁追问：这怎么还叫“不重”？
史铁生是作家，对准确使用汉语词汇有很高修养，当然懂得这样殴打折磨两个１５岁的女同学，是不能用“不重”来描述的。他这样说，因为是在１９６６年的清 华附中的环境里，有大量比这更为严重的罪恶发生。如果不是北京人说的“往死里打”，如果不是打到威胁生命的程度，如果不是像打刘澍华和其他“黑帮”那样 打，在当时就算“不重”。
史铁生记得这两个女生的名字，王淑英和孙淑绮。她们被剪“阴阳头”的“原因”是“家庭出身不好”。其中 王淑英被指控为“隐瞒家庭出身”。从这样的罪名中，可以了解红卫兵的观念体系，即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为什么事情惩罚同学，以及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力这样用暴力 惩罚他们的同龄人。
史铁生不是“红五类”，没有当过红卫兵，而且对被打的人怀有同情，所以记得这些细节。经历、道德观念和记忆的关系在这个例子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被毒打的还有清华附中传达室看门的老人。看门的人既不可能“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也不可能“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子弟”，一样被打，因为红卫兵照样可以找出“理由”。他们说他是“地主”，对他大打出手。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不但到本校教师家中抄家，也到学校附近的人家抄家。他们在清华大学的教授家中，砸毁艺术品和书籍，搜索黄金和外币，而且殴打被抄家的 人。８月下旬的一天，红卫兵把抄家抄来的东西，主要是书籍，也有其他物品，在清华附中大操场上堆了很大的一堆，有一个房间那么大，点火燃烧。烟尘飞舞，发 出呛人的气味。红卫兵成员围绕火堆，鼓掌欢呼。其他同学不敢近前，远远观望。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还到火车站去殴打那些被“遣返”到 农村的 “地富反坏右”。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月，有近十万北京居民被抄家后驱逐到原籍农村，占当时城市人口的近百分之二。驱逐的命令由红卫兵发出，强行“遣返”的 过程，也由北京中学生红卫兵在警察的帮助下出手执行。大批红卫兵在火车站监督被驱逐者，并且常常施行毒打和侮辱。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火车站用开水浇烫被 驱逐的人。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有些在夏天被驱逐出去的人，在农村没有活路，自己跑回北京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再次到火车站殴打这些人。目击者说，打人的场面 十分可怕。
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参与发起了所谓“打小流氓”的行动。他们和其他中学的红卫兵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 “小流氓”，在万众瞩目之下，殴打被“斗争”的对象。在“打小流氓”运动中，有人被打死。例如在北京第８中学、第１３中学、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和中国人 民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打死了被他们指为“小流氓”的同学和社会青年。这里先不说这些被打的人是否有罪，就是在红卫兵所用的语汇中，也只称之为“小”流 氓，而不是什么大罪犯。红卫兵认为“小流氓”也该被他们毒打甚至打死，这就是他们当时的理念。
８月下旬，红卫兵开始所谓“革命大 串连”。他们得到政府提供的免费火车票和食宿，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清华附中红卫兵到各地，把他们的这一套暴力迫害方式也带到他们的所到之处。住在贵 阳的一位被访者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到了贵阳，殴打贵州省文化局的“牛鬼蛇神”。他们打了京剧团的演员，还把贵州省文化局幼儿园的园长也揪来剪了“阴阳 头”，并且把她打得遍体鳞伤，满身血印，黑色的皮下淤血很长时间不消褪，看起来都十分吓人。这个幼儿园园长也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把这样一个中年妇女打成这 种样子，真不知道做出这种事情的人有多凶狠和恶毒。
刘澍华之死，就发生在这样的一系列暴力迫害事件的背景上。刘澍华的死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发事故。刘澍华的死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规模暴力迫害发展的结果。刘澍华是１９６６年８月发生的红卫兵杀戮的无数受害者之一。
上所叙述的清华附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发生的暴力迫害，仅仅是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的，因此，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非常有限的一部分，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能做 更详细的调查，如果清华附中的大部分师生能够有机会说出他们身经目睹的红卫兵所作的暴行和迫害，一定远远不止本文的内容。
3，红卫兵组织和暴力迫害同步发展
文革中打人和打死人的大风气，是和红卫兵的发展同时产生的。
实际上，这是文革经历者们都了解的简单而明显的事实，但是，却一直不被关于文革的发表物所承认。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关于文革历史的诠释、写作和发表，一直受到文革后当局的相当严格的控制和引导。
“红卫兵”开始的时候是清华附中的一个学生小组的名字。从1966年6月2日开始，他们用这个名字在学校发表“大字报”。他们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 “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这张大字报说，说“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 统统都要砸得稀烂。”这张大字报是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之后贴出的。在与清华附中邻近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 小组” 也是在那一天成立的。
在１９６７年，红卫兵举行过盛大的庆祝活动，庆祝红卫兵诞生一周年。他们宣称红卫兵是在１９６６年 ５月２９日诞生的。文革后的一些出版物也把那一天在圆明园的成立活动写得甚为崇高庄严而又神秘。后来，有人发表文章说不应该是２９日，而是要晚两天，并且 指出说早两天只是为了强调“革命”甚早。至今有人仍然在争论此事。
