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白公守杭（上）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七月，白居易以中书舍人官衔由东司洛阳外放任杭州刺史。隋唐至北宋的漕运干道不是后世的京杭大运河，而是从洛阳西郊引谷、洛二水入黄河，东段通济渠自荥阳汜水镇东北引黄河水，循汴河（原淮河支流），经商丘、宿县、泗县入淮，再经江南运河，由镇江、无锡、苏州、嘉兴至杭州通钱塘江。当时不知什麽原因，汴河未通，白居易只能取道襄阳赴任，水陆七千里，十月才到杭州。长庆四年五月任满，前后三年，实际只有二十一个月。前面说过现在的白堤与白居易没有关系，不过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确实在西湖修过一段堤坝，自宝石山脚先向东再折北，直到今武林门附近，当时人们感念他，称之为白公堤。现在的北山路东面快到环城西路，路名变成白沙路，它就是唐代白居易所修堤坝的一段。真像绕口令一样，唐代的白沙堤是现代的白堤，现代的白沙路是唐代的白堤。白沙路很短，到环城西路为止，仅一百米左右。
杭州人称南面为上，北面为下，至今还把南部城区叫上城区，北部城区叫下城区，也许这和市区地势南高北低，建城以来民国以前行政中心都在城南有关。唐代的西湖比现在大，绕过宝石山现在的松木场也有一部分水面。按照南上北下的习惯叫法，把现在的西湖部分叫上湖，松木场那里小一些的水面叫下湖，下湖湖面并不阔，更像是一段弯曲的河道。从隋炀帝大业六年（610），杨素奉命筑的杭州城到唐代，城区基本没变化。那时杭州城的东、南两面是钱塘江，西面是西湖，只有北面现在的湖墅一带是大片农田，在超山附近向东向南，一直延伸到海宁盐官一带，是当时杭州近郭的主要农业区。
这片土地地势平坦，有在清前期历鹗生活的时候还是大泽的临平湖、槎渎、诏息湖、泛洋湖等湖泊，只是受钱塘江潮水倒灌影响，水质不好，所以还靠西湖的淡水灌溉。不仅如此，杭州春天多雨，夏秋多旱，农田灌溉也要靠西湖调节。为了控制灌溉用水，在李泌任杭州刺史的时候就在上下湖之间建造过一段堤坝。但因为堤身较低，加上没有完整的管理办法，工程效果不明显，农田还是经常用水不足。
白居易到任之后，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决定把原来的湖堤加高数尺，并向东延伸到武林门附近，增加西湖的蓄水能力，保证有足够水源灌溉农田。《新唐书•白居易传》对此有记载：“始筑堤捍钱塘湖，终泄其水，溉田千顷。”这堤原叫李公堤，后来改叫白公堤，李公、白公都是值得杭州人缅怀的老市长，贬低哪一位都不恰当，因此最终就被叫做圣塘堤。这就是见诸史籍记载白居易在杭州修建的白堤，和现在作为里外西湖之间分隔线所称的白堤毫无关系。
白居易在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二十九岁以第四名中进士，是那一科十七名进士中最年轻的。他不无得意地写下了诗句：“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慈恩塔即慈恩寺的大雁塔，唐代新科进士在曲江杏园关宴后，有赴雁塔题名的惯例。白居易中进士后，即遭父丧，丁忧三年后授校书郎，正式进入仕途，唐代许多进士出身的官员，都是从校书郎起步。校书郎为从九品上，品级不高，在京城书库（秘书省）里校对经籍的抄写本，工作清闲，人事关系简单，很适合初入仕途的读书人。白居易还写下一首描写自己校书郎生活的诗：“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待遇不错。唐代的校书郎和后世的翰林院庶吉士有点类似，相当于研究生身份的实习官员，但前程远大。名相张说、张九龄、李德裕都做过校书郎，任过此职的著名诗人更多，除白居易外，从初唐到晚唐还有杨炯、王昌龄、钱起、刘禹锡、元稹（后来也做到宰相）、杜牧、李商隐等。这是因为皇家藏书丰富，书库环境幽静，工作任务清闲，任职时年龄不大，中进士后授校书郎正是积累知识为今后发展作准备的极好机会。有此基础，只要自身继续努力，自然会有所成就。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四月白居易任盩厔(在陕西省，今依其读音，改作更通俗的周至)县尉。这一年的十二月，他同陈鸿、王质夫游玩盩厓的仙游寺，谈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王质夫要白居易作诗。白居易作了一首《长恨歌》，既成之后，王质夫又怂恿陈鸿写了《长恨歌传》。一诗一传立即传遍京兆，白居易文名大振，第二年授翰林院学士。接着元和三年（808）四月除左拾遗，成为一名谏官，这时他的从政态度非常积极，经常上书议论国政。许多意见被皇帝接受，也因此受到上司和同僚的嫉恨。两年后调任京兆户曹参军，离开言路，第二年母亡离职丁忧三年。
