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珩女儿、两弹元勋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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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既新 |
2009年08月02日15:12 来源：人民网
许鹿希(1992年4月 作者摄）
许鹿希，初见这个名字，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她是谁；如果我说“她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大家就明白了。但是，这却是许鹿希最不愿意听到的解释。
我从未遭遇过如此冷峻拒绝的采访对象
我同许鹿希相识，缘于1992年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之时。
杨振宁有个与之有着半个多世纪友谊的朋友邓稼先。邓稼先是中国的两弹元勋，当时已不在世，我要表现杨振宁与他从中学时代开始的亲如兄弟的情谊，收集和拍摄具体独到的素材，就必须要找许鹿希了。
1992年4月初，我去北京为拍摄踩点。为了和许鹿希取得联系，我一边采访其他对象，一边从早到晚往她家和医科大学办公室轮番打电话。那时候，在北京打电话还很不方便，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找电话机。但是连续两天始终没有人接听，直到第三天一早，我从北京西绒线胡同的招待所出门前再试，才听到话筒里传来她平静的声音。原来之前她出差去了，这时刚回到家里。我立刻十分激动地说明自己的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冷淡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听她的语气，要马上挂断电话了，我就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我们的诚意，而且已经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
怕好不容易接上的联系又“掉线”，我越说越详细越急迫，但是，我说了半个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我只好硬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的韧性坚持，最后，她沉默了一下，答应我第二天上门去见一面，不过规定在中午11点半，就是她午餐前的时间。“我12点吃午饭，这之前你必须走！”她语气干脆地说，接着又补充一句：“你得带介绍信来。”
在采访中遭遇这样冷峻的拒绝，在我还是第一次。但正因为这样，使我要探个究竟的好奇心反而更强烈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才知道了意外的背景
第二天一早，在去许鹿希家之前，我先顺道访问了也在西绒线胡同的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三十一中学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校友会的一位老教师接待了我。听到我就要去采访许鹿希，她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光是出了个纪念性的小册子，就为他们家找了很多麻烦：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知能挣多少大钱，也不会这么早死了！”三十一中在校内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不料十几岁的娃娃们也疑问不少，说：“像他这样值吗？”老师们痛心疾首，大声问：“都是这样的价值观，今后国家发展靠什么？”显然，许鹿希对采访的冷淡态度与这背景是大有关系的。
许鹿希的家在北太平庄的一个大院落里，很普通的平顶式住宅楼。进了门只见里面水泥地，白灰墙，裸露的管道和电线，像是没有经过什么装修一样，更没看到有成套像样的体面家具和摆设。
许鹿希把我引进一间显然是待客的房间，那里除了两个布沙发，两把钢管椅，一个写字台，一个小书橱之外，最醒目的就是一幅直接贴在墙上的毛笔字：“两弹元勋邓稼先”，那是张爱萍的手迹。下边有一张装在小镜框里的邓稼先半侧遗像，斜靠在书橱顶上。
相比之下，倒是许鹿希的外表更出乎我的意外：如果不是她在开门的时候说“我就是许鹿希”，我就不会直接认她，因为她那件驼灰色的对襟外衣，那头随意梳拢的齐耳直发，那个肤色黝黑的面容，看去绝对像个劳动妇女，与我头脑里预先勾勒的“元勋夫人、名门之后、大学教授”的形象相去实在太远了。
1984年，突破中子弹后，邓稼先、许鹿希夫妇的纪念合影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似乎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
好在，面对面时的许鹿希，比昨天电话里温和亲切多了；一坐下来交谈，感受到她内在的思想情感，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体会了。果然，一说邓稼先和杨振宁的友谊，她立刻变得言辞委婉语意绵长，成了性情中人，再也没提昨天给我的时间限制，以至我起身告辞时，已过了下午一点半，而她则完全忘记了吃午饭。
许鹿希向我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邓以蛰、杨武之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同住清华西院宿舍，9号、11号更是紧近邻居。邓教美术史，杨教数学，性格很合得来。邓稼先的妈妈和杨老太太都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关系也很好，所以两家是世交。
