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538）

 

上海老城厢童年往事

2022-08-26 16:40:41

 

 

作者Tamia

 

 

尝试理解人

2019年，我参加了阿骏组织的一场“city walk”，跟着他在上海走街串巷，对自认熟悉的街区有了很多全新的认知。聊天中，惊讶地发现，1990年出生的他，竟然和我在同一片区域长大。熟悉之后，我和他进行了数次深谈，听他讲老城厢的童年，及经历拆迁与家庭变故之后的命运流转，也借此怀念一些关于上海的片段。

以下是他的自述。

1

人民路176号，是我出生时的家：红砖墙，三层高，长长一列、并排开着十多个门洞的公房，一楼临街的那面开满了各种小店，烟纸店、蛋糕店、建材店、劳保用品店……热热闹闹地顺着这条半圆形的马路蜿蜒铺陈。人民路和另半圈中华路，都是民国初年拆城填濠筑的路，合围成过去的上海旧城，如今在地图上，这里东靠黄浦江十六铺，西近豫园，北临外滩，依然是这座都市绝对的“C位”。

我家当年能住进这套房子，多亏过世的外公。他年轻时从南京调到上海当兵，在老城区一处石库门里弄安了家。我爸妈结婚时，外公向厂里打了申请，分到虹口区的一套公房。我妈妈想住得更靠近娘家一些，他们就想办法找到一户住在人民路的人家，跟对方谈妥，对调了房子。

80年代上海老百姓说的“调房子”，和现在置换房屋的概念是两码事。在90年代末住房商品化之前，大家通过自发的“换房”来缩短上下班通勤距离、缓解房屋面积方面的矛盾。那时上海各区的房管所都设有专门的部门管这事，很多老上海人都有过不止一次的换房经历。

在那个灶台挤在门外过道、端着痰盂罐上厕所的年代，我们一家三口能拥有40多平的“一梯两户”，实属幸运。我家在三楼，带个小小的露天阳台，那会儿附近还没建起高楼，我最喜欢做的就是趴在阳台上“望野眼”：看漫天的白云悠悠飘过，太阳以优美的抛物线缓缓下落；看对面的石库门里弄和斜对面的公房，人们在过道、晒台上拔鸡毛切菜，拧床单晾晒，夏天男人们光着膀子浇凉水澡……这些生活百态有趣又让人安心，有时看着看着，我也会羞涩地想：他们会不会也在看我呢？

不发呆的时候，我就皮得拆天拆地。有次我爬到阳台铁栏杆外侧，一个不小心，大半身悬了空，只剩一只手搭在栏杆下缘。江边吹来的风打在身上，发出簌簌的声响，幸好妈妈及时发现，大叫着跑过来抓牢我的手，随后爸爸也闻声赶到，两人一个拉一个拖，才把我给捞了上来。

贴隔壁住着山东阿婆一家，听说她也是年轻时就来到了上海。屋里住着她儿子一家三口，阿婆和老伴则在过道口搭了个小阁楼将就。小时候常看见阿婆在灶台旁做红枣馒头，个头要比上海的馒头大上一倍不止，是我记忆中一种特别的存在。每次她都会热情地用山东普通话招呼我尝一尝。看着她擀面、塞红枣，最后将馒头放进蒸笼，等面香和着红枣的甜味热腾腾地往外一冒，我就馋得口水直流。

阿婆的孙女大我几岁，留一头长发，是标准的上海“嗲妹妹”。我无聊时就跑去“找姐姐玩”，在阿婆家看过很多期《欢乐蹦蹦跳》和《小神龙俱乐部》，她扮演主持人，我客串嘉宾，嘻嘻哈哈模仿节目里的人讲段子。有段时间流行范晓萱的《健康歌》，我就跟在姐姐后面一道，“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弧形的公房和背面一幢废弃的厂房，夹出一条狭长的过道，堆着纸板箱、旧家具和私自搭建的简易小棚，是楼里小巴辣子（小孩）捉迷藏的乐园。小孩子心思活，天天吃完饭跑到各家窗口先探探头——看到有人冒头了，我也立马啪嗒啪嗒跑下去。大家商量好规则，“不许逃到楼上”，除了过道里的各种“掩体”，只要是一楼开着门的人家，都可以临时进去“躲一躲”，遇见屋里有大人，他们都会心一笑，自然认得你是哪家的“小赤佬”。我喜欢躲进公用的灶披间——那里除了烧饭时间，一般没什么人，构造又杂乱，是理想的藏身点，我可以透过窗户悄悄观察外面的情况，听到脚步声就马上蹲下来，屏住呼吸直等到声音渐远。有时小伙伴也会守株待兔候在外头，等我一开门就扑过来：“哈！抓到你了！”

