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583）

 

在人间｜女教师猝死事件背后的网课爆破手

Original 人间君 在人间living 2022-11-07 00:47 Posted on 北京

 

 

 

撰文｜谢婵 许雯  编辑｜马可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独居的高中老师刘韩博在周五晚上的网课之后消失。两天后，她被发现猝死于家中。

 

此时，她所在的河南省新郑市已经静默了一个月。刘韩博班上一名学生回忆，最新一轮网课是从十月一日国庆假期开始的。刘老师的女儿曾经同样就读于这所高中，她于2020年参加高考，去往外地念书，最近三年，她观察到，妈妈有超过2/5的时间都在家里上网课。

 

刘韩博生前的最后一堂历史课以混乱和无序告终，骂脏话、玩梗、放哀乐的陌生年轻人冲进了网课课堂里，大吵大闹，一度让网课无法继续。刘老师的课代表告诉凤凰网「在人间」，这样的情况自新一轮网课以来发生过两三次，历史老师讲课的时候每个班是分开上课的，每周晚上会有一堂测验课，是四个班的同学一起参加，而这样的网课入侵，每一次都是发生在四个班一起上测验课的时候。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刘老师的猝死和网课爆破手有直接关系。但这起悲剧暴露出来的，是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存在令人绝望的无序角落。

 

 

 

最后一堂历史课在10月28日，周五晚上。

 

测验课，四个班的学生在线上会议室里。在河南，周五晚上上课并不是稀奇事，

学生们的课被排在周五晚上、周六和周日，每隔两周，他们会得到接近一天的假期。

 

课刚刚开始的时候，刘韩博正在和学生们确认今晚的测验和作业内容，那时，一个顶着“梦泪”头像的人就已经在会议室里了，这位王者荣耀职业选手同时也是一个网络热梗，在诸如此类的网课入侵现场，入侵者们往往使用“梦泪”有关的图片和视频。

 

 

■ “梦泪”在会议室打字“你瞅啥”。

 

 

 

■ 入侵者多顶着梦泪、蔡徐坤、丁真等人的头像进入网。他们进入网课之后开麦播放一首被称为“梦泪战歌”的歌。

 

班上的一名男生回忆，当天晚上进来捣乱的人用了一些很难听的话骂了刘韩博，“我平时和朋友开玩笑都没骂过那么脏的话”。会议室里不断有人进来，持续播放音乐和发出辱骂。

 

另一名同学记得，为了让刘老师安心上课，课程中间还进来过一个老师专门帮忙维护会议室里的秩序，但也没能起到什么作用。他提出让刘韩博把会议主持人转给自己，入侵者们转头开始骂这位老师。在此期间，几位入侵者还相互打了招呼，“同行牛逼”，并提醒对方继续播放“战歌”。后来，他们还尝试过换会议室，但入侵者依然会跟随全班人一起转移到新会议室里来。

 

刘韩博班上的一位学生觉察到，刘韩博起初非常生气，但渐渐转为无奈。由于是测验课，那天晚上，学生们继续做完了测验，直到九点过后正常下课。另一名学生回忆，课后，刘韩博挑了一些学号的学生把作业发到群里，还回复了其中一个学生，提醒他名字没有写。

 

这是学生们最后一次联系到刘老师。之后的周六和周日，刘老师都没有出现在课堂上，30日下午，一名校领导在微信群里通知，“批评A10班历史课刘韩博老师缺课”。

 

刘老师丈夫陈明最后一次联系刘老师是28号中午，他和妻子通过视频电话。他在郑州市工作，平时一周回家两天，但这个周末，他没有回家。

 

29日中午，陈明再次拨打了妻子的电话，但没有人接听，起初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猜想她可能在上课。女儿说，平时家人给妈妈打电话，超过五秒没有人接听就会挂掉，实在特别怕打扰她工作。直到30日凌晨六点，陈明特意挑了一个休息的时间打电话过去，依然没有人接听，他才意识到妻子也许出事了。

 

校方同事的电话也是这个时候打来的，他们想问陈明刘老师为什么两天都没有上课。陈明赶快联系了物业上门查看，发现妻子猝死在家中。

 

消失的两天里，刘韩博的手机上不断有学生发来消息，“老师，明天早读的内容是什么”。

 

 

 

年轻的双胞胎姐妹在这个十月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姐妹俩分别从杭州和上海赶回老家奔丧，郑州疫情严重，她们先是遇到机场封控，后又在家门口等了居委会的证明，才得以进入家中。

 

姐姐今年上大三，出事后，她进入妈妈的班群里试图还原母亲生命最后的一堂课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在网上发帖、联系媒体，直到这件事在11月2日清晨终于引起舆论的关注。最近每天晚上，她都是在卧室里陪着陈明，看着爸爸睡着才敢起身回自己的房间。

 

妹妹稍微小一点，大多数时候，她哭、发呆，还有内疚，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关注到母亲的情绪。这是一个多地分居的家庭，平日里，大家靠微信家庭群沟通。

 

刘韩博常报喜不报忧，小女儿说，妈妈平时不怎么喜欢出门玩，大多数是在家看看手机看看书，喜欢在家庭群里转发一些公众号文章，也不怎么引起话题。

 

刘韩博是那种上网并不太灵敏的人。小女儿记得，暑假在家时，妈妈给学生上网课，还经常问她问题。在几次遭遇网课爆破的时候，都有多名学生给刘韩博发私信，有人提出可以把会议主持人转给自己，把捣乱的人踢出去，有人提出可以开在线课堂之后全员静音，但刘韩博也许是不熟悉操作，并没有进行后续操作。

 

陈明那天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的厨具都是干的，他猜想，妻子可能自己在家没有怎么好好吃过饭。大女儿提到，刘韩博除了备课上课之外，家里还有四个老人要照顾。

 

校领导在工作群里匆匆通报了刘韩博去世的消息，消息的结尾是“大家工作中多注意身体，生命是很脆弱的”。

 

