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董少东
蒋介石、蒋经国和原国民党军财务军需署长吴嵩庆（右二）。
1949年，国民党溃逃台湾。中国金融中心上海的码头上挤满了抢运
运往台湾的银锭在等待装船。
从大陆运来的黄金存放进台北的金库。这里只是运台黄金的一小部分。
时任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
国民党偷运黄金入台，加剧通货膨胀。图为上海电话公司员工领工资，用麻袋装的纸钞已经买不到什么东西。
热播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的结尾，北平解放前夕，方孟敖接到蒋经国命令，把通过币制改革从民间搜刮的黄金、白银、外汇运到台湾。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让地下党员方孟敖执行这个命令：运走黄金，留下人心。
这段剧情建立在国民党政权垮台前抢运黄金入台的史实基础上，又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
1948年底，决定国共内战输赢的三大战役先后收局，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大厦将倾。蒋介石只得将退守台湾的战略提上日程。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棋，就是把国库中的黄金抢运到台湾。
这批以百万两计数的巨额黄金，并不像电视剧中演绎的那样发自北京，而是来自位于上海的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金库。
国民党溃逃台湾之时偷运大量黄金一事，现已尽人皆知，但当年搬走国家家底的行动极其隐秘，国民党究竟运走了多少黄金、又如何在乱世中平安运抵台湾？诸多细节说法纷纭，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谜。六十多年来，这一直都是两岸极具争议性和震撼性的事件。
唯一确定的是，那数百万两的黄金被蒋介石视为东山再起的本钱，却再也挽回不了时代的变局，收买不了时代的人心。
乱世黄金
1948年的冬天，上海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寒潮。阴冷的天气配合着一个接一个的战败消息，让上海在冬日的萧索里人心惶惶。
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了，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合围平津。距离上海并不遥远的淮河两岸战场上，淮海战役炮声隆隆。国民党军队正重演东北决战覆军折将、人地尽失的一幕，黄维、黄百韬两主力兵团已全军尽没，解放军又紧随杜聿明败退的车辙进占了徐州城。徐州一失，江南门户已然洞开。
12月1日晚上，繁华的十里洋场归于沉寂，映衬着国民党统治的凄凉晚景。路灯昏黄，只有码头上一艘海关缉私船的探照灯醒目地亮着。
中国银行大楼就在外滩临江而建，距离码头不过几百米。一队挑夫从中国银行侧门鱼贯而出，他们或两人挑一箱，或一人挑两箱，颤颤悠悠地把数百个箱子运到了那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船上。
这一天，上海颁布了晚间戒严令，本就清冷的外滩街头人迹不见，几列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士兵却如临大敌般，把守着外滩的各个路口。
挑夫们的搬运工作充满了神秘而紧张的气氛，显而易见，这是一次极其隐秘的搬运。谁都没有想到，就在紧邻中国银行的华懋饭店顶层，正对着码头的一扇窗户后，一双眼睛正在密切注视着挑夫们的一举一动。
这个人叫乔治·瓦因，是一名刚刚抵达上海的英国记者。因为戒严令，他不能走出房间。纯粹是因为一时无法入睡，他在窗户边观赏着上海的夜景，却恰逢其时地看到了挑夫们的举动。
乔治·瓦因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断定那些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联系到当时中国的时局，他立刻得出了更进一步的推断，并当即向伦敦发出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华商报》、上海的《字林西报》也转载了这条消息。
乔治·瓦因的报道也许有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措辞，但他的推断却精准地切中事实。报道一出，不只轰动上海，也震惊了全中国，一时间，财界、政界、军界、民间一片混乱。
一个国家的黄金被运走究竟意味着什么？黄金储备是国家的经济保障，黄金是作为纸币的一种对立物而存在的。在经历了法币和金圆券的急剧贬值之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之际，纸币形同废纸，黄金是稳定经济秩序的硬通货。倘若黄金被运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便失去了经济基础和财政支柱，后果不堪设想。
