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640）

老年桂剧团和他们的专属观众

2023-04-03 14: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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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盛夏

恍惚地面对世界，笔直地面对自己。

2021年12月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柳州高二学生拍摄的关于桂剧的纪录片，里面拍了一群“文苑桂彩剧团”老人的故事——所谓“桂彩”，指的是桂剧和彩调，都是广西地方传统戏剧。桂剧做工细腻贴切、生动活泼，借助面部表情和身段姿态传情，注重以细腻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表演手法塑造人。彩调最早由一对男女表演，后来发展为多人表演，受到湖南花鼓戏、江西采茶戏、桂剧影响。

这群上了年纪的老人，每天准时到剧场唱戏，一周只休息2天，一唱就是40来年。底下听戏的同样也是老人，风雨无阻。他们没有工资，每天只有几块钱的补贴，因为热爱，一直唱到了现在，“从一而终”。

这些唱“桂彩”的老人们没在网上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我联系了拍纪录片的学生覃梓敬。他告诉我，剧团在2019年11月底解散了，又在2020年5月重组，唱了没几个月，依旧坚持不下去。

2022年1月，我和覃梓敬一起拜访了剧团的导演周英，见到她时，才知道一周前剧团团长李丽珠去世，剧团四散，再也没有聚在一起的机会。我很遗憾一直没能看到他们更多的表演细节。

后来的两个月，我拜访了剧团的部分演员和观众，经由他们介绍，找到了张帆。她是《凤凰卫视》的纪录片导演，几年前拍摄剧团时留有不少珍贵的素材。在和张帆多次沟通后，我决定通过她的视角，还原这群唱戏、听戏的老人们的故事，以及剧团解散前最后的荣光。

1

张帆头回来柳州，就碰上了雨天。那是2019年4月，她来做《民间有戏》的调研。那天的雨下得很大，她带着相机赶往广雅综合市场。在市场的公厕旁边，有个剧场，是文苑桂彩剧团的根据地。

这天，横在头顶上的管子爆了，水像喷泉一样往房顶上冲。水流过破损的墙边，洗着瓷砖上刷不干净的污渍，渐渐在地上积起一摊水。来上厕所的人不少，伞一合，收在手里进来，伞一撑，人往雨里走，进进出出，不做停留。

李丽珠出来了，手里拿着扫把。她那时还是文苑桂彩剧团的副团长，一身白色的便服，正准备上妆，背有些佝偻了。她边扫水边说：“这恶劣的环境。”

挂在门口的横幅

从厕所出来，左拐进门就是剧场。

雨让整个天都阴暗起来，剧场里灯没有全开，分不清时辰。黑色鼓风机立在门口，祖师爷唐明皇的牌位在墙上挂着（相传唐明皇既能打鼓，还讹传能唱小花脸。他和大臣们常在宫中的梨园内演唱，娱乐消遣，后来“梨园”成了戏曲行的代名词），香炉里插着几根烧尽的香。对面是舞台，灯光昏黄，黄绸子往两边掀起，露出背后的大红布。台上放着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放在两侧，底下的观众席是长椅。墙上贴着募捐表，红纸黑字。

张帆往里走，来到了后台。光比外边的强，电线胡乱拉着，没有罩子的灯泡挂在化妆台旁，尘土借着灯光漂浮，桌上的玻璃压实了演出的照片。柜子排着队挤在墙边，柜门破了皮，顶上放着花箱。脂粉和油彩味微微散着。衣服坠着桌子前的铁丝，棚子周围装着七个排气扇，房顶上悬着白色吊顶，墙上挂着两座不走字的钟。

演员们化妆的后台

拍摄第三天，张帆在剧场后台看到所有的演员都在找一个叫“周英”的人。周英来了，拿着笔，对着台口的纸，交代所有的演员一些表演的事项。她站不久，时不时要坐下。后来张帆才知道，这个周英原来是剧团的导演——嗬！一个82岁、每天活跃在舞台一线的戏曲导演。

周英总背着个包，里面放着桥戏剧本。开台前，她提前一个小时到剧场，把纸贴到墙纸上，摸摸索索地找出大头针，扎了两次才把纸固定住，再跟演员们讲戏，故事梗概是什么，今天你演哪个角色，一一交代清楚。

周老师写的桥本。（盛夏/摄影）

乐队在舞台右边的角落里，琴和二胡装在包里，大小堂鼓摆开，鼓面晾着，碰铃静悄悄地立在一旁。乐师到了，青色塑料杯端在手上，喝一口放到台口，点一根烟，夹在手里，烟气绕着琴杆往上爬。

演员们上了年纪，化妆的手有时会抖，他们拿起镜子凑近了化，绿色圆镜后的摩登女郎蒙着尘，挡住了岁月的刀凿斧刻。

观众陆续来了，他们慢慢走进来，有的拄着拐，头发花白的不少，清一色的老年面孔。

戏，要开唱了。

2

剧团是2016年的夏天搬到这里的。

广雅综合市场是衣服鞋帽批发市场，往深处走，公厕旁的铁皮棚子围起两百平方米的地方，原是市场的仓库，跟隔壁商户只隔了一层板子，交谈声不时传过来。演员们没站多久，身上就开始出汗。夏天热得不行了，喝瓶藿香正气水才能上台。

在新台开戏，按例要唱出《斩三妖》。一天下午四点半，观众散了，演员们端着脸盆，搭着毛巾，到厕所的水池洗手洗脸。李丽珠在后台坐着。剧场里东西杂乱，堆放在旁侧，显得邋遢。为了省事，他们盖了床毯子遮着。周英卸完妆，手里拿着脸盆，一脚踩在了毯子上，脚底一滑，摔到了地上，头差点磕到板凳上。

李丽珠吓了一大跳，急急忙忙过去扶她：“阿姐，怎么了？”

“没有事，没有事。”周英坐在地上说。

李丽珠急得要命，赶紧扶她起来，好在人没事，只是手掌破了点皮。

周英早前嘱咐过女儿于芳：“我要是出去打桥（用文字把故事要点记录下来，桥路戏又称为“提纲戏”）出了任何问题，不给任何人找麻烦。”还告诉她：“如果我在剧场走了，不要抬回来，直接往火葬场送。”李丽珠的桌上也压着演员和观众自愿签的“生死状”，协议上写，演出过程中演员或是观众出了什么问题，家人不能来找剧团的麻烦。

即便这样，周英如果出事了，李丽珠觉得自己就该是个罪人了。

她俩很早就认识了。1952年，广西农村从各地抽派桂剧演员，组成“土改三分团”，下乡演出3个月。那年周英15岁，演白毛女，李丽珠14岁，不演戏时，两人总在草地上一起耍，后来就拜了姐妹，还有一个老大，叫赛嫦娥，早已去世。3个月后，周英回了桂林，16岁时调往南宁的省剧团，李丽珠继续留在柳州。

戏台上的李丽珠（李团的女儿西西供图）

1978年，唱样板戏的日子过去了，桂剧重回人们的视线中。文苑桂彩剧团成立，由专业剧团退休的演员成立民间剧团、摆台再唱，李丽珠年轻时本来已经从柳州桂剧团转业，40多岁又回到舞台，白天在百货公司上班，晚上到鱼峰公园演戏。

80年代，扭着腰肢的青年男女穿着喇叭裤，看电影、听流行歌，追随着剧团的只有从小听戏的观众了。柳州城区不断改造，茶馆和俱乐部都改成了歌舞厅，场地越来越少，剧团开始不停搬家。观众也来搭把手，扛桌椅、柜子。