住老房子的童年，从不会感到寂寞，出门一声吼，小伙伴们就都出来了。大家通过玩游戏认识彼此，又因为玩得开心或不开心而拉帮结派、分分合合。

 

那时住在外滩附近，意味着能在第一时间接触到各种新鲜事物。肯德基在上海的第一家餐厅就开在“外滩2号”的前身东风饭店的一楼。店里香喷喷、金灿灿的炸鸡，在满眼醒目的红白配色烘托下显得极具诱惑力，在我心里一下子就把白斩鸡给比了下去。上小学后，每逢期中、期末考得还行，我就会向妈妈“作一作”去肯德基。

每次去，妈妈去排队点单，我负责抢位置，先抢桌子、后抢椅子。我最喜欢吮指原味鸡，感觉那时的鸡块比起现在的，肉和汁水都更多，啃起来可香了。妈妈一般不吃，她说自己不喜欢吃油炸食品。那时，邻桌也有不少家长都是像她这样，看着孩子把一盒炸鸡夯光。

小时候总是觉得“节日感”很强。每年国庆节，外滩从9月30日晚起就放亮景观灯，开启交通管制，挤满了举家从四处徒步过来观灯、看烟花的人群。

我也和爸爸妈妈过去“轧闹猛”，从家出发，向北走上十分钟就能到外滩滨江。我们可以坦荡荡地走在空旷的马路正中央，随后往右拐，进入中山东二路，一下就没入了人海。沿途都是叫卖发光小玩具的摊贩，孩子们拿着充气榔头追来打去。放眼望去，一串串黄色灯泡勾勒出万国建筑群的轮廓，金碧辉煌。

找好站位，爸爸会蹲下身让我跨到他脖子上，然后双手抓牢我两只脚，一个提身站起来，好让我看得更高更远。“砰！砰砰！”随着烟花升空，人群中爆发出一声声的“啊！瞎?（好漂亮）！”我坐在爸爸肩上欢呼雀跃，叫嚷着：“把我举高一点，再举高一点！”

观灯后回家路上，我也想就这样赖在他身上不走了。

2

爸爸梳三七开，喜欢穿风衣，有点像《英雄本色》里小马哥刚出场时的扮相。他生性沉默，在外人看来绝不像是好接近的类型，但实际上，他待人爽气、大方，朋友都称他为“小老板”。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家常有司机师傅来屋里厢做客，请他帮忙处理一些人情关系：谁跟谁不开心了，谁想找谁帮个忙，总之，他说话大家都买他面子。

那时还不知道导航为何物，但爸爸能很快把乘客送到目的地，从不绕路，尽量抓紧时间多接单。他开车时喜欢和客人聊聊天，偶尔坐上同行开的出租车，聊得就更起劲了。有时候聊着聊着，人家司机就不收车钱了，也有时候聊着聊着，他就学接过的外国客人，塞小费给人家司机了。

这份工作做一休一、全年无休。工作日早上6点多，和他搭班的叔叔会把车开到我家马路对面，听到4下喇叭响，我就知道爸爸要去上班了。有时我会跑到阳台和他道别，边刷牙边看着他从楼下的大门走出去，不顾红绿灯，横穿马路小跑到车那头。发车前，他会朝我招招手，不忘嘱咐我两句：“早点吃饭，好好上学！”

爸爸歇车回到家已是零点过后。单独睡外间的我，若睡得浅，就能听见他刻意压低的脚步声。我能从皮鞋走在木地板上的咯吱声判断出，他先走到里间挂好制服，换身衣服去门外走廊洗漱，然后睡前会坐在里间的沙发上，审几张新买的影碟，等第二天休息时好好地观看。

看电影，是爸爸一生最大的爱好。他有很多影碟，衣橱的抽屉、床上方的储物阁，还有床底下，堆着好些塞满碟片的纸箱，加起来该有好几千张。在盗版光盘横行的年代，爸爸熟知许多买碟的幺二角落（冷僻、不好找的地方），有流动的三轮车摊贩，有卖香烟的杂货铺夹带着卖碟。