更何况，国民政府手中的黄金，有很大一部分是用刚刚发行的金圆券从民间强行收兑来的，作为金圆券的准备金。三个多月前的8月19日，国民政府忽然颁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币制改革，废除法币，发行金圆券。
币制改革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金圆券与黄金的兑换比例是200元金圆券兑换黄金1市两。
但币制改革并没有挽救国民政府崩溃的经济，发行仅仅三个月后，金圆券便开始了比法币更为猛烈的贬值。到11月底，金圆券已经贬值到发行时的五百分之一。
而作为金圆券准备金的国库黄金被全部运走，金圆券就彻底失去了信用，此刻更如“雪崩似地狂贬”，完全失控。
中央银行赶紧出面“辟谣”，声称媒体报道不实，国库中的黄金都在。为了证明国库中确实有黄金，中央银行还改变了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的规定，允诺可以用金圆券出兑黄金，中央银行将每天投放1000两黄金，兑换比例为1000元金圆券兑换黄金1市两。
这个兑换比例，可比当时金圆券的实际市值要高出几百倍，自然引起了挤兑风潮。地处上海外滩的中央银行和汉口路的中国银行一开门，便有成千上万的市民如潮水般涌进来。这些情绪失控的市民为挤进银行不顾一切地争抢、冲撞、踩踏，结果酿成挤死7人、伤57人的惨案。
局面一时无法收拾。国民政府将其归罪于那篇“造谣”的报道，始作俑者乔治·瓦因很快被抓捕，并被速审速决判处死刑，用以造成声势。后来英国方面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乔治·瓦因才被释放回国，总算捡回一条命。
中央银行答应的出兑黄金因为造成了挤兑惨剧而草草收场，偷运黄金一事也因为中央银行的否认而没有追究下去——事实上，当时的国内时局也已经让人们顾不上去追究了。“转过条马路，物价就要翻一番”的金圆券贬值速度，已经让普通人的生活朝不保夕，国民党的统治则在崩溃一样的军事失败中瓦解坍塌。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五十多万军队被歼灭。1月15日，天津解放，31日，傅作义宣布起义，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消灭，最终的溃败已经近在眼前。
到台湾去
蒋介石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似乎早有预料。在三大战役决出胜负之前，他就已经开始秘密安排着“后手”了。
非但蒋介石，国民党军政要员中，很多人在决战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取胜的信心。身居“党国”高位的他们，对这个政权已经从根上腐朽的事实心知肚明。或是出于公心，或是出于私利，很多人都开始准备退路。
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当局选择台湾作为栖息地，一般多认为是来自蒋介石幕僚、人称“陈布雷第二”的张其昀的建议。
在进入蒋介石幕僚班子之前，张其昀是一位著名地理学家和专攻“国家战略学”的学者。抗日战争时期，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张其昀，经同乡陈布雷引荐，来到蒋介石身边。在学术领域之外，张其昀曾是蒋介石“有言必纳”的智囊。
1945年台湾光复后，张其昀曾领队前往考察，熟知台湾地理人文。三大战役的局势日渐明朗之时，蒋介石开始寻找退守之地，摆在他面前的只有西南和台湾两个选择。
张其昀认为西撤不妥，西南虽然多山，地势险要，却根本抵挡不了从诞生之日就在崇山峻岭中作战的解放军。东撤台湾，国民党才有真正能够利用的地利：首先是台湾海峡海阔浪高，能暂时阻止没有海、空军优势的解放军的乘胜追击。其次，台湾长期与大陆阻隔，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岛四面环海，呈封闭状态，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村都已开发，当局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稳定社会。
不但是张其昀，蒋介石正在悉心培养且越来越倚重的蒋经国，也提出过相同的看法，甚至比张其昀还要早。
1948年6月26日，在给蒋介石的家书中蒋经国就向父亲直言“我政府确已面临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除设法挽回危局之外，似不可不作后退之准备。”
蒋经国建议：“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望大人能在无形中从速密筹有关南迁之计划与准备。”
蒋介石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三大战役尚未开始，仅从纯军事力量的对比看，国民党尚占据着优势。南迁台湾的计划是否在这封信后就开始着手，公开的史料中很难得出明确判断。
