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冯玉祥与苏联的关系

１９２６年冯玉祥访苏问题研究zt

李朝阳

冯玉祥是一个摇摆于反动势力和进步阵营之间，在追求个人权势的扩张和救国救民的双重目标的矛盾中不断追逐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潮流，并最终走向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人。在他历经曲折走向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过程中，与苏联的合作特别是在１９２６年访问苏联是其重要一环。然而，关于冯玉祥１９２６年对苏联的访问，却又如同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最多只是被轻轻带过?１?，还没有被深入研究。本文不惴冒昧，愿就此求教于方家。

一
１９２５年，冯玉祥向苏联提出了援助的要求，并很快得到了同意。这是一次相互利用的实用主义的合作，充斥着矛盾与冲突，合作遇到了很大困难是冯玉祥１９２６年访问苏联的重要因素。

北京政变后，国民军控制京畿，北京政局一度有利于冯玉祥。然而，冯玉祥因“倒戈”行为被北洋集团所不容，在与奉张的争权夺利中形势日渐不利。冯玉祥瞩望的国民党势力尚偏于广州一隅，力量有限，不能对国民军有很大帮助。长期以来处于直系边缘的冯玉祥军饷短缺、装备奇缺，发动北京政变从根本上讲就是解决自己的军事力量发展受限问题。北京政变后，国民军控制区虽地域广大，但大部分处于贫瘠荒凉的西北和落后残破、号称“四战之地”的河南，远离工业发达地区，无法满足国民军日益增长的对武器装备和饷项的要求。奉系军阀日益迫近的巨大威胁，使国民军急于增强实力以尽快赶上在武器和人数上都占优势的奉军。寻求外援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苏联是唯一可能向国民军提供大量援助的国家。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中国军阀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重视列强的外交态度。冯玉祥背后无任何帝国主义背景，帝国主义列强对国民军占领北京感到不安，焦虑地注视着中国北方政局的发展。它们不仅不会支持冯玉祥，反而联合反冯。国民军控制区无出海口，使得国民军很难通过海路得到急需的外来武器。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冯玉祥控制的西北与苏联相邻，可通过陆路运输苏联援助的军事物资，苏联也有意支持国民军。这样，冯玉祥把求援的目光投向苏联。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苏联的对华政策有双重性：一方面要推进中国革命，并通过推进中国革命改变苏联在世界上孤立的局面；另一方面要维护苏联在华利益。为此，苏联在中国选择能协助其实现双重目标的合作者。北京政变后，苏联政府逐渐认识到国民军成了中国军事政治斗争中新的独立因素，它的突起为苏联将国共合作战略扩展到北方、发展中国革命运动提供了条件。苏联政府把冯玉祥的国民军当作可以争取的力量，即通过物资援助，促使国民军转变为中国革命力量，以期与国民党南北呼应，形成对直、奉军阀夹击之势，这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战略价值。

为保证自己的国家利益，苏联在选择合作者时非常看重中国的实力派，谁有实力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有可能与苏联联合反日，就希望与谁合作。北京政变后，与苏联交恶的日本和亲日反苏的张作霖的势力的发展，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威胁到了它在中国的利益。冯玉祥与奉系争霸符合苏联利益。但此时奉张气焰极旺，国民军已显劣势，若张作霖执掌北京政权，“深足为苏联之危害”。苏联方面选中国民军，希望通过加强它的力量牵制张作霖，以争取与日本在远东的角逐中处于有利形势。

考察冯玉祥与苏联合作的原因，可以看到合作双方各怀目的，实用主义则是他们共同遵奉的原则。

在寻求外来支持中，与其他军阀不同的是，冯玉祥找的靠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接受苏联的援助并非冯玉祥进步的标志，他只是把苏联看作是对中国有重要影响的列强之一，是唯一可能满足其军事需要、摆脱巨大压力和发展自身实力的外部力量。冯玉祥感兴趣的是其武器弹药，而非社会主义制度、政治理念。

苏联援助冯玉祥，一方面是要借助国民军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要维护苏联国家利益，而且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是能否提供援助的前提条件。苏联方面在向冯玉祥提供援助时，要求他必须接受以下条件：“提供的援助应当是有偿的”；“在冯玉祥、外蒙古和我们之间订立三方友好互助口头协议，冯玉祥作出关于接受我们对蒙古的计划和关于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向外国人提供任何租界的单方面书面保证。”