之后，李丽珠又邀请周英到剧团唱戏——当时周英刚从戏校退下来。

“最好的演员啊。”李丽珠竖了个大拇指，“国家一级演员啊，能唱，能做，身体好还能打，她唱小旦唱得非常地好。”

周英的爸爸周文生，是桂剧的“小生王”，妈妈桃红菊是“桂林美人”。周英师从旦行戏状元凤凰鸣（颜锦艳，1920年代桂剧四大名旦之首），9岁登台，16岁成名，成年后又跟随昆剧演员刘传蘅学过昆曲。

周英当年在柳州演《八一风暴》《家》和《雷雨》，剧照挂在柳州大照相馆上

周英总在台口的缝隙角落里跟演员讲戏，旁边是上台的台阶。有天，她从台阶上滚了下来，回去以后，腰就直不起来了，站久了腿发酸，坐着也痛。到医院一检查，腰上三个腰椎间盘，得开刀。周英以前练功苦，天没亮就起床，吊嗓、下腰、开筋，眼泪掉了她也不喊，怎么痛都不叫。在台上演戏，一演就是三个月，背上痛了不管，积下旧伤。

2017年，80岁的周英五个月住了6次院，背上开了三刀。动完一次手术就回去休息十天，再回医院继续开刀。住院时，观众总去看她，每个人都是流着泪走的，“想当年你在台上啊……”当年她在台上又跳又打，现在站五分钟都不行，人瘦到变形，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不要讲以前了。”周英劝他们，“不要哭，会好的。”

动刀后她站不起来，只能一点点扶着墙锻炼，跌下去又站起来。出院后，她又摔了三跤，第一次，在小区里散步，跌了，惊动了整个大院；第二次，在商场的电梯上滚了下来；第三次，在市场忽然间就昏过去了。

周英说，总觉得自己可以，等到痛起来才觉得不行了。以前她住在六楼，有人在下面喊一声“周校长”，乒乒砰砰就下来了，又乒乒砰砰地上去了，走路像飞一样。后来腰子痛了，腿也不吃劲儿了，从六楼一路往下搬到四楼，再到一楼，住的楼层和往上走的年纪逆行。

出院后，周英再也演不了戏了，专心打桥。打桥也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她翻了很多故事书，参考电视剧，琢磨剧本。女儿于芳把她从医院接回家后，在房间里打扫卫生，在枕头边发现一本武侠小说，刚要拿走，周英忙拦住她：“你莫扔，我还要用呢。”

她的手使不上劲儿，加上有类风湿，关节痛，锻炼了一段时间才重新拿起笔，写起桥来，能写一整个通宵。

 

开刀后，周英讲戏只能坐在台口的小板凳上了，演员们围着她。上台前一个小时，她要跟所有的演员把戏都讲清楚。每次她都要坐在台口盯着，即便如此，还是会出事。

有一天的戏是《三女传奇》，一共有十本，一天演一本，相当于连续剧。演到中途，周英忽然发现，演员二姐演的毛氏提前了二十分钟上场。

周英探头一看，急得站了起来，头上直冒汗。她甩着手里的折扇，皱着眉对台上的二姐喊：“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哎哟！”

二姐没听见，周英急忙从舞台后的帘布走过去，隔着帘布，加大了音量：“二姐，你下来！二姐你下来！”

二姐一脸茫然地走过来，手里还挎着篮子。周英很生气，跟她重复了剧情，坐回凳子，手在额头上擦了一圈：“急得老子一头的汗。”

没过多久，二姐又出错了。周英看了一眼，更生气了，手里的扇子扇了起来：“你看，她又错！你看死不死给她看。”她快步在后台走了一圈，最后坐下来：“我现在心、我的心脏有点问题了。”

二姐是团里演彩调的演员。以前剧团上午十一点演彩调，下午两点半演桂剧。市场周围有两栋居民楼，剧团一开演，吵到了附近的居民，他们就往顶棚上扔烧砖。砖头像落冰雹一样，砸一下，观众震一下。棚子被砸出几个洞。

后来警察来了，跟李丽珠说：“李团长，你们最好咧，彩调不要演啦，彩调不演，光演桂剧。”

于是，二姐便来“支援”桂剧。

3

闵武是团里最年轻的演员，2019年时才刚50岁。

想起当年戏校去桂林招生，周英就笑——当时闵武一坐下，全团的人都出动了，这小孩天生就是唱花脸的啊。“闵武那时候肥糯糯滴，不笑，几好玩。让他唱两句，要得，过了，他给我们所有人鞠个躬。”周英看着他，忽然生了感慨，“从小就这样。”又看了他的头发，有些花白了。

从戏校毕业后，闵武进了柳州桂剧团工作，后来被邀请到文苑桂彩剧团唱戏。在柳州桂剧团里演场戏，要和乐队磨合、剧本审查、修改，规规矩矩。到了文苑的舞台上，演员直接上台，动作也不到位，他感觉这些老师“不太专业”。

闵武私底下表达了看法，有个老师跟他说：“你知道他们多少岁了吗？让他们翻个跟头，你翻得了，他们翻不了。但你知道他们年轻的时候多么风光吗？”

团里的演员大多数是从专业剧团退休下来的。马婉玉，国家一级演员，好嗓子好扮相，后来背上开了2刀，脖子开了1刀。她跟周英说，骨质疏松你是一级，我是二级（周英的骨质松得像渔网，上面一个一个的洞）。武生演员谢均，国家二级演员，13岁进剧团，在台上舞刀弄枪，全身都有伤。

团里的演员有中风的、癌症做过手术、脑梗的，身上都带点伤病。虽然有小30个人的“编制”，但演员经常有事或者得去看病。缺演员时，闵武便来救场，这一来就是30多年，当初的那个少年，头发掺了点白。

期间，也有不少老演员离世了，不少人最后一刻都还在为戏台奔忙。

周英没来打桥前，团里负责导演的是何佩兰，她原来是团长。有个礼拜天，何佩兰上台演出，演着演着就跟李丽珠说：“欸，老李啊，我有点不舒服了，我想走。”

李丽珠说：“那你走嘛，桥我晓得，我照你这个桥。”

第二天，有人给她打电话：“何佩兰死了啵。”说是在上午8点在睡梦中走的。

很突然的消息，谁也不信。李丽珠想起：“今天是礼拜一，剧团是礼拜一休息啊，等于她一天都没休息到。”

就像荆棘鸟一样，鸟儿胸前戴着棘刺，她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被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去。在那荆棘刺进的一瞬，她没有意识到死之将临。她只是唱着，唱着，直到生命耗尽，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

何佩兰走后，李丽珠把她的电话号码划掉了

龚瑶珠原来是宜山桂剧团的，大家叫她“三妹”。她出身梨园世家，姐姐叫龚瑶琴，著名的桂剧演员，在“文革”时被冤，自杀了。三妹年轻时跟着丈夫来到柳州，退休后和李丽珠一同唱戏。她中风过几次，手脚不利落，化妆时颤颤巍巍，连眉毛都画不好，但每次演出她都来。

这天她演侍卫，在化妆的时候，大家在谈脑梗。老人们谈起脑梗就像在谈论天气，三妹用手在眉毛上顺一圈，说：“我刚刚脑梗进医院的时候，我讲话讲没成的，乱七八糟。”

李丽珠接话：“那是你的大脑指挥不成。”

