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587）
1
宽姐离婚没有波折。
宽姐不能生育，丈夫吴铭提出离婚时，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战，不想没有任何硝烟。在财产分配的问题上，宽姐也不执着，她没哭没闹，一句抱怨都没有，根本不像弃妇。这搞得吴铭有些怀疑人生，还旁敲侧击地问我们：“她是不外面有人了？”
这怎么可能呢？宽姐长成那样，买卖也一般，虽然当时五爱市场里但凡有俩糟钱儿的老爷们儿都实现了“老娘们儿自由”，但老娘们儿却很难一步迈入“老爷们儿自由”的情感小康。
离婚半年没到，吴铭就抱上了大胖儿子。他大摆筵席，也不知是中年得子真高兴啊还是为了告诉大家“确实是宽姐那块地不行”。
得知消息，宽姐就要去随礼，还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可谁敢带她啊？谁不知道她在五爱市场的“英勇战绩”？她那身板子要真砸起场子来，也太费老爷们儿了。于是大家都沉吟不语，谁也不肯表态。
宽姐一对豆鼠子小眼睛一瞪，直接飙了一句脏话，之后就跟我们唠：“我搁家一猫，人不更背后讲究我了？咋的我都得去，去了谁他妈想说啥也得把Ⅹ嘴给我闭严！”
“真不闹事儿？”我们表示出极度的不信任。
“要闹早闹了！”她轻蔑又不屑地说。
“咱可事先说好喽，真闹事，以后咱可不能再处了。”
“啥话说的？”她一撇嘴，肥胖的肩膀侧成一堵墙，“你宽姐是那种人吗？”
当天下午，五爱的商户们浩浩荡荡地去了酒店，到了之后，宽姐不但没有闹事儿，反而表现得大方得体。
这就使她在行里赢得“厉害是厉害，但是人家讲理”的名声来。
对于宽姐的这一顿操作，行里的封莉表示不理解，说她可做不到。封莉的老公钱战平时在广州打货，“家外有家”不是什么秘密，她自己知道，但绝口不提，我们也不提。
行里人管这样处境的老娘们儿叫“女王八”。男王八不好当，但女王八好当。男人当了王八不作声，别人要说你“窝囊”；女人当了王八不作声，别人会夸你“识大体”，理解你的不容易，甚至还会有人认为你是心机深沉，打算谋定而后动，正在下一盘大棋。就像电影、电视剧里演的大老婆一样，忍只是一种手段，或是为了维持家庭表面的完整，或是为了给孩子铺排出路，或是为了谋取最大利益和最后的胜利。
但封莉竟然说她不是。她说自己爱钱战，没有钱战她活不了，她怕真跟钱战挑明了，钱战就会离开她，那她连妻子这个名分都没有了。她总对外人说：“外面的野娘们儿再骚再浪，她也是个小，到啥时候我都是正宫娘娘。总有一天他会知道，这世界除了我之外，没有老娘们儿真心对他好。他早晚会回到我身边。”
听到这话，众人皆不语，谁还能说什么呢？有时下了行，大家一起出去唱卡拉OK，封莉就唱二人传，唱《王二姐思夫》。她又不大会唱，就自己改词，也不跟着调，拿着麦瞎吼一通：“二姐我坐在绣楼啊，眼望外边。我的那个钱郎啊，他一去不返。钱郎他走一天，我在墙上划一道啊，哎嗨哎嗨呦。他走两天我往墙上划一双啊。钱郎他走了一天又一天呐，哎嗨哎嗨呦，我横横竖竖划满了墙啊……”
唱到后来，封莉总是泪流满面。那样热闹的场面，你说她是有多么败兴。但没有人敢说话，也没人阻拦，就那样看她唱，看她流眼泪。有的女人眼泪窝子浅，还要陪一陪，也跟着掉几个眼泪瓣儿。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大家不欢而散。
每年钱战都会回沈阳一次，一般是过大年，待个三五七天就走。我们后来才知道钱战即使回家也不肯跟封莉同房。据说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喷香水，耳热脸红的，而钱战嫌恶地偏过头，看都不肯看她一眼。
封莉半夜不睡，跟钱战吵，咆哮声响彻整栋楼：“我哪儿不好？我哪儿比不上她？”“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求求你了，看我一眼，就一眼。你看看，我身上没挂杀人刀。”
钱战不为所动，冷静地问她：“到底离不离？”
“不离！不离！除非我死。”她扳过钱战，“钱战，我爱你。”
在那个原配羞于说爱的年代，封莉就能把这三个字大胆地说了出来。但钱战认为封莉不配说“我爱你”三个字，他对封莉说了挺伤人的一句话：“你脱光了躺在那儿，我看都不会看一眼。”
事后很多年，我想起封莉，都要十分认真地想一想：封莉是真的爱钱战吗？还是钱战让她退出得太不体面？还是她不能接受这种来自丈夫的坚决否定？
不得而知。
2
离婚后，宽姐致力于心无旁骛地挣钱。有人打趣，让她尽快给我们找个宽姐夫，她就不遗余力地骂：“光他妈的说嘴，倒是行动啊！给我划拉啊！你们一个个的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们瞅瞅你宽姐，都他妈旱成啥样了？”
众人哄然大笑。
后来，宽姐的生意越来越好，发达了。发达的宽姐出去办了公司，彻底离开了五爱街。但刚离开的时候跟我们还有联系，还会一起约出去唱歌、喝酒、吃饭、旅游。
吃饭唱歌都行，但我们都不大爱跟宽姐一起去洗海澡。一起去海边玩儿的时候，宽姐能站海边旁若无人地拿个澡巾往下搓泥。我们大老远看着，谁也不愿意承认是跟她一块儿来的。但宽姐会在海里头摇着胖胳膊，玩命地冲我们喊：“哎，快下来啊，这儿疙瘩的水清凉儿，来来来，快点儿快点儿。”那语气，似乎是很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一伙儿的，也很怕别人会跟我们抢地盘。
但其实，宽姐那一套操作下来，方圆五十里的海域都恨不能渺无人烟——谁乐意靠近她啊？人那都肤白貌美大长腿，穿着比基尼，摆着各种千姿百态的pose娇滴滴的。她呢？往水里一扑腾，说掀起滔天巨浪可能是有点儿夸张，但说是人猿泰山还穿个比基尼就挺贴切。那场面，谁看了心里能不哆嗦吧？
宽姐去哪儿都自在，就是爱跟人干仗，动不动就听她“嗷唠”一嗓子，“刚才你说谁是胖娘们儿呢？”上去就把人扑倒。都一块堆儿来的，大伙儿能咋办？能看着她一个人孤军奋战吗？上吧！可大家心里头都叫苦，虽说我们每个人在五爱市场都是身经百战、动不动就跟人干仗，但那都是为了买卖、为了利益，跟宽姐一起干这种仗，对我们来讲，那就实属“逼良为娼”了。
事后我们会责怪宽姐，宽姐认罪态度良好，但坚决不改。下一次再有相同的情形，她依然“嗷唠”一嗓子，然后还是一招恶虎扑食。在她的观念里，管他打得过打不过呢？先把对方压身底下再说。
起先，封莉是跟我们一起混的，后来就不怎么出来了。那时，她跟钱战的那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已经维持了6年之久，这6年咋过来的？谁也不知道。
一次，钱战回沈阳，在行里跟封莉就干起来了。封莉说他：“你不是个老爷们儿，你裤裆白长那二两肉。”钱战看着她冷笑，说：“对你来说就是白长。我就是拿它当个摆设跟你也没关系。”
打人不打脸呢。封莉木住了，她看着钱战，腮帮子上的肉颤颤地打哆嗦。隔壁卖货的大姐看不下去，将钱战推搡开，说：“你还有理了？封莉哪点儿对不起你？”
钱战冷哼哼着转身离开，封莉一眼泡子的眼泪含在眼眶里，最终还是落了下来。
