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重推荐：国民党与民族主义（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解放日报》社论）

来源: 乙西坪于 2013-01-15 13:32:05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7198 bytes)

国民党与民族主义——为纪念“九一八”十二周年而作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解放日报》社论）

    民国十三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发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从新解释民族主义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又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的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这是国民党对民族主义最正确的一次真释。我们试取这一尺度，考量国民党的民族主义。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先生创立兴中会，上书李鸿章及北京总理衙门，要求清廷改良政治，开发实业，尚无所谓革命主义。十二月，在香港与排满团体辅仁文社合并，正式成立兴中会，开始标明“驱除鞑虏，创立合众国政府”二大宗旨，民族民权主义从此萌芽，中山先生也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一九○五年，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两团体，组成同盟会，革命势力扩大，终能成就辛亥革命的人功。可是由于中山先生当时的民族主义，内容止限于排满，因而认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新的强大的民族敌人帝国占义，主观上不仅未曾意识到，而且引以为可信赖的好友，政治上经济上寄以高度的希塑，一九○○年中山先生致香港总督书，列举“平治章程”六则，其中有请各国公使当中央政府顾问，各国总领事当各省自治政府顾问及“公权利于天下”等条文。民国元年，中山先生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表“布告各友邦书”，承认满清政府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借的外债、和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的“种种之权利”。民国三年，致大限重信书，求助倒袁，所列交换条件，比之二十一条，几乎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八年，发表“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欢迎外国广泛投资，实现“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凡此都说明中山先生在与共产主义者合作以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并不合于中国民族革命的实际要求。

    正因为如此，所以民国元二年，三民主义止存一个民生主义的名目，民三成立中华革命党，只又添上一个民权主义的名目。但由于民国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中国革命走上完全新的阶段，在中共及苏联共产党的援助之下，中山先生欣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最先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任务，旧三民主义就此变成基本上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新三民主义，十二年一月一日的中国国民党宣言，表示对新的民族主义的初步认识，十三年一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才明白规定民族主义的内容，并提出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口号。由于国共两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军阀统治等口号上的合作，第一次大革命运动在全中国蓬勃的发展了起来，国民党因而获得空前的果实。由此可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国民党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不可能有革命的民族立场。

    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大革命的力量，一到南京，立即投降帝国主义，疯狂地实行清党大屠杀。他们一面投靠帝国主义，一面保存民族的空口号，新三民主义为之扫地无遗。他们所谓“民族主义”，别有谬解。二十三年国民党篇四届中委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里，曾说“最近以全体剿匪将士之忠勇奋发，为国忘身，卒将积年沦匪之地方次第收复，号称天险之匪巢，根本摧毁，综览一年以来之经过，益使吾人深信民族意识之发扬，足以战胜任何艰难之环境也。”以反共反人民为“发扬民族意识”，确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极端狭隘的偏见。他们以自己的利益代替国家民族的利益。所谓“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实际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至上，国民党反动派至上，真正的民族利益自然被看作至下，大地主大资产队级为了自己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必须牺牲整个民族的利益。国民党反动派得政以来，一联串祸国殃民的罪行，其总根源就在于此。民族危机愈益加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表现也愈益明显。

    国民党反动派奠都南京，首先解决南京惨案，道歉赔偿，表示对帝国主义甘心屈服。十七年蒋介石由南京率军北伐，攻克济南，日寇故意启衅，中国军队立即奉令撤退，忍受极大的侮辱和屠杀，造成“五三”惨案。惨案之血未干，蒋介石转身即进行内战，为了牵制冯玉祥车东出陇海路，反而自动要求日军暂缓撤兵。不久，又秘密承认西原借款，取得余额作内战经费。欧战中，日本夺取青岛，发现袁世凯帝制阴谋，因而敢于提出二十一条；此次日寇既知蒋介石勇于内战，毫无民族道德，所以，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也并不是偶然的。

    “九一八”以前，日寇制造万宝山惨案，中村失踪事件，一步紧一步的试探南京政府的态度。当时以蒋汪为首的南京政府，正在醉心“剿共”，通令东北防军“避免冲突”，这使日寇更无所畏忌了。“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指示张良良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一面电请国联解决东北事件。中国失地，自己不但不收复，而且下令扩大制造，制造了又指望国联“公理之解决”，岂非怪事。二十二年，蒋介石在抚州对中路军训话，最能够代表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东北失守的态度：“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试问这一切疯狂的措施和荒谬的言论，是不是还有些许民族主义的气味呢？