蒋介石第一次明确退守台湾的想法，是在1948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败，不以为意矣。”此时蒋介石已决意放弃大陆，他所指的单纯环境，正是台湾。
而偷运国库黄金入台一事更为机密。虽然1948年12月1日第一批运往台湾的黄金就被媒体曝光，但国民党当局始终不予承认，公开的资料更不会流露只言片语。直到1986年，《俞鸿钧传》在台湾出版，才第一次明确提到了偷运黄金入台之事。那时候，蒋介石已经去世11年了，台湾继任领导人蒋经国也已是风烛残年，强人政治时代已至末期，蒋经国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解除了戒严。偷运黄金入台的敏感往事终于公诸于世。
俞鸿钧是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自然是将国库黄金运往台湾最直接的当事人。据《俞鸿钧传》所载，“他亲自领导，组成了一个最机密的工作小组”，派其亲信调用海军舰只、部署沿途警卫、安排运输人手……
俞鸿钧本人则在总裁办公室后面腾出一间秘密的小办公室，筹划黄金运台期间，他吃住都在这间屋子之中，自始至终足不出户。
第一批黄金起运之夜，亦即12月1日夜间，《俞鸿钧传》的描述和乔治·瓦因的报道别无二致：“军方实施特别戒严，上海外滩一带断绝交通，行人车辆一律严禁通行。直到严密装箱的黄金一一安全运上海军巡逻舰，解缆起碇驶出吴淞口，外滩一带方始解除交通管制。”
这之后，俞鸿钧仍然在他的密室中焦灼紧张，绕室彷徨，唯恐解放军拦截，或是途中有失，一连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坐立不安。直到接获台湾方面发来的密电，黄金全部安全抵达，“他这才长长地吁一口气，如释重负地到上海北火车站去搭乘火车”，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当面报告。
《俞鸿钧传》将黄金运台一事系于俞鸿钧一人，“完全是俞鸿钧个人鉴于时局逆转，默察形势，当机立断，所做的一项重大决定。”作者此说是出于何种考虑不得而知，明眼人都看得出，国库黄金是一国经济脉门所在，没有“最高当局”的许可，即便是中央银行总裁也不可能把这些黄金私自运走。更何况，运输黄金之时调用的军队、警察等，都不是听命于中央银行总裁的。
答案只有一个，俞鸿钧是黄金运台的执行人，决定者是当时执掌着“最高当局”的蒋介石。
根据蒋介石在那一段时间的行程，他授意俞鸿钧将国库黄金运往台湾应该是在1948年10月的上海之行。蒋介石的日记中记载，10月9日，“下午约会陈景韩、俞鸿钧、俞叔平等……”至于这次约见究竟谈了什么，蒋介石只字未留。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的此次上海之行历来被认为是因为宋美龄的一封电报。
当时正在上海大张旗鼓“打虎”的蒋经国，把宋美龄的外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抓了起来。宋美龄出面调解不成，只能把正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搬来。
蒋介石当即放下正在召开的军事会议，置华北战局于不顾，飞赴上海。气得傅作义抱怨：“蒋先生不爱江山爱美人”，与蒋介石更加离心离德。
在这个广为流传的戏剧化场景之下，蒋介石10月的上海之行另有深意。
也正是这个10月，陈诚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来到台湾，在黄金运台乃至国民党全面溃逃台湾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海星”号缉私船
陈诚是以“养病”为名到达台湾的。这并不能说完全是为掩人耳目，那时的陈诚刚刚在上海做完十二指肠手术。
此前的1948年5月，因为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连吃败仗，以参谋总长之尊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的陈诚成了众矢之的，甚至有人提出“杀陈诚以谢天下”。陈诚背下了东北战场失利的罪责，包括参谋总长在内的所有职务全部被免。偏在这时，他的十二指肠溃疡病发，干脆卸下所有职务到上海做了手术。
陈诚是黄埔系重要骨干将领，深得蒋介石器重。蒋介石甚至把自己的干女儿谭翔嫁给陈诚为妻。蒋介石并没有放弃他最为信任的爱将。陈诚手术后，蒋介石亲自到医院探望，两个人谈了三个多小时。这番谈话的内容并没有留下记录，但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回忆，手术后的陈诚希望能静养一段时间，蒋介石就让他去台湾。事后再看，蒋介石的这个安排不只是为了让陈诚静养。
1948年12月29日，时任国民政府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接到了一份极为紧急的电报，发报之人正是即将下野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电报命令魏道明把台湾省主席之位交给陈诚。