假如毛泽东还活着，假如毛死后没有发生邓小平否定文革的事情， 假如“红卫兵”作为共产党的常规性的青少年组织没有在１９７８年被取消，那么，“红卫兵”的成立日会被当作重要日子纪念，早两天还是晚两天的问题才会重要 而值得考证，犹如一些学者认真考证可能是曹雪芹留下的一个箱子或者莎士比亚留下的一个字条。实际上，可以清楚看到的是，不论是早两天还是晚两天，当时在北 京的一些中学里都出现了一些高级干部子弟组成的小组，都用一些非常“革命”的名称，如 “红卫兵”“红旗” “东风”等等；这些小组的产生，明显地是中共中央在此之前发出的关于文革的一系列内部文件的指引的结果。
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 发出的被认为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的“５１６通知”，是在１９６７年才公开发表的，在１９６６年，只“传达”到共产党内的“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这个 文件里，由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里，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在同一时期下发的中央文件中，还有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信里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些，都 是非常明确的指令。一般老百姓还蒙在鼓里，高级干部子弟则闻风而动。
和这些关于“夺权”的指令一起在高层传开的，还有中央级干部 “彭陆罗杨”被清洗的消息。笔者访问过的一位前中学校长说，１９６６年５月初，她听到该校的高级干部子弟在议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有问题”，她十分惊讶， 连忙去询问高层上级，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管。”后来她才知道，该校干部子弟当时也已经在讨论如何攻击学校领导人了，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所作的事 情相近。在大学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７人，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就贴出了反对北京大学当局的大字报，比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不论是５月２９日还是３１日的 成立日期为早。６月１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这是一个全面行动的信号。在聂元梓大字报被广播的第二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 “红旗战斗小组”就开始贴出大字报，激烈攻击学校当局，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个腔调。这样的同时性行动，当然包含了他们的主观努力在内，但是毛 泽东和权力当局的指示显然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后来，“红卫兵”成为声势浩大的新组织的名称，显然因为在诸多这些学生小组名称中， 只有“红卫兵”这个名称既适合作为可以无限发展的大组织的名字，也可以方便地用来称呼这个组织中的一个成员。另外，这个名称的字面含义，显然也最为包含个 人崇拜的意味和对“阶级敌人”的攻击意味。文革前共产党的青少年组织叫“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个名称表明意识形态和成员年龄，但是和保卫领袖、政党和政权 没有直接的黏连，也不针对“敌人”的攻击。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在北京，大批“工作组”被派到大学和中学，取代原来的学校领导人。 北京的中学校的工作组，是由共青团中央领导的。“工作组”到校后，宣布学校全面停课，并且支持那些最早起来贴大字报攻击原校领导的学生。在清华附 中，１９６６年６月９日工作组进驻学校，６月１０号，该校领导就被当作“黑帮”揪斗。后来，“黑帮”和部分教工就被关进了校中的西小院。工作组支持“红卫 兵”小组，说他们是“革命左派”，当时最具褒义的称号之一。工作组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红卫兵”小组的发起人当上了其中的代表。
７月底，毛泽东命令撤销各学校的“工作组”的时候，指责“工作组”和当时领导“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压制学生”，后来发表的关于文革历史的书和文 章常常这样说。其实，这并非事实。“工作组”按照“５１６通知”的精神，坚决支持了反对校领导的学生，组织学生“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人和教师，把 大批校长和教员划成“第四类”即“敌我矛盾性质”，组织“斗争会”“斗争”这些人，都是明显的事实，而且有文字记录可查。
没有 “工作组”的引导，一般的学生和教工根本不会起来攻击学校的领导。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发动攻击教育界的层层领导，所用的理由和１９５７年“右派份子”的批评 非常不同，但是１９５７年那些批评了共产党基层领导的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因为共产党那时的理论是“反对党的基层组织就是反党”。这个理论的威慑力一直 留在学校中。是工作组掀起了反学校领导的潮流。毛泽东说工作组“压制学生”，实际上是要把文革引导向更为激烈的方向而已。
“工作 组”、刘少奇、邓小平和红卫兵、毛泽东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不允许大规模打人。当北京大学一些人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用暴力方式“斗争”一批所谓“牛鬼 蛇神”以后，刘少奇下发文件，要求制止这种“乱斗现象”。他不反对“斗”，但是反对“乱斗”。在清华大学附中，“工作组”曾经召开大会“斗争”校长万邦 儒，有一个学生提来一桶水（也有人说是贴大字报用的浆糊），要往万邦儒的头上倒。工作组成员制止了这个学生。当时打人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但是“工作组”一 般来说不准其发展太过份。
实际上，也不能说“工作组”以及领导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有心反对毛泽东的暴力路线，这从后来一旦毛 泽东批评他们，他们立刻检讨认错，也可以看得出来。可能的原因是，像后来发生的北京红卫兵学生任意殴打甚至打死老师和同学最后打死数千和平居民这样残酷和 无法无天的事情，超出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想象力，他们并没有计划可以这样来进行文革运动，于是和毛泽东有了分歧。
