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555)

来源: 2022-09-19 19:03:04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一个温州小老板的四次失败创业

2022-09-16 10: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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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池洪波

会武功的乡镇企业家,前塔沟武校扫地学员

1

2021年年初,西南某城市开展环保整治活动,许多重污染企业的生产许可证都被取缔收回了。一夜之间,我大姐家开了15年的塑料厂,也成了淘汰名单上的一员。

大姐闲不住,大姐夫华哥也一样,俩人关了厂子回到温州,打算盘下一个生计做到退休。因为我从事服装加工业,手头有不少现成的资源,他们就决定“借势”开一家服装辅材店,卖些松紧绳、粘扣带之类的小玩意儿。

两口子做事雷厉风行,没两天就在市区某个大型鞋材市场里盘下了一家铺面。付过店铺转让费后,再交一年8万8的租金,紧接着就开始装修。那半个月,华哥一边监督装修师傅,一边挑货架、沙发凳椅,事事亲力亲为——他已经44岁了,如果一切顺利,这家辅材店大概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创业了,所以格外上心。华哥对我说:“只要守得住店,总能把生意做起来。”语气里有点儿破釜沉舟的意味。

但他并不知道,辅材生意看似轻巧,其实里面的门道却不少:有铺面,就需要人时刻守着,随时答对上门的客户;现今又时兴“一条龙服务”,甭管订单大小,都需及时送货上门,如此一来就得有人专职送货;服装辅材这玩意儿品类繁多,有些产品自家缺货,得从同行那里调;还有的产品需要特殊定制,就要人去跑印染厂和各个加工作坊……遇到旺季,夫妻搭档也忙不过来。为了让自家店铺尽快走上正轨,大姐与华哥一合计:让阿诚入股吧!

阿诚是我的二姐夫。他身材黑瘦,其貌不扬,戴一副瓶底厚的黑框眼镜,平日里话不多,是个“闷葫芦”。前些年他在江苏办过一个箱包厂,几年下来亏损惨重,只好灰溜溜地回了老家。这两年他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一直没有正经营生。大姐邀他入股时,他已在家赋闲一年多了,因为整天无所事事,老和我二姐拌嘴,一家人都愁眉苦脸的。

大姐的如意算盘打得极好:她觉得阿诚与华哥年纪相仿,连襟之间关系还算融洽,就算将来合伙遇上什么事,一家人敲断骨头连着筋,也都好办好商量。而且,阿诚除了开过厂,还卖过鞋材,行业经验比他们夫妻俩还丰富一些,肯定能帮上忙。唯一不足的是,辅材店的起步资金林林总总加起来起码要50万以上,阿诚手头只有2万元,剩余的股本只能先欠着。

大姐叹着气对我说:“不管欠什么,都没有欠股本的道理嘛……”最后,她和华哥还是把这笔钱给垫上了。

 

华哥办过企业,能说会道,就负责看店、调货、处理订单。外联业务则由阿诚包揽。他们运气还不错,开张4个月,营业额就突破了50万——疫情之下,这个数字对一家新店来说已经非常出色了。

然而,4个月里,店铺的公账上却没有收到一笔货款。阿诚说,几个客户的经营状况都不太好,资金周转有缺口,要等几天才能清账。可等来等去也没个结果,大姐就向我抱怨:“阿诚跑了多少趟,几乎天天去厂里坐着,也没讨来一毛钱。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倒闭吧?帮帮忙,给姐唱一回黑脸。”

催账是一门技术活——能靠手下解决的,绝不能出动背后的正主。如果手下动用了非常手段讨回了钱,正主改日上门道个歉,头头们照样相亲相爱,不至于撕破脸,坏了生意。

大姐递给我一本对账单,一家名叫“顺友”的鞋厂欠的货款足有20多万,“老板怕是快跑路了”——因为阿诚回来痛心疾首地说,“顺友”忙得要命,订单下得跟雪片似的,老板娘却像个老赖,对账时磨磨蹭蹭,结款时抠抠搜搜,非要拖到年底,一点儿甜头也不给。

我听完,咂咂嘴,硬着头皮答应了。事涉货款,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那天去“顺友”要债,我故意摘掉眼镜,梳起大背头,又换上黑皮衣、马丁靴,在腕上缠了核桃小串——比起瘦小的大姐,我200来斤的体格总归要多一些“说服力”。

上午10点刚过,我大大咧咧地闯进经理室,打搅了一场尚未结束的商务洽谈。客商匆匆离去,那个自称“老板娘”的中年女人看我眼生,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惊讶地问:“你是?”

