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675）
去年，我从待了10余年的“象牙塔”里被驱逐出来后，面临着代代毕业生亘古不变的难题——找一份让所有人满意的体面工作。
我长于浙西的一座小城，父母都靠打零工维生。他们像所有底层父母一样，省吃俭用、辛勤劳作，只为供子女读书成才。以往的社会经验告知他们：孩子考上大学就一定会有出息，就能找到好工作，带领落魄的家庭在一众亲戚中脱颖而出，成为体面的人家——否则，读大学有什么用呢？
可没读过几年书、习惯埋头苦干的父母不太清楚，如今的大学并不是触不可及的孤月，而是满天繁星，无数用人单位都不屑地说：嗨，大学生嘛，随手一抓，有的是啦！我们恍恍惚惚按社会规则升学、毕业，正如一个网友在弹幕中说的：“学历是社会的敲门砖，是我们下不来的高台，是孔乙己脱不下来的长衫。”
我苦笑摇头，忍不住点了个赞。
1
我的高考成绩并不突出，被本省一所普通二本录取，专业是旅游管理。我填报志愿时，没有前人可以参考，没有老师关注，仅仅因为“旅游管理”听上去好像很符合经济发展的潮流，似乎很有前途。
当时，我为自己的选择暗暗骄傲了一番。有亲戚向父母打听，他们知晓我报的专业后，无不大同小异地嗤笑：“啊哟，那读出来不就是当导游嘛，这种职业还用读大学？浪费钱。”
起先，我还为此忿忿。入学后，我才发现亲戚们说的是真的——这个专业并不如自己想象中那般符合“大学生”应该具有的学业身份。
旅游业更看重“经验”，不看学历。专业课的老师们基本没走出过“象牙塔”，课本也陈旧，每学期的课程基本是围绕着导游业务、导游基础知识、园林艺术、美学概念、商务谈判等一点“杂交”知识打转，即使平时旷课，只要期末考试前借个笔记熬一宿，基本稳过。什么方面都学了个皮毛，若和外行人粗浅交流，倒也能看上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摆出个文化人的样子。
专业实践课仅在市区范围内进行过两次：第一次请了一位男导游，他搁大巴车上就开始诉说自己“老掉牙”的悲苦经历，全程步伐极快，超级不耐烦，回程后，又匆匆去接了下一个团；另一次是学院命老师挑几个同学外出考察，胡乱拍些照片，生搬硬套上已用到包浆的论文观点，可就这表面功夫、敷衍了事，我们参与的几人，竟也能得个“创新思政”二等奖。
入学不久，学校便催促我们考导游证，说那是以后就业的出路。导游证中专以上学历就可考取，而导游这行普遍连基本的五险一金都无法保证，底薪更是少得可怜，全凭不稳定的带团提成。
我曾在一个自诩全程无额外消费的知名旅行团兼职过，旅游目的地是某个菩萨的道场，在浙江很有名。信徒们怀揣满腔心愿，经过重重核酸检测，冒着滞留风险远道而来，从古庙里的老和尚那里，靠“运气”抢来香火、元宝还有“请菩萨”的红纸，敬于殿前。他们自以为没受蒙骗，沾沾自喜，殊不知那只是旅行社的暗箱操作，看着深藏功与名的老和尚，其实是庙里雇佣来看门的大爷。
疫情三年，各旅游地门可罗雀，哪怕浙江低价旅行团百花齐放，但也再不复有以往的盛况，饭变粥、粥变汤，本地的网红导游都开始转行带货。行业里的人要活下去，自然要用到课本里不会教的巧思，想尽办法去捞钱：车、食宿、过路费、购物……每个环节，总能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名头缩减支出，再宰游客几刀。
“你们这种就知道死读书的大学生，要多和我们学着点儿！”那天，带团的导游大叔和我说。
后来我才知道，本专业的学长学姐们毕业后从事旅游管理的少得可怜。班主任多次半感慨半劝诫地说：“哎呀，导游是吃青春饭的，很累的，女孩子没有优势啦。”
可滑稽的是，旅游管理专业女生最多。毕业季，大家唯有去争夺那些“不那么限制”的饭碗，考研考公呢，基本只能选择跨专业与“三不限”，更不用说疫情给行业带来的影响了——近几年的民宿和旅行社哪有不搁浅的，暂时开放的政策海浪偶尔涌上来，让这些半死不活的鱼喘口气，但又急急退去。我毕业时，旅游业依旧处于不知明天怎么样的休克状态，很多旅游单位像回不到海里的船，泊在岸边直到枯朽。
2022年春招，旅游招聘岗位捉襟见肘，我像一条小鱼一样四处投简历，拼命想咬一个抛进海里的钩子，知名的旅游平台，不知名的旅游小公司，都投了。我虽然放低了期待，但内心里依旧渴望一份体面的工作。
我始终记得亲戚当年的讽刺，所以投的最多的，是旅游公司管培生岗或其他类似岗位。我曾以为自己有选择的余地——每家公司轮番面试，我也收到了些好消息——可最终，都以“你是优先排第一的，但目前业务相关，暂时不能给到具体到岗时间”或“推迟发放offer”而了无音讯。好不容易，我收到某旅游网络平台的确定offer，但又被一句“收到应届生岗位被取消”的抱歉短信给打发了。
于是，我一开始就刻意规避导游岗位，现在只能再添自己这分一杯羹的多余新人了。
5月，“象牙塔”进入驱逐倒计时。交了毕业论文后，我考虑很久，终究将目光投向了“最下策”的服务员。当时颇有种将求职的满腔失望宣泄到底的冲动，破罐子破摔吧——考研失败、春招失败，我没有时间了。
做服务员一向被传统世俗鄙夷，在家长的口中，一直是管教调皮孩子的利器：“以后不好好读书，就去给别人端盘子哦！”但它在招聘软件上一样有着装模做样的要求：学历不限、18到45岁、包食宿，身体状况符合国家餐饮行业要求，诸如此类。
是的，我只要是一个健全的年轻人，就符合了要求。
2
面试当天，排在我前面的有3个人，一位是和我母亲差不多年纪的阿姨，翘着二郎腿，靠在椅背上打瞌睡；另两位女孩儿看起来年纪不大，朴素而沉默，水灵灵的眼睛，目光与我碰撞一下，继而怯怯闪躲开。她们仨唯一相同的点是——两手空空，只有我，不合时宜地拿了一份简历。我将手上攥着的几页薄纸卷成一团，莫名的尴尬卡在心头。
轮到我与HR谈话时，几个眨眼的犹豫，我还是将手上已不再平整的简历递了过去。
HR挑了挑眉、抿了抿唇，方才说道：“面试服务员？”
我以故作轻松的语调、掺杂着生涩的自来熟说：“我看到餐厅发布的招聘上工资开得不错，我也符合要求，就来啦。”
“服务员很辛苦的，你们这种女大学生能吃苦？”
“我能吃苦的。”
她脸上显出几丝戏谑，或许在心底暗暗嘲笑我的天真，觉得我干不过几天便会逃跑。
末了，HR没再多说什么，只说了尽早办健康证，几月几号就可以来上班了。她将皱巴巴的简历还给我，另附一张能够免费办理健康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我转身向外走去。
6月过半，我和室友们吃了惯例的“分道扬镳餐”。大家暗戳戳的摩擦既往不咎了，分离的时间恰与独立的节点重合，渲染出几分孤独的迷惘。
想当初，一到大四，我们4人就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该和班上考研考公的同学一样找点“正事”了，我们在二者间思索徘徊，最后一致决定投入后者的大潮——转教育、转金融、转法学、转社会学……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谈到彼此未来的打算，宿舍里一派手无足措的尴尬气氛，犹如几年前新生初见。
青青说：“真的不知道做什么，不想工作啊啊啊，我可能会‘二战’。”
小南说：“我先回家吧，可能考编，还不知道打算。”
阿惠说：“有朋友在北京，我去北京找找工作。”
我说：“我要去当体力劳动者了。”
或许是天气太热，“前程似锦”说出口时，实在干巴巴的。之后，我便与沉甸甸的行李一起打包，抵达餐厅。
我入职的餐厅以“传统文化”为卖点，大厨号称在某某国际会议掌勺过，菜品说是专注中餐，又夹带着一应不伦不类的西式菜，一通营销宣传下来，给人一种“不吃不爱国”的隐形压力，所以在当地的社交网络平台上颇具名气。
我应聘的这家分店，厨房人员众多，部门驳杂，冷菜冷饮部、甜点部、炒菜部、做汤部、烤制部……不算主管，平均每个区域都至少有4个人，而服务员这边，就算把偶尔帮忙的经理与领班们加上，也就勉强凑够10来个人。或许因为人手实在是不够，该分店招聘时打出的薪水是“每月6000，提成另算”，包一日三餐、包住宿（宿舍是6到8人/间）、给月休4天（非固定日期，看餐厅排班），虽然招聘信息上还标注了“五险”，但实际上餐厅一般选择给员工每月加500块钱，让大家自动放弃交社保。
后来我听老员工阿龙吐槽，说服务员人少，极其辛苦，可餐厅还以扣薪为代价来逼迫大家保证服务质量，所以很多新人常常干几天就会借故离去。通常今天三三两两地来，明日零零碎碎地走，流动的服务员就像在参演定时剧本。