刘韩博的学生们是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下午听说这个消息的，之后的历史课就换了新老师，这些刚刚高一的学生尚未经历过人生复杂事件，最常见的反应是愧疚和怀念。历史课代表是一个小姑娘，她感到后悔，在那些被捣乱的课堂上，她曾经想过要开麦与那些人对峙，但她犹豫了好几次，也顾虑着别班的同学和老师在场，始终没有鼓起勇气出来说话。事发之后，也曾有人在网上断言，是老师自己心理素质差，开不起玩笑。班上的同学集中起来，在网上和所有类似的言论吵架，想要为自己的老师讨一个公道。

 

在不同学生的转述里，刘韩博“温和、平易近人、不会给学生太大压力”，一位男生记得，自己有一次迟到了站在教室门口，其他老师都是直接走过去，只有刘韩博看见之后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了，还说了几句话。

 

 

 

11月2日下午5时许，新郑市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10月28日，新郑市第三中学教师刘韩博在家上完网课后意外离世。经公安机关调查反馈，排除刑事案件可能。针对网传刘韩博老师遭遇网暴事件，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调查结果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陈明和两个女儿起初都没有将刘韩博的死与这堂课联系起来，在他们的印象里，刘韩博身体非常好，感冒发烧都非常少。

 

直到一天后有同学发了网课的录屏视频。陈明才想起来，这并不是刘韩博课堂上第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十月份他在家休息，也遇上过这一幕。21号那天，上课的会议室里突然传出来几首诸如《阳光彩虹小白马》之类节奏感很强的歌曲，与此同时，“梦之泪伤”霸占了共享屏幕，打下一句“你瞅啥，我是梦泪，感谢发来的会议号”，并不断往屏幕上投屏表情包。

 

刘韩博起初并没有较真，只是问这是谁，还提醒对方声音外放出来了，在几首歌切换播放的间隙里，刘韩博还继续给学生们确认要写的内容在第几页。

 

之后的十来分钟里，“梦之泪伤”不断往投屏上写字，有学生提醒刘韩博，要把捣乱的同学踢出去，但刘韩博似乎不太熟悉操作，“我给你们一张一张拍照，找出他在哪个位置”。

 

陈明那天也听见妻子的课堂屏幕里传来脏话，“骂得特别难听，也有一些涉黄的内容”，连他听了都特别气愤、特别难过，他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学生。那天的混乱持续了五六分钟，最后，是他强迫妻子不要再上课了，“这课没法上下去”。

 

但在当时，陈明以为只是偶发情况，他安慰妻子了几句，说网课有百十个学生，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可能也是正常的。

 

在网络上，类似的网课入侵事件并不在少数。

 

高三学生小离今年9月经历过一次网课入侵。那天正在上课，会议室里突然冲进来一群人开始喊麦，“喊的是老师你好，我们是什么网课入侵队之类的”，小离当时是联席主持人，他踢了一些人出去，但后来进会议室的人越来越多，一度进来二十多个陌生人，头像几乎都是丁真、猪猪侠、蔡徐坤和梦泪。

 

起初，喊麦的内容还能听清，后来人多了，有人播放蔡徐坤的歌曲，有人播放梦泪的介绍，各种声音和口音混杂在一起，五十多岁的男老师什么也做不了，只是喊话让那些人出去，不要打扰高三学生上课。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二十分钟，直到他们决定解散会议。

 

高中老师宁歆和同事的课堂在今年经常经历被外来者入侵的情况。在不了解网络亚文化的她眼里，外来者进入会议室，发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弹幕，开麦说了一些“对大家不敬”的话。

 

宁歆的故事是另外一个值得庆幸的版本。在网课入侵事件发生之后，学校及时反应，对老师们做了培训，老师们因此得知，只要权限不开，参会者就不能共享屏幕或是在屏幕上乱涂乱画。如果入侵者发弹幕或是开麦，她可以禁言并把入侵者踢出去，或者干脆换会议号。因为不愿意耽误学生上课，这也是大多数老师在面临网课入侵时能做出的最大反应。

 

当得知“泄露会议号的可能是班上的学生”时，宁歆表现得很平静。她说，老师这份工作，就是良心上对得起孩子，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自己这份职业，但是最后结果怎么样，不是她能控制的。但学生们也会提醒老师，那是外面进来捣乱的人，不是我们班的同学。

 

另一名大学老师丁蕾一开始就知道，泄露会议号的可能是班上的学生。她的同事遭遇了网课入侵，入侵者开了麦后，使用了一些技术手段导致老师无法关麦，她只能听着对方一边说脏话一边辱骂老师“别说屁话”“你狗叫什么”。

 

上报后，学校也进行了处理，并通知了所有老师。丁蕾认为，学校注重老师的信息化素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丁蕾供职的学校在疫情还未开始时，就培养老师们网上上课的能力，包括腾讯会议、QQ课堂，请平台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做讲解和培训等等。她说，经历过“网课入侵”后，老师们反而知道了还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人存在应该怎么去处理，采用什么手段。

 

 

 

到底该如何理解这些爆破行为呢？

 

刘韩博的学生们今年高一，几乎人手一部手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对这些符号和网络流行梗不陌生，他们能清晰地解释“梦泪”是谁，其中的一些人，也从B站、抖音等平台看过网课入侵视频。

 

入侵也叫爆破，爆破手们有一些可以被总结的特征，在会议室里，他们最常用的头像和昵称跟梦泪、丁真、蔡徐坤有关。在不同的阶段，这些网络流行符号对于使用者而言充满反叛意味，但反叛的理由却不一定正当。

 

在刘老师的遭遇被曝光之后，寻找爆破手成为了一件困难的事情。短短两日之内，不同的爆破片段在短视频平台上消失。一位爆破手在账号消失之前给自己打广告：免费爆破，还分享了几段战绩。几乎每一条视频下都有几十条留言，其中有骂他的，但更多的是问他如何爆破，不少人直接在评论区发来了会议账号和密码。