下行了，大家就劝她说：“你这是何苦呢？不行就离了吧。”
封莉大喊一声：“不，我不离！我不离呀！”
众人就都住了声。一辈子就这样搭在那样一个薄幸寡情的男人身上，值当吗？也许封莉认为值当吧，也许只是不甘心——反正已经等了这么长的时间，继续等下去吧。等到老爷们回心转意，再跟她恩恩爱爱，夫妻双双把家还什么的。
钱战走后，封莉没事儿就在档口里哼啊唱的：“钱郎你走一日，我墙上划一道，你走两日我墙上划一双啊……”
我一听她唱这个心里头就酸，等她把最后一个音哼唱完，原本围坐在一起的姐妹们便沉默着无言纷纷散去，背后都说封莉是个情种。有人说：“女人，谁又不是个情种呢？都是。只是封莉命不好，碰着个小人，又不肯认命。”那时还没有“渣男”这种说法，我们只能说钱战是个小人，这小人耽误了封莉一辈子啊。
“男人一夜，女人一生么。”有人感叹。
“是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扁担挑着走么。”又一个女人低声喟叹。
在那样嘈杂的五爱街，这几声低低的感慨，竟那样清晰地钻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3
为了帮封莉打发时间，大家没事儿就找封莉去混。但她变得不领情了，总是推说有事，不是今儿个娘家七大姑八大姨有事，就是明儿个大姑子小婶娘有事。哪能总有事呀？就有人说，自己偶然看见封莉跟一个老爷们儿一前一后地走。走走走走的，那老爷们儿一回头，拽了她一把，封莉还一脸娇羞。
五爱街的老娘们儿除去卖货就是八卦，几颗好奇的脑袋瓜子立即凑了过去。我后来倒真的见到了那个男人，但纯属意外。
那天封莉没上行，这在她这儿是少有的情况。我寻思她家也没个男人，女儿刚上小学，还小，可别出了什么意外，于是下行后就拐到她家的小区里去了，抬头一看，大白天的拉着个窗帘，我就有些急。
我“噔噔噔”地上楼，跟一个正下楼的瘦高男人来了个狭路相逢。那男人上穿黑色套头卫衣，下穿藏蓝牛仔裤，裤脚儿稍微往上挽了那么一小圈，底下是黑皮鞋。下楼时，他嘴里哼着：“一呀么一更里呀，月亮照窗台。忽然听见有人敲烟袋……”
这调子有点儿荤，我心想：不知是哪家不正经的老爷们儿，怎么大白天的在楼道里头唱？见到我，他嘴里的小调儿停了一下，我们擦肩而过后，他下了一个楼层，小调儿又响起来：“哎，是我那情郎哥来。解开你的钮啊，伸进你的怀……”
再朝上走，终于到了，我一面敲门一面喊封莉，不大一会儿，听见屋里面有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封莉来给我开了门，她穿着睡衣，披头散发的，脸色倒是美，满面红光。
我站在门口有些不知所措，问道：“怎么没上行？咋的？中六合彩了（那时五爱街不少人玩地下六合彩）？”
她低头把我让进去：“不是，早上起来有点儿不得劲儿。”
我在厅里坐下，她返身就把卧室的门带上了，我就突然有些醒过味儿来了，站起来就要走。封莉往出送我，送到一半儿，她突然一手把我拉住——她手竟是哆嗦的，哇凉，我没说话，不知说什么呀，我又不是她婆家人，也不是钱战，更不是来捉奸的——她怕什么呢？
封莉说：“妹子，我——”
“你别说了，我啥也不知道，嘴还有把门的。”
她就掉眼泪了：“姐苦呀。”
我低下头，说我知道你苦。
封莉抬起头看我，眼神变得有点狠：“你不知道呢！你知道个啥？”说完转回头，拿手背狠狠地抹眼泪，另一只手则狠狠地把我的手甩开。“你不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她没管我，径自坐回到沙发上哭开了。
我有些动容，叹口气，就重新走到她身边坐下。她一下将自己的上半身摔在沙发上，搂住沙发垫子，捂住呜呜咽咽的哭号声——她不敢大声哭，关上门过日子，谁也不想让左邻右舍看笑话。她是要强的人，但再强的人也是人呀。
“女人也是人呀。”我咽一口唾沫，轻轻摸着她的肩膀。
“我活得像不像是个人呀？”她含糊不清地哽咽，“这是第一次呀，我实在……我实在……”
我本来还想问：“人可靠不？以后咋想的？有没有打算？”但是后来仔细想想，都没有问。有些问题，让它烂了吧。像秋天的树叶子从树上落下来，掉进泥里，就让它烂进泥里吧。
封莉哭了好久，终于起身。她的眼睛和脸都红肿着，不敢用正眼看我，很奇怪，我也不太敢拿正眼去瞧她，像是我们都做下了件多错、多离谱、多么违背道德的事儿一样。
偷人嘛，养汉哪，怎么不算是大事？然而钱战早公开跟别人在一起了，还理直气壮得很呢，不少人还说“这是人家钱战有本事”。我硬逼自己去看封莉，然而还是不大敢看她。
“在这儿吃呀？”封莉抹着眼泪对我说。
“吃。”我嘴上立刻答应，但心里正在恨自己多事——干嘛要来这一趟？恨不能马上离开才好。
封莉不再多说话，转身戴上围裙就去了厨房。三菜一汤很快就做好了，有青菜、有肉、有粉条子，腾腾地往外冒热气。我埋头吃，愈发觉得封莉的厨艺好，可她的男人竟不知珍惜，偏偏要去外面打野食。
封莉礼让我，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她不说“夹菜”，说“钳菜”，一个劲儿地让我自己钳，自己却并不吃。渐渐地，我碗里的菜便冒出了一个尖儿，成了一座小小的山丘，一低头，菜就能抵到我的鼻子尖上了。
我说：“再不要夹了，封莉。这都多少了？”
她还是说：“你吃你吃，你看你吃东西这挑性大，你咋不吃呢？”
我说我正吃着呀，满嘴都是了。封莉还是自顾自地说：“你光说吃，你也不动筷子、不动嘴。”
我拿着筷子的手就僵在半空里，感觉自己不会吃饭了。
“封莉！”我的声音突然有些大，“没有人怪你。”
封莉的手也停在半空，筷子尖上还有一筷头子菜，似乎马上就要掉下来似的。她看着我，直勾勾地看。看着看着，菜掉了一些，她“啪”的一声放下筷子，趴在桌子沿上，一边哭一边说：“妹呀，你不知道这些年姐咋过来的呀。姐十点多就醒呀，醒了就感觉被窝里冷呀，我将四角压严实了还是往里头钻风，一股子一股子的风。我寻思着咋这个冷的法儿呢，我就点了电热毯，可是点了电热毯我却被烙得睡不成。一睁开眼睛看看墙上的钟表，一看十点多，再看，还是十多点。走了半天也没往前走五分钟。妹啊，夜咋就这么的长！”
望着满桌子的菜，我已经再没有心思下筷子了。我想，是我的嘴找不着饭了，还是饭找不着我的嘴了呢？我不知道。只知道我的心像打了麻药，还被人剜着一样。说疼吧，也不是，大概是一种“木”，说不清道不明的。
4
隔天，封莉就开始在行里躲着我，再隔许多天，她还是躲着我。其实她不躲我，我也想躲着她呢，我不知道怎样面对她。
实际上，封莉不止躲我一个人，行里从前要好的姐妹她都躲着。大家都说封莉是越来越怪癖了，我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什么也不能说。每当别人议论她时，我只能说：“她愿意自个儿待着就让她自个儿待着呗，谁没有个烦心的时候？”
不想没多久，封莉居然悄无声息地换了档口，也没跟我们说一声。之前谁换档口，都会事先跟左邻右舍打个招呼，毕竟在一处做买卖的时候，彼此有照应不说，说话唠嗑的也有个热闹劲儿。可她竟然悄咪咪地跑单帮儿了。