国民党政权的逃台计划正式启动，蒋介石启用了他布局台湾最重要的棋子，让陈诚接管台湾，作为国民党逃台“总接应”，蒋介石可以说是“知人善任”。大溃败之时的国民党能够很快在台湾站稳脚跟，陈诚可以说居功至伟。而陈诚手中最有力的一张牌，就是分几批从大陆运来的巨额黄金。
在黄金运台的过程中，俞鸿钧、蒋经国和陈诚是最核心的三个人物。俞鸿钧把黄金从国库中调拨运出，蒋经国出面协调军界政界，陈诚则在台湾接应。
不过，陈诚是半途中介入黄金运台的。第一批也是最大的一批黄金平安运抵台湾的时候，陈诚确实是在养病，对黄金之事一无所知。
不但是他，即便是负责运输这批黄金的海关缉私船，绝大多数船员也不知晓自己究竟运输的是什么货物。
这艘运黄金的“海星”号，是上海江海关海务部门里四艘较大型的缉私船之一，空重是500吨，满载是700吨，航速可达每小时12海里。“海星”号船不大，速度慢，武器装备也很薄弱，用它来运黄金看上去并不合理，更好的选择应该是军舰。
实际上，这恰恰是一个煞费苦心的安排。
首先，运送黄金一事必须避人耳目，一艘大型军舰停在外滩码头，远比上海江海关的缉私船要惹人瞩目得多。其次，国民党海军内派系林立，中共地下党组织多有渗透，国民党对此早有所知却防不胜防。在新中国成立前，先后有几十艘国民党海军的大小舰艇起义。避免使用军舰运输黄金，是避免黄金运台被中共地下党组织获知、破坏的防范之举。
而海关历来是个“洋机关”，中共地下党组织渗透比较少，“海星”号在1948年底运送了两次黄金，确实瞒过了几乎无所不知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但到1949年1月底以后，中共地下党在上海江海关已十分活跃，此后的国库黄金就只有“冒险”以海军军舰运送了。
当年“海星”号船员范元健后来去了台湾。上世纪90年代，他在接受电视访问时曾回忆了第一次运输黄金的神秘之旅——
12月1日，“海星”号停泊在黄浦江的海关码头。大概是下午两点钟，“海星”号舰长钟福林神色凝肃地进入船舱，告诉大副：“我们今天要出航，任何人不准下地！”可是直到当天晚上十一二点，都没有接到开船指示，大家都觉得事有蹊跷。
深夜一点左右，“海星”号忽然开动了，但是航向并不像舰长说的“出航”那样顺江出海，而是偏向左弯，驶进不远处的中国银行专用码头停靠。
1927年，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总部设于上海外滩15号原上海华俄道胜银行大楼。中央银行并没有新建大型金库，而是将北洋政府时期国家银行中国银行现成的金库征作国库。国家储备黄金就存放在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金库中。这座金库有三个篮球场大小，号称“远东第一”。
“海星”号的船员们对这次靠岸不明所以，但很快，一批挑夫行动迅速地将大量沉甸甸的木箱子搬到了船上。船员们看着那些个头不大却让挑夫们非常吃力的木箱子，窃窃私语地猜测：“里面装的是金砖吧？”结果招来舰长钟福林严厉地训斥：“不要管里头装着什么，只管完成任务就是！”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海星”号在夜色掩护下驶向长江口，仍没有人晓得船要驶向何方。一直等船开到舟山群岛附近江面，钟福林才透露：“我们这趟去台湾！”
台湾方面也是直到这时，才接到了黄金启运台湾的通知。据时任台北海关秘书科主任的王树德回忆：在一个深夜，原台北海关三沙湾电台收到由上海海关总署发来的一封紧急密电，电文内容略为：“政府已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及白银××吨交由海关‘海星舰’运台，该舰将于明晨抵基隆港，希即协调有关单位做必要之安排”。
王树德当即向台北海关报告，并依照指示部署各项接应运输措施。
“海星”号航行了一天一夜，终于平安抵达基隆港二号码头，几部大卡车早已静候多时，一个小时左右卸运完毕，大卡车朝台北绝尘而去。
将近30年后，王树德从海关退休时，获得了蒋经国亲自颁发的景星勋章，他是中国籍海关服务人员中唯一获此勋章的，很可能有功于第一批黄金运台时迅速而周密的接应准备。
蒋、李争夺
就在蒋介石把台湾确定为国民党的“复兴基地”、加紧实施黄金运台的同时，他的总统之位遭到了挑战。这份挑战不仅来自军事上已有泰山压顶之势的中共，还来自国民党内部——桂系开始“逼宫”了。
1948年12月24日，被蒋介石解除国防部长职务、改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的白崇禧，从汉口发来了著名的“亥敬”电，请蒋介石恢复国共和平谈判。蒋介石对“亥敬”电无任何反应。平津战役爆发后，12月30日，白崇禧又对蒋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
“亥敬”、“亥全”两电虽未明确要求蒋介石让位，但历来被视作白崇禧“两电逼宫”。蒋经国在1949年元旦的日记中记载，白崇禧发出“亥敬”、“亥全”两电后，“李宗仁、甘介侯等辈随即宣布和平主张，提出五项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蒋总统下野”。
