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571）
被网课改变的高中三年
2022年7月9日上午9点，上海考生董绘名考完英语口语后从考点走回家，心情平静，刷着手机开始查高考考生买电子产品有哪些优惠。而此时，在1个月前已经按照正常考试时间考完的黑龙江考生张冰冰和山东考生陈兴，正在紧张地等待着志愿大学的录取结果。
随着上海高考英语听说测试结束，2022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分处于不同省市的高考生，虽然有着不同的学习方式、考试科目，却有着类似的集体记忆：
2020年2月，正值高一的他们随着疫情开启了“网课生活”。此后的2年，疫情的阴霾或浓或淡地萦绕在他们身边；今年3月，在“备战”高考前夕，疫情在一些地区卷土重来，他们或在家重拾网课，或在学校接受封闭管理，或者迎来高考延期。这种“非常态”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高考结束。
2022届高考考生，是在疫情下完成高中学业的一代，也是大规模使用网络教学的一代。正如有媒体将他们称为“网课一代”。
1
庚子年的春节分外冷清与紧张，新冠像一头怪物在各地肆虐，让节日气氛全无。或许是受大人们紧张情绪的影响，还在上高一的张冰冰，对于即将到来的下学期，感觉“特别害怕”。
张冰冰在黑龙江某地级市一所“比较好的学校”上高中，班级是“尖子班”。黑龙江作为“老高考地区”，高中还是传统的文理分科。高一开学刚两个月时，她在班级里排名还不错，不知道自己适合学文还是学理。由于怕物理学不明白，她最终选择了学文。
可真到了文科班，她才发现自己对文科不太感兴趣，“学不懂，也不爱学”。她的成绩直线下降，“在班里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学校实行“末位淘汰制”，已经有同学被淘汰去了普通班，这让她压力特别大，“很怕下一次会掉到后面的班级”。
“尖子班”按成绩排座位，同学之间似乎隔着无形的屏障。张冰冰不敢主动交朋友，别的同学也不主动接近她——她寻思，自己成绩排名垫底，可能下一次就被“淘汰”出去了，即便交了朋友，关系也不会特别长久，“人家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她在班里基本没有朋友。
因为成绩，她也成了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几乎每节课的课间10分钟都会被老师拽着去办公室，“这个老师拽完，那个老师拽”，“特别特别烦”。
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让张冰冰很害怕高一下学期的生活，连学校安排的寒假补课都没参加。直到接到学校突如其来的通知——“下学期要上网课，不知道上到什么时候”——她才松了一口气：这下好了，没有和同学社交的压力了，也不用再体会和老师面对面时那种紧张害怕了，能“自己在家好好学习”了。
网课是从3月3日开始的，时间安排和在学校上课时差不多：每天早晨6点半先上早自习；之后上3节正课，每节50分钟，中午11点半下课；下午的正课1点半开始，也是3节，5点下课；晚自习照旧是从晚上6点上到9点半。
早自习一般是早测（测验），晚自习一般留给学生写作业。高一的作业不算多，张冰冰到晚上8点就差不多能写完，然后躲在摄像头的一边玩手机——老师们以前从没有过网课的经验，不知道要学生上课时“全程露脸或者露手”，这就给了学生们“可乘之机”。张冰冰经常玩手机到凌晨1、2点才睡，以至于第二天听课、做题时都一直犯困。
张冰冰的网课能如此“自由”，也跟她妈妈同样需要“上网课”有关——妈妈是小学美术老师，每天要给孩子们上一两节课。因为上课时间紧，下课时间短。张冰冰和妈妈每天只能利用上午和下午的“两个大课间”吃两顿饭，上午9点吃一顿，下午3点一顿，草草果腹。
张冰冰说，母女俩都关在家里上网课，“那种感觉挺奇妙的”，就像妈妈陪着她上课一样，让她十分放松。她和以前没分班时的同学交流一圈，发现大家上网课的状态都差不多：开始觉得挺新鲜，慢慢地，因为不用和老师面对面接触，没有老师看着管着，就都松懈下来了，上课的时候偷玩手机、打游戏、看电视，“写作业也没有在学校时那么认真了”，有人干脆抄同学的——结果就是，大家“成绩都不怎么样”。
2
董绘名就读于上海一所市重点中学，上网课的时间比张冰冰早半个月。
2月17日，学校就安排学生们开始上录播课——老师把讲课视频上传到学校的网络平台，学生每天按照课表，对着电脑自学完相应的课程。可能是发现教学效果不好，从第二周开始，学校又开始改用腾讯课堂了。
刚上网课时，董绘名每天6点多就起床，精神得如同打了鸡血，等新鲜劲过了，慢慢就变成了8点才起床，洗漱完吃过早饭，差不多就到上课时间了——学校没有安排早晚自习，每天早上8点半开始上课，上午和下午各4节课，每节课40分钟，课间休息20分钟，下午5点下课。
上海作为2020年全国14个高考综合改革的省市之一，取消了文理分科，改用“3+3”模式，即常说的“大三门”和“小三门”。前者指语、数、英为必考科目，每科满分150分，以高考卷面分计入高考成绩。其中外语考试包括笔试和听说测试，考生可选择参加1次或2次外语考试，较高一次成绩将被计入高考总分；后者指在物、化、生，政、史、地这6门中选择3门作为选考科目，每科满分70分，按等级赋分计入高考成绩。
高一上学期结束，学生们就要选择好“小三门”。老师每天布置的作业，董绘名做完后要拍照上传到学校的网络平台。通常，语文是“积累整理的作业”，数学是“每天2到3面的A4纸练习题”，一般半个小时就能写完；英语“每周做一两套模拟卷，具体（分解）到每天，基本上是几篇阅读理解”；地理和生物每周上3次课，“作业都不到半小时的量”——唯独物理，虽然作业同样不多，但“网课教学没有线下教学那么好懂”，“把知识点搞懂就要比较久”。
历史和政治没有作业，她没选化学，所以对化学作业也就放松了。每天写完作业，她就“摸鱼看番（剧）”，在B站追《某科学的超电磁炮》《CLANNAD》《月刊少女野崎君》。有时即便在写作业，也会“以不同的姿势摸鱼”——除了看番剧，她还经常玩音乐游戏《BanG Dream！》，常常拖到上传作业的截止时间前才写完。
她自嘲地说，自己大概“每隔两三天就会迎来一次ddl（Deadline）危机”，紧迫之下，偶尔也会一鼓作气“鸡血地把之后的作业一口气提前写了”。
那时上网课，学校也不要求学生开摄像头露脸，老师管理也不严格，“上课人在，作业交了就没什么大问题”。所以上课时，她也会开小差，“和同学在QQ群聊天聊得很开心”。
但董绘名还不是最早上网课的那一批高一学生——2020年的2月8日元宵节，高一的陈兴于开学前一天就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说因为疫情学生不能返校，“要在家里上网课”。
陈兴在山东某县的一所民办中学读书。学校是当地口耳相传的“名校”，以“教学质量高”和“一本率高”闻名，每年报考的孩子趋之若鹜。前几年，学校成立了教育集团，在山东省内外开了多所分校，陈兴从初中开始就在其一所分校就读。
对于上网课，陈兴当时第一感觉是“开心”。他家在邻市，距离学校有2个多小时的车程，平时每月只能回家一次。而在家学习就显得比较放松，“自己也有很多空余时间”。
他的网课课程设置跟在学校时差不多：7点半“早读”，8点上课，上午4节课，上到中午11点50分下课；下午2点开始上课，上3节课，5点半下课；晚饭时间后，从6点到9点是2节晚自习；晚自习后的半个小时，他要在学校发的本子上写“今日总结”，制定第二天的学习计划，拍照上传到学校系统里“打卡”；之后的时间就可以自由安排了，“还是比较充裕和自由的”。
老师们教课靠钉钉直播或者定期发起视频会议。一开始，陈兴会偷懒，“基本上一起床就接到钉钉电话”，来不及吃的早饭只能在第一节课或者第二节课的课间去垫一垫。网课的前几天，老师主要是检查假期作业、让同学们预习新课、做练习题。等开始讲新课了，老师就把新的知识点做成课件或录成视频，发给学生们自己按时看。
