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542）
消失的雪夜
1
人和人的相遇有时真的很突然，当你以为自己已经完全忘记一个人的时候，他却总会以一种冷不丁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而这不期而至的重逢并不都是令人愉悦的——我和杨改时隔十余年后的再次相见，便是如此。
我在北京一家国有银行的分行做人事工作，2019年11月底，我和两个同事到东区支行做竞聘干部的调研和民意测评工作，所考察的对象是东区支行机构业务部的经理胡春雷。这个人挺奇怪，30多岁的年纪，名牌大学硕士生，业绩突出、政治面貌健康，真可谓年轻有为，却在分行处级干部的竞聘中“基层打分”特别低，几乎接近为0。而且，分行还接到匿名举报，说他负责的部室，14个员工中有6个人被诊断出抑郁症，由于以前行里出过抑郁症员工自杀事件，影响非常不好，这就引起了分行的高度重视。
当支行主管人事的邓副行长带我们去机构业务部时，远远地就听见有人在粗着嗓门大声咆哮：“老杨，老子非把你挫骨扬灰了不可，你信不信？！”
邓副行长闻声，苦笑了下：“这就是小胡，年轻人，脾气急了些。”
机构业务部大敞着门，一个健硕的年轻人正脸红脖子粗地站在屋子当中，四周围坐着几个蔫头巴脑的科员。见我们进来，胡春雷先是一愣，之后立马堆起假花般的笑容，快步走上前，握着邓副行长的手欢快地说：“欢迎领导来视察工作哈。”
邓副行长向他介绍了我们，胡春雷略显尴尬，指了指屋里的人说：“不好意思，我们正在开例会。”
这时，我的目光停留在胡春雷身后一张略显苍老的脸上——我在心里不禁惊呼出来：杨改？
杨改是我小学同学，比我大两岁，他母亲曾是我母亲所在部队医院的洗衣工，最后一次见他，还是在2007年他的婚礼上，距如今已有十多年了。他什么时候进的银行，我竟然一点儿消息都不知道。
眼前的杨改，年近半百，工服皱皱巴巴，戴了副蓝色的套袖，身形消瘦，面庞虽然仍可用俊朗来形容，但却布满了沧桑疲惫的暗沉。他应该也认出了我，连忙把头扭向窗外，在这种场合，我也不好跟他打招呼。我向邓副行长要来6名抑郁症员工的名单和诊断书，杨改的名字赫然在列，诊断书上写着“轻度抑郁”。
我悄悄地记下了杨改的手机号码，晚上一到家就给他打去电话：“老改，你什么时候进的银行呀？”
“你是谁啊？”老改无精打采地问。
“我是木木呀，上午咱们还见过。”
“我不认识你。”他的声音生硬又冰冷。
“怎么可能不认识呢？”我有点急，“你忘了？咱俩是小学同学，咱俩的妈妈都在医院，你结婚的时候我还去过……”
“对不起，我不记得了。”电话戛然挂断。
我拿着手机呆坐在沙发上，心里既生气又困惑。老公偏偏不识时务地走过来，惊喜地指着窗外：“喂，快来看，外面飘雪花了。”
那一夜，北京迎来了冬季第一场雪。
2
杨改的母亲叫杨思念，我小时认识她时，她就在医院里做洗衣工，人长得美，经常用一块淡蓝花的手帕慵懒地挽着头发，即使是套着粗蓝的工作服，也有别样的风情。
这样一个美人，却不知为何大家都管她叫“蝈蝈”。我曾和小伙伴们探讨过这个绰号，蝈蝈无非是腰粗肚子大，可这个女人的腰腹非但不粗壮，简直是盈盈可握。
直到有一天，黄毛儿杜军跟我们说：“因为她怀老改的时候肚子特别大，所以才叫蝈蝈。”说完，杜军还故意挺着肚子来回走了两圈，逗得一帮小屁孩儿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杜军又神神秘秘地说了句：“知道吗？老改没有爸。”
“那老改是怎么来的？”
“搞破鞋搞来的呗，我妈说的。”杜军似乎对获得这样一条独家信息很自豪，手不停地捋着自己枯燥泛黄的头发，也许在他看来，“黄毛儿”这个外号比“蝈蝈”要高级得多。
回家我问我妈“搞破鞋”是什么意思，不想被我妈用筷子敲了头：“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些脏话？”
“杜军妈说老改是搞破鞋搞来的。”
我妈一脸愤然：“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才多大点儿就爱嚼舌头根子。以后不许再瞎传了啊，再让我听见，看我不敲碎你的脑壳。还有，人家叫杨改，别一天天‘老改老改’的，不学好。”
虽然我当时仍是不明白“破鞋”的含义，但看我妈的反应，知道这一定不是什么好话，大概“蝈蝈”的意思也差不多。此后，我再见到杨思念，总会禁不住脸红，而再见到杨改，眼神会不自觉地带出同情和怜悯的意味来。
杨改跟他妈妈一样漂亮。之所以用漂亮这个词，是因为他长得像个女孩子，唇红齿白，眼睛像一汪深潭，只是眸子里闪现着与小孩子不相符的郁郁寡欢。大院里的孩子都习惯性地管他叫“老改”，这个外号同样不咋地，让人想到“劳改犯”。杨改也不大合群，从来不跟我们这帮孩子一起上下学或满院子疯跑着玩儿，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孤僻”这个词，我就说他文静。杜军不认可：“啥文静啊，他不配，他妈既不是干部，也不是医生护士，不过是个洗衣工。”
小时候为了我上学方便，我和母亲只有周末才回家，平时就暂住在医院的宿舍楼里，楼后面有一溜平房，是给司机、锅炉工和保洁人员住的，平房西侧尽头是动物实验室，里面养着兔子和老鼠，尿骚味很重，旁边有个加盖的小房，连窗户都没有，杨改和母亲杨思念就住在那里。
夏天的傍晚，天黑得比较迟，我会趴在窗户上看着杨改坐在屋外的小饭桌上写作业，他妈妈在一边用小煤气炉子下着面条，再打个鸡蛋放进去。这样简陋的画面，当时却给我带来一种宁静的美感。
杨改还有个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夜跑。那时大院里到晚上10点熄灯号一吹，路灯就会灭去一大半，只有路口处亮上一两盏灯，杨改清瘦的身影在黑暗里忽隐忽现，像一道孱弱又孤寂的风。
杨改小学时功课还不错，又擅长文艺，唱歌跳舞朗诵样样精通，这样漂亮又优秀的孩子，老师们自然都喜欢，就选他做了校鼓号队的指挥。每到“六一”和“十一”，我们都会看见杨改穿着雪白的制服走在队列最前面，手里挥舞着长长的指挥旗，别提多威风了。很多女生都会在放学后去操场围观鼓号队的训练，这给杜军气坏了，经常故意出怪声去捣乱。
3
1984年我上小学四年级，“六一”前，区里组织小学生文艺汇演，我们学校编排了个唱跳节目，《阿凡提的故事》。我小时候胖墩墩的，老师就让我演巴依老爷的老婆，杨改则扮演阿凡提，一脸坏相的杜军自然是演可恶的巴依老爷了。我可不愿意跟杜军搭档，杜军似乎对自己“大腹便便”的形象也很不满意，他妈妈还为此跑到学校要求老师给儿子换个角色。就在老师为难时，杨改说他可以演巴依老爷，这可把我乐坏了。最终，杜军被裁了下去，阿凡提由一个女生易装来演。
杨改比较瘦，老师就给他做了个腰围，里面放了个塞满黄豆的小枕头，好撑出一个“肚子”。一次排练，台下坐满了老师同学，当杨改的巴依老爷一出场，就听见杜军在台下哄喊了句：“蝈蝈——”杨改一下子忘了词儿，愣在了台上，片刻后，他把小枕头从腰间卸了下来，猛地拽向杜军，我也冲下舞台，去踢杜军的屁股。
那次打架，杜军的鼻子被黄豆枕头砸出了血，头顶的黄毛也被我揪下来一撮。最后我们仨被各自的家长领了回去。杜军妈不敢跟我妈吵，就揪住杨思念破口大骂，好多词儿我当时不明白也记不清了，只记得“骚货”、“死性不改”什么的。最后还是院长大人出面调解：“小孩儿打架，大人跟着瞎吵吵啥？都是军人，注意军容军纪。”杜军妈就不吱声了。我妈说，是因为司机班的小柳回老家了，他住的那间平房腾了出来，杜军妈想让他的光棍儿傻弟弟（在医院里干垃圾清运工）住进去，要不，以她那浑不吝的脾气，能善罢甘休？