不但是桂系，美国人也准备抛弃蒋介石了。圣诞节这一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拜会蒋介石，当面表达了希望他下台的意愿。
蒋介石已经内外交困。
1948年的最后一天，蒋介石邀请副总统李宗仁以及五院院长、国民党中常委40多人，在总统官邸吃了最后的一次年终晚餐。
这顿晚餐的气氛可想而知。在尴尬、沉闷地吃过晚餐后，蒋介石宣布他已经拟好了新年公告，愿与中共“停止内战，恢复和平”，“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
在座的国民党党政要员们各怀心事，多数人默不作声。这时的国民党，其实已经没有资本再要求和谈了。只有几个强硬派坚决反对有“求和”之意的公告，甚至有人情绪激烈地嚎啕大哭。
蒋介石这时也干脆把话挑明了：“我自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的某一派系。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我走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李宗仁就不容易接手。”
22天后，蒋介石正式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这22天中，蒋介石确实做了大量布置，不过不会为了让李宗仁“容易接手”，其实际作用恰恰相反。
蒋介石开始加紧实施撤往台湾的计划。
国库中尚有大量黄金没有运走，而失去了总统权杖后，蒋介石也就没有理由动用整个国家最后的家底。为此，他必须提前制定一纸合法通行条，才能在下野后继续运走国库黄金。他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剩余国库黄金。
但是财政界对此意见不一，除了唯蒋介石马首是瞻的俞鸿钧，多数人都明里暗里地反对运走黄金，因为那无异于给已经无以为继的经济乱局釜底抽薪，必将引发更大的经济动荡，加速军事上的失败。
于是，蒋介石派蒋经国前往上海接洽俞鸿钧，沟通军方落实运力及安全保障，同时以强硬姿态向持反对意见者施压。双方最后达成妥协：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
1月11日，时任国军联勤总署军需署长、有蒋介石“总账房”之称的吴嵩庆收到指令，办理把黄金转成军费的相关草约。从国库中运出的黄金由此“师出有名”。
最终，蒋介石在下野前还抢运了一批黄金。1月20日清晨6点，海军舰艇“海平号”和“美朋号”装载着1800万银元、90万两黄金驶离上海外滩码头时，竟有500箱银元未及装船！此时离蒋介石下野只剩18小时。
蒋介石下野后，俞鸿钧也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改任常务理事。总裁之位由刘攻芸继任。刘攻芸非蒋介石嫡系，认为“以蒋先生下野之身，委实不宜继续下令搬移国库存金”，因此对黄金密运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
俞鸿钧指挥不动刘攻芸，就给在溪口的蒋介石发去密电：“请经国兄催办”。仅仅五天之后，2月3日，俞鸿钧致电蒋经国，称“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可见刘攻芸在压力之下只能就范。
2月6日，空军运输大队所属南京明故宫机场、上海江湾机场同步接到紧急动员令。入夜时分，两地运输机队同时起飞，载着55.4万两黄金直奔台北松山机场。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大事典》记载：“至本日为止，中央银行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
等到李宗仁发现国库黄金被搬空，已是2月17日，他已经当了近一个月的代总统。李宗仁立即严令刘攻芸，不得再将存金运到他处。而刘攻芸当然明了究竟是谁掌控着国民党大权，对代总统之令竟不作答复。
李宗仁又联系台湾省主席陈诚，要求他把黄金运回大陆，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陈诚在台湾“山高皇帝远”，和代总统踢起了皮球：“此事归属央行管辖，请找央行协调。”李宗仁再找“央行”，刘攻芸答复：“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运出去。”
李宗仁最终也没能把一两黄金运回大陆。
在《李宗仁回忆录》里，他这样记录那段无可奈何的往事：“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人心，曾命令‘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做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无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大票成群出笼，致货币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百业停顿，军心民气完全丧失，遂形成无法收拾之局面。”