“课堂”上，老师会通过抽签点名的方式提问，检查学生们对新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起初陈兴还觉得这种方式挺有趣，新鲜感一过，老师的提问就让他觉得害怕了。
因为没有老师监督，自制力比较差的学生在上课时不乏有“划水”的，大家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招数逃脱老师的检查，比如用“拿本书把自己挡起来”、“假装网卡了”企图蒙混过关。陈兴自认为是“比较听话的那类学生”，他会在课下按时完成作业，课上认真学习，但有时也会忍不住偷偷玩手机，“看视频、刷抖音、听音乐”，都干过。
曾有一个同学发现了钉钉的bug——开着摄像头时，如果把软件界面切换成小窗，摄像头就会发生卡顿，停留在退出时的画面。于是，那个同学常常在上网课时冲着摄像头摆出认真听课的姿势，然后将软件切成小窗口，自己再偷偷去干别的事。
一次上语文公开课（年级主任和校长都在线上旁听），语文老师看这位同学听得非常认真，就点名让他回答问题——当时他应该是在和同学打游戏，没有关麦克风，只听见他吆喝：“那个人在山上，快把他干掉，把他干掉我们就赢了！”
当时语文老师“非常无语”，但也只能留言让那个同学“下课后解释清楚是什么情况”。
3
网课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张冰冰对学校、老师和同学的紧张情绪有所缓和，也让她从更客观的视角，发现了老师的“另一面”。
高一寒假结束后突然要上网课，老师和学生都没有任何准备，“什么教材也没有”。老师们冒着黑龙江零下20多度的严寒，用最快的速度把用心准备好的教材、一摞一摞的练习册和试卷，亲自往每个学生家里送。对那些住在郊区和村里的同学，老师会把教学资料放在指定的地方，打电话让家长去取。若实在偏远，还有专车去送。总之，上网课的几个月里，从来没有出现学生缺教材、缺练习题的情况。
张冰冰觉得自己的老师都很负责，尤其是班主任——考虑到上网课，电脑屏幕上的内容会“一闪而过”，学生的学习状态也不是很好，每天讲完课后，他都会把本节课的重点问题标记出来，写成笔记，发到班级群里。遇到新题型，他也会发到群里让同学们看看，偶尔还会利用晚自习时间给同学们加课。
张冰冰和同学们每天做完作业后，要拍照上传到小程序里，再由老师批改和评分。老师们会指出每一道错题，语音留言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改。同学们听到后，要用红笔修改，并在旁边写上错因，再拍照上传到小程序里给老师们再看一遍。
鉴于很多学生贪玩，每天熬夜晚睡，第二天上课犯困，老师就会给家长们打电话，让他们帮忙给孩子“做心理功课”，保证“不在上课时溜号”——这种方式颇有成效，张冰冰说，后来同学们上课时“就比较认真”了。
虽然不能见到老师真人，但陈兴觉得可以通过钉钉、微信、QQ问老师问题，这样倒更方便了，不像平时在学校去办公室里找老师问问题，老师不在就等于白跑一趟——软件一般都有“已读”功能，当老师“已读”了，回复也很快就收到了。因为经常交流，他觉得自己和老师的关系“更密切了”。
当然，同学之间的交流也丝毫不会少。大家经常一起聊天和吐槽，除了聊“今天老师的课讲得怎么样”，他们同样关注每天的头条新闻、娱乐八卦、国际事件——在家里上网方便，陈兴觉得跟同学能聊的话题也更多了。
陈兴的学校倡导一种独特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一个班的学生，按照学习成绩分为4个档次，不同档次的4个学生要组成1个“学习小组”，由“一号同学（成绩最好的同学）”担任组长。网课期间，学习小组也挪到了线上，陈兴本是组里的“二号”，因为组长喜欢睡觉，他就接过了“督促组员”的任务。
学校要求学生早上6点半“打卡”，他差不多6点就得起床，自己“打卡”后挨个给组员打钉钉电话，叫他们起床“打卡”。到了晚上，他还要再提醒组员写“今日总结”并“打卡”。平时还负责收作业的他蛮自律，但其他3个组员，联系不到人、上课缺勤、不交作业的情况，经常发生。
整天在家里学习，时间长了，学生们难免感觉无聊和压抑。学校考虑到这点，也会组织一些线上活动“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为了督促学生们锻炼身体，学校会要求陈兴他们在“大课间”做韵律操，要录成视频上传到学校系统“打卡”。
网课一上就是3个多月，清明节、端午节和劳动节，陈兴都是在家里过的。每逢节日，学校就会在系统里发起线上活动，让学生拍摄活动的照片上传到系统里，由老师评级，量化成学分，计入班级日常评价。
比如会召开节日主题班会，让同学们介绍节日的来源、习俗。还会搞些亲子活动，比如端午节让家长和学生们一起看龙舟比赛、包粽子和做香囊——在2020年端午节，受限于条件，陈兴只能和妈妈一起包粽子。他包得很不熟练，在妈妈严厉的指导声中，一下午才“顺利包了3个”。不过，他和妈妈一边包一边笑，感觉“挺好玩的”。
陈兴喜欢读书，居家上网课那段时间，他读完了《明朝那些事儿》《围城》《我们仨》和《复活》。从初一开始就住校的他，一个月才见家人一面，很少有如此长的时间和家人相处——做生意的父母，因为淡季和疫情几乎天天在家里，读研的姐姐此时也同样在家上网课。
每天，一家人吃饭时都会聊天，他喜欢和爸爸讨论国内外的新闻，互相交换看法，“见识增长了不少”。空闲时他会做些家务活，饭后刷刷碗。他说，那段时间，自己和家人的关系“亲密无间”，温馨的家庭氛围让自己“每一天都非常的愉悦”。
4
2020年5月18日，董绘名的学校复课了。网课期间，每次小测验前她都会临场抱佛脚，“把欠下的（知识点）尽量搞懂”，好掩盖摸鱼的事实，所以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她的成绩还挺好。但她也意识到了网课对同学们成绩造成的分野，“适应网课学习模式的进步很明显，不适应的会有所退步”。
董绘名后来总结，高一的网课经历，让自己“初步知道了‘自学’是怎么一回事”，“还有放纵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多少也为升入高三后的自学提供了经验。
而对于2020年的返校的时间，陈兴同样记得很清楚——六一儿童节那天上午，老师跟他们说：“恭喜同学们喜提开学。”
当天下午，在家待了3个多月的陈兴和同学们回到了学校。老师第一时间开班会强调，虽然恢复了线下的学习，但是疫情形势还是非常严峻，要做好日常的防护。教室里每天早中晚要消毒一次，因为陈兴的座位靠近窗户，所以开窗通风、喷84消毒液、拖地，都由他负责。
出于防疫需要，学校制定了很多规范。以前是全班50个同学，大概分为12个学习小组，两张桌子拼在一起，4个人围着桌子坐成一圈；现在为了防疫，把桌子重新分开了，恢复成一排一排的，还加大了间距。学习小组则改成了“前后桌的4个人为一组”。
学校要求，上课时老师和同学都要戴口罩，后来变成了老师讲课时可以摘下口罩，学生必须全程戴口罩。此前上课时有小组讨论的环节，课下同学之间也经常继续讨论问题，如今，老师说特殊时期，“非必要不讨论”。同学们也听话，自觉减少了讨论问题的次数，遇到自己实在解决不了或者是需要合作的事情，才小小讨论一会儿。
同样，在人员密集处，必须全程戴口罩，平时尽量少说话，不能两个人并排走——为了防止学生们在路上不自觉地并排走，要以班级为单位，男生排一队，女生排一队，下课后排队去食堂吃饭；吃饭时也不能挨着坐，一个人的左右两边要各空一个位子，也不能面对面坐，桌子两边的人得错开坐；吃完饭后还是排队回宿舍，到了宿舍楼下，男生、女生再分开走。至于上厕所，可以自由行动，但是得戴着口罩——总之，只有在宿舍里才可以不戴口罩。
这些新校规让陈兴“非常不舒服”，“很不适应”，他希望回到疫情之前“同学们一起玩儿、一起闹”的校园时光，但显然不可能。
每周六下午第三节课后的4点半到6点，是学生们自由活动的时间。他们可以回宿舍洗衣服、收拾东西、洗个澡，也可以去操场打打球、跑跑步、散散步。只有在空旷的操场上，人流不密集时，才可以摘下口罩，放松一下。