在历史上，不乏 统治者杀害普通人民的事情，但是杀害一般是由专业的刽子手或者警察和军队来执行的。在各个时代都有土匪强盗残害人，但是只能小范围地进行。只有在文革中，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毛泽东发动中学生对校长和教员进行无尽无休的折磨侮辱，并且把暴力攻击从校内扩展到校外，使用中学生来充当杀人者，在几个星期内就在北 京城杀人数千。这样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
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另外，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 “红旗战斗小组”。毛泽东的这封信还作为正式文件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印发。学校的局势马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大转变。一方面，红卫兵组织首先在北京各中学纷纷成 立，并且成为各个学校的控制势力。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打人行为立即普遍爆发。戴高帽子游街，挂黑牌子，剃“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打人，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 在北京的中学中一下子泛滥开来。后来流传全国的“牛鬼蛇神歌”也是在那时候编出来的。在最早建立红卫兵的学校，暴力迫害也是最早开始的。其中有清华附中和 北大附中，还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成立了红卫兵，８月５日就在校中打死了校长卞仲耘。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盛大集会，当时的说法是“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这次接见和后来的７次，都由电视现场直播，也都拍成了 纪录电影在全国放映。报纸也曾经发表大量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到，簇拥在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身边喜笑颜开挥舞小红书的，主要是中学生。在这一天的活 动中，最受到重点报道的是中学生红卫兵；在中学生中，最受瞩目的是三个中学，即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和师大女附中。那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得到了５０张上天 安门城楼的票，是各中学中得到最多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领导人在城楼上集体受到毛的接见。他们中和毛泽东握了手的人，以后几个星期没有洗手，因为这是毛握 过的手。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在城楼上发表演说，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给毛泽东带上了红卫兵袖章。
８月２１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标题是“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文章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啊，我们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我们一定坚决做您的最忠实最勇敢的‘红卫兵’。”
第二版上，发表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的文章。毛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之后，说了“要武嘛”。这时候，这个学校的校长已经被打死两个星期了。
这样的盛大集会，这样煽情的新闻报道，其中包含的旨意和告诉全国青少年的信号，是十分清楚的。
开始的时候，“红卫兵”三字还需要用引号括出。此后，红卫兵在全国普遍建立，包括边远地区和乡村。“红卫兵”三字很快就不需要再用引号，而变成了一个汉语里普遍使用的新词。
也就在８月１８日之后，红卫兵暴力急剧升级。据笔者的调查，８月１９日，北京第４、６、８中学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教育局和三个学校的领导 人，鲜血流在音乐堂的舞台上，被斗的教育局长肋骨被打断。８月１９日晚，北京外语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职员张福臻。８月 ２０日清晨，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被毒打和关押在校中后坠楼身亡。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红卫兵在连打三天后打死校长沙坪，北京第八中学 红卫兵在连日折磨后导致学校负责人华锦死亡，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打死了教员杨俊。８月２５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语文教师靳正 宇、学校负责人姜培良以及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上午打死了居民李文波晚上打死了校长梁光琪。８月２６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 “斗争会” 殴打教员和学校领导人，造成了刘澍华的死亡。８月２７日，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红卫兵打死了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在校中打 死了中科院的工人陈彦荣和一个老年女人。
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还可以看到一系列在８月１８日以后被打死或者被毒打后自杀的北京居民的名单。还有一些受难者，现在找不到他们死亡的确切日子，但是可以确定他们是在８月１８日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被害的。
刘澍华死亡的时候，红卫兵暴力已经不只发生校园里，而且发生在整个北京城。刘澍华被毒打而死的前一天，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１５女子中学的红卫 兵到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抄家。他们声称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李文波当场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警察抓走，后来被判处死 刑。红卫兵立即把这个消息传开，并且以此作为杀戮升级的借口。