后来，封莉对我们说是档口到期了，床主要给涨价钱。但床主我们谁不认得？涨没涨价谁不知道？大家知道她在撒谎，心里头都不舒坦，但谁也没有再开口问了。
隔了半年左右，一天下行，封莉去家里找我。我挺意外的，更意外的是她完全变了一副样子——瘦，黄，一张脸跟黄表纸一样。我让她进屋坐，她执拗着不肯，说就一句话，站在门口就说完了——她想从我这里借五千块钱，一个礼拜就还上。
我有点意外，因为这钱不算多，按她家的买卖，不至于要出来借的啊。我说：“你进来，你站门口算干啥的啊？别人还合计有啥事儿呢！有啥话不能进来说？”
她迟疑着进了门，却不肯换鞋，只木桩一样站在门口。门却在她背后先掩上了，再“咯哒”一声响起，关了。
“封莉，咱这么多年的姐们儿，你这是干啥？你究竟要干啥？有啥事儿不能跟大伙儿说？谁是能看你笑话还是咋的？再说，谁看谁笑话？不都这怂样儿吗？”
封莉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追问：“你借不借吧？”
一周以后，封莉没有按时还钱。五千块，也不能追着屁股去管她要。大家都在行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再后来，大家唠嗑时候一提，才发现封莉居然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借过钱了，而且都没有还。
“她这是干啥？买地下六合彩了？”
那时候，五爱确有因为买地下六合彩出事儿可哪儿（到处）都借钱的人，大伙就合计去劝劝她。但封莉说啥事儿没有，牙关咬得噔噔紧，把所有人气得够戗，都说：“谁也救不了想死的鬼呀。”
这天我去厕所，正走着，遇见了封莉。她人幌子一样在行里飘一样地走，并没有看见我。我一把拽住她，问她干啥去？咋的了？她扭转过脸来瞅瞅我，笑着说：“钱战要回来了。”
“钱战要回来了？因为啥？”——当时，离过年还远着呢。
“因为啥？没钱打货了。”她低下了头。
“怎么会没钱打货？”我问。
封莉不说话，扭转头接着走，背影虚虚的，脚步轻轻的。我头皮有些发麻，却在此时听她扬声唱了起来，还是《王二姐思夫》的那一段，词儿又有了一些改动：“钱郎你走一日，我墙上划一道啊；你走两日，我墙上划一双啊，你前前后后走了三年又三年，我横横竖竖划满了墙啊，哎嗨哎嗨呦。”
背后有人碰我，说：“你说封莉这又是咋的了？疯了？”
我回头看那人，一时竟没有认出是谁。对方邀我一起去厕所，趟子里人多，我俩不时偏过身子才能挤过去。
我还没来得及进厕所，就听到一个尖锐的声音突然从背后传了过来：“钱战，我他妈*****祖宗！”
我一听，这不是封莉的声音吗？顿时屎也没了，尿也没了，兜回头就朝她刚去的方向跑。行里人太多了，我就拿手胡乱拨开。人家骂我，我也不理会，还是呼呼地往前跑，只听见耳朵里都是自己喘气的声音，大得像刮了台风。终于跑到天井围栏边，我低下头，见楼底下已经围了一圈人，中间则空出一个圈儿来，封莉躺在那儿，一动不动。
第三天头上，钱战回来了，脸上只看得到疲惫，看不出悲喜，如果非要说，懊恼更多一些。因为这事儿比较敏感，钱战不主动，没人往前凑和。在他料理封莉的后事时，大家才断断续续的从他嘴里知道了封莉的一些情况。
她后来找的男人是个街溜子，也不上班。开始的时候还带着封莉吃一吃、喝一喝，没事儿给买个小礼物，可睡在一起后，这些节目就全部自动取消，取消了不说，没钱就管封莉要。
一开始，那男人还编个理由涎着脸要，后来不给，就打封莉。封莉扛打，打也不给，男人就面目狰狞了，说：“嘿嘿嘿，不给钱，我把咱俩的录像整到你姑娘学校去。”
街溜子有个数码照相机，据说两人在一起情到浓时，街溜子说录下来那是情趣。封莉想起那些细节，脑子里应该有种天崩地裂的轰然巨响。对她来说，那应该是一道无解的题。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封莉想到了死。那天，她跳楼之前给钱站打电话，哭号着骂他：“不是你，我没有今天。不是你，我不能认识那三孙子。不是你，我不能上他的套。我死，不怪那小瘪三，要怪也是怪你，我做鬼也不放过你钱战。”
钱战对大伙儿说：“我就知道她守不住。”
“六七年啊！为什么要让她守？为谁守？守什么？”我真想替封莉问一问。
钱战又说：“傻Ⅹ老娘们儿，以为自己是老爷们儿呢？！咋搞都行。丢人现眼。”
这一次，我连替她问一问的想法儿都没有了。
5
后来，我离开了五爱街，姐妹们又和宽姐聚了聚。那两年宽姐生意做得顺，钱赚得沟满壕平。她开一辆名牌车，上牌子要花个万把块，普通车牌号似乎衬不了她的身份。手机号也是，后面连着几个“8”，风光得很。
宽姐找男人，都是小男人，体格子棒棒的，嘴甜，会来事儿。带出来大家一瞅，就有人开始教训宽姐：“是不是疯了？有钱烧的？那小子黄嘴丫子没褪净呢，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能跟你好好过日子吗？”
宽姐不置可否，说：“原先那个倒是老，咋的？跟我好好过了？”
来人一时语塞，我就笑着说：“你把你儿子管好得了，别让上了她这条贼船。这娘们儿现在有货，神气得很，啥都敢干。最重要是，到时候不知道你俩咋论，咱们也为难。别人家的儿子你就别管了，你也管不着。她？你更管不着了。”
宽姐接话：“她儿子可不行，大小不说，我可不想管她叫妈，咋的也不能让她高出我一辈儿。”
大家哈哈大笑。
事后，宽姐感谢大家对她的关心，说自己那么大岁数了，会看人，让我们不要担心她：“人对我好着呢，啥老小的，会疼人就行。”
还是有热心肠的，断言到最后宽姐肯定会吃亏。宽姐说：“我能吃啥亏，骗财骗色？我有色吗？”
“所以呀，骗你的钱。”
宽姐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哪有那么些个坏人啊？再说了，钱在她手里握着：“他说骗就骗啊，也得我肯撒手呀。”
来人不肯放弃，又恨铁不成钢地说宽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那人家图你啥？你自己说，不图钱图你个啥？”
“人格魅力，懂不懂？”宽姐的语气十分坚定，“再说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也许他就好我这口呢？”
半年后，宽姐果真跟小男生分手了。但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宽姐云淡风轻，小男生却痛彻心扉。他死不撒手，还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让我们劝宽姐继续跟他在一起：“我对宽姐是真爱，如果宽姐不跟我在一起，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这下，我们这帮老娘们儿又有事儿忙活了，还有人开始怀疑人生：“难道现在的世界如此疯狂了吗？小男生真的爱上宽姐了？”
宽姐看着那个大惑不解的女人笑了。改天，她拿出一笔钱，对小男生说：“我不能耽误你，你还年轻。”
男生握着宽姐胖得像猪蹄膀一样的手，掉了泪，说自己深深爱着宽姐，不怕被耽误。宽姐的脸色就开始往下沉，拍拍小男生的手，说：“你得懂事儿啊。再这样下去的话，钱我可一分都没有了啊。听话，以后有啥事儿找宽姐，宽姐能办的肯定好使。”
