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溯源（下）
如果西湖仅仅是这样的话，它也许就只是一个大水库而已。怪不得当杭州刚刚启动申遗的时候，一位来自北欧的世遗专家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在我的家乡，像这样的湖有几千个。”他们不了解西湖是十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精英的精神家园，是中国各阶层人们世代向往的人间天堂，是中国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名湖”，曾对九至十八世纪东亚地区的文化产生广泛影响。西湖留给人们深刻印象，远远不是因为它具有这位北欧专家说的自然功能，除了秀丽的风光之外，更多的是它一千多年浓得化不开的文化沉积。
自然风景是天然生成，文化内涵却需要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西湖两者兼而有之，实在难能可贵。可以简单回顾一下西湖的人文历史。西湖开始与海隔断，成为内湖后不久的汉代，就传说有金牛出现在湖中，人们认为这是“明圣”的瑞兆。所以在三国、两晋时期，西湖就有“明圣湖”和“金牛湖”这些名字。到了南朝，钱唐县治搬到宝石山麓后，就把它叫做钱唐湖。杭州刚开始建成的时候，许多人仍然叫它钱塘湖，如白居易《钱塘湖春行》诗题所写。因为整个西湖都在县城的西面，在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舫》这两首诗中，就叫它西湖，这是最早出现的“西湖”名称。北宋以后，名家诗文大都以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但直到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中，才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西湖”这个名字。
唐代，西湖面积约有10.8平方公里，比现在湖面面积大了几乎一倍，湖的西部、南部都深入到武林诸山山脚下，香客们可乘船到那里的寺庙拜佛。东北面延伸到武林门一带，松木场附近是一长带形的水面，叫做下湖，到南宋才完全湮塞，所以那时西湖也叫上湖。
尽管西湖天然风光十分秀美，人文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例如早在晋代就建造了灵隐寺，断桥在苏小小那个年代已经存在，陈文帝时始建的永福寺（孤山寺）开始了孤山的开发，比白居易早二十年的杭州刺史贾全在里西湖的西岸造过贾亭。但在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之前，西湖主要是用作杭州城及其郊区综合水利工程的水源，可以说那时西湖不过是个大水库。
不知道什麽时候西湖开始出现葑田，至晚李泌任职时还没有出现葑田危及西湖的情况，不然很负责任的李泌不会不管。仅仅过了四十年，自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以后，事情明显有了变化。因为葑田严重威胁西湖的存在，白居易就成为开始对西湖进行系统整治第一人。他在杭州政简讼平，对轻微违法人员的惩罚是穷人在西湖边上种几棵树，富人清除几亩葑田。以现代的话语就是维稳，维持社会和谐。从此历朝历代（除元代外）负责任的杭州行政首长，不断和葑田作斗争，以求保存西湖，不被葑田湮塞。
白居易对西湖的整治透着浓浓文化气息，里西湖广种莲藕，湖边建莲亭，夏日莲香四溢；在孤山普栽竹林，山侧修竹阁，四时竹影婆娑。这种对西湖充满文化意识的建设，给后世极大的影响。在他的粉丝（苏轼的东坡名号就来自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开辟用于种花的东坡，即忠州城外东面的一片坡地）、北宋的杭州知州、文化名人苏轼手里发扬光大，达到极致。
白居易对西湖的另一大功绩就是极大地提升了西湖的知名度，使天下知道在江南杭州有一个美丽的西湖。正如前面引述的唐宣宗《吊白居易》诗，《长恨歌》、《琵琶行》这两首流传甚广的长诗，已经使白居易在当时“天下无人不识君”。他反复吟颂的西湖，自然会吸引无数骚人墨客纷至沓来，一睹芳容。他们不断写诗作文赞美西湖，又大大加深了西湖的文化内涵，扩大西湖影响，形成良性循环。
历史上对西湖影响最大的，是杭州发展史上极其显赫的吴越国和两宋时期。西湖的全面开发和基本定型正是在此两朝。吴越国（907-978），以杭州为都城，历代国王崇信佛教，在西湖周围兴建大量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给西湖留下大量文化遗存，让后人赞赏并引以为傲。吴越国王钱镠还设置一支千余人的撩湖兵，芟草浚泉，确保了西湖水体的存在，所以在整个吴越国时期西湖一直是波光粼粼。