一次他带我去相熟的二道贩子家里取货，屋里好几个顾客，买完碟聊电影，正在兴头上，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老派（警察）”。爸爸告诉我不要怕，把刚给我买好的《叮当猫》塞进了风衣的内口袋，然后笑嘻嘻地应对着盘查。之后一行人被带上警车，开到派出所，爸爸趁人不注意，暗戳戳递给了我几张买好的碟片，让我安心在派出所门外等他。没过多久，他就出来了，带我在附近吃了一顿好吃的，让我回家别把今天的事告诉妈妈。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影碟机，当看到那只黄色狸猫一跃而起喊着“叮当法术，变变变”，觉得爸爸就是我的叮当猫，酷毙了。

我喜欢日本动漫，常常软磨硬泡，拉着爸爸去文庙淘碟，从家这头乘11路，沿人民路、中华路环线，3站地就到。千禧年时的文庙周围，聚集着一批专卖动漫、文具的小店，沿街摊开花花绿绿的盗版VCD和漫画书，学生们来来往往，十分热闹。

爸爸对这些不感兴趣，就买一份报纸在门口等我。有时我手里捧满碟片挑到一半，就会一阵喧闹——一听“老派”要来查，老板们立刻把早已备好的、装满文具公仔的置物筐往碟片筐上一盖，像盖小笼包蒸笼似的。我也早学会了“镇静应对”，等待警车开过，再接着慢慢挑。

文庙淘不到的碟片，我会请爸爸出车时留心一下。可能隔天起床，想要的光碟就已摆在我房间的柜子上了。爸爸还在里间补觉，我却兴奋极了：今天可以去学校炫耀了，叫大家这周末来屋里厢一道看！

 

爸爸看电影时十分专注，早先是不会让我这个小屁孩待在旁边影响他的——每次要放电影了，他就摆好搁脚凳，往沙发上一躺，让我关上门去自己房间玩。

等我长大一点后，和爸爸一起在家看过不少影片。每次都是他挑好一部影片，我负责拉上阳台的窗帘。碟片“咔哒”一声被推入影碟机，屏幕开始跳动，带着似懂非懂的我通向生活之外的一个个广阔空间。当时好莱坞流行什么，我们父子俩就看什么：《骇客帝国》深入地底的锡安城、《指环王》世外桃源般的霍比特村，还有《007》系列，每出一部都必看。那还是布鲁斯南主演的时代，节奏紧凑的片头曲响起，邦德走过旋转的枪管中心，转过身“嗙”地一枪，在我心头定格下最早的可以效仿的潇洒形象。看到羞羞的场面时，爸爸会抬手遮住我的眼睛，略显尴尬又故作淡定地说：“等你长大了再看。”

爸爸捣鼓的影音设备是阿拉屋里厢最引以为傲的宝贝。从最早的LD播放器看起，到VCD、DVD，后来爸爸干脆半DIY了一个家庭影院：在电视机前前后后总共摆了7个音箱，其中最吃价钿的3个主音箱，是他亲手做的——他带我去朋友的工作室，我看着他一步步把木头锯好、组装起来，再往里塞上电子部件和喇叭。

有了环绕音效，看灾难片就很震撼了。电影里响起轰隆隆的爆炸声，人坐在沙发上，挂在后上方的音箱炸出一股气浪直往身上扑。我美滋滋地猜想，家里的音效一定比电影院还好。

3

因为小学升初中考得不错，爸爸大方地送了我一台快2000块的PS1游戏机作为奖励——相当于那时上海1个多月的平均工资。他又换了新电视机，将旧电视“淘汰”到我房间里，我打起游戏就十分方便了。

刚开始玩的那一阵子，我挺沉迷，晚上躺在床上竖着耳朵，听妈妈睡下，就偷偷爬起来把PS1接上电视开始打游戏——只要关掉背景音乐、轻手轻脚就行。玩得投入，就会忘记了时间，转眼一看，快12点了，爸爸该回来了，才恋恋不舍地关机——也有几次惊险时刻，玩着玩着，突然听到他上楼梯的脚步声，我赶紧存档，拔掉电源、关好电视、盖上防尘布，一气呵成，再蒙上被子，背对门口躺下，心脏突突直跳，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

 

从托儿所到初中十多年，每天早上我都要从斜对面的十字路口走去福佑路一带的弄堂。在第一个路口左转，就到了丹凤路，我发小阿连的家就在那里。

我和阿连小学就一个班，只是一直不熟。上初中后，我俩喜欢上了同一个女孩，彼此不爽有过不少摩擦，后来那女孩转学了，我们反倒惺惺相惜，成了朋友。他给我这个朋友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你家离学校没有我家近，以后来叫我一起上学吧。”