我二话不说,将对账单往桌子上一拍,大声喊:“结账!”

富态的老板娘被吓了一跳,迟疑了好一会儿,才将单子拿过去看。但她只是瞥了一眼,就不再往下翻了:“你是××辅材店的业务员?阿诚去哪儿啦?这账不是已经结了吗?”

我瞪起眼睛,只当她在唬我:“胡说,什么时候结的?”

老板娘冷冷地白了我一眼,然后翻出手机,把微信的转账记录指给我看:3万,5万,1万……4个月以来,她总共给阿诚转了7次账,20多万的货款早已结得干干净净。

我盯着屏幕,脑子乱成了一团浆糊——难道是大姐搞错了账目,弄错了催讨对象?见我的气势弱下去,老板娘的脸立刻拉下来,厉声骂道:“你家财务有毛病吧?这点儿账都算不清楚!”

我讪讪地道歉,然后灰溜溜地退了出去。路过“顺友”的车间,我发现里面忙得热火朝天,一车车的材料和成品箱拉进拉出,不管从什么角度看,这家鞋厂都不像缺钱、快要倒闭的样子。

 

2

回到店里,我埋怨大姐搞错了账目,害我白跑一趟。她皱起眉头,看完我刚拍的转账照片,“啊”地一下叫出了声。我一愣,心忽然沉了下去:“阿诚收了款子,没跟你报账?”

接到大姐的电话,阿诚索性沉默以对,电话那头只有“沙沙”的噪音。双方僵持了许久也没问出个所以然,后来阿诚说自己手头还有其他事情要做,随即挂断了电话。

擅自挪用20万货款对阿诚来说似乎只是一件小事,大姐缩在沙发上,眼神忽然变得很迷茫。华哥提着几份快餐进店,还以为我们姐弟吵了架。当他得知货款的真实去向后,眼睛瞪得像一双牛目。

经过一番打听,我们终于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据说,“顺友”鞋厂的采购经理是个懒鬼,极少在市场里露面,通常下了订单就跑,后续的工作都靠店家自己去做。平时大姐店里送货、清点、对账这些事都由阿诚去办,导致“顺友”很多部门的人只认识阿诚,对他背后的辅材店却毫无印象。

与阿诚的描述恰恰相反,“顺友”信誉极好,在大多数鞋厂按季结账的时候,“顺友”能做到月结。只要供应商上门结账,总能心满意足地离开。供货的头一个月,阿诚上门对账时就甩出了自己的私人账户,老板娘一点儿疑心也没起,干干脆脆地给了钱。

开张4个月,因为没有回货款,店里的资金周转相当乏力。大姐和华哥虽然焦急,但从未怀疑过阿诚,更没有动过亲自去“顺友”询问的心思。这4个月里,我们光是家族聚餐都组织了5、6次,阿诚次次不落,席间喝酒吃菜,神色如故,看不出半点异样。偶尔谈论到店里的货款收不回来,他也没露出什么不自然的表情,只说客户也有难处,要将心比心,还是得留一点余地。

“咱们上当了?”大姐转头问我。

我的心口哆嗦了一下,就跟生吞下一块冰似的。华哥更是坦言,比起挪用货款这件事,更让他愤怒的是被亲人欺骗。

 

据说,阿诚挪用货款是为还债。东窗事发后,他就玩起了消失。考虑了几天,大姐和华哥决定主动登门沟通,毕竟有些话得说开了才行——这家号称“合股”的辅材店到底还开不开?就算关门歇业,材料商的账目怎么对付过去?烂摊子总得有人来收拾吧。

华哥还算克制,他提前就表示,自己会尽量保持沉默,因为一开口他肯定要骂人,“万一把事情弄僵,以后就不好办了”。

我们一进门,阿诚果然不在家,只留下年迈的父母。我问老爷子,阿诚到底欠了多少钱?老爷子就开始抽烟,一支接一支,弄得满屋子都是烟气。等清空手里的烟盒后,他才迟疑着开口,说欠了300多万。