新规之下，同学们自然一直非常关注疫情的情况，陈兴他们每天到教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多媒体教学设备，在百度上搜“山东疫情”，看哪里新增了多少确诊，哪里“被封了”，哪里“解封了”。当时疫情形势尚不明朗，他们也会恐慌，老师一直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让他们不要担心。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8月1日放暑假（学期延长了1个月），疫情形势终于好转，学校管理也不像之前那么严格了。陈兴他们也可以在上课时可以戴着口罩讨论问题、吃饭时可以面对面坐，平时也可以并排走了。开班会、开年级会，要求也没有那么严了。
而黑龙江的网课则一直持续到7月中旬才结束。夏天返校后，张冰冰的第一感觉是：“不是特别适应”。
她的同学们也是如此，上了一整个学期的网课，大家似乎都不爱学习了，返校后的第一次月考成绩惨不忍睹，“尖子班”的数学考试平均分只有40多分。后面的一两个月的线下教学，老师“特别努力地拽”，同学们的数学平均分才逐渐回到90、100多分。
返校后，张冰冰另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假期少了很多”——网课期间，学校每周日会放一天假，遇到“五一”小长假，也会放1天半左右。而返校之后，每两周才能休息一个周日，节假日几乎不会再放假了。
接下来的2021年，生活基本恢复了正常。
但对于陈兴而言，虽然高二一整年没有受到疫情影响，但是高一网课的“后遗症”似乎一直存在——从前一年学校复课后，他以为老师会把网课期间的课程“重新过一遍”，结果发现是自己“想多了”。
他们要准备“合格考”和信息基础通用考试，时间紧张。虽然很多同学高一上网课时学得不扎实，但也只能跟着老师的教学进度走，继续学习新内容。直到后来，“估计是老师看不下去了”，才在期末考试前，专门拿出半个月把高一时网课的内容“稍微过了一遍”。可陈兴觉得，网课时的那些课程，就像没有打牢的地基，一直影响着他高二后搭建的知识框架，他只能通过问老师和自学，尽可能去弥补。
这一年上海也很安稳，董绘名重新适应了线下学习的节奏，对于上一年网课期间“欠下的债”，她只能通过“刷题”来弥补——不过这仅限于理科，她不重视文科，也没投入时间去追赶，以致于高二后她的语文和英语成绩一直不太理想。
2021年4月，黑龙江突发疫情，张冰冰又上了大约1个月的网课。对于这次短暂的网课，她没有觉得恐慌，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发生的地方距离她比较远，另一方面，突然“从特别有压力的”在校学习变成回家上网课，对她来说“心里其实挺轻松的”。
第二次上网课，老师们更有经验了，都是在学校的教室里用在线课堂上课，让同学们看着班级的黑板，让学生们“会有一种更容易学进去的感觉”。
当时，正值高二下学期第一轮复习，张冰冰也有了学习的自觉，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作息。晚上8点到9点写完作业后，她会自己刷题到11点左右，然后上床睡觉。
此时，她的成绩已经慢慢提了上去，她也敞开心扉，在学校里交到了一些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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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节过后，黑龙江疫情不断，已经进入高三下学期的张冰冰开始了自己高中生涯的第三次网课。
这次的网课上得断断续续：寒假期间，网课上了20天；2月份开学，恢复线下上课没几天，3月3日后因为本地大规模做核酸，又断断续续上了好几次网课；到距离高考还有60天左右的时候，防疫需要，又上了一周网课；回到学校上了一两天课之后，学校又通知学生们回家上网课——一直折腾到高考前40天，张冰冰才回到学校。
此时的“网课”大多是与“核酸”关联在一起的：一旦周边城市出现病例，张冰冰所在的城市就要做核酸。上午在社区做完核酸，下午居家上网课，等第二天核酸结果出来，显示阴性才能返校。
起初，核酸基本上是一周做一次，后来不管有没有疫情，每周都要做。张冰冰已经记不清楚自己做过多少次核酸、上过多少次网课了。
刚开始上这种短暂的网课，张冰冰“没有很慌”，可后来总是这样，她就“特别慌了”，那是一种对未知的恐慌——她不知道网课会上到什么时候，每一次会上多久；不知道今天回到学校，第二天会不会突然又有疫情；也不知道网课会不会一直上到高考前，那她再也无法见到老师和同学了。
每次学校发完上网课通知后，会留出一段时间让学生们收拾东西。张冰冰和同学们都很紧张，她和几个朋友用打赌的方式互相鼓励，约定“一定要好好学习，下次回来测试谁的成绩下去了，那就要对谁有一些惩罚”。
春末夏初的黑龙江，天气仍凉，张冰冰就在线上迎来了“二模考试”。老师根据家庭住址，将住得比较近（同小区或相邻小区）的四五个同学划分成一组。一共考4科，每人负责取一科试卷——大概在考试前10分钟，取卷子的同学拿着刚从老师那里拿到的试卷，来到小组约定的集合点（两个小区中间那条道路或者某一个商店门前）分发试卷，大家再赶紧跑回家，打开视频，考试。
考完之后，每个人要在5分钟内再次跑到小组集合点，把试卷交到对应同学的手里。同学收齐试卷，报告老师，再马不停蹄掐着时间给老师送去。因为有的小组离学校远，送卷子需要乘车，所以试卷到达老师手里的时间无法统一。那也要尽快，好免去作弊的嫌疑。
一般情况下，班主任会在学校门口接应，然后把收回的试卷分给各科老师。再之后，跟2年前一样，老师批改完，拍照，上传到小程序，让学生们更正。
距离高考仅剩40天时，学校终于复课了。为了抢时间复习，学校干脆实行半封闭管理，让学生早上6点半到校，晚上10点出校，中间不允许任何人进出。
为了让平时走读的张冰冰安心复习，妈妈每天都给她送饭。最后40天的高考冲刺，张冰冰的回忆是，“当时真是又害怕又烦，还挺期待着毕业”。期间充满了细碎的不适应，比如午休时楼上班级太吵睡不好，趴在桌子上睡午觉，手和脚都会麻。
为了让学生们放松，学校领导想办法“开辟出一些娱乐时间”，比如在午饭后到午休前以及晚饭后到晚自习前的这段时间，不让学生们在教室里学习，而是轰他们“出去溜达”。
高一、高二时，学校每年都让学生劳动，在学校的花园里种李子树、松树。张冰冰和同学们在长高的树下挖野菜或捡松果，“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她说，“玩儿的时候很快乐，会忘掉那种乱七八糟的压力”。
3月，就在张冰冰断续上网课的时候，上海在新一轮疫情之下，已经开始实行居家隔离。3月14日，董绘名也开始重新上起了网课。
董绘名的妈妈是护士，疫情期间基本每天都要上班，家里只有她、居家办公的爸爸和一只猫。因为医院的同事确诊，妈妈曾被拉去酒店隔离过一周，董绘名对她的辛苦感同身受。在一线的妈妈会告诉她疫情防控的真实情况，多少缓解了一些她在网上看到传闻后引发的焦虑。
家里不缺食物，只是食材单一，“天天吃大白菜，也会有些厌烦”。在高三最后的日子里不能去学校上课，她觉得挺遗憾，因为此前的高三生活“挺开心的”，但是疫情来了就都回不去了。
高三的网课，老师的要求更严格了。学校用腾讯会议上网课，上课时要求学生开摄像头，露脸，考试时，手和脸要同时出现在画面里；老师和同学互动的频次多了一点，上课如果答非所问，也会被批评；数学老师有个专门的师生群，会把做的不认真的作业拿出来“处刑”；有同学被抓住“写作业或者考试用了作业帮”，被罚写检讨……
在漫长的居家期间，董绘名一直尝试调节自己的状态，建立学习和生活的秩序。5月底，她在网上更新心情，剖析了网课对自己学习状态的影响。
她觉得自己“高中这几年，在学习上都会侥幸地依赖外界环境”——这轮疫情前，她喜欢选择在比较有学习氛围的环境里学习，比如，平时住校，她会在教室或宿舍里自己刷题，寒暑假她会去家附近的图书馆。她总觉得在这些地方学习效率比较高，一旦周末回到家，自己就会“变成一条咸鱼”。