1949年4月23日早晨，南京近郊已听到四处的炮声，“代总统”李宗仁乘着“追云”号专机黯然离去。
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占总统府。
抢运
李宗仁离开南京之时，上海滩街头也已一派临战气氛。负责守卫大上海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除了率领30万大军守城，还有一项秘密任务：运出上海库存剩余的20万两黄金及22万上海守军中的6万中央军嫡系。
5月中旬，蒋介石连续给汤恩伯发了五封亲笔信，信中明确指示：“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之外，行留黄金2万两，银元100万元。”
亲笔信之外，蒋介石又派俞鸿钧从香港飞抵上海密会汤恩伯。随后，汤恩伯亲笔留字条，要央行“除暂存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枚外，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点”。所谓安全地点，指的就是台湾。
时间紧迫，船舰有限，汤恩伯决定动用可信赖的军方舰艇和招商局船只。
汤恩伯调动的运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外，还有军方舰艇“美朋号”和“中基舰”，装黄金的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等到两天两夜后，终于装运完毕，上海城内已出现零星解放军先头部队。而“汉民轮”更迟到5月19日黄昏才离港，还没到吴淞口就挨了一颗炮弹，幸未命中。炮弹掉在船旁水里爆炸了，“汉民轮”被迫停止行驶，第二天拂晓，才在两艘军舰护航下重新起锚。
在战火纷飞的乱世之中，满箱金灿灿的黄金，又是何等的诱惑。会不会有人动心，铤而走险呢？
负责秘密押运这批黄金赴台的是保密局上校江维翰。他临行前刚刚与米绳祖仓促结婚，此行也是带着新婚妻子一道登上“汉民轮”，举家逃往台湾。
米绳祖回忆，船老大只看到江维翰的招商局职员这一公开身份，竟然向江维翰提议私分黄金：“江先生，从上海到台湾有好多小岛，我们把这个舵稍微偏一下，大家到这个小岛上去做金银岛主怎么样？”
江维翰赶紧组织船上秘密武装押运人员，“总共十二个”，四人一组、一路轮班严密守护金库，直至靠港。
同样的觊觎，也发生在1949年8月由厦门运送黄金到台湾的过程中。
部分从国库中运出的黄金，并没有被直接送到台湾，而是先暂存在厦门的中国银行金库中，而后才陆续进入台湾。这些黄金的账目尤其复杂混乱，以至于至今仍无法准确统计究竟有多少黄金被运去了台湾。
当时在厦门海关署工作的孟昭年，见证了一桩血淋淋的事件。
孟昭年搭上招商局的“锡麟轮”撤退去台湾。船长期停泊在码头上，随时准备走，船上有上千人。突然有一天，带兵的军官要求所有船员、军人到甲板上紧急集合，孟昭年看到一个士兵被手铐铐住、被枪指着。舰长厉声问道：“金库里缺一块金砖，是不是你做的手脚？”该士兵承认了，并按照舰长的要求，当众重复如何从金库偷取的动作流程。之后，枪声响起，士兵被公开枪毙，杀一儆百。
血染甲板，孟昭年才知道自己所在的船上载有大批从鼓浪屿转移的黄金。
从厦门运输黄金到台湾多是用飞机，当年国民党空军方面的目击证人很多。
杨荣志是运输黄金的飞行员之一。他1936年毕业于空军航校五期，当时是空运队第20大队大队长。2004年，晚年的杨荣志向媒体披露了这段往事。他回忆说，1949年春天，大陆情况甚是危急，第20大队奉命抢运人员和物资，运输机往来大陆和台湾异常繁忙。其中，从厦门装机运走的物资是密封在箱子里的，箱子不大，但特别沉重。运输登记册上写的都是“物资”，但机组成员都很清楚，那里面装的是黄金和银元。有一次，一个箱子裂开了，白花花的银元撒了一地……
第20大队那时候得了个外号：“黄金大队”。
运台黄金知多少
1949年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了，隆隆的炮声震撼着“东方巴黎”。
蒋介石对上海守军的要求是至少坚守半年，为此，早已“下野”的他亲临上海部署战斗。而他的爱将汤恩伯亦信心十足：“我们的大上海，要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结果，汤恩伯守上海只守了短短半个月。5月28日，人民解放军正式进驻上海。
此前一天，一队解放军战士已经分乘8辆卡车，将大量崭新的人民币存放到中国银行“远东第一金库”中，替换掉那里堆积如山、废纸一样的金圆券。
金圆券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原本存放于“远东第一金库”中的国库黄金，早已被国民党当局偷运得一干二净。据上海地方志资料记载，在整个国民政府离开之后，上海所有银行里的黄金加在一起，只有6180两。
国民政府究竟从上海搬走了多少黄金到台湾，直至今日仍难以厘清。最准确的数字，可能只有蒋介石、蒋经国、俞鸿钧和陈诚等少数几人掌握。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先后有多位曾参与过黄金运台的当事人谈及这个数字，但他们接触到的仅仅是那段历史的片段，各方给出的数字众说纷纭，出入很大。