大人的事我不懂，但自从打架事件过后，杨改似乎对我比以往亲近了些。汇演的头一天，学校排练到很晚，老师把我们送到大院门口就回去了，杨改说不如去他家再练练，我欣然同意。走到他家门口，杨改正要掏出钥匙开门，突然从屋里传出来一阵轻微的“嗯嗯啊啊”的声音，好像是个男的，我吓了一大跳，差点叫出声来，杨改一把捂住我的嘴，然后拉着我就跑，一直跑到路灯下面。
“你家有人啊？”我捂着肚子气喘吁吁地问。
“哦，大概是我妈在洗澡吧。”杨改敷衍地答道，“这事别跟其他人乱说。”
“你真逗，洗澡有啥不能说的。”我傻乎乎地笑起来。
“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杨改猛地抬起头，眼里冒着绿光，宛如一头恶狼，“否则我……”
我从没见过如此狰狞的杨改，想哭又不敢哭，好在这时我妈出门来接我：“你们干嘛呐，这么晚还不回家？”
“阿姨，我们在背台词呢。”说完杨改又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转身又开始了他的夜跑，路灯在他身后一盏接着一盏地灭了下去。
那一晚，我做了一宿的噩梦。第二天演出，虽然我在台上忘了词儿，但我们学校仍获得了一等奖，杨改还被评为最佳小演员。但我俩又回到了最初疏离的状态，我也不再趴窗户整天盯着他了——当然，他妈妈洗澡的事我跟谁也没说。我只觉得，年幼的杨改，让同样年幼的我感到一丝丝恐惧。
不久后，杨思念母子搬去了司机小柳空出来的那间平房。房子虽然也很简陋，但比之前住的小黑屋强多了，起码有厨房、有水池、有窗户，杨改再也不用露天写作业了。不过医院里也又多了很多传闻，我听杜军妈跟我妈讲：“狐狸精就是有手段哈，眼睛一勾就能勾出一间房来，也不知谁是她的后台。”
我妈说：“嗐，小杨也不容易，还带着个孩子。”
“那是她活该，当初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她还好意思要房子？切，不掀她老底儿就不错了！”
从我妈嘴里知道了杨思念的那些过往时，我都参加工作了。
那天电视里正播放老电影《芙蓉镇》，我妈指着屏幕上的刘晓庆说：“唉，我一看到胡玉音扫大街这段，就想起了杨思念。”
原来杨思念是文艺兵出身，曾是文工团里的台柱子，1969年去山区慰问演出时，不幸被落石砸伤了腰，治好后却再也不能跳舞了，就被分到部队医院做宣传干事。部队医院也都有自己的演出队，我妈和杜军妈都是其中的一员，杜军妈还是队长。她以前在队里或许是一枝独秀，但自打杨思念来了之后，立刻就被比成了渣渣。
那时追求杨思念的男人可以组成一个加强连，其中不乏高干和高干子弟，但杨思念偏偏喜欢上了一个小战士，还怀了孕。在70年代初，未婚先孕是个天大的事，特别是在部队，那可不得了。最先发现端倪的是杜军妈，那时她还兼任革委会的干事，就在全院大会上对杨思念展开了大规模的揭发和批斗。杨思念从此脱了军装，从干部转为了普通职工，那个小战士因为禁不住吓，一下子疯了，被送去了精神病院。这还不算完，杨思念每天要在专人看押下打扫院子，有时杜军妈气不顺，还要跑过去给杨思念的脖子上挂双破鞋。
1973年春节头几天，天降大雪，傍晚下班后，杨思念又被派去清扫院中积雪。那时她已经快生了，挺着大肚子，腰也弯不下去，眼睛都看不见脚下的路面，结果一不小心就滑坐在地上，我妈发现她时，她躺在雪堆上疼得直叫唤，羊水流了一地。我妈连忙叫上几个战士，用拉煤灰的大板车把她送去了抢救室，杨改就这么出生了。
孩子生于大雪之夜，杨思念本来想给他起名叫“雪夜”，但革委会不同意，说他这么个“黑”孩子怎么配得上纯洁白雪？叫“改”吧，改正的改。
“要说杨思念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多年一个人带着孩子，她娘家人都在黑龙江老家，父母就是当地林场的工人，也没个人帮她，过去我还给过她粮票、军被军毯呢。”我妈说起往事，一个劲儿地摇头，“唉，那个年代人心真是太可怕了，未婚先孕是不对，但也没必要把人整成那样儿，杨思念又不是‘地富反坏右’，充其量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我想，其实人心和年代有什么关系，杜军妈嫉妒杨思念，杜军嫉妒杨改，就这么简单。人性的阴暗只会在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被放大，但从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
4
1987年，我小学毕业后跟杨改去了不同的中学，很少能碰上面了。
直到上初二后的一天，我放学回到宿舍楼，突然听见后面的平房区一片嘈杂。我趴在窗户上向外望去，看见杨改家门口停了辆小轿车，还聚集了好些人，甚至连医院的领导们都来了，有的人还抱着崭新的被褥和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忙着往车里搬。
杨思念穿了件淡粉色连衣裙，头发依旧用手帕挽着，只是也换成了淡粉色。她那时已有40出头的年纪了吧，但岁月在她的身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反而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优雅。她淡淡地笑着，并没有被身边热闹又庸俗的气氛所感染。杨改也从屋里走出来，他的肢体有些僵硬和局促，一下便钻进车里躲了起来，杨思念也跟着坐了进去。身后，杜军妈略带谄媚地喊着：“小杨，你可要常回来看看，毕竟这里是你的娘家呢——”
我不知道杨思念有没有回答她，小轿车按了几下喇叭，便绝尘而去了。
晚上我迫不及待地跟我妈讲起这特大新闻，问：“杨改跟他妈这是搬去哪里了啊？”
“不远，就是斜对面的‘6号院’。你杨阿姨带着杨改又嫁人了。”
“6号院”在我们那片很有名，住的都是高干，杨思念嫁的，是个比她大了10多岁的“大官儿”，听说那人很早以前曾是杨思念的崇拜者，杨思念的每场演出，他几乎都跑过去看。前一年，他常年生病卧床的老婆突然病逝了，不知道他怎么找到的杨思念，也不知道他俩是什么时候好上的，竟突然在极短的时间内“闪婚”了。那时医院的家属区流传着，“杨思念现在住着二层小楼，进门有三四个保姆伺候，出门儿都是车接车送，俨然一副官太太的模样”。
反正我是没见着。
一日放学后，我在医院门口遇见了杜军和另外两个小学同学——他们是来看望生病住院的小学班主任刘老师的，我已经去探望过了，但既然遇到，就不得不再带他们去一次。
到了病房时，意外发现杨改也在，正跟刘老师有说有笑地聊着天。见我们进来，他冲我们挥了挥手，看上去比过去开朗了些。
从病房出来，杜军突然提议：“老改，带我们去你家坐坐呗？我还从来没见过大官儿家是啥样儿呢。”
杨改略皱了皱眉，但还是同意了。
杨改的继父家住的楼房并不是传说中的什么“二层小楼”，但面积很大，5、6间屋子加上客厅厨房卫生间，足有200来平，电视冰箱录像机音响，什么都有。我们去的时候，他继父正在客厅的花梨木台子上练习书法，还有个保姆正在洗菜做饭。见到我们几个，杨改的继父不咸不淡地打了个招呼，便让杨改带我们去他自己的房间。杨改也没有称呼他“爸爸”，而是叫“王叔叔”。
