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598）
和大部分生活安逸的北京土著不同，我因家庭变故，从小到大经历过不下10次的搬家，但绕来绕去，总离不开“南顶路”。这是一条位于北京中轴线南端的街道，往前数30年，北京人餐桌上的肉制品基本都来自这条街，因此它称得上是北京食品工业的摇篮。
2021年，我创业小赚了一笔，卖掉了母亲早前在南顶路买的一居室，再添了些钱在别处买了套小三居，彻底搬离了这条生活了20多年的老街。新家所在的街道宽敞整洁，但我却时不时想念起南顶路——尽管那里总是杂乱拥挤，空气中弥漫着若有若无的海鲜腥臭味，温州人的大嗓门随机在某个街角爆炸开。
偶尔休息日时，我会专程开很久的车回到南顶路，在小商品批发市场楼下的南方菜市场买年糕和米线，然后去吃一碗“迎春面馆”的黄鱼粉。黄鱼粉吸入口中时，我会想起往昔的日子，也会想起曾经同住在这条街上的邻居“小温州”。尽管我和他真正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个暑假，但他却让我真正走进了温州商人这个群体，甚至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必须承认，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的精神世界更多是被温州文化所滋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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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是北京百姓对碧霞元君庙的特有称呼。相传碧霞元君为东岳大帝的女儿，专司人间姻缘、祸福。北京有5座碧霞元君庙，以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来命名，合称“五顶”，其中的“南顶”碧霞元君庙，即南顶娘娘庙，位于永定门外大红门附近——这也是“南顶路”的由来。
建国后，这处碧霞元君庙被橡胶六厂拆除，改建为宿舍楼。南顶路街北的一片儿被划归为北京肉联厂职工家属院。街的东边是肉联厂的厂区，从那儿飘出来的血腥味、机器的轰鸣声一点不糟践，足够上千户打开窗户的居民雨露均沾。南顶路曾有过一段风光的日子，早前不但形成了肉、禽、蛋等副食品加工一条街，并且还伴随着北京人走过了艰难的票证经济时代。到了80年代中后期，北京逐步取消商品票证，市场放开，肉联厂的经营也逐渐困顿起来。
1993年，厂子彻底破产，年纪大些的人买断工龄，提前过上退休生活，年轻一代则各寻生路。肉联厂家属院也改名叫“南顶小区”，正式移交给物业公司，但老住户们不愿交物业费，所以卫生、绿化等服务约等于零，环境和之前没什么不同。
不过，此时小区里的居民倒是换了一大批——那时丹陛华小商品批发市场建成，不少温州生意人拎着大包小包搬了进来，开始把浙商文化注入这个街区。他们有点钱的租在单元楼里，没钱的就在小区旮旯低价租一处阴面儿的小平房，无论春夏秋冬总敞着门，方便扛着大包小包的货物进出。
随着这些温州人的到来，南顶小区几乎变成了半个货品中转站，引起了很多本地居民的不满。听老人说，那时肉联厂退休工人和温州生意人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
我父亲初中毕业后就接了爷爷的班，成了一名肉联厂的工人。他和我母亲于1993年结婚，赶在肉联厂破产前分到了一居室，3年后生下了我。我的童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房子不大，只有42平，但胜在全屋朝南，阳光明朗时，整间屋子都会铺满金色。但又因是在顶楼，夏季极热。记忆中，初夏时分，底楼的奶奶家还很凉爽，我家的电扇已经辛勤地摇上了。
这类老楼每两层楼之间的缓台处都设有一个垃圾丢弃口，方便住户不下楼就能倾倒垃圾至底楼。这就让底楼的垃圾道成为耗子们的天堂，清洁工打开铁门回收垃圾时，总能看见营养过剩的耗子夺门而逃。它们多半眼睛通红，身体足有成人的小臂大小，常把在楼下院子里玩的我吓个半死。每次遇到这些不速之客，我都会嚎叫着狂奔回家，让父亲保护我。父亲似乎对这些耗子习以为常，有时还会坏笑着给我讲肉联厂工人们和它们斗智斗勇的故事，栩栩如生，听得我又害怕又好奇，久久不忘。或许也因为这些讲述，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学历不高的父亲便莫名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质。
当然，父亲的工作和知识分子关系不大。肉联厂走下坡路时，他就考下驾照，成了一名大货车司机。别的货车司机常穿一身邋遢的工装，跑完长途回家不是喝酒就是赌钱，父亲却总是穿着整洁的、带着皂香味的衬衫，闲暇时不是读书就是看报。他对钱没什么兴趣，家里的财务大权拱手让与我母亲，家务事也极少插手。
母亲和父亲的性格截然相反。她有着同龄人中少有的本科学历，在一所中学当老师，工作上和家务事上都是一把好手，心气儿特高，总期待着父亲能够改改淡泊名利的性子，去闯出一番事业，给一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尽管二人有着如此多的不同，但小时候的我很少看到他们争吵。他俩更像是一对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室友，关系中总带着些许的疏离，即使有矛盾，也总是躲进卧室关起门来背着我小声争辩。
为了改善生活，父亲开始在跑运输之余做些小生意，例如倒卖秀水街的衣服，沿街售卖餐具工厂的尾货。但他实在是不擅长做生意，折腾来折腾去也没有赚来更多的钱，反倒是被一些所谓的朋友屡次坑骗。他和我母亲关上门争辩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多，那时的我还很小，虽然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但总觉得家里的气氛沉闷，就常常跑到小区里去乱逛。
父母并不太管我，只是叮嘱我少和温州人的小孩玩——在这一点上，他俩的意见倒是很统一。父亲认为温州人精于算计，和那些骗过他的人一个德性，他们的小孩肯定也是又奸又滑。母亲则认为那些孩子每天只知道在院子里疯跑，有些连普通话也说不利索，会把我带坏。
2002年，在母亲大胆的提议下，父亲辞去开大货车的工作，和一个同样离职的运输队同事凑钱买了一辆富康，一辆桑塔纳，合开了一家汽车陪练公司，专门服务那些刚拿了驾照的新手司机。当年驾考制度还不够规范，有很多人拿了驾照也不敢上路，所以公司的客源很不错。我们一家的生活逐渐变好，母亲也开始憧憬着未来有一天能够卖掉这套小房子，换一套位置更好些的两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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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在市政规划的要求下，南顶路和南顶小区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造，坑洼不平的石灰路面都改成了沥青路面，灰扑扑的居民楼外墙被赭红色的油漆粉刷一新，老旧的平房经简单修缮过后，也显得不再那么破败了。
父亲对此十分不以为意：“这不过是老黄瓜刷绿漆的表面工程而已，老平房里的下水道和电路还不是没人管？”我对这次改造倒是十分满意，因为我家楼旁的垃圾站被拆除了，清理出来的大空场被改造成了小花园，配合着4年后北京承办奥运会的春风，里面增设了不少健身器材，俨然成了小孩子的游乐园。这一年的暑假，我几乎都泡在小花园里，白天在那里和邻居家的小孩打羽毛球、扔沙包，晚饭后就蹲在花园的路灯下玩扑克牌。
我和“小温州”就是这样认识的。这家伙比我大两岁，又矮又瘦，眼睛却亮得很，透着一股聪明劲儿。他记牌很准，还会算牌，短时间内几乎赢遍了小区里的所有孩子，谁要是和他一队打“升级”，回家时总能赢一兜干脆面里的英雄卡，大家都愿意和他组队，我也不例外。