三妹“哦”了一声，接着说：“其实我的嗓子已经没得了。”

演员们还在边化妆边闲聊，三妹忽然哼了一段旋律。李丽珠在她旁边听，偏头说：“可以啊，得啊，哪有没有啦。唱大声点看了嘛。”

三妹清了清嗓，放音量大，旋律绕出来，里头藏着岁月：“青白二蛇妖，双合宝剑未出了鞘，管叫秃驴死今朝。”是《白蛇传》里的唱段。

李丽珠跟着和，唱完，三妹叹笑着看李丽珠：“上气又不接下气。”两人一同笑起来。

李丽珠最常遇到的麻烦，就是今天这个演员请假，明天这个乐师不来。

有个乐师原来也是团里的，后来闹了矛盾，就再也不来了，有次团里乐师有事儿，李丽珠只好硬着头皮联系，“管他乱搞乱搞，有个人去搞先啊”。

“你来帮一下子。”接通了，她和对方拉扯。

“不得了，我手打颤了啊。”那边的人一边打牌一边拒绝道。

“不管怎么样都好，你不去拉你去就打，给老王来拉。”

“不得，我现在这里打牌。”

“你今天要是这样子拒绝我咧，以后你总不要和我玩，我才不和你玩。”李丽珠说。

最后，终于说通了。

但这种法子也不是次次都奏效。演员人也越来越少，很多时候只能让一人分饰多角。像演员钟年英，一场戏下来，可能会演五六个角色，一会儿演丫鬟，一会儿演强盗，经常要改妆换服装。有时候人实在不够，有些演员发烧打吊针打到一半，要是觉得自己能来，拔了针也要来上台。

 

这些老人们常让张帆想起《一代宗师》的宫二，那个活在自己时代的倔强女子。他们又何尝不是活在了自己的时代？桂剧走下坡路，无人问津了，可站在台上的演员还在演给台下的那几个观众看。桂剧硬生生地在时间中挤出一片空地，容下了这群老人。不管外面的时代怎么变，我还在看你的戏，这就是他们的时代。

李丽珠身体也不好，三十多年的风湿病常让她疼痛难忍，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风湿和痛风闹起来，骨头都变了形，脚走不动了，手拿不住东西，字写不利索，连妆都化不好。但一上台，人的精神就起来了。

“所以我不晓得我还能维持多久，我自己也没有清楚。”李丽珠说，“管它！能够维持多久就多久了。是咩？也就是尽自己的力量，我生命不息啊，唱戏不止！”

4

剧团一直属于民间性质，虽有一些政府拨款和企业的资助，但钱大抵只够剧团搬家、装修、买服装用。

剧团的门票原是一张3元5角，到广雅综合市场后涨到5元，演员一天的劳务费是6块钱。观众每次都要多买票，每个月还会自发地给剧团捐钱。门票钱和募捐钱能补贴剧团部分日用，支撑部分场地的房租，额外的钱基本要靠演员自己补贴。场地夏天时热得像个蒸笼，周英便自己花了1万多块钱装了个隔热层。

这些年来，剧团辗转了10多个场地，租金太贵、场地另作他用，都是他们不得不搬家的理由，还有一个理由是：环境太差或过于偏僻，不方便他们的观众——跟剧团的演员一样，来看演出的观众基本都是古稀到耄耋的老人，出行不那么便利。

剧团演出过的场地 （盛夏/摄影）

也正是观众们对看戏的执着、对演员们的爱，让剧团撑了这么些年。

剧团之前在荣军路的水仁机厂里唱了13年，场地是五嫂帮忙找的，她是戏迷。五嫂住得远，腿脚又不好，中风瘫痪过两次，每次来都拄着拐杖。有时她一个人在公交站等车，司机看她太老，手上还拄着棍子，都不停车。她11点半出门，2点才能到剧场。她总要人陪的，吕嫂常坐在她旁边，演出散了，两人相互搀着出去。

五嫂

观众追随着剧团，就像追星。早年剧团有演出邀约，但只提供住宿。一去外地，观众也跟着过去，帮演员们买菜做饭。

没搬到广雅综合市场前，剧团在一栋老旧楼房里唱。剧场在三楼，老人家们每次上楼，扶着扶手，就像攀着绳子往上拉。观众席是各式各样的破旧椅子，都是他们从家里搬来的，沙发、长椅摆成一排。老人们坐下后，吃盒饭的、打瞌睡的、聊天的，眯着眼听戏的……通常，他们到剧场的第一件事，是交换零食小吃。他们的包，像个移动的杂货铺，包子、粽子、茶叶蛋，那是给演员的；核桃红枣、旺旺雪饼、瓜子，是和老伙伴们分享的。

五嫂有时会打电话问李丽珠：“大珠啊，你们这里几多个人？”问好了就给演员们买粽子吃。

“个个分到啵。”李丽珠大笑。

于是开场前报幕，就有了这么一段：

“今天啊，感谢五嫂啊，给我们买粽子吃。”李丽珠说，“这些奶老（老奶奶）是要这样子的啊。”

观众总轮着给演员买吃的，像是种约定。整个团都有份，每到这时，团里就要到台上宣布，某某伯、某某妈给我们买吃的啵，感谢他们。

 

周英也说：“这些观众好好滴啊，不管下雹子还是大雨，都要来。”

柳州的雨多，从4月就开始下个不停，到了夏天更多，有时夹杂着雷电，天暗下来，像被豁开一个口，天边的河往地上倒。有一次，雨下得很大，打在顶棚上，噼里啪啦。演员们收着伞，抖抖身上的风雨就往里走，看见观众席上只坐了七八个观众。

演员们问李丽珠：“这么点观众，还演不演？”

李丽珠说：“演，哪怕今天不要钱，两个观众我都演。”

谭秀华是她的好朋友，两人五岁就玩到一起，从物资局退休后，她也来到这里演戏。她说话直，性格豪爽：“没演（不演）。”

李丽珠对她说：“要演。”

“这两三个观众演什么？”

“我要跟团长商量一下子。”

“商量什么！不演就不演，和她商量什么？你当什么副团长，你这点做主都做不了嘛？”谭秀华说。

“那我做主我就演！”李丽珠回答。

有人说她是贪婪“演”，前世不得演，“你饿死演戏去，发戏佬”。

李丽珠说：“我不是饿演，人家老远地来，想看戏，又喊人家回去，打冷人家的信心。”

周英态度也很坚决，说：“演！你要晓得啵，这几个老观众不容易，到了这里你们喊停演，为了大雨？你那个桂剧有个宝啊？人家下起这么大雨来，又喊人家回去？莫给人家空手来空手去，这么大年纪了，有的是拄着棍子来的，是吧？有的是互相你扶我，我扶你来的。”

她出去跟观众讲：“你们坐下来，我包场，今天我请你们看两场戏，连明天的一起看。”

雨还在下，越下越重。

朱明田是团里管大小事的，平时找场地、叠衣服、烧茶水、做后勤的都是他，七十多岁，人长得高大，说话嗓门也大。他出去报幕：“各位观众，今天是《三女传奇》的大结局，导演是周英。下面开始演出了。”他在台上停了一下，快速数了一下人头，音量未减：“才是八九个人。”才转身回到后台。

慢慢地，观众陆陆续续来了，每个人都多买了票，这天卖出去六十几张票。

“越下雨人越多，你说这个剧团好玩嘛。”李丽珠说。

两个小时的戏过去了，雨依旧没停。周英忧心地说：“这下恁大雨，亏得这些老人家恁子回克（回去）你讲。可怜了。”