    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的侵略，极尽“逆来顺受”之能事，面对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却从极尽其残杀压迫之能事。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所谓“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实际上，抵抗的对象是人民，安内的对象是抗日先锋中国共产党。为了抵抗人民，不惜勾结日寇，竭力破坏十九路军、东北义勇、二十九军、抗日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的英勇抗战。为了抵抗人民，颁布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施行办法”、“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敦睦邦交今”等等，宗旨不外是：凡宣传抗日者，均为“危害中华民国”，危害中华民国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全国革命志士，热血青年，犯救国罪被杀被禁锢，何止数十百万。为了安内，军事统帅蒋介石竟至以死自誓，不剿灭共产党不止，下令剿共部队：“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搬运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赤地千里”的惨祸，铁石人也要下一滴酸泪，国民党反动派却是毫不动心的。为了安内，设立庐山军官训练团，聘请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及意国军事教官专门讲授“剿共”办法，灌输法西斯主义，使大批国民党员放弃了孙中山的革命主义而去盲从最反动的法西斯欺骗，民族思想之斫丧，莫此为甚。国民党当局摧残民族有生力量惟恐不尽，仇共仇人民的心理，发展到不可想象的程度，这是不是还有些许民族主义的气味呢？

    再看他们所说的“攘外”。蒋介石在“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讲谈中，公然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日本现在要将中国来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先要同世界各国来决战；如果日本不能和世界各国来决战，他就掌握不了东亚霸权，也就解决不了太平洋的问题，这样，他不能在东亚做盟主，也就不能并吞我们中国。”这是何等露骨何等无耻的殖民地奴隶思想！中国被日本占去不要紧，世界外国会来替中国“攘”日本的。在世界外国没有出来打日本以前，“我们现在真是没有立国的资格，不配称为现代国家！当然抵抗不了日本，当然要给敌人来压迫，欺侮！”“如果不待时而动，昧然作战，那只有败亡而已。”“我们抵抗敌人的条件，一点也没有！”“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不仅是沿江沿海的地方他随时可以占领，无论那一个地方都可占领。”把日本描写到如此可怕的程度，自然不必谈抗战，自然只好让日本夺去东三省热河，自然只好日本要什么给什么，自然只好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塘沾协定”、“何梅协定”及其他出卖祖国的秘密条约，毫不吝惜。反正世界各国会代替中国打日本，“我们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复兴民族”的。把自己的国家认为“公共殖民地”，堕落卑鄙至于此极，是不是还有些许民族主义的气味呢？

    “九一八”以后，中国就在这样黑暗混乱的状态中渡过了六年，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助长了日寇更大的侵略野心，终于爆发“七七”芦沟桥事变。

    中国广大人民抗日的怒潮，愈压抑愈趋于高涨，连国民党军队也卷进去了。双十二事变，证明蒋介石坚决不抵抗、全力剿共的主张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中国共产党本其团结抗日一贯的宗旨，排难解纷，谆谆劝告，西安事件得到和平解决，铺平了抗战的道路。然而国民党反动派还不是真心悔祸的，内战的暗影仍徘徊未去。由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中国人民对国民党的继续施以压力，“七七”事变发生，国民党当局被迫走上了抗战的道路。

    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不少军队在南北各战场上确是表现了可敬的民族精神。殉国将官不乏其人，士兵舍身奋战，前仆后继，可歌可泣。可惜国民党当局不能采纳共产党的建议，墨守旧法，专作阵地战，反对游击战术，又不愿了解中日战争的持久性，企图结集兵力，拼命一战，速战速决。这种战略指导上的失算，增加不少可能避免的牺牲。尤其是不肯发动民众，惟恐人民自动起来参加抗战，〈对〉一些民众团体，不是包办，就是暗派特务，进行破坏。压抑人民抗日积极性，摈之于抗战事业之外，军队不但孤立无助，士气也自然随而低落。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更是包藏祸心，口头讲“精诚团结”，实际却暗派大批内奸，企图瓦解共产党及其军队，以逞其借抗战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对非嫡系军队，经常布置在前线，不给必要的补给，迫其逐渐衰耗溃败，最后竟至取消番号；对嫡系军队，待遇却完全相反，装备给养，兵员补充，无不特别从优，但是不以抗敌，而以抗共抗民抗异己者。这种私心用事的办法，必然削弱抗战的力量，削弱抵抗、也就助长“交涉”的抬头，所以“七七”以来，所谓“和平”之门从不关闭。战事刚开始，汪精卫再度发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滥调，蒋介石还希望争取“和平根本绝望前一秒钟”的和平。开战不久，就接受德大使陶德曼的议和条件，继又赞同借用外力制止中日战争，幻想重演“三国还辽”的故事。这都说明国民党当局被迫抗战，内心主和，如果获得“光荣和平的条件”，国民党反动派放弃抗战，出卖民族，早就成为事实了。