 

但对于常年混迹网络的人来说，爆破并不算新鲜事物。李德金在学生时代就曾参与过贴吧爆破，长大后，他成为一名网络流行文化观察者。李德金记得，大约十年前，他喜欢呆在当时最火的李毅吧里，里面几乎都是爱上网的男性，以屌丝自居，那时候，这还算一个中性词。

 

网络爆破行为的大流行有一些重要节点可循。2013年，湖南卫视主持人杜海涛向韩国艺人下跪的动作点燃了贴吧里许多人的民族情绪，加上当时的社会氛围对中性或女性化形象艺人的抵触，有人提议要去爆了权志龙和杜海涛的贴吧。

 

时隔多年，他抽离出来再看这件事，只觉得荒诞和好笑，“我对权志龙有什么感情吗？我根本不太确定这个人到底是谁。我恨他吗？其实我也不是很恨”，但在当时火热的在YY群聊里，有人一声令下，“今晚九点爆吧”，这件事就“好像打仗一样”，一群人真的出动去爆了贴吧。同时期较为轰动的事件还有“帝吧出征”。

 

贴吧入侵只是网络入侵的第一个阶段。2017年前后，斗鱼和虎牙等直播平台的兴起，一个叫李赣的主播发明了一种名为“查房”的玩法，这和网课入侵在形式上有某种相似性。李赣号召自己的粉丝在某个集中的时间涌进其他主播的房间（通常都是女主播）疯狂发弹幕。

 

李德金说，这些粉丝们喜欢看其他主播错愕的表情，“查房本质上还是迎合了男性网友那种好奇心和猎奇心，比如说进去之后对人家指指点点，评价几句，说兄弟们给我发什么东西，弹幕就一直滚一直滚，对面的女主播就会表现得非常惊讶，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本质上还是以打扰别人为主要目的”。

 

看直播的青少年到底从这些直播中得到了什么，是一件难以量化的事情。但模仿和复制的威力，李德金至今还记得，他原本是广东人，但在沉迷直播的那几年，他一直模仿主播的四川口音，卢本伟火起来之后，整个中学的男生都在模仿卢本伟的口头禅，“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就是觉得非常好玩，玩到后期渐渐变味，形成了一种暴民的文化”。

 

果壳网主笔@游识猷在关于“模因武器”（meme weapon)的分析中，也提到它的“好复制，可变异，极适合传播”。她解释，网课入侵中出现的梗、表情包、鬼畜视频都可以算作“模因武器”（meme weapon)，可以理解为“文化里的病毒”，是一个极好的增加混乱的工具。通俗一点理解，当“我”在主流框架下打不过你（说不过你），那么“我”就把水彻底搅浑。

 

李德金分析，网课入侵本质上没有什么逻辑，平台上的爆破视频带来一些模仿效应，他打开视频平台，总是能刷到爆破的视频，线上课堂存在的漏洞本身给了学生匿名发泄的机会，对于这个年龄的青少年来说，他们能接触到的信息如此之多，价值观的建立却如此缓慢，“想要把水搅浑”的人们通常极度自洽，李德金听说过一句话，可以用来概括这些人的心理：“我恶臭但我真实，外面不是天堂，外面是地狱”，有爆破手在分享自己的爆破视频时说，“谁不想成为一个救世主呢”。

 

@游识猷讲到，“对上班打工养家的“主流人士”来说，不亲身接触的话，很容易轻视模因，觉得那是一群幼稚鬼的无聊恶作剧”，同时，“普通人在遇到模因战时，心理受到极大冲击是正常的”。

 

 

 

 

 

 

舆论关心的焦点在于，对于本身没有基础疾病的刘韩博来说，如果不是课堂爆破的出现，她也许就不会突发心梗。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金琳律师说，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证明起来会更复杂一些，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从这种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到认定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中间还需要更多的条件。

 

她认为，要证明课堂爆破和刘韩博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困难和复杂的过程。但无论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爆破手的出现本身是扰乱课堂秩序的一种行为，这个过程同时还带有侮辱性质的行为，在网络课堂的公共秩序中，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老师，也伤害了上课的同学，爆破手的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要件。如果是有人刻意提供会议号，提供会议号的人同样难逃教唆罪的罪罚。在这个事件中，如果爆破手是未满16岁的青少年，最终的定罪和处罚也许会跟正常情况下有出入。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在凤凰网《风声》栏目撰文指出，“网课爆破”，不仅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也会给教师带来巨大的身体和心理伤害，尤其当施暴者是自己所教授的学生，那就更让人心寒与震惊。他认为，对于利用“网课爆破”，侮辱教师人格名誉的行为，法律有多种应对之策：首先是民事上的赔偿；其次是行政上的处罚；最后是刑法的惩罚。

 

如果是施暴者是未成年人可以免责吗？对此，罗翔认为，首先，对于民事责任而言，小朋友的无聊与恶作剧造成了侵权后果，家长必须买单；其次，当前有大量的“网课爆破”行为背后是有组织的，据说还有人用此牟利。如果有刑事责任能力人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了侮辱、诽谤犯罪，这其实可以按照间接正犯来处理，直接追究利用者的刑事责任；再次，即便被组织者的行为没有达到犯罪程度，但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组织者还可能构成《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规定的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事情发生之后，大女儿的首要诉求是抓到爆破手，其次是希望平台担负起责任来，“不要再有‘梦泪’伤害老师了”。

 

目前，刘韩博的两个女儿，还在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在这个金色的秋天，她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母亲，新郑市第三中学的学生也再不会等来刘老师的网络历史课。

 

（文中除刘韩博、金琳、罗翔外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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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过的苦孩子：奋斗20年，才抵达别人的起点

Original 搜索下载一条 一条 2022-10-27 18:55 Posted on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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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不惑》中出生平凡的姜小果，毕业离开校园