“小温州”本名叫陈志雄，是温州生意人的小孩，我们本地孩子都嫌他名字太拗口，不好记，所以就给他起了这个外号，他也欣然接受。“小温州”不是邋遢的人，但身上总有股子馊味儿，大概是洗澡不方便——我想起来天黑后总有些黑影在院子里的公用水龙头下冲洗身体，一边洗一边操着方言用吵架一样的音量聊天。“小温州”一家住5号楼后面没厨房没厕所的平房区，很有可能就是黑影中的一员。
熟悉后，我得知“小温州”的父亲在南顶路北边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开了一家铺子，主营内衣内裤和袜子。说是“铺子”，不过就是二楼电梯旁的一个摊位，我有时候会和他一起去帮忙看摊。我俩每次上楼，都能看见二楼围墙上的一个大广告牌，上面的外国男模和女模都只穿着内衣，笑得矫揉造作。“小温州”指着上面那个洋气的名字，说那是他舅舅做的品牌。
我问他：“你舅舅那么有钱，你家为啥还住在自行车棚边上的小平房？”
他也不生气，只说：“那是他的钱，不是我家的。”
我对他家卖的内裤和袜子兴趣不大，每次待不了多久就撇下他去三楼逛文具店和玩具店。“小温州”对此很是不屑，他说在他老家，生产文具和玩具的厂子比南顶小区里坏掉的路灯都多，如果我想要买什么的话，他可以用进货价卖给我。
我问他：“那你家为什么不卖玩具呢？”
他父亲笑着接过话头回答：“做熟不做生嘛！”
“小温州”对我这种无聊的问题不感冒，他只对记账、收钱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乐于向闲逛的路人推销自家商品。遇到顾客讨价还价，他总能一顿闲侃后，就将一件东西以高于进价两倍的价格卖出去，还让顾客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小温州”像是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大门，让我惊叹不已。回到家，我兴奋地和家人聊起他的事。父亲听完，只淡淡地说了句：“这些温州人天生就会做生意。”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温州人有着“东方犹太人”的别称，我只觉得父亲说得很有道理，又忽然想起父亲并不太喜欢温州人，后来再没和他提过“小温州”的事。
我父亲对温州人的态度，其实是本地居民们对所有温州外来户态度的缩影。在他们的口中，温州人还有另外一个代称——“南蛮子”。
“南蛮子”们有时确实可恶：每天凌晨4、5点，天还没亮，他们就从单元门或平房区鱼贯而出，用电动车载着摞成山的货物奔向小商品批发市场、轻纺城、纽扣城和温州鞋城，在小区里留下大量包装的废纸壳、胶带残骸和噪音。被吵醒的本地居民只能带着怨气起床吃早餐，开启一天的新生活。同样的扰民在晚间往往还要再经历一次，小老板们疲惫地拖着车子钻回单元楼后，时常还会有一些形迹可疑的女人来访，在楼道留下劣质的香水味和一连串的笑声。
北京本地居民对这些外来客的态度倒也并非绝对的敌视，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本地居民一方面极其看不上聒噪、忙碌的温州生意人，更瞧不起他们做的生意，但另一方面又钦佩他们脑子灵活，勤劳肯干，有着惊人的吃苦能力。两种情感的碰撞使得本地居民在教育孩子时颇有“融会贯通”的精神，他们经常对自己的小孩说：“如果你学习能像那些‘南蛮子’做生意一样肯吃苦，你早就是第一名了！”稍作停顿，又会迅速补充一句：“不好好学习，没有文化，以后你就只能像他们一样起早贪黑！”
后来，“温州炒房团”拉高了北京的房价，更是让本地人这种饱含仇恨的复杂情绪升了级，不过这是后话了。
“小温州”对小区里北京原住民们的评价同样不高。
那时，我们小区里有个肉联厂退休工人老李，时常拎着个酒瓶子闲逛，惨白的脸上总是一副醉醺醺的表情。但他为人和善，远远地朝人走过来时，永远是人还没到笑意先递过来。问他去做什么，他就抬起被卷烟熏黄的手指，指指小区门口副食店的方向：“打酒。”
要是路上遇到小孩，他就从兜里掏出几块“酸三色”或者“大白兔”，笑眯眯地逗上他们一阵儿。我和“小温州”被他拙劣的魔术逗过几回，我们趁机近距离地观察了他的手，怎么也想象不出他当年抬手在百十来头猪面前指点江山的样子。
有人笑着骂他是“傻帽”，说老李你一次多买两瓶回家多好，老李就老实地回答：“多跑两趟能少喝点儿，只有去买酒的路上，瓶子才是空着的，嘴才是闲着的。”
“小温州”对老李嗤之以鼻，他认为懒惰是一种罪过，这种酗酒且无所事事的人更是不可救药的，“在我老家，这个年纪的人不是在田间劳动，就是还在做些小生意”。
我不理解“小温州”的看法，我本能地对这个温和、有趣的老工人充满了亲切感，他的和善、老实也正是肉联厂老一辈人所推崇的好品质。我听到大人们偶尔在议论他时用过“可怜”二字——据说他被迫下岗后分到的钱很少，如今过得非常艰难。那时的我还完全没法理解买断工龄、国企倒闭潮之类的事，更不知道一个老实人在面对这样的巨变时会怎样的无措。
我和“小温州”还没来得及深入地讨论整个话题，假期就结束了。“小温州”返回他老家的学校，因为他走得匆忙，我们都没有留下彼此的联系方式。开学后的周末，我曾想过要去他家的铺子问他爸爸要他的QQ，但总因为一些琐事而作罢，我们就此失去了联系。
3
2008年，在这个举国欢庆奥运的喜庆之年，我父亲开办的汽车陪练公司却因经营不善倒闭了。母亲劝他重整心态后从头再来，说男人30多岁正是打拼事业的黄金期，那么多北漂的温州人都发家了，我们这些有住房的本地人只要肯吃苦耐劳，一定也能东山再起。父亲却对创业这件事不再感兴趣，只想找份做驾校教练的安稳工作，尽管赚不到什么钱，但至少旱涝保收。
虽然开了几年公司，但父亲做生意的本事却没有什么长进，工作态度也算不上积极。母亲曾多次手把手地教他如何在网站上发布公司的广告信息，如何在各种论坛发帖宣传自己，他却无论如何都学不会，每次需要发布广告时，总是偷偷找我代劳——并非是他笨，而是他对各种新鲜事物都有着一种抗拒的态度。和无数从肉联厂走出来的职工一样，他更向往平稳而安逸的生活，当初开公司，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母亲的期待。
频繁的争吵没有解决他们的矛盾，2008年年底，他们的纠葛以离婚收场。车子被判给我母亲，南顶路的房子和我则归我父亲所有。此时我刚升入初中，学校在西单附近，从南顶小区出发要倒两趟车才能到学校。母亲不放心父亲照顾我，没有搬回娘家住，而是在我学校附近租了一处房子。上学的日子我就与她同住，周末再回南顶路的家——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南顶路的家。
母亲租的房子租金不贵，那是座1956年建成的老式筒子楼，据说早先曾是苏联专家的办公楼，就在西单电报大楼的附近，透过窗子可以直接看到长安街。但房子内部的环境却实在是糟糕：楼道里黑漆漆的，楼梯的木质扶手斑驳不堪，墙壁上满是陈年油泥，持续散发着难闻的味道。房间内没有上下水，每层楼只配备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居民们共用，洗澡的话需要去外面找公共浴池。
那时我正值青春期，每天课余时间都泡在足球场上，经常跑得一身臭汗。为了第二天不顶着黏成绺的头发去上学，我只好拎着暖壶到公共厨房的大水池洗头擦澡。有时热水不够用，我就用冷水洗头，为此没少挨母亲的骂。
我故作轻松地对母亲说：“温州人在南顶不也这么洗澡？他们行，我也行。”母亲哑然，我却能看出她眼里的愧疚。我难以想象当初“小温州”在如此不便中生活的心情，只觉得他们家为了赚钱甘愿忍受这些腌臜，实在令人佩服。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太久。半年后，母亲再婚，开始与新任丈夫同居，我又彻底搬回了南顶小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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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许是与母亲在出租屋的日子过得艰苦，再次搬回南顶路后，我开始格外珍惜眼下的生活，对钱的事也多了份敏感。
2010年，父亲也再婚了，由于继母没有工作，一家人的开销都由父亲独自承担，我们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新衣服和好看的文具成了一种奢望，一身廉价运动服和洗得发白的旧书包常让我在同学面前无地自容，我开始盘算着怎么能赚到点钱。