李文波被打死的第二天，8月26日上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教学楼前 开大会，红卫兵负责人在会上激昂地说：“阶级敌人在向我们报复，我们坚决不能手软。”“阶级敌人用白色恐怖向我们进攻，我们要用红色恐怖来还击。”会后， 当天白天发生了上述毒打学生和班主任的事件，当天晚上发生了毒打刘澍华等老师的事件，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刘澍华的死亡。
１９６６ 年8月26 日刘澍华被打的那天，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日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8月27日，死亡人数又再次加倍。此后日死亡人数日日增加，只是在８月３１ 日那天陡然跌落，是因为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１００万红卫兵。那一天红卫兵都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接见去了，抄家打人暂停。然后，在天安门的盛 大集会之后，死亡人数在９月１日又猛然回升。在9月1日那天，被打死人的日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
1966年9月5日，刘澍华自 杀身死10天之后，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的 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不可能读到其中内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这份简报写道，从8月下旬到九月初，北京已经有上 千人被打死。这份“简报”把暴力杀戮和上千人被打死视为红卫兵的“累累战果”，鼓励和支持之意，溢于言表。
根据文革当局所做的“内部”统计，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到９月５日，北京有１，７６２人被红卫兵打死。清华附中所在的北京海淀区，人口总数和密度都没有市内的区高，但是在红卫兵打死的人数方面，海淀区在北京各区中名列第三，仅仅次于西城区和崇文区。
除了天安门广场的大型集会和接见和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权力当局还布置警察系统协助红卫兵抄家打人、运送和处理死尸。确实，在北京最炎热的季节，处理一 大批突然增加的数千具死尸，就是一个具体又并不容易的技术问题。没有政府的协助和指导，红卫兵即使像他们自己所吹嘘的那样本事高超，也不可能做出这样庞大 的杀戮行为。
从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角度来看，支持鼓动中学生开展红卫兵运动，是非常有利和有力也非常成功的一个步骤。小学生年 纪太小，虽然他们也殴打甚至打死老师，但是总的来说，思想和体力都不足以主导１９６６年８月发生的破坏和杀戮。大学生受到教育较多，不够野蛮，一般不敢杀 人。从笔者在“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的总况描述可以看到，大学生虽然也曾经“斗争”死人，但是即使在清华附中等１２所中学的红卫兵在１９６６年 ８月２４日把暴力迫害的各种方式带进清华大学之后，北京的各大学并没有发生像中学里发生的众多杀戮事件。在中学红卫兵中，由１８岁上下的高中生充当主要领 导，１５岁左右的初中生积极充当打手，造成了北京１９６６年的“红八月”杀戮。这是文革中最大的杀戮之一。
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北 京中学红卫兵不仅引导了大学和小学，也引导了国家机关。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被访者说，在他们那里，在８月１８日之前，虽然有大字报以及被“揪出来”的人 在校中和“园林队”的工人一起劳动，但是没有打人、游街、戴高帽子和罚跪这一套，是在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那里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中 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负责人林枫，８月１８日早上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接见红卫兵，晚上就在党校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戴高帽子游 街，敲簸箕“自报罪行”等等。这一套都是从中学红卫兵那里直接模仿来的。
通过８月１８日这样的大型集会以及随之开始的“革命大 串连”，北京的红卫兵也引导了暴力迫害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上发表演讲的有两个中学生，除了北京大学附中的彭小蒙之外，还有长沙第一中 学的谢若冰。谢回到长沙后，该校红卫兵就贴出大字报“勒令”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集中开会，并且在会场上用铜头皮带殴打“黑五类”子弟。在此之 前，这个学校的老师已经被打和被剃“阴阳头”；以家庭出身为“理由”打同学，是从北京回来后的新行动。
在笔者所作的涉及全中国一 百多所学校的调查中发现，没有一所学校没有在１９６６年殴打和侮辱教育工作者，没有一所学校在文革中没有发生暴力迫害。分散于各省各地的学校，发生了性质 和表现都非常相似的暴行：校园“劳改队”和校园监狱（后来被称为“牛棚”），暴力性“斗争会”， “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人被侮辱虐待，把部分城市居民驱逐到原籍农村，抄家，剃“阴阳头”，强迫“唱”“牛鬼蛇神歌”，捣毁文物和书籍，铜头皮带殴打，以及 暴力迫害造成的成批死亡。主持执行这些暴行的，是红卫兵组织。上文报告了清华附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发生的校园暴力概况。非常明显，在全国学校发生的普遍实 行的模式，也就是清华附中的模式。这套模式的基本构件，贯穿于文革的前三年。
当然，这个模式中的一些构件，不一定是清华附中最先 发明的。比如，根据笔者的调查，校园“劳改队”是在北京大学最先正式建立起来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在北京大学附中最先提出的，打 死教育工作者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开始的。但是，这些文革新事物作为一整套模式，清华附中是最先开始实行的学校之一，此外，这套模式也随着红卫兵 组织的普遍建立而传播、复制和衍生。这也就是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贡献给文革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卫兵”的名称，还有这样一套暴力迫害的模式。清华附中的红 卫兵提供了暴力迫害老师和同学以及校外居民的样板。