所谓“苏联对蒙古的计划和有关租界的要求”，从苏联一贯政策可知，是要冯玉祥承认外蒙独立、同意苏军驻扎外蒙并在国民军势力范围内向苏联提供租界，这是典型的民族利己主义，是要通过支持冯玉祥谋求苏联国家利益。目前尚没有直接资料证明冯玉祥接受了上述条件，但从国民军不断得到苏联军援，而“只有在加拉罕同志得到有关租界的答复后才继续发送武器”的情况来分析，不会是冯玉祥所声称的，“双方均无条件，只为帮助我们完成国民革命。”

冯玉祥与苏联都是在实用主义的驱使下，怀着相互利用的目的走到一起来的。

按照使国民军具有能够同奉系军阀相抗衡实力的标准，苏联从提供武器装备和派遣军事顾问两方面对国民军予以援助。援助的数量虽常根据中国及国民军的情况变化有所增减，但总量是可观的：给冯玉祥直接控制的国民军一军步枪２５万支，机枪１４０挺，火炮４２门，子弹和炮弹数量与步枪、机枪和火炮数量相适应，军刀５０００把，飞机６架，３万件防瓦斯面具，１０件投火器，４００部电话，马３０００骑，手榴弹１００００枚等；苏联还曾打算在蒙古境内组建一支国际部队以便支援冯玉祥。受运输武器装备路途遥远、费用高昂及其它原因，国民军实际得到的军火数量小于苏联准备援助的总量。

苏联对冯玉祥的援助既是大量的，也是谨慎的，在这一过程中，时时保持着对冯玉祥的戒备与怀疑。在决定给国民军以援助时，苏联政府就认识到“这些国民军的社会基础和北方其他集团的基础一样，虽然这些军队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但是意志并不坚决，各军的司令都没有革命的经历，而军队本身也没有革命的传统。”

１９２５年６、７月，正当苏联武器源源不断地运抵国民军时，因为苏联怀疑冯玉祥“有可疑与不可靠处”，斯大林下令对未起运的武器停运。冯玉祥急派熊斌为团长的代表团赴俄考察军事、政治，并派留学生三十名，以示革命决心，“实际上是要求继续起运武器，表示革命意志。”

冯玉祥一面争取与苏联合作以取得大量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又不情愿接纳苏联顾问，担心他们是政治宣传员，而非军事专家，害怕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会被削弱。苏联顾问不得不言行审慎，“军事教官只从事军事教导，不进行政治议论。”五卅运动中，冯玉祥的表现一度比较左倾?１０?，加上李大钊、徐谦的争取，才出现了一些开展政治工作的条件。在苏联顾问费林特编写好讲座教材：“帝国主义、中国与苏俄”后，必须经过冯玉祥批准教学提纲，“在头几次讲课时”，苏联顾问说话“十分谨慎。”由于冯玉祥对苏联顾问开展政治工作的猜疑，对国民军进行思想灌输的任务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既合作又猜疑，这是冯玉祥与苏联的实用主义合作导致的必然结果。双方的合作增强了国民军同奉系军阀相抗衡的实力，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国民军由北京政变时的３个军、５万余人，发展到１９２６年１月最盛时的５个军、３０万人，其势力范围也扩展到京、津、冀、豫、热河、绥远、察哈尔、陕、甘、鲁等地区。

国民军由装备奇缺，远远落后于奉、直军阀变为“当时的武器以东北军最好，我们西北军第二，吴佩孚比我们差”。苏联方面也对国民军的进步予以肯定。然而，双方的猜疑又影响了合作效果。１９２６年４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出，在国民军中“物质支持与我们工作的开展和我们影响的加强不是很协调”，所取得的工作成果“是很不够的，在有些场合简直毫无成果可言。”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国民军在受到讨赤联军进攻时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与苏联合作中既合作又猜疑，再加上冯玉祥与国民党的关系摇摆不定，使得他在“帝国主义眼中是赤化的，可是在人民眼中仍是军阀。”冯玉祥必将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受英、日支持的几十万讨赤联军的进攻面前陷于孤立，不得不以下野的手段躲避讨赤联军打击的锋芒。冯玉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提出去苏联访问。

二
１９２６年初，冯玉祥决定辞职下野赴苏联访问。据鹿钟麟回忆，冯玉祥此行的目的，“固以学习游历为名，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寻求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以便重整旗鼓。”