一开始，我想到要去街上的餐馆或其他店铺打工。奥运会后，南顶路的变化不小，商业气息逐渐浓厚起来，除了街两旁建起了两栋新楼外，一些餐馆、娱乐城、网吧也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街东口的海鲜市场对面还开了一家麦当劳。我曾厚着脸皮一家店一家店地挨着问过去，但这些店铺不是不缺零工，就是不接受16岁以下的打工者。
想来也正常，尽管这时的街道依然吵闹，但嘈杂人声中的温州话比例没那么高了，逐渐有东北、四川、河南等地区的方言声加入，似乎全国各地的打工者都盯上了这片房租洼地，纷纷搬到这里生活和工作——那些不需要学历的工作，大概早就被抢光了。
偶然间，我发现电线杆上张贴了一些招工广告，打电话过去，对方要我到网吧和附近的酒店发传单，一小时30块，听上去十分合算。等见了面，从对方手上接过的竟然是一整沓印满“包小姐”的黄色卡片，吓得我扭头就跑。
这些失败的经历让我很灰心，没课的时候我就到海鲜市场对面的麦当劳点上一杯可以免费续杯的咖啡，坐在二楼落地窗前的位置俯瞰楼下的车辆和行人，偶尔站起来凝视远方，假装自己是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商人——穷，给了我细腻的心思和埋藏在心底的秘密，那时我用想象力来保护自尊心。
那年夏天，为了躲避和继母共处时的尴尬气氛，整个暑假我几乎都泡在麦当劳里写作业、看小说。某天，我照例拿了作业去麦当劳，正端着咖啡往座位走，远远地就看见了长高一大截的“小温州”戳在那儿，腼腆地冲我笑着。
“小温州”告诉我，这几年他爸爸的生意做得不错，铺子也从小商品批发市场换到了往北1公里处的更大、装修更豪华的“百荣世贸”。现在他家在“珠江骏景”买了新房子，早就不住南顶路了——那时金融危机的余波已经逐渐消散，北京的房价像坐了火箭般飞升，我家小区里的老旧公房涨到了1万多元一平，挨着南三环的“珠江骏景”更是直接涨破2万元的大关，在北京南城贵得独树一帜，在那里买房的，大多都是温州生意人。
现在赶上假期，“小温州”就从老家过来和父母团聚，今天过来这边只是为买点海鲜。我和他说了我想赚钱的事，没想到竟与他一拍即合——他也想利用这个假期做点小生意。
我开玩笑道：“能在珠江骏景买房的有钱人家的少爷，还缺这点钱？”
他也不恼，只淡淡地说：“那是我爸的钱，不是我的。”
一如他曾经的回答。
我们决定在麦当劳附近摆摊卖玩具。那两年，南顶路涌入了大量外来打工的外地人，小吃摊和小餐馆遍地都是，麦当劳门前这一块俨然成了一片夜市区，一到傍晚，人流量极大，带孩子来遛弯儿的女人们络绎不绝。
起初，我考虑卖女装和小饰品，但“小温州”主张卖玩具，原因很简单：女装和饰品的花样繁多，而且还有着多个尺码，手里免不了要积压大量的货物，对资金和场地来说都有不小的要求，不太适合我们这样的新手。最重要的一点，“做熟不做生”——他想卖的木质立体拼图，我和他都买过、玩过，他还知道大致的进货价。
“小温州”在他家曾经开店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找到了一家相熟的店铺，以极低的价格批发了一批木质立体拼图，我们每卖出去一个，能赚5到10元不等。
一开始，我们的小生意确实不错，一晚上的收入少则三五十，多则能上百，均分后我们各自的利润依旧相当可观，性价比远高于在麦当劳打时薪13块5的零工。我和“小温州”分工明确，他负责拿货和叫卖，我负责拼那些用来展示的样品和记账。一晚上在说说笑笑中就能把钱赚到手，这种当老板的滋味让我和“小温州”都十分享受。
我们的小摊摆了1个月左右，火爆的生意终于引来周围摊主的眼红，联合抵制行为从霸占我们的摊位逐渐升级到诋毁和辱骂，每当有顾客来挑选商品时，他们就会在一旁捣乱。我们还接连遭遇收到假币、突如其来的城管抄摊以及小混混骚扰等麻烦，生意自然也做不下去了。
“关店”那天，“小温州”红了眼眶，咬牙切齿地把举报电话打到了城管队，不多时，一整条街的商贩都被清理掉了。
我惊讶于他的做法——秋天要到了，来遛弯儿和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少，现在结束算不上可惜。“小温州”却认为那些人必须付出代价，在他看来，太善良的人注定会被人欺负，“正是因为我们假期要结束了，我的报复才会这么‘温柔’”。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方面觉得这违背了我所接受到的“以德报怨”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我又想起了那位和善的老李——如果他当初也能像那群被迫下岗后去厂里闹事的人一样，或许也能获得更多利益，进而拥有一个更安逸的晚年。
那天晚上，“小温州”坐在路边的台阶上，眼睛亮晶晶的，望着远方说：“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本地人这么好命，我们必须拼尽全力才能在这个城市立足。”
他好像是在跟我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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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结束，我和“小温州”互相留下了QQ号，他照旧回老家念书，我的生活却再次发生了变化。
继母生下妹妹，日子过得越发拮据，我们挤在一间4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诸多的不便也就显现出来：我每天要去上早自习，走得很早，洗漱出门的声音常常把一家人吵醒，而妹妹每晚的哭闹又吵得我难以入睡，时间久了，我和继母都难免心生怨念。父亲几次委婉地要我搬到一楼的奶奶家，我却因为舍不得这个伴随着童年回忆的房子装聋作哑。
或许是我的幸运，也或许母亲的不幸，就在我左右为难时，她在2012年再次离婚了，在南顶路上找了处房子搬了回来。她借口说这里的租金低廉、交通方便，我却知道她是在心疼我——她知道我不愿意搬离这熟悉的地方，所以为了和我生活在一起，宁肯多付一些房租。就这样，我从父亲的家再次搬到了母亲的出租屋。
这一年，我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学习成绩还算不错，只是对我来说，钱依然是个大问题。在敏感的青春期，同学一句半开玩笑的“你的鞋也太土了”就足以让我难过一周。我迫切地想要拥有和同学们一样好看的名牌篮球鞋，更羡慕那些可以把新款手机带到学校的同学。
可我知道，母亲只是一名普通教师，每月的工资支付完房租和我们娘俩儿的生活费，所剩无几，而父亲给我的零花钱又仅够我交学校的午餐费外加买些学习用品。
所以，想要什么东西时，我只能自己赚钱去买。
高中学业繁重，想挤出大块空闲时间去打工是不可能的。不过，有了和“小温州”摆地摊的经历，我开始盘算着做一门可以用零碎时间打理的生意。我想起“小温州”爸爸说的“做熟不做生”，决定从我熟悉的电子游戏下手。
我记起离小商品批发市场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电子城，部分店家专做二手游戏机的生意。彼时，一套全新的xbox360游戏机要卖到2000多元，二手品相好的也要卖到1500元左右。而从那些店主手里以批发价购买一台只需要450元，再配齐线缆和手柄等配件，总价800元出头。我在QQ上向“小温州”学习生意经，他只送给我三个字：“不压货。”——游戏机的进货单价太高，对于我这种没什么资本的学生来说，一旦滞销，会给资金流带来致命的打击。
那时网购还没有大范围流行起来，专做二手生意的“闲鱼”也还没问世，人们想购买二手物品，基本都是从58、赶集网上搜寻信息。我拍摄了一组游戏机的照片，然后在网站上发布了二手转让信息，每当有人联系我购买时，我再到老板那里进货。这样，一套游戏机包装一下，转手卖出就可以赚500元左右。这个偏门儿的赚钱生意，我一做就是一年半，在17岁那年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一次在回父亲那里吃晚餐时，他偶然发现了我包里装的游戏机主机，以为是我偷偷买来玩的，便长吁短叹地埋怨我不好好学习，还学会了乱花钱。我向他解释了原委，本以为他会对我的生意头脑大加赞赏，没想到他竟勃然大怒。他说，我现在已经快高三了，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事，未来努力考上一个好大学，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才是正路。
