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太平轮搭载着近千名乘客和数百吨物资，从上海黄埔港起航，驶向台湾基隆港。23时45分，太平轮行驶到舟山群岛附近，突然与迎面驶来的建元轮相撞，半小时后，太平轮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生还者仅36人。
在波涛汹涌的大时代浪潮中，很少有人会留意这小小一船人的命运。在青岛、烟台、上海、广州，类似太平轮这样的生死离别在日复一日地上演，成千上万的家庭在历史转折口分别，一松手就是一辈子。
这一年，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国民政府带领二百万残兵、难民来到台湾。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战将，在败走大陆之后，他们在台湾，是怎样走过他们的余生？
1、胡宗南在台湾
1950年3月，胡宗南黯然来到台湾，暂且安身花莲。曾经统帅40万大军的他，身边只剩下6名随从。
失败的阴影，渺茫的前途，让胡宗南心情一度极为低落。他常常出去散心，他的学生孔令晟则伴随在他身边。一天，胡宗南走过花莲体育馆，来到海边，突然对孔令晟说：“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自杀啊？这里真没有意思啊！”孔令晟回答：“要自杀，不如在成都，可以跟我们的部队一起自杀。到了西昌就没什么意思了，部队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此时的台湾，不仅是胡宗南一个人感到“没有意思”，与他处于相似境地的还有阎锡山、白崇禧、汤恩伯、孙立人、薛岳等人，他们的境遇和落寞也是一样的，当年手握重兵，如今却是败军之将。
自杀的念头闪过后，胡宗南对他的部下说：“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面对浩瀚的太平洋，他对自己的部队念念不忘。他的第一军中，许多将官都是他一手从王曲军校带出来的，而这些人大都已在川西零落殆尽。
王曲军校学生徐枕说，胡宗南原本是打算留在西昌的，当时蒋介石让他飞往台湾，他不肯走，对部下说：“今天我跟你们喝一杯，送你们走。”最终，胡宗南被部下拉上了飞机。
到了台湾，他的厄运并没有结束。飞抵台湾时，蒋介石和陈诚都没有见他，到了花莲，也没有人来看望他。
1950年5月，台北监察院45名监察委员联名弹劾胡宗南。这篇气势汹汹洋洋数千言的弹劾文，列举了胡宗南进驻陕甘后权力膨胀，历数了他在西北、四川的一连串败绩，认为国民政府之所以会失去大陆江山，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
这场弹劾案在台湾掀起了轩然大波，领军多年的胡宗南，这时候表现出了常人少有的镇静。他认为，是非自然会有公论，“假如应该我负的责，我当然要负责”。最终，在各方面的斡旋下，这一场弹劾案不了了之，胡宗南避免了一场军法会审。
经历了这场风波后，胡宗南“西北王”的历史也彻底划上了句号。胡宗南再也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只一度担任了大陈岛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和澎湖防卫司令等职，在这个职位上，胡宗南做得很认真，曾短暂登上过大陆的土地。
担任澎湖防卫司令时，每次领到薪水，他只留1/3给自己和家人，其余的几乎都给了部属，以维持他们的生计。部属王应文的儿子回忆说，有人到胡宗南家里去，坐沙发都要小心，因为“那个沙发太旧太烂，一不小心会给坐坏了”。
1962年春节，胡宗南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66岁。以后的岁月里，他的部属们每年都会为他举行低调的纪念仪式。
2、阎锡山的山居岁月
胡宗南虽经历了弹劾，他毕竟属于黄埔系。相较之下，山西的阎锡山和桂系的白崇禧到了台湾以后，日子就更难过了。
阎锡山1949年12月8日来到台湾，身份还是“行政院院长”，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就让他把“行政院院长”给了陈诚，改领了一个闲差“总统府资政”。
有人把《道德经》里的“绝圣弃知，大盗乃止”送给阎锡山，他立刻表示，这正合他的心意。在辞去“行政院院长”的第二天，阎锡山就搬到台北偏僻的丽水街，半年后，他又带着40名部属，搬家到了阳明山旁的菁山。
