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熊蕾 船夫日记 1 week ago
1961年，熊向晖谌筱华夫妇在湖南韶山毛主席故居
近些年，我接触过不少想了解父亲那段“潜伏”经历的媒体人，他们对父亲在1943年和1947年两度发出国民党军“闪击延安”和进攻延安的重要情报却能全身而退的传奇很不理解，甚至臆测胡宗南“通共”或对父亲太有感情，所以“放了熊向晖一马”。
这种臆测毫无根据。有些人只是孤立地看这两次重要情报的成功递送，却不了解父亲那一辈的“闲棋冷子”们以怎样的坚韧和才智在敌营站稳脚跟的经过。
我曾经梳理过1939年3月父亲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之后到1943年7月他向延安送出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情报的四年间做过的一些事：他第一天上任，就赶上战干四团河防大队结业——学员都是县长以上的官员，胡宗南要去讲话。
胡先生7点起床，7点半吃饭，一边吃饭一边看原来的秘书给他准备的讲稿，觉得写得不好，就叫父亲再写一个。
8点钟典礼就要开始，时间不到30分钟。父亲15分钟写好了讲稿，胡先生很满意。1940年3月，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拘押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期间，给胡先生写了一封信，鼓励他抗战到底，并寄来一首诗，抒发自己的感慨，回忆他当年与胡宗南在王曲相处的日子，对王曲的山水风光，诸多感怀。
张学良是借景说事。胡先生看了他的来信和感怀诗，叫父亲先拟稿，给张回一信。他说，咱们也借景说事。意思是不要写得太直露，但表达的意思要写到。父亲的信是这样写的：
汉卿先生：奉读三·四手书，十分眷眷，无限依依！承赐好诗一首，英气凌云，大有波涛澎湃之慨，想见近年来闭门学习之盛！王曲是一很好的名词，好山好水，好平原，有烟云林木之奇，到处衬出伟大，而现在则有好牧场，好酒店，好游泳场，好阅兵场，好小学校，好林场，气象万千，非当年在太史洞晤对时情景矣！在王曲附近之军校学生，将近两万余人，皆为燕赵鲁汴苏浙优秀青年，情绪热烈，杀气腾腾，益显出秦岭壮丽，王曲风光。每在青龙岭上，看山上烟云，天上明月，无不念念数千里外之英雄美人，光明，荣誉，真不胜惓惓之感也。弟年来检讨过去之工作，非常惭愧，尤其在抗战战术上，颇有今是昨非之慨，准备又准备，准备又准备，必不辜负好战场，好江山，好时代。近将离开成都，转回西北，敬以最诚挚之心，祝兄健康！并谢厚意！
弟胡宗南上，三月二十二成都市上
胡先生看了，也是很满意。
1940年7月，军训部副部长兼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到西安视察。之后胡宗南陪着他，分乘两辆小车去兰州。
有一部分先遣人员乘大客车先走了。胡宗南和白崇禧及父亲和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分乘两辆小车先后而行。
谢和赓老伯也是周恩来布置的闲棋冷子，但他和父亲当时却都不知道对方的秘密身份。
一行人沿着西兰公路走到六盘山时，下起了大雨。被称作“稀烂公路”的西兰公路那一段是土路，大雨造成山上塌方，一下子把路堵住了。
此时，前车已开走不见，后面的车还没跟上，就剩下白、胡两位长官及父亲和谢和赓所乘的两辆小车。西北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父亲朝下面一看，一条深沟大约30多丈深，沟里有一间民房。
雨下得很大，天也快黑了。父亲交代司机，把路边石条做的里程碑挖出一块，垫在小车轮胎底下，防止小车滑坡。然后他冒着雨，不顾沟陡路滑，下到沟里，走到那孤零零的民房。家里只一对老夫妻和儿媳妇三口人，儿子外出打工不在家。房子很简陋，屋里两个炕连着，一边有一个灶，另一边还漏雨。父亲安排好借宿事宜，上来跟两位长官说，没有办法，就在这儿过一夜吧。
两位长官由卫士扶着，到了那民房。两个炕，一个让房东全家挤一挤，另一个炕则腾给白崇禧和胡宗南。可是没有饭，只有山药蛋。幸亏他家还有一点干草，而灶头上有两只瓦罐，一只里有一点盐块，另一只是空的。就用干草煮山药蛋，加了一点盐巴，算是晚饭。
照明也没有蜡烛，就用父亲和谢和赓带的手电。当时，外面还在下雨，屋里也在漏雨，大家的衣服、被褥都是潮的。白崇禧和胡先生睡不着，就坐在炕上聊天。
胡先生问白崇禧，我们与共产党斗，能不能斗得过共产党？
白崇禧说：我们是搞上层，共产党搞下层；上层我们占优势，下层共产党占优势；上层人少，下层人多。