“每月才5000多，比我待过的其它地方辛苦几倍，还不如去包生煎。”阿龙咬牙切齿地大吐苦水。
听到这儿，我想，我还是不要告诉他“新来的员工薪水都上涨了”比较好。
3
入职时，经理将员工服递给我们同期入职的几个人，让我们赶紧换上。员工服是V领棉麻装，我的那套不知经过多少人的“传承”，带着几分陈旧的褪色，像连绵雨冲刷大地后的初春黄青草，意外地符合餐厅“简朴高雅”的格调。
3天试用期，工资按小时算，试用期过后，正式签署合同。第一天上午7点，店门紧闭，未到营业时间，经理吩咐占领班教我们几个新员工一些规矩。占领班不到30岁，秃头小伙，高高瘦瘦竹竿样，眼睛鼻子沉沉耷拉着，一时让我想到了《海绵宝宝》里蟹堡王餐厅里丧丧的“章鱼哥”。我暗自笑笑，不查，立刻被占领班凌厉的目光抓获，糟糕糟糕。
“我告诉你们，上班要有上班的样子。在这里，别以为自己多不一样！”随后，他拿出了许多托盘，一个个递给我们。“左手托住走路，抬头挺胸，不能掉。”
说罢，他变戏法一样不知从哪里掏出了许多块沉甸甸的砖头，在每个人的托盘里放上一块，让我们开始轮流走。这样训练了大概半个小时，我们才被允许放下托盘休息，我细细的手腕已经酸酸的了。
接着，占领班又把我们带到堂食区和包厢，开始讲解规矩——上菜的位置、顺序，餐具角度、如何摆放，口布如何折叠……“包括餐厅的菜品，即使有菜单，你们在脑子里也要记住。”
我默默地翻着一页页琳琅满目的菜单，都是些什么“金玉满堂节节高”之类的，不禁感慨：餐厅的文学水平从古到今就没输过嘛。
悉数了解完基本规矩后，占领班便将我们分配给各个区域的“前辈”，由他们带我们上手。
餐厅有3层，一楼主要做堂食，由占领班管理，这层除了茶艺师的表演舞台外，分为4块，每块大概5到6桌，每桌可容纳4到6个客人；二楼是包厢区，由唐领班管理，每间包厢以诗命名，总共6个，每个包厢最多可坐12人；地下一楼左边是厨房与仓库，右边有块小小的地儿供员工用餐休息。
我被分配到了一楼的A1区，负责该区的是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名叫林川。他嘴角无时无刻不挂着温和的笑，白净阳光，来吃饭的女客们都很喜欢他。
我打趣道：“师父多多指教。”
他潇洒摆了摆手，笑道：“哪儿能啊，互相合作才对，新来的朋友。”
前厅其他几位服务员，年龄基本都在20岁左右，常蹦出些“罩着你”的话，还处在江湖义气当先的阶段，十分活泼可爱，他们大多是初高中早早辍学，由家里的某位哥姐带着，以明白又不明白的心情“闯荡”社会。而我后来才知，林川跟他们不一样，他是2021年毕业的法学专业本科生，正在为自己的北欧留学计划攒钱，在这儿工作了快1年了，这个工作时长和资历，实属是餐厅里的“老人”了。
餐饮行业竞争十分剧烈，老板每天一睁眼，就会听闻哪个区哪条街又开了一家新招牌餐馆。我在的这家餐厅虽然主打中高端，但为了抢夺更多的客源，也在各类消费App上推出了价格稍低的套餐活动，甚至还高价请来某社交平台的百万粉丝网红“无意间偶遇宝藏店铺”。千金一掷的广告营销下，每天特意来消费的本地顾客络绎不绝。
当时时值疫情，可除了厨房，我们脸上并不常挂着口罩——因为会遮挡住微笑。偶尔，我对着纷至沓来的人群发呆，恍惚觉得自己身处在2019年之前。若不是不久前我使劲儿咬都咬不到一个能有满意答案的钩子，我真会时常怀疑：人们的外出旅游热情是不是都疯狂转嫁到本地各种新兴网红店上了？
许多个盛宴夜晚，老板表情祥和，一动不动地坐在收银员身后，一双白胖胖富态的手交叠扣成碗状放在肚子前，翘着几根时尚弄潮儿般的胡子，笑眯眯看着前厅的劳动力们忙到飞起，真真有一种贵妇人在愉悦地欣赏名画的感觉。
背地里，我们都喊他“小胡须”。我们忙得晕头转向，“小胡须”还要时不时在耳边窜出一句句“弹幕”，我们无时无刻想让他闭麦。
“啊呀呀，看看你头发乱糟糟的，再忙口红也不能掉，赶紧赶紧，快去补起来！”
“啧啧，你怎么回事嘛，上菜的姿势不要吊儿郎当的，微笑，要微笑！”
加班更成了常态。可恶，无法忍受。好吧，看在加班双倍工资的份上。
晚10点，餐厅渐渐归于宁静，只有窸窸窣窣的打扫声。消毒水的气味从刚拖过的地面上逸散开来，这是专属于休息时间的气味，是能让神经能不紧绷的味道。林川一边擦盘子一边笑说：“我觉得托尔斯泰那句话可以改成：幸福的老板都是相似的，不幸的打工人各有各的不幸。”
我瘫坐在椅子上，挤出几分气力，认真地点点头。
4
在堂食区服务，需要面对客人太多需要急速翻台的怒火——网红“无意”来过后，堂食区涌来的客人大抵都是团购了套餐来打卡的，用餐以拍照为主，导致其他客人因等位怨气满满：“搞什么搞嘛！套餐就不是客人了是吧，让我们等这么久！”
我们惯性地垂头，乖巧如绵羊，任由客人唾沫星子飞溅。客人教训得嘴巴干了，我们就得极有眼色地递上舒舒服服的冷饮，软糯糯地说一句：“这是专门为您提供的免费鲜榨果汁，真的很抱歉。”
看看面前形单影只任由自己发火的人，客人内心也知晓，归根结底怪罪的不该是服务员，也就差不多摸摸鼻子，讪讪地以一句“行了行了，赶紧上菜去”作罢。
除了排队等号的怒火，还有就餐后喋喋不休的抱怨。客人们抱怨最多的，是盘子与菜的“艺术美学比例”太过离谱：“你们自己看看，堆满一张桌子的盘子里实际东西有多少？比脸还大的一个盘子，菜就一个额头那么多，你觉得合理吗？”
我当然也觉得很不合理，天知道我每次举着托盘上菜时手有多酸！我们手腕上八九成的重量，都来源于那一打碎就能扣我半天工资的瓷实盘子。一开始我还傻不愣登地跟占领班反映情况，他冷笑驳回：“你懂什么，这是艺术。”好吧，我不懂艺术，所以我只能每次昧着良心和客人说：“感谢您的建议，我会向老板反映的，争取改正。”
另外还有嫌弃冷饮太冰的、吃完了一个菜就说难吃要退的、说我们没有及时倒水的、餐巾纸太贵的……我们忙到头昏脑胀，也要拼命挤出几丝笑意，道歉、鞠躬、安抚一条龙。客人若是骂，就必须让他们骂，让他们痛痛快快的、让他们能感到如“上帝”般的舒服。犟嘴是服务员的大忌，再委屈也不要说出口。客人永远是对的，我们永远是错的。
长时间的体力工作有如溺水，被捞上来进食休憩的片刻，吐槽自然成了配菜。到了员工就餐时间，年轻的服务员们就开始了一餐一度的“吐槽大会”——这肚子必须要先清空，要先把受的气给吐出来，才能咽得下嘴巴里匆匆塞进的饭菜。
地下一楼灯光昏暗，小年轻们肆无忌惮地宣泄着对头顶那群一面之缘的顾客的怨怼，间或穿插着一致的咀嚼声——这是后厨阿姨偷偷端给我们的“小灶”，偶尔是蛋炒饭，偶尔是烤鸭肉，偶尔是点心房多做的荷花酥——逢阿姨来，逼仄闷热的小空间里便会响起短暂的欢呼声，随后被一阵“嘘”声轻轻压住，后厨主管睁只眼闭只眼，路过也只当没看见。
“我和你们说，今天有个客人太奇葩了，硬是说空调太热。拜托！都和他说开到16度了，难道我去给他买个电风扇对着吹吗？不依不饶喊了我7次！结果你们猜怎么着？我装模作样对着空调按了一下，实则毫无变化，他却说凉快多了——我服了。”
“我不也是！天知道我对东北人有多直爽善良的滤镜，我那区的3个大哥居然‘跑单’了！靠！好想哭……”
“你是不是每天想着网上那个男朋友分神？要赔钱了吧，哈哈哈……”
“你每天就知道和小姑娘连麦打游戏，还好意思说我？”
……
服务员每天长时间的站立与奔走，头几天，我每天都被双腿明晃晃的疼痛提醒。
年轻的前辈们向我传授经验：“哎呀，等时间长了，长了茧子麻木了就不痛了。”
林川突然呢喃道：“痛苦和麻木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
我愣神，阿龙咂嘴作酸倒牙状：“什么痛苦不痛苦的，书读多了，是这样神经的吗？看来读大学也没啥用嘛。”
其他人一阵大笑。读书无用论总是这里许多玩笑的终点。很可悲的是，林川和我总是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他们的证据。我知道他们并无恶意，这里的相处氛围就是这样，大家并不习惯谈论精神层面的东西。因为社会凝视学历等级，所以他们每次玩笑也会夹杂着微小的锋利，或许这能给开玩笑者一份弥补的慰藉。
我一般就合群地笑笑。
随着饱腹结束，众人默契散开，拿出最亲密的手机，将精神放进短视频直播游戏里划水。我随众划着搞笑短视频消磨时光，但心却常常像腿蹲久了似的，溢出些电视机雪花般密麻的虚迷。我生出一种错觉——我好像进入了另一座塔，这里也有一群同龄人，不需要也不允许你有多不同，做好规定的事情就好。我脱去长衫，选择在此，却又别扭地、无法心安理得地在这片水中呼吸。