鹿钟麟的说法不无合理之处，但在主要是为了寻求苏联进一步的支持和援助，以防止自己辛辛苦苦培植的个人武装被消灭的同时，也不排除冯玉祥确有学习苏联革命理论、苏联红军斗争经验的意图。这是因为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社会关于苏联的各种说法不一，加上与苏联的合作及受苏联顾问的影响，求知欲望很强的冯玉祥对苏联产生很大的兴趣是可以推测的。在军事上陷入困境，在感到自己的救国救民的理想的实现遭遇挫折时，冯玉祥具有到苏联学习治军之道、救国之方的迫切希望也可以想象。

苏联大使加拉罕在得知冯玉祥的愿望后，曾委托李大钊劝他在当时的形势下不要离开国民军，过一个时期后看看战局变化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但是冯玉祥一再申明：他必须亲自去苏联学习革命经验，回来才能有办法去革命，并说他把军队交给张之江等人指挥不会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拉罕邀请冯玉祥的外事处长唐悦良到北京，研究冯玉祥去苏联问题。经过商谈，加拉罕表示苏联政府欢迎冯玉祥去苏联参观，同时建议，为避免帝国主义者和段祺瑞、张作霖的注意，最好通过外交途径，由外交部发给去德国访问途经苏联的护照。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０日，冯玉祥由平地泉启程赴苏，２２日抵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库伦，他在这里滞留了一个多月。冯夫人李德全准备在此分娩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并非主要原因。滞留此地，一方面是想在此观察国内时局能否如其所期待的朝有利于国民军的方向转变；更重要的是，由于国民军在“三一八”运动中的软弱表现，苏联方面怀疑冯玉祥有勾结反动势力镇压人民群众的嫌疑，遂决定让他暂缓赴苏。直到４月２８日，冯玉祥才怀着苦闷的心情离开库伦，赶赴莫斯科。

在库伦期间，冯玉祥的思想发生了初步的变化。蒙古人民革命党委员长丹巴多次给他讲蒙古人民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就及军队的组建、训练与生活情况，亲自陪冯到军队和有关部门参观?１９?，并向他说明蒙古人民的各项成就主要是依靠党的领导取得的。

苏联驻库伦公使向冯玉祥介绍了有关苏联的政治组织及社会制度、宪法等问题，普里马科夫为他讲解《列宁传》，第三国际驻库伦代表阿母加给他讲解了第一、第二、第三国际成立、发展的历史。冯玉祥在这一时期内反复阅读《三民主义》，“而益知其重要”。

４月３日，鲍罗廷、于右任等３０余人到达库伦与冯玉祥讨论了国民党与国民军合作的细节问题，并劝告冯加入国民党。鲍罗廷对他说：“您拥有中国最强毅的军队，口称爱国，但不知您的救国方针，具体计划如何？何时实现？假设您的救国大策优于国民党，我们可以离国民党来助您；假使没有，就请您加入国民党，接受其主义和政策，联合一致，共计革命的成功，这是我们的希望！”当时冯说： “我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更没有具体办法，耿耿此心，是仰慕中山先生的为人和主张的。”鲍罗廷的一番话对正因国民军连连失利处于苦闷中的冯玉祥震动很大。苏联方面暂缓其入境，也给他很大压力，他急于通过加入国民党表明心迹，寻求苏联援助。经过一夜的考虑，冯玉祥决定加入国民党。

当时，外蒙已自行宣告独立，但中国政府一直不予承认。冯玉祥到库伦后，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据由冯玉祥推荐任北京政府驻库伦代表的毛以亨称，丹巴曾向冯玉祥提出要他承认外蒙独立。冯玉祥答应“承认外蒙独立”，“不过要待我们革命成功之后。”冯玉祥做这一表态，是因为他考虑到丹巴的要求的背后必有苏联政府的支持，担心如不答应，会影响国民军急需的苏援，且库伦为苏援的必经之地，将无法保证苏援安全运抵国民军。冯玉祥的这一回答可能是在施缓兵之计，但为了本军事集团的私利而在国家、民族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做交易，不能不说是错误的。

５月９日，冯玉祥一行抵达莫斯科。前来车站欢迎的有红军总参谋长、莫斯科卫戍司令等?２４?，并举行了阅兵式。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高举“欢迎国民军领袖——中国工农运动的捍卫者！”的条幅，高呼“中国国民军万岁”的口号。苏联方面精心安排的欢迎仪式表明了在试图重新联合吴佩孚以对抗张作霖和日本在远东的扩张无望的情况下对冯玉祥的重视。这使得急需苏联援助的冯玉祥看到了希望，也很受感动，他表态“我到苏联来，是为了加强把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友好纽带和学习苏联建设与红军在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我很高兴到苏联来，在这儿找到了中国将来发展的榜样。”