北宋后期，著名诗人苏轼对西湖治理做出了极大贡献，苏堤就是他治理西湖留给后人的成果。他因乌台诗案被贬任黄州团练副使时，写过一首《食猪肉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杭州治湖中，他把这样制作的美食，用来犒赏参加西湖疏浚的民工，它就是现在的一道杭帮名菜“东坡肉”。后来哲宗亲政任用新党，居然有人借此攻击苏轼，说杭州人痛恨苏轼，要吃东坡肉，真是东坡居士始料未及的。
苏轼两度任职杭州，前后合计达七年之多，占了他生命的十分之一以上，而且是精力最旺盛的壮年时期，为杭州留下比白居易更多诗篇，其中名作迭出，脍炙人口，不少是专门写西湖的，如《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等。与白居易一样，苏轼的知名度，对提升西湖在人们心目中印象功莫大焉。他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使得西湖又有了西子湖的雅称。
南宋定都临安后，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激增，经济繁荣，杭州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前面讲到孤山时已经提到，下面将进一步详细论述。杭州的旅游者，每年除香客外，又增加了各国的使臣、商贾、僧侣，赴京赶考的举子，国内来杭贸易的商人。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在当时世界范围广为人知。
元代尽管对西湖疏于治理，由于南宋末年的两位临安府尹，淳祐年间的赵与踌和咸淳年间的潜皋墅（即《咸淳临安志》作者潜说友），相继两度疏浚西湖，西湖依然是歌舞升平的“销金锅儿”。据《元史》二十三卷记载，至大二年（1309）“江浙杭州驿，半岁之间，使人过者千二百余， 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鸦、鹘，留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余斤”。半年时间路过杭州，官方驿站正式接待的外国使者就有一千二百人之多。西域和西欧各国的商人、旅行家，来杭州游览的，就更多了。最为闻名的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中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元代后期，继南宋“西湖十景”，又有“钱塘十景”，游览范围比宋代有所扩大。明代宣德、正统年间（1426-1449），杭州又开始恢复繁荣，地方官也开始关注西湖。
正德三年（1508），知州杨孟瑛冲破来自豪富们的巨大阻力，在巡按御史车粱支持下，奏请疏浚西湖，由工部拨款。据明《西湖游览志》卷一载：“是年二月兴工，……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拆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疏浚工程使苏堤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一带尽恢复为水面，疏浚挖出的葑泥，除加宽苏堤外，在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后人称杨公堤，杨孟瑛是治理西湖又一大功臣。
明清两代，西湖继续经历了几次疏浚，湖中三岛就是这段时间出现在西湖之中。雍正年间，西湖面积尚有7.54平方公里，但尚有葑滩20多公顷，经过大规模的疏浚后，面积广及现在的西山路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乌龟潭、赤山埠一带。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巡抚李卫用银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二两，开浚西湖湖道，在金沙港、赤山埠、丁家山、茅家埠筑石堰各一座，用以蓄泄沙水入湖。嘉庆五年（1800年），浙江巡抚阮元主持，再次疏浚西湖，至此，现代西湖的轮廓已经形成。民国至今又为西湖建设作出不懈努力，才有今天秀美的西湖。
正如苏轼所讲：“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美是杭州！”。一千多年来白居易、苏轼等文化名人为西湖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如果西湖没有遇到白居易和苏轼们，它就没有今天这样特殊的地位。是中国的文化造就了西湖，西湖本身就是文化。西湖景观反映出中国农耕文明独特的景观审美传统，对十三至二十世纪东亚地区的园艺景观产生了显著影响，具有突出的世界普遍价值。西湖最近获得“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称号，与世界上以自然景观著称的景点相比，西湖人文景观最丰富；与世界上以人文景观著称的景点相比，西湖自然景观最多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