5
满负荷的体力劳动尚且能坚持，无尽的情绪劳动则令人疲倦想逃。
7月的一天，下午4点，我接待了几位特殊的客人，正好当时用餐的客人不多，我便将精力与热情集中于她们，反倒招致来了本就对我不太满意的占领班的怒火。
客人是3位极具风度的女士，点了个套餐，落座时就开始打量我的一举一动：“小姑娘业务很不错嘛，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个餐厅？”
真是经不起漂亮姐姐的夸。占领班培训时说，客人的一切要求都要尽量满足，我见热菜还未上来，便带她们一边参观餐厅、一边讲解，越说越起劲儿，情不自禁夹了几个糗事见闻，引得她们打趣发笑。我刚找回了几分当专业导游的感觉，恰好就碰上采购员来餐厅送货，他看着我，目光复杂，我还不明就里。
直到客人们用餐结束准备离开，其中一位女士强行加了我的微信，之后问我要不要跳槽，我这才知，她是附近一家竞品餐厅的老板，她的餐厅以“王校长”到访过为营销噱头。
最终，这件事被占领班知晓了。当晚，我被叫到了监控室指认：什么具体时间、她们点了什么菜、你为什么要带她们参观、她们问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极具审讯之感。
“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做起来倒这么拿手！我不想听什么理由，就你热心是吧？”
我靠在墙上，忍住喉咙里要跑出来的哽咽，对抱怨谩骂的习惯性服从，竟然让我无力顶嘴。
8月，我意外地被经理重新分到二楼包厢干活，可谓受宠若惊：每个包厢一天最多接待两批客人，不像堂食区那样疯狂翻台，减少了我大量的体力劳动。
工资更不用说——虽然包厢服务员的底薪和其他人并无不同，但有15%的酒水提成，简直是喜从天降。包厢不会有堂食区那种点套餐打卡的客人，一般都是来聚会的，用餐时间更长，对于茶叶、酒水和餐品推销，他们很容易买账。酒水和某些菜品都是能拿回扣的，时间长了，积累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
占领班对我的调动暗暗地表达过不满。在这家餐厅，分配谁去包厢并无规定性的要求，但一般情况下，应该是由带人的领班作为人情关系提出，高高在上像施舍恩惠般降下来才是对的。经理在我身上开的例外，无疑让他失去了某种权力：“经理凭什么把新来的放上去？又不是没有其他人。”
唐领班拍了拍我耸起的背脊，笑道：“他明年大概去别的门店当经理咯，别往心里去。”
餐厅的管理岗一般都由牢固的亲戚链锁住，至少这个餐厅就是如此——这条信息来源于地下的“吐槽大会”，我们已经都知道了，领班、经理、采购主管、财务，都是“小胡须”的什么、什么人，而普通员工一般只是底层干活者。
来包厢的客人都是本地富户或者公司领导，我初始不懂，似刘姥姥进大观园般忐忑，脑补的都是国产电视剧那种步步惊心的场面。事实证明，少看点玛丽苏电视剧是对的。
第一天，我作为其他包厢服务员的“助手”，眼观鼻鼻观心地上手协助：根据预订单布置包厢、打扫与检查洗手间、预备香薰、摆放餐盘、折叠口布、调整座位，点单、上菜、介绍、倒酒水饮料、送客，收拾残局、全面打扫。餐桌铺布撤布，转桌那个大圆盘子的卸下与移动的技巧，我真真学习了好久，但可能因为我是个不到1米6的小个子，摆弄时动作总是太笨拙，几个月后，依旧惹得其他人捂嘴笑。
第二天，我便开始独立负责一个包厢。在独立空间服务，接收里面客人群体的凝视，颇给我一种单刀赴会之感。我向唐领班颠颠倒倒地描述了这种感觉，惹得她一阵憋笑。
6
我在包厢第一次接待的，是一个老人家的生日宴。
我向茶艺师琦琦打听，她说寿星老太太常常在下午闲时来餐厅茶区喝茶：“不知道怎么说，像个老女巫，要么不说话，一说话能挑剔我们一下午，次次如此。头疼，怪不得一个人住。”琦琦好不容易抓到个人倒苦水，直到我借口要去准备，才放我离开。
按照预订单的信息，我在包厢里布置好了六人位，将要求的红酒、白酒、宝宝椅、熏香、毯子等一应物什都小心备齐。我心下揣度，估计是一家人来过宴，服务只要挑不出错，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到了点，却只见三两老人进门，带头的老太太穿着修身的暗红色旗袍，头抬得很高，气场很强，给我一种岁月不败美人之感。茶艺师开始斟茶，我站在原地愣神，被这位老美女冷冷瞥了一眼。
“可以开始了。”她说。
只有3个人？！我一激灵，赶紧撤下桌上多余的几套餐盘与位椅，着急间不免使得碗碟“叮叮铃铃”。果不其然，听到了“啧”的嫌弃，我不由得谨慎放慢动作。
“阿淑，生日快乐哦，你呀，一个人都过得有滋有味的，哪像我们，家里琐碎事忙得唷。”
“咱们酒就不喝了吧，回去孩子闻到，又该叨叨个不停，他们啊，平时鼻子灵得很，我上次……”
老太太话并不多，只听另外两位——貌似是什么老年社团的好友——一直讲着家长里短。3个人呈三角之势，共享硕大蓝底布圆桌上满无空隙的琳琅菜肴，“丝丝牵挂味满家（凉拌菜）”，“富顺绵绵（山药鱼羹）”，“荷塘月色（主要是荷兰豆）”……不过老人们并没有酝酿出如美食名字般合家喜庆的氛围。
在我看来，这顿饭吃得实在潦草，半场电影的时间，包厢里就只剩下了寿星自己。两位友人说，太晚了回去不好，老太太也不说话，有一搭没一搭地转着桌子夹菜，安安静静，倒也没有吩咐我做些什么。
“这位太太今天生日，长寿面要不要准备啊？”我悄悄地问上来巡视的经理，餐厅没写在菜单上的一条常理，是要给恰好过生日的客人送一份长寿面，不过，这一般是给喜欢在App上点评的堂食区客人准备的。
经理看了眼预订单，笑道：“这么些花样的菜，送什么免费的清汤面？人家还瞧不上呢。”
或许是第一次包厢服务太过顺利轻松，我偏要给自己找点麻烦。我犹豫半晌，还是在操作区的点单机上下单了这份隐藏菜。
面从滑动电梯送上来时，我把用废纸叠好的千纸鹤也放在了托盘上：“这是餐厅送您的长寿面，生日快乐。”
老太太愣了愣，捏起丑陋小纸鹤的翅膀端详，终于露出了笑：“你这个折法挺好看的。”
我耳朵发烫，也不知什么唆使我像个“小登徒子”一般说出了一句：“您比较好看，您刚进来，我都走神了。”此刻回想，我实在是忍不住捂了3秒钟的脸。
“谢谢你。”
后来我发现，其实包厢的客人并不如自己想象中的和一般人有多不同，很好服务。偶尔出了差错，只要及时处理好，他们也不会为难，我的“还未老练导致的着急忙慌”，在他们看来倒成了“笨拙但很真诚地应对”，反而常常顺口向经理夸赞我。感谢他们的格局。
当然少不了会遇到“中年大叔局”，他们通常自带红酒、白酒、啤酒，各品种各牌子几箩筐，从下午5点一直高谈阔论到晚上近11点。我被喊倒酒时，避免不了听到带颜色的玩笑，常让我的笑容像图钉一般僵硬地钉在脸上。最终，客人们会以给包厢满桌满地满厕所渲染上呕吐物来划上离场句号。
对于推荐菜品酒水的事，我没有多少执念，觉得还是以客人需求、口味为主。有时我也会左顾右盼一番，看经理、领班在不在，然后好心暗示客人，与其选择菜单主打页上某个花里胡哨的高价菜，不如选择某个“深藏功与名”的菜色。
时间久了，对工作也游刃有余起来。待命在包厢备餐区时，客人们的谈话会从热火朝天的酒桌涌进我的耳朵。我发现，人，即使被社会分为各种阶层，但本质上大同小异，一如叔本华所言：各人拥有的不同地位和财富赋予了个人不同的角色，但各人的内在幸福并不会因外在角色的不同而产生对应的区别。相反，这些人同样是充满痛苦和烦恼的可怜虫。
聚餐无论是家庭、公司还是俱乐部团体，不同的人群个体却总能形成同样的剧本，小小的包厢饭桌是舞台，服务者变成一幕幕剧的鉴赏者。无论是谁，承接的往往就是这么几类角色：
主角儿，肚里藏着许多事，就待今天主场发挥——哎呀那个谁谁谁，你们不知道，背地里做了那种事，你们说说这像话吗？前几天不是又有什么新闻吗？先是这样，然后那样，最后那样……
配角儿，虽然气场不够强，话题起不来，却是舞台上添油加醋的好帮手，他们能应和上主角儿的每个卡顿点，甚至能引导舆论风向——嗐，真没想到，真是错看他了，居然是这种人；现在的世道，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第三种是闲角儿，一样不可或缺。他们默默聆听，发出恰到好处的反应——或微笑，或摇头感叹，在配角提议和主角敬酒时，也配合着起身，脸色平静地做出剧本里属于他们的后续动作。