阿连的妈妈每天都精心准备早饭，今天是腐乳泡饭，明天是面疙瘩，我总是等着他笃定地吃完，再一道走去学校。我们在弄堂里边聊边走，穿过头顶上方纵横交错的电线和万国旗般摇曳的衣裤、床单，一边注意不能“钻裤裆”（晦气），一边躲闪着居民在家门口扇煤球炉冒出的浓烟。时有骑着三轮车的小贩用喇叭播放的叫卖声由远及近，大饼油条摊头前学生和上班族排起队伍，飘来阵阵带着油腻的香气。

因为拥有自己的房间和别人都没有的PS1，我在班里成了呼朋唤友的孩子王。同学家都住得近，休息日几个电话一打，不一会儿就能听到有人在阳台下面喊我名字了。我麻利地一趟趟跑下去开门，等人到齐，party便开始了——《三国志》《拳皇》《实况足球》，都是我们当时最喜欢的游戏，两个人拿着手柄一对一battle，输了就换人，围观的人坐在床上、地板上起哄，用各种小动作给正在对战的人加油或“拆台脚”。

妈妈很欢迎同学们来屋里厢做客，有时她就在一旁边织毛衣边好奇地看着我们打游戏。到了傍晚，她去外面走廊上烧饭，炒菜的香味跟着锅铲声飘进来，我们就知道差不多该散了，各回各家吃饭。

同学们都抢着来我家玩，这让我常有种作为“话事人”的成就感。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帮派，5个男生为基底。爸爸所在的强生出租车公司有发“免费打车卡”的福利，周五放学，我常会叫上这几个同学打车去人民广场“兜一圈”：去迪美地下步行街探店，去福州路找教辅书……初中生平时自主活动的范围无非在家附近一两公里之内，而我能带大家去更远的地方玩，他们都夸我厉害。

他们都没怎么坐过小轿车，每次在车上，会很兴奋地看着窗外的街景，这边有个什么人喏，那边又新建了什么东西。我教他们车门防盗锁要锁好、摇下车窗的手柄在哪里，到站时，我对着司机掏出“免费打车卡”，“滴”地一刷，感觉可拉风了。

我就这样继承了爸爸“小老板”的人设，在同学里有了威望。我说“去捉弄那个女孩子，走”，一行人就噔噔噔去了；踢足球，三对三，缺一个，只有我能一个电话打过去人就立马出现；有同学之间闹矛盾了，也会请我当和事佬。

爸爸则像电影里的那些良师益友，会找一些时机和我谈心，问我有什么困难，然后做一些引导。他和我说，玩归玩，更重要的是“交心”，要珍惜那些真挚的兄弟情谊。又说，交朋友“只要觉得处得舒服”就可以，不用关心别人怎么说。

这些教诲，我现在都铭记在心，只是那时候并不太能理解他处世方面的小心翼翼。

初中每个班都有个“皮大王”，我们班的那位，人称“小强”，喜欢朝人吐唾沫。有一天，他欺负到了阿连头上，阿连的爸爸和哥哥知道后，直接跑到学校找老师理论，午休时他哥还冲进教室，把小强拎到墙角，警告他不要再搞事情，把小强吓得连声说“不敢了、不敢了”，此后真的不敢造次。

我在一旁看着，觉得很爽，又有点羡慕——相比之下，同学找我约架，我请爸爸出面教训教训对方，他只是很淡定地说“没必要打起来”。后来约架的事不了了之，但我心里就很不甘——为什么爸爸不肯帮自己出头？

青春期的男生，一言不合就“打相打”，各种“小流氓”团体也很常见。我和爸爸讲起学校的这些“风云录”，他就说起自己开出租被抢客时，或者跟乘客有冲突时，最多也就是争几句，然后就“就这样子算了”，“尽量不要去惹事”。我起哄说，“打一架会不会更能摆平？就像我们看过的那些黑帮片，多帅啊”。他付之一笑，不再理我。

怪不得你只能当“小老板”，我心想。年轻气盛的我，把这种处事态度理解为“怂”。

4

我所在的明德中学（现在的光明初级中学）以射击为特色，出过一个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气手枪冠军陶璐娜，“上海人民的骄傲”。我上学时，陶璐娜曾被请回母校，全校师生颇为隆重地列队来到操场，听她演讲。因为那学期参加了气手枪兴趣班，我还得以到训练室近距离看她表演射击——自然是全中靶心。