话不投机，说到激动处，父亲甚至扬起手来要揍我，却被我一把攥住推了出去。看着父亲惊诧的目光，我意识到他已经不再是自己印象中那个不可冒犯的男人了。为了掩盖失控的情绪，我拎起背包落荒而逃。
我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为这些年积攒的委屈而难过，还是在为父亲的衰老而悲伤。此刻，我只想远远地逃离他。
2015年夏天，我高考分数不错，足够考上本地一所心仪的大学。在报考大学的专业时，我刻意没有选择父亲看好的建筑工程类专业，而是选择了他强烈反对我报考的工商管理，主修文化产业管理这个“万金油”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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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母亲靠着公积金贷款买下了南顶路西口的一处小一居。由于和父亲的关系紧张，我很少再回南顶小区里的家了，除了要学费外，几乎不主动联系他。
我原指望开学前通过倒腾二手游戏机再赚一笔零花钱，但那一年，淘宝旗下的“闲鱼”上线了，二手商品的信息越来越透明，我这样的个体中间商再没有赚取暴利的可能。正在发愁之际，我在学校贴吧里刷到了往届新生抱怨学校超市卖的床上用品质量差、价格高的帖子——我知道在电商的影响下，去丹陛华光顾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摊主们的生意都很难做。为了抢生意，他们的出货价甚至比1688网上的还要便宜。
说干就干，我去丹陛华批发了许多单人床上用品，以及充电台灯、暖壶、耳机等学生必需品。不出所料，开学那几天，我靠着卖这些货，结结实实地赚了一笔。
我开心地给“小温州”的QQ留了言，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不知从何时起，他也再没上线过。照着他留给我的号码打过去，对面已经成了空号，我和他又失联了。
大学里，我参加了许多社团，开始参与各种有趣的活动，像是报复般地弥补从前所缺失的快乐。等这样的热情褪去后，我开始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按部就班地写论文、实习、答辩，然后毕业。
2019年夏天，我进入一家央企，做纪录片导演的助理，需要经常加班，每晚回家都累得半死。为了每天能多睡一会儿，也为了有个独立空间，我搬离了母亲的一居室，和朋友在公司附近合租了一处房子。
导演助理的工作远不像行外人想象的那么有趣，我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给摄像师拍摄回来的素材“编号”，然后剪辑一些没什么人爱看的拍摄花絮。这份工作收入不高，但胜在稳定，父亲和母亲对此都很满意。可是在工作时，我总是联想到那些在肉联厂工作过的工人们，觉得在格子间里对着电脑敲字的我，和当年车间里切割猪肉的工人没有任何区别，尽管饿不着，但手中也没有余钱去享受更好的生活。
我也想起了放弃创业的父亲，想起了我们曾经度过的那些拮据的日子，甚至还想起了那个总是在打酒路上的老李——或许若干年后，我也会被时代无情地抛弃，活成他们的样子。
我不甘心。
这一年，短视频的风愈吹愈烈，我内心的某个部分像是突然被唤醒了一般，开始蠢蠢欲动。嗅到商机的我，果断辞掉刚干了几个月的工作，和一个大我几岁的前辈开始创业做自媒体。
我们没有太多启动资金，租不起像样的办公室，我再次把目光转向了南顶路。
小区里那些破旧低矮的平房区已经被整肃一空，想租到便宜的房子当办公室是不可能了。但是附近的底商一般都有独立的地下室，一些商家会选择出租。我们在麦当劳的旁边找到一家开在地下的桌游吧，和他们合租了地下室——说是合租，其实只是租了人家的茶水间，一个月350元。一间屋子三个门，四面透风，冬无暖气，夏无空调，没有卫生间，内急时我们只能借用楼上餐馆的厕所。一开始，每次进门被热心的服务员询问“您是堂食还是打包”时我都无地自容，后来我的脸皮已经厚到和她们打趣道：“堂食，谢谢。”
我们做的内容与足球等赛事相关，熬夜看比赛、通宵写稿做视频就成了日常。结束一夜的工作后，我和合伙人坐在“迎春面馆”吃着面，想：我终于过上了温州人那种起早贪黑的日子——那种本地人所不屑的生活。
我们做的内容由于题材范围太窄，很难获取到巨大的流量，收益也仅仅来源于平台的流量分成，每月营收仅能维持我俩的生活。讽刺的是，我们赚到的最多的一笔钱，竟然是笔赔偿款——楼上酒店装修导致我们天花板掉落，砸坏了一些拍摄器材。
那段时间，每天一睁眼，我就去看各个账号的流量情况，然后盘点后台收益，看是否够付当天的生活费。干了9个月，眼看着进账的金额越来越少，我们再难支撑下去了。疫情来临，根据防疫要求，我们所在的地下桌游吧被要求停业，我和合伙人索性散了伙。
这一两年，当无数做类似内容的自媒体账号疯狂收割流量时，我和合伙人一边叹息我们的创业项目“生不逢时”，一边感慨自己终究不像踏中了改革开放浪潮的温州商人那样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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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创业失败后，我和合伙人都重返职场，但自由散漫惯了的我既瞧不惯中庸的领导，也难以忍受“躺平”的同事，没过多久，我就再次辞职创业，继续投身于短视频。这一次，我选择了更容易变现的测评领域。
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在这时候创业，经济下行叠加疫情的影响，想要干出点名堂，实在太难了。我却觉得低迷的市场中往往隐藏着更大的机会。所幸我这一次的选择和坚持是对的，第一个账号花了2个月的时间就突破了30万粉丝的大关。一时间商业推广的单子不断，投资人也循声而至——而且，投资方还提供了一处位于崇文门的办公室，我不必待在南顶路阴冷的地下室办公了。
2020年，父亲一家卖掉了南顶路的老屋，搬到了郊区的大房子里。尽管我们父子之间的矛盾早已消散，但感情上却始终疏离，平时很少通电话，加上我对继母和妹妹也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因此，只有逢年过节，我才会去父亲那里探望一下。
我的房子也到了租期，退租后我在二环边上租了一个小loft，价格很高，但胜在交通便利。休息日，我常常去逛博物馆，去小酒馆听LiveHouse，日子比以前过得有滋味了许多。
周末的时候，我偶尔回去和母亲吃顿饭。她依然单身，但过得很快乐，不再如年轻时那样强势，只等着过两年退休后颐养天年。她对我创业的事很支持，但并不像曾经对待父亲那样对我抱有很高的期待，只是希望我能够平安、健康、快乐。
一个寻常的下午，闲聊的合伙人们不知怎么突然聊起了“鸟巢”施工时的诡闻，有人感叹，北京城只剩了一座“北顶”娘娘庙。我突然有些感伤，心里说，其实以前的“南顶”娘娘庙才是真的灵验，便端着咖啡杯走到落地窗前，俯瞰着街头匆忙的路人。正在一边打印资料的运营小伙儿问我怎么了，我想了想，没头没脑地跟他说了句：“我小时候也喜欢这么站在落地窗前。”
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念“小温州”。我尝试通过QQ联系他，无果后，又冒昧地去了他爸爸在珠江骏景的家——可那里住的不再是“小温州”的爸爸，只是屋主依然是个温州人。他用带着浓重温州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小温州”一家把房子卖给了他，据说是当时资金周转出了困难，不得已卖房变现。
我一算时间，正好是2015年，也就是我与他失联的那个假期。房主翻箱倒柜找出个笔记本，里面有当年记下的“小温州”爸爸的联系方式。我打过去，电话里传来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你好，我是陈志雄，你是哪位？”