后台，演员们卸完妆，也陆陆续续地走了。朱明田隔着桌子给李丽珠递东西，她伸着手过去接，没接到。过了两秒，反应过来，两人的手还隔了一段距离。

“捏，我就是没晓得，看没见，不晓得怎么接，你看死不死这个眼睛，瞎了。”李丽珠说。

朱明田接话：“瞎了你还唱什么戏？”

“我不是瞎唱喽。哎哟，好多戏要眼睛的，瞎了。”她看了眼还在卸妆的俞玉莲，“玉莲的眼睛搞得出来了，玉莲的眼睛最好。”

俞玉莲正在拿毛巾擦拭脸上的脂粉，听到这句，笑了一下。

朱明田回她：“你买点鲤鱼眼睛来吃啊。鲤鱼眼睛，九百块钱一斤。”

“我就是去买珍珠来吃，瞎了的眼睛还恁子吃得。”李丽珠把头上的发套摘下，“我瞎了啵，恁子办。”

 

有天下午，戏演到一半，市场突然停电了，也没有提前通知，演员还在台上。市场的人过来说了一声，没过几分钟就拉闸断电了。

李丽珠站在黑暗里，只能看见观众的轮廓。剧场没有光，只能隐约看得见人走动的身影。大家急忙去买了蜡烛，买了之后又不能点。她和大家商量，等来电也一个多小时了，要不就算了，明天再继续吧。

可底下的老人家们不肯走，说：“你们这么黑也可以，只要能听到你们唱就可以了。”

李丽珠说：“这样演的话，你们看不到（我们）脸上的表情啊。”

观众说，没关系，听到你们唱就可以了。

“看来瞎了也能办。”李丽珠笑。

广雅的舞台底下是木板搭起来的，久了，板子腐烂，表面看着还好，真踩上去，高一脚低一脚的。黑暗里，老人们提醒演员：“现在没有电，舞台不平，你们进进出出演的时候也要小心啵。”

就是这样的关系，让周英一次次感慨，观众实在是太好了。每次演完一本戏，她都要请观众吃饭。有的观众已经瘫痪在家里了，还会流着泪给她打电话：“周老师，我想去看戏啊。”

5

张帆拍完剧团日常，又跟到周英家里拍摄，想看一些照片。周英家在文化大院，大院里住着不少曾经的剧团人。

到了家里，周英翻出一沓照片，给张帆说：“你都拿走，不拿走我也烧了。”

周英送给张帆的照片

三年前，有对老夫妻来了柳州，回来发现柳州剧场、东风剧场、红星剧场这三大剧场都没了，走之前就给周英留了封信：

“周英同志，好多年不见了，我们八十几岁的人，没有机会再来了。我们退休回去也有二十多年了，当时来到这边想看桂剧。可惜三个剧场已经没有了，听说老演员有的已经走了，听说你还健在，给你写封信，祝你健康。”

她看完心里难受，把信给烧了。

东风剧场旧址—翻拍照片 （盛夏/摄影）

柳州剧场旧址—翻拍照片 （盛夏/摄影）

很多观众是冲着周英来的，有的年龄跟她差不多。和老观众一起吃茶时，他们老爱说：“哎呀桂剧是这样啊，以前……”

这时周英就会打断：“不要讲‘以前’。”

或许是不那么想以前，才能做好眼下的事儿。当年桂剧在柳州和桂林扎得最深，到了春节，买票的人排起长队，一演就是一个月，路上的三轮车夫蹬着车，嘴里都要哼两句。文化大院以前也是很热闹的，排练场有四个，分属桂剧、粤剧、彩调、歌舞团。早上八点，院里钟声一响，演员从家里出来，四面八方地聚到排练场。站在院外，就能听到里头啌啌咣咣的锣鼓声，进院一看，有人站着吊嗓，有人坐着压腿，耍棍和翻跟头的人互不冲突，还有转圈走台的。到了中午，广播里放着桂剧的经典唱段，演员们白天排练完，晚上就上台演戏。

“现在坐在家里，旁边的排练场，有时有人，有时没人。锣鼓声呢，有时听得见，有时听不见。”周英有些怅惘，“桂林的演员想过来演出，那边也没有场子，他们完了，我们也快完了。”

信烧了，照片送给张帆了，写好的桥，等到人走了，也是要烧的。

每次张帆来拍摄，看周英写桥，一边写一边扔，闵武有时会拦周英：“你没烧啵，你放那凯（那里）啵。”趁周英不注意，张帆就去翻垃圾桶，把被扔掉的桥捡回来。

渐渐地，这群老人成了张帆的牵挂，4月拍摄结束后，2019年她又去了柳州三次，想为老人们留下更多影像资料。

张帆离开柳州前，老人们出来送她。从左到右依次为：朱明田、李丽珠、周英

2019年7月，周英在写《背解红罗》——五嫂想看，周英就答应她，要把这个戏写下来，演给她看。写到第五本的时候，周英在家里锻炼身体，她想踢腿，腿一举，人就摔下去了，住了一次院。

9月份，她犯了两次肺炎。第一次住院时，她让闵武跟五嫂道歉：“只要一演出，只要这个剧团还在，《背解红罗》一定写好给她看。”又嘱咐李丽珠：“大珠啊，你帮我跟五嫂道个歉，实在对不起了。”

有天她在医院里坐着轮椅在诊室外面等检查，里面的人迟迟不出来。周英想，怪了，这个人在里面检查这么久。

等门一开，里面的人出来，她进去，发现前面检查的人竟然是李丽珠。

“哎，阿姐。”李丽珠也惊讶。

“你怎么来的？”周英问她。

“我昨晚来的。”李丽珠说。

一聊才知，周英前晚来的，李丽珠第二天到的，两人还住隔壁病床。李丽珠事后回忆：“好玩，算巧了。”

李丽珠那次是突发性的病，心脏偷停，话讲得多了，胸口闷，气紧得厉害。她到医院一照心电图，里头的血邋里邋遢的。医生说必须马上住院，血不养心，一不小心就可能猝死。

还没缓得过来，9天后，她的心口疼，测血压，心率最高到了90。躺着睡，背又开始疼了，又进了医院。

“你又来？”周英又看见她了。周英因为肺炎被送进来，两只手已经被打青了。

“我昨晚来。”李丽珠说。

这次两人住隔壁床——2019年9月28日晚，周英坐在客厅里，感到浑身发冷。凌晨三点，她全身湿透了，喉咙像火烧，家里的阿姨走了，她吊在床头，半死不活。最后，楼对面的夫妻把她送进医院。她有在日历上画圈的习惯，9月28日的圈，差点是她画的最后一个圈。

周英每天在日历上画圈

张帆再次来柳州看周英时，周英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骨头了。临走前，张帆想跟周英拍个照，周英说：“你走吧，我不跟你拍照。”

张帆说：“我知道周老师为什么不和我拍照。”老太太总是这样洒脱。

在医院里，周英对李丽珠说：“大珠，你莫紧张啵。”而李丽珠最忧心的还是剧团：“思想总不得休息，场子怎么办啊。”

入秋，二姐给她打电话：“还没演嘛，天凉了。”天气太热，剧团在5到10月要停演，房租照交。市场通知剧团，剧场的房租2019年年底到期。李丽珠在思考，是继续在这里唱，还是再找地方？导演病了，自己也上不了台，打桥怎么办？演员怎么安排？