来到山上，阎锡山自己动手建房子。侍卫张日明说，一开始，他们住的房子是木板墙和石棉瓦顶，这些生于山西，长于山西的人哪里见识过风急雨骤的台风。台风一来，石棉瓦就被吹飞了，他们又在屋顶上面铺草，结果台风一来，草顶也不见了。
山上没有电灯，没有电话，也没有自来水。蒋介石去慰问闲居的阎锡山，见他如此简陋，才送了他一部军用电话。赋闲后，阎锡山爱上了读书写作，写了《三百年的中国》等20多本书，蒋介石也乐得他这么做，更希望他真是心境淡泊，超然世外。
阎锡山很怀念黄土高原上的窑洞，就用水泥在菁山上建了两个窑洞，并命名为“种能洞”。他把部属们召集起来，在窑洞里开会，像以往一样作记录。
阎锡山还租地建了一个“种能农场”，养鸡养猪，开梯田种橘子。阎锡山每月可以领5万元台币，这些钱要供一群人用，不免捉襟见肘。为了给部属们张罗生计，阎锡山想着另外的生财之道，还张罗着办了一家印刷厂。
然而部属们还是渐渐离他而去，部属王延年讲述当时的情况：“我们都感觉没有意思了，靠他吃饭不如出来靠自己吃饭。”有的部属在台北找了事情，就搬离了菁山，时间一长，大家就慢慢地散伙
阎锡山身边的人少了，山上又没有什么活动，有朋友担心他会寂寞，劝他信教，做教徒，他回信说：“我一天忙得很，不寂寞。”
1960年5月20日，蒋介石庆祝他总统就职12周年。庆祝大会异常热闹，阎锡山没有参加，这一天他正患着重感冒，还有气喘。第二天的中午，阎锡山被紧急送往医院，两天后病逝，终年78岁。
死后的阎锡山迎来了属于他的隆重葬礼，和他寂寞的晚年形成鲜明对比。葬礼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送一块匾额，上数“怆怀耆勋”。阎锡山生前，每逢大年初一，都会修改遗嘱，自写挽联。他去世后，用的也是自己写的挽联，其中一幅是：“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3、何应钦：左右不逢源
何应钦1949年6月刚刚卸任“行政院院长”，就开始未雨绸缪，决定去台北了。
他先把家当搬运到台北，床铺、衣柜、办公桌，还有夫人的梳妆台，这些东西都很重，是用最好的檀香木做出来的。
1949年年底，何应钦住进了台北牯岭街，这里“冠盖如云”，住的都是国民党一级上将。那年他女儿何丽珠17岁，记得“那个时候孙立人就住在现在的陆军招待所那边，离我们家很近，所以那时候孙立人常常到我们家来聊天，还有前面一个桂永清，那个时候他是参谋总长，是黄埔一期的。”
何应钦的邻居们晚上会到他家里来坐坐，“聊聊天，发发牢骚”，同时也讨论自己该做一些什么。
西安事变时，何应钦打算以军队讨伐张学良，让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于是两人结下了梁子。来到台湾，何应钦要想获得一席之地，就更加不能不看蒋介石的脸色行事。
1952年2月，何应钦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复职，谴责李宗仁不忠不义。国民党在台湾开展改造，要让“老人”们离开权力中心，何应钦为改造积极献计献策，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评议委员。然而“改造”结束后，何应钦随之被挤出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剩下“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委”的空头衔。到了1972年，“战略顾问委员会”不再设主任一职，何应钦成为委员，无事可做，只得赋闲在家。
何应钦不像阎锡山那样闲得住，还是要找事情来做。有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国际组织，叫做“世界道德重整委员会”。1955年5月20日，这一组织与何应钦联系，希望他能帮助该组织访问台湾。何应钦立刻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表示欢迎访问团到来。
从此何应钦积极投身于冷战，他在台湾成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联谊会”，并任会长。虽然这个道德重整的活动没有官方的经费保证，可这毕竟是何应钦的新舞台。1961年，他还亲自带队，将反“赤化”的歌舞剧《龙》，带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表演。
到了晚年，何应钦彻底离开了政治上的纷扰，专心在家养兰花。他用双手摆出贵州老家的景色，请张大千给他画了一张家乡山水画，还养了200多盆兰花，每有兰花展，他一定前往观赏。