于是，小男生轻轻放开了宽姐的手，再也没在她的生活里出现了。
6
过一段时间，宽姐请大家吃饭，又换了一个男人。这男人跟上一回的不一样，老成一些，戴个眼镜，一看就有文化。
姐妹们都住嘴不出声了，怕说出话来让有文化的男人笑话，给自己丢人，也给宽姐丢人。但还是不放心，背后就问宽姐：“人家有文化哩，图你个啥呀？你宽姐一张嘴，祖宗十八代都可以在一起杂交，人家文化人能受得了你？”
宽姐就又开始“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那一套了。
“上一回吃那亏忘记了吗？最后不还是用钱把人家给打发了？有钱也不是你这么骚包的，小心让一个变态的图财害命了呀。也不是没有先例，我们可都为你好。”
宽姐说她自己也寂寞呀：“我怕个啥？手里头有钱了，但是炕头子上没有男人嘛。深更半夜地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了想什么？像男人想女人一样嘛，女人就不兴想个男人？宽姐我可以给自己找个男人的嘛，至于说行不行，合适不合适，那也得先找下再说呀。”
大家仿佛就想听到这句话，于是都了然了，也都释然了。对宽姐的择偶观也就更宽容了一些，甚至还有人沾沾自喜，觉得宽姐有钱有什么用？孤零零的一个人，也比不上自己有老头儿（丈夫）。管他打呀闹呀一辈子，到了是个伴儿。再说了，儿成双女成对的，搁眼目前光看着心情就宽展嘛，扛活都有劲儿。再见宽姐，也就有一丝优越感了。
后来，宽姐跟文化人黄摊子的时候，大家又去安慰她，劝她找个老实本分的，别整天胡扯乱拉，净跟那不着调的人在一块儿混。
那时节宽姐抽烟，女士香烟，细长细长的一根，苗条的烟管与她肥胖的指头极不相衬。宽姐偏过头看着中指上硕大的钻戒，喷出一口烟雾来，张了张嘴，好像是想说些什么的，却终于什么也没有说。
有人看出门道，认为宽姐跟那些有了钱的男人一样，没想过成家，就是想“玩儿玩儿”而已：“宽姐钱多的是，多得花不完，她不差钱。而且她没有子女，钱留给谁？谁给她开心她就给谁呗。”
这个说法震住了所有人，女人们先是沉默，继而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宽姐牛Ⅹ，干了男人们干的事儿：“她让那个小子，记得不？最年轻那个，让他‘懂事儿点儿’。这个语气你们细想想，像不像男人？”不等人答，她又说：“还有那句，‘你还年轻，我不想耽误你’。”
这一派女人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说得两眼放光，十分兴奋。另一派的女人则表示难以接受：“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男人和女人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不都两条腿支个肚子？不都是人？咋？女人不是人？”这说法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于是说话的人开始支支吾吾，她确实也说不出男人和女人究竟哪里不一样。
某天，一个惊人的小道消息传来——宽姐又跟前夫吴铭搞在了一起。有人专门电话打到我这里求证，可我又不是当事人，怎么打证明？
真相很快浮出水面：宽姐和吴铭真的开始出双入对了。接着，吴铭的现任忍无可忍，带着孩子打到宽姐公司里去了，但是吴铭并没有选择回归后建的家庭。
这真是一个疯狂的世界。它的疯狂在于，人永远无法参透它的走向。那些恩怨与爱恨大体离不开两个性别：男人、女人，所有的故事和事故也都围绕他们展开。没有剧本，全靠即兴发挥，居然就能把生活折腾得如此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一开始，大家对于宽姐“是否真吃回锅肉”这事儿持观望态度，有人思量着应该尽尽朋友的本分，组个团去劝劝宽姐。但这个提议说出来，大伙儿的兴趣都不太高。毕竟都是成年人了，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当事人也不是迷途的羔羊，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主。尤其是像宽姐那样的人。
宽姐和吴铭和好之后，就很少跟我们这帮朋友打连连了。就像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我们中的很多人也似乎缘尽于此了。君子不下马嘛，各自奔前程。大家渐行渐远，慢慢走散。
7
当我得知宽姐因为骗贷出事儿的时候，她和吴铭已经经历了漫长的看守所等待和开庭的过程，进监狱服刑了——原来，宽姐后期赚得沟满壕平、往死造的钱，全部来自银行。
我去监狱看她，走过漫长的通道，四周围的墙老高，上面还有电网，进去就不自觉产生一种森森的冷意。
“赔了么？”我问她。
“搭上个信贷员的关系，给回扣。到我手才几个钱？不过他愿意贷给我，我肯出血嘛。再说他认为我有，或者认为我有能耐挣。靠吹嘛！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有没有。”那边的宽姐嘎嘎笑，“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有没有。”
宽姐的小眼珠子仍旧是亮，表情相当狡猾。她对我感慨：“不应该离开五爱街，外面玩不太转，没有文化不行。”
会面期间，我没问她什么问题，她倒竹筒倒豆子似的，一样一样给我说。
“就玩么，也不是用自己钱。心疼个啥？阎王爷干小鬼——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嘛。人活着不就图一个乐儿？图啥？”宽姐笑得宽展，似乎她并不是在牢房里，没有东西可以困住了她，她乐在其中，也享受在其中。
“我死了，也得拉个垫背的。”她又开始“哗哗”地抖着腮帮子的肉笑，像恶作剧得逞了的孩子。
宽姐说自己有过犹豫，毕竟前夫吴铭的孩子还小，后来她还是下了狠心拉他下水：“妈的，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干啥不把他咬出来？当初就是这么想的嘛，心软？他当初也没对我心软。”
在看守所期间，宽姐靠着自己强大的人脉关系，还指使男号儿的人把吴铭打了一顿。当时吴铭前脚刚进看守所，男号儿的人就借放风的时候问了她：“宽姐，是不这小子？”宽姐没说话，只点点头。第二天再看到吴铭，他眼睛肿了，脸也肿了，像个猪头。
“也爽，也不爽。”宽姐说。
临分别时，宽姐让我替她去两个地方转转：“你去小河沿儿，看那早市还有没有？政府取缔了没？那时候，我跟你姐夫在那儿卖刀鱼，秋刀鱼一板一板地冻成坨，冬天，那手上的大口子裂的……”
她停一下，又给我比划着说：“五爱市场，我那档口现在卖啥？谁租着哩？换多少茬了呀？你回去不？回去了给我拍个照片，我想看看。那时候……”
我本来都想应承下来了，后来想想，拒绝了。我说：“有啥看头？没必要看。人回头看，没有必要。”