“都是做生意花掉的?他怎么能借来那么多钱?就不怕还不起吗?”我难以置信。

老爷子说阿诚运气不好,做什么赔什么,数次创业都是以失败告终。他的财运似乎总不来,这些债是一点点欠下的。

3

温州的生意人之间向来有“帮带”的传统。甭管是亲戚的子女还是街坊邻居家的孩子,只要不想读书,父母愿意找找关系,多半都能寻到一个出路。按本地人的说法,这叫“学生意”。

阿诚大学没读完就南下广东“学生意”了,他家有个远房亲戚在那边开了一家服装批发店,还挺成功。3年后,阿诚“出师”,选择在佛山自己另起炉灶,但头几年就蚀掉了十几万本金——这些钱大部分是借的,要付利息。

2012年,阿诚从佛山铩羽而归,之后经人介绍与我二姐订婚。他们的婚事一直拖了好几年才办,我爸妈一直觉得是他家太忙,多年之后才想明白,应该是因为经济压力大。

二姐结婚当年就生了孩子,小夫妻的手头一下子就紧张起来。我爸看不过去,给阿诚张罗了一个工作——卖鞋材,还从自家生意里均出两个客户分给他。

阿诚的鞋材店开在镇上的一个市场里,铺面虽小,但里面的沙发、茶具一应俱全。每天,阿诚坐在最里头,用纸牌游戏打发时间,到了下班的点,溜的比谁都快。我问他生意怎么样,他就摇摇头,说市场位置不太好,离工业区远,一天都见不到几拨客流。他说的倒也不假,租的店面在三楼,能逛到这里的客户更是少之又少,那天我在店门口站了一个多小时,只见过两拨人,还都提着大包小包,显然已经在其他店铺采买完毕了。

“出去转转,总能碰上人嘛。”那时的我还很年轻,从没跑过市场,但出身商人家庭,耳濡目染之下,总觉得每天高坐店头可不济事。毕竟卖楼都要发传单,何况鞋材这种小生意呢。

“上哪儿去?他们都有相熟的店铺,不好插手吧?”阿诚犹豫地说,“况且,我也没有那么多资金周转,这几个客户就够我忙的了。”

我觉得这想法简直不可思议——做生意要只靠等,怎么能打开局面?但阿诚是我姐夫,年纪大我一轮,社会经验也比我丰富得多,有些话我无法说得更直白。我的内心开始产生一丝怀疑:这个性格温吞的二姐夫,真的适合做生意吗?

因为从小到大,我发现周围那些生意做得好的,大多是一些脾气暴躁、气势汹汹、跟谁说话都像是在吵架的人。他们虽然性格直爽火辣,但干起活儿来一点都不含糊。温吞如水,跟谁都没有几句话说的人,在丛林似的生意场上怎么抢得到肉吃?

回到家,我爸问阿诚的生意怎么样。我摇摇头,发了不少牢骚。爸爸只说,年轻人做生意,开头总有偷懒的时候,等孩子大了,要上学了,就知道要奋斗了。一旁的二姐还沉浸在蜜月期里,努力地为丈夫辩解,说万事开头难,等这阵子过去了,他肯定能打起劲头。

可是过了两年,阿诚的店铺仍旧没有起色。到了年底结算,扣除成本,他只挣了个“寂寞”,于是只好退租。

4

第二次创业失败,阿诚可能也意识到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于是就进了附近的工厂上班。毕竟是本地青年,东家也会高看一眼,他进厂就当上了管理,月薪七八千,一应福利都不缺。

可是,阿诚爸不乐意了。他在家里大发雷霆,死活要让儿子再出去找找门路:“学了几年(生意),又开过两家铺子,怎么还没学会做生意?那几年都学到狗身上去了?”“人家能行,你咋就不行?”“缺资金、缺股本?我去给你借!”