杨改的房间在走廊尽头的北侧，紧邻卫生间。房间不大，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一个书柜、一个衣柜。杨改搬来两把椅子让我们坐，自己又去端来一盘糖果和一碟子瓜子儿。
“杨阿姨呢？”我问。
“她还没下班。”杨改又补充了一句，“现在她是大院俱乐部的副主任，平时忙得很。”
大家开始聊天嗑瓜子儿，聊些小学时的趣事。杨改的写字台上有台录音机，杜军手欠，不知怎么鼓捣的，突然冒出一首当时很火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高亢的声音震耳欲聋，杨改惊得一下子跳起来，连忙把录音机关了。随后，保姆急匆匆走进来，沉着脸说：“你们小声点儿，首长正在休息。”说完就开始拿扫帚扫地上掉落的瓜子皮。杨改也悄悄弯下腰，偷偷把滑进床下的一张糖纸捡了起来。
这样一弄，大家顿时没了聊天的兴致，忙起身告辞。当我们蹑手蹑脚地穿过客厅时，入户门突然打开了，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子开门跑了进来，嘴里大喊着：“阿姨，有没有西瓜啊，我都快渴死了。”保姆忙上前接过女孩儿的背包，满脸堆笑地说：“有、有，早就给你放冰箱冰着呢。”
女孩儿看见我们，眉毛挑了挑，想说什么又没说。这时那个王叔叔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呦，宝贝闺女回来了，晚上想吃什么？”
我们连忙跑了出去，我走在最后，听见那女孩儿尖声尖气地说：“真是胆儿肥了，也学会往家里领人了。”
杨改告诉我们，那个王叔叔有3个孩子，2个男孩儿，1个出国了，1个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刚才那个女孩儿是他的小女儿，正在上大学。走到半路，正好碰上了杨改的妈妈杨思念，她从一辆小轿车上下来，看见我们，骄傲地扬了扬头，随后她只摸了摸我的脑袋，对杜军连正眼都没瞅。
杨改犹豫地对他妈说：“王毓婷回来了。”
“那咱们去食堂吃吧，据说今天有梅菜扣肉和熘肝尖儿。”杨思念故作轻快地说，“人家父女不常见面，咱们就别凑热闹了。”
望着他们母子远去的背影，杜军酸溜溜地说了句：“也没住上二层小楼嘛，神气啥？”
“那人家的房子也比你家大好几倍，再说杨阿姨也确实坐小轿车啊。”我揶揄着回了杜军一句。
“真是草鸡变凤凰。”
我不知道杜军是在说杨思念还是在说杨改，或者二者都有吧。但我感觉，杨改活得并不那么如意，有些过分小心翼翼了，那并不是他的家，寄人篱下的滋味又怎会好受呢？
从那以后，我几乎就没再见过杨改。
1991年，已经上高二的我，一天晚上补完课回家，看院里好些人都往急诊大楼跑，便也跟过去看热闹。只见急诊大厅里一片喧哗，地上散落着血滴和破碎的输液瓶子，两个头破血流的男子正在对峙，其中一个竟是杨改。他鼻子和嘴都淌着血，一只眼睛已肿得快睁不开了，一手拎着把椅子，嘴角抽搐着，要不是杨思念在后面死死抱住他的腰，他可能随时都会把椅子砸向对方的脑袋。
跟杨改打架的男子二十七八岁，眉骨处也被打破了个小口子，但看得出来还算个文明人，他并没有骂街，只是气喘吁吁不断重复地叫着：“小流氓……你个小流氓……”
“我不是——”杨改也在大声地嘶吼。
“毓智，这只是个误会……”杨思念在身后疲惫地解释着，“毓婷没有关门，杨改不知道她在里面……”
问了身边的人才知道，那个年轻男子是杨改继父的二儿子王毓智，也就是王毓婷的二哥。事情的起因，是王毓婷说杨改偷看她洗澡，在家又哭又闹的，正好赶上王毓智回来，兄妹俩就合起伙来把杨改揍了一顿。看情形，这是从家里又打到了医院。
“这是陷害！”杨改还在咆哮，“你们就是想把我们从家里赶出去……”
“别说了！”杨思念一下子哭出了声，拽着杨改的胳膊慢慢蹲坐在地上，“别再说了……”
王毓智冷冷地嘲笑着：“那是你的家吗？那是我爸、我妈和我们的家，你们是怎么进的这个门难道心里没数？野……”
“好了，住口吧！”突然身后响起一声断喝，原来是杨改的继父带着两个警卫员赶来了，“都回家去，在这儿闹像什么话！”
王毓智狠狠地看了他爸一眼，没再吱声，气哼哼地转身走了，连头上的伤口都没处理。杨思念给杨改办了住院手续，当晚就陪儿子住在了病房里，没有回家。
这件事沸扬了一阵就烟消云散了。杨改出院后，杨思念又回了王家，一次我跟我妈去颐和园玩儿，还看见她挽着老王的胳膊甜蜜地散着步，好似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后来听说，杨改没等高中毕业就去当了兵，彻底地离开了那个家，也可以说，是那个家把他彻底剔除了，没了他，所有人又都重回了祥和。
5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2005年，我已经大学毕业进银行工作好几年了。
一日周末，我爸过去的同事段叔叔来我家拜访，他人很精明，从部队转业后就去了公安部工作，我们不常联系。
他这次火急火燎地来我家，不是来找我爸，而是特地来找我妈询问事情。他屁股还没坐稳，就忙着问：“陈医生，你们医院过去有个叫杨思念的吗？”
“有啊，怎么了？”我妈不明就里。
“她有个儿子叫杨改您知道吗？”
“知道。”我妈指了指我，“过去他跟我家小妹是小学同学。”
段叔叔又把目光投向我，我连忙摆手：“我对他不是很了解，我们小学后就没怎么联系过。”
我爸在一旁催促着：“怎么了老段？有话就直说。”
“唉，怎么说呢？”段叔叔吞吞吐吐地道，“这个杨改啊，跟我女儿段欣欣好上了，俩人在一个机关工作，杨改给首长开车，欣欣在财务。他俩已经谈了四五年了，我跟她妈起先都不知道。要说这个杨改，看上去还不错，人长得精神，工作表现也不错，还提了干入了党，原来都说他是什么高干子弟，可后来我怎么听说他的家世有点儿……那个，她妈妈作风不好还是改嫁的？那个杨改品行也……这些都是真的吗？”
我爸妈都是不爱传闲话的人，听段叔叔这么一问，我妈立马就尬在那里了：“嗯，杨思念的那些事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吧，早就过去了。杨改可是不错，那些传闻不可信的。”
段叔叔还不死心：“陈医生，欣欣可是您看着长大的，恋爱结婚那是人生大事，您得如实告诉我，咱不能看着欣欣往火坑里跳不是？”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妈只得把杨思念母子的事大概讲了讲，并没有添油加醋，那段叔叔也是越听脸越黑。最后，我妈特地补充道：“其实这些都算什么事呢？况且都过去那么久了，现在人家杨思念跟老王生活得也挺幸福，谁还去揪着过去不放呢？”
段叔叔不知听没听进去，只是嘟囔着：“原来他这高干子弟是个冒牌儿的。”
段叔叔走后，我妈还是忐忑不安，怕自己哪句话说得不对，搅了两个孩子的婚事。我跟段欣欣也认识，只是不太熟，但觉得那个女孩儿还是挺单纯朴实的，不像他爸爸那么世故，于是叹道：“都什么年代了，还讲究门当户对，段叔叔也太势利了。”
结果我爸来了句：“说实话，要是你找个这样的人家，我们也是不愿意的，这跟势利不势利没关系。”
最终，杨改和段欣欣还是分手了，但真正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段叔叔的阻挠。段欣欣是个很痴情的女孩子，虽然家里百般不同意，但她仍是坚持非杨改不嫁，否则就死给爸妈看。段叔叔没办法，就提了个很苛刻的要求，要杨改拿出10万块彩礼。