邓稼先出生于1924年，比杨振宁小两岁。他们两人生性都很顽皮，兴趣也一致，两人都曾在西南联大读书，但因为中学时杨振宁跳了一级，大学里要比邓稼先高三级，就更是一个大哥哥了，所以邓稼先对杨振宁很亲密。
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费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很近的普渡大学，这样他们来往就很方便。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当即回国了，那时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之后两人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是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许鹿希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邓稼先？杨振宁说，中央情报局是不可能去编一个名字恰好与邓稼先同音的。”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到上海之后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说到这里，许鹿希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轻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惨，那些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很多人遭了殃。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有个很有贡献的炸弹专家钱晋，他们拷打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年轻的一批搞光后就轮到高层的了。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侥幸得救。
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其实，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这样的巧合真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简直太绝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虽然最初知道拒绝采访，然而一开口谈这个话题，她就一泻难止了。这让我怦然心动。
谈论原子弹，邓杨两人是那么神秘地心照不宣
许鹿希以轻松的语调说了件轶事：最初见面，杨振宁问邓稼先在什么地方工作，邓稼先说“在北京之外”，“什么单位呢？” “京外。”杨振宁不明究竟，后来到上海就问弟弟杨振汉“京外是什么单位”，杨振汉听了大笑说，“哪有这个单位啊！”
许鹿希说：“实际上，那之前杨振宁早已知道稼先是搞原子弹的了。后来两人见面什么都谈，杨振宁就是不再问稼先有关单位的事情了。”直到最后，在离开北京去上海回美国的飞机舷梯旁，杨振宁突然问送行的邓稼先：据说中国搞原子弹有美国人参加？邓稼先为难地推说：快上飞机吧，我以后告诉你。因为邓稼先肯定和否定都不行：肯定吧，不是事实；否定吧，那就证明他自己也在搞，所以知道。
“其实杨振宁是在测试稼先，” 许鹿希笑着解释。事后邓稼先马上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要尽快答复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没有外国人参加。邓稼先连夜写了封信，交专人送到上海。这时上海市革委会的头头们正在为杨振宁返美饯行，送信的人在宴席上把信交给杨振宁，杨振宁打开一看，知道是中国人自己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搞成功了这样的大事业，顿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为了不至失态，他马上起身到洗手间去了。
对于这件事，在后来的拍摄中，我专门询问过杨振宁，他的回答也是这样的。
许鹿希说，那以后，杨振宁每次来中国，当邓稼先和他在一起时，总是杨振宁口若悬河地讲，邓稼先在一边静静地听。因为杨振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进展，什么都是公开的；而邓稼先恰好相反，什么都是保密的，他不得不谨慎开口，生怕泄漏任何一点“天机”。所以，往往是邓稼先简单提问，杨振宁滔滔回答。
1994年，在“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颁奖典礼上，代邓稼先领奖的许鹿希始终用丈夫的照片遮着自己的脸
邓稼先留下了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
许鹿希非常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有好几个他们相识的人，相同的病，动手术后又活了二三十年。但是邓稼先因为长期从事这工作，骨髓里就有了放射线，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背上的出血瘢有面盆那么大，嘴里全是血，耳朵里也是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
许鹿希特别给我解释说：中国的核试验，外面知道都是成功的，其实有好几次失败，而且事故很严重。那种时候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如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这是一次后果严重得难以预测的事故，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线侵害。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决定性的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的习惯，在上吉普车前返回时，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之后，邓稼先怕许鹿希担心，从没给她看过这张照片。现在这张，是她在赵副部长那里见到之后自己翻拍的。
