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十大杂牌军之六滇军

黔系军阀所依附的，主要是邻省的滇系军阀。
在西南各军阀派系中，滇系算得上是一股重要的势力。要谈滇系军阀，得先从云南陆军讲武堂谈及新军第十九镇谈起。

1907年8月，云南创办了一所新式的军事学校，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但是，到了1908年3月，讲武堂又告停办。1909年，当时的云南总督锡良重办，延聘李根源、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唐继尧、张开儒、庚恩旸 等一批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担任教官，李根源任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字印泉，又字雪生，云南腾越人，1879年出生。1904年，李根源入日本振武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升入士官学校，1909年毕业回镇，即被聘任此职。云南讲武堂的规模较大，开设甲、乙、丙三个班。甲班学员第一期为一百二十人，来源于陆军第十九镇的管带、督队官、队管、排长等。乙班学员第一期为一百人，来源于巡防营的管带、帮带、哨官、哨长等三十岁以下，文理通顺者。丙班学员第一期为二百人，来源于贡生、禀生、中学学生，年龄在十六至二十二岁之间，学成后用来补充下级军官。以后，又从丙班学员中挑选成绩优秀者一百名，特授学术，为特别班。由于讲武堂总办李根源以及其他教职员工多为同盟会员和激进分子，云南讲武堂实际上成了培养民主革命战士的新式军事学校。辛亥革命前夕，讲武堂甲、乙、丙三班毕业，特别班也提前毕业一百人，分配到新军第十九镇各营担任下级军官或见习军官，成为辛亥云南起义的基本骨干力量。

云南新军从1902年开始编练，到1909年暂编成陆军第十九镇，共有步、马、炮等二十一营。第十九镇统制为钟麟同，总参议为靳云鹏，兵备处总办为王振畿，都是清廷的鹰犬。但是，第十九镇却也聚集一大批革命党人，充当各级军官。如镇参谋官殷承瓛 、统带罗佩金、管带李鸿祥、唐继尧、刘存厚、雷飚、谢汝翼、韩凤楼、李凤楼等。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同盟会员。1911年2月，蔡锷由广西被调入云南担任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统领。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82年出生。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戊戌政变后，追随梁启超到日本，1903年在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1904年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任军职，做过广西新军混成协统领。蔡锷在政治上虽然追随梁启超，但他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理想。到云南后，蔡锷同李根源等革命党人相处很融洽，同情他们的革命主张。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革命党人十分振奋，决心起义响应。蔡锷等人频频在唐继尧或刘存厚家里举行密谈，商量起义计划。大家公推蔡锷任总指挥，决定旧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新历10月30日）发动。云南都督李经羲（李鸿章之侄）以及钟麟同、靳云鹏、王振畿等有所觉察，想将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等革命党人调职或撤职，但九月初九夜，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史称“重九起义”），次日上午攻占了督署，中午控制了昆明全城。与起义军顽抗的钟麟同、王振畿被俘后处死，靳云鹏化装成轿夫逃出城外；李经羲以下很多官员被俘。蔡锷、李根源等与李经羲有旧谊，馈送川资护送出境。云南其他地方也先后发动起义，云南全省很快被革命党人控制。11月3日，云南军政府成立，举蔡锷为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长，殷承 瓛 为参谋部总长，韩建铎为军务部总长，张惟聪为省议会议长。不久，李根源任滇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罗佩金继任军政部长。云南独立后，军政府立即着手整编军队，改革弊政，清理财务，平定匪乱，使全省政局很快趋于稳定。云南与四川历来关系密切，不但地理上互相邻接，而且云南的财政要靠四川协济。

而此时，四川的局面仍在混乱之中，云南军政府决定以援助四川独立的名义，于11中旬组成谢汝翼、李鸿祥两个梯团入川，并以韩建铎为援川军总司令。云南军政府原来并无援黔计划，但在已经宣布独立，组织了军政府的贵州省，立宪派分子、旧官僚与革命党的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立宪派和旧官僚为了打击革命党人，请求蔡锷派兵入黔。蔡锷命令率师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贵州两党争斗。唐继尧，字蓂赓，云南会泽人，1882年出生。1904年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毕业于士官学校。1909年回云南后，初在督练公所任参谋处提调兼讲武堂教官，后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七十四标一营管带。唐继尧在云南重九起义过程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起义后，他出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次长、参谋部次长兼讲武堂总办、陆军干部学校校长等。唐继尧颇善计谋，具有野心，这次能带兵入黔，他当然想乘机谋取个人的发展。