自古以来,温州地狭偏远,后来都是靠商业发展起来的。许多老一辈的温州人吃过苦,又耳濡目染了许多一夜暴富的故事,于是就把做生意当成了一等一的美差。他们希望子女开商铺、办企业,自己为自己打工。要是谁家孩子进了工厂或是做普通职员,父母就好似低人一等。

阿诚爸做了半辈子农民,眼看着周围的人都靠做生意挣了大钱,说不眼红肯定是假的。但他不懂生意场上的门门道道,只想让儿子做老板。阿诚老实,没有一点儿花花肠子,他爸一生气,他就不敢顶嘴了。

正犹豫的时候,发财的机会竟然主动送上了门——阿诚的朋友老三一直在江苏经商,听说很有些财力,他邀请阿诚和他一起北上江苏,开箱包厂。老三这人有点奇怪,为场面上的事花钱如流水,但始终没像其他成功的温州商人那样在老家置地,一直住着父母留下的老宅,开的也是那辆老大众,车尾的漆都秃成水墨画了。

办工厂可不比开店,需要的资金和精力以倍数计,许多人都劝阿诚还是老实上班为妙。但最终,阿诚还是决定跟老三一起干一票大的。知道儿子没本钱,阿诚爸就去帮他借——据说,阿诚的欠债里有一大半都是出自他爸的手笔。

温州的地下钱庄相当发达,每个村镇都有自己的“人头债”和资金流。比如欠500万,打月息一分的欠条,即12%的年利率。如果拿这些钱去做生意,解燃眉之急,在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利息也不算太高。但在未来并不明朗的情况下,盲目地把这钱投入商海,就无异于一场豪赌。如果较真的话,我觉得打扑克和麻将甚至比借钱做生意还公平一些。牌桌上,大家从同一个牌堆里摸牌,胜负即刻揭晓。而在生意场上,一个普通人能否成功,要看个人背景、经营水平、交游能力、行业兴衰、地方政策……接着,要熬过漫长的起步期,才有可能迎来黎明。

阿诚满怀希望地把借的本钱投进去,厂子开起来,他才切身体会到办厂的艰难。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事务都要他操心。而老三只负责业务,到了第二年,他的本性就渐渐显露出来:去外省出差住星级酒店、吃高级餐厅,平日里购置日用品、私车加油,花的全是厂里的钱。就连他呼朋唤友搞聚餐也要挂公司的账,美其名曰:“抵税,顺便为公司寻找业务机会。”

说是抵税,但老三事后常常“忘记”补账。几年下来,餐费花了不少,但“业务机会”的后续却跟闷屁似的,没半点儿声响。很快,两人合伙的箱包厂便入不敷出,老三干脆拍拍屁股,撤资走人了。

自此,箱包厂成了阿诚一个人的产业,也成了他头上的“紧箍咒”。虽说订单不断,但由于工价压得狠,几乎无利可图。干这一行谁都能歇业,唯独阿诚不行,因为只要流水线一停下,债务就会伺机而动,一口吞了他。

这第三次创业,究竟挣了多少钱,亏了多少钱,到后来阿诚自己都摸不清眉目了。他只知道自己的债务垒成了小山,直插云霄,除去日常生活开支,但凡挣了一点钱,他全都交了利息。

其实及时止损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阿诚始终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可能是舍不得前期投进去的钱打水漂,也可能是期待自己能逆风翻盘,他一次次地借钱周转,最后甚至沦落到借各种网贷。

2020年年初,整个行业受到疫情影响,几乎塌掉一半,更别说阿诚的那个小工厂了。这第三次创业,又失败了。

5

说起过往,阿诚爸显然心情烦躁,他开始捡拾桌上的烟屁股抽:“反正现在手里有380万欠款,连本带利,实打实的。”

之前,我们家里人都知道阿诚因为做生意欠了一些债,但并不知道数额居然如此之大。我与华哥对视一眼,摇了摇头。华哥冷不丁地问:“几百万的欠款,他怎么能睡得着?甚至没有吐露一点半点的。”

“做生意嘛,都是这样的,以后赚回来再还上就是了……”阿诚爸眨了眨眼睛,说自家对门的邻居在东北开油漆厂,欠了1000多万外债,还不是到处借贷,照样往里头添钱。“你放心,等工厂有了起色,连本带利都能卷回来。给他一点时间,学了这么些年生意,总能翻身的。”

阿诚爸咬了咬牙,抬头看着华哥,似乎是希望得到他的认同。可华哥沉默不语,一拍桌子,转身就走了。

出了大门,华哥脸色涨得通红,嘴张开了几次,终究憋成一句叹息:“那可是380万啊!哪怕他拿着钱花天酒地,哪怕拿着钱买个奥迪,哪怕整天吃喝玩乐,就算一家子破产,那也算捞个够本了。可现在呢?老婆孩子都没享到福,反而多出了一屁股债!”