许鹿希说：“外国情报说中国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而我们自己则说进行了46次，那多出的一次，就是指降落伞没有打开的这一次。后来核弹照原样重做一个，降落伞打开了，也就成功了。”
她说只有中央军委下命令她才接受拍摄采访
两个月后，我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
那天夜里，我给许鹿希打电话落实第二天的拍摄内容和要求，我说除了拍信件和照片，最主要的是要请她讲一段话，说说杨振宁与邓稼先青少年时代的友谊，和杨振宁回国时要求见邓稼先而无意中救了他的事情。想不到许鹿希又断然拒绝了：“这绝对不行！”并严肃质问：“你上次怎么没说要拍我？”意思是如果我上次提出来，她早就回绝了。
她说：“在杨振宁的片子里决不能出现许鹿希！不论你怎么说，我都拒绝!即使杨振宁来动员，我也坚持自己的意见，相信他是会尊重我的。我坚决不拍，因为我不是搞原子弹的！”她又说：“照片不能出我的家门，你们只能在我家里把它拍完。”
第二天我们去许鹿希家，见了面，她却又是那样温和与善解人意。她已准备好了七张照片和两份信函的复制件，不但给我们开电风扇纳凉，还端上了冰镇西瓜。指着一张他们夫妇在医院里与杨振宁的合影，她深情地说，这是邓稼先最后一张照片，当时他正在大出血，嘴角上还有擦不净的血痕。这张照片对她是最宝贵的纪念，她绝对不让它离开自己一步。
我见她这么平和，就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绝情”地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
没有办法，我们只得作罢。等大家坐下来休息时，许鹿希又谈笑风生了，还为她昨天和刚才的坚决拒绝道歉。她表白说：“希望你们理解我们这样一拨人，因为如果为了多赚钱，为了有好的房子、好的家具，那邓稼先肯定不会回国的。我自己也两次去美国，前不久又去了日本，我完全可以留在那里，那里的工资是国内的一百倍……所以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说我们不但能够理解，而且更看重她这样的风骨和人格。
1958年，邓稼先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与家人合影
许鹿希语调沉重地感叹：“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应该被很正确地表达的。但有些人的方式我认为很不妥当，对不理解的人我很害怕。譬如人家要把邓稼先搞原子弹的事拍成他与我许鹿希的爱情故事，就有人这样点过题。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是怎么谈的恋爱？我只回答是世交。我不愿理睬这些专门搞花絮的俗气的人，所以我坚决不答应拍。稼先是个很庄严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被歪曲成儿女私情。我现在开放一点了，是为了给可信赖的人留点真实的东西。”
许鹿希说，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说着说着她就和他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前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她回答说：“你一定要这样写，那你就去写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且你不能用邓稼先的名字。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
北京三十一中学曾经要把校名改为稼先中学，许鹿希没有同意，她认为这个学校出了九位院士，还有很多人才，都是非常棒的，作为中学，应该纪念所有它培养过的人才对，不一定就改为“稼先”。学校通过北京市委找上门来，因为家属不同意，也就没有结果。
许鹿希说：“有的人会求之不得，会巴结上去。你们能理解吗？能理解我的个性吗？我认为要纪念未必要用这种形式，因为另外的人也很棒，不一定要以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
回程路上，我一想到她几次三番地说“希望你们理解”，心中不禁有些悲哀：他们平时竟然就这么不被人理解？以至她总是担心我们也理解不了他们……
1979年,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后,邓稼先(左)与赵敬璞合影于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
在杰出科学家的颁奖会上，她用邓稼先的照片遮着自己的脸
后来，1995年秋的一天，我在谈家桢家的书桌上见到几本“求是科技基金会”的年度纪念册，其中1994年和1995年两册的几张照片中，获奖科学家的行列里都有许鹿希，但是她的形象很特别，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都举着一个装有邓稼先侧面照片的小镜框，严实地遮着自己的脸。虽然匆匆浏览，但还是给了我深深的触动。
许鹿希出席的是求是科技基金“杰出科学家”的颁奖仪式。这个奖是由香港查济民家族出资设立的，规定只颁给在世的有贡献的科学家。但是1994年那一届，十个大奖得主中却有邓稼先这位已去世（1986年）的，评委们一致认为，在中国的核科学中，论功劳贡献，不颁给邓稼先很不合理，所以尽管他已去世，也要给他这个荣誉。许鹿希是代邓稼先去领奖的。
后来香港求是基金会也给我寄来了整套的纪念册。再细看其中许鹿希举着邓稼先的头像遮住自己面孔的照片，我仍然为之感动。我当即给许鹿希打了个问候致意的电话。在话筒的那一端，她显然有些动情：