1912年2月，唐继尧以“代平黔乱”为名率军进逼贵阳。3月，在贵州立宪派的支持和配合下，唐继尧指挥滇军推翻了贵州革命政府，夺取政权，随即被贵州立宪派控制的省议会推举为贵州临时都督。5月，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就这样，滇军以武力在贵州建立了军事统治，唐继尧因此也跨进入军阀的行列。蔡锷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出任云南都督，在南北议和期间，他对袁世凯的阴谋活动曾有所揭露。但是，随着清帝宣布退位和袁世凯的上台，他追随老师梁启超，变成了拥袁派。1912年2月，南北争都事起，他是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支持者。6、7月间，同盟会为组阁问题与袁世凯发生一系列冲突，他以政府拥护派自居，积极作袁后盾。在地方，他支持唐继尧控制贵州，联络黔、蜀、桂各都督为袁世凯“保障西南”。在中央，他先后倡议军人不入党和解散一切政党，以瓦解同盟会，并且极力反对《临时约法》，主张给予袁世凯以自由解散议会和任命国务员之权。

1913年3、4月，“宋教仁被刺案”和“善后大借款”事件相继发生，他无视全国舆论，为袁世凯多方辩护。及至“二次革命”爆发，他又不顾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对他的善意争取，公然奉袁世凯之命派兵入川，参加镇压重庆熊克武的起义。当然，蔡锷的拥袁与其他的军阀、政客的拥袁有不同，蔡锷的拥袁始终坚持以爱国为前提，最终还是为了维护共和政体，为了改良政治。尽管蔡锷属于拥袁派，但仍然受到袁世凯的猜忌。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于1913年10月将蔡锷调往北京，担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虚职，实则将蔡锷监视起来。而云南都督一职，蔡锷力荐唐继尧继任，获得袁世凯批准。11月，唐继尧率部回滇任都督，掌握了云南军政大权，控制了全部滇军，开始了以他为首的旧滇军阀对云南的统治。唐继尧出任云南总督后，在云南继续奉行蔡锷先前确立的方针。他虽然是老同盟会员，但是，此时，他和革命党人已经不是一条心，他限制和阻止革命党人进入云南，甚至亲自审讯并杀害过孙中山派往云南的革命党人。但是，云南毕竟不是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地方，它经过辛亥革命血与火的考验，同盟会的影响根深蒂固，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因此，当1915年袁世凯帝制阴谋日益公开以后，不少云南籍或与云南有某种历史关系的革命党人，都利用云南富于革命传统而又地处边陲等有利条件，纷纷假借各种名义奔赴云南，从事反袁秘密活动。前云南同盟会支部长吕志伊，暗中与军界的罗佩金、李曰垓、杨蓁、邓泰中等旧同盟会同志密敌反袁方略，联络滇军中各级军官和士兵，使滇军上下统一了思想和行为。8月间，袁世凯使人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的消息传到云南，云南舆***开反对，尤其是《觉报》，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帝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与此同时，军界也在加紧密筹武装讨袁，这时，争取唐继尧反袁，成为滇军将领的首要任务。唐继尧出任云南都督后，袁世凯又授他为将军府开武将军，极力拉拢，而唐继尧也无反袁之心。当滇军将领派出原旅长黄毓成、团长邓泰中、杨蓁为代表向他进言时，唐继尧仍以不了解在京的蔡锷的意向和各省各方的真相，以及云南只有两师兵力，且财力匮乏等原因而不肯公开宣布反袁。唐继尧的暧昧态度，激起了滇军将领的强烈不满。

10月间，他们开会决议：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将他送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11月上旬，唐继尧通过明查暗访，发现如不再表示反袁的立场，两师滇军就不是他所能掌握的了。另外，他也了解到蔡锷也转向反袁，因此，他迅速改变态度，要把反袁的领导权抓到手，以巩固自己在云南的统治。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尽艰辛，回到了云南昆明。