那天陶璐娜讲了些什么，我现在全都不记得了，当时只是觉得“哇好棒啊”，见到一个大咖真人，似乎就是值得收进回忆里的闪光点了，虽然她也就是来了、走了。

之后，再从我家阳台看出去，对面的一片区域统统开始了拆迁。斜对面造起商务楼，框架打到一半，烂尾了，光秃秃地杵在那里，我就再也无法看到日落了。石库门里弄开始兴建古城公园，几个月时间里，我看着那里变成平地，再到挖湖、修假城墙，再慢慢地围起来。

我后来才知道，为了改善老城厢生态环境而建这个公园，动迁了4000多户居民。那会儿它似乎就给我提了个醒：你以为这里是你家，但它随时都在变化。

一天，爸爸告诉我，山东阿婆家的儿子过世了，好像是生了什么病。看到我震惊的表情，他淡定地拍拍我肩膀：“发生这个事情，就不要去打扰姐姐了。”

其实上学后我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和隔壁姐姐只剩下偶尔笑嘻嘻打个照面而已。之后那段时间，我常听见姐姐和她妈妈哭得很大声。后来再碰到她，基本就不说话了，她变得非常冷，似乎一夜长大了。

 

初二那年，平时工作卖力、全年无休的爸爸请了年假，信誓旦旦地说要来趟一家三口的旅行。这还是全家第一次要出门旅行，可就在出发前一两天，听爸爸说肚皮痛，休息也不见好。他以为是阑尾炎，结果进医院一查，发现肠子里长了恶性肿瘤。

旅行取消了，爸爸进入了重病的状态。前后脚的工夫，我们家房子也开始动迁了。

一年时间里，爸爸辗转3家医院，手术失败，癌症扩散，家里被笼罩在一片低气压之中。

爸爸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在家等待收治，躺在沙发上靠电影打发时间。他失去了以往那副享受的模样，挂着重重的黑眼圈，好像随时会睡着一样。我和妈妈每隔一两小时就要拿热毛巾帮他擦擦脸和手，提提神。

我问他：“还好吗？”

他就答：“嗯，还行。”

一天，剩我在家和爸爸看电视。看着看着，他的眼睛就闭起来了，呼吸很弱，胸部没什么明显的起伏。我就一边看看他一边看着电视，过了10多分钟，他才抖了一下，惊醒过来。

他看起来仿佛刚从一团迷雾中走出来，疑惑地问我：“刚刚我怎么了？”

“你睡着了。”

他努力睁着浑浊的眼睛看我，用一种十分低沉的声音说：“下次再发生这个情况，要马上打电话给妈妈，刚才我可能是昏过去了。”

“哦。”

爸爸的气力时有时无，他变得易怒，吃个饭筷子捏不牢掉地上，他会生气，从房里到外边走廊的水斗刷牙，走不稳，也会生气。后来我们把脸盆端进房间，让他直接刷在盆里。他总为一些琐事责备我，叫我毛巾拧拧干、被子叠叠好，说以后都是我一个人弄了。

有一次，他抬起搁脚凳想要打我，我一把抓过凳子就给放下了。他没办法打到我，只能放弃，瘫倒在沙发上又开始生闷气，眼睛里有泪光。青春期的我不太能理解他的情绪，脾气又暴，常常顶撞他，吼着对他说：“你干嘛要这样，你不像我眼睛里的爸爸！”

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是人崩溃的样子。

 

2004年11月18日，我在学校课上到一半，家里来了电话。我赶紧打车到长征医院——那段时期，“免费打车卡”是用来让我随时去医院见爸爸最后一面的。

在和爸爸曾经一起看过的电影里，战争片也好，家庭片也好，人走之前，往往会说上一大段台词。但真正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的爸爸却只是躺着，静静地等待生命的流逝。我和妈妈轮流守在他身边。我想起两三天前的晚上，他还有点力气，亲戚们都到场了。他跟我说：要好好读书，准备中考，要好好和外婆相处，房子毕竟是外公外婆的，以后尽量把房子争取下来，照顾好妈妈。当时他边说边用右手握着我的右手，越握越紧，我能感受到那只手传来的力量和温度。

而此时，我试着去握他的手，没有任何反应，他整个人只剩下从氧气面罩传来的回流声了。从上午等到下午，最后，医生过来问我和妈妈：“要不要拔掉管子？”

病房变得很安静，他手里的温度渐渐变凉。我看着在场的医护人员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感到非常愤怒，但又没办法说些什么。我觉得他们没有能力，自己更没能力。接下来，护工用专门的袋子把爸爸包裹起来，放上推车。