那天，我俩聊了很多，聊过去，也聊彼此近年来的境遇。他告诉我，当年他爸爸投资失败后卖房变现，但依然欠了不少外债，他只得放弃读书，南下广州，跟着远房亲戚做生意，然后慢慢还债。后来，他爸爸在北京的店铺因为网店的冲击越做越差，被迫关闭，转让给了一位年轻的同乡商人。债务还清后，他没再从商，而是在复读后顺利考上了大学。再后来，他考上了当地的事业单位，有了份稳定的工作，如今已然是两个男孩的爸爸了。
我由衷地为他高兴，也想起这些年南顶路的变化——从2014年起，北京市政府开始了“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工作，南顶路附近的温州鞋城、天蓝尾货等原先温州商人扎堆的商城已全部强制关停，原来赫赫有名的“福成服装大厦”也从皮草批发商城摇身一变，成了丰台区政务中心。大红门地区正不可逆转地褪去它原有的浙商味，或许“小温州”爸爸这样当年早早退场的商人，损失反而是最小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免有些遗憾。在我眼里，“小温州”聪明又肯吃苦，如果去做生意，一定是个出色的商人，如今平淡的生活，真的是他所追求的吗？
他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疑虑，在那头笑笑，只说了句：“我们现在追求的，可能都是小时候的自己所羡慕的生活吧。”
我也笑了笑：“是的，有时候人在故乡也会被他乡的精神所滋养。”
挂了电话，我打开苹果官网，下单了一台心仪已久的iPad，在备注镌刻内容时，我写下了这样的一行字：笼鸡有食刀汤近，野鹤无粮天地宽。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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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她连小学都没念完，却爱上了读书写作。其实以她现在的水平只能称之为文学爱好者，但本市的文学爱好者们都喜欢互称为作家，她本人也觉得自己算是作家，那就姑且称她为作家吧。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2010年。那年初夏，我去一家羽绒服厂打工，这家厂子位于废弃的县民政局大院，我就住在原民政局长的办公室里，经常会有年轻的男女来敲门，问我在哪里办结婚证，我就把去民政局新址的路指给他们。
旧民政局的门前是菜市场，非常热闹，我喜欢站在门口看街上的众生相。有一个中年女人很特别，长得高高瘦瘦的，身材很像张爱玲，总喜欢穿长及脚踝的花裙子或旗袍。别的女人要么带着娃儿，要么牵着老公的手，而她从来都是一个人，安安静静、不紧不慢地走着。她买菜不还价，也不跟菜农争论，买好了菜就安安静静地离去了。
后来我知道她就在旧民政局附近的东红大道边上开着一家理发店。我散步的时候经常从她的理发店门前过。店很破旧，只有她一个人，不到20平米的店面分成里外两间。里间很小，有一张小折叠床，一张小电脑桌，电脑桌侧面的墙上有一个小书架，书架上有几十本书。因为这几十本书，让我觉得她很特别，每次路过理发店时都忍不住要扭头往里看看她在干什么——店里的顾客不多，几乎每次路过，我都看她坐在电脑桌前挥着双手打字。
2011年年初，我在粮库家属院买下一套破旧的小房子，之后经常在外面打工，小房子就租给别人了，一直到2017年底我才搬了进去。闲来无事时，我喜欢在楼下的东红大道散步，路面宽阔整洁，双向六车道，两边长着高大的悬铃木，树荫下开着很多小店，卖鲜花的、卖茶叶的、卖鸟鱼的……
听家属院里的老太太讲，几十年前，东红大道可不是这个样子。那时路还是砂石路，坑坑洼洼的，只有两车道，路两边有很多发廊，挂着“理发”的招牌，干的都是违法的勾当，“个个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院！”这些小店往往到傍晚才开门，暧昧的红色灯光从玻璃门里透出来，年轻漂亮的小姐们就坐在店门口，向过路的男人们招手、抛媚眼儿，要是哪个男人对她们笑一笑，她们就会站起来拉这个男人，不管老少，拉到屋里就脱衣服。
这种以卖淫为主业的小发廊现在还有一家，位于大道东头的大桥下，里面有两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人，偶尔有建筑工地的农民工进去消费一下。那个爱读书的女人开的小理发店也还在，我散步从店前路过时，扭头往里看看，那个女人仍和以前一样，还在坐在电脑前打字。我很想进去跟她聊聊天，问她是不是在写作，可不好意思——她的小理发店里面还有一张小床，让我怀疑她不是正经女人，实在鼓不起勇气走进去。
一天下午，我浏览博客时，突然看到一篇小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个开理发店的女人，她的理发店对面是粮库。有一天，一个粮食贩子来卖粮食，他把卖粮得来的钱装在编织袋里，怕别人抢走了，就来到理发店，把钱袋子塞在店里的小床下，让她帮忙看着。粮食贩子走了，她就趴在小床上盯着床下的钱袋子，她可想把钱袋子拿走，理发店也不要了，她想起离婚时法官说她没房、没钱、没工作，就把儿子判给了丈夫，现在如果把钱袋子拿走，她就可以用这袋子钱要回儿子。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最终也没敢拿钱袋子。
看完这个小故事，我怀疑作者就是我散步时经常看到的那个理发店的女人，因为那个理发店的对面正是粮库，而我就住在粮库家属院。我又点开作者的其它博文，一篇篇看下去，连看几篇，我越发确定，就是那个理发女人。我一直看到傍晚，把所有的博文都看了一遍。有一篇文章挺长，故事也不错，于是我决定去找她聊聊，问问她是否愿意往一个栏目投稿。
几十米的距离，很快就到了。我和她聊了聊，得知她写作已经有10多年了，只挣过几十块钱稿费。她投出去的稿子大部分都没能发表，有些在本市的小报上发表了，却没有一分钱的稿费。她说，能发表出来她就很开心了，稿费是从来不敢想的。
她还自费出版过一本散文集，40多万字，印了1000本，花了2万块。她到处卖书，微信群中的“文友”买了一些，她又送了一些。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在北京当记者，看了她的散文集，深觉底层创作的不易，就给她捐了3000元，鼓励她继续写下去，但她没要。
到我来找她这天，散文集还有一大半没有卖出去，我也花40元买了一本。晚上躺在床上翻了翻，大部分在博文中已经看过了。有一部分内容很不错，有很多真实又动人的小故事，大多就是每天发生的日常小事，她以日记的形式写了下来，大量使用本地土得掉渣儿的方言，有些方言用字还不准确，如果是外地人，根本看不懂。比如：爪把宽，其实是“拃把宽”，就是一拃多宽的意思；又比如：打挑瓜，这个方言当地年轻人都很少用了，我猛一看，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是“裸体”的意思。
她在博客上把每天发生的事都写下来，连我那天去找她也写下来了：“理发店不大，方寸之地却是市井江湖，以为自己早已习惯江上往来人，没想到遇着个同类，他爱好读书写作的精神也让我感动。傍晚，天气闷热。我在理发店清扫毛茬子，有个高个子、高鼻梁、浓眉大眼的年轻帅哥站门口……”
2
看完她的散文集，再结合她的几百篇博文，我大概了解了她的故事。
理发店周围的邻居喜欢叫她“燕子”，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她的乳名。其实她的乳名叫“三儿”——她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孩子多了，身为乡村民办老师的父亲连乳名也懒得取了，就直接叫她“三儿”。
1979年初夏的一天早上，父亲给大姐和二姐讲周敦颐的《爱莲说》，8岁的她也坐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父亲突然停了下来，对着她说：“三儿，你不上学，听这个没用，你去放牛吧。”
尽管很不情愿，可她不敢违拗父亲的命令，只得牵着水牛走向田野。她渴望上学，就牵着水牛去学校周围放，听着学校里传出来上课铃和学生们的读书声，她就难受得趴在地上哭，或者挥舞着棍子，扫向无辜的野草。