高一网课时，她在“打鸡血”和“摸鱼”之间摇摆，靠着“临场抱佛脚”应付测试。这种依靠外界压力驱动的学习方式，弊端在高三网课时全部暴露了出来——她成了“全日制而非周末限定咸鱼”，感觉自己“做不动题了”，“每天写完作业就觉得很累”，也没有办法像在学校时那样和同学、老师畅快地交流学习了。
这一切都让她觉得很无力：“高一是在学新东西，漏了的会明显暴露出漏洞，高三下学期主要是复习，欠缺的不会明显暴露，只会像温水煮青蛙那样，慢慢地没有了做题的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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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冰冰和董绘名不同，2022年3月初，陈兴被封在学校里了。
刚开学一个月，疫情蔓延到陈兴的学校所在的县城后，原本应该放“大周”回家的那天，学校突然宣布“封校”——其他年级学生都回家上网课了，只有高三学生留在学校里。虽然理智上知道这是应对高考的无奈之举，但陈兴心里还是非常不爽。
刚开始，他和同学并没有把这轮疫情当回事，“以为顶多两周就会解封”，然而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随着确诊人数不断增加，周围几个县相继“静默”了。疫情开始牵扯同学的注意力，每到课间，大家就打开教室里的多媒体教学电脑查看当天的情况。陈兴同桌的爸爸是一名警察，在一线抗疫。那段时间，同桌就成了班里的话题中心，大家经常围在他身边，向他打听消息。
为了防疫，学校不允许家长给孩子们寄送东西。到后来，衣服就成了一个难题。2月16日（正月十六）开学时，学生们穿着冬衣来学校，陈兴身上最薄的衣服是件保暖内衣。封校一直到4月，山东天气转热，他只好穿着保暖内衣去上课，还是汗流浃背，“汗出多了，浑身都痒，那种感觉非常不舒服”。还有的同学穿着羽绒服和棉袄，实在热得受不了，就穿拖鞋上课。“开风扇根本不管用，学校还不让开空调。”
另一个难题是理发。学校后勤处统一派老师过来，随便找一个教室，谁想剪头就报名，据说“那个老师的手艺不咋地”。学校的超市也关门了，实在没零食吃，陈兴听同学说医务室有卖巧克力和糖，就过去买零食，正好碰到医务室的阿姨拿着推子给她丈夫理发。
见阿姨手艺不错，他便问能不能帮自己理。阿姨说：“只要你不嫌弃，我就帮你理，但你别对外说啊。”就这样，他花10块钱，买了大拇指肚大小的3块糖，1块巧克力、1块软糖和1块奶糖，还顺便理了发。回去后，同学和老师都觉得他头发理得好，纷纷问他在哪儿理的，他只能忍着不说。
封校期间，学校食堂供应的饭菜，种类倒是和往常一样，每顿1个肉菜、3个素菜、1份汤或粥，但取餐方式由自助式变为了定额分配，肉菜数量有限，去晚了就没。陈兴说，封校倒是让学校饭菜的味道提高了不少，往常是大锅菜，如今只剩高三学生了，菜“做得有滋味儿了”。
一次，陈兴在教室里多学了一会儿，去到餐厅时发现他们班的就餐区就只剩他的舍友还在。舍友把盘子里鸡腿夹给他，说是给他留的。他问舍友为啥不走，舍友说：“如果我走了，你哪里还有肉吃？”陈兴感动得不行。
留在学校里的高三学生们，每天依旧是复习、考试、讲评，和平时没什么区别。生活单调，每天中午听学校广播里放的歌，是陈兴唯一的调剂。歌单是固定的，第一首是李玉刚的《万疆》，他觉得很好听，第二首是耳熟能详的《我和我的祖国》。他每次就只听这两首，然后就进食堂吃饭了，后面的歌就听不见了。
封校期间，校长和所有高三老师都留在学校里陪学生。当时学校的财务出了一些问题，有些老师拿不到工资，也依然坚持认真工作，让陈兴“感觉是非常负责的”。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2个月。4月底，全市高三学生要参加第二次模拟考试。考完的那天晚上，陈兴在走廊里听见有人喊：“终于放假了，终于放假了！”刚开始他还不相信，等他回到班里，才知道这是真的。同学们都非常高兴，“真的都快乐疯了，终于能回去了”，一群男生搂在一块儿，又跳又叫，“感觉都快把整栋楼给掀了”。
不过，依然有同学因为家在“封控区”不能回去，其他同学就帮忙给他们带吃的、穿的、用的。
随着高考一天天逼近，董绘名陷入了焦虑，她觉得漏掉的知识点很多，而自己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她与初中同学交流之后，更是感受到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她的学校，每周考一套“语文整卷”，老师就觉得很难了；而她的同学在更好的高中读书，之前都是一周考两套卷子，现在才减到一周考一套。
董绘名在“初升高”的时候，3次自主招生都去了上海的“牛校”，中考填志愿时却戏剧性地“高分落榜”，进了这所普通的市重点中学。她心底一直埋藏着一股不甘，“从得知录取结果的初三暑假就开始努力”，这3年，她的学习成绩总是保持在年级前列，可看到原来成绩差不多的初中同学如今享受着“各式的午餐、400米的绿茵大操场、真正能改变学习生活的社工部Q&A”后，她还是憧憬不已。
她一面被各种情绪缠绕着，一面不断摸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转折点出现在她尝试了“无纸化学习”之后——高三需要打印很多复习资料，一大堆A4纸堆在一起，“有种‘白色恐怖’的感觉”。她后来发觉自己不愿意做课外习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想打印。于是，她做作业、刷题，都用平板电脑。开始是觉得新鲜、有意思，后来发现无论是整理资料还是查找资料，都很方便，她干脆自己在网上找各种“模卷”做。
董绘名认为，能做到“没有他人的审视却能自处的人，才是真正会学习的人”。本来她就觉得“想要让这个能力（自控力）增长挺难的”，所以才尽量借助外物约束自己。可疫情期间，她没有办法依靠外界了，只能依靠自己朝这个方向努力。她开始在家里做运动锻炼身体，为了避免自己摸鱼，会直接把手机关机。
张冰冰倒是觉得网课对自己帮助挺大。高一的网课帮助她度过了那段害怕面对老师和同学的时光，让她获得了喘息和成长的空间。她自认是“不太喜欢听老师讲课的学生”，上网课老师不会占用太多自习时间，她就有了更多时间自学。
她自学的方式主要是刷题。她的数学成绩稳定排在班级前列，刷题不多。除语文外的科目，都是靠这招提分。比如她一直都不感兴趣的英语，因为高三时老师天天鼓励她、抽查她，她“大概刷了四五本题，单词背了几遍”，成绩从折完后的五六十分，提高到了一百一二十分。对于“一直学不明白”的文综，以前35道选择题她能错将近20道，刷了四五本选择题后，35道题就只错5、6道了。
高三网课期间，张冰冰的成绩有了很大的提升，“还是挺感谢当时的自己，虽然当时真的挺累，看不懂题，也一直看不到效果，就特别特别烦，但是其实后来结果还是挺好的”。
7
高考前一个月，张冰冰一直失眠。紧张、激动、害怕、期待，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她有时候深夜11点躺下，凌晨2点才能睡着。但是高考那3天，她倒不紧张了，“考完一科，解放一科，挺放松的”。
老师和家长想各种办法帮考生们缓解紧张：考完数学后，老师在班级群里发同学的表情包，帮助他们放松心情；女老师穿着旗袍，男老师穿着马褂，站在校门口为同学们们加油；她的妈妈和小舅，拿着花、奶茶和一堆好吃的去接她；还有航拍记录高考的场景……她觉得整个过程“都很高兴”。
经过疫情和网课，张冰冰对老师的印象改观了，对于之前那几个感觉“不太喜欢自己”的老师，上过网课之后，她“特别特别喜欢他们”。她说，高中3年多亏了这几位老师，“他们真的特别好”，“真挺用心的”，班里很多落后的同学都是被老师们用心理辅导、单独补课的方式，“一点一点拉上来的”。