起复后，因为白居易名气很响，执政者不愿意让他参政议政，以明升暗降的办法，把他由丁忧前七品的京兆户曹参军一下子提升为五品的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是一个只教太子读书，不得干预政事的宫官（东宫官员）。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遇刺，白居易忍不住带头上疏请捕刺武相贼。继任宰相认为宫官不应当先于谏官言事，这时嫉恨白居易的人乘机诬陷他，说白居易的母亲是因为看花坠井而死，白居易却作赏花及新井诗，大大的不孝，于是奏准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几年后裴度任宰相，重新检查此案，证实白居易的赏花及新井诗是在盩厔县尉任上所作，白居易母亲也没有看花坠井死亡的事，得以平反。
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后，即使后来平反升官，回到中央政府任职，政治态度有很大变化。正如《新唐书•白居易传》中所写：“居易被遇宪宗时，事无不言，湔剔抉摩，多见听可，然为当路所忌，遂摈斥，所蕴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复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辄病去，遂无立功名意。” 《旧唐书•白居易传》中也有类似记载。这说明白居易的后半生对唐皇朝已经完全不抱希望，只求明哲保身，为官态度趋向消极。但对于百姓仍怀赤子之心，在地方官任上，努力造福民众。所以别人都千方百计钻营做升职快的京官，他为了避免卷入当时朝廷上牛李党争，却要求外放做地方官，先后任杭州刺史和苏州刺史，极得民心。晚年他对自己做地方官时的政绩还是相当满意的。
白居易的能力是明摆着的，只是生不逢时，遇到的是几位受太监操纵的年幼皇帝。后来晚唐最有作为的皇帝唐宣宗即位，对大臣间的党争甚为不满，并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唐宣宗十分欣赏白居易不卷入党争的态度。即位后决定宰相的人选，首先想到的是白居易，但下诏时，白居易已去世八个月了。为此唐宣宗还写下《吊白居易》，深表怀念之情：“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白居易对于自己在杭州的工作情况，白居易有《三年为刺史二首》作了自我总结。第一首：“三年为刺史，无政在人口。唯向郡城中，题诗十余首。惭非甘棠咏，岂有思人不？”甘棠咏指《诗经》国风召南中的一篇诗章“甘棠”，思念召公姬奭执政时，为民众排忧释纷而不扰民的事。第二首：“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檗指一味很苦的中药黄檗，喝冷水，吃苦味的食品，形容生活清苦，为人清白。
这两首诗中，白居易自谦在杭州做了三年刺史，没有什麽政绩，只不过写了十余首诗，也绝不是诗经中的甘棠之章，哪里会有人怀念。三年刺史相当辛苦，今天离开杭州，在天竺取两块石头留念，不伤清白却对我很珍贵，十分满足。事实与白居易的自谦相反，他在杭州任刺史的短短二十个月，除了前面讲过的恢复六井，使百姓重新饮到西湖水外，在治理杭城水源地：西湖做了许多工作，收到很好的长期效果。他的政绩有口皆碑，以致有“合郡咸感德，离别情依依”的美誉。长庆四年五月奉诏离别杭州赴洛阳之际，杭城百姓夹道欢送，今天在六公园圣塘闸亭附近有一名为“惜别白公”的群雕，再现了当年场景。他自己也留下诗句：“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别州民》）。
实际上“唯向郡城中，题诗十余首”，对杭州历史的有利影响也非同小可。谭其骧先生在《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演讲中说得好：“长庆中，白居易守杭，酷爱湖山，眈眤云树，新词艳曲，叠出不穷，其《湖上春行》《春题湖上》《余杭形胜》诸诗，已曲尽风物之胜。既去任，犹不胜回恋，有《留题天竺灵隐》《留别西湖》《思杭州旧游》《忆杭州梅花》《答客问杭州》等篇。乐天在当时，诗名震撼一世，西湖经其品题，声价自必十倍。盖自此而后，西湖遂为世人所周知，杭州遂为四方文士胜流好游赏者所麇（qún）集。其后北宋熙宁、元祐中苏轼又以第一流诗人两任杭州，篇什之丰，过于乐天。前人每谓‘杭州巨美，自白、苏而益彰’，洵属知言。”可以说没有白居易的诗，以及后来苏轼的诗，西湖决不会名闻古今中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