东北作家艾苓，

在黑龙江绥化学院任教近20年。

从2017年开始，

她采访了上百个学生，

集结成新书《我教过的苦孩子》，

受到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

“他们的讲述平静、克制，毫不煽情，

但每个字都狠狠地砸在我的泪点上。”

绥化学院是一所地处偏远的二本院校，

超过30%的学生来自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家庭，

担负着改变全家人命运的使命。

出了校园才发现，

面对学历贬值、就业困难，

他们是最脆弱的一群人。

一条专访了艾苓，

聊了聊这群最难实现阶层跃迁的年轻人们，

横跨二十年的变化。

以下是她的讲述。

自述：艾苓

编辑：鲁雨涵

责编：倪楚娇

 

我经常说，绥化学院是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

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在帮孩子选择院校的时候，可能都会略过绥化学院。

所以来绥化学院的学生，往往是没有选择的人：高考分数线刚刚能上二本，选择大城市的学校很有可能滑档，但家里的经济情况又支撑不了他们再复读，他们就只好来这里，好歹还是个二本院校。

在绥化学院，贫困生占到了超过30%的比例。在我教过的学生里，50%左右的学生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有人到毕业都没有拿到毕业证，因为学费没交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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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苓坚持在各类出席的场合宣传母校

在社会上，他们又是隐形的。

大家关注的是寒门贵子，考入北大清华，一下子就成为大家瞩目的对象。毕业之后，名校就成了他求职的一个标签，他就很容易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实现鱼跃龙门。

但那些寒门贵子只是贫困生中极少数的人。更多的贫困生是集中在二本院校，特别是我们这类的边远省份的二本院校中。研究贫困生这个群体，神经末梢更有代表性。

我毕业于绥化学院的前身——绥化师范专科学校。2005年又回到这里任教，在这里度过了近20年。

我从2016年开始了研究，最早在我的QQ空间和微博上发布了一个调查问卷，后来调查逐渐扩大，请学校团委的老师帮我发放问卷，动员身边的同事帮我寻找贫困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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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苓和她的学生

最后书里面一共呈现了56个学生的故事，按毕业时间划分成了2000年-2010年和2011年-2020年两个阶段。

为什么选择2000年作为走访的第一届学生，有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1999年大学扩招，2000年取消了工作分配制度。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教育内卷就开始于2000年。

这两个政策对绥化学院的贫困学生影响是最大的。

光是考入绥化学院，他们已经拼尽全力。但是进入社会之后，学历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家庭又无法给他们的未来提供帮助。那么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这是我想研究和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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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伙人中》90年代的大学课堂

绥化位于黑龙江的中部，距离哈尔滨大概100公里，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我经常想象我的学生来绥化报道的场景，没有高铁，只能坐绿皮火车，走下绿皮火车的铁台阶，拉着行李箱经过水泥天桥，走在凸凹不平的地面砖上，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每年开学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些新生心不甘情不愿的。他们觉得自己是高考的失意者，抱怨学校，抱怨环境，甚至到了学校就跟家长说想重读，这种心态会持续一段时间。1985年我入校的时候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新生入学后，我总会和他们说：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藏书有限，但你一辈子都读不完。学校给你提供的是成长的平台，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抱怨，而是抓紧时间成长，要不然又会被人家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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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绥化师范专科学校的校门，艾苓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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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化学院汇文楼，也是艾苓工作的地方

最近几年，绥化学院的定位是应用型大学。因为名气不够，所以我们更注重应用教育，希望学生们至少能靠技术找到对口的岗位。

毕业之后，大多数贫困生会选择找份稳定的工作，或者在离家近的地方考一个公务员。为了帮助这些学生，文学院专门开了一门“申论写作课”，我讲了好几年，教他们考公务员时该怎么答申论试题。

2014年之后，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第一批学生进来了。他们往往很早就接触互联网，敢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毕业后的目标都是去省会以上的大城市，互联网大厂，做新媒体运营。

他们需要的不是文学写作，也不是申论写作，需要的是文案写作，我给他们讲的是“新媒体文案写作”。

即便如此，有些贫困生从绥化学院出来，还是要从非常基层做起。有人卖过服装，有人卖过保险，参加婚礼的时候，我见到我的学生在做司仪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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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苓的一位贫困学生，上学期间曾去做支教老师，培养出了七八位大学生

跟别人不一样，他们需要摸爬滚打一段时间，偶然抓住一个机遇，才可能闯出来。

有一位2007届的计算机学院毕业生，他是家里的老七，上面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初中毕业后出去打工，修过铁路，当过工人，做过厨师。后来自学参加高考，上学的时候已经25岁了。

毕业之后他因为年纪大，找不到工作。最后他都放弃了，去了一家手机电池企业，打算当流水线工人。结果人事部一看他是学计算机的，正好电脑维修岗位空缺，就让他去了。他一开始也不会，遇到问题只能上网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最后成了公司的网络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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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化学院冬天的理综楼

除了学习，大多数贫困生的校园生活是很单调的。别人家的孩子有时间享受娱乐、参加社团，他们在消费上谨小慎微，业余时间考虑的都是怎么赚钱。

很多年前，我的确在绥化街头见过，在繁华的商店门口，这些孩子举着牌子求职。他们都不会发传单，因为发传单需要成本，做一个牌子成本更低。后来不一样，兼职渠道多了，可能就是在网上论坛发帖，微信群，QQ群，也有人专门做家教中介，帮找家教的人牵线。

只有两个女生在访谈的时候，谈到自己读大学期间的旅游经历，其中一个坐绿皮火车，住青年旅社，看不收门票的风景。和其他贫困生相比，她的内心明显强大很多。

她的目标是“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不能一直像蚂蚁，那太辛苦了，也不能一直做蝴蝶，她没有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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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不惑》描写了应届毕业生之间的“学历鄙视链”