蔡锷自1913年10月奉调入京后，先后担任过政治会议委员，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在筹安会发生前，蔡锷还没有公开反袁，而是力图通过拥戴袁世凯以维护共和政体。1915年8月，由袁世凯一手操纵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要恢复帝制的野心昭然若揭，蔡锷感到失望，从此追随老师梁启超走上积极反袁的道路。之后，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准备发动军事讨袁。为了麻痹袁世凯，他依约装出与梁启超分家的样子；对所任各职，他比以前更为主动和积极；在生活上，他故意表现出沉迷酒色，与京中名妓小凤仙时有往来。尽管如此，袁世凯对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的消息已有所闻。10月14日，袁世凯派军警突然借故搜查蔡锷住宅，虽未查出证据，但蔡锷已深感北京不可久留，经和梁启超等密商，决定尽快逃出北京回云南发动起义。11月初，蔡锷以喉疾为由，要求赴天津就医，袁世凯没有怀疑，准假七天，这样，蔡锷名正言顺地到了天津。之后，蔡锷避过了袁世凯派来的耳目，于11月18日乘船再往日本“治病”，12月初抵达东京。袁世凯无奈，只得准假两月，并促他“早日回国销假任事”。随后蔡锷悄悄离开日本，经上海、香港转赴越南河内，途中挫败了袁世凯几次行刺阴谋，终于在12月19日到达昆明。抵滇当日，蔡锷便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

12月21日，唐继尧在其寓所召集了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刘祖武、张子贞、方声涛、顾品珍、熊克武、黄毓成、殷承瓛 、由云龙、籍忠寓、刘云峰、杨蓁、唐继虞、李曰垓、戴戡、孙永安、龚振鹏、戢翼翘、但懋辛、周官和、王伯群、李雁宾、瘐恩旸 等云南省内外重要人士参加紧急会议，会上宣读了梁启超起草的讨袁通电，决定成立“护国军”讨袁。至于都督人选，唐张尧和蔡锷推让不止，最后只好公决由唐继尧任***云南都督府都督兼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官，率部出征；并推李烈钧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官兼筹饷局总办。其出兵总方略是，第一军北出四川，第二军东进广西，第三军居中策应，以四川为战略进攻的重点。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正式发出反帝制通电，限袁世凯25日10时以前答复。12月25日，未见袁世凯答复，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遂联名发出二次通电，宣布云南即日起独立，护国战争爆发。

护国战争的重要战役有四川泸纳之战、湘西之战、滇桂边之战等，其中湘西之战已在上一章谈及，这里主要介绍泸纳之战和滇桂边之战。云南宣布独立次日，即12月26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总司令官蔡锷，参谋总长罗佩金、参谋处长殷承瓛 、秘书处长李曰垓、副官处长何鹏翔、军需处长陈之阶，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各为第一、二、三梯团团长，邓泰中、杨蓁、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各为一、二、三、四、五、六支队长。1916年初，蔡锷率第一军经贵州比节入川，取纳溪、泸州。1月5日，袁世凯令曹锟、张敬尧组织征滇军，入川进攻护国军，以张敬尧为统领。护国军入川顺利，接连攻占燕子坡、横江、安边，于1月21日攻下叙州。2月2日，川军刘存厚师在纳溪倒戈反袁，刘自任护国川军总司令，迎蔡锷军入纳溪。2月5日，滇、川护国军会攻泸州，2月7日，张敬尧率征滇军杀至，护国军退回纳溪，北洋军穷追不已，护国军攻泸之役变为纳溪保卫战，在北起长江，南抵永宁，纵横百里的广阔战场上展开顽强抵抗，战况异常激烈。

2月28日，护国军发起总反攻，朱德率部直扑陶家瓦房吴佩孚司令部，打得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手足无措。但由于护国军兵少弹乏，未能逆转危局，3月7日，被迫退往永宁大州驿。3月17日，护国军再次发起总反攻，得熊克武、但懋辛等四川义军配合，进攻势如破竹，不数日，克纳溪、江安，围张敬尧于泸州城内。鉴于大势已去5月22日，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同日，蔡锷去电促张敬尧倒戈反袁，不久，亲赴泸州劝说张敬尧。张敬尧将北洋军所余军械、子弹、马匹、粮秣等悉送蔡军，离部离川。6月13日，护国军进驻泸州。1916年1月，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第二军总司令官为李烈钧，参谋总长为何国钧，张开儒、方声涛分任第一、二梯团团长。第二军的战略目标是东出桂、粤，转道入赣。唐继尧将准备开往湘西的第三军一部也调往桂粤方向，以增加第二军的兵力，保证攻粤计划的完成。袁世凯令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济光之兄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抵南宁，准备由百色、西林进攻云南。于是，双方军队在滇桂边境的富州、广南一带展开激虞。2月底3月初，双方互为攻守，呈僵持状态。