 

温州不缺财富神话,但许多都是在一片蓝海中铸就的。如今,草根创业成功的案例是越来越少了,普通生意人能踏踏实实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很不错了。

商量了几天,华哥和大姐决定把店铺经营下去,“摊子已经铺开了,总不能半途而废”。他俩理清了店里的外债,剔除了阿诚的股份后,咬牙担下了大部分旧账。

店里没了司机,忙碌了许多,大姐几乎是连轴转,连接送孩子的时间都没了。她告诉我,店铺刚起步,自产的产品还不多,许多新货都是阿诚从同行的店里调来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几天周边的店铺大概都听说了阿诚卷款跑了的事,于是统统找上门来。毕竟在一个市场里做生意,同乡们多少会给一点面子,他们倒是没有要求大姐立即结账,不过,凡是阿诚签过的单子,他们都要大姐再签一次,备注里还要写明结算日期,就差画押了。有一些材料商就没那么好说话了,他们上门对账,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大姐做了多年生意,一直信誉良好,哪受过这种委屈?那几天,她气得直哭。

为了防止剩余的货款被阿诚偷偷拿走,华哥花了一周时间一一拜访客户,希望他们以后直接打店里的电话订货。接着,他又去各厂财务部门逐一核对货款,更改收款账户信息。有些客户嫌麻烦,认为他的店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于是这边敷衍着,转头就把他们的店铺从供应商名单上拿掉了。

阿诚挪用货款造成的后续影响,对大姐的小店来说无疑是致命打击。过了很久,我还是不明白,阿诚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愚蠢的决定,毕竟纸包不住火,他不可能瞒到年底。

大姐说,阿诚铤而走险,是因为有一笔网贷款子到期了,需要立马填上,接着再贷出来,他才能把店里的窟窿补上,“不然的话,阿诚就毁了声誉,再借不来其他款子。倒来倒去,他的压力肯定不小,能拖上一个月,就觉得熬过去了”。

我二姐是个软性子,她也透露出了一些细节:每到端午、中秋这些传统节日,阿诚的精神就会变得高度紧张,但凡发生一点小事,他都要发火,暴跳如雷。

我明白,中秋、端午历来是民间借贷人讨债的时候,他们不是正规的金融机构,没什么规矩。有时一笔款子背后有三四个债主,他们之间消息很灵通,一旦债务人拿不出利息的风声被宣扬出去,所有人都会上门询问。

“这样大的压力,想要精神不出问题,反而是怪事。”大姐言语戚戚,“或许我们也有错,就不该让他入伙。”

其实,大姐也了解阿诚的性格,让他跑业务实属有点儿为难他。可阿诚既然愿意入股,总不能真让他只当司机吧?如果时间长了华哥不注意,对阿诚呼来喝去的,那他的面子往哪儿搁?既然是年纪相仿的连襟,明里暗里也难免较劲。华哥家的日子过得兴旺,过去开塑料厂挣了钱,在市中心买了200平的大房子,买了车,孩子也送去私立中学读书;而阿诚则在生意场上连连失利,十年蹉跎,债务越来越多。他当过老板,再让他转头去挣几千块的月薪,多半是不甘心的。

成年人的世界不进则退,个中滋味,大概只有阿诚自己知道了。

6

半年后的一天,阿诚爸亲自登门,希望我能借给他40万渡过眼前的难关——阿诚在农商银行有一笔贷款,月底就要到期了,担保物是家里的老宅。这笔贷款要是还不上,一家人住的房子就没了。

我知道阿诚爸有几台压塑机,平时会种点西瓜,一年的收入拢共也就10多万。比起他家的欠款,这无异于杯水车薪,一年的利息零头都能逼死他。所以我也就直言不讳:“阿爷,这样不对。现下哪怕还上欠款,那到年底呢,利息怎么出?”