我采访的学生，毕业最久的都有十几、二十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人有很大的跃升空间。但是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人大富大贵。

比如一对小夫妻，都是2010届的毕业生。男生已经是副处级干部，女生在一家事业单位。两人已经买了两套房子，一套学区房自己住，还有一套给父母住，还买了车。

有一个记者看了他们的故事，跟我说，感觉前十年毕业的学生都进入到了中产。我说不是中产，只能说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他们终于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中产应该有一个特点是“从容”，是吧？但是女生从来不敢逛街，不敢旅游，不去美容院，他们买房买车的钱都是这样硬攒下来的，你能说他们是中产吗？

这个男生的父母在他小时候就先后去世，兄弟姐妹4个人一直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是家里唯一一个上大学的。上大学期间，为了攒生活费和还助学贷款，他还要做家教、服务员，甚至收废品。

女生家里姐妹三个，她是老大，她爸爸修电器供她们三个上大学。

毕业的时候，男生考了离家较近城市的公务员。女生考研和事业单位考试都通过了，她想读研，但妹妹还在上大学，她不想给爸妈增加负担，就选择了去工作。因为穷，他们更明白需要自己奋斗，工作都特别拼。

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学会从容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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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出身贫寒的陈孝正

哪怕自己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他们还要考虑父母的养老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这就是他们不可避免的宿命。

这些贫困生大多不是独生子女。早些年扶贫助困还不那么普及的时候，家里只供得起一个孩子读书，他们上学都要先经过家庭的“筛选”，只有男孩子和成绩特别好的女孩子才有机会读书。

这些年扶贫助困确实解决了这些家庭的困难，至少女孩子不会被筛选出局。

一个广西的女孩子，她们家姐妹三个人，她是老大，在读大学，一个妹妹在读高中，另一个妹妹在读初中，三个人都在享受国家的助学金。如果没有助学金，她父母是不可能供得起三个人的。

 

当年，穷人家的教育投资就是押宝。

把家庭改变命运的机会，押在一个最聪明的孩子身上，他最有希望考大学，那好了，全家所有的资源都用在他身上。

我的爱人就是1980年代绥化学院的贫困生，典型的“凤凰男”。我们结婚几年之后，到处凑钱在县城买了一个最便宜的房子，看中它就是因为它有独立的厨房和两个卧室。

买房之后，我爱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父母和妹妹接过来住，他妹妹学技术、找工作都要我们帮忙。后来妹妹结婚搬了出去，六口之家变成五口之家，还经常有亲戚来家里住。这大概是贫困毕业生家庭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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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青春》中的招聘会现场

2010年之前毕业的同学，成长周期更长，你感觉他们的结尾基本上都是阳光明媚，至少是满怀希望的。到了2010年以后毕业的学生，你能看到更多的苦痛和挣扎。

求职，递上简历的时候，首先就要进行解释，绥化学院在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有一个2018年毕业的男孩子，财务管理专业的，面试一家上海的公司，总监翻了下他的简历，问他，你当初怎么不上一个正经点的学校？但她不知道的是，这个男孩为了上绥化学院，还复读了一年。复读费用是他爸爸在工地上扛钢管，从早晨四点干到夜里十一点攒下来的。

这种误解在后十年的学生身上更集中。大家看到的名校毕业生一届比一届多，一年比一年多。贫困毕业生没有人脉资源，没有名校光环，实现阶层跃迁的难度也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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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我们》中来自小城的见清买不起房

很多人的心态因此发生了变化。

有一个95后的女孩，上大学的时候雄心壮志，要当职业白领，月入过万，出人头地；工作没几年，就意识到自己注定平凡，能周末双休、不加班就已经很好了。混得好，就对父母好一点；混得不太好，就尽量不给父母添堵。

另一个同学认识得比较深刻。他说实现阶层的跨越，不是一代人的事儿。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我们这个阶层做到最好。

他2014年从绥化学院毕业，做了北漂，在教培机构工作。住过月租600元的地下室，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0点，每年出差200多天。虽然工作很努力，领导也重用他，但是工资的增幅赶不上房价，他越来越不可能买得起北京的房子。

直到2017年查出了糖尿病，他决定离开北京，放慢一点生活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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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笨小孩》讲述了一群在深圳的打工人努力创业的故事

自由职业、自主创业，开始被他们接受了。

放在前十年，创业更多是无奈的选择，我没有什么办法了，才自谋职业。等到后十年，就成了一种主动的选择，从大学开始做准备，毕业后短暂打工是为了成长，将来我一定要自己创业，这个意识越来越明确。

我采访的一对95后小夫妻，是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大学同学，都来自贫困家庭。男孩子特别有目标，大学就开始做个人公众号，做视频，赚的钱再买设备，计划以后开自己的新媒体工作室。

毕业之后他们每年都会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2019年的目标是存款15万元，2020年是在呼和浩特买房和开始做副业，2021年是利用副业赚钱，每一个都实现了。

今年春节我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在北漂，一边工作，一边学插画和写作。2022年春节之后，因为疫情的缘故，男生放弃了留在上海B站工作的机会，两个人义无反顾回到了他们给自己买婚房的地方——呼和浩特，成了创业者，注册了自己的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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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不惑》女主姜小果毕业离开校园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后十年毕业的学生里面，选择去北上广深的人，已经有一部分开始外流。

大城市让他们成长，但是在过程中受到的挤压，到了难以承受的时候，他们也主动选择离开。

我教过的一个女孩，当年读书的时候，她就觉得绥化挺好的，因为她来自黑龙江北部更偏远的县城。2013年毕业后，她去了深圳，她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只能做文员、文案、人力资源这类工作，一个月的收入刨除地铁和住宿，几乎不剩什么。深圳的房子和她是没有关系的，在深圳待下去，她看不到未来。

她姐姐和她说，哪怕不待在深圳，至少去哈尔滨，去省会城市。但她觉得反正要离开了，还不如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现在在绥化当辅导老师。