胡先生又问：现在抗战，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中枢对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白崇禧说：原来准备抵抗，都在沿海，国防工事都建在那儿，都没有用上。打起来后，日本人一下子包抄 啦，有的工事还没有打开，就丢掉了。现在，重庆那边靠云贵川，湖南不完整了；西北只剩下陕甘宁青，河南不完整了，新疆的形势很复杂。其他的省份都不完整了。现在在这里，西兰公路就是这个样子啊。西兰公路是国防公路，还塌方了，我们还住这儿了。现在只能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父亲说，这是根据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化过来的。
胡先生的提问和白崇禧的回答，很能说明他们在国民党能否斗得过共产党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这个时候和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他们的真心话。
父亲说，这样的想法，在平时，在公开的场合，是听不到的。
而他们谈这样的问题也不避讳父亲和谢和赓，足以说明他们对这两个秘书的信任。
半夜里，白崇禧要小解，可外面还下着雨，他出不去，便顺手拿起灶上的空罐。那媳妇手疾眼快，劈手就夺了过去，说，家中总共就这两只罐是宝贝，怎么能让你当尿罐。
白崇禧一愣，说，好厉害啊！父亲跟他说：就在这屋里尿吧。第二天一早，父亲看雨停了，就跑到上面路上，通过查修军用电话线的修理兵，跟兰州方面联系上，将两位长官和他们一行顺利接到兰州。
临走时，胡先生吩咐给房东400元。
当着白崇禧的面，胡先生说：老百姓这样穷，不革命怎么行！
这件事父亲讲过不止一次，想来给他印象很深。
父亲还讲过当年12月7日，胡先生交代他准备去南五台山祭奠他父亲三周年忌辰的事。胡先生的交代很简单，只告诉用老礼节的仪式祭奠，父亲就懂了。
从布置灵堂、供桌、檀香炉，到准备干果、冷盘、热菜、水果各多少盘，特别是热菜中要有一只鸡，鸡头鸡尾各留一撮毛，以及供奉的牌位，父亲都准备得很周到。
直到祭奠开始后如何给胡先生传递祭品，如何点烛烧香，如何摆放给胡先生行三跪九叩首礼的蒲团并唱喏，父亲安排的一丝不差，胡先生特别满意。父亲说，许多事情是机遇，比如这件事，就是巧合。他事先并不知道胡先生要去祭父，也不可能预先去做充分的准备。
但在整个过程中，胡先生想到的事，他给他办了；没有想到的事，也替他想到、办到了。
而且办理这种事，光凭勤快和机敏不行，还要懂得这些旧礼节，懂得传统的民族文化，需要有知识和生活积累。这些方面，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从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周恩来挑选打入胡宗南部的秘密党员时提出要出身于官宦人家。所以，胡宗南重用父亲，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机遇和巧合。
这之后，父亲随胡先生秘密到河南西峡口会晤汤恩伯，又陪同他去河南和山西分别会晤卫立煌和阎锡山，帮助他安排蒋纬国到前线部队，代表他陪同蒋经国、蒋纬国兄弟在西北考察，参加何应钦在西安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还随同胡先生会见路经西安到延安的中共八路军将领朱德、彭德怀和林彪等。
特别是1942年8月15日至9月14日，蒋介石到西北视察。胡先生到宝鸡机场迎接后，受了风寒，病重无法行走。于是，他命父亲代表他陪侍蒋介石。因为此前两个多月，父亲才陪同蒋经国、蒋纬国兄弟访问西北，后来一直把他们送到重庆，蒋介石在家中接见了他，请他吃饭，表示感谢。
这次父亲随蒋介石先后视察了甘、青、陕等省，重点是视察河西地区，然后回到西安，参加他召集并主持的军事会议。陪同期间，父亲还跟蒋老先生互讲笑话。
父亲还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兴隆岭，勤务兵半夜来叫醒父亲，说胡先生要回西安，他睡不着，正等在车里。半夜一点钟左右，上了车，父亲就打瞌睡。可胡先生精神好啊！看到月亮，他就说，如此良宵，岂可困觉啊！父亲就只好醒来。
胡先生又说，如此良宵，岂可无诗啊！父亲说，胡先生既然如此说，必有佳句了。胡先生说，创新不如复古，我想到曹操，横槊赋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很有气魄。父亲说，今天是有月亮，但没有乌鸦，再说“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不吉利。
胡先生说，你看呢？你有什么佳句啊？
父亲说，你既然说创新不如复古，那还是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那两句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半夜里，只有一辆汽车在公路上，前面没有人，后面也没有人。胡先生就很高兴，说，好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关系，到了1943年7月的时候，父亲在胡先生那里的根已经扎得很深了。这样建立起来的信任度，不是轻易能够动摇的。