宽姐瞅瞅我，低头想了想，爆了句粗口：“他妈的，也是。没啥好看的。这辈子啥他妈的没看见过？”
会见时间结束了，宽姐起身，背影还是宽宽的，一堵墙一样。我心里想：这娘们儿心可真够大的，人生混到这步田地，也不知道上个火。瞅那一身膘，似乎一斤分量也没掉。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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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年3月一次打羽毛球，中间休息的时候，我问球友大海：“我最近左胳膊抬起来特别费劲，平时左肩膀也疼，晚上睡觉都只能右侧躺着，该怎么办？”
大海爱钻研，悉心照料母亲20多年，不知不觉自己也成了半个医生，啥都懂点。听我这么一说，他铁口直断：“你这是肩周炎，调整下睡觉的姿势慢慢就好了。尽量平躺，左右侧躺要平均。”
可到了7月，不仅左肩左臂越来越疼，就连背上靠左的第一根肋骨也疼得厉害，根本无法平躺。我从小身体好，没咋得过病，之前在北京待了20多年，除了看牙看眼睛，就没进过医院，对于疾病可以说是毫无经验，只觉得这肩周炎需要时间，仍咬牙坚持着。
到了10月，因为坚持运动加上配合着自创的“拍打治疗”，我觉得身体已经开始明显好转，与常人无异，但这时老婆看了些科普文章，感觉不妙，勒令我假期结束必须去医院检查。
国庆长假一过，我们到本地最好的A医院，做了CT和核磁共振。第二天取结果的时候，医生让老婆靠近电脑，开始窃窃私语，我在旁边一看，就知道麻烦了。
回家路上，老婆对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别害怕。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永远在一起。”
我问她：“你说实话，真的是癌症？”
老婆故作轻松地点点头：“现代医学发达，癌症算不上不治之症了，没啥了不起的。”
我顿时发起飙来：“不可能，我平时连感冒都很少得，怎么可能得癌症？”
闹了会儿，我得出了结论——一定是医院搞错了。
老婆把我哄回家之后，安抚了一阵，马上给我姐留言——我父母年纪大了，不敢惊动他们。我姐正在成都出差，得知消息就往回赶，到我家时已是晚上了。在姐姐、姐夫和老婆轮番劝说下，我总算是初步接受了事实。我原本打算先去成都复查，不行再去北京复查，现在我决定：就在本地复查一次，不折腾了。
第二天，我去了B医院，我姐朋友W在那里当院长，他看了片子，肯定地说，“肺癌没得跑”，“赶紧把烟戒了吧”。然后又建议我去A医院做PET-CT，还介绍了他在那里的同学R医生：“PET-CT最准确，我们市只有他们那里才有这个设备。他们有钱得很，一下子买了两台，一台都要好几千万呢。”
PET-CT做一次要8000元，一口价，没得商量，而且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一听这价格，我肩膀手臂后背哪儿都不疼了，只有心止不住地疼了起来。
PET-CT结果出来之后，R医生给出最终结论：肺癌晚期，立即住院治疗。
A医院在我国西南地区声名显赫，附近几个省的人遇到大病和疑难杂症都会纷纷涌来，这里的肿瘤科住院楼一直人满为患。即便贵为该院王牌医生，R医生在“病床紧张”面前同样一筹莫展，只能让我回家休息等通知，说“正常情况下三四天之内肯定能入住”。
当晚，老任夫妇请我们两口子吃饭。老任是我高中同学，毕业时通过“招干”考进了检察院，前些年坐过一个级别不高但非常有实权的位置，几年下来也积累了不少人脉。只是因为家里没有背景，很快就被退居二线了。他和我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也是我确诊后通知的唯一一个同学，此时请我吃饭，自是为了安慰我。
听说我住不进去医院，老任笑了，说他正好有个亲戚在A医院肿瘤科负责放疗，可以请他帮个忙。他当我面给亲戚打了个电话，5分钟不到，我姐的电话也来了，说R医生通知她，让我今晚务必做好核酸，明天一早去找她办入院手续。
于是我就住进了A医院肿瘤科住院部最大的一间病房，有9张病床，9张陪护椅——这些陪护椅，白天基本上是给需要输液但没有病床的“门特病人”用的（“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的简称，是指病情相对稳定，且需要在门诊长期治疗的疾病），晚上则是病人家属打瞌睡用。60平的病房，时常拥挤着小30个人，不夸张地说，比菜市场还要热闹。
我的病床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我比较喜欢安静，不太受得了房间内交织着悲伤、绝望与些许欢乐的嘈杂，到快中午时，实在受不了，跟老婆一商量，索性回家了。
2
晚上临睡前，我突然想起：这一住院，肯定是没法上班了，前路茫茫，谁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就负责任一点，赶紧把工作辞了吧。想到这儿，我立即给荣荣发消息，说自己得了癌症，已是晚期，从现在起停掉所有工作。如果能好，到时再重新合作吧。
荣荣是我多年好友，在北京时我们是合作伙伴，亲密无间，一起做出过一些成绩，然后就各奔东西——她远赴日本发展，我则去了家公司上班。
2016年，因为儿子快要上小学，我决定来年回四川老家让儿子提前熟悉环境。这时荣荣找到我，说她在日本的公司做起来了，希望我能加入其中。于是，2017年3月，我将“北京-老家”的行程改为了“北京-东京-成都-老家”，到日本玩了十几天，和荣荣和她老公谈好了合作方式，我便以顾问的身份，正式加入她的公司。这段合作持续了4年多，如今，也该结束了。
很快，手机不停响起来，一看是荣荣发来了好几条信息，“领衔”的是一笔5万元人民币的转账，写的是“安心治病”，下面是一堆语音，自然都是围绕着我的病情展开，让我特别感动。当时就想，大家都这么关心我，支持我，我得振作起来——就算是癌症又如何？
语音聊了一会儿，荣荣突然想起一个叫董青的同胞——她在东京有一家餐厅，董青经常带朋友去那里吃饭，时间长了就成了朋友。这个董青在日本做高端医疗的中介，是“董董医疗服务平台”的负责人，荣荣让我等一下，先别睡，她去问问董青，我这样的情况是否适合赴日治疗。
没一会儿，荣荣的语音又来了，让我把CT报告、病理报告等发给她，之后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就看到手机上都是荣荣的语音留言。她说董青会给我提供东京最好的医疗资源，一定能彻底治愈我的癌症，又说让我尽快去办赴日医疗签证，“千万不要耽误了”。
我赶紧回话感谢荣荣，但也表示我不会去日本治病，相信在国内也能治好。荣荣的语音很快又来了，核心意思是，生命第一，必须来日本治疗，不要担心费用，赴日本治病及生活所产生的所有费用，都由她一力承担，“你们绝对不用花一分钱”。