之前在深圳，她看到很多孕妇挤地铁，当了妈妈的同事每天中午赶回家给孩子喂奶，孩子生病就要请假，三十多岁头发就白了，她决定要当丁克。回到绥化之后，去年她就当了妈妈。

她和我说，之前的使命感压得她抬不起头，现在反而解脱了。

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原来的标题叫《重回绥化》。后来我爱人说不合适，一点悬念都没有，应该是《逃离深圳》。它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一群人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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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苓任教绥化学院后带出的第二届毕业生

我的书里面一共记录了56个学生，实际上我接触了超过200人。不仅包括贫困生，还有学生干部，特别是奖助学金的负责老师，从他们那里了解这群学生的生活。

这个群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个字：纠结。

既自尊又自卑，既希望别人了解他，又特别敏感。对别人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到他那里就是大问题。别人无心说的一句话，到他那里就受伤了。

有一个男生跟我回忆，他有次和家境很好的同学一起逛超市，他印象中有钱人都是挥霍的，怕被对方看不起，他就买了100多块的零食。结果结账时，发现对方只花了50块钱，30多块买的是洗发水和沐浴露。同学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他无言以对。

每年大一新生入学之后，都要先进行贫困生群体的认定，我作为班主任也参加过。那时的评选方式是“当众诉苦”，让学生走到讲台上，在全班面前讲述自己家庭的困难，同学和老师公开投票，根据票数确定人选和助学金的等级。

很多人在采访的过程中就和我说，他们特别排斥这种贫困生认定的方式。他们会用“家里有病人”、“遇到了天灾人祸”这样的字眼一笔带过，许多人讲着讲着就哭了。

有一个甘肃的女孩子和我说，她很反感这种评选方式。军训的时候，她和同学聊天，同学说现在的家庭，给孩子买iphone的钱还是有的。她听了就觉得，即便她把家里的事情摊开说，又有几个人能真正体会？

但是没办法，她妈妈在兰州做保洁，爸爸在内蒙古打工，供三个孩子读书。哪怕她拿个三等助学金，就可以帮爸妈省去很多烦恼，她只能硬着头皮上。

2016年之后，这种评选方式被教育部叫停了。后来的贫困生评定就更加保护个人隐私，尊重他们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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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绥化学院，有落叶的跑道

经过二十年，我采访的人大部分已经完成了和解，能够接受自己贫困生的身份，愿意跟我分享他们的经历。

一部分毕业生我没有教过，仅仅因为我是绥化学院老师，就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和我敞开了聊自己的伤痛。有一位校友带着他的妻子去客车站接我，我们去黑龙江的江边，在雨中散步。你就感觉到没有隔阂，没有栅栏，一步就跨越进去了。

但也有人还没有走出来，已经约好时间见面，半夜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自己“太痛了”，暂时不能接受采访。我也非常理解。

应该说现在书里56个故事的主人公，他们是这个群体中更有勇气的人。

我想强调一点，“躺平”基本上不属于这个群体。你父母能让你啃老，你是可以躺平的，但他们只能选择奔跑。我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都特别惊讶，总以为某个阶段他们就要被生活压垮了，最后都挺过来了。

所有人都对母校充满了感恩。也许他们还在挣扎，但如果没有读书，他们可能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教育的意义。

题图来源：《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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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网课背后的教师围城

原创 小昼 极昼工作室 2022-11-07 19:27 发表于北京

 

 

 

文 |  蔡家欣

编辑 | 王一然

 

 

失踪

对于郑州市新郑三中历史老师刘韩博来说，10月28日，或许和往常一样：没有早课，按照惯例，她早起先打扫家里卫生，然后骑上电瓶车，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闲下来的时候，她就坐在阳台看书，书桌的一角摆放两盆绿植——这张原木色的书桌，是几年前丈夫专门为她订制的。她爱极了这个角落，不仅看书办公，就连吃饭，也会一个人捧着碗，坐在这里慢悠悠地享用。

下午5点多，46岁的刘韩博拎着两袋饺子馅出门，给婆婆和娘家母亲送去。虽然住得近，刘韩博放心不下两边的老人，菜会多买两份顺道送去，隔三差五还专门跑去给老人做饭。婆婆回忆，那天刘韩博还是“跟以前一样懂事”，留她吃饭拒绝了，“你们吃吧，我得赶紧回家。”

她要赶回家上网课，晚上6点和8点，有两堂历史课。6点钟的那堂课看起来没有任何波折，很顺利地结束了。7点的间隙，她转发了一篇文章到家庭微信群——那是一个四口之家，刘韩博的丈夫在郑州工作，一对双胞胎女儿，分别在杭州和上海读大学。散落四地，微信群是这个家庭的纽带，两个女儿在里面分享校园生活，刘韩博也会将随手拍的鲜花图往里发。

 

●刘韩博网课上，入侵者在公屏上打字，扰乱课堂秩序。

平淡如水的生活，在接下来的测试课迎来转折。约8点15分，ID名为“鸡你太美”、“终极猎手梦泪”的陌生账号突然涌进刘韩博的课堂，大声播放音乐。刚开始，刘韩博似乎没搞清楚状况，一边给学生说习题，一边询问，“谁啊”，“丁真（头像）这个是谁？”

根据一段当时的网课视频，刘韩博的询问没能中止闯进课堂的陌生人。他们越来越嚣张，直接开口辱骂刘韩博，还在屏幕打出“你在狗叫什么”的文字。隔壁班的牛老师曾试图进群帮忙，她建议刘韩博转交主持权。混乱的环境和复杂的网课系统，都让这个中年教师显得无措，她用方言着急询问，“转给你，怎么弄，会议退出吗？”

入侵者转而攻击牛老师，网课现场一度骚乱。最后，刘韩博似乎放弃挣扎。事后，班上学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当时刘韩博只说了一句，“同学们专心做题吧”，语气疲惫而无奈。另一位学生称，当时刘韩博的声音“都发颤了”。