7
10月，如常上班的一天，我发现负责3号和4号包厢的蓝蓝不见了。
蓝蓝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儿，有点内向，除了工作，不怎么喜欢和人交流——当然，包厢的服务员都挺好看，我常叹气自己是来拉低二楼平均颜值的。
我问唐领班：“蓝蓝为什么突然走了？”她沉默半晌，没有回答。
我在当天地下一层的员工餐时间，才听到了答案。
“听说，是受不了占领班……”
“我作证！我亲眼见过他好几次摸蓝蓝的手和腰，有次都摸人家屁股了。就前两天，我刚好路过3号包厢，偷偷拍了照片，你们要不要看？”
众人兴致勃勃开始传阅，同情和兴奋的啧啧声暗暗交叠，成了今日下饭的佐料。
“你们说，是不是蓝蓝勾引人家啊，她平时那个样子，我几次和她说话都不理人的，谁知道是不是瞧不上我们，转头找人家领班了？”
“你看他那个手哦，放大看看！啧啧啧……”
“这都正常，我以前上班那家，有个女服务员也很漂亮，不也被老板看上了，老板娘都找店里来了呢。”
……
我忽而莫名觉得悲伤，阅历浅薄，我并未见证过职场的性骚扰事件，也厌恶这种事如此理所当然，并在他人言论中成为兴奋点。受害者被描摹成一种形状，在品头论足中成为“我见多了”的“经验+1”。
我以吃饱为由，在众人的高谈阔论中默默离开。在这里，我并未受到过蓝蓝的遭遇，但却勾起了我极其不好的回忆，我矫情地开始了难受——是我见识的太少了吗？我是“清澈的愚蠢”吗？对与错都是无关紧要的吗？还是说社会的所有角落都是这样？是我太小题大做了？
逼仄的地下一层与体面的地上餐厅构成了一个世界，我们属于地下，这里的空气并不是很好闻。我忽然想到昨天夜里失眠，百无聊赖翻过阅读器，渴求来个昏昏欲睡，可在局促狭窄的宿舍床上无从施展，想昂首挺胸，非常困难。
林川是服务员里独一个收到过传说中的小费之人，据说对象是一位带婴儿来用餐的年轻女士。邱邱说，她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她那时就在B1区服务，那天时辰尚早，那个年轻女士一进门就摆出“我不高兴”的阴沉表情，邱邱看着她走过来，虽然面带微笑，可心中拼命祷告：千万别走到我这个区来！
万幸，祷告奏效，年轻女士去了A1区。不出邱邱所料，那位女士大呼小叫的尖锐声音开始传到她这边来，林川成为了当时一楼全场最忙碌的人——他一趟趟地跑上跑下，忙前忙后，背过身，表情也没有丝毫不悦，服务也很是周到，居然还帮忙哄小孩睡觉。
我初来乍到之时，占领班略过的实操细节都是从林川身上学的，甚至折千纸鹤这种讨巧的小伎俩，也师承于他。“林川是一个异类”，每个人看见他休息时趴在无人的包厢里背单词听课程时，都这么说。
我想到了大四上学期，班上总36个人，高达24人考研、7人考公。彼时我也曾是考研的一分子。社会上安慰说，“考研人”并不是无所事事，考研是有价值的，是大部分人以及家长认可的“提高自我，更有出息”的道路。可我心里清楚，面对即将被驱逐出“象牙塔”的境况，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很迷茫，我不想面对社会，所以我选择考研。
我曾以为林川也是如此——留学，不就是一种给学校续费几年不面对社会的生活吗？有必要吗？最终不还是要被可恶可悲的生活同化？蓝蓝离开的那天，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他这个问题，满腔的烦躁压抑——出于人性之恶，我突然很想看别人难堪。
“不可否认，我确实可以再度不完全直面社会，但你是不是忘了，考研的、留学的、考公的，或许是他们本来就计划的目标，而不是刚好的逃避呢？对我来说，父母愿意给我一个去看更广阔的多样性的世界的机会。”
“你说的到头来还是怎么怎么样，我并不认同。是因为你读了书，到头来跟还没读过几年书的一样是服务员？你花费了更多金钱和时间，却以为是浪费，所以你这么想？可是你现在至少能有机会、有意识地面对和思考对错，而不是停留于此，并感到满足。”
我总感觉林川的回答在跑题，夹了很多训诫给我，说了一堆我现在需要回想很久的长篇大论，但当时却意外帮我驱散了很多内耗情绪。我自以为是又十分扭捏地“脱下了孔乙己的长衫”，可那个时刻，才恍惚我并未真正脱下。
8
有时忙到凌晨下班，林川便会喊我去两个街区外的烧烤摊吃夜宵。刚开始，我还觉得穿着服务工装走在路上有些羞赧，会回去宿舍换个衣服，后来发现，根本无人关注你穿些什么，索性没骨头似的趿拉着步伐直接去。
12月，阴沉的寒冷席卷南方，一天夜里，唐领班也罕见来吃夜宵了。她不像猥琐的占领班那样端着个架子，和我们都十分亲近，我服务客人来不及时，她常常帮忙。那晚，她颇有梁山好汉风范，挥手道：“今天的夜宵都算我头上！”
我们几人围着她欢呼，惹得唐领班嫌弃地大步快走，我们调侃地追她，很快演变成街头奇怪的打闹追逐战——哎呀，其实烧烤不重要啦，就是喜欢漂亮姐姐啦。
烧烤摊大叔已经和我们熟稔，那晚他身边站着一个年纪很轻的小伙子，头发染成明亮的黄色，神色却拘谨异常。
林川笑道：“大叔，今天带徒弟啦？”
“什么徒弟啊，这是我儿子，不好好读书，就知道玩儿。你们看看，哪有学生把头发染成这样的，怪里怪气！”大叔粗糙的脸颊肉在摊子上支起的白灯下抖了抖，瞪着自家“小黄毛”叹气道，“你们帮我劝劝他，哪有人不想读大学去打工的？不读大学以后有什么出息？难道以后就和我一样卖烧烤，给别人端盘子？”
凌晨街头，本就萧条的烧烤摊，就这样莫名出现了另一种寂静。
“啊呀呀，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们别往心里去，我不是说服务员没出息，我是说自家儿子不读大学没出息，你们别往心里去啊。”大叔意识到了自己说错了话。
“爸！你能不能别说话了啊？”“小黄毛”终于开口。
风掀起路边的矿泉水瓶，我肚皮里忍不住开始发笑。
“唐姐，你今天请客，不会快走了吧？”林川突然发问。
我呆呆看着对面的唐领班，她刚往喉咙里灌进半塑料杯冰镇啤酒，露出淡笑：“你这小子，挺能猜啊。以前上班啊，是精神高压到痛苦，现在呢，是体力高压到累瘫。卷得差不多了，我要去躺平啦。”
我们并没有多问，只是干杯。
我开玩笑道：“唐姐，没有你，二楼我可怎么活啊。”又惹她一阵笑。
后来，在我和林川两个人的夜宵会上，才听林川提及：唐领班毕业后，在很多人的艳羡中进了某互联网大厂，在同事虎视眈眈的竞争下快升职时，却因为抑郁实在撑不住了。辞职后，她先是旅行了一阵，攀了家里和“小胡须”的亲戚关系，兜兜转转当了个服务领班。现在再次离职，她打算休息一阵子，自己开个小门店。
“你怎么知道的？”
他漫不经心道：“我来的时候，唐姐是我师父。”
烧烤大叔在一旁啧啧震惊道：“这么好，还辞职？！那种互联网公司能赚很多钱吧，每天也只要坐着动动脑，多轻松啊，又是女孩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彼时，他已经听闻我们几人都是他口中“能有出息的大学生”，只是边撒佐料边摇头感慨：“哎呀，你们这些人，怎么当服务员啊，体力活累得要死，真搞不懂。”
林川正在完成当天的单词任务，听到大叔这话，抬头和我无奈地相视一笑。
那晚回宿舍的路上，林川问我：“还没和爸妈说？”
我爸妈之前问过我工作的下落，我一直用“文员”搪塞，他们又问待遇，我算算当服务员的“底薪+提成+加班费”，报了个数字。他们倒没说什么，唯表妹和我抱怨说，她爸又念叨，让她好好读书，“说我要和你一样读大学，工作轻松待遇又好”。
“孔乙己的长衫”我已经脱下了，可我却不知道，如何要把这件事尴尬地展示给辛苦操劳、让我能成为“孔乙己”的父母。
我耸耸肩，问林川：“林同学，你不会也快去留学了吧？”
他罕见地露出几分苦恼：“没攒够钱呢，还有一大堆头疼的手续，不过有了目标，不是正在进行吗？”
“听说北欧很冷。”
“嘿嘿，我大学旅行过，我很喜欢。”
我似乎一直对生活都没有明确的目标，作为修建自己人生的工人，以前不知道总体规划，只按照社会规范乖巧地添砖加瓦，可如今需要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建构了，才发觉自己对进程和期望都不是很明白。
“你可以把服务员这段经历当作gap，没关系的，年轻要么多读书、要么就赚钱，总会有用的，是吧？这位工资已经比我高不少的同学。”
林川的安慰恰到好处，我吸了吸鼻子，再次觉得此人观察力太强，不由得感叹：“这位大哥，你是真适合干服务业。”