５月１０日，冯玉祥瞻仰了列宁墓，郑重宣布他决心“为国民党一员”，“努力致力于中国国民革命。”次日晚，冯玉祥参加了中山大学的欢迎仪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致欢迎词，特别强调冯玉祥出生于没有土地的农民家庭，他父亲又是个工人，因此他对工农群众是很了解的。拉狄克又着重指出，现在中国华北的革命运动正需要冯玉祥这样一位领导者。冯玉祥高兴地致答词，一开头就自我介绍他是工人的儿子，接着说：“我们军队过去一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反对军阀互相争夺地盘，做帝国主义走狗，反对残害中国人民的内战。我将永远和大家在一起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主义而奋斗。”随后，他称赞苏联的政治制度、人民生活，最后表示：“中国若不决行革命，改善贫民兵士待遇，国家民族，皆至危险”。冯玉祥的演讲得到了雷鸣般的掌声。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许多领导人都会见了冯玉祥。５月１８日，冯玉祥拜会苏联人民政府主席加里宁，加里宁向冯玉祥谈到：“一、革命家须仰仗本国，不可仰赖外国。二、革命军队，须与农民合作。三、军事外须侧重政治。四、人民全般，须依赖革命军队”。

６月４日，托洛斯基与冯玉祥进行了长达３个小时的谈话，为他讲述了革命方略一类的问题，告诉冯玉祥“一、治国非一党不可。二、治军在主义，不在武器。三、作战以骑兵为要，尤重在宣传”。契切林、伏罗希洛夫、普里斯卡娅、拉狄克、季诺维也夫都会见了冯玉祥。由于斯大林正在黑海养病，因此未来谋面。斯大林还特别给冯玉祥写了一封信，说等他病好，再行约会。在上述谈话中，冯玉祥不仅学到了许多新的革命知识，苏联大多数领导人的生活简朴、平易近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给冯玉祥施加更多的思想影响，为推动国民军向革命的武力转化创造条件。苏联方面安排顾问为他讲授革命理论，开始是普里马科夫，后又改派乌斯曼诺夫。乌斯曼诺夫给冯玉祥讲辨证唯物论，教冯玉祥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释当代的政治问题。他们还经常开展讨论，涉及的范围很广，如：远东革命的性质，西欧的现状，党的组织原则，经济学原理，孙中山著作，革命与革命者，军民合作的重要性，帝国主义的本质，等等。围绕上述课题，冯玉祥还读了不少的论著。冯玉祥宣称，列宁的著作使他懂得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为冯玉祥安排大量的参观活动，也是苏联力图影响他的思想的重要手段。冯玉祥在苏联人的陪同下，参观了海陆军的军事设施、工厂、学校、图书馆、动物园和各种博物馆。他还多次与普通人民群众交流，了解苏联的实际情况。这些活动使冯玉祥了解到十月革命后苏联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方面还有意识地让冯玉祥参观国家银行，使他“见其金库内贮藏黄、白金砖无数，知俄国富力渐恢复也。”这些很可能是意在暗示冯玉祥，只要支持国民革命，苏联就有足够的力量援助他；只要国民革命成功，中国也会像苏联一样飞速前进。

苏联方面还安排中国共产党人去做冯玉祥的思想工作。中山大学党的负责人朱务善、周达文按照拉狄克的安排，帮助冯玉祥了解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他们给冯玉祥讲解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运动都因没有革命政党的领导而失败的教训，指出现阶段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必须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领导下，团结人民大众共同战斗才能取得胜利，以及革命军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等。蔡和森为他讲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当时高唱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情况”的谬论，同时他又讲了国共合作的“三大政策”。刘伯坚向冯玉祥讲了思想政治工作在苏联红军建设中的重要性，探讨了国民军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冯玉祥在听了这些讲解后，很受启发，一再要求共产国际派刘伯坚同他一走回国民军工作。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要求。