曾任国民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李度说，1948年末，国民政府用海关缉私舰装运80多吨黄金与120吨白银到台湾。
原任国民党军财务军需署长吴嵩庆机要秘书的詹特芳，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大陆，在大陆方面首次披露国民党偷运黄金入台之事，他给出的数字是：黄金92.4万两，美金8000万元，银元3000万元。
吴嵩庆的儿子吴兴镛旅居美国，在加州大学任教。他根据父亲的遗留资料，写成了《黄金秘档》一书。吴兴镛在其著作中提及金钞运台总数时，有更惊人的统计数字： 大陆运台黄金的总数量是350万两左右，到今天，有了较多的数据（也不算完整），总量也还是与此数相当接近的（约400万两）。当然再加上7000万美金（我父亲经手的），就又是200万两黄金了（35美元一两黄金是当时的官价）。当然全部外汇还不只此数。再加上第一次运台的白银120吨及后来3000万块银元、一亿两纯银（我父亲经手的），银子总数是7000万美元，又是相当于200万两，因此“央行国库”整个金银外汇总值是800万两黄金。
被运走的黄金统计不出确切数字，不妨从另一个方向探寻一下：国民政府的国库中原来有多少黄金？
档案显示，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国库中仅剩黄金不足3万两，尔后没收了汪伪政权国库的49.5万两，发行金圆券又从老百姓手中收到184万两。此外，抗战中美国欠中国军用机场建设费4亿美元，国民政府拿其中2.2亿美元买了600多万两黄金。减去花销，到1948年底，国库黄金总数尚余400多万两。
如果这些黄金都被运往台湾了，倒是与吴兴镛的统计数字颇为吻合。
且不管运台黄金的具体数字，那毋庸置疑是一笔数百万两黄金的巨额财富。这批黄金以及同时运走的大量白银、外汇，让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有了足够的资本站稳脚跟。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600万人口，到了1949年年初，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人口已经暴增了100多万。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的陈诚，此时面临着蜂拥而来的迁徙人潮。
1948年8月，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地区发行使用金圆券。随着内战日益激烈，国民党节节败退，由于军费支出过于巨大及其它因素，金圆券日渐处于崩盘边缘。当时台湾的货币是台币，与金圆券挂钩，亦受波及，台币被拖垮。明明是产米省份的台湾，本地米价竟然比上海的米价还高。
大批军队和国民党机关迁台，由于一切费用都由台湾省政府垫付，台湾银行不得不增发货币弥补亏空，使得台币进一步贬值，一时间，台湾金融界陷入一片恐慌。为了避免经济方面重蹈通货膨胀的覆辙，陈诚决定割断台湾与大陆在货币上的联系，推行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也就是一直沿用到现在的台湾货币。
国民党当局拨付给台湾银行115.1万两黄金，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储备金。新台币以旧台币4万元折合新台币1元，新台币5元折合美金1元，发行总额定为2亿元。
金圆券那次失败的币制改革殷鉴不远，台湾人民起初对新台币也是半信半疑。为了证明政府有足够的黄金发行准备，陈诚指派台湾一众银行、银楼开办黄金储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币可以换黄金。
这一次，国民党当局的黄金储备极其充足，新台币可以在银行自由兑换足值的真金白银，台湾人心遂逐渐安稳。
作为新台币发行准备金之外，运台黄金也是国民党政府初到台湾时艰难岁月中的支点，几乎所有的政府支出，都仰赖黄金：军队薪饷、每四年的经济计划，以及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
不过，运台黄金虽然数额巨大，也禁不住庞大的支出。特别是国民党60万入台大军的给养，快速吞噬着黄金。“消耗存金最大宗为军费，平均每个月需拨付18万两。”
恰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再次扶持重新上台的蒋介石政权，随后，又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援助总额高达15亿美元，台湾的财政窘境终告摆脱，同时也迎来了有雄厚财力支撑的经济起飞。
追溯台湾经济起飞的起首处，自然是从大陆运往台湾的数百万两黄金。
直至今日，台湾“央行国库”中还有108万两从大陆来的黄金，自1950年6月入库后再未动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