    武汉陷落，国府迁都重庆，“和平”声浪，愈益嚣张，并不因汪逆出走，稍减声色，而且因汪逆帮同劝降，更形热闹。“远东慕尼黑”的不断策动，“议和”、“诱降”、“直接谈判”、“间接建议”、“秘密接洽”、“公开调停”等等不祥名词与事实的继续出现，国民党当局动摇恐慌，不可终日的窘相，显然可见。“和”已成为重庆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只在于如何“和”。二十八年二月，路透社发表一个中国官员的谈话：“讨共问题，将成为一争点，此一错综事件，至今未获妥善之解决方法。”这句话的实质就是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杭战、反对投降，中日和议早可以成功。正因国民党反动派急于议“和”，必然着重反共。于是有一套又一套的“溶共”、“防共”、“限共”、“灭共”等阴谋，有枪杀、暗害、活埋、囚禁、迫令自首变节等暴行，有军事攻袭、特务破坏等毒计，每一次的反共高潮，也就是每一次投降的高潮，反共与投降，成为一件事的两方面。由于反共的失败，更进一步的勾结敌伪，协力动作，例如拥兵三百万，主力用在对内，战场上仅仅面对着日寇二十余万人，实行“观战”。降敌将领多至六十人，一般都是“曲线救国论”的信徒，却被国民党当局称为“忠贞不移”，“继续奋斗”。伪政府汉奸头子，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多至二十人，其他党政要人又有二十四人。汪逆伪政权的特务组织，由国民党反动派帮助组成，缔结“反共同盟”，吴开先及各色“劝降大使”，尤其是最近日寇四次诱降以来，纷纷“脱险”回返重庆，国民党报纸一律予以赞扬欢迎。这些事实，不能不令人怀疑重庆与南京，究有多少区别？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如此方便而又频繁，究竟中间还有多少界限？是否先反共后投降或先投降再反共的“争点”尚待商决？是否今日重庆的问题只在何时全面的公开的正式的投降？如果是这样，我们实在不忍想象，但是政象事实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说？

    尤有进者，以中国抗战最高统帅、民主同盟国四大领袖之一的名义为号召的蒋介石，于抗战形势如此危急的今年，发表一本《中国之命运》的著作，其中论点竟俨然与日寇如出一辙。例如日寇要中国停止抗战，《中国之命运》关于抗战与反攻的具体办法就绝对不提一字；日寇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中国之命运》也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日寇反共，《中国之命运》也郑重地声明二年之中解决内政问题即中共问题；日寇宣称“废除治外法权”及“交还租界”，中国已得独立自由，《中国之命运》也说不平等条约已经取消，对外奋斗之民族主义己成过去。这本书被全中国人民全世界正义人士所反对，只有日寇赞为“方向没有错误”的“名著”。抵抗者在思想上已经与侵略者合流融化，，是不是还能有抵抗的行动呢？中国是否还算一个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民族主义是否还应该存在并发扬？对这些万分严重的问题，《中国之命运》的答案是与中国人民的答案完全相反的。这本书自己宣告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死刑，而民权民生二主义则早已死亡，早已被宣布为不需要或过时，那末国民党到底还有些什么“主义”呢？这不是国民党有史以来的大危机么？

    由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历史本来很短，只在改组以后到北伐初期发展过，抗战时期本来应该恢复了，不幸恢复的很少，破坏的更多得多，正因为在抗战时期，故其所造成的罪恶，亦比过去时期更不可饶恕。但是国民党当局至今却仍然毫不觉悟，直到这次十一中全会，还在进行着所谓“民族危机确已渡过”的欺骗宣传。国民党反动派用民族主义的幌子欺骗中国人民到了这一步田地，难道今天还不应该加以揭穿么？