张冰冰的爸爸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疫情期间，为了满足她馋面包、饼干的愿望，不太会做饭的妈妈上网学做各种吃的。为了缓解她的压力，妈妈会带她出去散心，有时她的情绪不稳定发脾气，妈妈会陪着她，疏导她。经过疫情，她发觉自己更加爱国了，有时听到爱国歌曲，会产生“特别想学习”的感觉，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因为高中时间被网课占去不少，也让张冰冰特别珍惜和老师、同学在一起的时间。因为疫情，成人礼、运动会之类的活动都取消了，“同学之间不像以前那么团结”。高中毕业时，班上的40个同学，还有一小半她都不熟悉，“可能只是收发作业或站队的时候讲过几句话”，这让她觉得很遗憾。
高考前，陈兴说自己的状态“平淡无奇”——每天按计划来，“成天做卷子、讲评、纠错、做卷子、讲评，这种无限的死循环”，学校在高考前1周才让他们“自由回扣（复习）”。他感觉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快，后期同学们都非常紧张，觉得时间不够用。
高考前，学校放了1天假。外市的学生不能回家，只能家长过来，订好酒店把孩子接出去住一晚。陈兴的爸妈、姐姐都来了，他在周六上午出校门见到家人，吃了几顿好吃的，换洗了衣物，睡了一个饱觉，周日上午又返回学校。
高考那3天，他的心态很平静。他印象最深的是，今年的数学题很难，考场上他旁边一个女生，考数学时把笔一扔，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监考老师连忙安慰她。
回顾高中3年，陈兴感觉上网课和学校封闭管理期间，他和同学、老师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上网课时，大家在网上畅所欲言；“封校”期间，同学和老师“成天在一块儿，没事聊聊天，互相送个吃的、喝的”。
他觉得，疫情“封校”的经历对他影响挺深的，让自己的“抗干扰能力有所提高”。这让他明白了，凡事不要心急，要更加清醒地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其他该来的总会来的。
5月7日，上海市发布了“2022年高考延期”的消息。董绘名松了一口气，觉得“还有时间还有机会”。此前高强度的“冲刺”，已经让许多同学筋疲力尽，“有挺多同学不想延期的”。
6月6日，在张冰冰和陈兴上考场的前一天，上海的高三考生迎来了线下复课。学校住宿部不符合防疫规范，不允许学生住校了，董绘名成了走读生。依然是每天上8节课，只是几乎每天都在考试。
每天早上8点半上课，班主任要求学生们7点半就到学校，先自习1个小时，晚上的时间则自由安排。一般，董绘名在学校就把作业写完，回家后自己查缺补漏。为了避免晚上忍不住“网上冲浪”，她强制自己每天晚上10点睡觉，第二天凌晨4点半起床，洗漱完就学习。她觉得自己在早上效率更高，而且“看日出很治愈”——她拍了很多张上海日出的照片，用看日出的方式激励自己早起。
她依然在网上偶尔更新自己的心情，重复写着“拥抱变化”，鼓励自己“适应不确定的日常”，“感受到平庸生活中也有奇迹”，“每天尽量做得比昨天更好一点”。
原本应在2022年5月初举行的“物化政史”4科等级考试，因为疫情推迟到了6月。6月18日，她参加了物理的等级考试——她在高二选择了地理、生物和物理作为“小三门”，在高二下学期（2021年5月）已经进行完的地理和生物等级考试，成绩已经计入高考，极大减轻了她高三备考的压力。
7月7日至9日，上海的高考在延期1个月后如期开始。董绘名的心态逐渐平稳下来——半年前，她已经参加了春季高考，语数英3科里的英语成绩可以保留为高考成绩（和夏季高考的英语成绩对比，取最高的那一个）。
从高二等级考，到高三春考，再到高三等级考，最后到正式高考，董绘名觉得自己“一次比一次更不紧张了”。最后的3天正式考试，她感觉自己已经“放开了”。考试过程中让她印象最深的是，考完2个小时的数学后，她排了1个小时队去做了个核酸。
尾声
7月底至8月初，高考录取结果揭晓。
张冰冰考上了黑龙江一所211大学的中外合办专业，学习金融。她从小就喜欢法医，疫情发生后，她很想去学传染病学，可选择了学文，就没办法报法医和临床医学专业了。她利用暑假学习滑板，考了驾照。
因为今年数学试卷偏难，陈兴的数学的劣势削弱了，数学成绩居然从往常的班级三四十名跃至前十五六名。最终他考取了山东省内的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因为喜欢文学和英语，他选择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暑假，他在考驾照之余又读了几本文学名著。
董绘名的高考分数超出预期。她本来一直挺想去川大学8年制口腔医学，但考虑到回上海就业压力，参考老师和长辈的建议，她最终选择了上海一所名校的工科专业。暑假期间，她学习了大学的先导课程，并去教育机构做经验分享，还第一次独自离开上海到外地游玩。
9月，天气由热转凉。大学开学后，各地疫情依然偶尔爆发。张冰冰在入学后经历了开学“封校”、军训期间“解封”，目前又处于“封校”中。现在她在宿舍里上网课，可以在校园内活动。因为专业需要学俄语，她经常跟朋友们“吐槽”俄语难学。
陈兴在大学开学报到时也遇到了疫情，学生还未到齐，学校就“封校”了。之后军训取消，学生在教室里上网课。最近疫情形势好转，学校恢复了线下上课，学生才可以出校门，不过有时间限制，最多只能外出4到8小时。他加入了学校和院系的学生会，正在和现代汉语和英语阅读“搏斗”。
董绘名的大学，线下正常上课。她觉得大学生活挺充实的，大部分的学习和生活都要靠自己安排，目前主要的困恼是“课程难度有点大”——因为大一结束时要分流（分为计算机、微电子等），需要“卷绩点”。
夏去秋来，他们的大学生活陆续进入轨道。他们和所有的2022年高考考生一道，与高中3年告别，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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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村超生家庭的育儿往事
前言现今的夫妇如果想要一个孩子，往往要提前准备好久。首先要有房子，再看看自己的收入，是否能养活、且养好一个孩子，还要考虑孩子出生后是否有人帮忙带，在哪上幼儿园、上小学……所有条件都满足后，才开始备孕。万事俱备后，婴儿才在一家人的精心呵护下，来到这个世界。回头想想我弟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过程，则充满了各种偶然性。而且一路坎坷，一路艰险。
1
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上面有两个姐姐。我出生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已非常严苛了，我家属于“严重超生”。
为了生我二姐，我爸丢了教师的工作，还被罚没了很多粮食，一家人跟着饿肚子；为了生我，我爸带着我妈东躲西藏，这家亲戚住一周，那家亲戚住半个月，还一起去要过饭，这才把我生下来，最后还被罚了300块。
那时候，5元纸币就算大票子，10元都很少见。每一张“10元钱”摸起来纹路都麻手，农民爱称其为“麻大十”。有人偶尔得了一张麻大十，通常都藏在家里舍不得拿出来花。谁家要掏300块出来，里面都多是一块两块的，听着钱数不多，其实也有厚厚一沓。
我的发小小鹏是他家第二胎，也被罚了300块。我爸说，小鹏他爸缴300元罚款的时候，心疼得手直抖，试了几次才把钱递上去，还扭头苦着脸对我爸说：“真舍不得呀！如果我能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抵这300块钱，我也愿意。”
收罚款的人听见了，说：“缴完钱就赶紧走，别挡着后面的人缴钱。没人要你的肉哈，你的肉还没有猪肉值钱哩！”