第二天早上，她看到被自己打断的野草又冒出了新的嫩芽，有些感动——这些野草有着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她要向野草学习，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打击，都要好好活下去。
她去求母亲，母亲可怜她，跪在她的父亲面前央求：“我晓得种地打粮食填饱肚皮重要，可认字的人眼是亮的，心是明的，就让三儿读几年书吧。”父亲这才勉强同意她上学，几年之后，母亲去世，没了庇护的她再也没能踏入校园。
她仍旧在家放牛，帮父亲做农活。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有的读了初中，有的读了中专。他们外出打工，见了很多世面，说城里有楼房，有很多汽车，还有比村庄还长的火车。城里还有旅馆，旅馆里有电视机，电视机很神奇，可以看电影。说得她也很想去城里，去见见世面。
1989年夏天，乡下大旱，很多庄稼都旱死了，村庄里的年轻人活不下去，都纷纷往城里跑。也就在这一年，18岁的她瞒着父亲，跟着村里的年轻人一起来到县城。
那是她第一次进城，县城并不如她想象的那般美好，有很多破瓦房，公厕很脏，进去之前要把裤管挽起来。路上雨天到处是泥水坑，天晴了，一阵大风刮来，吹起的沙石和垃圾迷人的眼睛。
可相比于农村，她还是喜欢城里，因为城里有自来水，轻轻一拧，哗哗的水就不停地流。那一刻，她发誓，这辈子要留在城里，再也不想回农村种田了，再也不想被蚂蟥叮咬了，再也不想被毒辣辣的太阳晒得冒油了。
她连小学都没毕业，也没有技术，想留在城里谈何容易。只能在朋友的介绍下，去饭店里洗碗扫地，每天累得直不起腰来，工资却很低，刨去日常花销几乎不剩下什么。干了几个月，她拿着丁点积蓄，又找朋友借了些，去技校交了学费，想学裁缝。可她不会数学，算不好数，学不会量体裁衣，技校不肯退学费，她只好改学理发——教理发的老师说，理发不需要文化，一天学没上过的也能学会。
她回到老家，爷爷得知她学了理发，就坐在门槛上破口大骂，还把破布鞋脱下来，对着她砸过去：“我们家几辈人的脸都被你个死女子丢完了，你咋不去死哟！死远些，别叫老家伙瞧着你。唱戏的、剃头的、削脚的，都是下九流，吃饭不能坐席，死后不能进祖坟！”
可她不学理发又能学什么呢？手艺学成，她就在东红大道边租了一间小房，开了一家理发店。她没有想到，从这年开始，她再也没能离开东红大道。
刚开业不久，燕子就遇到了一件糟心事。一个男顾客来理发，理完了，还让她给掏耳朵。她不愿意，说自己没给人掏过，也不会掏。可那男人非要让她掏，还说不掏不给钱。没有办法，她只好给他掏，结果耳朵出血了，那人让她赔1000块钱。燕子拿出所有的积蓄，又借了些钱，总共凑了400，才把他打发走。
过了好些天，她还是心疼那些钱，那时候理一个头才1块5，攒400块钱多不容易呀！
事情还没完。一个月之后，有一个来理发的顾客提起那个男的，说他就住在不远处的河边，本来就有病，好多年了，家里为给他看病，穷得连肚子都吃不饱。他去打工也没有劲儿，就想办法在外面讹人家的钱。又说，他那个病不能出血，一出血就止不住，人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燕子吓得目瞪口呆，好长一段时间都休息不好，每天一睡着就会梦见那个男的一只手捂着血淋淋的耳朵，一只手伸到面前向她要钱。
3
离燕子的理发店不远处还有一家小理发店，店主也是个女人，跟燕子一样，只读过小学，因为喜欢看《读者》，就被燕子叫做“读者女人”。她常来找燕子玩。她看燕子心情不好，就拿来一本《读者》给燕子，说，别胡思乱想了，阅读吧，经常阅读，你就不会做噩梦了。
读者女人很早就在东红大道开理发店，一个离婚的女人，无权无势，经常受欺负，被嫖客骚扰。以前没离婚时，她的婆婆让她把挣的钱都上交，她不答应，婆婆就说她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拿着她的身份证去找人给她算命。算命先生说，她早晚会跟野男人跑，让她儿子趁年轻赶紧离婚。在婆婆的挑唆下，丈夫和她很快离了婚，孩子也被判给了男方。
读者女人没有再婚，她在这里开理发店，主要是想守着她的儿子。前婆婆经常撺掇着孩子找她要钱，还说她的坏话，说她不是一个好女人。有一次，儿子打电话找她要6000块补课费，说他爸爸开车辛苦，为了他上学，房间里没装空调，奶奶有病，为了省钱给他上学，舍不得去打针，埋怨她没给钱……她很生气，对儿子嘟哝道：上个学期给你几千块钱，我又不是造钱的。你爸养女人有钱，养你就没钱了？她骂了儿子，儿子跟她对骂。事后，她又为孩子的品格担忧，找到儿子，给他道歉。
在读者女人的影响下，慢慢地，燕子爱上了阅读，还去新华书店买了《平凡的世界》和一本新华字典。遇到不认识的字，她就查字典。这本书成了她的枕边书，陪她度过了好几年的时光。这期间，她还和一个当搬运工的小伙子谈起了恋爱。尽管父亲反对，她还是嫁给了他，并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可没几年，他们又离婚了。儿子被判给了男方，她一无所有。这次婚姻给她带来很深的伤害，让她惧怕婚姻，从此有了一个人生活、一辈子和文学相伴的想法。
过了几年，理发店缴的税少了，她就每月给自己买一本《读者》。没有顾客的时候，她就拿着杂志靠在门口的悬铃木上读舒婷和顾城的诗。有的顾客来理发，看见沙发上摆着《读者》，就随手拿起来看：“你一个理发的女人看《读者》，品位不低呀！”她只得笑着应付：买回来是装饰门面的。
后来她又在理发店的角落里摆了一张小桌子，把自己喜欢读的几本书和杂志都摆在小桌子上。没有顾客上门的时候，她就趴在小桌子上看书写字。有次看见两个男顾客进来，她忙把写好的小文章揉成一团，往垃圾桶里扔，没扔进去，就掉在了旁边。一个男人捡起她扔掉的纸团，展开了看，说，这是你写的呀，写得不错，我拿去帮你修改一下，可以发表。一个月之后，那个男人又来了，还给她带来一份本地的小报，她见到自己的文章真的变成了铅字。尽管没有一分钱稿费，还是欣喜不已。
男人平时也喜欢写点小诗，他知道燕子喜欢看书，就经常把单位里的废报纸拿给她阅读，鼓励她多读多写。
男人说：你要是能把宣传稿写好，以后就能写好散文和小说了。
又过了段时间，离燕子的理发店不远处又开了一家小理发店，店主是个大辫子女人。她不怎么会理发，那只是她皮肉生意的幌子。女人长得并不好看，所以她卖得很便宜，10块20块都不嫌少，70多岁的老头子来了她也不嫌弃。有时候嫖客和大辫子女人在理发店里打起来了，女人哭声凄惨，可周围的邻居没有一个人去看一眼。大家都看不起她，生怕和她有什么瓜葛。所以女人总被打得鼻青脸肿。
取消农业税那年，地税局的王麻子仍然像往年一样来收地税。尽管不情愿，燕子被催了几次，也就把钱缴了。大辫子女人没钱，也不想缴，就跟王麻子对骂了起来。燕子看着自己讨厌的两个人对骂，就站在门口看笑话。王麻子打电话叫来执法的人，说大辫子女人妨碍公务，得教她好好学习学习，大辫子女人一边哭嚎，一边被执法的人拖上了车。
后来，一个来理发的顾客跟燕子谈起大辫子女人，说她的男人是个窝囊废，挣不来钱，不管孩子，也不养老婆，只喜欢喝酒，家里主要就靠大辫子女人的收入生活。燕子听了心里又很不是滋味儿，觉得自己不该嘲笑人家——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也不愿意那样生活呀。
4
燕子一个人开理发店，经历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她经常把洗干净的毛巾晒在理发店门口，这样毛巾有太阳的味道，顾客很喜欢用，但城管不允许她把东西放在店门外。
每次看见城管开着执法车来了，她就得急忙收起毛巾往屋里跑。那群城管追到屋里，抢夺她的毛巾，她抢不过，只能让他们把十几条毛巾抢走，扔进执法车的后斗里。
有时候，城管连她放在门边烧水的铝锅和煤炉子也抢走。城管开着车走了，她就在后面追。城管说，别追了，想要就拿钱来城管局赎。她只能放弃追赶，回到店里哭一阵，再去市场买新的。
如此几次，她掌握了城管来的规律——他们中午休息，于是她就在中午晒毛巾，估摸着城管要上班了，就赶紧收回来。有天中午，她去了一趟公厕，只几分钟的时间，回来一看，十几条毛巾又没了。隔壁裁缝店里的女人告诉她，今天城管提前上班了。她不敢再把毛巾晒在门口了，只能放在屋里阴干。很多顾客都说，阴干的毛巾有一股霉味儿，可她也没有办法。
后面家属院的一个阿姨建议她把毛巾晒在家属院里，她听从了建议照做了。等到天快黑的时候她去收毛巾，却只看到空的竹夹子在风中晃悠。她哇的一声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一个女人跑出来问她怎么啦？她说，才买的新毛巾，只洗过一次，又被人拿走了。那个女人跟着她问，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家属院里的人偷的，你怀疑谁，说出来。她忽然觉得这个女人的脸极其丑恶，吓得一句话不敢说，只拿着空夹子回去了。