上文叙述了红卫兵是怎样一步一步由文革领导人扶植引导而发展起来的，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是，毛泽东把这一名称、这一组织和这一套暴力迫害模式，通过红卫兵运动，从数个学校推广到全北京，进而推广到全国。
４，暴力迫害的理论支撑：“教育革命”“阶级路线”和“造反精神”
上文写到，在毒打刘澍华的过程中，在折磨清华附中一批教师和干部的过程中，在给女同学剃“阴阳头”的行为中，人性中的恶意和罪恶欲望所起的作用。这些作 用确实存在。对他人挥舞鞭子棍棒，看受害者在脚下呻吟，掌握他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对没有建立良心预防机制的人来说，是一种快乐和享受，稍加推动，就足以使 他们乐此不疲，积极进行。但是，这种人性恶，在文革中是依附于红卫兵的政治理念和行动目标发生作用的。
清华附中红卫兵一直宣称他们的成立宗旨，也就是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最主要的是两项：一是“教育革命”，二是“贯彻阶级路线”。
为他们的第一项任务“教育革命”，他们毫不留情地攻击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等学校领导，残酷地殴打教员们如刘澍华，尽管这些人在文革前其实不但没有像红 卫兵说的那样“迫害干部子弟”而是给了他们相当多的特权。红卫兵的行为确实像是一种恩将仇报或者对特权的贪得无厌的追求以及虐待狂的表现，但是也不仅仅如 此。他们有意识形态和革命理论作根据，他们把校长和老师先定义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所以，可以殴打，可以侮辱，甚至可以打死。
这样的认识显然来自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给林彪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是和“５１６通知”一起在共产党高级干部中传达 的。在这封信里，毛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不管是否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是否他们“统治”学校，毛的这个 指示要求攻击当时学校的校长和教员是非常清楚的。
在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学校的校长和教员，就像“镇压反革命运动”和“肃清法革命 运动”中的“反革命份子”，“土地改革”中的地主，“五反”中的资本家，“反右派运动”中的“右派份子”，他们是被最高当局指定的革命的打击对象，是做为 社会中的一个群体被当作了打击对象。尽管在其中的每个人，可以苦苦申辩并且幻想逃脱，但是，大的形势是不可改变的。刘澍华根本不是什么“流氓”，这是显而 易见的事情。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借口，也会找到别的罪名。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员，清华附中的教员和校长们，注定是要被打被斗被迫害的。
这样一种在社会中划出一大圈子人并且对其进行大规模的超越于法律之外的迫害的方式，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所以很难意识到其独特性，也没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描绘。这种迫害方式不是仅仅从文革开始的，红卫兵的贡献是把这种方式用在了教育工作者头上。
红卫兵的第二个目标和任务是“贯彻阶级路线”。上文已经写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发明了“红五类子女”和“黑五类子女”这样的新概念新名词。他们所说的“阶 级”，其实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不但不是指拥有生产资料的某些人，也不是指在过去曾经拥有生产资料的人，而是指曾经过去属于某个阶级的人的儿女。他 们要求在他们的同代人之间划分等级，制定打击目标，建立新的秩序。
这显然是符合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的需要的。文革开始的时 候，共产党已经执政１７年，当时２５岁的人，完全都是在共产党时代才进入小学的，根本不可能和“地主”“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所以，那时候需要新的理 论，划出新的打击对象，才可能使得“阶级斗争”继续下去。红卫兵扩大了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的打击对象，不仅从“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所谓“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如教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并且，从“地富反坏右”本人扩展到了他们的子弟。而且，在那个时代，每个家庭生育的子女数目平均多于两个，所以 这一新政策在斗争对象的数目的扩展方面也极其可观。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清华附中红卫兵理直气壮地侮辱殴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 学，包括剃女同学的“阴阳头”。刘澍华死去３０年后，他的同事和笔者谈起他的时候，还特别提到，刘澍华“不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最多是小业主”。他们 也提到校长万邦儒遭到长期的毒打和虐待，不但因为他是“黑帮”，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清华附中的代表，还因为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在这样的记忆背 后，还看得到清华附中极端强调“家庭出身”的遗风。难道家庭背景是可以和那样被毒打侮辱联系在一起的吗？然而不幸的是，在当时的清华附中就是这样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刘澍华被毒打的同一天，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举行“斗争会”，他们强迫１２８个人跪在大食堂的地上，面对毛泽东的挂像“请 罪”。１２８人中有的被剪了头发，有的被打，有的被没收了手表。这所中学当时只有６０名教职工和不到５００名学生，１２８人占很高的比例。这１２８人中有 老师，有学生，“斗争”他们的“理由”都一样，是他们全都“家庭出身坏”。这是一个以“家庭出身”来进行“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