3月15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使护国军士气大振。3月16日，方声涛部举行反攻，收复龙潭。这时，另一支护国军从贵州兴义进入广西西隆，进而抄袭龙军黄恩锡部的后路，迫使黄恩锡率部逃遁。坐镇百色的龙觐光被马济、陆裕光等率领的桂军包围，缴械投降，接受改编。龙军右翼军司令李文富见状，也率部投降。此后，护国第二军进入广东活动，成为护法军政府的重要支柱。滇桂边之战粉碎了袁世凯迂回袭滇的计划，保障了护国军大后方的安全。护国战争爆发之后，贵州、广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帝制，但仍想当大总统，结果又遭到各方反对。广东、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又相继宣布独立。西南护国各省，还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推举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蔡锷、罗佩金等滇系将领也出任抚军。但由于唐继尧坐镇昆明，军务院实际为桂系岑春煊、陆荣廷等把持。6月6日，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胜利结束。不久，南北议和，护国军务院也于7月14日宣告撤消。滇军凭借护国战争，将势力扩展到了四川。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结束后，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也正式形成。护国战争结束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希望在西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所以梁启超极力与北京政府段祺瑞接洽，为他的学生蔡锷在四川谋取职位。

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对于蔡锷入主四川，唐继尧并非很高兴。早在护国战争之初，蔡锷率军入川作战时，唐继尧就唯恐蔡锷部在与北洋军作战中发展壮大，于己不利，因而对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多方掣肘，无论在经费、兵员、武器各方面都未予必需的援助。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鉴于蔡锷的声望，唐继尧难以反对。对入川的滇军，他更无法进行遥控。然而，蔡锷就任川督不久，病势即日渐恶化，最后实在无法坚持正常的工作，只得电请北京政府准假养病。8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蔡锷暂离职休养。8月9日，蔡锷离开成都，到泸州等地休息治病。但是，蔡锷的病日趋严重，不得不于8月底离川东渡日本治疗。蔡锷离川前，保举入川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入川黔军总司令戴戡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蔡锷到日本后，仍医治无效，于11月8日在日本逝世，享年仅三十四岁。

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位重要的军政界人物，尤其是他策动和领导了护国战争，推翻了袁世凯的统治，这功绩是永垂史册的。蔡锷病逝后，罗佩金出任四川督军。罗佩金是云南澄江人，1878年出生。1904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6月毕业回国后，曾任广西武备学堂监督、新军标统兼南宁讲武堂总办、滇军督练处参谋兼陆军小学堂总办、新军第七十四标标统等。1911年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后历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总长、云南民政长、护国军第一军总参谋长等。由于罗佩金早已倾向唐继尧，因此唐继尧得以遥控入川的滇军。当时，入川滇、黔军占据了四川省大片地方和成都、重庆等重要城镇。罗佩金完全抛开蔡锷的“重建四川”的计划，秉承唐继尧的旨意，尽力搜刮四川的财富，掠夺盐税，强令四川人民负担入川滇、黔军的军饷，由此，与四川军民矛盾日深。罗佩金又奉行“强滇弱川”政策，扩充入川滇军，压制川军。1916年冬，罗佩金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川军，激起川军五师长联名通电控诉。1917年3月，罗佩金又以武力解散川军第四师，川军将领深感祸将及己，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乘机联络川军各部共谋驱罗。

1917年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之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滇军用煤油喷射四周民房，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凭借民房伏击。刘存厚亦以大炮、地雷进击，很多炮弹落在民房区。双方巷战达七昼夜，死伤惨重。由于滇军增援部队赵又新部在资阳、内江地区遭到川军第二师的阻击，罗佩金孤立无援，被迫交出督印，于4月24日率部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在战争期间，北京政府电令免罗佩金四川督军职，调为将军府超武将军；免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调为将军府崇武将军，两人停止战争，进京供职。同时任命刘云峰为川军第二师师长，戴戡暂代四川督军。刘罗之战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是役，成都民房被毁三千余间，***死伤八千余人，财产损失无数。刘罗之战后，紧接着又爆发了川军刘存厚与黔军戴戡的刘戴之战，结果黔军又被赶出成都遭歼灭，戴戡身亡。（刘戴之战详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滇黔联军在与川军作战中连连失利，退入川南，四川脱离了滇系军阀的控制，使唐继尧十分恼怒和失望。