95岁生日那天，何应钦高兴地拍了很多照片，说要把这些照片寄给家乡人看看。1987年10月20日，何应钦的血压突然下降，第二天上午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终年99岁。
4、谢幕的将军们
李宗仁去了美国，最终没去台湾。1950年2月2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向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发出了最后通牒，限其三天之内返台，否则便视作放弃职权。
1965年7月，李宗仁选择了回大陆。唐德刚常给李宗仁做口述历史，在他的印象中，李宗仁“最大的嗜好还是聊天、谈国事”。有时唐德刚会带一批谈客去和李宗仁谈国事，这个时候李宗仁就会特别兴奋，谈笑终宵。后来唐德刚不常去李府了，每有重要新闻，李宗仁还是打电话到唐家谈谈，即便唐德刚不在家，李宗仁也要在电话里和唐德刚的夫人谈上半天。
唐德刚认为，这或许是李宗仁选择回大陆的原因之一，因为“北京的人民政协，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
李氏夫妇回大陆的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因为受到周恩来的保护，他没有受到什么冲击。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肺炎在北京逝世。
在台湾的白崇禧，因为李宗仁回大陆，日子更加难过了。白崇禧与李宗仁同属桂系，在大陆，白崇禧曾三度逼蒋介石下台，这让蒋介石非常记恨。1953年，他在花莲打猎，就曾遭到特务暗杀，所幸逃过一劫。1966年冬天，也就是李宗仁回大陆的第二年，73岁的白崇禧被人发现暴毙身亡。
关于他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不少人怀疑是蒋介石指示人在白崇禧常喝的药酒里做了手脚。对此，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说，真相到底如何，也许要等秘密档案解封了才知道。
汤恩伯与白崇禧一样，也死得有点不明不白。从大陆来到台湾后，汤恩伯只落得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空头衔，于是他便想去日本，但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允准。1954年5月，汤恩伯终于以治病为由去了日本，从此一去不返，死在东京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有传闻说，做手术的医生有亲属死于侵华战场，所以趁机报复。
薛岳到台湾后，蒋氏父子给了这员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表面上的礼遇，但薛岳接到的却是一连串的闲差，如“总统府战略顾问”、“中国国民党改造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行政院政务委员”、“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类。于是他只好隐退南部嘉义乡间，过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良好的心态，让薛岳成为百岁老人，他于1998年5月去世，享年103岁。
孙立人也像薛岳一样高寿而终，生前却经历了长长一段波折。1955年5月25日，孙立人因僚属郭廷亮等七人涉嫌叛乱被捕，被当局软禁起来，这就是迷雾重重的孙立人“兵变”事件。
软禁期间，当局对孙立人实行了“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以软禁代替论罪，不予他自由。
直到1988年3月，孙立人才恢复自由。这一年，台湾《自立晚报》独家发表消息，说孙立人将军还活着，就生活在台中市。这一消息震惊了岛内外，多少年了，孙立人就像消失了一样，许多人早已相信“孙立人已经仙逝”。
1988年11月27日，孙立人迎来90大寿，6000多各界人士前来祝寿。1990年11月，在获得自由的第三年，他以91岁高龄去世。
台湾一位教授写到：“孙立人将军的丧礼确是倍极哀荣，自动前往吊唁者一万余人。”孙立人的离去，昭示着一段岁月的结束。看到孙立人棺木后面一公里长的送葬队伍，教授感叹道：“今后在台湾，大概不可能再有同样的感人场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