一出院，她又开始在家里联系演员。

五嫂说：“现在我们这帮老的，看得几天是几天。能看就去看，也可怜他们啦，唱又没得钱，还每天唱给我们看。”

五嫂和其他观众托人找市里的领导，问能不能给一个场地，还有一些观众也在到处打听新场地，闵武为这事，跑了好多地方。五嫂知道张帆是凤凰卫视的记者，从北京来的，抱着希望，她用近乎天真和哀求的眼神望着张帆：“你帮我们反映下子啊，把情况反映下子，几千年的历史。”

李丽珠要和大家开个会。现在她和周英都病了，演员老的老，走的走，观众也走不动了，广雅的场地即将到期，是继续演下去还是解散？

 

10月，剧团还是开唱了，只剩下最后两个月的时间，戏还是要唱下去，能唱一天是一天。

打桥的事落在三妹身上。三妹脑梗后精神大不如前，以前剧团有需要买的东西，总是她去，现在她去市场，脚也困，三两斤的东西都拿不到（拿不动）。剧团找场地时，她背起包，里面放着馒头，在外面走一天。她问过公园，马鞍山下的奇石城，还有玻璃的房子，答复总是，“你租不起，不租”。

三妹不争戏，即便是配角，她来，侍卫、丫鬟她也演。演出结束了，她留下来捡场。她的老伴去世了，待在家里，儿子没用，媳妇对她不好。没有戏的时候，她带上一个馒头到柳候公园去，鱼一半她一半，待一天，像人间的游魂。

她就像《阿飞正传》最后说的一直飞呀飞呀、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的无脚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死的时候。

2020年元月6日，无脚鸟落地。

三妹在剧场里坐着

6

谈了几个场地，没成。2019年11月19日，剧团准备了告别演出。

开演前，李丽珠上台告别：“今天是我们文苑桂剧团是最后一天，向观众告别。但是呢，我们还有后会有期的一次。讲到这个时刻，我真的很难过。”她哽咽了一下，“相处了三十几年，分别了，暂时分别。还要合到一起的，还要重演的。”

讲完后，她回到后台，团里的演员蔡逸松跟她说，你要早点好起来啊，现在导演病了，主要演员也病了，我们都散场了。

告别演出当天的剧目

演出结束，观众散去

剧团搬家

铁钳一剪，布得板正的红黄颜色落下，露出丑陋的棚子，衣架秃了，两座不走字的钟也拆了。

临走前，闵武对李丽珠说：“李阿姨，你保重身体，我们还要再同台。”

“你放心，我等你的好消息。”李丽珠指的是找场地。

“你要保重身体。”

“我会的。”

文苑桂彩剧团散了。

 

李丽珠闲不住，离开了舞台，像少了什么似的。演员想演，观众想看，2020年5月，她和几个演员联合彩调团，重新组成了“百里柳江戏剧团”。她的心脏好些了，勉强能上台。上台前，她从包里掏出救心丸，倒了两下，发现瓶子空了，重新拿出一瓶，吃了两粒。

李丽珠上台前吃救心丸。

剧团重组

八十平大小的房子，租金四千，桂剧和彩调平摊。观众更少了，有时来三四个人。不唱戏时，李丽珠下台卖票，她说：“现在我们是有一天唱一天。”

化妆的地方小，闵武常出来化妆

观众在看戏

2020年11月，彩调团的收益不好，剧团里也闹了矛盾，原本要唱到2021年年底的戏，在11月29日提前结束。

新剧团解散这天，张帆买了机票，从北京飞到柳州。李丽珠看到她，非常惊喜：“你确实有心，你们是有始有终的到底。”

张帆说：“没到底，还要来的。还要再开戏的。”

李丽珠大笑：“但愿有这一天，有这一天我也上不了台了。”

 

2021年农历六月廿四，祖师爷生日，周英请还能走的观众喝茶。吃茶时，五嫂握着她的手说：“你唱两句给我听好咩。”还没等周英开口，她就先唱了起来。

她不久就又给周英来电话：“找到剧场没有，我想看戏，我想看戏啊。”

一直到剧团解散，五嫂也没听上《背解红罗》。而陪着她的吕嫂，已经坐上了轮椅，再也来不了了。

戏散了，吃茶的摊没散。周英、李丽珠和演员、观众等十来个人，每周三上午，除非狂风暴雨，否则总要一起吃茶的。

李丽珠平日的活动只剩下打麻将了。她心脏依旧不好，麻将桌上停跳过两次。不唱戏后，她的精神、身体越来越差，背深深拱起，风湿越发严重，手弯到了虎口，像老姜。慢慢地，她走不动路了，洗菜、切菜要靠着水池边。

后来，李丽珠因肺部积水被送进了医院，在医院里抢救了三天，躺在病床上，身上都是管子。不过几天，她所有的器官都衰竭了，医院让家属考虑，要留在医院还是回家。

李丽珠脑袋还清醒，她说：“回家……回家。”

回家不到三天，她的气渐渐虚了。

2022年1月6日，凌晨3点，李丽珠走了。临走前，她流着泪摇头。

周英是在家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来每每提起，她都觉得，“大珠还是舍不得走啊”。回想起2013年，剧团还在柳州的岩洞里唱戏，洞里潮湿，一到春天，山上的水顺着岩石往下滴，戏服发霉、腐烂，但那时的李丽珠，每天穿着雨鞋，踩着水，只为戏而来。

（感谢张帆、覃梓敬对本文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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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胎抉择，困扰着她们的生命

2023-03-31 11: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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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amia

尝试理解人

3年前，T从“大厂”辞职，转行加入了一家公益组织，专为面临堕胎压力的女性提供心理关怀和生活资源链接及流产后关怀，构建困境妈妈互助社群。

T说，她的辅导对象，往往正处于一段家庭矛盾或感情纠葛中，可能是未婚怀孕，或在婚内和丈夫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当这些女性选择留下自己腹中的小生命时，往往得不到身边人的支持，或是因为羞耻感，使她们远离了本应求助的亲人。

置身这段工作中，T看到了很多超乎日常想象的故事，以下是她的自述。

1

去年我回老家和亲友聚会时，聊起所做的辅导工作。一位长辈听了，和我说“你们做的这件事儿是个大好事儿”，当时就加了我微信。

之后有一天，这个阿姨突然打来电话：“有件事在我心里40多年了，不知道该找谁聊。”

这个开场白让我颇为意外，毕竟我和她并不熟。我小心翼翼回答说：“我很想听听。”

她说，这两天她和女儿吵了一架，起因是女儿要给他们老两口打100多万，让他们把老房子卖了，换套别墅住。女儿这个举动一下子就激怒了她：老房子住得习惯，她和老伴有退休工资,平时也不缺钱，她更渴望的自然是女儿陪在身边，而不总是用钱去处理一切。

她女儿自小一路名校，目前定居海外，女婿是企业高管，家里雇了好几个保姆。或许在他人看来，她这辈子培养出了一个特别优秀的孩子，是妥妥的人生赢家。但她和老伴现在其实很孤独，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女儿一家了。与女儿在越洋视频里这一吵，还引发了她尘封40年的一段回忆。

