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高级战犯，被集中关押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1960年春，这些战犯又被送到了“新家”秦城监狱。
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央的八角塔楼，登上塔楼，可以环视功德林的全貌
“四郎探母”事件
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大部分战犯，都能脚踏实地接受改造，但也有人态度消极。
汤尧，原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
原 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就是出了名的落后分子。他整天吊儿郎当，经常讽刺积极接受改造的人。有一次，汤尧为此受到批评后，在卫生间里高唱《四郎探母》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明显是在发泄心头的不满。另一名战犯听到后质问他：“这样一个严肃的改造机关是‘笼子’吗？你是什么样的鸟？你要展 翅飞回台湾吗？”
第 二天，监狱里召开对汤尧的批判会，让他检讨唱《四郎探母》的思想根源。他不慌不忙地辩解说：“我想效仿‘阿Q精神’，来一个自我安慰，把自己比作被囚禁在 笼中的小鸟，希望能展翅飞到人民行列中去，为祖国建设作贡献。”这种检讨显然无法过关。在管理干部的追问下，汤尧最终承认他想早日逃到台湾，继续与共产党 作对。
战犯们都认为，他肯定会受到重罚。但出人意料的是，管理干部反倒表扬了汤尧：“你们当中有这样思想的人很多，只是没有人敢这样暴露。政府鼓励大家暴露思想，暴露了就会慢慢地去改。”“吃软不吃硬”的汤尧被管理人员的这番话打动了，此后有了积极的改变。
沈醉给人剃头剃出血
多数战犯过去都是养尊处优的人，让他们自愿参加劳动，谈何容易。最初，秦城监狱的管理干部，只让高级战犯们象征性地参加一些劳动。后来，管理干部宣布了“自动报名，量力而行”的办法，要求他们每周都要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如缝纫、理发、洗涤、修鞋、烧开水等。
沈醉，原国民党军统局总务处处长
原 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当时不到50岁，在高级战犯中算是年轻力壮的。他报名参加了缝纫组、理发班和送饭组。沈醉虽然积极，但毕竟干什么都“手 生”，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他爱上了踩缝纫机，但常常把机针弄断。每到这时，他都会急得满头大汗，担心被扣上“损坏公物”的帽子，就连忙写检讨，请求处 分。
沈醉还喜欢给人理发。刚学会理发不久，一次，他拿着剃刀给另一名高级战犯刮头发，刚动手就听到对方大声叫“痛”，几乎与此同时，他正在打理的脑袋上冒出一股鲜血。这次“事故”之后，沈醉意识到自己的“刀功”还很差，便更加刻苦地练习，不久就成了“秦城监狱头把刀”。
文强大嚷“毛泽东是我表哥”
在所有战犯中，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文强的改造经历，最为传奇。
文强，原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文强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堂侄。他小时候是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玩伴，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是周恩来的学生，毕业后成为骨干共产党员。但后来，他背叛革命，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名老牌特务。
刚被关进功德林监狱时，文强拒绝写悔过书，并大喊：“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到秦城监狱后，眼看一批完成改造的战犯都获得了特赦机会，文强的思想也开始发生转变，表现越来越好。后来，他甚至当上了战犯小组的学习组长。此外，文强还发挥“技术特长”，成为高墙里的一名“探长”。
一次，缝纫组在清点衣服时，发现少了几件棉背心。文强不动声色，让原军统少将站长黄康永暗地里进行“侦查”。黄康永在自己值日那天，趁着打扫卫生的机会，把每个人的铺位都“摸”了一遍，发现有个战犯的枕头特别鼓。
文 强将情况汇报给监狱的管理干部。干部们以“防止危禁物品被带进监房”为由，检查了“小偷”的枕头和被子，找到了棉背心。事后，文强并没有告诉其他组员，而 是单独跟“小偷”谈心：“大家过去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不要做这些出格的事，现在到了新社会，更应该同甘苦。”从那以后，秦城监狱里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 情。
《文史博览》授权转载，作者：王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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