我扶着推车把手，跟着工作人员走向地下的太平间。经过人来人往的走廊，我感觉自己跟整个医院剥离开了，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没有任何关联。别人并不会感受到我这边刚刚发生了什么，原来一个人走了，真的轻如鸿毛。

在太平间里，我看着爸爸被推进冒着冷气的金属抽屉，好像光盘顺着轨道被推进影碟机，只是所有精彩的画面已经播完。

多年后阿骏走在老南市的街上，拍下长征医院的大圆顶，想起那天通往太平间的路

5

我呼朋唤友一起玩乐的游戏空间变成了灵堂。“守七”结束，这里堆起了杂物，我搬到里间和妈妈住。

给爸爸治病的一年，花掉了家里大半的积蓄。妈妈早在90年代末下岗潮时就从五金厂出来了，因着爸爸开车的收入不错，她已赋闲在家好几年。料理完爸爸的身后事，她拾掇了一下自己，在家附近的良友便利店当起了店员——当时在上海，这类本土便利店是下岗女工们为数不多的出路。

妈妈上班后，家里变得愈发冷清。便利店需要倒夜班，我在家碰到她时，她往往都在补觉。我还是该玩就玩，把游戏空间转到里间，不停地邀请朋友来屋里厢。没了大人的限制，我们常常打游戏到晚上10点，直到不得不回家时才散。妈妈偶尔在家时，也不太关心我们在干什么，自顾自处理着手头的事，整个人陷入一种很安静的状态。

有朋友来家玩的那种开心像某种刻意的填充物，家里只剩我一个人时，伤感就如影随形。有天晚上，我听着动漫杂志推介的CD，耳边传来《狼雨》主题曲Gravity：

“Without saying goodbye to yesterday，

Are the memories I hold still valid?”

听着听着，我就泪流不止，瘫坐在音箱旁，把这首歌循环再循环。

家里不是每天都有饭食了，我只能在附近的几个馆子轮着吃，既自由，又孤独。有时候去同学家玩，会被人家好心地留下吃夜饭，大人们皱着眉问起我家里的情况，我答不上来。看着他们露出一副“这小孩真馋古（可怜）”的表情，我十分不自在。碰到楼里的叔叔阿姨，该打招呼还是打招呼，但是距离感明显产生了。我开始明白一年前隔壁姐姐身上的变化了。

我开始厌学，成绩从班级前10跌到倒数，化学甚至只考过几分，约等于交了白卷，心里还很无所谓。我变得不受同学家长的待见，成为耽误他们孩子读书的绊脚石，晚上吃完饭有时想找同学玩，电话接起来，若碰到对方家长，都是一口回绝。只能碰运道了——说不定电话打过去是同学接到了呢？他就可以找个借口，出门陪我逛一会儿。

老师照顾我，请成绩好的同学帮我补课，我的学习状态慢慢调整了过来。记得有看到过新闻说，孩子考试考完了，家长病也好了，我常常边用功边幻想：爸爸是不是在装病啊，也许等我中考考完，他就回来了。

最终，我的中考成绩离普高还是差了几分，如果能出上万块的“择校赞助费”，找找门路，应该是可以念高中的。但想想，算了，家里没有这个钱，也不考虑复读了，就进中专吧，好早点出来赚钱。

 

动迁进展得很快，山东阿婆一家不知什么时候就悄悄搬走了，楼道里渐渐冷清。因为之前爸爸的事，我家根本顾不上去和动迁组交涉，爸爸生前原打算据理力争给我家和外婆家各分上一套房，最终只分得远在宝山的一套房，赔偿款则分给了外婆。

几年前奶奶家老房子拆掉时，爸爸和兄弟姐妹分家，用拿到的钱在当时新造起来的航华新村买了套房子，在他过世一年之后，我和妈妈也只能搬去了那里。它在上海外环高速路再出去一点，虹桥机场的下方，是90年代在动迁基地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大型居住区。这里没有什么成规模的商业，近几年才开出一家麦当劳。走在马路上，各种外地话和普通话远多过上海话，总让我心里生出一种割裂感。

搬家那天，我还在外面玩，是妈妈和亲戚打包的。一个多月后的周末，我叫阿连陪我回屋里厢看了最后一眼——一切似乎都定格在我们搬走时的状态：门全是打开的，家具歪七歪八地被拖动过了，地板上散落着许多旧报纸。我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感到被一股陈旧的、下水道反水的臭味包围，便马上起身走出去了。

后来，听说这整幢房子是被爆破掉的。

 