我非常坚决地谢绝了荣荣的好意——我跟老婆解释说：“这个人情太重了，我们还不起。”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随后的几天，我住进医院，开始了放化疗同步治疗。做了几次放疗之后，无论肩膀手臂还是后背都不疼了，爬坡上梯比谁都快，医生护士都把我当家属，没人相信我是病人。
可接下来的化疗难受得要命，我咬牙坚持过那几天之后，跟R医生说：“我再也不做化疗了。”她说：“你放疗效果很好，但化疗也很重要，至少还要再做一次。”
我说：“我身体受不了，最多再做一次，绝对不多做了。”
我对化疗的抗拒，荣荣很快就通过我老婆知道了，她便借此来劝说我，说日本那边的免疫疗法特别好，不仅疗效显著，而且不需要放、化疗，“不用承受无谓的痛苦就能把癌症治好，何乐而不为？”她还强调，董青那个医疗服务平台是日本大使馆官网推荐的、具有“身元保证资质”的机构，由它给我们提供在东京医疗相关的服务，可以绝对放心。
“身元担保资质”其实是一个日本官方性质的牌照。日本政府规定，想要去日本看病，必须提供一份由具有“身元担保资质”的机构开具的“身元保证书”。据网上查证，想要获得这种担保资质牌照并不容易，要由日本经济产业省和外务省联合审批，审核还挺严苛。
一番了解后，老婆显然是动心了，开始顺着荣荣的话一起劝我。荣荣还再三跟我强调，日本治疗的费用比国内还要便宜，且不由她个人出钱，而是由公司出钱。
两人一唱一和一周后，我终于被说服了。处在待孕的关键时刻的荣荣不宜太操心，她立即把我老婆和董青拉了一个群，开始着手办医疗签证：“你们去办吧，我负责出钱就是了。”
老婆做事情一向雷厉风行，加上疫情之下赴日治疗的病人比以往少得多，董青生意惨淡，对我这一单自是非常重视，荣荣在费用方面有求必应，大家办起事情来效率自不用说。
11月28日，重庆领事馆通知老婆：签证下来了，可以到成都去取，也可以快递过来。接到电话的时候，老婆正陪我在离医院不远的江边散步，那天天气特别好，我们心情也特别好。
然而好事多磨，回到病房翻看手机，突然跳出一条新闻：因奥密克戎肆虐，日本宣布将从12月开始封国。老婆赶紧跟重庆领事馆联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显然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等事情，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最后只能告诉我们，保险起见，还是到时候重新走一遍流程吧——因为我们不能立即出发，而签证只管3个月。
3
12月10日，在做完2次化疗和33次放疗之后，我出院了。我已经感觉不到身体的丝毫异样，平躺着侧躺着都能睡，上下楼梯和走医院里的陡坡，甚至比健康人都要轻松。
临走前，我问R医生饮食方面有什么忌讳，她说没有，但严禁抽烟喝酒。我又问运动方面有什么忌讳，她说没有，但不要过度。最后，她跟我说：“你的一切指标都非常好，接下来只需要做免疫治疗，就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出国做也行，在这里做也行，都一样。”
大约又过了10天，签证又下来了，这时荣荣已在东京为我们租好了房子，房子在银座，寸土寸金的地方。和老婆商量了下，决定过完元旦就走，正说着，董青发来消息，要求我立即在国内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把结果发给她，日本医生要看。
我马上拿出手机挂号，却发现最近3天都没有R医生的门诊，找其他医生又觉得不太合适，于是干脆挂了C医院的号。C医院设备不差，但水平有限，照出我肝上有阴影，但又判断不出是什么，就在报告上注明“癌细胞疑似肝转移”，并打了一连串的问号以示疑问。
我当时也没在意，想着自己身体好好的，不可能有肝转移，再说，反正也要交给日本的医生，到时听医生的就是了，没必要想太多。
把检查报告全部发给董青后，我就忙着参加各种告别活动。期间，老婆有意无意地跟我提起，说这次去我们也要带点钱，不能真让荣荣一人承担全部费用。我说那是当然。过了几天，老婆又很郑重地说起带钱的事，我感觉有一点异样，但也没多想，仍说那是当然，只是多问了句：“你打算带多少钱？”
老婆说家里还有30万现金，“我们全带上”。我说行，我们在日本最多只能待3个月，这些钱应该够了，而且我手机里也带着几万块钱呢。
过完元旦，1月4日，我和老婆乘车前往重庆。当天在日本领事馆指定的莱佛士医院做完核酸，5日拿到检测报告后就飞往沈阳——当时国内只保留了部分国际航班空港，重庆已无法直飞东京了。
东京大雪（作者供图）
一路上的艰难困苦无需多说。1月6日中午，我们有惊无险地抵达东京成田机场时，已是疲惫不堪，等到走完一切流程办好所有手续出了机场，已经下午4点过。此时，空中飘着鹅毛大雪，地上白茫茫一片。后来才知道，这是东京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
董青公司的小戴跟合作的司机开车来接我们。因为下雪，车开得很慢，到银座时天已经黑了。荣荣租的房间是一个大开间，干净得很，租金合人民币每月1万元以上。家具都是荣荣新买的，尚未拆封，沙发床、桌子、柜子和各种收纳箱，全是宜家的风格，需要自己动手组装，就像未来2个多月的生活，我们需要自己去面对——那时我们刚知道，在我们来之前，荣荣已经回国待产去了，此时正在上海的宾馆里隔离着呢。
我们在东京宿舍附近的街景（作者供图）
收拾好房间，老婆给我说了实话——之前她跟我说得带钱来并非无的放矢，董青认为这次治疗费用会很高，荣荣一个人出钱不合适，劝荣荣让我们也出一部分钱。荣荣接受了她的意见，大概怕我因此不来了，就转达给我老婆。老婆也怕我心疼钱，所以也没跟我说实话。
我听后埋怨老婆：“你该跟我说实话的，这不只是钱的问题，也涉及知情权。之前虽然我们也打算花一部分钱，但至少名义上是荣荣承担全部费用。与董青那边的合同和费用，我们都不好过问，如果名义上是荣荣和我们一起出钱，那么我们就可以要求事先了解合同及费用这些事情，而不是两眼一抹黑地就过来了。”
老婆叹了口气，并未多言。我也知道，既然都来了，只能好好应对。
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外国人入境需要下载一个软件，然后居家隔离14天。这14天中，每天需要通过软件报告身体状况，工作人员偶尔也会通过软件抽查你的位置信息——不过总的来说，主要还是靠自觉，平时下楼去便利店买东西或者去餐馆吃饭，都是允许的。
董青认为我们前来看病，属于日本政府可以理解的“特例”，所以第二天就安排人开车接我们去医院了。说是医院，其实是位于东京都港区白金台的一家私人诊所，名叫“東京CAクリニック（CA诊所治疗）”。
诊所最外面有一处小小的等候区，窗台上摆放着两本杂志，都翻开到了登有诊所主人木村修院长采访内容的那一页。我很熟悉这种套路，当时就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不过想着，既来之则安之，也就努力让自己释然了。