冯玉祥当然不会忘记他到苏联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更多援助，国民军在国内苦战中连连失利，使忧心仲仲的冯玉祥在苏联坐卧不安，加紧了争取苏联进一步援助的努力。但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１９２６年５月２０日却决定“告诉冯，我们现在不能向他提供他要求我们提供的援助，我们只能给他最低限度的援助。”６月７日，苏联方面决定向冯玉祥“提供物质援助，向他转交按照基本计划尚未提供的其余武器和弹药，以及总额为４３４３６１７卢布和５０戈比的备件”，“使其成为进一步加强军队的保证。”８月，冯玉祥再次向苏联方面请求援助，但是苏联对他所要求的支持和援助，“仅得到原则上的同意，没有得到具体的结果。”

苏联政府做出这一表态，一是因为国民军的前途未甫，有可能会彻底失败，而苏联方面需要的是有实力的合作者；二是因为冯玉祥回国后的政治态度如何，苏联方面尚不能十分确定，答应“最低限度的援助”既可拉住冯玉祥，又可逼迫他做出进一步有利于中国革命和苏联利益的行为。在五原誓师后，苏联政府看到冯玉祥在政治上有了明确态度，国民军也逐渐恢复力量时，便答应提供给国民军大量援助，凡是国民军“所需要的武器弹药，可以从苏联在库伦的军械库拨给。数量、种类不限制。”

早在５月２０日，苏联方面就“建议冯到军队中去”。南口兵败的消息传来使冯玉祥心急如焚，同时他知道广东国民革命军已开始北伐，重振国民军，扩张个人势力的时机已经来临，遂决计回国。于是，经过几天急促的准备，冯玉祥于８月１７日同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福林及中共党员刘伯坚等离开莫斯科，踏上回国的路程。

三
在五原誓师时，冯玉祥表示自己到苏联访问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冯玉祥在这里所讲的“有了办法”，既指苏联答应的继续援助，又指他所学到的一些能帮助改造国民军，实现扩张个人权势和救国救民双重目标的方法。相比之下，后者对冯玉祥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影响更大一些。

冯玉祥认识到了政治理论对于行动的指导作用。长期以来，冯玉祥抱有朴素的救国救民思想，也有过一些革命的实践，但正如他本人所说的，“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点两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作法，”这使得他“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到苏联后，“才恍然大悟”。他逐渐认识到“余之短处，在只顾眼前，无远大眼光；在偏重军事，无政治方法”，只有具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才能不断取得胜利，而“势力之不足恃，昔则有若秦皇汉武，近则有若袁世凯，以及目前之军阀、财阀，当其志得气扬之时，何尝不炙手可热？迨一旦事过境迁，云散雪消，所谓势力者，安在哉？孔孟以仁义立说，中山倡三民主义，其传愈远，其光愈著，乃知人之所以能屹然得立于千古者，在此而不在彼也。”他表示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瞩，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

冯玉祥认识到了革命政党的重要性。受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群而不党的影响，冯玉祥把现代政党组织看作封建的朋党，把国民党视为营私结党的小集团。在库伦期间，冯玉祥决定加入国民党。到莫斯科后，苏联领导人、俄国顾问、中国共产党人向他反复阐明政党的作用。冯玉祥也从考察中感受到“苏联虽是一党专政，但对于非党员毫无歧视，对于党员亦毫不偏袒”，这与他过去对政党的认识迥然不同。他还看到苏联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认识到“举俄之所谓百废俱兴者，果何故也，是有发动之机关在，发动机关为何？党是也，党之功用大矣哉”，得出了“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为行动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

１９２６年６月，冯玉祥派刘骥、李鸣钟二人赴粤商讨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事宜，并代替他办理入党手续。冯玉祥为表示对加入国民党的诚意，在莫斯科宣布率全军加入国民党。８月２３日，冯玉祥被任命为国民军的国民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自此，国民军与国民党由同盟关系变为隶属关系。