隔壁发廊的*****经常来燕子的理发店里抢客人，看见个男人进来，就跑过来坐在男人的腿上，嗲声嗲气地说：呦，哥哥来了……以及一大堆不堪入耳的话，说着就把客人拉走了。燕子气不过，跟一个*****吵了起来，*****就怂恿着和她相好的嫖客，把燕子打得身上青紫。
那时候燕子年轻，放不开，要面子，总觉得跟一个男人在街上打架实在太丢人了，只好忍气吞声。可她越是软弱，别人就越欺负她。有一个长得高大黑壮的男人，一脸麻子，面相凶恶，经常来骚扰燕子，让她陪他吃饭，去开房。燕子不同意，麻脸男人就掐她，在她身上乱摸，让她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有一天，燕子靠着理发店的门回想，小时候她跟邻居家的男孩子打架，每次都是她先动手，总能把那个男孩子打老实了，后来长大了跟村里的老爷们打架，也没怕过谁——那时候的自己多放得开呀，现在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呢？
那一次，远远看见麻脸男人又朝着她来了，她想起六奶奶说的：既然要打架，就得先下手。于是拿着捅炉子的火钳，像疯了一样冲过去，对着麻脸男人的头上猛打，一边打一边大声地叫骂着：“你妈上辈子做了什么缺德事，这辈子咋生出来你这个人渣，祸害……”麻脸男人像条狗一样夹着尾巴逃走了，从此没再来找过燕子麻烦。
还有一个黑脸中年男人，晚上路过理发店门口的时候，经常像狗一样对着理发店门口的悬铃木撒尿，燕子很生气，却敢怒不敢言。
有一天中午，黑脸男人居然进理发店来了。燕子问，你是理发还是刮脸？黑脸男人涎皮赖脸地说：“我不理发，也不刮脸，我的黄瓜卖不出去，憋急得慌，特意来找你卖黄瓜，想要啵？”说着，手就往裤裆里摸，燕子拿着火钳把他赶了出去，他就破口大骂。
几天之后，他又来了，说着更下流的话，还动手动脚起来了。燕子吓坏了，忙喊她的邻居尹姨。热心的尹姨跑过来，黑脸男人一看，愣了一下，转身跑了。燕子问尹姨，你认识他呀？尹姨鄙夷地说：咋不认识，他是检察院的狗黑子……
几乎每一天，都有嫖客上门骚扰，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乞丐，经常在这一片乞讨，讨到燕子的门上，燕子就常给他5毛1块的。万万没想到，有一天，他居然进来让燕子给他按摩，还从破兜里拿出一大把毛票，得意地炫耀着。燕子大声让他滚出去，他涎皮赖脸地站着不走。燕子气急了，站起来对着他的脸狠狠抽了两个耳光。还有一次，一个又高又胖、穿着袈裟的大龅牙和尚，也拿着一大把化缘来的毛票，笑嘻嘻地闯进来，嘴里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理发店的二楼是个招待所，老板是个女的，因为营生不正经，人们都叫她“银老板”。燕子在理发店里经常能听到楼上小姐们和嫖客嬉戏打闹的声音。有一天，银老板笑嘻嘻地进到理发店来了，挺神秘地跟燕子说：我给你介绍个好事儿，有个男的看上你了，愿意出200块钱。咱们是邻居，我不要你的提成，钱都是你的，你跟我上去吧？燕子拒绝，银老板又说：你这个破理发店连一样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当今社会笑贫不笑娼，你还恁保守干啥？
这个老鸨子说着就来拉燕子的手，燕子一把推开她，她就恼羞成怒了：“咋啦，你一个剃头的，下九流，你还以为自己圣女呀？你给人家剃个头多少还得用点儿本钱，弄这事儿又不要本钱，你那个东西又不是大米白面舀一瓢少一瓢……”
燕子把她推了出去，她很生气，后来就经常找茬，看到理发店的门口晾晒着毛巾，就把洗脚的脏水从二楼的窗户倒下去，把毛巾冲得满地都是；还把空调的滴水口对着理发店门口，把理发店弄得跟水帘洞似的。
5
那些年，城里的户口开始对农村开放，有很多人都买了户口。燕子也非常想把自己的户口买到城里，因为经常有警察来查她身份证，见她不是城里人，就让她去办居住证。要是有了城里户口，就再也不用受警察的刁难了，也不用回老家种田了。回了老家也有面子，自己好歹是城里人了。
燕子为了省钱买户口，每天省吃俭用。她经常吃煮面条，连油都舍不得放。也舍不得买菜，只在门口的花盆里种几棵青菜，煮面条的时候就擗一两片叶子。理发店从来不装修，有很多东西用旧了也舍不得换。
正当她一步一步实现着自己的梦想时，本市又开始创建卫生城市。工作人员闯到理发店里，这块荡刀布太脏了，扔掉，就给扔进了垃圾桶，这盆花太难看了，扔掉，也拔下来扔进了垃圾桶。他们给她发了一张“美容美发消毒制度表”，找她要20块钱。她很心疼，搞不懂一张纸为什么这么贵，都够她吃好几天面条了。
年年“创卫”，每到逢年过节就大检查，查营业执照，查卫生许可证，查工商税登记证。她去卫生防疫站换《卫生许可证》，连着跑了8个上午，每天上午关门歇业，一分钱不挣，还得花车费。她哭着求他们，终于把《卫生许可证》办下来了，回来的时候舍不得花钱打车，就步行往回走。走到半路，发现路边的香樟树长得很漂亮，就坐在香樟树下写宣传稿，写家乡城市建设得多么美好，多么干净，她有多么热爱自己的家乡。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本地晚报的编辑告诉她，这样的稿子才是好的，只有这样写才能发表。
为了写宣传稿，她想出去采风。白天理发没时间，就晚上去。理发店不远处有一座山，山沟里新开发了一个风景区。打烊之后，她打车去了，在景区内各处转了转，然后坐在路灯下写宣传稿，写风景区建设得多么漂亮，市领导的决策多么英明，人民生活在这里是多么幸福。写完了往回走时，遇到几个年轻的小混混，拿着刀子抵在她的脖子上，把她的钱包和新写的稿子都抢走了，连她裤子口袋里的十几枚硬币都没给她留。
值得庆幸的是，小混混们没有伤害她。她回来又把宣传稿重新写了一遍，写完她也问自己：我生活在这里幸福吗？大辫子女人幸福吗？读者女人幸福吗？既然我们都不幸福，那谁在幸福？
稿子顺利地发表在本地晚报上，为了写这篇宣传稿，她被抢劫一空，可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了铅字，她仍旧很欣慰，把这张报纸小心地珍藏了起来。
鬼节那天，好多人都在路口烧纸，燕子特别想念母亲。走到一个路口，看到有人在路边摆了一盘包子，她拿起来摸摸，还是温热的，就一个人蹲在路边吃，有鸡蛋馅的，有猪肉馅的，还挺好吃。
回到小屋里，她开始写自己的母亲，写小时候家里穷，父亲不让她读书，是母亲用破裤子给她缝了个小书包。读了一年，数学成绩不好，父亲大怒，一把把书包撕了，揪着耳朵把她提离地面。母亲再求父亲，又把小书包缝好，她发奋学习，终于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母亲很欣慰。母亲为了让她好好读书，把她那份活儿也揽下来，起早贪黑地干，为了省下钱给她读书，有病了也不去看，她去给母亲买止疼药，回来母亲已经死了。
她一边写一边哭，用铅笔写了一篇，又用钢笔把稿子誊好，寄给了她大姐。她大姐学问高，从小作文就写得好，她想让大姐帮她改改，再润色一下，再投给文学期刊。她满怀希望地等着，没想到大姐回信说：你语言不行，乡土话特别多……
她很受打击，把这篇稿子压到了枕头下，又开始专心写能发表的宣传稿，还在好友的建议和帮助下，买回一台电脑，从头开始学，先背26个字母，然后眼睛看着键盘，用食指一个一个地点，打字的速度还没有她用笔在纸上写得快。有好几次她都准备放弃用电脑了，可在好友的鼓励下，她又一次一次坚持了下来。几个月之后，她终于学会了用拼音打字。
有了电脑，有了QQ，她就经常写些小文发在“说说”里，有很多关于妓女和嫖客的故事。有一个女网友读了她的日记，建议她改变语言风格，说她写得太粗俗了。
这个女网友师范学院毕业，之后一直在一个风景区当小学老师。风景区位于海拔700多米的山顶上，平时去山顶的大多是些游客；而燕子所在的是海拔不足百米的东红大道，妓女和嫖客成群。她俩就像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女教师喜欢写些清新淡雅的散文，和燕子所写的妓女和嫖客的故事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