阿诚爸顿时哑火,他沉默片刻,声音轻微得像是在说给自己听:“总有办法的,总有办法。”

我知道阿诚爸在镇上还有个自建的门面,能住人,又跟很多民间债主都有沾亲带故的关系,人家多少要给点薄面,只要愿意拉下脸,先停了利息,总能活下去。性命只有一条,债主们还能取走他们一家的项上人头不成?于是给他出主意:“还不如破产算了。卖掉老宅,先把公家和网贷的钱一次性还上,至于私底下的债务,再慢慢商议。”

可阿诚爸摇头。我也明白他的顾虑——他在宗族里辈分颇高,常年在祠堂里帮忙,还当了好几届村民代表,在十里八乡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一旦宣布破产,他的脸面就完蛋了。

“不破产,靠你们夫妻这么些收入,打算还到什么时候?”我说话也很直接。

或许这话刺痛了阿诚爸的自尊心,他匆匆离去,连一口茶都没喝。

 

没想到,回到家后,阿诚爸非但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还阴阳怪气地埋怨我二姐,说她娘家人不肯救急,不讲人情。

也就是在那一刻,二姐生出了离婚的心思——结婚10年,因为阿诚不断折腾,把她的嫁妆全赔了进去。好在她的物欲也不强,吃一碗白粥都能甘之如饴,加上有孩子狠不下心,一直以来,都还愿意跟阿诚把苦日子过下去。可是,婆家人的态度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这一次,她不想再忍了。

二姐离婚后,我爸召开家庭会议,商量帮她找房子的事。小外甥跟了二姐,我们还得烦心给他选择中学。

最后,我爸感慨地说,这都是命:“做生意可是要受苦的,阿诚还不如做个安安稳稳的上班族。”

我说谋事在人,人要是没做好分内事,老天也帮不了他。我爸瞪了我一眼,骂我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就你懂得多?就你厉害?你的车子、房子,哪一样不是家里出钱买的?没有你爸我打下的基础,哪有你这点儿事业?哪有你这无忧无虑的日子?换你到阿诚的位置上,顶着一身债务白手起家,你能做得比他更好吗?”

确实,普通人赤手空拳地去创业,就好比开着一辆家用车去跑F1,要是能拿冠军,可就真是见了鬼了。

我毛骨悚然,立即闭嘴。

 

尾声

就在不久前,债务缠身的阿诚父子还在乐呵呵地为阿诚妈庆生。

阿诚妈平日里就喜欢打扮得珠光宝气,她生日当天,阿诚爸出手阔绰,又送给她一条尾指粗的黄金项链,让街坊老娘客艳羡不已。

有人说借钱也会借上瘾,这可能是真的。毕竟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动动嘴皮子就能得到一大笔钞票装点自己的美梦,谁还会懂得珍惜呢?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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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朝鲜留学,失联、停电,却很怀念

外滩君 外滩TheBund 2022-09-12 22:30 Posted on 上海
朝鲜比你想象中的要好一点
但比你想象中的又要差一点

 

 

 
若论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绝大多数人的答案,或许都是朝鲜。
 
如果说朝鲜旅游已经非常小众,那么赴朝留学听上去就更难以想象了。
 
95后李叨叨,就是朝鲜留学生中的一员。2019年4月至10月,她在平壤度过了人生中最魔幻、也最难忘的半年。
 

疫情后,朝鲜封关至今。李叨叨因此成为了目前为止中国派出的最后一批赴朝留学生。
 
起初,她和大家一样,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全凭“传说”。甚至因为误以为当地人没有卫生巾,打包了足足6个月的量过去。
 
而当她真正在平壤长久生活后,很多传言得到了印证,也有很多想法彻底地改变了。
 
以下是她的讲述。


 

 

 
01
公费入读朝鲜最高学府
韩剧装进袜子过安检
 
决定去朝鲜留学,完全是一时兴起。
 
当时我在华中师范大学读韩语,大三那年,突然看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发起的朝鲜交换项目,出于对这个神秘国度的好奇心,没多想就报了名。
 
真的被录取后,才觉得一切现实起来,后知后觉地开始担忧:过去了会不会失联?能不能吃好?有没有安全问题?
 