冯玉祥认识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长期以来，冯玉祥以基督教义、中国传统文化及军阀思想的混合物来治军，以与广大官兵同甘共苦、体贴、爱护部属为手段笼络军心，他虽然曾为国民军提出过“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报国”等口号，但并未进行有意识的思想政治工作。如前所述，他还对国民党、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在国民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持怀疑和警惕态度。在苏联，他多次接受了军队政治工作重要性的教育，也看到苏联红军很注重政治工作，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冯玉祥认为：“红军的教育原则是史无前例的。”因而，他邀请了刘伯坚等一同回国，指导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在刘伯坚问冯：“在当前张、吴联合进攻国民军的情况下，你回去准备用什么办法振奋士气”时，他还有把握地说：“这个军队的官兵是我一手教育培养起来的，他们完全听我的，跟着我行动。加上我在此地学习的革命经验，全体官兵一定能在我的指挥下，成为国民党的革命军队，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牺牲。”回国后，冯玉祥于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６日、２７日和１０月２０日，先后三次发出电令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指出：“盖政治为实用武力之目标，武力为改良政治之工具。……可见政治工作，与军队关系极大。”１２月，他又通电各路、师、旅主官“务以政治工作为性命根本之事加以督促，并特别重视政治人员助其工作。”国民军联军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政治教育，迅速给注入了三民主义等新动力。

冯玉祥认识到了军队与民众结合的重要性。过去，作为一个具有朴素的救国救民思想的军阀，冯玉祥也曾多次做过改良人民生活、维护工农利益的事情，但并不知道军队与民众相结合的重要性，更不懂得如何结合。在苏联考察期间，苏联顾问为他讲解了“军队与民众合作要义”，使他认识到辛亥革命及民国以来，“努力革命者”“屈指难数”，“演出轰轰烈烈之革命事迹，只为民众不为援助，率致伟业难成”，发出了“果国民之智识健全，则北洋派必不能长此作恶，先烈亦不致饮恨千古矣，国民，国民，可不速醒耶”的感慨。他决心“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深相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之团体，共负革命之责任。”冯玉祥回国后，冯玉祥在一段时间内注意使军队与民众相结合，与过去单纯宣传不扰民、真爱民有很大不同的是，他要求建立民众的武力，保护农民协会、工会及其它群众团体的活动，先后颁发了《将军队须是为民众的武力标语缝于右襟》、《注意纪律与民众合而为一》、《赔偿倒毙民间驼骡》、《不准践踏禾苗》、《不准占驻学校》、《对与老百姓服务之官兵应切实注意之事件十条》、《切实与民众联合》等通电，制订了《临时劳动法》。在攻克洛阳后，他总结道：“武力与民众结合者，必获胜利一语，亦已于此战结果，得充分之证明。”

这些认识，表明了访问苏联使冯玉祥的思想有了很大进步，并对冯玉祥的历史及中国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由基督信徒转为三民主义信徒；由在“赤”和“白”间摇摆到转向革命阵营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然而，他的进步是有限的。据毛以亨所称，冯玉祥在苏联时曾经确定了一个原则，即“决不可听错冒充主义的话，而装做信仰共产主义的样子，去高攀要加入共产党。”普里马科夫也曾告诉冯玉祥，苏联方面希望他加入共产党。冯玉祥则表示“他是国民党党员，所以不考虑加入共产党问题。”这一说法确否，还待查考。不过，冯玉祥的思想水平远远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是可以肯定的。尽管苏联领导人、苏联专家、顾问及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多次为他讲授马克思主义，但是冯玉祥对马克思主义并不理解，特别是不承认中国存在阶级斗争，同时也没有向理解的方面去努力。冯玉祥依旧幻想用改良的方法解决救国救民的问题。在苏联期间，冯玉祥拟订了一个“本国政治改革计划大纲”，主要内容是限制富人、帮助穷人，铲除资本教育制度，对“凡自愿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列强，“均视为友邦，其自愿取消不平等条约，并帮助取消他国对我国不平等条约者，则以最惠国待遇。”但对如何对待不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列强则毫无论及。抱着 “军事第一”的思想，他所集中研究的是共产党所用的某些革命方法，时时考虑的是如何用这些方法改造国民军，扩展个人势力。冯玉祥的扩张个人权势和救国救民双重目标的思想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与苏联合作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没有根本改变，这也是他不到一年后便走向清党反共、与苏联分手的重要思想原因。

冯玉祥访问苏联，在思想上有所进步但又有限是正常的。一方面冯玉祥长期以来只是一个北洋军阀集团中较为进步的人物，不能希望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另一方面，在冯玉祥与苏联合作过程中，双方的实用主义态度也制约了冯玉祥思想上的进步。然而，经过到苏联的访问，冯玉祥耳闻目睹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巨大变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勃勃生机留给他的美好印象和所收教育的影响是长远的。当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重新考虑个人出路和国家、人民出路时，这些东西就会发挥作用，这也是他在反动后一点点觉醒，与共产党、苏联重新合作，最终转到新民主主义中国方向上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