9点10分测试结束。很多学生私底下忿忿不平，“这些人凭什么骂人？”

只有刘韩博，没有再发出任何动静。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她消失了。很多人联系不上她：先是她在郑州的丈夫，10月29日和30日，他多次拨打刘韩博的电话，但无人接听；还有她教授的四个班、200多名学生——她缺席了10月30日白天的历史课。

但没有人察觉到异常。疫情三年，网课变成教学常态，对于一位老师来说，不及时接听电话太正常了。刘韩博的丈夫没有多想，只理解成她“一直在上网课”，“没敢打扰她”。缺席的那堂课，学生则以为老师有事，自行主持自习，事后学校曾在教工群通报批评刘韩博无故缺课。

直到两天后，10月31日，这位46岁的老师被发现死于家中，医院推测为心梗猝死。

 

“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很正常”

刘韩博是一个普通的高中历史老师。要说特别的，大概是她的温柔。很多在新郑三中读过书的学生都喜欢她，“会讲很多小故事，很有趣”。她个子不到1米6，一头短发，平素喜欢穿长裙和平底鞋。路上见着了，总是笑咪咪的。她说话很温和，一位学生回忆，文理分科时大多数人会为前途选理科，只有刘韩博站出来鼓励他们，“选择你所热爱的”。

在那个四口之家，刘韩博也是家里的支柱。她和丈夫是青梅竹马，最初结合的日子，经济并不宽裕。20岁的女儿阿诺回忆，从小都是父亲骑着摩托车，在寒风中载着她们母女三人去学校。刘韩博很节俭，衣服全是打折买的，煮面水也不舍得倒掉，会用来洗碗。后来，日子慢慢变好了，前几年他们终于买房换车。

在孩子的教育上，刘韩博严厉又包容。阿诺以前也在新郑三中读书，刘韩博从不搞特殊，母女俩在学校碰面，刘韩博只是点点头，“赶紧上课去吧”。她希望阿诺学新闻，“能为一些事情发声”，但阿诺有自己的想法，刘韩博就主动帮她挑学校。寒暑假的时候，刘韩博会建议两个女儿去打工、攒私房钱。

 

●刘韩博讲课用的教材。讲述者供图

意外发生后，家里没有人敢告诉阿诺和妹妹真相。10月31日在学校吃午饭，大伯打电话让阿诺赶紧回家，理由是“爷爷身体不好”。从杭州到新郑，8个小时的车程，阿诺和妹妹一路发信息、打电话，只有妈妈刘韩博，没有任何回音。跟家人通电话，阿诺和妹妹反复说，让我妈说话，但电话那头的亲人，都会陷入沉默。

阿诺的心慢慢沉下去，“做好最坏的准备。”那天晚上11点，她和妹妹到家，看到妈妈刘韩博的照片被挂了起来，爸爸在沙发上哭，妹妹崩溃了。20岁的阿诺“愣得哭不出来了”，直到所有亲戚都离开，才一个人嚎啕大哭。

那天晚上，阿诺收到刘韩博学生的信息，看到28号晚上那堂网课的视频。视频里，一边是藏匿身份、极尽低俗言语辱骂的入侵者，另一头是独自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没有应对能力的妈妈。那是阿诺第一次听说“网课爆破”——入侵者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在线课堂的会议号和密码，强行霸屏、骚扰辱骂、播放不雅视频等方式干扰课堂。

据刘韩博的丈夫王伟回忆，早在10月中旬，刘韩博就曾遭遇“网课爆破”，他目睹了整个过程，“进来一帮人，放音乐、骂人、还有涉黄的东西”，持续了至少五六分钟。当时刘韩博情绪“特别激动”，王伟强制让妻子退出这堂网课。事后，两人猜测是班上学生泄漏会议号，但并没有将事情挂在心上，“偶发情况”，“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很正常”。 

阿诺很心疼妈妈，“不知道她那个时候有多孤单”。在阿诺眼里，妈妈很细腻，有自己的小世界。她会在日记本记录对一则广告的思考，也会经常感叹“今天心里空落落的”。高三那年，母女俩去杭州考试，妈妈特意买了绿皮火车票，天蒙蒙亮，她就爬起来看车窗外的风景，“一个人坐在那里看，也不说话。”阿诺抱怨火车太吵太慢，刘韩博耐心地说，“人生是一场旅行，要是求快，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最让阿诺过意不去的是，妈妈是饿着肚子走的，“她走之前连口饭都没吃，家里面的锅都是干净的，真的觉得心里太难受了。”

 

屏幕后的老师

11月1日，刘韩博的遭遇被女儿阿诺公开发到网络上。据公开报道，去年年底，天津、辽宁等地都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有人将此归结于技术漏洞，“学生上课居然不是白名单制度？”也有人认为应该加强对老师的培训，“左手禁言右手踢人，很多老师不太懂”。更有人提出受害者有罪论：“这个老师的心理素质太差了。”

36岁的林桐特别能理解那个时刻的刘韩博。“我特别能切身感受到她（刘韩博）的痛苦，我们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我还没被气死。”林桐是西北地区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9月29日中午12点左右，几个ID名为“带刺的玫瑰”、“阿兴丫丫”的陌生账号突然闯进她的网课，公然辱骂林桐。

刚开始，林桐以为是家长对网课不满，极力劝阻，“等下课后再说”。但对方没有停止，继续用低俗的语言骂人，林桐终于察觉出不对劲，“如果家长有意见，也不会这样粗俗。”林桐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她回忆，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为了能继续上课，她只能警告对方“请滚出我的课堂”，并多次将闹事者踢出。

事后，林桐在班上发出警告，但没有学生承认，她决定上报学校并报警，“只有报警，我才能稍稍觉得找回一点公平。”她想揪出幕后黑手，循着几个ID名在快手上找到了“网课爆破群”，短短几天，群人数从300迅速涨到500名。班上一个学生也在群里，林桐回忆，那名学生兴奋地说“谁把我们老师骂了，我可太谢谢他了，真是为我出了一口恶气”。