新家还是两间房，我睡外间，妈妈睡里间。不过面积比老房子大，50多平米，带厨卫。妈妈家亲戚掏钱给我们添了一套品质适中的红木家具，原先的电视、DVD机和爸爸亲手做的3台音箱被保留下来，放进了妈妈房间里。

整理爸爸收藏的碟片时，发现不少都发霉了，妈妈对电影也不太懂，只挑外观完好的，留下一两百张塞进了她的床板底下。刚搬进新家时，我翻出来看过几部，但很快我就有电脑了，开始用电驴下电影看了。

那3个音箱就一直摆在那里，没再用过。妈妈拿几块黑色桌布把它们盖起来，又在上面堆了些杂物，看起来形状模糊。说起来，我也已经找不到词语来描述爸爸的面孔了，但他又一直都杵在我心里。

新家阳台两侧被妈妈堆满了杂物，包括从老房子搬来的、再没有用过的竹椅和电扇。从这个阳台望出去，是小区的一块空地，直到几年前改成了停车位。

刚搬家时，我请老同学来玩过一两次，但毕竟离得远，后来大家也就都各自开始在电脑上打游戏了。在这个家里，窗边的台式机成了我唯一的据点——我屁股不动地方，打《魔兽争霸》《反恐精英》，看动漫，转个身去冰箱取点零食，回来继续玩。

上班以后，这个家对我来说就只是个吃饭、睡觉的地方了。这里没有能引起我兴趣的东西，没有熟悉的人，我还是不断回到老房子找朋友们见面，而进一次市区，要花两三个小时倒公交，我发现做任何事情的时间都变长了。

6

我进了浦东的一所中专，是同届录取学生中的最高分。可中专不拼学习成绩，拼的是谁有影响力，也就是说——“屋里厢钞票有伐，懂不懂得花”。男生们纷纷穿起球星鞋：乔丹、科比、勒布朗；也很容易就能获得热门的游戏机，除了PS，还有NGC、Xbox……而我申请了贫困生，穿着表兄弟的旧衣物，只有等周末跑去阿连家蹭玩一会儿他的PS2。同学之间聊到家庭时，会同情我，但也会跟我保持距离——组织去游戏厅、shopping，一切人情世故的场合都需要花钱，我和大家自然玩不到一道去。

失去了“孩子王”的身份，在和别人拉开的这些差距之中，家庭的悲伤似乎更可感可触。妈妈疲于生计，问她任何事情，基本上都没办法帮到我。没有了爸爸，男孩子在青春期的许多问号，也无人可谈。

阿连也考到了浦东，我们的学校只隔了一条马路。有时想找他聊聊天，我就提前几小时起床，从航华坐公交到他丹凤路的家，再一起去浦东上学。

 

中专学的是我并不喜欢的“污水治理”。毕业后，我上求职网站投了很多销售类、服务类的岗位，看哪些门槛低就投哪些，只有7-11回了邮件。

我之前没怎么去过妈妈工作的便利店，只是不自觉地想要远离那个地方。如今中专的同学们继续升学读大专或到化工企业、家里介绍的单位实习去了，而我和妈妈成了同行——和她一样，我也没得选。

我在古北国际财富中心旁的7-11开始了第一份工作。这里是上海最早的涉外商贸区，便利店旁的银行就有英语、韩语、日语几种不同语言，周边住宅以高标准商品房和别墅为主，连楼盘名和路名也多以“翡翠”“玛瑙”“黄金”之类命名。

工作没多久，我便能感受到强烈的对比：这里都是身着正装的上班族，画着欧美范妆容的国际学校学生，走起路来自带风，从他们的手表、皮包这些配件上，就能看出其贵重。不像在航华，居民们穿着睡衣睡裤就出门了，时有随地吐痰的景象。

2009年，7-11刚刚在上海立足，正发力抢占市场。我干劲十足，差不多3个月一晋升，1年就当上店长，又凭一己之力与附近的大企业谈下了合作，每个月的店经理会议，我总是冒头的，业绩在几十家分店中保持前5名。下了班，我跑到别人店里取经，休息日还不忘赶回店里查夜班，手机24小时待机，处理员工临时请假、客诉和来自区顾问的督促，甚至还把临近分店的值班经理挖到了自己店里来——我心里隐约想着，要努力奋斗，以后再把人民路的房子买回来。

妈妈从没和我抱怨过搬到航华之后的生活，只是偶尔喊累。动迁后，她工作的便利店迁到了人民广场，多年来，她就这么从一个终点站乘到另一个终点站，两点一线。我的眼界提高后，一度看不懂像妈妈这样停滞不前的人：守在一个衰败的小便利店里，收入没变过，工作毫无成就，年纪上去了，还是需要消耗身体倒夜班。我劝她换个工作，或者让我来养她，她只是回答：“我这样做做蛮好的，尬尬厌气（免得无聊）。”