“你这是夸我？”
我耸了耸肩，没了言语。
9
2023年，疫情过去，各地旅游业有如干涸的水龙头被突然拧到最大，喷涌的激流是报复性旅游的人群。我百无聊赖地翻着朋友圈、微博、小红书上接二连三的旅游打卡帖子，招聘App上突然跳出“我想和你聊聊”的消息。
这本身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发这句话的是我去年想去、却无岗位放出的旅游公司。
我鬼使神差点开App，页面上关于旅游岗位的招聘，指头居然能够划不完。我截图发给我大学的班长阿月，聊天界面还停在去年夏天，他当时告诉我，他进厂没日没夜地拧螺丝了。
“挺好的，今年的毕业生应该好找工作多了。”他说。
我回了个点头的表情包，聊起近况，他说自己已经辞去见不到太阳的流水线工作，准备去找找新的人生可能性。
我滑到聊天停留在去年6月的大学寝室群，本想打些字，又觉得有些唐突。透过夹杂近况的朋友圈，我知道小南正被家人催着考编和相亲；阿惠的地理位置从北京变回了南方，她竟然满心喜欢上了设计，正在一家服装公司实习；关系稍亲密的青青，不久前刚跟我联系过，她在考研“二战”，正在家中等尘埃落定：“我太焦虑了，我本来就上学晚，已经26岁了，今年我一定要考上！”
年末，我辞去了餐厅服务员的工作，靠客人婉转介绍进了一家公司担任运营，上岗时间还不算久，不再需要疯狂输出巨量的体力劳动与时刻待命的情绪劳动，幸福感直线上升。果然，即使是工作的幸福感，还是要靠比较出来的。
现在，我明确了职业的目标吗？我要追求怎样的生活方式？此刻青年与瞬刻老去的人生，怎么去构筑？
说实话，我还没有完全明晰答案。但我渐渐明了，人生路途没有固定的对错，有想完成的计划就去实现好了，等待时就耐心蓄力。限制你我的，不可能会是“孔乙己的长衫”。
（文中人物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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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时代，被抛弃的钢铁工人
前言调查记者亚历克·麦吉利斯追踪12年，采访过许多小人物，在他的非虚构作品《履单：无所不有与一无所有》中，麦吉利斯完整记录了美国小人物的群像，讲述那些曾经无所不有的人，如何在以亚马逊为代表的科技巨头的冲击下，变得一无所有。本文节选《履单》书中第4章，讲述了工人詹姆斯·德雷顿的命运被先进的社会技术改变，以及日常被算法侵入。詹姆斯·德雷顿曾赶上过好时候，他18岁进入厂房，一路打拼，靠自己的努力把孩子培养成全国律师协会的负责人。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干了大半辈子的钢铁公司破产了。随之而来的是，他的生活失去光亮，精神和身体也陷入恶性循环。技术越来越进步，生存却越来越辛苦。看似无所有不有的时代，我们却几乎一无所有。
1
1965年，18岁的詹姆斯·德雷顿刚进初轧厂房的劳工组，当时他每小时能挣2.3美元。他追随父亲的脚步来到麻雀角工厂，老德雷顿是一名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的老兵。这时，工厂还在使用种族隔离的更衣室。但改革一点一点地扎下了根。
德雷顿目睹了许多白人同事从嗤之以鼻到后来的逐渐适应。“他们最终明白了，”德雷顿说，“我想他们明白了，这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们不得不安下心来接受这个想法。”
德雷顿成了第一批黑人起重机操作员。此后在工厂中担任其他职务时，他作为普工的工龄被计入资历，如此一来，他就比后辈享有更多权威。随着收入水平稳步攀升，他在20世纪90年代退休前，年薪达到4万多美元。他在西巴尔的摩一个不错的地段买下一栋房子，5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其中一个儿子后来成了黑人律师组织“全国律师协会”的负责人。
“我属于中产阶层。”德雷顿说。
不过，德雷顿是赶上了好时候。他和厂里其余数千名黑人工人刚站稳脚跟，麻雀角的世界便开始瓦解。早在繁荣时期，警告信号就已出现，但是当时骄傲自满的伯利恒不愿探索新的经营模式，也不愿为市场的转变做准备。
在研究和开发方面，伯利恒的支出少得惊人，比起自由思想派，公司更喜欢招揽直性子的职员。后来，在50年代末的扩张行动中，伯利恒坚持沿用几十年前定下的配置，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长达两个足球场的露天平炉，而没有尝试欧洲人开发的更高效的技术，比如碱性氧气转炉，该技术可以在45分钟内实现平炉6至8小时的产量。
钢铁行业整体上抱有这种傲慢的态度。伯利恒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较小的行业巨头们绕过反垄断规则，推动钢铁价格上涨，在那些油水满满的年月里，钢价涨幅轻轻松松地超过工会合同下工人工资的增长。没用在给工人涨工资上，那么这些钱去了哪里呢？在伯利恒，这些财富被用于野蛮的工厂扩张——再就是转化为高管们的薪酬和福利。
几十年来，该公司董事会没有任何外来人员加入，伯利恒高管的乡村俱乐部耗资巨万，会所用水晶吊灯装饰，种满木兰花的露台连接着三池游泳场和室内泳池休息室，还有一座高管专用的壁球馆。
1956年，尤金·格雷斯成了全美收入最高的首席执行官；3年后，美国收入最高的10位执行官中有7位在伯利恒。该公司一名法务人员告诉来自伯利恒镇的记者施特罗迈尔：“当时伯利恒拥有这样一种名声，人们都说这个公司的走廊上堆满了黄金，当你被雇用后，他们会给你一把镐来开采这些金子。”
这种过度的自豪感对后起的竞争对手来说是个诱人的奋斗目标。
铝制造商生产出成本更低的啤酒罐；塑料和混凝土也作为各种产品的替代材料加入竞争行列。美国南部和西部的小型工厂利用非工会劳动力的优势，以更低的成本在电炉中用废料制造小型钢铁产品。
欧洲人，还有特别是日本人，开始挑战美国的老牌巨头，他们的价格更具竞争力，这不仅得益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而且得益于巨头们不屑一顾的那些创新技术——结果日本产的钢条价格比他们便宜15%，钢板和钢卷每吨便宜60美元。
美国钢铁进口量从1960年的330万吨猛增至1978年的2110万吨，到1978年年底更是超过了美国钢铁公司的年产量。同年年底，麻雀角工厂的产钢量相比巅峰期下降了200万吨，跌幅达到20%。造船业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阿拉伯国家实行的石油禁运摧毁了产能过剩的油轮业务；到1978年，船厂就业人数已不到4000人，只有高峰期的一半，而麻雀角工厂的总人数已降至2万以下。
伯利恒公司最终被迫考虑改善烟囱、排污管道状况，修建人工湖，以降低因污染产生的部分代价：每天有6.4亿加仑废水排出，其中夹杂着腐蚀性酸洗液、油类、焦油化学品以及铅、铜、镍等重金属。昔日麻雀角的居民毫不费力就能从海湾水域舀起一桶螃蟹，现如今家里人甚至不允许年轻人把脚指头伸进去沾一沾。
与此同时，麻雀角镇完全消失了。
2
在隔壁的城市里，如出一辙的命运转折也在上演。
几十年前巴尔的摩悄然兴起的白人外逃，此时已如火如荼。如果说早些时候远离新邻居的行为很是可耻，那合理化新一轮逃离则容易多了。在小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的几天内，一场暴乱夺去了6条生命，导致5000多人被捕；海洛因的地位越来越稳固，犯罪和毒品问题丛生，当地还出现了程度前所未见的去工业化。
20世纪70年代，巴尔的摩总人口减少了11.9万，几乎所有人口流失都来自白人居民。1970年，白人在巴尔的摩占多数。经过十年的出逃，白人比例跌破一半，可能将跌至不到1/3。
麻雀角还是可以找到活计的，而且，要说小博热爱他的工作，这话并没有夸大其词，尽管他在麻雀角的30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普工。1967年，在他参加工作时，他的工友大多是黑人。随着工会等改革的启动，这些工人里有一部分实现了晋升。