她说，在女儿一两岁时，她怀过老二——那时她在工厂做工，看不到前途，下班上夜校，一心想要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发现怀孕40多天，就直接打掉了。之后，她的人生的确改变了，她成了一名老师，培养了很多学生，也把女儿教成了社会精英。如今回头看，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大女儿，却从没有想过要去保护那个小生命。年轻时，在选择“变得更好”的路上，她放弃了一个孩子，而老年后的生活状态，又让她开始反思：这一切真的是自己曾经期待的那样吗？

“我居然从来没有想过那也是我的孩子啊。”那天她就这么跟我聊了两个多小时。在哀哭声中，我和她一起经历了那段隐匿多年的伤痛。

工作中的经验告诉我，因为来自他人的控告或是自我的定罪，堕胎总是会在女性心中埋下隐秘的伤痛。在我与这些妈妈同行的一路中，既有当下面临的困难，也会碰到多年前的一些创伤，让她们没有办法饶恕的“跑男”、以前的自己。作为辅导师，我需要做的，就是帮助她们构建起信心——无论发生过什么使你经历了这场伤痛，你都是配得幸福的。

2

如今女性的堕胎权越发受到关注，反而让那些身处困境依然选择自由生育的女性往往被忽视了——我们又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帮到她们呢？尽管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小颜依然是我难以忘怀的一个辅导对象。

两年前小颜找到我们求助时，肚子里的宝宝已经4个月大了，还是双胞胎。她独自在一线城市打工，意外怀孕后被男友拉黑，彼时承受着家人反对生下孩子的巨大压力。小颜说想留住孩子，但她就快坚持不下去了。电话那头的她，声音显得十分慌乱，说这两天甚至尝试过抛硬币来决定“打还是不打”，又提起说最近身边有位男士对她还不错，“不然就为这俩孩子随便找人嫁了算了”。

我问她：“你考虑清楚了吗？这个人你了解吗？”

她顿了顿，答：“对他也不是很了解……但再过两个月我就行动不便了。我现在一无所有，一个人真的很难走下去。我便利店打工才挣多少钱呀，这两个孩子生下来怎么养？难道要我送人吗？”

“送养可以作为一种选择，只是肯定需要时间去走一系列的法律程序。”

小颜脱口而出：“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收养家庭？”遂叹了口气：“现在家里人都逼我堕胎，根本没得选……”

我能感受到，此刻所有的恐惧与想法如同一团毛线，在小颜脑子里缠得死死的。我引导她先安静下来，请她拿出纸和笔，把刚才讲到的几种可能性都写下来，再列出每种可能背后可能会遇到的不同情况与状态。陷入困境的人往往是短视的，这个罗列的动作，能帮她看得长远些——并不是说一定要让她去找出哪个选择是更好的，但这么做至少能减少她的焦虑。作为辅导师，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倾听、提供一些方法，最终还要靠当事人自己的能力去找到线头，把毛线团给解开的。

安抚好小颜的情绪后，我介绍了一位有过相似经历的单身妈妈陪伴她，叮嘱她：“如果你选择留下孩子，对于今后所要面临的困难，我们愿意在能力范围内给你一些物资援助；如果选择放弃，之后出现有情绪无法承受的时候，可以继续回来寻求我们的支持。”

想不到没过几天，小颜就被家人以“爸爸被你气病了”为借口骗回了老家的村子。她父亲当晚抽了她十几个大嘴*****，骂她怀的是“野孩子”，让自己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甚至一度表示气得要“跳楼自杀”。

第二天，妥协了的小颜被送进医院，准备做堕胎手术，“家人各种手续都办好了，就等我签字呢”。

小颜进医院之后，陆续给我们发来了很多信息，说刚做了个什么检查，“医生说有胎心”，接下来还有哪些手术准备工作，一会儿又忽然说：“干脆我就从医院逃出来得了！”大段大段的文字叙述中，我能感受到她强烈的内心挣扎。

当晚，她又一次发消息问我：“你现在能给我找到送养家庭吗？我就马上从医院出来。”

民间收养存在许多灰色地带，这是我们不会去涉猎的领域。我只能辗转联系到一家儿童救助组织，咨询目前的收养政策。一番了解下来，时间紧迫，这条路显然行不通。我把情况如实告知小颜，又陪着她聊到12点多。根据她发我的最后一条消息，各项检查都已做完，应该就等着上手术台了。

第二天早上，我给她留言，希望她不要过于难过。没想到，9点多时收到她的信息，说她已经带着肚子里的两个宝宝在办出院手续了。

我当时特别惊讶，赶紧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前一晚，在病房打扫卫生的阿姨跟她聊到肚子里的孩子时，劝她：“是双胞胎还打掉，那太可惜了。”这几句劝慰听起来似乎毫无逻辑，但就是来自陌生人的这点善意，最终让小颜下定决心，走出了医院——有时这些孕妇身边，正是缺少了这些支持。

我曾在网上看过一组统计数据，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在2013年发布的：中国每年人工流产高达1300万人次，还不包括药物流产及一些未注册的私人诊所的流产数字。其中，53%的妇女是在他人强迫之下接受堕胎；83%的妇女表示，如果当时有人从旁鼓励，她们将愿意继续接受怀孕与生产的过程。

而在我们遇到的现实案例中，男方跑路、家庭施压、经济困难……当一位女性徘徊在是否堕胎的抉择时，往往意味着这一系列重压已经传导到了最后一环。当我真正进入到这些妈妈和她们背后相关联的人的真实生命状况中去，就发现他们心里都有很多破碎存在，都需要陪伴与被看见。

3

小颜从医院跑出来后，父亲便扬言要和她断绝父女关系。母亲偷偷约她见了面，塞给她一些钱。小颜马上回到了自己工作的城市，继续带着四五个月的身孕在便利店打工，每天站立超过8小时。为了多赚些钱，她还主动申请上夜班。

我们组织了一些同城的志愿者去探访她，在互助群发起婴儿用品捐助。但我们也深知，可以给到的支持毕竟有限，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还是得小颜自己去面对。我们非常担心她的身体，她却说，宝宝给了她许多力量，“一点都不累”。我想，这是一个妈妈天然的内驱力被唤醒了，她似乎对自己和孩子的未来不再忧虑，同时仍盼望着男友有一天能回心转意。

不久后，男友在微信上又加回了小颜，她把他们的聊天截图发给了我。我点开一看，在她备注为“孩子爸爸”的聊天界面里，都是一些让她去堕胎的攻击性言语：“我求你别傻了行吗？就算生下来，从小就没爸被人歧视，你别用你的傻毁了无辜的孩子行吗？……我跟你已经不可能了，你现实一点，为孩子和自己考虑，赶紧找你家里人把孩子打了。”

男友还对小颜说，自己很清楚堕胎是怎么回事——他读书时，一个哥们儿，女朋友都怀孕7个月了，还是去堕了胎，“就是把孩子在肚子里弄死然后再弄出来”。

说完这些后，男友再次删了小颜。小颜刚建立起的信心再次被瓦解了，请求我帮助。

我问小颜：“你觉得我有可能和这个男孩做一次沟通吗？”

“我当然希望。”小颜马上把对方的名片推给我，“交给你了，加油。”

 

我表明自己“辅导师”的身份，加了那男孩几次好友，都未果。我又尝试给他打电话，他一直拒接。但意外的是，当晚10点多，他忽然通过了我的好友请求，随即发给了我一张他的通话记录截图。截图上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号码，全是鲜红色的未接、未接、未接。他说，你看，这些都是来向我催债的，“现在连我家人都不敢接电话了”。