身边的朋友也经常开玩笑地对我说:“一定要活着回来啊。”在很多人心里,朝鲜无异于龙潭虎穴。
 

 

 
但事实上,赴朝留学这件事,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在持续开展着。一本大学的朝鲜语系专业学生,都有机会得到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选拔,公费前往朝鲜,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
 
跟着官方组织,安全肯定是有保障的,没那么可怕。
 
我们这期项目共60人,一半去了金日成综合大学,一半去了金亨稷师范大学,这两所都是朝鲜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也是唯二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高校。
 
我就读的是金亨稷师范大学,位于平壤。那年4月,我乘飞机降落在朝鲜唯一的国际机场——平壤顺安机场,脚下是初春荒凉的大地,到处可见红底白字的标语,手里拿着已经没有信号的手机。这才惊觉,自己真的要开启朝鲜留学生涯了。
 

 

 
来之前,学长学姐们就告诉过我们,机场的安检非常严格,尤其是不能带与南韩、美国、日本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在装行李时,把印有“韩国”字样的书全都包了起来。
 
因为怕没有网络的生活太过孤寂,也想好好精进自己的韩语,我在4个U盘里存满了学习资料和几十集韩剧,然后把它们卷进一层层袜子里,再塞到大衣口袋,居然真的蒙混过关,顺利入境。
 
但其他同学就没那么幸运了。有人电脑里存了一张韩国女团的照片,当场就被要求删除。有人手机里收藏了一份介绍朝鲜的ppt,被检查的军人盘问了好久,担心有负面内容。排在我前面的女生带了一本有关半岛概况的中文书,也被没收了。
 
其实朝鲜就是这样,有很多听上去吓人的政策,但真正执行起来,又比较灵活弹性。
 
我常说,朝鲜比你想象中的要好一点,但比你想象中的又要差一点。 
 

 

 

02
断网断电 与外界失联
没穿裙子被纠察员呵斥
 
在朝鲜生活,着实让我适应了很久。
 
每天早上醒来,窗外是广播车的宣传口号。宿舍边的马路上,穿着制服、戴着徽章的人们骑车穿行而过。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孤寂。
 

 

 
最不习惯的,当然是没有网络。
 
朝鲜人有自己的内网,但不向外国人开放,留学生是无法接入一探究竟的。而如果想在他们的国家连上外网,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来朝鲜的第一个月,我处于和外界完全失联的状态。
 
要是想打国际长途给家人,其实可以办一张电话卡,但不仅价格昂贵,而且需要国内的接听者也去办一张特殊电话卡,非常麻烦。我干脆决定作罢,和妈妈说好了半年不联系。
 
就这样,我像是回到了“从前车、马、邮件都慢”的时代。学校有任何通知,都是靠敲门,口耳相传。如果想出去玩,也别指望手机导航,只能用脑子把路线都背熟。
 
有一次,我们几个留学生约好去一家餐厅吃饭,分了两批出发。因为把饭店名字搞错了,又联系不上对方,两边人都只能傻傻地站在店外,一直苦等到晚上10点多。
 

 

 
过了一个多月,有同学实在受不了断网的生活,多方交涉下,最终,学校答应给留学生一间小小的“网房”,里面有路由器和WIFI,每人每月12美金。
 
第一天通网的时候,所有人都兴奋极了。我们自发地划分了上网时间,每人每天3小时。虽然结束时总是意犹未尽,但能聊天、传照片、下载影视剧,已经非常难得了。
 
要知道,用WIFI也是有风险的。暑假的时候,金日成综合大学的网房就被来检查的人发现了。他们火速通知了我们,我们赶紧把路由器藏起来,才幸免于难。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在宿舍楼里设置一个上网点,朝鲜学生会不会来用?其实还真没发生过,这些朝鲜同学的觉悟很高,根本没兴趣接入外网。
 

 

 
此外,时不时的停电也让我怀疑,自己真的生活在21世纪吗?朝鲜的电力系统不稳定,经常毫无预兆地断电,有时几分钟,有时几小时,当地人早就习以为常。
 
每当平壤陷入一片黑暗,只有照亮领导人画像的灯光是彻夜长明的。
 
如果停电只是没网、没空调,倒也不算什么。最惊险的是,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乘电梯,突然灯灭了,电梯也卡在两层楼之间。我在里面呼救了半天,朋友听到后,又摸黑找了我好一阵,才确定我的方位,找来工人撬开门,拉着我从电梯里爬出来。
 

 