燕子坚持她自己的写作风格，女教师就把她拉黑了，她难过了好些日子，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文友，就这样一拍两散了。
好在还有读者女人，还有一个叫花姐的“文友”，也跟她很谈得来。很长一段时间，燕子为了多攒些钱买房，理发店经常关门很晚，花姐就经常来找她玩。在楼上偶尔传来的不堪入耳的狎笑声中，燕子和花姐一直讨论着谁的文章写得好、中国为什么没人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些问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花姐说中国以后不会有人得诺贝尔文学奖，而燕子则说，以后中国会有人得的。
6
2012年，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燕子非常兴奋，打电话叫来花姐，两个人兴奋地谈了半夜，激动得直流泪。
从这天开始，燕子经常做梦，梦到自己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拿到了几百万的奖金。她再也不用待在这间破理发店里了，再也不被嫖客骚扰了。她可以去看看贵州的贫困儿童，再给爸爸买些好酒，在家乡的河边建一栋小房子，推窗即可见河。每天穿得干干净净，不用为生计发愁，只是读书写作，就这样终老该有多好。
可惜这只能是一个梦，梦醒来，她依旧还得依靠理发为生。
生意不好做，有很多熟悉的邻居都走了。裁缝女人把店转让了，大辫子女人也走了，就连读者女人也把理发店转让了。几年前，读者女人的儿子高中毕业了，长得比她还高。儿子考上了大学，去了别的城市，她也要跟过去，在那边开理发店。儿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她的家。
临走之前，她特意买了一本新的《读者》来送给燕子，她们在一起聊了很久。分别之时，她抓住燕子的手，说：“你要常读《读者》，它会把你置于至纯、至善、至美的净地。保护好自己……”
两个女人都非常难过，流下了眼泪。
燕子写作已经20来年了，她最高光的时刻，是得了一个北京民间团体颁发的散文奖。
2015年，她看到那个民间散文奖征稿，就试着投了。编辑苏老师得知她是个小学都没读完、以理发为生的女人，就给了她很多指导，还把其他参赛选手的文章发给她看。有一位作者是一家报社的总编，她写自己的母亲，写母亲生了大病，自己是如何精心照顾，令燕子非常感动。
这个散文奖主要是扶持底层的民间作者，燕子也获奖了。编辑通知她去北京领奖，但没有一分钱的奖金，路费、食宿费都自理。本地有两位“文友”知道后，都劝她别去了，说：人家有单位的去领奖评职称的时候还有点用，单位还能报销点费用，你去领这个奖有啥用？她知道他们是为她好，也没跟他们犟嘴，但心里还是决定去领奖——写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得了奖，怎么能放弃呢？他们不会理解这个奖对她意味着什么。
为了去领奖，她还专门买了一套新衣服，然后在内衣里缝着一卷辛苦积攒的钞票，踏上了去北京领奖的旅程。她在北京见到了两位名家，听了他们的讲座，其中一个演讲时说，散文不能虚构，要有真挚的感情……课间休息时，燕子终于见到了那位报社的总编。她向人家问好，问对方的母亲现在怎样了？那总编说，你认错人了吧？我母亲好好的。她说起那篇散文，总编哈哈大笑，说那都是自己瞎编的，假的。
她一时间有些恍惚，搞不清散文到底能不能虚构了。
吃过晚宴，燕子把自己以为写得较好的两篇小文拿出来向苏老师请教，苏老师边看边摇头，指着其中很粗俗的一些段落，不屑地说：你这东西要是叫XX老泰斗看，他根本就不会看。燕子反驳说，苏老师，我不服气，然后苏老师就不高兴了。她这才明白，这是在北京，现在面对的是大学里的教授，不是在田间地头，面对着一群老农民，可以反驳，可以争论。
在课间休息时，她又拿着这两篇小文向那个老泰斗请教，没想到对方说：“你这是流氓语言。”
这让她非常失望。
当然也有老师夸赞她，说：“你那村语使用得很大胆，有男人气息，坚持自己的风格。”她又转忧为喜，心里美滋滋的。
从北京回来之后，燕子更加努力地写作。大冬天的，零下好几度，理发店里也没有暖气，她坐在理发店的角落里敲打键盘，两只手冻得又红又肿，跟胡萝卜似的。有“文友”在网上读了她的文章，来理发店看她，为她简陋的写作条件心酸，就给她买了个暖手宝。
她每天在理发店写到半夜才关门，瞌睡得直点头时，她就默念着哈佛大学的校训：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然后咬牙坚持着把手边的文章写完再休息。
7
如今燕子已经50岁出头了，她仍旧没能发表什么像样的稿件，也没有挣到稿费。但她仍没有放弃，每天还在不停地写着。她仍旧在理发，计划着攒些钱，再自费出一本散文集。
有时候，夜半醒来，她也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自己这样一辈子不结婚，把青春、金钱、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却始终得不到认可，这样到底值不值？
她想起在网上看到过一个作家写的故事：有一个老农民，已经70多岁了，终身未娶，每天种田放羊之余，就是读书写作。可写了一辈子，却没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个字，也从来没能挣到一分钱的稿费。到老了，他卖掉自己仅有的一处房子和一群羊，自费出版了100多万字的文集。编辑实在看不过去，给了他200块钱，说是稿费，他就开心极了。
燕子想到自己这些年来虽然没挣到稿费，但好歹也在地方小报上发表了几十篇小文，还得过两次小奖，相比之下，比这位老人幸运多了。
穿金戴银的邓大嫂来理发店，说燕子可怜，半辈子窝在破理发店里，没吃到好的，没穿到好的，活得太窝囊了，想带她去内蒙古乌海旅游，不让她花一分钱。燕子心动了，就跟着她去武汉坐飞机。两人在机场附近找了家小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邓大嫂去吃早饭，燕子就忽然觉得害怕，怕邓大嫂对她做不好的事，赶紧逃走了。跑回小理发店，重新坐在电脑前写作，她就像寄居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壳，终于感到安全了。
晚报的编辑打电话问她，家里还有没有住的地方，报社里来了一位实习的编辑，没地方住，想去她家住一个月。她说有，于是，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女生珊珊提着行李来到她的理发店。燕子每天晚上站在理发店门口，等着珊珊下班归来。晚上关了理发店，就和珊珊一起步行回家休息。珊珊给她讲在报社里发生的事，她给珊珊讲自己的故事，讲读者女人，讲她们有多喜欢看《读者》。珊珊盘腿坐在地板上，把一本《读者》从头看到尾才睡觉，没就《读者》的好坏发表评论。
两人相处得非常愉快，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了，燕子提着行李把珊珊送上车，珊珊要给她1000块钱当房租，她没有接受。几个小时之后，珊珊发来信息，让她不要太劳累，多休息，说在她装衣服的袋子里放了点钱。她过去一看，果真放了1000块钱。
我去找过燕子后，她把我拉进了一个文学爱好者群。
群主是个50多岁的男人，自称作家、诗人。他经常在群里发些打油诗，群员纷纷赞美：好诗！写得太好了！赛李白！中国要评十大诗人，必须有您的位置！快出诗集吧！有人说他神通广大，可以帮人出书，发表文章，连那些大型文学期刊也不在话下——出一本书多少钱，在那些大型文学期刊发表一篇文章多少钱，都明码标价。入群几个月，我一言未发，只当一个旁观者，后来就被踢出来了。
两年后，我偶然在网上看到，那个群里吵起来了。他们说群主是个初中没毕业的文盲，是个骗子，骗了群员近20万块。他们都交了钱，等着出书，等着在大型文学期刊发表文章呢，可等了几个月，群主只是推托，他们这才发现上当了。有人报了警，群主在一家宾馆内被抓获，被骗的钱款也不知道追回来了没有。
其实，这些被骗的“作家”中，若有一个清楚前因后果的人能把被骗的经过详细写出来，倒是一篇极好的小说，不用向谁行贿，也能在大型文学期刊发表。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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