“那天我举照片得罪了好多记者。他们非要我把照片放下来，说应当正面的显示自己。我没有照办，所以有好多记者不高兴，拉我，要我放下来……宴会上，杨振宁和夫人坐在主桌，他们特意来找我，找了好久才见到我，说你怎么坐在这里？意思是太边上了吧。他们夫妻俩同敬了我一杯酒，杨振宁说非常理解我当时的心情，他们的酒不是光敬我一人的。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他们也是希望，这时候邓稼先如果自己能来……”
两弹一星表彰大会上扑伏在椅背上抽泣的人就是她
1999年9月18日，北京召开两弹一星功臣表彰大会。在中央电视台所作的实况转播中，会场里始终洋溢着昂奋、激动人心的气氛。但是突然间，一个插入的镜头，使我看到台下的座席里，有一位老年妇女，突然扑伏在前排椅背上抽泣起来。当时我心里马上有一个反应：这会不会是许鹿希？
事后，我打电话到北医大解剖学系找许鹿希，她的学生挡驾说，老师不接受任何采访。我再三说明来历，他就要我报出名字，十分钟后再打去。再去电话，他说老师愿意与我交谈，告知了另外一个号码并提醒我，许鹿希最近心情很不好。
在电话里我首先提到上面这个猜测，许鹿希回答说：“那是我。”
许鹿希沉默了一会，似乎是在平静情绪。她说她也不知道是哪位摄像师拍下的：“当时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周围。事后非常后悔，我应当背过脸去，人家都高兴，我怎么哭起来了呢？同这个场合不合拍的，挺抱歉……”
1949年，邓稼先（中）与杨振宁（左）杨振平（右）兄弟合影于美国芝加哥大学
她再三问我“这印象不好吧？”那胆小纯真恰如一个孩子。我说，这有什么不好，你的心情大家都能理解的，而且看了很感动。她这才说，“邓稼先那工作是一个人用一生去做也值得的，别人都这样鼓励我。有个美国朋友打来电话安慰我说：‘请你一定坚强地把自己维护好，好好过日子，邓稼先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老哭。’我听了很感动。许多老同志也打来电话，没有一个责备我的。当时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这虽然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但到今天我还感到抱歉，应该是高兴的呀！”
我们在电话中足足谈了两个小时，我问了她好几个问题，她都详尽地回答了。
她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有人问我：当时你是不是高兴得跳起来了?我回答“不是的。”因为平时家里人的心都提在嗓子眼上，这时只是松了一口气，心放入肚子里去罢了。这28年，对稼先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对家属也是非常残酷的损伤，这点旁人是无法体会的。在外国，搞核武器的科学家是轮换的，而我们中国是同一批人搞到底，从原子弹到氢弹到中子弹。作为家属就这么长期的提心吊胆着，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狂喜。这次发奖只是感觉到，他如果还在世那多好！在世的人非常高兴，非常快乐，唯独我这样的家属心情不一样。所以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像别人一样狂喜过。
我知道，当邓稼先领受任务神秘“消失”的那一年，许鹿希才30岁，而家里既有双方的老人，还有两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许鹿希是许德珩的女儿。当年正好是她母亲诞生一百周年，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她的父母。
她说，父母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回忆到这些事，我心里就难过。许多人认为我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家的小姐，生活一定非常优越，其实正好相反。我父亲年轻时主张抗日，所以被捕了，经过宋庆龄、杨杏佛营救才出狱。五四运动时他是北大学生会主席，也被捕过；后来又被北大解聘教授，到别处去教书，为之家里生活很困苦。我是家中长女，弟弟小我一岁，所以许多事情得我做。当时我们一家的经历，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以理解的。许德珩虽然没有像领袖那样去打仗，但是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不受欺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他后来会那么支持邓稼先搞原子弹。
许鹿希还说，按北方一般的习俗，是常要叫女婿到家来干活、向老人问寒问暖的，而邓稼先非但做不到这一切，还去向不明，还要家人成天为他提心吊胆。之前，我父亲尽管不知女婿在搞原子弹，但知道是搞国防武器，在做保密工程，他又不能问，唯有把好烟好酒留给稼先……
我又提到当年在北京三十一中学听到的介绍，许鹿希说，那老师说的情况确实有的：很多人不理解，说自己如有邓稼先这本事，早去换钱了。1971年杨振宁回国时，许鹿希家里还没有电视机，就有不少人问：你为什么不去向杨振宁要一个？
说稼先是傻瓜的人确实很多，不光当时，到现在还有。我家两个孩子早已习惯，由人去说。他们觉得父亲是了不起的，有这么大的学问，要不是做这事，吃了放射线，可以多活好多年。因为稼先的父亲20岁得了结核病后来还活到了81岁，母亲活到70岁。稼先却只活了62岁……
“我们的孩子是新一代，他们也考虑人生有个值不值得的问题。现在在美国的女儿，不满15岁就插队去了内蒙古，说到当时边界上集结了前苏联的百万军队，她立刻就理解爸爸了，认为爸爸的一生很值得，那个事业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机会去贡献的，他使国家有了脊梁骨……”说到这里，话筒那边传来许鹿希轻轻的欣慰的笑声……
摘自《档案春秋》2009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