小博仍留在普工层级中，他被安排从一种工种换到另一种。这意味着他长期处在基层岗位，也意味着他各种活都做了个遍，所有东西也都看了个遍。钢铁厂所有工作流程，几乎没有他没碰过的。
他从机械维修工转为机车维修师，负责修理运送钢锭到各个精轧车间的窄轨列车。后来，他被调到68英寸带钢热轧机车间，负责打捆。从生产线上下来的钢卷呈樱桃红色，他得给它们套上金属带并捆紧，同时确保自己不要抬头，要是抬头了，热量窜入工厂配置的塑料面罩，脖子会马上出现三级烧伤。一轮班次中就得消耗一打面罩。
小博从热轧机车间被调到运输部门，他父亲仍然在那里工作。他有时候会遇到父亲，父亲会取笑他的长发。“这是我女儿。”他跟其他伙计开玩笑道。小博负责驾驶自卸卡车，运送平炉里的“沉淀粉尘”，这种红色粉尘很可能就是让他在小时候患上哮喘的元凶。
他清理热轧机的炉渣。炉子关掉后，得穿着1.5英寸厚的木鞋进去，半套在自己的鞋子上，以免被炉渣的热力所伤；然后要用手提钻打碎炉渣，其他人会用独轮车把碎渣运出去。严峻的高温之下，不得不轮流工作——每人干45分钟，然后下来休息45分钟。里面有时甚至热到木鞋都会冒烟的程度。
小博还做过清理烟道的工作，这些小隧道位于三号和四号平炉地下100英尺处。它们大约有六七英尺长，三英尺宽，他带着手提钻进去清理尘土，合同工则开着玩具一般大小的推土机将尘土运走，然后会有其他人装车，再有一人用起重机把它拉上去。假若在这些隧道中发生塌方，后果不堪设想。
他在光整机车间干过，处理被大家称为“死机”的状况，这种情况下所有东西都卡住了，必须用钳子把金属扯出来，让机器重新开动。在他32岁那年，有一天他走在光整机的安全通道上，一根4英寸宽的蒸汽管爆裂，甩下来正好抽中他的嘴巴，把他高高抛向空中，摔到光整机另一头。牙齿被砸碎，下巴8处骨折。他花了3万多美元看牙科，公司承担了全部8次手术费用；为了学习如何重新正常说话，他还接受了多年的语言康复治疗。
他还在砖头部门工作过，就是进入高炉，把破损的砖头敲出来，扔到较低的位置让推土机清走，让砌砖工人补好炉子，然后给铺好的砖头喷上6英寸的石棉。
处理粗糙的砖头会让工人的手指上出现一些小坑，每当出汗时，会有灼烧感。他被要求戴上一个小小的防尘面具，扛着4英寸宽的消防水管去喷洒石棉，在高炉里面连续待上8小时。
第一次换班出来时，小博的衣服上沾满了石棉，他摘下口罩，指着自己的衣服问另一个人：“我怎么处理这些东西？”被问到的人拿起一根空气管，将小博身上的石棉吹掉，这样一来，他就呼吸到了本应由小小的防尘面罩阻挡一整天的东西。
小博在20世纪90年代被诊断出患有石棉沉滞症，他是约9000名获得赔偿的原告之一，拿他本人来说，多年来共获得的赔偿款共计约2.5万美元。
生意越发不景气，恐怖事件就越发平常。
仅在1978年和1979年的18个月内，麻雀角就发生了12起致命事故。这让人想起工厂早期的情况，当时的工人缺乏工会的保护。现在，公司将死亡事故归咎于工会，指责是因为工会推动的资历改革让许多缺乏经验的工人得到了岗位。也许是吧，但不断老化的设备和公司图省事的做法更可能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伯利恒公司大幅度收缩。工人数目削减真正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公司关闭了钢管厂、棒材线材厂以及钉子厂，3000多名工人无限期停工。工会在1983年和1986年同意就工资做出重大让步，但钢铁行业的国际竞争依然愈加激烈：到1988年，美国钢产量已降至全球总量的15%。
多年以后，有分析报告指出工会和工人如何作为同谋推动了自身的消亡。公司无力负担工人的合同收益——这里不仅仅指工资，还有养老金和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等福利，以及延长的假期，等级较高的工人还享有每5年13周的假期。他们坚持合同中的“遵循旧例”条款，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争取到这一条，以保护会员免受工厂自动化变革的影响，但是这么一来，公司便无法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分配工人岗位。工会经常为那些懒惰或不劳而获的工人打掩护，例如那些躲在卡车驾驶室里打盹的人。
上述所有情况都属实。但同样属实的是，就放纵或疏忽而言，工会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伯利恒的高层管理部门。在这里，官僚主义的膨胀和权力扩张可与任何政府机构相媲美。在新任董事长的主持下，公司亏损了20亿美元，但他在6年后离任时给自己加薪11%，还批准了全部13位副总裁各100万美元的解聘方案。普通员工非但对这种过分的行为视而不见，还将之视为楷模。
前工会代表莱恩·辛德尔认为：“这是一种糟透了的企业文化，源头就是公司高层。”
3
衰退对工人的士气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毒品和酒精一直潜伏在工厂周围，到这时，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尝试更带劲的东西——海洛因之外，还有可卡因，一些年轻的工人甚至直接在工厂里贩卖后者给年长的工人。
小博没有受到这种腐化现象的影响，他在1998年得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份工作。为了应对工人数量的下降，公司创建了一支新的“多元工种”团队，起名“顶级工队”。这标志着公司进入不景气时期，但对小博来说，被选入团队是一种涅槃，是对他多才多艺的肯定。
如果他们需要电工，他就是电工。如果他们需要更换连铸机线路，他也可以。他帮助公司建造了价值3亿美元的新冷轧机，规模相当于8个沃尔玛超市，公司终于在2000年启动该生产线——工人们此前已经催促好多年了。
冷轧机启用后不到一年，伯利恒申请了破产保护。大约一年后，当小博在为连铸机更换输出辊道时，起重机电缆断裂，他未能及时脱身，腿被夹在两条巨大的辊道之间。他痛苦地喊叫起来，工友们从工厂另一端跑过来。他被救伤直升机送走，并被告知他永远都走不了路了。
不过在经过两年的手术、金属棒置入治疗和物理治疗后，小博又能下地了。但他在麻雀角的工作生涯已经画下句点，他带着残疾退休了。你可能会猜想，他应该顺势接受这个让他喘息的机会。他当时50多岁了，在麻雀角这些年，他失去了牙齿，患上石棉沉滞症，现在还差点失去双腿。因为在20年前的事故里伤到了嘴，他到现在还在接受语言康复治疗，有些词还是没法说清。
在公司破产谈判期间，工厂也再无欢乐可言，但小博仍不想离开。“我本来打算永远待在那儿的，”他多年后说道，“我想都没有想过退休的事，因为我热爱那份工作。我不在乎它有多脏、多危险，我会受多少伤。我就是喜欢它。”
因伤退休前，他每小时挣35美元，每次发工资时还有几百美元的奖金。根据轮换情况，几年来，他至少得到过7周假期。在经历了20年白班-晚班-通宵夜班的轮班后，他才只用上白班。但这并不是支撑他的原因，他喜欢这份工作本身，喜欢这份工作的全部。甚至可以说，他认为这份工作成就了他。
“我喜欢这些人，”他说，“他们让我感到快乐。黑人也好，白人也罢，我们是个大家庭。不管是不是刚认识不久，他们会接纳你。他们互相照应。每个人都知道钢厂的工作很危险。不管我受了多大的伤，或者事情有多糟糕，总是会有光明的一面。因为有这些人陪着你。”
跟许多垂死的事物一样，麻雀角的消亡来得不爽快也不利落，仿佛是一场被虚假的希冀拉长的戏剧，只是在拖延不可避免的结局。
2003年，华尔街金融家威尔伯·罗斯的国际钢铁集团将申请破产保护的伯利恒纳入囊中——结果，退休员工的健康福利被取消，短缺40多亿美元的养老基金被推给养老金福利担保公司，导致小博和其余数千名工人每月退休金被大幅削减。
18个月后，罗斯将他名下的公司——包括麻雀角工厂在内——打包卖给了印度亿万富翁拉克希米·米塔尔名下的一家公司，赚了3亿美元。安赛乐米塔尔集团则在2008年将麻雀角卖给了俄罗斯的谢韦尔钢铁，后者又在2011年将其出售给纽约的一家投资基金公司融科集团，融科将其与另外两家工厂合并，重组为R.G.钢铁公司。