清华附中红卫兵有明确的规定，只有“红五类”子女可以加入红卫兵。这五类是：革命烈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这就是说，对一个像北京这 样的城市，作为人口主体的商业工作者、机关职员、教师、医务工作人员，工程师、各种服务人员以及专业人员的子女，都是不准参加红卫兵的。对他们的子女尚且 如此，对他们本人怎么看待也很清楚了。这些人是现代城市经济的主体。实际上，打击这些人，是在打击现代城市生活的基本部分，打击商业、技术和科学这些在现 代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工作。“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驱逐城市人口，摧残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有相似之处。波尔布特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相 当程度的研究，至于他受到了中国文革的哪些影响，还待考。
红卫兵也是唯一把家庭出身当作加入条件而且明文将此写在章程里的组织。 共青团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强调这一方面，但是章程里没有这一条。把一条先天性的条件写入组织章程，与此可以相比的，有纳粹德国的“希特勒青年团”。“希特勒 青年团” 严格调查成员的父母是什么人种。如果有所隐瞒，会被惩罚。这方面和上文写到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一名被指控“隐瞒家庭出身”的初二女学生剃了“阴阳头”并罚 跪和殴打的做法是相似的。
红卫兵在学生中实行隔离政策。该校初二（１）班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小组叫“梅花”，在一起活动。“梅花” 小组的成员有不同的家庭出身，有的是“红五类”，有的不是，是“职员”。红卫兵命令“梅花”小组解散，理由是他们“阶级阵线不清”。这样一来，不同“家庭 成份”的学生，被禁止互相平等来往。实际上，当时在北京的中学生中，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互不来往甚至互不说话。
１９６６年６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取消高考制度。这给“贯彻阶级路线”提供了最有力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帮助。不管怎样，考试制度和“家庭出身”制度有冲突，前者被废除，后者就可以大行其道。
不但清华附中红卫兵把“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后起的和他们“对立”的组织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也如此。在蒯大富 发出的文告中，他的署名之后，还特别注明他是“革干”家庭出身。（《井冈山红卫兵第三号决议》，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８日，有三个人署名，都写明“出身”。） 署名伴随本人的职务，是常有的事情，但是注明家庭出身，是新鲜的做法。
清华附中红卫兵实行“教育革命”和“贯彻阶级路线”的手 段，是相当暴力性的，破坏常规的。他们在这方面的说法是“革命造反精神”，并以此作为红卫兵的重要特色。他们前后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 岁”。毛泽东看过前两论后，写信支持了他们。《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三篇文章。时间是在刘澍华被“斗争”和毒打的前两日。
所谓“造反精神”，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谎言和讽刺。“造反”一词传统地被用来说明反对皇帝反抗强权的行动。红卫兵声明他们是毛泽东的红色卫兵，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是要犯上作乱的人，谈不上是造反者。
看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最高权力者毛泽东的一手支持下，在权力当局的保护下，对老师和同学恣意施暴。他们肆无忌惮地迫害虐待学校里不能还手也无处可逃的老师和同学，殴打折磨学校外的和平居民。这样的行为，不但野蛮，而且卑劣。
在文明社会中，罪犯会受惩罚，但是是由司法部门来进行。这也就是说，即使刘澍华、万邦儒、韩家鳌等人真是罪犯，他们的学生没有权利惩罚他们。但是在清华附中，在“造反”的名义下，红卫兵对他们用鞭子和铜头皮带打，用火烧，用脏水浇，恐怕能想象到的折磨方式都已经用尽。
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某种罪，受某种惩罚，多少有一套对应规则。惩罚的程度是有限度的，徒刑有年限，死刑有杀法。清华附中红卫兵对教育工作者实行的却是无 限制惩罚。他们的惩罚不设限度。刘澍华被“斗争”的那天，校长副校长和其他所谓“牛鬼蛇神”已经被殴打折磨了近一个月了。刘澍华死后，他们也仍然一直在由 红卫兵管辖的“专政队”中。他们无法知道这种被“专政”的生活要到何时结束，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会像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那样被红卫兵 打死。这种无限制惩罚，造成非常巨大的恐怖。
如果一定要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有所“造反”，他们造的反，就是对文明社会常规的发动。他们把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侮辱拷打以至杀戮行为带进了学校。
上文说到，清华附中的副校长韩家鳌当时３３岁，校长万邦儒也不到４０岁，刘澍华更是不到３０岁，如果可以自卫，红卫兵未必是他们打架的对手。但是红卫兵 是一个组织。他们主要用“斗争会”这样的形式来施用暴力。在“斗争会”上，一群人领头动手打，身后还有大批的人喊口号助威。被打的人被称为“黑帮”，实际 上他们并没有“帮”，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孤立的个人无法反抗暴力的群体。“斗争会”给被斗争的人如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的刘澍华，不但是肉体上的巨大 伤痛，而且是精神上的反抗无望的绝望。
清华附中红卫兵明确规定，所谓“革命干部”，是指在１９４５年以前加入共产党的干部，这些 干部在１９６６年大部分都是高级干部。这样，当时清华附中有１，０００多学生，清华附中红卫兵却只有２００来人。北京的其他中学，也有类似的比例。也就是 说，他们是一代人中的少数。对于一个２００人的组织来说，上文所写到的清华附中发生的暴行，虽然不是全部，分摊到２００人头上，平均每个人所作的份量也已 经相当可观。
少数人能控制多数人，是因为红卫兵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扶植，也是因为他们有一套革命理论，此外，也由于他们使用无限制暴力，使得反抗不可能发生。