    中国之所以能发动抗日大战，而且坚持到今天，将来还要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担当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就有反帝反封建的政纲。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才会有国民党的反帝的民族主义。正当“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共中央就提出抗战的意见，以后继续为民族生命痛切呼吁，要求在停止内战、开放民主、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团结抗日，国民党反动派始终开动于中，进攻更急。二十三年，中共中央领导红军主力经二万五千里艰苦长征，以求迂回曲折地达到抗日前线。但是国民党车队追踪袭击，堵塞抗日道路于前，拒绝中共中央与红军将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再三再四呼吁于后，直到双十二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更表示了伟大英明的政治远见，莫与伦比的民族忠诚，才使一场大风暴得以平安渡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成功，民族的危机得以挽救，而抗战亦才得以实现。

    “七七”事变后，军事上政治上中共坚持正确的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在全国各地，奋斗不懈。七年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合于民族利益与抗战要求的，因此得到了伟大的成功与广大的拥护，而与此相反的主张，得到的则是惨痛的失败与无情的唾弃，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收复广大失地，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牵制了大量敌伪，因而掩护了正面战场，也掩护了大后方。六年来全军战斗六万二千次，第六周年平均每天作战七十六次，杀伤敌伪军六十二万人，抗击敌军三十五万人，占全部侵华敌军总数百分之五十八，抗击伪军五十六万人，占全部伪军百分之九十。国民党当局不发一枪一弹，反诬为“奸军”“叛军”，而加以袭击、围剿、暗害，甚至不惜与敌伪夹攻。试问国民党三百万大军能不能提出战斗的真实数字与八路军新四军作一比较呢？国民党军队在敌后的，绝大部分变了伪军，其在正面的，三年以来据统计只应了九次战，平均五、六个人才能打敌人一个人，而且还不能阻止敌人的前进，这是什么原故呢？

    共产党只有战死的烈士，没有投降的将军或中央委员，而国民党今日的叛将如毛，降官如潮，又是什么缘故呢？敌人称“共产军为皇军之大敌”，要进行“百年圣战”，他敢不敢向共产党说一声“和平”？而相反地为什么他们就毫不疲倦的专对着国民党公开诱降呢？

    谁是中华民族忠实的卫士？谁是中国人民光明的救星？谁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真正实行者，事实是最公正的裁判人，在这里需要有虚心的客观的态度，单靠造谣吹牛，招摇撞骗，是无济于事的。

    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坚决站在民族立场上，愿与任何中国人携手，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早已结成血肉相联的关系，有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就可以保证不至于灭亡。反共反人民反民族，三者是一件事，谁反共谁就要被人民驱逐，走上死路。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回想一下，改组前的国民党是什么样子？获得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以后，又是什么样子？你们在抗战以前，对于日寇，不是害怕到以为三天就会亡国么？国民党获得共产党的合作之后，不是反而抗战已经七年，胜利在望了么？共产党的劝告是应该接受的，共产党的帮助，对国民党是有大利的。两次合作的经验，足够证明这一真理。因此我们对国民党当局寄予唯一的希望，就是必须恢复和改组到大革命时代国民党曾接受过的共产党所提出的那个民族主义，依靠民族自身的力量，为民族的独立自主而奋斗。必须放弃以“公共殖民地”自居的卑劣观念。“以苏联的陆军打日本的陆军，以英美的海军打日本的海军，以苏英美的空军打日本的空车，中国则保存实力，坐收成果，只待日苏战争爆发，他们的手就可以空闲起来，可以放手大打共产党”那种妄想如果不放弃，结果只会是悲观失望，结果只会走上叛国投降的死路。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民族主义而造成的“九一八”事变，到今天已经十二周年了！十二年来，国民党反动派不但没有悔祸改过，反而一连串演着误国祸国辱国的罪行，甚至有发展到叛国的征兆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摆在我们的眼前，全国人民赶快起来加以制止呵！我们在此还要寄语国民党内真正的中山信徒，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眼看中山手创的国民党要被反动派断送了，还可以隐忍不挽救么？为要证明你们的民族立场，就请你们和人民站到一起来共同为民族效力。只有这样，国民党才能保存它的民族主义的一线生机，也才能保存它自已的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