一天，杨改带段欣欣回家见父母，王毓婷也在，气氛虽不冷不热，但也算融洽。
王毓婷问段欣欣：“你什么学历啊？”
段欣欣答：“大专。”
“哦，那还算般配吧。你知道吗，我亲二嫂是军医大博士毕业，现在是副主任医师。”她说完又笑着指了指杨改，“不过他不是我家的人，找个什么样的都无所谓了。”
段欣欣尴尬地笑了笑。杨思念见状，连忙把话题岔开，问两人打算什么时候办事儿，她好准备。杨改这才拐弯抹角地提了句彩礼的事，但没说金额。他继父说了句：“嗯，人家爸妈养闺女也不容易，虽说咱们军人不兴这个，但应该是要给一些的。”
还没等杨改答话，一边的王毓婷先不干了：“爸，我妈也是老干部，生前工资也不低，现在咱家的存款有一半都是我妈挣的，是留给我们兄妹的，你心里得有点数儿，别都便宜了外人。”
那天段欣欣一出门便开始掉眼泪，嘴里禁不住抱怨起来：“你是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吗？怎么到哪儿都是‘外人’？害得我也不受待见……”
还没等段欣欣说完，杨改也不知道从哪儿捡起一块砖头，猛地往自己的额头拍去，顿时血流如注，段欣欣吓得忙喊救命。好在马路对面就是部队医院，杨改被几个路人扶去了急诊，缝了七八针。第二天，杨改就找到段欣欣提出了分手，他表现得很平静，既没有悲伤也没有留恋。
段叔叔给我爸妈讲完这些，摇头咂嘴地说：“真悬呐，这一砖头好在是拍他自己头上了，要是给欣欣来这么一下子，后果不堪设想啊。”
“真看不出来哈。”我妈有些诧异地对我说，“杨改小时候多文静呀，跟个小姑娘儿似的，怎么越大脾气越暴呢。不是跟别人打架就是伤害自己，这孩子心理肯定出问题了。”
我没吭声儿——小时候，我是见识过杨改的狰狞的。
等到2007年“五一”前，我跟老公一回家，我妈就迫不及待地跟我说：“刚才杨阿姨给我打来电话，邀请咱们5月2号去参加杨改的婚礼。”
我有些吃惊：“杨改跟段欣欣又和好啦？”
“不是段欣欣，是个叫陶晶的女孩子。”
“陶晶是谁？”
“听杨阿姨说，她爸爸是外地什么军区的参谋长，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杨阿姨高兴得很，说这家人挺明事理的，什么都不要，而且托亲家的关系，杨改还提了个正营级，分了套小70平的两居室。”
“哦，那是不错。”我心想，杨改这次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回了。
5月2号，我们如期去参加了杨改的婚礼。婚礼规模不算大，但也比较隆重了。杨思念和老王都来了，女方却只有母亲参加，据说她父亲在外地忙公事，赶不过来。
多少年没见杨改了，他变化很大，不像小时候那样文弱了，几年的兵当下来，人长结实了，更多了几分英武之气。新娘子据说比杨改小7、8岁，长得也不难看，就是特别瘦，那种略带病态的瘦，拖地的婚纱似乎给她带去很沉重的负担，令她的笑容里带着一丝疲惫与勉强。
杨思念那天看上去神采飞扬，在台上发表了一大通讲话，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她说：“很多人都劝我给儿子换个名字，但我没有，改既可以是改正的改，更是改天换地的改……”
改天换地——多么振奋人心的一个词啊。
6
话再说回来。
我从东区支行回来后，就把对胡春雷的调查情况和民意测评结果跟领导如实汇报了，打分依旧很低，加上胡春雷本身没有太过硬的关系，所以他的中层干部竞聘就彻底泡汤了。至于杨改，既然他都说了“不认识”“不记得”了，显然是不想跟我产生任何关联，所以我也只能当他是陌路。
第二日正好是周末，我跟老公回家看望我妈，一进家门，我就把遇见杨改的事讲了。我妈说：“我也一直忘了跟你说，你杨阿姨去年4月份去世了，听说她的晚年可过得不怎么幸福。”
原来，杨改的继父5年前（2014年）就突发心梗离世了，因为走得突然，也没有立下遗嘱，这下家里可闹翻了天。他的大儿子也从国外回来了，兄妹3人恨不得立即把杨思念从家里轰出去，不仅把过去她的那些“丑”事又抖落出来，据说王毓智还踹了她一脚。杨改虽然过去帮忙，但以一敌三，肯定打不过，最后不得不请组织出面调解。官司打了半年多，最后协商的结果是：老王的存款由杨思念和3个子女各分一半，那套房子属于军产，不能交易，杨思念有居住权，但如果她去世了，就得归还部队。
一番折腾下来，杨思念虽然有了养老的居所，但也是身心俱疲，2015年患了重度脑梗，成了植物人，因为家里没人照顾，只能送去养老院，每个月要花费“一万五六”。这样挺了3年左右，2018年因为肺部感染去世了。
“你想啊，杨改那孩子从小就自尊心强，这一闹可好，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又倒腾了个遍，能不受刺激不抑郁嘛。他妈走了也好，他也不用再被那些破事儿纠缠了，我估计他不理你，也是想彻底摆脱过去吧。”我妈分析道。
分行本来打算对东区支行抑郁症人员再进行一次摸底，但突发的新冠疫情导致这项工作不得不暂时搁置了。2020年上半年，大家就几乎没好好上过几天班，不是居家办公就是错天上班，绩效没有，每月只发基本工资，所有人都快熬疯了。直到5月底，北京疫情稳定了些，行里才恢复了正常运转，却又布置了一大堆业务指标，号称要把上半年的损失夺回来。
6月的一天晚上，我跟老公正在看电视，突然桌上的手机响了，我拿起电话问找谁，那边一个陌生声音说，是派出所的民警，问我认不认识杨改。我连忙把电视关掉，说，“认识啊，我们是同学，也是同事”。民警让我马上带着5000块钱赶过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有点儿害怕，就叫上老公跟我一起。
到了派出所，只见两个小民警正在聊天，我连忙上前询问情况。小民警笑着说：“那男的喝醉了酒，在广场上摸了个跳舞大妈的屁股，你说我们是算他酒后滋事呢还是猥亵妇女呢？”我跟老公对视了一眼，哭笑不得。
那个被骚扰的大妈有60多岁，在调解室里哭得梨花带雨，连说：“真没想到，这么大岁数了还能碰到这事儿，丢死人了。”
我是一个劲儿地赔礼道歉加解释，最后讨价还价赔了3000块钱，才让老太太签了谅解书，这件事最后只被定性为“酒后失德”，民警让我把人带回去“好好教育”。
杨改从拘留室出来时仍是一身酒气，眼睛泛着血丝，我苦笑着问他：“这回你想起我啦？”
杨改晃晃悠悠地用手指了指我：“我想了一圈儿，只有你最合适，咱们是发小，你又是我领导，该不会出卖我吧。”
说完，他打了个酒嗝，一股酸腐气扑面而来，接着人又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疫情刚好点儿，你这是跑去哪儿跟谁喝了这么多酒啊？”我跟老公费劲地把他抬起来。
“跟段欣欣。”
“段欣欣？”我有点儿吃惊。
“我得去求人啊。”杨改带着哭腔儿，“人家现在是财务处处长，我得找她帮忙拉存款，她又找来她的朋友，我得花钱请人家吃饭喝酒，厚着脸皮……低三下四……拉不着存款我就挣不到钱，挣不到钱我儿子就得死，我没办法……没办法……”
看他醉得不成样子，我又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只好把他安排进快捷酒店，付了房钱后我和老公就走了。第二天我凌晨5点多就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让他们去看看杨改，不成想前台告诉我说，他在凌晨1点多就打车走了。我不放心，又给杨改打去电话询问情况，谁知他说了句“没事谢谢”就又挂断了电话。