很快，董青到了，一个40来岁的天津女人，人高马大，虎背熊腰，笑容可掬，满面春风，一见面就嘘寒问暖，殷勤备至，让人感觉特别舒服。她把我们带入木村院长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4个人在里面就已经非常拥挤了。
木村院长慈眉善目，温文尔雅，举手投足间无不透着礼貌和尊重，一看就让人特别踏实。通过董青的翻译，木村给我们讲了大约20分钟的治疗方案，但对我讲述的在国内治疗的情况没有丝毫兴趣。最后，我签了他出具的治疗告知书，治疗方案里没有任何与射线及放射治疗有关的内容。
木村院长口头提到：根据你在中国的检查报告，癌细胞有可能出现了肝转移，但只是可能，目前不能确定，所以我们会安排你去专业的医院进行复查，若确实有转移，则可能会进行放射治疗；未转移的话，当然就不考虑了。
随后，董青带我们到诊室，护士给验了血。仅谈话和验血这两项，诊所收费33万日元，按当时的汇率，约合人民币1.7万，我心想，够贵的。
第二天做的树状细胞疗法的“成分采血”，折腾了1个多小时，收费430万日元——老实说，要是知道治疗费用如此宏大，我是断然不会来日本的。接下来基本上是例行公事的治疗，一周两次去诊所，主要是输液，输免疫药和抗癌药，每次10多万到100多万日元不等，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
在我治病的这些日子里，老婆拍了些素材发在了一个短视频平台上，原本只是想记录下这段特别的生活，结果因此结识了另外两名同样从国内来日本治疗癌症的病友家属。她们一位叫陈明，自己是患者，由在日本的姐姐帮着办的“永居”，来了很久了，因为享有日本的医保，在大医院治疗花费很便宜，治疗效果相当显著；另一位叫秦月，陪老公来治疗，她家在国内做能源生意，经济条件很好，这边的朋友给介绍了著名的友明医院，据她说治疗效果不错，遂和老公决定在医院附近买套房子长期住下来了。
由于我们只是短期治疗，前期老婆并未和她们多聊治疗细节，只是互相分享日常，打气加油。那段时间，日本疫情严重，东京每天新增阳性都在1万人以上，我们除了治疗、吃饭、买东西之外，平时很少出门，好在有这两位朋友在手机上的陪伴，日子倒也不寂寞。
4
不知不觉就到了1月21日。
这一天，木村院长表示目前为止治疗顺利，他将安排我去江户川医院做关于癌细胞肝转移的检查，以确定接下来的治疗步骤。
我跟木村无法直接沟通，一切都得通过董青翻译。我跟她说，这么长时间了，我身体没有丝毫异样，肯定没有肝转移，无需检查。董青则转告木村的意见：还是检查下稳妥。
回去的路上，我们又说起这个话题。董青说如果真的没有转移那最好，你就不用多花钱了；但如果确实有转移，该治也得治，“如果不进行肝部放射线治疗，你的病将无可救药”。
见我仍有疑虑，董青便跟我讲起她的情怀——她父亲就是因为癌症去世的，感念于此，她对癌症病人的救治有一种执念，其中的感情，是亲人一般的，让我一定要相信她。见她说得如此诚恳，我也就不再坚持，心想等检查出没有转移，大家都踏实。
江户川医院的部分建筑（作者配图）
随后的几天，董青陪我去江户川医院做了各项检查。江户川医院在东京的江户川区，是一所很有意思的医院——它的每一扇门与窗都有挂画、海报或是涂鸦，天花板和墙壁上画满了漫画作品，厕所和治疗室都装修奇特，甚至连医院平面图都做成藏宝地图，这一切，无不让人感觉非常放松。医院内外还特意饲养了鸵鸟、蜥蜴、蛇以及各种小鸟和观赏鱼，更令人乐而忘返。我很欣赏这家医院的不拘一格，但对于检查，只当作是例行公事，毫无压力。
然而，我最不希望的事还是发生了——1月28日，去CA诊所治疗时，木村院长告知，江户川医院确定我存在肝转移，需要做射线治疗。他继而安慰我说，癌细胞转移属于正常现象，不用太担心，而且这也不影响我们的免疫治疗，只是要多几天时间用来做射线治疗而已。
回家的路上，我问董青射线治疗的确切费用，她说需要400万日元左右。我说这笔钱太多了，得想办法筹措，需要点时间。董青说她也许能想办法帮着减少一些——之前日本医院对外国人收费是本国人的2倍，最近才改为3倍，如果能钻个空子，给我按照以前的价格来算，就能减少一大笔支出。我们一再对她表示感谢。
当天晚上，董青告诉我们，她已经想办法给我争取到了按照日本人的2倍付医疗费，总费用是311万日元。另外，我们还需支付25%的服务费，即77.75万日元，还有江户川医院的检查费用16万日元。所有费用加起来，总计404万多日元，合人民币20多万。随后，她给了我们一个银行账户，要求把钱打在那里面。
1月31日，我和老婆在日本东京度过了一个永生难忘的除夕夜——治疗到这时，我们俩手机里的金额已所剩不多，根本不够支付这笔费用，实在没办法，我硬着头皮给我姐打电话借钱，我姐二话没说就把钱转了过来。
就在我们以为这一段花钱如流水的日子将暂告一段落的时候，2月3日晚，董青又给我老婆发消息，说江户川医院的黑崎主任联系了她，我肝转移的肿瘤比先前预计的更严重，需要调整方案——总而言之，就是治疗费用可能会增加。
老婆表示很为难，请她无论如何跟院方通融一下，董青说她会尽力。
第二天上午，董青说有事来不了，是她公司的员工开车来接的我们。陪我们在诊所的只有小戴一个人，木村院长满面春风，告诉我昨晚黑崎主任等人经过再三研判，最终确认我肝上的“恶性肿瘤”其实是个良性血管瘤，所以“癌细胞肝转移”不存在：“所以，我们的治疗时间要缩短了。”
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我老婆立即在微信上向荣荣报喜，小戴也马上向董青报喜。小戴在手机上操弄了一会儿，跟我们说：不好意思，董总让我下楼去一下，我很快就回来。然后人就走了，只留下我和老婆在诊室里。
按照之前董青对我们的承诺，我们在医院的时候，他们永远都会有至少一个人陪在左右，以方便翻译。之前他们一直照此规矩严格执行，从没有单独把我们留在诊所让我们无法和医护人员交流，唯有这一次是例外。
大约10分钟后，小戴一个人回来了。又过了几分钟，董青也进来了，脸上的笑容肉眼可见的生硬。她说她刚去了木村院长的办公室，院长问“刘是不是天生自带好运的体质？”
我老婆很高兴地问董青：“这样就不用做射线了对吧？”
董青说：“刚才我问木村院长了，还是要做——当然，不扫描肝了，扫描肺部。这是为了你们好。”
我暗暗有点不爽，也觉得有些蹊跷。很快，木村院长又来了，说明天（周六）开始做射线治疗，下周一到周四再连续做4天，12号开始进入免疫治疗阶段。
回去的路上，董青一再对我说，必须进行肺部放射线治疗，否则会严重影响免疫治疗的效果。虽然此时我已是疑虑重重，但因为语言不通，无法与医生沟通，同时也担心董青所说的严重后果，为配合整体治疗，终究还是选择了隐忍。
作者在江户川医院放射线治疗等候区（作者供图）
接下来的一周，我在江户川医院做了5次“托姆刀放射线治疗”。在此期间，我先是左胸异常疼痛，继而右胸也开始痛。董青再三安慰说没关系，射线会有一些副作用，但都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好。
放射线治疗之后，又回到CA诊所按部就班地输液，这样到了3月5日，整个治疗终于宣告结束。董青高兴地对我说：“你的病已经彻底治好了。”
她这话说得随便，我的疼痛也并未消失，便问她：“都没拍片检查，就能确定治好了？”
她说：“检查又得花钱，何必呢？你放心，肯定治好了。”