 
除了生活上的不便,还有很多因观念不同引发的矛盾,是我无法理解的。
 
比如朝鲜绝大多数女性都穿裙子配丝袜,连爬山都要踩着高跟鞋,因为他们认为这才“像女人样子”。
 
有一次我穿着裤子走在街上,被纠察员当成了朝鲜人。他把我拦下,呵斥道:“这是在平壤的大街上啊!怎么能不穿裙子呢?”我没忍住反驳了几句,他发现我是外国人,没再说什么,很快放我离开了。
 

 

 
刚来的时候,我喜欢用“魔幻现实”形容朝鲜。待久了,反而不想用这个词了。
 
这些都是他们的现实,我虽然不认同,但已经凭借外国人的身份获得了很多特权,实在没有资格高高在上地用“魔幻”定义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

 

 
03
以为是眼线的同宿生
却成为我的朋友
 
在朝鲜,外国人就像被保护在一个玻璃罩内,与真实的世界始终隔着一层。
 
我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平壤,不能去别的城市。
 
留学生上课有单独的教室,虽然老师是朝鲜人,但课堂里并没有朝鲜同学。
 
辅导员也提醒我们,如果和朝鲜人私下交流,必须提前报备。
 
所以,我在这里为数不多的两位朝鲜朋友,就是同宿舍的小楼和银英。
 

 

 
在朝鲜留学,每个人都会被分配到一位朝鲜“同宿生”,作为朝夕相处的室友。小楼和银英就是这样的角色。
 
听学长学姐说过,这些人很可能是安插在留学生身边的眼线,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但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相反,我觉得同宿生们都很淳朴、善良,没有半点坏心眼。
 
银英是女生,化学系四年级,和我住在一起。小楼是男生,也是化学系的,在另一间宿舍。我们三人经常谈天说地,他们帮我改作文,我教他们汉语。
 
夏天的夜晚,宿舍停电没有空调,我们就吹着电扇,弹起吉他,唱朝鲜歌和中文歌。我还记得他们最喜欢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到现在,我偶尔还会梦到那时的场景。

 

 

 

 
大多朝鲜人都很欢迎中国文化,尤其了解中国的影视剧。我去的那年,《伪装者》正在朝鲜播出,走进商店和餐厅,经常有当地人问我大结局是什么。我和同学还在平壤电影院看了《流浪地球》。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公的待遇,那就是在我们身上赚外汇了。平壤有很多地方都会对外国人区别标价。有一次我们和朝鲜同宿生去水上乐园玩,他们只需要交折合人民币大概8元的入场费,而我们付了10美金。
 
回来的路上,同宿生突然局促不安地问我,这种区别对待是不是只在他们国家才有?言语中满是愧疚。我说没关系的,这是国家给你们本国人的福利。
 

 

 
虽然朝鲜人普遍很友好,但我知道我们之间仍有一些话题是很敏感的。比如我一直不敢告诉银英,我之前还在韩国留学了半年。朝鲜人对南韩有很强烈的敌对情绪,我怕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令我没想到的是,有次聊天我不小心把这段经历说了出来,银英虽然惊讶,但只是礼貌地夸赞:“南北都体验到了,一定很棒吧。”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认真地问道:“那他们过得好吗?”
 

我点点头,说是的。银英也点点头,没有说话。我接着对她说:“虽然有差别,但你们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快乐、痛苦、惊喜和悲伤都是差不多的。”她回答我:“你也是差不多的。”

 

 

 
10月,交换项目如期结束,我也离开了朝鲜。
 
临别前,我给银英和小楼写下了我的详细住址,明知道他们不能上网,却还是固执地留了我的邮箱,期待有一天他们能写信或是发邮件给我。
 
回国一个月后,小楼过生日,我给还留在那里的中国同学打视频电话,叫来了小楼,祝他生日快乐。但因为有规定,不允许他们和外国人通话,小楼盯着屏幕,始终没开口说一句话。
 
那一天我很伤心。我发现在漫长的相处之后,我们仍然被赋予了一个冷冰冰的标签:“外国人”,而不是“朋友”。

 

 

后来,我和他们再也没有过联络。疫情也让赴朝留学中断至今。
 
现在我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做着一份与韩语毫无关系的实习。在朝鲜的一切,好像都成了一场梦。
 
但每当我翻开照片,还是能清晰地记起大同江的风,以及无数个停电的夜里,那些歌声和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