我简直气死了，这个人真是岁数越大越各色了。
不过我对杨改的状态还是有一丝担心，他毕竟有轻度的抑郁症，以后万一出啥事，我真不知该如何自处。我托朋友要来了段欣欣的电话，说想跟她聊聊杨改，没想到，她竟主动约我去她家坐坐。
7
见了面，我没跟段欣欣提杨改酒后失德的事，只是说他有抑郁症，现在精神状态不太好。
听完，段欣欣幽幽地说：“他不得抑郁症我才奇怪呢。”
看我不明白，她又叹口气道：“你可能不知道，他婚后生活很不幸。”
杨改为什么要娶陶晶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瘸驴配破磨”，谁也别嫌乎谁。陶晶小时候父母就离异了，之后又各自组成了家庭，有了新的孩子，所以陶晶就成了那个最多余的人。她上完初中就辍学了，一直混迹于各大酒吧舞厅，三天两头地惹事，到了二十六七了也没个正经对象，她父母倍感头疼。陶晶的妈妈过去跟杨改在一个机关大院里工作，觉得这个小伙子挺不错，就找机会让女儿跟他见了一面。起初杨改还担心人家嫌弃自己的家庭，没想到陶晶满不在乎地说：“我无所谓，怎么着都成，咱俩就在一起过吧。”陶晶的妈妈一听乐得什么似的，什么要求都没提，就同意了。杨改虽然风闻陶晶过去的生活有些混乱，但他觉得，婚后俩人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一切都会好起来——关键是，他觉得俩人身世差不多，他在这个姑娘面前不用自卑。
刚结婚时，他俩还算和睦，杨改给陶晶找了份宾馆服务员的工作，两年多之后，俩人又生了个儿子，似乎有了幸福三口之家的模样。可生了孩子之后，陶晶开始梦想赚钱发大财，说以后要送儿子去最好的国际学校，所以隔三差五就去酒吧推销酒品。慢慢地，杨改发现，家里的存款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地减少，几乎快成负数了。起初陶晶撒谎说自己在搞什么投资，最终杨改发现，她居然在吸毒。
杨改一气之下去找了岳母，岳母吞吞吐吐地说：“她以前是干过这事儿，但早就戒掉了呀。”杨改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当初他们像甩包袱似的把女儿甩给了他。他后悔不应该让陶晶去酒吧卖酒，她肯定是又遇到了“老朋友”才复吸的。
杨改想离婚，但又怕别人看笑话，而且儿子也都两岁多了。他没收了陶晶所有的钱，上下班都去接送，但不久后，一帮债主就找上门来，有杨改和陶晶的同事，还有放高利贷的，杨改只有一点点去还，最后家里都快被掏空了。
实在没办法，杨改就把陶晶打了一顿，反锁在家里。可吸毒的人瘾头一上来哪里关得住呢？一天，杨改上班后，陶晶就从阳台顺着下水管道爬了出去，把儿子一个人扔在家里。两三岁的小男孩儿好动又不懂事，拿起她妈用的打火机就开始玩儿，也不知道点燃了哪里，引发了火灾。幸亏邻居发现得早，打了119，又找来几个人把门给踹开，好歹把孩子给救了出来。
这场火几乎让杨改家破人亡——儿子虽然抢救过来了，但烧伤很严重，先后做了5次植皮手术，花了50多万，但还是落了终身残疾，面容毁了不说，右手臂和右腿肌肉神经萎缩，行动都困难。陶晶事后被她妈送去外地的姥爷家，对外只是说她精神受了刺激去疗养了。陶晶和杨改两人也终于悄悄离了婚。
杨改已经是债台高筑，自觉无颜再在部队机关待下去了，有人不经意看上他一眼，都会让他如芒刺背。于是，2014年他提出了转业，还是段欣欣给他找的关系进的银行。
段欣欣说：“这几年他苦哈哈地干，好歹还清了一大半的债务，但孩子在18岁前还要再做几次植皮手术，他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听完这段，我不胜唏嘘，已经无力再组织语言去表达任何感情。
“那他平时上班谁照顾孩子呢？”我问。
“是他东北老家的什么亲戚，两口子都在北京，女的在家照顾孩子，杨改每月给她4500的工资，男的就在你们银行当保安。”
这时我才注意到，段欣欣家似乎只有她一个人，便问她老公和孩子呢，她笑说：“也离了。现在我常想，如果那时候我不跟杨改说那些话，或者他大度点儿别跟我计较，我们彼此的人生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
“那现在你跟杨改……”
“我也想过。毕竟我们过去谈了5年恋爱，但我实在没有信心去照顾那样的一个孩子，也承担不起那么重的家庭负担，也就只能尽我所能帮他拉拉存款、介绍介绍客户什么的了。”
段欣欣抱歉地冲我笑了笑，我也点点头表示理解。最后段欣欣嘱咐我，让我别跟杨改提起这次会面的事，我说那是当然。
8
跟段欣欣聊完之后，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我很想帮助杨改，但他那么敏感，又有抑郁症，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提这事，生怕适得其反。
这时东区支行却出事了。邓副行长给分行打来电话，说支行机构业务部有个员工涉嫌暴力毁坏公物，询问是否要报警，并把监控录像传了过来。我凑过去一看，又有点感觉窒息——肇事者竟是杨改。
画面中显示的时间是头天晚上10点40几分，地点是机构业务部已经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只见杨改拎着个开水壶，呆呆地站在一台电脑前一动不动，5、6分钟过后，他突然将整壶滚烫的开水一股脑地向电脑倾泻下去，然后疯狂地用水壶砸向办公桌，整个过程真是惊心动魄。干完这一切后，杨改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去了。
据说杨改破坏的是胡春雷的电脑和办公桌。领导指着监控视频里的杨改说：“这人看着不太正常啊，去年你去东区支行调研抑郁症时对这人了解过吗？”
“他叫杨改，医院诊断是轻度抑郁。”我如实说道，尽量去替杨改辩解，“而且他是军转干部，这事儿还是谨慎处理的好。”
分行让我去东区支行调查事件发生的起因。去时，杨改依旧对我不理不睬，胡春雷也一改往日的跋扈，耷拉着脑袋不说话。
原来东区支行正在开展人事改革，计划将部分部室员工跟网点基层员工进行“轮动”，一是为了淘汰那些业绩差的部室员工，充实各部室活力，二也是为了方便行长们安插自己人。这下，有点儿小权力的人就开始耍威风了，胡春雷把杨改报了上去，最后调配的岗位，竟是让杨改去网点站大堂。
胡春雷跟杨改说：“反正你岁数也不小了，提前适应下基层生活也好。”其实就是欺负人——他总以为自己去年竞聘失败是别人在使坏，为了重新树立威信，便拿杨改来杀鸡儆猴。杨改这次真忍不下去了，他年龄是偏大，但也不是部室里岁数最大的，而且他干活最卖力、业绩也最好，即便是下网点，也应该干客户经理，怎么也不能站大堂啊。所以就有了上述的“暴力行为”。
连我听了都替杨改发愁：网点活儿杂、挣得又少，站大堂收入就更低了，这岂不是给他本来就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吗？可这话又不能随便跟别人说，也不敢对杨改点破。
回去后，我只有向领导如实汇报，最后说：“一个部室出了6个抑郁症患者，这很不正常，员工情绪爆发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次好歹没伤人，下次可就说不准了。”
