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继能 广州的故事:难忘电影院

9月7日贵版丁粟的文章《许多名字曾被改》,说到“文革”中很多电影院改名,其中“永汉”改为“新闻”,不准确!“永汉电影院”之改名为“新闻电影院”,时间大概在1961年,并且不仅仅是名字的改变,而是确确实把一间普通电影院改为只放映新闻记录片、科教片的“新闻”电影院。其时国人在视像方面对外界的了解,靠的就是《新闻简报》和《世界见闻》,不过见到的已是数个月前的“旧闻”了。与今天随时见到“实况转播”,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例如:《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上映很让电影院火了一把,但那是球赛结束三四个月以后的事了。我知道比利时有个“食饼节”,过节时彼国人士把一碟活蹦乱跳的小鱼咕噜咕噜倒入口中,就是从《世界见闻》中看到的。不过“永汉”自从改为“新闻”后,几乎可用“门堪罗雀”来形容了。那时不是“计划经济”吗?自然也就没有人去算这些帐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州的电影院数量要比现在多,下九路“陶陶居”旁边有一间“新新”,“荔湾广场”现址附近有一间“中山”,长堤“海珠花园”处有一间“长堤”,惠福西路有一间“国泰”,西堤有“西濠”。更不用说中山路上的“新华”、“新星”、“中华”,而“东山”在1986年就被一把大火烧掉了。北京南的“南关”旧址现在卖起了肠粉、家私,它于五十年代之前叫“乐斯”,据当时《晚会》文章介绍,其名来源于《诗经》中的“乐于斯兮”句。


  当时的电影院分“首轮”、“二轮”及专放旧片的“三轮”,“前座”、“后座”、“楼座”票价各不相同。最贵的“新华”楼座票也就三角五分。“儿童”电影院发行一种“套票卡”,二角五分一张,每看一场电影剪去一个角,亦即每卡可看四出戏。笔者其时是中学生,经常逃学去光顾(当然是走路去,坐不起车,有钱坐车不如多看一场电影)。最可气的是“金声”电影院,座位竟是倒过来编的,第一排在影院最后端,让迟到入座者一轮好找。


  最令人难以忘记的就是影院放映香港片的情景了,当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香港“新联”、“长城”、“凤凰”影业公司的电影上映。每次都掀起全城“扑飞”潮,可谓万人空巷。什么“十号风球”、“危楼春晓”、“可怜天下父母心”……令人心悸动。后来因为“突出政治”,在1963年放映完《新婚第一夜》之后,香港片就绝迹了。直到1974年《杂技英豪》上映,广州人才算与香港片重新见了面。


  最令人难以忘怀与回味的,恐怕是旧时电影院蕴含的那一种文化味。几乎每间电影院都有宽敞的大堂,四周贴满电影海报、剧照以及明星照片。徜徉其间,可以养目,可以宽心。影院还免费派发“戏桥”,即电影说明书,内有剧情梗概、演职员名单等。如今的电影院门厅,分隔成多个区间出租,卖眼镜有之,卖服装有之,即使有两平方的一块空地,也用来卖鱼旦、烤肠和奶茶,仿佛每寸空间也要掘出一块金币来。唉!趋利与品味,是那么的不可相容么?那时的电影院,大多设有“观众休息室”,有白开水侍奉,还有“公仔书”、画报。等候入场的观众可在此吹吹风扇、看看书报、伸伸懒腰,偷得浮生半日闲。那一份闲适,今天的人恐怕只可在梦中追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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