我当然愿意相信病好了，但仍无法消除疑虑。见状，木村院长再三叮嘱，免疫疗法见效有个过程，回国之后不要急，要等两个月之后再去医院复查。
回国之前，在我们不断地催促下，董青于3月10日将治疗明细单给了我老婆，总花费1600多万日元。老婆发现，射线治疗的311万日元费用，明细单上只有董青公司的请款单，而江户川医院没有出具发票，甚至没有任何证明票据。董青的解释语焉不详，说“就是这样”。
就此，算上日常、交通等花费，我这趟治病的花费超过了人民币100万，荣荣给我们付了60万，我们付了55万。我对妻子说：“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她只说，只要治得好，就都值得。
出国这3个月，儿子一直寄住在他外婆那儿。虽然我们一直没告诉儿子实情，但孩子大了，多少能猜出一点。临回国前，我给他打电话问：“爸爸妈妈快要回来了，你想要什么礼物？”他只回：“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们回来就好。”
5
回国之后，我的身体状况总的来说并不比走之前更好，甚至还多了一分疼痛。但没有了在异国他乡的茫然无措，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好，也相信自己很快就能战胜病魔。
我们再一次管董青索要在东京每一次治疗的用药名称和剂量，她最后总算是发给了我。出于某种本能的反感，我没有再跟她多聊。我老婆和陈明、秦月两位保持着联系，想到董青的拖延，便把我用药的情况跟她们二位做了沟通。陈明久病成医，细问了一下我先前的治疗情况，听完后，说我的治疗方案“完全不符合日本的主流”。
这话说得不算委婉，我听了后隐隐不安起来。
纵然有千般疑惧，我还是吃着木村院长开的药，遵照他的要求，五一假期结束才去A医院复查。结果令我大失所望——病情并无好转，在日本做射线治疗所造成的胸痛仍未消失。R医生当即就给我办了住院手续，让我接受正规的免疫治疗。
木村院长给我开了两种口服药——一种是环磷酰胺，每天一粒，一种是乐伐替尼，每7天服5粒，8900日元一粒，约合近500元人民币——董青告诉我是专门针对我的靶向药，“国内没有，只有日本才买得到”。见过R医生后我才知道，这药国内不仅有，而且还进了医保目录，每粒只需110元不到。但可笑的是，这药是针对肝癌的，而我得的是肺癌，所以R医生立即让我把药停了。
至此，我们已经忍无可忍，老婆便开始到社交平台上吐槽“董董医疗服务平台”是如何的不专业，董青是如何坑人。
这篇帖子很快在日本华人医疗中介圈中传播开来，网友们义愤填膺，纷纷谴责董青和她的公司，随即有行家指出：“董青肯定黑钱了，因为在江户川医院做5次托姆刀射线治疗，即使用药按照最大的剂量，200万日元也顶天了，绝对不可能需要400多万。”
后来与一位在日医疗中介的交流中，我才得知有国内的患者通过中介去江户川医院做托姆刀射线治疗，同样5次射线，只花费了125万日元。我们意识到，不仅射线并不需要做，就算做，我们也被董青他们狠狠地宰了一大笔——那5次放射线治疗哪是什么托姆刀，分明就是董青他们举在手里的鬼头刀。
我和老婆决定跨国维权。
荣荣此时忙于家庭和公司事务，没精力关心此事，我们便单独行动了。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我们首先联系上了江户川医院，院方还算负责任，用了两周的时间，给我们出具了详尽的官方调查报告。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江户川医院并未做出任何关于“肝转移”的结论。报告明确说明：“在本院做了计划定位CT之后，发现患者肝脏并不是肿瘤转移，而是血管瘤。2月2日本院黑崎医生通过电话直接向东京CA诊所木村医生传达了此事。当然，血管瘤不适合实施放射线治疗。”
也就是说，2月2日江户川医院已明确告知木村及董青方面，我所谓的“肝转移”根本不存在，但董青仍于2月3日晚间联系我老婆，说黑崎主任刚刚致电她，表示想增加我的射线量或照射次数——也就是想方设法要加钱。
然而即使这次加钱未果，董青仍勾结CA诊所向江户川医院申请对我肺部进行了5次放射性治疗，并以江户川医院的名义，向我收取了总计404万日元（4047750日元）的费用。而江户川医院的调查报告显示，他们实际收取的费用只有71万日元（712170日元），包括核酸检测，核磁共振，定位CT，门诊费以及5次放射线治疗的费用。
报告并指出：“高出部分的金额，江户川医院并不知情，请咨询‘董董医疗服务平台’。”
不久之前，又有受害者的家属联系我，揭露董青招摇撞骗的事实——她将其患癌亲人骗到日本治疗，收取天价费用之后，却令患者因延误治疗而不幸去世。
董青居住在东京港区高轮台，据她亲口对我所说，她买的是全日本最贵的公寓，每平米20万人民币以上，日常开的车是一辆保时捷。当时我们觉得她是女强人，现在才知道，她的每一枚硬币，都沾满了癌症患者的鲜血。她的整个财富大厦，不知道是多少癌症患者的尸骨堆积而成。
但纵使知道她行为不端，律师也只能劝我们说：“如果想要告董青，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又是跨国，比较繁琐……”
荣荣今年夏初生完孩子回到东京，对于董青的行径异常愤怒，奈何董青只是一味耍无赖，荣荣暂时也拿她没办法，只能等候律师的进一步行动。我总是相信路是人走出来的，董青现在固然可以躲在日本当个缩头乌龟，暂时躲过应有的惩罚，但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如今，我继续在A医院做免疫治疗，恢复情况非常理想，R医生说病情基本可控，“你这么治着就行，会越来越好”。我便一边治疗，一边在积极进行跨国维权行动。
最后，我总结了一些赴日求医的注意事项，希望读者诸君永远不会需要它，但是当身边有人需要的时候，不至于茫然无措——
决定赴日之前，一定要先选择大型综合医院（日本称之为“大医院”）做远程问诊，拿到治疗方案后，跟国内的治疗方案进行对比，最后再决定是否需要出国。日本医疗机构未必强于国内的知名三甲医院，虽有其先进之处，但在收费上对外国人并不友好，如果不是家庭特别富裕，或者买了覆盖海外医疗的保险，不建议赴日治疗。
若选择赴日看病，首先要选择一家“大医院”作为主治医院，既能保证医疗水准，也方便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千万不要去小诊所，很多都是坑人的。
如果选择中介机构提供服务，请一定对其做充分的背景调查，不要完全迷信日本使馆官网上对具有“身元保证资质机构”的背书。另外，要仔细检查医疗费与中介费，数据必须清晰。医疗费即使中介代付代缴，也要管医院要领收书。
把这些写出来，是为了警示所有治病心切的病友和家属们，出国治病，请务必小心，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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