最后，分行决定，暂时调离胡春雷到分行交流学习，支行机构业务部经理由他人接替，至于杨改，虽然不予处分，但仍调离部室，安排去一个效益好的网点任客户经理。
我觉得这样的安排还算近情理，谁知道半个月后，我竟收到了东区支行报上来的辞职人员名单，第一个就是杨改。
下班后，我忙给杨改打电话：“老改，你干嘛辞职啊，是对行里的安排不满意吗？其实，大网点的客户经理跟科员挣得也差不多，再说日后咱们还可以再想办法嘛，你别太心急了。”
“不是因为这个。”杨改疲惫地说。
“那是为什么呢？”
“我冷静下来想了想，其实胡春雷说的也是现实。”他叹了口气，“岁数大了，早晚都得被淘汰。我这辈子总是被淘汰来淘汰去的，实在是烦了、累了，不想再面对了。”
“可你现在辞职多冤啊，退休金医保什么的都没了，再说，如今经济这么不景气，多少人都找不着工作、都失业了。银行再不好，也是个旱涝保收的地儿……”
“真的不想干了，我决心已定。”
我见说不动他，只好问道：“那你辞职后去哪儿？”
“我想先带儿子回趟东北老家，一是把我妈的骨灰送回去安葬，二是带儿子去散散心，他长这么大还哪儿都没去过呢。”
“可你儿子……”我刚想说什么，马上又咽了回去。
“你知道吗？我儿子生下来白白胖胖的，漂亮得很，那天也是赶上下雪，我觉得我们爷儿俩特别有缘，所以我就给他起名叫杨雪夜，我把自己没福气用上的名儿送给了他，我这辈子也算圆满了。”
杨改只有在提起儿子的时候，声音里才有了那么点儿精神气，我却在这边听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按照银行规定，员工提出辞职后要有3个月的“脱密期”，稽核没有问题了才放人。那3个月里，杨改每天照旧上班，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劝他现在撤回辞职报告还来得及，可他怎么也不听，最后干脆把我拉黑了。
他最终离开应该是在2020年的10月底，走得悄无声息。
尾声
2020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上班，一个穿着保安服的小伙子前来找我，说是杨改四表姐的孩子，杨改是他小舅，现在在新街支行做保安队长。介绍完毕后，他递给我一个信封：“这是我舅还您的钱。”
我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有3500元钱，是上次去派出所我给他垫付的，却没有只言片语。
我问他：“你舅呢？”
“一个星期前带小夜回东北了，让我和我媳妇儿在这儿给他看家呢。”
说完，小伙子又求我给他媳妇儿找份工作，保洁、保姆都可以。正好，我母亲干休所里的一位阿姨正在找保姆，于是我就介绍他媳妇儿去了。
2021年除夕前一天，我跟老公去接我妈来家过春节，一进干休所，就碰上了杨改的外甥媳妇，我连忙下车问她：“你小舅回北京了吗？”
“唉，人找不到了。”她大着嗓门说。
我大吃一惊：“什么叫找不到了？”
“就是月初嘛，我们那边下大雪，小舅说带小夜去看雪景，然后就再没回来，老家人说可能是在林子里走迷糊了？”
“那你们找了没有啊？”
“找了，边防那边都带着狗去了，可那哪儿找得见啊。您不知道，我们那边林子可大了，又下着大雪，人根本不敢往深里去，现在还报失踪呢，不过那人肯定是……不行了呗。”
我听得天旋地转——杨改，你是早就做好准备了吗？
那夜，北京也迎来了牛年最后一场雪，新闻里，播音员正在用清脆的嗓音兴奋地报道着：“都说，瑞雪兆丰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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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父亲来说，每样他喜爱的外地食物背后，有着各自独特的意味。
多年前，他去山西做买卖，喜欢上了那里的刀削面，辣子香，肉臊子味厚，呼噜噜吞下一碗，口腹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更早之前，他还是温州某国营钢厂的技术员，被派去上海进修，在带教师傅家里借住，师母做了浦东三黄鸡、土豆沙拉款待他，他恨不得将舌头也咽下去。于是，刀削面、浦东三黄鸡、土豆沙拉这类异乡的美食就像一个个绳结，记载了父亲人生不同阶段的经历。
在这串绳结里，还有一个“炸藕盒”，背后的故事曲折更多。
80年代初，我的两个姐姐都出生了，但父亲还想再要一个儿子，于是母亲偷偷怀上了我。那时超生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哪怕孕妇躲到邻村、邻镇乃至邻市，都不敢说有100%的把握能把孩子顺利生下来。父亲打算铤而走险，带着母亲跑到外省待产，他想，那些计生干部总不能一追千里吧？
趁母亲的肚子还未显怀，父亲先在亲友中四处打探，看谁有外省的关系。我大舅曾在济南做过小生意，结识了一位山东朋友，父亲就托大舅在中间牵线搭桥，他的那个朋友就答应让我父母去家里借住了。
1988年的一天，我父母安顿好两个姐姐，就悄悄地坐上了一艘小客轮。当时温州人出远门基本都是靠坐船，有的先从海路去上海，再换船进入纵横交错的内河河道，有的直接从海路一路北上，但听说整个行程中船很颠簸，一般人受不了。
从温州到山东，船在海上走了十来天，母亲本就晕船，吐得一塌糊涂。好不容易上了岸，转乘市际往来的中巴车，麻烦又来了——他们走错路了。舅舅那个朋友家位于济南市的西北方，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但因为中间换乘时下车太晚，父母错过了一条交通要道，等回头一看，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赶紧询问身边的人，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说的那个村子是个什么地方。
当年没有手机，也没有导航，去一个陌生地方只能靠口耳打听。人生地不熟，又走错了路，我猜母亲当时一定很生气——她对孩子的性别本没有执念，来山东活受罪，全是父亲出的馊主意。
就在他们手足无措的时候，中巴司机梁师傅注意到了他们。
在当时的北方农村，形貌陌生的外省人实在太显眼了。梁师傅问明缘由后，就动了恻隐之心。他问我父亲愿不愿意先上他家胡乱凑合两天，等打听到具体的路线之后，再作下一步打算。父亲同意了。后来，他总对我说，山东人好客是骨子里带出来的，“鲁地是孔孟的故乡，再没有比那里更淳朴更善良的人了”。
梁师傅的家也在村里，是平房，院子里还养了鸡。左边是柴房，堆着柴垛、煤球和一些家什杂物。中间是主屋，梁师傅一家三口就住在里面。右边的厢房是空的，梁师傅的妻子上手清理了一下，铺上干净的床褥，就让我父母住了进去。
过了几天，父亲终于打听到了舅舅朋友家的具体位置，赶过去答谢了一番，但最终没有搬过去——母亲赶路吃了亏，折腾怕了，她认为，既然已经安顿下来了，就没有必要再挪窝。于是，在征得梁师傅夫妇的同意后，他们就付了租金，长住了下来。说我父母算普通租客，也不像，因为每回梁家来了客人，梁嫂做了好饭好菜，总少不了厢房的一份。几个月住下来，我父亲交的那点儿租金，还不够付那几顿饭钱的。
来山东之前，我母亲从没吃过饺子，甚至没见过实物，她吃的第一个饺子就是梁嫂包的。多少年过去了，现在母亲包饺子依旧要遵照当年梁嫂教她的口诀：水和面的比例是多少，大葱该放多少，饺子皮怎样擀才能又薄又劲道，如何用香油调味，等等。待饺子出锅盛到碗里，咬开尝一尝，母亲还是念叨：“没有大嫂包的好吃。”