写到这里，笔者想到，司马迁记载了汉代的第二个皇帝孝文帝关于废除肉刑以及只惩治犯罪之人而不连坐家属的谈话。（《史记》“孝文本纪”）。再看在文革理 论指导下进行的红卫兵的行动，如毒打刘澍华和剃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阴阳头”，放在漫长的历史背景上来看，这是把文明倒退了不止两千年。
长期以来，由于强势的文革宣传，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很多文革的经历者，直到今天也没有意识到，１９６６年发生的红卫兵暴行，由年轻学生来侮辱、殴打和 杀害教育工作者、同学以及校外和平居民，在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世界文明范围内，都是不曾有过的。这是严重的反文明反人道的暴行。这是极大的罪恶和丑闻。
然而，甚至在文革结束以来，红卫兵的暴力迫害和杀戮，一直没有得到记载。在现有的已经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别印刷于 1986，1988，1995 年)，以及两部数百页长的红卫兵史（1994，1998年出版），没有提到任何一个被红卫兵害死的校长和教员的名字，也没有记载１９６６年“红八月”的大 量发生的校园血腥故事。
在欧洲，有一个关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说法，说这场屠杀不必引起很大关注，将来会变成仅仅是历史的 一个注脚。这种说法引起了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很大气愤。但是现在我们应该看到，文革中被害的教育工作者们如刘澍华，到现在为止，连变成一个历史的注脚的机会 也还没有得到。
刘澍华死于１９６６年８月。红卫兵自豪地把这个８月称之为“红八月”。长久以来，这个时期被描述为狂欢的理想主义 的青少年的盛大节日，而大量的被红卫兵杀害或者在被红卫兵毒打后自杀的教育工作者的死亡，却长期被隐瞒了。实际上，“红八月”不但是用红卫兵的红布袖章和 毛语录本的红色塑料封皮装饰起来的，而且也是用千万文革受难者如刘澍华的血染红的。
１９９０年第二期《传记文学》发表“红卫兵 之旗”一文，是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人卜大华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产生发展以及所作所为的长篇介绍，有两万字长。在如此长的篇幅中，在这长篇大论的用词华丽的 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忆中，卜大华完全没有提到他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主持召开“斗争会”，对学校的老师和干部作了如此残酷的拷打，而且导致了当 晚刘澍华老师的自杀。他也没有提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大规模地长时间地毒打侮辱老师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的行为。
这是一个是 否说出事实真相的问题，又不仅仅是一个对事实真相的描述问题，这里直接关系到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是非问题。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对他人的生命是不允许这样摧毁 的，对他人的尊严是不允许这样践踏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对老师和同学所作的暴力侵犯，是犯罪。这是必须说清楚的一点。而在卜大华的这种描述中，甚至不认为这 些是一种错误，需要认错、悔过和向受害者道歉。
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９０年，这位当年的红卫兵领袖的“进步”仅仅在于不再把 １９６６年红卫兵所从事的暴力迫害作为正面“成绩”来夸耀了。——当时他们是这样做的。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的数次天安门的盛大集会中，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都 热情洋溢地夸赞了他们的行动。但是在１９９０年，文革毕竟已经被邓小平否定了，大的形势已经不允许再夸耀这一方面了。
在卜大华 １９９０年的发表物中，最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４日贴出了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其中引用了毛泽东语录 “造反有理”，当时在清华附中的工作组对这张大字报不满，可是不能反对毛的指示，又没有听说过毛有这样一个说法，来问红卫兵毛的话出处在哪里，卜大华故意 不说，工作组只好派人去北京图书馆、党史资料馆等地到处寻找，结果还是找不到，很是狼狈。
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工作组 的做法，无非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可笑也很可怜的做法。工作组一开始就支持红卫兵，说他们是“革命左派”，后来对红卫兵的暴力攻击老师和同学的行为有所约 束，但是不敢反对红卫兵引用毛的语录，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病态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所谓“造反”是些什么。
５，刘澍华死后
在刘澍华死后，暴力迫害继续进行和发展。
就在刘澍华死亡一天之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清华附中陈书祥老师的父亲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当天夜里在北大附中校内被打死了，时 年３７岁。陈老师的父亲名叫陈彦荣，是一个工人，他的家离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都不远。和清华附中一样，北大附中也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只是他们的组 织用了“红旗战斗小组＂的名字。陈彦荣被打死后，清华附中红卫兵给北大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关于尸体处理的公文信，信上赫然盖有红卫兵的圆形公务图章。这张 公文信的照片展示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陈彦荣”条目之下。这封信，表明了当时中学各校红卫兵之间在打死人这样的事情方面已经建立了公文系统和工 作网络，配合协调，这封信也表明了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在文革杀人机器运作中的作用和角色。