因为小时候没听过父亲母亲讲任何与他们工作相关的事，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
在我看来，父亲就是父亲，他关爱我们，我们尊敬他，这就够了。他在“外面”是什么，并不重要。直到我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个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带我去钓鱼台——那时候钓鱼台有点像干部俱乐部的性质，并无今天的警卫森严——我见到了周总理。
总理问我父亲是谁，我这个小毛丫头嗫嚅着不肯说父亲名讳，反而愣头愣脑地对总理说，反正你也不认识他。
总理笑了，说，那你说出来看看嘛。我很不情愿地说，他姓熊。
没想到总理一下子就说出了父亲的名字：噢，熊向晖，我认识他。
我当时非常意外，不明白总理怎么会认识我心目中很平凡的父亲。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和周总理的关系，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了。
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做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做外交工作，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周总理是父亲最崇敬的人之一。
父亲对毛主席，对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帅，也非常崇敬。出于这种崇敬之心，1980年以后，中央党史部门把父亲列为党史“抢救对象”，让他写文章回忆这些伟人和他所经历的那些历史事件时，他欣然动笔，这才有了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章。
遗憾的是，父亲想写的东西并没有全部写出来。一是他身体已经力不从心了。他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晚年又患过膀胱癌、前列腺癌、颈椎骨刺增生压迫脊髓，直到最后罹患肺癌，每年几次住院。二是他太认真，对写作的要求，特别是史实的核实太严格，这不仅影响写作速度，而且也很难找到他合意的助手。我不能给父亲当助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我不够严谨。三是由于这种认真严谨，他容不得重要党史文章的一点失实之处，发现了就要写文章指出，这也花费了他很多精力。我曾经劝他写自己的文章，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那些错误。但是他觉得，扫伪打假，正本清源，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有好几篇订正重要史实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感觉这有如历史学、党史学的一种基本建设，这些文章与父亲的其他文章一样，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种更可宝贵的严谨治学态度。我曾听不止一位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父亲写的文章最真实，最可信。
也是父亲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让他有了好几位党史研究的忘年交。有的是他给别人纠错，别人虚怀若谷地登门求教，有的是别人发现了他行文中的错处，向他指正。父亲对这些同样表现出严谨治学态度的后生晚辈非常欣赏。他们其中的一位就是本书初版的责任编辑傅颐。我觉得傅颐当初的认真编辑给这本书的再版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特此向她表示感谢。这本书以前是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合同到期后，另有一家出版社希望出版，他们的编辑还告诉我，父亲这本书“不是畅销书，是长销书”。但大约是人事更迭的原因，再版此书的事情不了了之。
可是“长销”的话却被他言中，一直不断有人在寻购此书。于是我找到了中信出版社。中信集团是父亲离休前最后供职的单位，中信出版社也是很优秀的出版社。感谢出版社的副总编季红，非常认真地审校了全部书稿，接下了再版此书的工作。父亲虽然没有写过完整的回忆录，但是这些文章，不仅是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共产党人智慧英勇、雄才大略的真实记录，也反映了父亲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