也许是感受到我真诚的态度，他对我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境况：他比小颜小上好几岁，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现在在做电话销售。这两年，他跟着朋友接触到网络赌博，月薪3000元的他已经欠下10多万高利贷。

我问，赌债是否有办法能偿还一部分？他说，几个月前他父亲癌症去世，治疗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该卖的都卖了”，如今他每天挣的钱比违约金还少，“戒过，失败了，现在还在赌，没办法，赌是我唯一的还钱途径”。

这男孩之前是在工作时打到小颜的电话，于是两人就这么认识了，同居了一段时间。我问他和小颜的感情基础怎么样，有奉子成婚的可能吗？他只是回答：“当时我太孤独了，我和她是一个错误。”

聊着聊着，他突然发来一段言辞激烈的文字：“我妈现在整天说为什么生了我这么个东西，我这辈子已经没有未来了，每天都在想怎么去死！”

“你的确遇到了挺大的危机，但仅此而已。自杀的想法是源于对未来的恐惧，这是人的一个逃避本性。”我尝试劝他，要学着去面对危机，不要被恐惧和焦虑驱使做出冲动的决定。

但男孩说，现在自己满脑子都是赢钱还债：“能有个慈善家给我10万？或者买彩票中10万？我真的被压得喘不上气了，所以才把这些情况都说出来，希望有人能理解我。”

我明白了，他对小颜的逼迫，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他自己对现实的绝望和恐惧。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男孩是没有任何能力、意愿和小颜共同抚养孩子的，小颜也大致了解他的财务情况，所以没有向他要过抚养费。

我只能让他先照顾好自己，给自己一些冷静思考的空间：“人一辈子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没有一个困难会是你的世界末日。无论是欠债，还是这场关系危机，都不能定性你的人生。在债务方面，我没有办法给你什么建议，不过如果你感到压力很大需要找人倾诉，还是可以联络我。”

4

小颜隔三差五就会给我发一些信息。她拍下自己大肚子的照片，说躺下时能感觉到宝宝们在动，自己每天都会跟他俩讲话。她憧憬着两个孩子未来的样子，说希望他们长得像爸爸多一些，因为爸爸更好看。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我能体会到她此刻的心情。虽然4个多月的孕肚在外人看来还不太显怀，但孩子在母腹中已经会有自己的“小动作”了：偶尔踢踢妈妈的肚子，有时候还会在里面“吐泡泡”。这些轻微的动作都只有母亲才能感受到，我想这就是生命和生命间的奇妙连结吧。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小颜父亲的态度有所松动了，主动联系小颜说，可以把老家的一套房子腾给他们小两口住——正好快过年了，家里人让小颜把男友带回家来，领个证，还计划着托人为那个男孩找工作。

小颜再次请我与男友沟通，“如果他不跟我回家，我就回不了家”。我向那男孩转达了小颜家人对他的接纳，但他明确表示：“不要再对我抱有希望了。”

再之后，小颜去做产检，结果显示，没有胎心了。她给我看检查报告，那对双胞胎的孕周大小对比1个多月前准备堕胎那会儿做的检查，只增长了1周。这说明，她从医院“逃”出来后没过多久，孩子们就在她肚子里自然死亡了。

我在两次怀孕初期都经历过先兆流产，当时内心会有很多自责。我能想象，对于小颜这样一个刚从困境中走出来、预备好迎接新生命的新手妈妈，这张检查报告单是多么大的打击。她当时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我赶紧咨询有医学背景的社工，建议她第二天换家医院再做胎心监护——结果依旧，而且，第二家医院发现胎儿已经变形了，医生让她次日住院引产。

令人意外的是，当天，男友竟然回去找小颜了，一家四口就这样“团圆”了。后来听小颜说，男友得知孩子离开后，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孩子爸爸在我这边哭得撕心裂肺，可是我哭不出来了”。

第二天一早，肚子里的孩子开始“发动”，小颜被120送到医院，还没推到手术室，自己给排出来了。整个过程，小颜没受什么罪。

我后来特地在网上查了资料，一般情况下，胎停后胎儿会在2到3周内自然娩出。而这2个孩子居然坚持了1个多月。那天，我和小颜有个相同的感动：觉得他们是在等着父亲回来确认自己的身份，见上最后一面。

 

孩子走了之后，小颜一直问我：还能再见到他们吗？

我们团队有一位心理咨询师，专门给堕胎后留有心理阴影的人们开设小组辅导课。其中有个环节是鼓励他们给逝去的孩子起名，以示对这段亲子关系的纪念，并由此释放被压抑的回忆和感受。我也建议小颜这么做，她后来就给两个孩子起了名字——一个男孩名，一个女孩名，她坚信这是一对龙凤胎。

遗憾的是，她和男友最终没有向医院要到孩子的遗体进行埋葬。我对小颜说：“你很伟大。虽然他们离开了，但是他们从未被妈妈抛弃过。他们很幸福。”

没有了孩子的牵绊，小颜和男友彻底散了。这一切过去后，我收到了那个男孩发来的很长一条信息。他说，“一想到她就会哭……太亏欠她了”。

看得出，孩子的离开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改变，我似乎可以感觉到，他在悔改了。我回复他说：“宝宝们虽然只在地上存活了17周，但是他们的生命是和你、小颜紧密相连的。相信他们现在平安地回到了来时的那个地方。他们的妈妈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生命，他们也不会责怪你，你能回来陪伴他们真的很好。我相信这两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完成了某种使命。”

 

后来，小颜和父亲介绍的老乡相亲成功，搬到新的城市结婚、定居，1年后生下了个健康的宝宝。刚做母亲的时候，她有一点产后抑郁，经常问我该怎么照顾宝宝，现在早已经上手成了个熟练的妈妈。她不时给我发宝宝的视频，有一天，跟我说：“我好幸福。”

我没见过小颜本人，就这么隔着手机屏幕参与了对她孩子们的营救，见证她成为母亲。这是小颜生命中的一段故事，也成了我生命中的一段故事。

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表示：履行了生育保险缴费责任的女性，应当无门槛地享受到生育保险的待遇，经办时无需再提供结婚证等材料。一些省份相继出台新规，却在网上引发了“鼓励不婚和婚外恋”的热议。殊不知，单身妈妈在面对生育成本、给子女上户口和报学校时，十分需要这类政策的支持来捍卫权益。

我们组织的成员经历过太多诸如此类的剧情：未婚怀孕，女方孤立无援，被迫陷入一种需要做出选择的困境之中，而男性在这场危机中几乎是消失的。我们在这些案例中看到的男性，如果不是欺骗性质的，往往大都还不够有责任心，经济也不独立。很多孕妇会抱有向男方复仇的想法，“我要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去找他算账”，而一般我们会建议，选择生下孩子的话，就别再去找那个男人了。所谓复仇，只是一杯诱人的毒药——去找他，可能费时费力又得不到想要的结果，这段关系也很难断干净，以后的生活，就没办法真正展开了。

对于这类孕妇群体而言，最重要的是从过去的情感中走出来，还有就是来自家庭的接纳与支持——我们辅导工作的目标之一，也是让这些妈妈和家人共同去面对这场困境。

5

一些单身妈妈总会和我说：“一个人带孩子很苦，只要我结婚了就会好的。”但其实在婚姻里，那些妻子依然会有很多的抱怨与孤独感。比如，即便一个生活优渥的中产家庭，依然可能因为妻子怀上二胎而出现很多的挣扎——在可可的求助中，我有了机会听到来自男性内心的、更深一些的声音。