1917年7月，针对张勋复辟，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南下广州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唐继尧认为有机可乘，决定利用护法，把滇系势力重新深入四川，于是通电响应护法。但是，唐继尧并非站在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之下，而是另树一帜，宣布“靖国”，把滇黔所部八军编成靖国军，号称“滇黔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以杨蓁为总参谋长，以顾品珍、赵又新、瘐恩旸 、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张熙、叶荃分任八个军总司令，加上黔军王文华第一师，共七十多营约四***。11月14日，唐继尧以川军刘存厚阻碍滇军为名，率滇黔联军誓师出发，发动了靖国战争。唐继尧将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部驻在贵州毕节，然后挥军入川。滇军顾品珍部由泸州东下，联合黔军王文华部突袭重庆。12月3日，北京政府派入四川的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和四川督军周道刚撤出重庆。吴光新部一直退入湘鄂边境，周道刚则败走永川。12月4日，滇黔联军进入重庆，向川南进击，于12月14日占领泸州。

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在成都令川军第一、二、三师重新部署，以对付滇黔联军的进攻。12月21日，川军熊克武、但懋辛、石青阳等通电加入靖国联军，推举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并推举唐继尧为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1918年1月9日，熊克武召集川、滇、黔靖国各军将领在重庆开会，决定兵分三路，直取成都。东路由滇军顾品珍、赵又新统领；中路由黔军袁祖铭、王天培统领；北路由川军第五师但懋辛统领。2月20日，三省联军攻入成都，刘存厚等部退往陕南汉中地区。至此，唐继尧以夺取和控制四川为目标的靖国战争基本结束。唐继尧控制了滇、黔、川三省，声势显赫，更加飞扬跋扈。2月25日，他自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3、4月间，他借援鄂、援陕名义，又连续任命八个总司令，即以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以石青阳、颜德基、李国定、丁泽煦为援陕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此外，他还安插王文华为重庆镇守使，赵又新为四川军务会办，顾品珍为叙泸镇守使，叶荃为夔万镇守使等。唐继尧为了牢固地控制四川，并进一步向陕西、湖北扩张，便以商讨北伐为名，决定于1918年9月在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并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职。会议除了川、滇、黔军主要将领外，还有湖北靖国军总司令黎天才、河南靖国军总司令王天纵等。9月10日，唐继尧以贵州毕节到达重庆南面的綦江，故意逗留一周之久，以显示“联帅”的威风。

9月17日，他才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到达重庆。这一天，重庆全城戒严，唐继尧在二十一响礼炮和盛大的仪仗伴随下，乘坐八抬绿呢大桥入城，然后乘其黄骠坐马，足登金镫，浩浩荡荡，威风凛凛，进入行辕。在重庆联军会议上，唐继尧抛出一份早已草拟的以“准备北伐案”为题的《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他和贵州督军刘显世早已签了字，现在就等四川督军熊克武签字。这份同盟计划书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兵工厂作北伐军械弹药补充，归联军管辖支配，实则全归滇黔军所有；造币厂亦归联军管辖支配；四川全省厘税，包括盐税、并税、酒税等，作北伐军军饷的补充，实则是作滇黔军的军饷；资中、资阳、简阳、叙府、泸州、重庆、万县及自流井、荣县、威远和会理、宁远、酉阳、秀山各属，凡川东南财富之区，悉作滇黔军所有；上述各项由联军总部在重庆特设机构主持办理。对于这份实则“亡川”的同盟书，熊克武拒绝签字。唐继尧无奈，于10月2日发布援鄂援陕命令后，会议草草收场。唐继尧也于10月8日离开重庆，经泸州返回昆明。唐继尧利用孙中山护法这块招牌，打着靖国的旗号，以滇、川、黔、鄂、豫、陕、湘、闽八省联军总司令自命，使他的声威达到顶峰。

这时，北洋直系军阀为对付皖系段祺瑞，鼓吹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南争端，以唐继尧、陆荣廷为代表的西南军阀立即响应。1919年2月南北和议开始以后，直系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进一步加紧。随后，双方共同签订了《救国同盟条约草约》。这样，唐继尧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距离愈来愈远。由于熊克武拒绝在《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上签字，唐继尧完全控制四川的野心未能实现。唐继尧深感熊克武是他企图控制四川的最大障碍，他想法分化拉拢熊克武的部属，胁迫其就范。1919年6月22日，在唐继尧的授意下，滇军将领顾品珍、赵又新等在重庆发起成立了川滇黔俱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