 

●一位老师提供的网课爆破群沟通内容。讲述者供图

林桐最终找到了其中两个闹事者。其中一个是隔壁中学初二在读的学生，林桐质问他这样做的原因，他回应“没有原因，以此为乐”。泄漏会议号的是班上的一个男生，他既不上网课也不交作业，几天前林桐刚给他家长打电话。林桐问他，在课上听到老师被骂是什么感受？这个学生说“幸灾乐祸”，语气没有一丝愧疚。 

这让林桐很心寒。她所在的学校在西北一个小城市城乡结合部，升学率仅有20%，在她眼里，这个男生很有希望考进高中，“所以我才给他的家长打电话。”她觉得自己被辜负了，“结果就像毒蛇一样反咬我一口。” 

但作为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她还要继续履行教师的职责。闹事学生交上来的作业，她都要忍着不适和愤怒去批改；小城封控两个多月，她独自一人在房子里，每天对着冰冷的屏幕讲课。屏幕的另一端，全班50多个学生，能有40个在线，30个交作业已算不错。林桐对网课积怨已久，“我也不想用网课的形式授课，请问老师做错了什么，凭什么要承受这些侮辱和恶意？”

31岁的张含也感受到了这种“失控”，她做了八年的中学老师，觉得网课的到来，让老师真正失去了对课堂的控制。作为班主任，她在网课前都会点名，要学生开视频，很多学生直接无视，“很费劲，你根本就逮不着人。”老师也常常失去信心，“说白了，就别追求什么教学进度，教学效率了，能正常上完就很好，真的是看孩子自己的造化。” 

碰上性格内向的学生，网课或许是另一场煎熬的拉锯。张含班上一名学生，因为音频故障，回答问题、点名总不及时，这个学生从不解释，结果换来老师的误解和更频繁的提问。时间久了，学生反感网课，并将会议号发到网上，最终引来了入侵。

某种程度上，张含能理解这个学生的行为。小升初没几天，跟老师同学都没来及得熟悉，就因为疫情在家上网课，在课上又屡屡受挫，“他就会觉得自己很丢人……对网课就有抵触。”

无法否认的是，网课的日常化像一张网，逐渐收紧学生和老师的关系，甚至砍断人对社会的触角。刘韩博的女儿阿诺曾设想过，如果母亲是在现实课堂中遇到类似的事，会是这样的结果吗？或许不会，“至少老师们都在办公室，就算真有什么事情，大家还能聊一聊，缓解心理压力。”

 

“慢刀子”

11月2日，新郑教育局发布刘韩博事件的通报，称经公安机关调查反馈，排除刑事案件可能，针对网传网暴事件，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网课爆破是“爆破手”恶意入侵学生网络课堂，通过骚扰和辱骂等方式扰乱课堂秩序的行为，属于网络暴力的一种情形，如情节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或可构成侮辱罪和寻衅滋事罪。

但更多的人认为，网课爆破和入侵属于未成年人的恶作剧，很难诉诸法律。这一点同是班主任的张含和林桐深有感触。网课被入侵的最初，她们上报学校、到派出所报警、在网络上举报，效果并不明显——学校建议老师自己做好防范，派出所建议解封后解决。

林桐虽然找到了幕后黑手，但这件事的处理结果也大致能想象，让学生当众念检讨书，最严重的是记过处分，“义务教育又是未成年人，学校也没办法。”

有时候，林桐不免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较劲了？”但言语留下的伤痛难以抹掉。两个月以来，林桐夜夜失眠，时常感到屈辱和恶心，“你没听到那些骂人的话，就不知道我受过多大的伤害。”最让她难受的是，解封后要如何面对全班学生，“他们亲耳听到我被辱骂，也许会觉得我还有啥资格讲课？”

这次的经历，几乎摧毁了林桐对这份职业的认可，“就像慢刀子割肉一样，它让你整个心慢慢地坏死。”十五年前，她满怀改变的期望加入教师队伍，也遭遇过多次打击，一次凌晨4点，学生家长打电话冤枉她罚站孩子。现在她说：“如果不是要还房贷，我就辞职了。”

 

●刘韩博生前手写的教案。讲述者供图

失去刘韩博的家庭，还沉浸在悲痛里。这些天，她的丈夫强打着精神处理后事，让两个女儿安心。小女儿一个人在房间待着，去年暑假为了节省空调电费，小女儿和刘韩博就挤在这间房里学习，一个坐书桌，一个躺床上。

大女儿阿诺总感觉母亲还没走，闭上眼，全是她的影子和声音：她站在厨台边摊菜饼到12点，锅里热气蒸腾；在姥姥家吃饭，所有人都上桌了，母亲还在厨房里忙活，这个时候她总是笑得最放松。

她最怀念的是去年暑假，每天早上，母亲在7点多散步到自己打工的超市，领两颗免费的鸡蛋，等到8点半，再把自己骑过去的电瓶车骑回家；去郑州看病，母女俩专程到旧衣摊淘了一条10块钱的牛仔裤，母亲还在旧书摊买到喜欢的老杂志。母亲很文艺，喜欢穿棉麻的长裙。下葬那一天，阿诺特意将那套灰白色的新中式裙子给母亲捎过去——那是三年前，母女三人精心在上海的一家服装店挑选的。有时候，看到楼下停着的电瓶车，阿诺甚至会恍惚，妈妈是不是出远门了？

但这样平凡细碎而温暖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母亲走后的一个清晨，阿诺听到父亲一个人在沙发上啜泣：他和母亲曾相约，退休后到湖北山区养老，母亲继续支教——连同这个依旧带着教学愿望的未来规划，一起在冬日里消散掉。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阿诺、王伟、林桐、张含均为化名。实习生杨东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