在１９６６年年底，清华附中红卫兵 失去了文革领导人的宠幸。这是因为文革的打击目标扩大了，远远超出了“５１６通知”中圈定的上层建筑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曾经大力支持红卫兵的文革领导者们转而全力支持后起的另一些组织，这些组织开始猛烈攻击共产党中央以下的各层领导。清华附中红卫兵 的父母们受到攻击，他们中间相当多的人自己也变成了“黑帮子弟”，变成了他们倡导推行的暴力迫害运动的受害者。包括卜大华在内的一些红卫兵头头，在 １９６７年初被公安部抓起来管了三个月，又由毛泽东下令释放了。他们由此被称之为“老红卫兵”，和文革的最高领导人支持的别的新学生组织相区别。这是文革 的戏剧性的转变之一。
文革也打击各层各处的权力机构。以高级干部子弟为主体的清华附中红卫兵，。
文革中，文革领导 人演出了非常戏剧性的几个大转折。一个是一度领导“揭发”“斗争”原学校负责人的“工作组”变成了被“斗争”的对象。一个是曾经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弟红卫兵 失势，一个是取代高干子弟红卫兵的“造反派”被抛弃。观察这些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些看似出尔反尔的大转折中，只是一些曾经有权的人被牺牲了，而文 革却在此过程中发展到了新的程度。所以，这些转折在表面上看来像转折，实质上却并不是，只是文革的进一步的发展。站在文革领导人的立场看，这些是相当成功 的领导艺术。
这类转折造成了一些特别的人，即他们先充当害人者，然后又变成被害者。但是，在文革后，这类人往往只控诉他们受到的 打击，但是对他们自己迫害别人的情况，却不做道歉和忏悔。在上引卜大华的文章中，就如此。在他的文章中，他讲自己受害，却隐瞒了自己怎么迫害别人。更没有 向被他们迫害过的人表示道歉和忏悔。这是典型的道德上的“双重标准”。这样的想法不但使得文革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歪曲了，而且在这样的叙述中包含的思想 仍然是“别人迫害我不对，我迫害别人却是对的”。也就是说，文革的暴力迫害的思想，在这类描述中继续张扬。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失势 并不意味着他们奉行的暴力迫害原则的失势。清华附中新起的组织叫“井冈山”，和红卫兵在学校里各占了一座楼。红卫兵在宿舍楼房顶上，“井冈山” 在教学楼房顶上，两边对骂。红卫兵指责“井冈山”是“保守派”，“井冈山”为了证明他们的“革命性”，把关在学校的五个“牛鬼蛇神”——校长万邦儒，副校 长韩家鳌，语文老师高恬惠，职员张秀真和羊涤生，用布蒙上眼睛，拉到教学楼门口，命令他们往上爬，爬上五层楼，又爬上房顶。“井冈山”的学生在楼顶上用皮 鞋底抽打这五个人。
在１９６８年的新一轮迫害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清华附中的另一位老师被关押“审查”的时候自杀身亡。 他的名字叫赵晓东，是该校的体育老师，体育教研组负责人。赵晓东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年轻时是很好的运动员，后来成为很好的体育教员。清华大学附中在北京 的中学中以体育成绩出色而闻名，和他有相当关系。他的罪名是“历史问题”。他在１９６８年８月９日在学校中跳楼身亡。他的血和脑浆喷溅在楼前地上，死亡场 面十分可怕。那一天，他也在五楼大教室遭到“斗争”。“斗争会”后，他出了会场，下到五楼和四楼之间的楼梯拐角处，从窗口跃出。五楼大教室也是刘澍华死前 被 “斗争”和毒打的地方。赵晓东的死和刘澍华相隔整整两年。文革这辆巨车仍然在气势汹汹地进行，不断用人血润滑车轮。
在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和刘澍华一起被“斗争”的校长万邦儒和韩家鳌，１９６６和１９６７年在校园“劳改队”中被“专政”，１９６８年又在“清理阶级队 伍运动”中被关押。最后，他们得到一个“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文革结论”，被发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干校”劳动。然 后，１９６９年林彪发出了所谓“一号命令”，在这一以“战备”为名进行的的又一轮清洗城市的行动中，他们被“下放”去北京远郊县农村无限期“插队”。 1973年，在林彪死后多时，他们被允许回到北京，另外分配了工作。文革后，１９７８年，万邦儒重新担任清华附中校长。他从1960年开始担任校长，当了 6年校长后，文革中被整了 12年。
１９６６年６月，当红卫兵开始攻击清华附中学校领导的时候，他们说学校领导“迫害干部子弟”，迫害了他们。其他的同学说，这是瞎说，他们没有受过迫害，
相反，有很多特权。在１９８０年代末，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告诉别的中学校长，红卫兵的出现和他们实施暴行，和他文革前的教育有关系，特别是他对干部子弟 的特殊对待。１９６４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清华附中领导把干部子弟组成一个特别小组，请清华大学高层干部给他们作报告，传达毛泽东 对其侄子毛远新和王海容的谈话，组织他们参加军事训练。学校还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这样的做法培养了干部子弟的群体自我意识，和后来出现以 干部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有直接关系。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埋藏了日后的灾难。文革开始，干部子弟立即批判校 方的 “阶级路线”，嫌他们得到的特权还不够，而且，发展为暴力攻击校长和老师。
可惜，万邦儒对文革前中学教育的反省，未见发表，他就在１９９２去世了。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经历了如此剧烈惨痛的人生经验，未能为后人留下他们的记录和分析，十分可惜。
清华附中的相当一部分的老师和学生，没有忘记那个害死了刘澍华的“斗争会”，他们还清楚记得那天晚上打人最为残忍的红卫兵的名字，他们也还挂念刘澍华的 孩子和妻子以及他的老爹。但是，由于当局对出版有关文革的文章和书籍有严格的控制，他们的声音无处发出。能发表反而是上面提到的红卫兵方面写出的那一类删 改事实美化暴行的谎言。由于对红卫兵的真实历史的掩盖和隐瞒，美化和怀念红卫兵和“红八月”的声浪一直时时出现在官方许可的出版物中间。
刘澍华的没有见过面的孩子，正是文革的同龄人。他的童年是在文革的阴影中度过的。他没有父亲，得不到父爱和父亲在经济方面的抚养，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幸。他的父亲那样死去，在文革那种强调所谓“政治”和“家庭出身”的时代，
还要给他带来歧视和麻烦。刘澍华的妻子，新婚丧夫，后来又要独立抚养孩子，她一定经历了旁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和痛苦。刘澍华的老爹，不知道是否还在世。如果读者中有人知道刘澍华的家人的消息，请告诉笔者。
发生在1966年夏天的由文革领导人指导由红卫兵实施的大规模毁坏文物书籍、殴打并且杀害教师的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自从秦始皇在公元前２１４年“焚书坑 儒” 之后发生的性质有所相似但是规模方面则大得无法比拟的反文明反人道的迫害事件。如果我们不忘记这一事件，也就不应该忘记刘澍华。历史不应该删除刘澍华的名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