一年后的2012年5月，R.G.钢铁公司宣布破产。麻雀角工厂被卖给了一家资产清算公司。6月15日上午7点21分，最后一根钢筋通过了那台68英寸带钢热轧机。弗雷德里克·伍德建立麻雀角工厂的125年后，这里只剩下2000名工人；麻雀角正式关停。
虽然麻雀角苟延残喘了那么久，许多人仍然对这个结局毫无准备。在长达十年的衰亡中，清算责任的情绪愈演愈烈，凝结的怨恨在整个帕塔普斯科河口都能感受到。
“今天，我只想去怨恨，”在写给麻雀角的挽歌中，曾经在该厂打工的克里斯·麦克拉里翁写道，“我想去怨恨那些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从我们身边带走，让你死去的人。我想去怨恨那些没有为你站出来的人，那些没有为你的存活而把自己投入到疯狂的自我牺牲中的人。”
4
当麻雀角在做最后的挣扎时，巴尔的摩大部分其他工业遗产也在不断画上句号。
2005年，通用汽车公司关闭了布罗宁公路旁的工厂。到2012年，巴尔的摩总人口已下降到62.1万人，名列全国第26位，而在半个世纪前它曾位居全国第6。
2015年，一位名叫弗雷迪·格雷的年轻黑人男子在被警察拘留期间受伤死亡，巴尔的摩因此爆发抗议和骚乱。在事件发生几个月前，也就是同年1月，拆除承包商将94捆炸药插入麻雀角工厂剩下的最大机器结构中，也就是该公司于1978年耗资2亿美元建造的32层高的L型炼钢炉。
行动细节保密，以免引起当地人的不满，在这场内爆的轰鸣声传遍帕塔普斯科河口时，人们才终于得知真相。“这座城市曾攀上山巅，而今却全然衰落，”巴尔的摩县社区学院退休劳工研究教授比尔·巴里告诉《太阳报》，“没什么可以取代它。”
同年9月，巴尔的摩都会区的高层民选官员聚集在布罗宁公路通用汽车厂原址。现在，这个地方伫立着一座巨大的仓库。仓库占地100多万平方英尺，相当于18个足球场，是一座方方正正的浅灰色建筑，墙壁空白，长将近三分之一英里，周围有1900个停车位。仓库侧面大大的黑字写着：亚马逊履单中心
这几个字让人眼前一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个商业用语。在这个大型封闭建筑中，工人和机器人从货架上挑拣货物，然后由工人打包、装运。公司把这样的一级仓库称为“履单中心”。毕竟，它们是履行并完成客户订单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规模较小和数量相对较少的“分拣中心”，负责分拣已装配好并贴上地址的包裹，以便完成特定区域内的配送任务。
但是，用黑色大字贴在公司名称旁边的Fulfillment这个词，似乎是为了让人联想到比这栋建筑的功用更广阔的东西。它向所有路过的人宣传公司的承诺，那些想买些什么但仍在观望的人，现在知道这些东西将从何处被送到自己手中。
曾经，在通用汽车工厂上班的工人平均时薪为27美元，还有丰厚的福利。十年后，亚马逊给同一地点的工作人员支付12或13美元的时薪，福利也更薄。可这并没有阻止地方和州政府领导给在此开设仓库的亚马逊提供高达4300万美元的激励。
布罗宁中心是亚马逊在巴尔的摩地区开设的首家履单中心，于2015年年初开业，当政府官员同聚一堂参加盛大的开幕式时，中心已经招募到3000名工人。官员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发言，不仅赞扬亚马逊入驻巴尔的摩，还谈到这件事会如何改善他们的生活。
民主党国会议员杜奇·鲁佩斯贝格说：“我再也不用换掉汗衫，外出购买除臭剂了。”
巴尔的摩市长斯蒂芬妮·罗林斯–布莱克说：“你们非常值得信赖，因为你们保证了我下单的润肤霜能及时送到我手中。”
在占地100万平方英尺的大厅里，矮矮胖胖、大小如沙发脚凳的橙色机器人，在一个围起来的区域内嗡嗡作响，它们给工人送来一摞又一摞货架，工人则从这些货架上分拣购物订单：亚马逊设计了几十间这样的仓库，机器人替代了手持扫描仪在过道里来回拣货的工人。
机器人把货架取来，人类员工则负责从货架上取走货物。在基瓦机器人出现之前，人工履单拣货员的速度大概是每小时100件左右。有了基瓦机器人取来货架，拣货员的速度有望达到每小时三四百件。他们再也不用无休止地在廊道中来回走动，以前这些“亚马逊僵尸”每晚都要泡脚舒缓，还得服用亚马逊自动售货机里提供的镇痛药，但现在他们不得不面对固定岗位的单调性。
他们面前的屏幕上闪烁着下一个待取的物品，以及该物品所在的位置；在一些仓库里，有些仓位甚至会发出亮光，拣货员都无法从这一场小小的“寻宝”游戏中获得满足。
《纽约时报》商业记者诺姆·沙伊贝尔指出，与其说机器人取代了工人，不如说它们让工人愈加机器化。自动化可以解放我们，让我们以更有成效的方式去思考——或者，在我们提到的这种情况下，它可以将思考从我们的行动中完全清除掉。
5
仓库内有1400万件货物；这里设有14英里长、每分钟可运行600英尺的传送带；还有4万个黄色塑料“提包”，将物品运到传送带上包装。每分钟可以打包好100个包裹，每小时就是6000个。
包裹沿着传送带飞驰而下，到达分拣区，然后由小推杆踢上驶向目的地的货车。如果包裹排列得不够整齐，无法被扫描器读取并送上正确的货车，包裹就会从传送带上被踢开，重新兜个圈子。
尽管这一切看起来天衣无缝，但公司仍在想方设法杜绝偷懒。首先，亚马逊设计的腕带获得两项专利，可以跟踪工人的一举一动，甚至能在检测到偏离任务时振动提示。
在大楼外，换班时的效率就没那么如意了，数百辆汽车等着进出停车场。巴尔的摩曾打算修建一条新的轨道交通路线，从西巴尔的摩一直延伸到距离仓库一英里以内的地方，余下的里程可以由班车补上，但在弗雷迪· 格雷之死引发抗议活动之后几个月，马里兰州州长终止了该项目，退回了8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并将原本的州政府拨款转移给了郊区的高速公路项目。
作为替代方案，亚马逊开通了往返市中心的班车服务，政府资助的巴尔的摩发展公司为此提供了10万美元。
2016年，小博来到布罗宁公路仓库。他一开始在维修部门工作，不过在几个月以后转为驾驶叉车。在50年前装配舍韦勒汽车的同一地点，如今的他正在给卡车卸货，大部分货物由外国制造。
仓库里还有几位伯利恒钢铁厂的老员工，但小博是目前为止最年长的一位。年轻工友管他叫“老爹”或“老头”。有一段时间，他被安排负责晚上11点到早上7点的夜班。他的生物钟很难适应，不过也有一个好处。“上夜班嘛，他们对你的要求不像日班那样多，”他说，“白天的时候，你周围全是上级。”你甚至可以在厕所里多待一会。
最终他还是被分配回日班，公司需要他在那个时间段培训司机。你不得不多留心主管，你不得不留心摄像头，你不得不留心算法。公司设有一个自动化系统，通过生产力、脱离任务的时间来跟踪业绩；如果业绩落后，系统就会给你打上待解雇的标签。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被算法给炒了。
在2017年和2018年间，该仓库大约有300人因为工作效率低下被解雇。在一封为某次解雇辩护的书面材料中，代表该公司的一名律师写道：“亚马逊的系统跟踪每个同事的生产率，并自动生成与质量或生产率相关的任何警告或解雇通知，无须主管人员输入。”
一开始，小博每小时大约挣12美元。全国范围内，因亚马逊工资和工作条件引发的骚动越来越大。最臭名昭著的一起事件于2011年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附近的一个仓库内，亚马逊派驻医务人员在仓库外治疗因高温晕倒的工人，却不愿意花钱给他们开空调。亚马逊仓库时薪中位数仅13美元左右，折合每年2.8万美元——如此之低，甚至在其工人规模激增时，拉低了全国仓库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
经济学家怀疑这是“买方垄断”，意思是一种商品只有一个买家，对应只有一个卖家的“卖方垄断”。在我们讨论的这种情况里，劳动力是商品：亚马逊的规模越大、它在当地劳动力市场的主导地位越高，面临的雇用竞争就越少，需要付出的雇用花费也就越低。