当年，一看我是个男孩，我爸很高兴，就给我取名叫“安”。意思就是安心了，再不用跑着躲超生了。当然，如果我是女孩，他们极有可能还会躲出去再生一个孩子。
我有一个三伯，连着生了4个女儿，就继续在外面躲藏。村干部托熟人给他带话：“再不回来结扎，就把你的房子都扒掉！”他也让熟人给村干部带回一句话，很有挑衅意味：“瓦房平房随便扒，不生个儿子不回家！”
城里人通常无法理解农村人为什么那么执着地想要一个儿子，斥其为：愚昧、没文化。其实，但凡他们能在农村生活几年，就不会这么想了。对于这个问题，我这个农民是这么理解的——
首先，过去农村的活儿都很重，耕田挑担，没有男劳力根本不行；再者，往前很多年，农村邻里打架都是常事。没有儿子，跟人打架就只有挨揍的份。
当年我们生产队有三户没有儿子的人家，被打走了两户，走了20多年，两位男主人早就死在外面了。还有一户没被打，是因为侄子多。有一次，那家女主人去找我爸写状纸，她哭着说，我爸记。说着说着，她突然崩溃了，一把抹下裤子，对我爸说：“你看，你看哪，看看他们把我的屁股打成啥样了！”
我们村的吴老三在计划生育政策最严的时候，还生了5个孩子，前面3个80后都是儿子。他还说了句我们全村人现在都还记得的话——“儿子多就是好，打架有帮手，一人打一拳，别人都招（架）不住。”
当然，到我们这一辈人就不怎么打了，主要的原因是都在外面打工，一年也难见上一次，也就谈不上吵架、打架了。
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没有儿子，女儿出嫁之后就成了孤老。逢年过节，有儿子的人家儿孙满堂，热热闹闹，而嫁出女儿的人家则冷冷清清。更何况，一家若是没儿子，百年之后连宅基地和房子都会被生产队无偿收走，这一户也就永久消亡了。
所以，要想解决农村的重男轻女问题，还得先了解原因，而不只是在墙上挂几条简单粗暴的标语：不准重男轻女！
2
原本在我出生当年，我爸就去结扎了，我家断无再生孩子的可能。
我爸是我们村唯一一个主动去结扎的男人。我问我爸，以前结扎都是女人去，你一个男的咋想的？我妈就笑着说：“这事儿你得问我。”
那天，我爸回家对我妈说，村干部通知了，让咱们村的妇女明天去结扎。我妈说她不想去，儿子还小，还在吃奶，结扎后要躺在床上半个月动不了，孩子咋办？“你去吧。”
我爸就说，“行，我去就我去。”
我爸高中毕业，又自学过医，知道男女结扎都是怎么回事——女性结扎对身体的损伤要远比男性结扎大，之后要住院一周，还得一名家属伺候；男性结扎随做随走。
第二天一早我爸就出门了，中午也没回来。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时，我妈急了，对我小爹说：“你哥该不会是去结扎了吧，你去卫生所里看看，要是结扎了，就把他拉回来。”我妈在架子车上铺了一床旧被子，小爹就拉着架子车走了。刚走到村口，就看见我爸自己走着回来了。小爹问我爸，你没结扎呀？我爸说结了，没事儿。
我爸说，那天村卫生所总共51个人做结扎手术，只有我爸1个男的。医生说，男的结扎简单，放在后面做，就让我爸一直等着。
一个女的胆小，吓得直哭，她男人安慰她：“没事儿，小手术，你哭啥子？等手术做完了，我杀老母鸡给你吃。”女人说：“你说得轻巧，那你咋不做？”男人就说：“男人不能做，一做就没力气了。家里的田地都指望我呢，我要没力气了，那咱这个家靠谁去？”
那时候，农村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简单地以为男性结扎就跟劁猪骟牛一样，一结扎男人就成了太监了。尽管村干部一直在宣传，说对身体没有大的影响，但根本没几个人相信，也不耽误他们找点乐子。后来，我爸和别人吵架，吵到激烈处，总会被“揭短”：“你没有卵蛋，你是个太监！”这确实让父亲很恼火。
我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等着，听到有人在别的房间里议论他。一个说听说今天还来了个男的结扎。另一个就说，“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人家都是女人来。”最后终于轮到我爸了，医生也说：“你咋就一个人来了，家里也没跟个人，他们就恁放心？”
我爸脱了衣服，躺在手术台上，浑身直抖。医生说：“你别害怕，小手术，一会儿就好了。”
我爸说：“我不是害怕，我是冷。你们应该拿被子给我盖一下。”
医生拿过被子盖在我爸身上，说：“是有点冷，对不起哈，我们大意了。”
事实证明，那两个医生确实是马大哈，结扎手术根本没做好。几个月后，我妈就又怀孕了。我爸气地直骂：“他妈吔，这给我做的啥结扎手术！”
后来，我妈又怀孕几次，怕孩子多了养不活，就都去流了。我7岁那年，我妈怀了我弟，原本是打算跟往常一样流掉。那天我爸陪她一起去乡卫生院，去流产的人还挺多，两人就坐着排队。临到我妈的时候，医生中午下班了，让我妈下午再去。
那时候也没有车，步行回家还挺远，我爸就带着我妈去我舅爷家吃饭。舅爷住在卫生院附近，听说他们是来流产的，就力劝他们把孩子生下来，“门户大，不受人家的欺负。养到几岁就能放牛了，长大也是个好劳力。”
我爸妈本就觉得我憨憨傻傻的，长大了极可能娶不上媳妇，舅爷再这么一劝，他们更心动了。于是，在舅爷家吃过午饭，两人没再去卫生院，直接回了家。
3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妈开始慢慢摸索出一种“技能”——能看出孕妇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她曾经给几个孕妇看过，都说中了。她估摸着自己这次怀的是个男孩，但也不能百分百的确定。于是在生产前，她跟我表姨说好了，万一生个女儿，就抱给她，由她找个人家收养——后来生了个男孩，表姨很失望，说收养的人家都找好了。
从这天开始，村干部再让我妈去孕检，我妈就请我小姑去。那时，我小姑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都快成年了，早不打算再要了，孕检当然是没有的。为了稳妥起见，我妈还通过熟人，给负责孕检的医生送过50块钱——在1990年，50块钱也能买不少东西，而且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能通过花钱搞定。
小姑长得比我妈胖，脸也比我妈大一圈，长相差距很大。医生登记身份证的时候，怕旁边的人看出身份证上的照片跟我小姑明显不一样，还用左手盖在身份证上，抄几个字抬起来看一下。
可没过多久，我妈怀孕的消息还是传出去了。
我家和小亮家是邻居，谁家有个什么响动，对方都听得见。小亮的父亲叫元海，很喜欢打听别人家的事。我妈怀我小弟的事，很快就被元海听去了，在村里到处嚷嚷。村妇联主任姓余，是吴队长的老婆，没多久就专程来了趟我家。
那时候伙食不好，我妈营养跟不上，胎儿也小，根本不显怀。余某问我妈：“我听元海说，你怀孕好几个月了，咋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呀？”
我妈笑着说：“根本就没有，你要能看出来才怪呢。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我都担心养不活，我咋可能还要呢？你就是让我要，我也不要。”
余某又说：“要不是元海说你怀孕了，我也不信。”
我爸也在旁边信誓旦旦：“你别听人家瞎说，根本不可能的事儿，我都结扎了，我老婆怎么可能怀孕呢？谁再造谣，我打烂他的嘴！”
余某想想也是，就走了。
眼瞅着就8个月了，我妈的肚子大了起来，衣服也已经遮不住，只好藏在家里不出门。邻居来串门，她就坐在那织毛衣，肚子上盖着被单。
藏了大半个月，左邻右舍又开始生疑，我爸妈都觉得再这么下去，难逃被拉去强制流产的命运——我看过一个本地的小干部写的回忆录，这个小干部曾被调去干了几个月的计划生育工作。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他们把很多大月份的孕妇强行拉去流产，有的胎儿已经8个多月了，流下来还是活的，哇哇直哭，他们居然都拿去活埋了。小干部后来常做恶梦，实在受不了，就给上级送礼，把他调到了别的地方。