整个孕期，母亲最想念的就是老家的咸螺、腌小鱼，但根本吃不到。那时她吃的最多是骨头汤、鸡汤或鱼汤。山东人似乎不爱炖汤，菜市场的肉档把剔过肉的大骨头当作下脚料，几块钱能买一大堆。到了傍晚，父亲就去肉档搬一袋骨头回来，架在屋角的小煤球炉上熬煮。
但整天喝汤，总会腻味的。这时，母亲就发现了另一种新奇的食物——炸藕盒。
浙江是产藕大省，温州人也吃藕，但除了煎、炒、烧、炖之外，用油炸的做法却很少见。可能是因为南方多水藕，肉质松散，脆甜多汁，更适合生食凉拌。而做藕盒的藕却要坚韧紧实、淀粉含量高的，这样一口咬下去才会有糯米饼似的温软口感。另外，温州在海边，本地人多食海鲜鱼类，老菜谱里用肉的菜都不多，往藕里夹猪肉？没有出过远门的人，是很难想到的。
炸藕盒在山东很常见，但做一次要用很多油，所以只有在过年过节或是家里来了贵客的时候，梁师傅夫妇才会一齐上阵做这道菜。他们把光洁的莲藕切成厚薄均匀的片状，再往两片藕之间塞上足足的肉馅，用一层蛋液面糊裹上，最后放进油锅里慢炸。渐渐地，白色的面糊成了一层薄壳，变得金黄，藕盒滋滋地浮起来，梁嫂看准时机，把它们捞起来。
梁嫂是个传统的山东女人，寡言少语，心肠极好，每回家里做了藕盒，她总要分出一大碗端进厢房里。刚炸好的藕盒还有点烫，母亲小心咬一口，外皮酥脆，藕片紧韧绵软，然后舌尖接触到中间的肉馅，溢出的汁水饱含满满的肉香。嚼两下，“咯吱咯吱”，莲藕的微甜与肉香交融在一起，这种从未尝过的美妙滋味在口腔中一圈一圈地漾开，很快就让母亲折服了。
2
母亲在梁家待产，父亲闲不下来，就打算在附近找点事情做。几番打听之后，他终于在一家国营皮料厂里揽了个打包、卷皮子的活儿。
夏日炎炎，他脱光了衣服，赤膊上阵，将库房里的那些发霉发烂的皮子拖出来，一点点展开，进行清理、曝晒。等天色转阴，他再将这些皮子一卷一卷地收起来，搬回仓库里去。干了两个月多，父亲却迟迟领不到工资——原来，这家皮料厂在几个月里换了两任厂长，新官上任重新编排了人力，不愿再用外边的人打零工了，还借口厂子效益不好，连之前拖欠的工钱也不肯结了。
父亲当然不死心，天天去厂里磨，最后车间主任发了善心，就从库房里挑出几卷带瑕疵的皮子让他拉回去抵工资，“爱要不要，没得商量”。初来乍到，父亲拿他们没办法，只能整天对着那几卷皮子发愁。皮子不是米面粮油这种生活必需品，不能吃又不能喝，一时半会儿不好出手。
后来梁师傅看不下去了，就领着他东奔西跑找买家，好话说尽了，终于换回了一点辛苦钱。父亲算了算，卖皮子所得的钱居然比工厂欠他的工资还多一些。那天他很高兴，请梁师傅下了一顿馆子，剩下的一些钱就存着，后来交了妇幼保健院的医药费。
现在，父亲想起这段经历，还会跟我开玩笑：“你看，你是那几卷皮子换来的。”
我出生的时候，梁师傅家的儿子小亮已经五六岁了，他抱着我玩，叫我“浙江娃”。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家人都叫我“山东娒”，意为从山东来的孩子。现在外婆仍这样叫我，仿佛山东才是我的故乡。
我们离开梁师傅家后，那间厢房没空多久，梁师傅就又从外面“捡”回了一个叫阿钧的年轻人。
父亲后来去山东倒卖皮子、做塑料生意，在梁师傅家也认识了阿钧。他头一回跟阿钧见面，就对这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心生好感——父亲年轻时有口吃的毛病，一个短句子要分成三四段才能勉强说清，难免被人模仿、嘲笑。那天他一开口就卡了壳，期期艾艾的，但阿钧并不打断，也不抢白，只是一边点头，一边默默地听着。
父亲感激他的耐心，两人握过手，就在厢房里同住，渐渐混成了朋友。阿钧坦白说，自己是北京市郊的农民，来山东是为了躲事儿——他性格“莽”，天不怕地不怕，在老家惹了恶霸，还狠狠地揍了人家一顿，“红的白的一起出来的”。
揍人的代价可不低，担心被仇家报复，阿钧只好一溜烟儿地往南跑，一直跑到了山东。和我父亲一样，他在山东也是举目无亲，是梁师傅的善举让他在异乡有了一个落脚之处。他们打心眼里尊敬梁师傅，都把他当成了大哥。
为了养活自己，阿钧学我父亲在济南做起了小买卖，贩卖绒线之类的纺织品。因为年轻又是生面孔，批发货物的店家就起了坏心思，把给他的优品换成良品，良品换成合格品，货完全不对板。阿钧也不是好惹的，他一怒之下差点把那家店给掀了。父亲怕事情闹大，赶紧通知梁师傅，因为有他出面，这头犟牛才总算给拉了回来。
阿钧的性子毛躁，从他走路就可以看出来，张牙舞爪的。他胆子大过天，做生意也精明，一点儿亏也不肯吃。可无论他在外头有多么威风，只要回到梁师傅家，就马上变成乖乖孩子，一句大话也没有。
几年之后，老家的恶霸终于伏法，阿钧伺机回到京郊。他做起了生意，一来二去成了一家工程公司的老板，发了大财。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梁师傅和我父亲，逢年过节，他总要往济南和温州两地捎点东西：糕饼、甜奶粉、真空鸡禽……这一寄，就坚持了很多年。
每每提起与梁师傅、阿钧的巧遇，父亲总要感慨世间缘分的奇妙：“人生路上总有一些弯弯绕绕的地方，等脱轨后才知道，世上还是好人多。患难见真情，好人会帮你扶正车头，加一把油，重新回到原本的轨道上。”
3
家里的生意做起来，父亲就不去山东了，和梁师傅一年也打不了几回电话，但他能清晰地记得梁师傅的所有的爱好和口味。
我家住在海边，每逢月底，一家人总要上水产市场买些海鲜干货。给自家人买虾干、蜇头，父亲瞥一眼就过去了，但见到晒得好的墨鱼干、鱼鲞，他总要停下来仔细端详一番，念叨着：“梁大哥爱吃这个。”
每年，父亲都要给梁师傅寄些干货，选东西的时候，他把眼睛瞪大，在几个相熟的摊位之间走来走去，好挑出其中最大、最好的，也不还价。店主提供免费的打包服务，但父亲偏要自己来。他把一件件干货慢条斯理地装袋、抽真空，再放进泡沫箱，封上几圈打包带。有时花的运费比东西本身还贵，但他毫不在意。
几年前，父亲得知梁师傅正式退休了，终于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就临时起意，想请梁家人来温州参加我二姐的婚礼。此时父亲的事业已经有了小成，三个儿女也有了各自的归宿，按他的说法，他做父亲的责任快要完成了，很自豪，想把喜事分享给多年未见的老友。
梁师傅那边欣然应允，父亲却变得坐立不安起来，开始为客人们的住处伤起了脑筋——那时我家正在装修，除了几间卧室以外，家里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
父亲急了，赶紧去周边找酒店。他挑酒店也有一番讲究，我们镇上有几家大酒店，条件很不错，但位于繁华的商圈，整日吵闹，离我家又远。要想找地段好、清净又舒服的酒店，选择并不多。父亲来回跑了三趟，终于找到了一家。这家酒店是新开的，门头不赖，里面也气派，背街很安静。尽管如此，他还不放心，他亲自进房间左看右看，仔细琢磨里头的环境与设施，连卫生间里的牙杯和梳子也要捏一捏，瞧一瞧。
见他如此吹毛求疵，一路跟随介绍的前台都不耐烦了。我把这些细节看在眼里，对梁师傅的好奇愈发旺盛了。
梁师傅给足了父亲面子，他带着全家人和满满一尾箱的礼物来到温州。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但只能待三天，父亲早就提前将他们的日程安排好了：先去哪个景点，再去哪个沙滩，吃什么喝什么……事无巨细，满满地写在纸上，揣在自己兜里。