近至2012年，亚马逊在全球仅有8.8万名员工。但在21世纪10年代剩下的时间里，其规模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成为仅次于沃尔玛的美国第二大私营行业雇主，买方垄断的前景有可能真的会实现。至2019年年底，亚马逊在全球拥有超过75万名员工。
仅在2017年，该公司就在全球范围内增加了13万名员工；在2019年夏天，亚马逊雇用了9.7万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谷歌公司的员工总数。这一切还是在2020年春季之前，随着全球新冠大流行的到来，亚马逊迎来了招聘狂潮。
仓储和配送曾经被看作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一个人每小时可以赚20美元以上，而且可以做好几年。在亚马逊，仓储配送工作的临时性较强。工人往往比较年轻，流动性非常高。季节性劳动力往往如字面所示般短暂，举一个例子的话，为应付假日订单高峰，亚马逊部署了“露营者大军”计划，招募那些住在房车里在全国流动的退休老人。
各种各样的不稳定却给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工人在建立起纽带前就离职，使得扑灭仓库工人组织工会的工作变得轻而易举。阻碍工人团结起来的，还有仓库本身的“原子化”。
在一家亚马逊仓库工作后，记者埃米莉·根德斯伯格指出，仓库的布局和算法似乎有意将员工相互隔开。在工会组织工作设法获得支持的地方，公司部署了屡试不爽的应对措施——雇用专门阻挠工会的律师事务所、煽动对工会贪腐现象的恐惧，这类策略曾令工会仅能代表全国6%的私企劳动力。
6
不到几年，布罗宁公路仓库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该地区的所有需求，不仅是巴尔的摩地区，还包括快速增长的更为广阔的华盛顿周边市场。公司四处寻觅仓库选址，2017年，它找上了麻雀角。
作为整改的一部分，麻雀角被重新命名，现在，它叫“大西洋贸易角”。亚马逊本身为新仓库取得了1900万美元的州与地方税收优惠。新仓库几乎和布罗宁公路仓库一样大——占地85.5万平方英尺，拥有长达11英里的传送带。
公司在2018年8月开始发出新仓库招人的消息。它在该地区举行了8场招聘活动。申请人首先得填写一份在线申请，还要完成一份线上技能评估。
“因为客户指望着我们，亚马逊的员工需要以出色的职业道德和积极的态度迎接所有挑战，”申请人被告知，“用我们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话说，我们的方法是：‘努力工作。认真玩耍。创造历史。’”
2018年9月，十多名申请人来到邓多克镇索勒斯角多功能中心，这里距离空置的前钢铁工人工会只有几英里路程。巴尔的摩县劳动力发展办公室的代表，以及一些穿着亚马逊T恤的年轻女士，在大楼的小型体育馆内接待了申请人。这些穿T恤的人并非亚马逊员工，而是隶属于一家名为“职业操守”（Integrity）的临时人员招聘公司。她们让申请人在折叠椅上坐下。
最后，一名来自职业操守公司的女士站起来，手里拿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走到坐在椅子上的申请人面前。她告诉申请人，他们马上要去另一个房间做药检，他们将同时测验。
她说：“你们将作为一个大家庭参加药检，因为我们工作时也是一个大家庭。”
她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嘴里什么都不能有——不能有口香糖，不能有任何东西。然后，引导姗姗来迟：“祝贺你们。你们正在迈出成为亚马逊人的第一步。”
这份工作需要举起重达49磅的物品，她说。这份工作涉及分拣和包装你能想到的一切，从糖果到皮划艇。这份工作没有着装规定，可以穿任何想穿的衣服。但衣服上不能有PG级或以上等级的标语。如果你不好动，这工作可能不适合你。但一旦开始工作，你的身体就会适应它。这些都是体力活，所以穿太精致的鞋子是行不通的。
她在笔记本电脑上播放了一段视频，在一排人面前走来走去，让每个人都能看到。视频展示了他们将要做的工作。有分拣员、包装员、标签员和装载员。她说：“这就是亚马逊订单到达你们家的履单流程。”
他们将得到每小时13.75美元的报酬。如果头30天都准时上班，将有1%的加薪。如果团队达到绩效目标，他们会再得到1%加薪。她说：“这2%很有用，如果你家有等着花钱的孩子就更是如此。”
就这样，整个介绍结束了。很难想象还能有比这更匿名和临时的工作宣讲活动。曾经，那些前往麻雀角工作的年轻人，他们通过密集的关系网进入工厂——高中毕业典礼上的招聘台、工会大厅、由父亲或叔叔介绍给新同事。“伙计们，你们认识加里，对吧？”现在，在走廊的墙上，有一张印着AMAZON的纸，还有一个指向折叠椅和职业操守承包公司的箭头。这个活动更像是属于某个资金不足的政府动议，丝毫不像是进入全球最成功企业之一的时刻。
几天后，通过药检的申请者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祝贺你获得亚马逊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聘用。”
在点击接受聘用之前，他们必须签署一份协议，承诺永远不透露任何有关仓库工作的信息：“在就业期间和此后的任何时候，除非出于本单位相关业务之要求，雇员将对所有机密信息严格保密，在没有亚马逊授权人员事先书面批准的情况下，不得获取、使用、公布、披露或交流任何机密信息。”
亚马逊以机场代号来命名履单中心。位于布罗宁公路的第一个巴尔的摩仓库以巴尔的摩机场命名，叫BWI2。麻雀角仓库被命名为DCA1，以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命名，因为华盛顿本地没有仓库，这个名字仍然可用。华盛顿可不是一个适合建仓库的城市。
启动DCA1仓库的众人中有小博，他接受了公司为工人提供的转职机会。你或许以为，看到此地变得面目全非会让他痛苦，不愿意每天都来找不痛快。但这恰恰是他转到新仓库的原因，这样他可以在工作的麻木中体验那种感觉——“那是回家的感觉，”他说，“身处那里的感觉就够了。在那里，我度过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这是种回到家的感觉。开始很痛苦，但之后感觉很好，你明白吧。”
去麻雀角需要经过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从桥上望去，可以看到过往的一切都已消失殆尽—昔日巨大的产业工程以及整个城镇，他和父亲都在此长大成人，如今在广阔的潮水之上，一切都被抹去了—有时，他会流下眼泪。
他会向一起工作的年轻人讲述他们到来之前发生过的故事。他说，这里曾经是68英寸热轧机的位置，这边是马口铁厂，那边是钢管轧机。
入职新仓库有一个短板：新仓库的上司对他的要求比布罗宁公路仓库的上司更高。在麻雀角仓库上班后，小博现在的时薪勉强超过他最后几年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时的1/3，还不算那时候的奖金。他没有加入工会，事实上，经理们警告他和同事不要找什么工会代表，不然就等着失业。
一个多世纪以前，弗雷德里克·伍德曾让工人签字同意将“煽动”作为解雇理由。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为了更好的报酬和更安全的工作条件，工人们努力争取组织起来的权利，并且获得了成功。几十年来，他们享受到了比往昔更高的报酬和更安全的环境，获得了作为中产阶层来养家糊口的体面，拥有了以近乎平等的身份为工作谈判的尊严。
而现在，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本文选自文汇出版社《履单：无所不有与一无所有》，略有删减）
| [美]亚历克·麦吉利斯 著 / 曾楚媛 译 / 文汇出版社 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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