我爸在家考虑良久，决定去医院拿催产针。医生还问我爸：“你用得好吗？”
我爸怕医生不拿给他，说：“我学过医，知道咋用哩。”
的确，我们家姐弟4人，只有我大姐是在医院生的，其他孩子都是我爸接生的。但即便如此，他也不知道催产针要打多少。那天，他共拿了3支催产针，每支2毫升，先给我妈打了1支，等了2个小时，啥反应也没有，就又打了2支。
晚上，我爸让我去跟两个姐姐睡。平时，我都是跟爸妈一起睡在一张破旧的老木床上，我跟我爸睡一头，我妈睡在另一头。有时候半夜醒来，就看见我爸跑到我妈那头去了，两个人在那头哼哼唧唧的。
天冷了，水牛也要牵到屋里来，就拴在我们的床旁边。半夜听到水牛“哗啦哗啦”地撒尿了，我爸或我妈还要披着衣服起来，拿着尿桶给水牛接尿。屋里的地面是泥土的，坑坑洼洼，每次都有不少牛尿撒出来。日积月累，在水牛的后面搞出来一个很大的尿泥坑，骚气满屋。水牛很调皮，有时候还把屁股转过来，对着我们的床边拉屎。有时候早上起来，发现脱在床边的鞋子都被牛屎盖住了。
那天晚上，我跟大姐睡一头，二姐睡在另一头。我爸在那张破旧的老木床上给我母亲接生，而水牛则在旁边自顾自地吃稻草。我们姐弟三人都没睡着，支棱着耳朵听着。
我能听到母亲的喘息声和呻吟声，还有水牛咀嚼稻草的声音。我爸偶尔会在屋子里走动，拉开抽屉翻找东西。我感觉等了好久，终于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很微弱，像只小猫儿在叫。
我爸再次走过来的时候，大姐问：“爸，我妈生了？”
“生了。”
“男孩儿女孩儿？”
“男孩儿。”
如此简陋的条件，我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是如何做到母子平安的。
后来，我的一个叔叔也学我爸，给我婶子打催产针。也不知是不是剂量没掌握好，婴儿死了，还是个男婴，两口子哭得死去活来。后来听我妈讲，她跟我婶子一起劳动时，看见我婶子的人中上有一条横着的皱纹。农村人都说“人中一条线，有儿不相见”，这样的人命中注定是没有儿子的。当然，也就是迷信的说法。
4
弟弟出生后的第三天，余某又对我爸说，让我妈去孕检。这次我妈没让小姑代替，是亲自去的。
那天下着小雨，20里土路坑坑洼洼的，到处都是泥水坑，很难走。我妈的身体还很虚弱，我爸想用架子车拉着我妈去医院，可试了试，一个空架子车都拉不动，刚拉了几十米，轮子上就粘满了泥。再说了，用车拉去，又怎么跟卫生院里的人解释呢？没有办法，我爸只好把水牛牵了出来。在水牛背上披了条麻袋，又在麻袋上盖了条旧被单，然后把我妈抱上牛背，把家里仅有的一把油纸伞撑开，递给我妈。
那时候，家里穷得连双雨靴都没有，我爸只好挽起裤筒，赤着脚走在泥泞中。他背上披着一块塑料布，手里牵着水牛，一直把我妈送到离卫生院只有200多米的地方，才把我妈从牛背上抱下来，让我妈自己撑着伞去卫生院，他牵着水牛在那里等着。
那天余某也在，她带着我们村的几个妇女在那里做孕检。等我妈检查完，乡妇联主任就骂余某：“你这个妇联主任咋当的，连点谱儿都没有，人家身上还没干净，你让人家来孕检。你还和人家一个生产队，离得也不远，有没有你都搞不清呀？”
余某也很抱歉，一个劲儿地跟我妈道歉：“你看看这弄得啥事儿，真是太对不住你了，这下雨的天，路也不好走，还让你走恁远。唉呀，我真是……这都怨那个元海……”
几天之后，余某看见元海就责怪他，一个大男人，就知道说瞎话。元海不承认，余某就说：“你还没说瞎话，你说她怀孕了，我前几天亲眼看见她在医院做的孕检，啥也没有。你可把我坑了，因为这件事儿，乡妇联主任把我吷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元海说：“那肯定没有，要有那才怪呢，人家都已经生下来了，明年都会跑了！”
余某还是不信。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说我妈又生了。余某将信将疑，跑到我家一看，果然看见我妈抱着个孩子，气得直抖：“17的把18的骗了，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现在计划生育政策恁严，你们还敢要4个孩子。好好好，你们行，你们就等着处罚吧。”
等余某走了，我爸我妈就赶紧转移财产，把粮食和家具藏到邻居家里。等到天黑，我爸还偷偷地把水牛牵到我小姑家里去。万事具备，就等着“泰山压顶”了。
我们村那时还没通电，晚上也没啥娱乐节目，所有的人是天一黑就睡觉。晚上九点多，我爸我妈都已经睡下了，余某又来了。
她这次不生气了，笑嘻嘻的，跟我爸我妈商量，让他们私下拿500块钱给她，“你们给我500块钱，我保你们没事儿。你们要不拿，就等着吧，非罚你们好几千，罚得你们一辈子爬不起来。”
我爸我妈都觉得不靠谱，任凭余某说得嘴角起白沫子，也没给她钱，她悻悻离去。
我堂弟跟我弟差不多大，幺妈怀我堂弟时，为了堵余某的嘴，我小爹给她送过礼。当然，也是她主动张口要的，我小爹说没钱，她说送别的东西也行。我小爹就给她送了一蛇皮袋黄豆。收了礼，她就睁只眼闭只眼，村干部下来抓孕妇的时候，她就让人提前通知我小爹，带着我幺妈躲出去。
几天之后，余某就带着村干部们杀过来了，让我爸缴1200元罚款。那是1990年，1200元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实在不是小数目，要省吃俭用好几年才能攒出来。家里倒是有两头大而不肥的猪，如果能卖掉，可得300多元。可那一年超生的人特别多，到处是卖猪凑罚款的人，我们家的猪根本就卖不出去。
村干部们又来催收的时候，我爸我妈就抱着弟弟跑了。我们家旁边有一棵两人合抱的泡桐树，奶奶准备拿它来做“瞌睡笼”（棺材）的。泡桐树生长迅速，木质松软，用手指甲都能掐个坑，是很次的木材。因价格低廉，我们这里的穷人都好拿它做棺材。
村干部拿着镢头在泡桐树下刨土，说是要把泡桐树放倒运走。奶奶很伤心，当时就哭了。这个可怜的女人呀，当初嫁给我爷爷时，我爷爷家还有30多亩田地，农忙时还要雇短工，日子很过得去。之后田卖房烧，爷爷也早早去世，撇下她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一辈子也没能享上什么福，能睡在一棵泡桐树做的棺材里永远安睡下去，竟成了她最后的念想。村干部本来也只是吓唬吓唬她，让她劝儿子把罚款尽快缴上。见她哭得伤心，也就收手走人了。
第二年，罚款又加了600快滞纳金，变成了1800块。我家没钱缴，村干部就开始砸我们家的房子。
一天我放学回家，正看到他们在砸房子。他们拿着铁锤，顺着木梯爬上房顶，要么把瓦片敲烂，要么把瓦片丢下来摔碎。晚上，躺在床上，我能看到漫天寒星闪闪。那次村干部威胁说，今年再不缴，明年就是2400元。我爸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家里的水牛卖掉，又借了些钱，凑齐了1800块。
水牛是我们家最重要的财产，一家人的生活都指望它。耕田耙地，拉车打场，哪一样活儿都少不了它。我妈感念它，每年过年吃年饭的时候，都会给它盛一盆米饭。卖掉水牛之后，明年的农活儿怎么办？一家人怎么生存下去？不知道。火烧眉毛，只能顾眼前了。
5
因为要第二个儿子，我家被罚得一贫如洗。
尽管饭都快吃不上了，但我爸妈却很开心，因为这个小儿子长得好看，又聪明伶俐。父亲经常怜爱地抱起弟弟，说：“我的小千八吔，你花了爸爸1800块呀，长大了就给你取名叫张千八。”
我们隔壁村的蒋某二胎是个女儿，跟我弟弟一般大，居然罚了2000块，还有几百斤粮食。他听说我爸只被罚了1800块，很不平：“他们家生了4个才罚1800，我们家刚生二胎就罚了2000块，还有几百斤粮食，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吗？”其实他是拖了2年，罚的滞纳金。
余某的侄儿吴老三生了5个孩子，却连一分钱的罚款都没缴。不但没缴，政府还得给他发救济粮。他家离我家也就30多米，家里只有两间泥巴墙草房，草顶年久失修，都露天了。