我第一眼见到梁师傅，就想起了语文课本上的鲁迅。他六十岁左右，国字脸，个儿不高，嘴唇上留着两撇黑黑的八字胡，不常笑。那天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绒背心，脖子上露出白衬衣的领子，是一位很朴素的老人。
老友久别重逢，我以为他俩会拥抱一下，拍拍肩膀或后背，再不济也要紧紧地握住双手，重重地甩动两下。但他们并没这么干，稀松平常得好似昨天也见过一样。老一辈人的感情，就是这样内敛、含蓄。
父亲把客人们迎进门，一边寒暄一边泡茶，梁师傅就在旁边静静地坐着，偶尔应答几句。孙辈们在沙发边上嬉闹玩耍，两人看着这番热闹景象，偶尔用眼神交流一番，点点头。
我也和小亮哥攀谈起来。当时他已经三十多岁，跟他父亲一样是国字脸，只是皮肤更白净一些。大概是当过兵的缘故，人看上去就很扎实沉稳，脸上总是笑吟吟的。小亮哥告诉我，他父亲早就不开车了，村子改建后他家分了不少地，就盖了两栋楼，开了一家旅馆。
“哇，真开旅馆了啊？”我惊奇道。
吃过午餐，父亲就要载梁师傅去市区看他买的新房。那房子还未交付，没啥好看的，外墙才刚刚粉刷，周围还是一片荒芜的工地。可父亲却兴奋得像个孩子，嘟嘟囔囔地说这房子不便宜，过道都是大理石铺的，露台很宽，绿化区的树又多又高，树荫底下能躺下一个人……
梁师傅笑了，接着轻轻点头说：“你小子能干，我知道你能翻身。”
“是，是。”父亲听梁师傅夸一句，比什么都高兴。
4
三天一晃而过，梁家人要回山东了。父母把送行酒安排在家里，他们认为家宴才是待客的最高礼遇。
那天，桌上的菜摆得满满当当，母亲却突然提起了当年在山东吃的炸藕盒、猪肉大葱饺子。她表情欢快，话也多了，梁师傅见状立即站起身，执意要下厨做，怎么都拦不住。可遗憾的是，当时还没到莲藕上市的季节，炸藕盒是做不成的。家里又没有准备肉馅，饺子也错过了。梁师傅的目光在厨房里逡巡一圈，最后打定主意，要做一道山东炒鸡。
山东炒鸡的辅料是青椒，重油重盐，颜色十分鲜亮。我尝了一口，鸡肉嫩了点，可能是因为赶工、火候不足导致的。父母却很兴奋，两人平时都不爱吃辣，却一口气扫掉了大半盘炒鸡，只留下了一点儿汤水。我想，所谓的美食不仅重在口味，制作它的人也很关键。或许对他们来说，嚼碎咽下的不是山东炒鸡，而是三十年前的那段回忆。
席间，梁师傅悄悄跟我透露，说他其实并不喜欢吃藕盒，“油大，吃上五六个就顶饱，也没法下酒”。他这次来温州才知道，自家制作的家常食物，竟让两个外省朋友心心念念了许多年。人世间的奇妙莫过于此。
离别在即，小亮哥的车尾箱被我父亲塞了满满的温州特产。这时，一对老友终于有了点儿客套的意思，行为举止都透出了不舍，但这种温情时刻并没有持续多久，毕竟他们都是利落性子，不磨叽。
之后，我驾车载着父亲，一直把梁家人送到高速入口，亲眼见着那辆轿车消失才掉头。平日里，父亲一坐上副驾，嘴巴就动个不停，多半都是在教训我：“怎么开那么慢？红灯还没过呢，冲一下，可以冲一下。”“超车，超车，你跟在后头吃屁呢？”
但在那天，他一路沉默。
这次见面后，我和小亮哥夫妇加了微信好友，但不常聊天，平日里就从朋友圈了解对方的生活：他生了二胎，家里又起了一栋楼，旅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不久之前，他还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又和别人合伙经营了一家饭店，据说生意很不错。
父亲得知这些情况后十分欢喜，常把小亮哥挂在嘴边，说他争气，将来一定能做大生意。
一天，我突然发现小亮哥很久都没有更新朋友圈了，但也没有特别在意。直到几个月后，他的妻子在朋友圈发了一段文字：“你的离开，让我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我以为他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就随口问父亲，小亮哥是不是离婚了？老爷子瞪了我一眼，转头就给梁师傅打电话。很快，他的脸就变得阴沉沉的，一整个下午都没有多说半句话，连目光都失去了焦点。在我的追问下，父亲才告诉我，小亮哥死了——几个月前，一辆满载钢管的重卡刹车失灵，忽然撞上了工地边缘的简易板房，当时小亮哥正在里头办公。
噩耗很快就传到了北京。五十多岁的钧叔在视频那边红了眼睛，说自己不敢联系梁师傅，他快七十岁了，晚年丧子，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钧叔怕自己隔着电话就落下眼泪。父亲沉默了很久，仿佛只要不说话，这件事就从未发生过一样。
“去一趟吧，咱去一趟。”钧叔劝了又劝，“一个人，我不敢去。”
“见了面，咱们该怎么说？大哥已经够忙的了，咱们就别去添乱了。”父亲觉得，以梁师傅的性格绝不会怠慢朋友，他们只要去了，他总要用心地张罗吃喝住行。但此时此刻，他哪有这份心力呢？
钧叔低下头，不知在想些什么。我在一旁帮腔，说要去就去吧，梁师傅肯定能迈过这道坎。父亲瞪我一眼，过了很久才说，他们上一回结伴去山东，是因为小亮结婚。这回再去，怕会勾起梁师傅的伤心事。
“过两年吧，等这件事情过去，咱们去见大哥一面。”父亲的声音听起来很疲倦，钧叔默默点头，答应了。
挂断视频后，父亲立即瘫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酝酿了许久，他终于吐出几个字：“好人，怎么偏偏没有好报呢？”
他很后悔打了那个电话，从一个父亲的口中得知孩子的死讯，简直就是往人心窝子里插刀。
5
这年年底家庭聚餐，父亲突然买回了一堆莲藕，很严肃地向家人宣布，他要做山东口味的炸藕盒。
做藕盒并不难，把莲藕切片，夹住调好的肉馅，再合在一起裹以蛋液和面糊，接着轻轻夹进油锅里慢炸就行了。但说起具体的细节，父母各执己见，谁也不让谁，有时能闹一上午：“梁大哥说，藕要切薄一些，油要多多的，趁热吃，肉馅才香。”“嫂子说了，藕必须切得厚，这样挂油少。”
为了做出最正宗的山东口味，父亲决定联系梁师傅。视频接通后，梁师傅热心地指导他调面糊，父亲一板一眼地执行，无论是水粉比例还是调料，他都拿量勺来量，尽量做到精确。一对老友在厨房里鼓捣了两三个小时，终于炸出了一堆金黄的藕盒。家里最大的汤碗也放不下，父亲就从柜子里翻出了煮面的大铁锅，藕盒一块叠一块，垒成了一座小山。
可是，炸藕盒端上桌，孩子们都不喜欢吃，觉得油大、咸了。土生土长的温州孩子普遍口味清淡，不习惯这遥远的山东重口味，直到聚餐结束时，一锅藕盒才刚刚去了冒尖的那几块。父亲生气了，埋怨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吃：“这么好的东西，竟吃不完？”
母亲悄悄看了他一眼，转过头低声对我说：“你爸大概又想起过去的事了。”
人这一辈子，记远不记近，看来父亲是真的老了。年轻时，他走南闯北是为了生存，奔波途中，很难留意身边的人和事。而那些艰难的日子好似潺潺的小溪，从他手边悄悄地淌过了，等上了年纪，日子慢下来，那些去过的地方，遇见的人，尝过的食物，又一股脑儿地跳出来提醒他曾经经历了什么。
至今他忘不了山东，更忘不了那里的好人。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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