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三年的重庆，抗战进入末期，整座城市被笼罩在经久不散的雾气中。宪兵团长沙吉夫少将受命出任，负责肃清这座陪都的暗流。
刚上任不久，沙吉夫便亲手立下了一桩“大功”。那是追捕一名潜伏已久的日本高级特务，对方在试图穿越磁器口码头时被宪兵包围。在激烈的追逐中，沙吉夫亲自扣动扳机，在那名特务纵身入江前的最后一刻将其击毙。然而，那名特务临死前诅咒般的眼神，竟成了沙吉夫后半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自那以后，沙吉夫的官运似乎走到了头。尽管立了功，却因种种琐事被卷入无休止的官场纠纷。私下里，同僚们甚至迷信地传言：沙吉夫击毙那个特务时冲撞了某种煞气，自此“霉运缠身”。
为了平息宪兵与地方警察系统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引发的火并，上峰强推“警宪联勤”。沙吉夫被迫与警察系统的地头蛇合作，将重庆划区共治，实行**“双长官制”**。
这种平衡极其脆弱。更令他头疼的是，一名远房亲戚因涉嫌“亲共”被保密局逮捕。亲戚家属跪在他家门口求他保人，沙吉夫顾念旧情，动用关系将其保释出狱。然而，这件事很快成了政敌手中的把柄。同僚们在背后讥讽他“首鼠两端”、“家门不净”，甚至有人密报他包庇“红匪”。这种里外不是人的窘迫，让他在官场上愈发边缘化。
时间到了民国三十八年深秋，重庆的迷雾中透着刺骨的寒意。解放军的炮火声已逼近郊区，撤往台湾的最后几架飞机在白市驿机场轰鸣待命。
宪兵团长沙吉夫站在凌乱的办公室里，脚边放着一个沉重的皮箱，里面装满了金条和美钞。副官焦急地看表：“团长，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沙吉夫提起箱子走到门口，却猛地停住了脚步。那一瞬间，脑海里全是妻子惊恐的面容和幼子稚嫩的呼唤。
“你先带兄弟们去机场，我回一趟家，带上家小就来！”沙吉夫将装满家当的皮箱塞给副官，转身冲进了浓雾中。
当沙吉夫费尽周折赶回家中，却发现巷口已被封锁。他折返回营部想集合最后的卫队，迎接他的却是黑洞洞的枪口。
机场那边传来了发动机远去的轰鸣——副官带着那箱金条，早已飞向了云端。而留在原地的沙吉夫，在众叛亲离中，被迫在那张“起义宣言”上签了名，成了新政权名义下的“投诚将领”。
局势的演变远比沙吉夫想象的冷酷。共产党并不信任这个曾击毙过日特、又曾因保释亲共亲戚而被同僚诟病的“宪兵头子”。
他被编入了严密的“学习班”。在那里，他被迫一遍遍交代自己的罪行，从警宪冲突中的中饱私囊，到对地下党的围追堵截。最让他崩溃的是，曾经随他一起“起义”的同袍，接连在深夜被叫出去，随后便是后山传来的沉闷枪声。那些鲜血淋漓的现实告诉他：所谓的起义，对他而言并不是新生，而是漫长审判的开始。
由于其宪兵系统的特殊身份，沙吉夫最终没能逃过牢狱之灾。在漫长的服刑岁月里，关于家人的消息成了断断续续的噩梦：妻子因他的身份被划为“伪军官家属”，在历次运动中受尽屈辱，最终贫病交加而逝；孩子们在学校被歧视、被唾弃，在那样的年月里，他的名字是全家人洗刷不掉的耻辱。
二十年后，当沙吉夫带着一身病痛走出监狱大门时，重庆的雾依旧，世界却早已面目全非。
他循着模糊的记忆，找到了已近中年的儿子。在那间狭窄破旧的厂房宿舍里，沙吉夫颤抖着手，想要抚摸儿子的肩膀，却被对方冷冷地侧身躲过。
“我没爹，我爹早就死了。”儿子的眼神里没有重逢的喜悦，只有刻骨铭心的麻木和痛恨，“因为你，我这辈子没进过学门，没升过级，连入伍的资格都没有。你回来做什么？”
沙吉夫僵在原地，那是比当年的枪口更让他绝望的冰冷。他曾为了这一家人放弃了逃生的机会，却最终成了毁掉这一家人生活的罪魁祸首。嘉陵江水静静流淌，他孑然一身走在黄昏的街道上，不仅失去了那个旧时代，也永远失去了这个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