可可和丈夫已育有一个女儿，她跟我说，怀上二胎后，丈夫以经济压力为由要求她堕胎，还给她约好了周末的手术。她口中的丈夫，唯利是图，一点儿都不爱她。她强调说，如果丈夫继续逼迫她，她就要带着大女儿离家出走。

前两年，我们曾通过志愿者无偿提供的一套两居室，建起了“妈妈之家”，帮助过两位未婚怀孕的妈妈顺利度过孕期，直至产下宝宝。不过可可求助时，这个项目已经因为房东收回了房子以及缺乏常驻看护人员而告终，再者，万一她孕期中出现问题，谁来负责？我个人不鼓励孕妇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独自寻求躲避，还是更期望通过辅导，让她的家庭跟她共同来面对这场危机。

可可对丈夫怀有很大的情绪，我便想到一个辅导重点，要帮助她看到夫妻两人是一体的，不是对立的——首先要确定，夫妻俩的关系，是否真的到了需要妻子“出走”的那一步？我请可可列举对丈夫的不满，问她：会不会是因为她丈夫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所以即使家人对他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他也会主动给自己压力？她想了想，回答说，“有可能”。

除了与我的沟通，可可也会在互助群里敞开分享她的一些情况。其他妈妈们理解与鼓励的话语，让可可渐渐从“我想离婚”“丈夫像魔鬼”的情绪中缓和过来——有时，一些松散的支持关系，就足以为当事人“赋能”。

 

可可告别了离家出走的想法，尝试温和地与丈夫沟通。我也与可可的丈夫通了电话。

确实如可可所说，她的丈夫很看重金钱。他们一家生活在二线城市，丈夫在金融行业年入50万，再加上可可的工资，按理说不至于有经济困难。但是在这个身边满是成功人士的男人看来，这些收入不过“勉强能生活”。他说现在自己遇到了职业瓶颈期，如果能升到主管，一年拿70万，那时可以要二胎，如果不能升职，那他一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在这个内卷的社会，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已经够高了。”他说，自己要把女儿培养成足够优秀的人，从小给她报了很多兴趣班，在不久的将来，还得花15万给女儿报私立小学，此外，他们还有老人要供养……他很理性地跟我算了一笔账，结论是，以目前的收入，二胎的到来“只会降低全家人的生活水准”。

在可可丈夫看来，自己的妻子对物质是有一定要求的，却不太有理财能力，因此家里很多花销都是他在打理。他认为自己看见的各种风险要比妻子看见得多，也导致他额外给自己施加了很多压力。他和我说：“我愿意承担所有后果，但是这个孩子不能要，我情愿成为那个坏人。”

我问他：“你怎么承担呢？做（人流）手术的是你妻子，她需要经历身体的疼痛以及失去孩子的心理伤痛。如果你老是这样和她说，她出现应激反应，你不要觉得惊讶。”

“（孩子）也不是不能要，只是接下来我们全家都要节衣缩食。我不确定她是否能适应这种变化。”他的口气开始软了下来。

我觉察出了他心里的矛盾，听他细说，才知道，原来，在他的原生家庭里，母亲强势，要求孩子们长大后要给予家庭回报，要赚到多少钱，成为所谓的“父母的骄傲”——他的妹妹甚至一度迫于母亲的压力而出现了情绪上的问题。

他并不享受这段亲子关系，也不希望自己与孩子的关系重蹈覆辙。因此，他想要在物质上给予孩子最好的一切，同时不求孩子的任何回报。他对二胎的“不期待”的态度，源于不希望孩子未来过得“不幸福”，映射着对自己童年的反抗。

“可以看出，你非常爱你的家人和妻子，所以才那么努力工作。”我问他，“你妻子是不是也渴望着同样的事情？”

他马上承认，这么多年来确实忙于工作，可能忽略了可可的感受。看来，这个丈夫并不是不负责任的男人，当他把内心的软弱讲出来后，我能看到，可可和他的问题，并非“孩子要不要来”的问题，而是他们家庭生活中尚待解决的一些症结。我鼓励他，和妻子坦诚聊聊这个部分，把自己的担忧讲出来，一起探讨。

 

周末的手术被可可悄悄取消了。她约了产检，听到孩子胎心后，焦虑情绪缓解了很多。

当然，要帮助这对夫妻消解对彼此的误会，更好地去看见彼此的软弱，以及在某些方面对彼此的不确信，让他们慢慢达成共识，这不是一两次辅导就能达到的。

在这之后，可可的丈夫还是有过几次情绪失控的爆发，可可给我看了照片，他有一次甚至把家里的门给踹出了洞。

可可决定温柔对待丈夫，同时坚定了想要保住孩子的立场。他们有过几次彻夜长谈。一次丈夫发完脾气，第二天一早，可可做好早饭，等他起床后给了他一个拥抱。两人就这样不断地磨合，到最后，丈夫虽不情愿，却也默认接受了第二个孩子的到来。

如果想要留下孩子，我觉得母亲的态度很重要——很多时候身处危机之中，她们常常忘记自己才是做选择的那个人。但在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案例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等孩子出生后，先前持反对态度的丈夫，反而会更加地喜欢孩子。

很多人问我，做了这份工作后，会不会对男性失望？我觉得不会，因为我没有把男人、把婚姻看得和大众的期待等同——我已经看到了底，知道人性就是这样子了，所以当有机会与男性沟通的时候，我反而会在里头看到一些盼望。我想说的是，如果只是定睛在男性的行为上，一定会有失望，但作为妻子可以学习的，是如何去改变我们的眼目，这样才有力量做自己真正该做的事情，而丈夫的改变也会随之发生。

6

我服务过几十位妈妈，有时会在朋友圈刷到她们的近况，但我们之间并不会保持长期联系。我只是参与了她们人生的一个阶段，做出选择的是她们自己，生活也是她们自己的。

有一些妈妈，无论情况如何，都预备好了自己，勇敢地迎接孩子的到来；也有一些妈妈，在和我们分享了她们的恐惧、对孩子的期待与不舍后，选择了放弃；还有些妈妈，虽然竭尽全力，但在整个过程中因为一些不幸，最终没有等到那个孩子……选择与她们同行，除了分享到生命的喜悦外，也要与她们一同分担生命的无奈与哀伤。

她们所经历的人生痛苦，也许我这辈子都不会经历得到。这份工作于我而言，最大的挑战便是它不断在刷新我对于“痛苦”的理解极限。有时候，当我的情绪陷入这些故事的细枝末节，其实很渴望和身边的家人聊一聊，但很快发现，他们并不是合适的倾诉对象——就像身处困境的妈妈们把自己的困惑讲给家人，往往发现他们反而会把一些新的困惑增加回到自己身上一样。好在我可以定期找督导寻求帮助，但大部分时间，还是需要学会独自面对。

最初我从“大厂”辞职转行，家人们颇有异议。前年我生了二胎，这份工作不用坐班，使我可以有更多照顾孩子的时间，他们渐渐认为，这样也不错。工作方面，他们也许看不出我做出了什么成果，但很多东西是内化的，有一句话说得好：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然后我便可以用这些经验再去安慰那些正在经历患难的人。

必须要说，这个工作给我的一个感受是：女性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软弱。生二宝当天，我躺到产床上还在给几位辅导的妈妈回着信息。那时候的我，感觉自己是有力量的，不是说我比别人强，而是因为，这就是一个女性、一位母亲天然的能力。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