村干部去他们家的时候，他们早躲起来了。家里仅有的几件旧家具都藏到了邻居家里，门也没有关的必要了，就那样敞开着，省得村干部再踹烂了。村干部进屋看了看，阳光从屋顶漏下来，照亮了每一个犄角旮旯，空空荡荡。村干部很失望，又去厨房看了看，突然眼前一亮，由于他们走得急，还有一口锅没有揭走。有个村干部抱起一块大石头，对着锅砸下去，“啪嚓”一声，就只剩下一个铁圈了。
除此之外，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村干部毫无办法。没钱、没房、没工作，你总不能说开除他的农籍，不让他种田了吧？
有了弟弟，我也变得忙碌起来。那年我读小学一年级，家里没有表，我妈也不知道时间。看我放学回来，她就知道该做饭了。她做饭的时候，我就把弟弟接过来抱着。
农忙的时候，我妈让我辍学在家带弟弟。可我情愿放水牛也不愿带弟弟，我说：“你怎么不让我姐在家带弟弟？”
“你姐上四年级，你才上一年级。高年级的课耽误几天就跟不上了，你一年级有什么要紧？”
“那要我带弟弟，我就一直在家带，以后农闲也不上学啦。”
“中，不上就不上。”我妈信誓旦旦地说。
我那时候真是很讨厌上学。每天，我学母亲唱儿歌，哄弟弟入睡，他醒了我就在稀饭里撒上白糖，一勺一勺地喂他，把屎把尿，擦屁股换尿布。
那段时间，我和弟弟又经历了人生中最凶险的一天。
有一天，我让弟弟睡在摇窝里——信阳人管摇篮叫摇窝——这把旧摇窝非常古老，也很大，有一米多长，我爸年轻的时候喜欢蜷着两腿躺在里面睡午觉。
吴老三的母亲和父亲都先后死在这把摇窝里。吴母喝药自杀，急需送医，又没有担架，吴父就借我们家的摇窝，把吴母装在摇窝里往医院抬，结果吴母就死在摇窝里。几年后，大家又用这摇窝把吴父往医院抬，吴父也死在摇窝里了。摇窝送回来后，我妈用刷子洗干净，又把我放在里面。我最初听父母讲这一段时非常震惊，我妈笑着解释：“那有啥办法？人家救命要紧，我能不借吗？送回之后也舍不得扔，也没钱做新的，只好洗洗接着用啰。”
我轻轻地摇着弟弟，想让他入睡，可弟弟总是哭闹不止，怎么也哄不好。那时候，我爸还在外村承包了几亩田，他和我妈在田里插秧，我决定抱着弟弟去找他们。刚走出门，就听见背后轰隆一声，家里那面厚重的土坯隔墙就拍了下来，把那个旧摇窝、还有桌子椅子啥的都拍得粉碎。
日本有一个说法，说是家里上百年的老物件都是有灵性的。难道是我们家这把传了几代人的老摇窝感觉到了危险，从而以我不知道的方式发出了警示，催促我抱着弟弟离开吗？我不知道。
那时天热，弟弟浑身上下只穿着一个小肚兜，身上还有汗，光溜溜的，不好抱，而我太小，没有力气，就抱几十米歇一下，不到2公里的路，我愣是走了一上午，累得满头大汗。
周围有很多乡邻也在插秧，听了我家的事，都夸我能干懂事，小小年纪就会保护弟弟了，我还挺得意。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可真悲惨。
弟弟小时候长得很好看，小嘴也会说，无论是亲戚还是邻居，都说他长大了比我有出息。我知道爸妈都认为我笨，上学也是浪费钱。有一天，我甚至听到他们说，让我长大了给弟弟当“大膀儿”——“大膀儿”就是大翅膀的意思，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就只是帮助兄弟活得更好而已。
我们这里，似乎每个村都有一个傻男人，就跟电影《隐入尘烟》中的马有铁类似。他们娶不上媳妇，无法成家立业，年轻的时候就给兄弟帮忙干农活，兄弟施舍他一口饭吃，这样的男人在我们这里就叫“大膀儿”。等到老了，“大膀儿”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人就给他买张火车票，送到很远的地方去扔掉。大膀儿脑子不够用，找不到回家的路，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大膀儿”，到老了就突然失踪了，邻居们都说是他的兄弟把他送到外面扔了。
6
年纪稍大点，我就外出打工了，深知挣钱不易。所以，每年过年回家都会勉励弟弟，让他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去公司里做办公室，不要像我一样，无论去哪座城市，都干最脏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
可事实证明，“聪明”的弟弟也不是读书的料，读到初中毕业，他也辍学了。
2007年的春天，他跟着姐夫一起到北京打工。那年春节我没回家，姐夫把他送到我的小出租屋，我接过他的行李，叹了口气。下午就带着他去市场买了身衣服，又买了些吃的。几年后，弟弟当着我和大姐的面，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那时候穿的裤衩都是我买的。我很惊讶，因为自己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当时，我已经在北京服装厂做了3年，每天坐在缝纫机上忙碌近16个小时，身心俱疲，却又找不到其他出路。没想到弟弟现在也要走这条路了，心下怅然。
那是弟弟第一次出门打工，为了方便照顾他，我让他睡在我的上铺。服装厂的伙食很差，清汤寡水，而弟弟的胃口又不好，总是吃不饱。有一天夜里，我听到他说梦话：“妈……妈……我想吃肉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第二天一早，就请假去菜市场买了几斤排骨炖给他吃。
2011年，弟弟谈了个女朋友，2012年春天两个人就结婚了。那年下半年，我爸妈给了他一些钱，加上他自己打工攒的，有10万元左右。他想买一台车，而我力劝他买一套二手房。为此，我还费心费力帮他找好了房子，想让他去看看，可他执意买了车。以后住哪里？靠什么养车？买车有什么用？他全不考虑，只要眼前有了车，已经享受上了，这就够了。
2018年秋天，我跟着弟弟去上海打零工，总是做不长久。终于找到一家，却只做了2天，每天12个小时，每小时18元。而弟弟因为把车停在厂门口，还被贴了一张罚单。也就是说，弟弟忙了两天，只挣了194块钱，还没扣除饭钱。
有一次，我们在中介所找了两天工作，也没能找到合适的。我看到弟弟坐在中介的沙发上，神情憔悴，眼神迷茫。我总觉得很抱歉，作为一个哥哥，我什么也没能帮到他。
2019年，我爸妈拿出全部的积蓄给弟弟买的两层小楼终于装修好了，等着他从上海回来买些家具就可以住了。
腊月，打了一年工的弟弟开着一辆轿车回来了。他衣着光鲜，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外面当了老板，混了好几十万呢。而实际上，他却连一张床都买不起。这绝不是个例，我见过很多和他类似的年轻人，一个个人五人六的，都开着轿车，衣着光鲜，人前显胜，其实口袋比脸还干净。
我原以为弟弟只是没钱，等2021年再次去上海打工时才知道，他还在网上借了5万多块网贷。
2022年3月，上海疫情爆发，很多工厂开始封闭生产，住厂的员工都有补贴。弟弟很走运，他们厂每天补助400元，加上工资200多，每天的收入接近700元，每月能拿2万。2个多月的时间，弟弟就还完了网贷，我也为他松了口气。可我哪里知道，他一缓过劲儿来，又马上把车便宜处理掉，换了台新车，接下来每个月要支付2千多元的车贷。
等疫情过去，他的工资又会恢复到平时的每月5千多元，我妈还在老家帮他带着两个孩子，他每个月也要寄回一点钱，我不知道他那点工资将如何应付。但是，对他来说，似乎都没关系，只要有新车开了，别的事都可以放在一边。
佛家有一句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只是安慰人的空话，并没有任何的道理。弟弟经历了那么多曲折来到这个世界上，事实证明，他也终究只会是流水线上的一个螺丝钉，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人口红利”，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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