工作做出成绩，自信感也来了，闲暇时常和顾客聊聊天。一次看见顾客身上的西装不错，问他哪里买的，得知是家日本设计师工作室，离得不远。我下班去看了看，橱窗外有价格，一件衬衫5000元以上，就没有再走进去。后来还是回十六铺的面料市场，买好布料，找亲戚认识的裁缝定做了两套西装和衬衫，加起来1000多元。

 

当了两年店长后，因为说错一句话，我被领导调到了边缘门店。职业发展受限，我干脆辞职转行做起咖啡师，想着好歹有一技傍身。

在那段职业波动时期，妈妈成了我的支柱。她往往先是骂我一通“干嘛不好好上班”，然后瞥我一眼：“个么侬要多少啦（那你要多少钱）？”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会在电脑台前看到一个塞着钱的信封或红包，心里的感觉，就好像小时看到爸爸为我觅到的稀有动漫碟片。

有时和钱夹在一起的，还有妈妈拿作文纸手写给我的信。她写道，希望我早点度过这段时间，她有看到我的努力，又让我多多保重身体，说生活会更好的。她从没开口说过“爱”，但爱有时会通过文字表达出来：“还是爱你的，孩子”，或者，落款“爱你的妈妈”。让我既感动，又恨自己的不争气。

看着工整的字迹，我回想起，以前妈妈总有写写弄弄记日记的习惯。一次学校让家长给孩子写信，她的信还被老师公开表扬——但是上班做店员后，她就不怎么动笔了。

之前我老嫌妈妈不懂变通，但她其实一直在自己的力量限度内默默支撑起养家的责任。她那种没有怨言的踏实感，对于我们家充满变数的生活而言，始终是充满力量的。她口中的“尬厌气”，不过是把工作当成了一种社交——在航华，她没有能聊天的人，而人民广场一带的居民，是跟她在同一片区域长大、有着共同记忆的老邻居，虽然只是说些家长里短，但至少在同一个频道。

 

去年，外婆家的石库门老房子装修，妈妈忙前忙后，劳累过度导致肺积水，住进急诊室。我想着让她开心一点，就带女友过去见了一面。那天妈妈笑得很灿烂，我看得出，是那种由内而外的笑。

我开始为成家立业做起打算，筹划着把宝山的安置房卖掉，换套市区的二手老公房。妈妈的娘家亲戚开起了家庭会议，都想要从中分一杯羹。舅舅还私下找到我，说我家当年算是占了便宜，由此和我说起爸爸的一个秘密——原来，在我出生前，刚刚当兵回来的爸爸曾“犯过事”，他帮朋友运送违禁录像带，被牵连判了一年刑。妈妈一直等到他出来才结了婚，来到人民路安家。

几十年前“被判刑”是什么概念？坐过牢他还有未来吗？……我脑袋嗡的一声，想起他工作上的勤恳，处事的仗义与谨小慎微，对影碟的痴迷热爱……似乎一下子都明白了。

那天，我在咖啡店里请新来的员工吃了点东西，分享了一下经验，他说我这个样子很像个“小老板”。我表面上没说什么，但内心其实被触到了——也许自己做到爸爸当年的状态了。

爸爸曾和我说过，他生下来就没见过爷爷。而他整整陪伴了我14年，现在想想，我已经很知足了。

 

后记

几年前，人民路176号原址变成了旅游集散中心。走上去有个观景平台，可以看到对岸陆家嘴“摩天大楼四件套”。

买房搬回来的愿望算是彻底破灭了。而人民路176号的家门钥匙，哪怕失去了开门的意义，我还是把它和用得到的钥匙绑在一起，随身携带。

2019年，我那批老同学也全都搬光了。福佑路、丹凤路、梧桐路、宝带弄，上下学走过的那些弄堂，现在全都被封锁起来。透过隔离栏缝隙望进去，曾经挤满了居民的弄堂过道，疯长起绿色藤蔓，颇有一派末日美感。

如果我能一直住在这里，应该每天都会很快乐，但我也祝福大家都能顺利搬离。对于儿时生活的那份怀念，使得探索上海老城厢的街角巷尾成了我业余最大的爱好，哪里要“征收”了，我就去哪里。我开始在周末组织city walk，带着人去了解那些还没被拆掉的历史，这成了我现在一种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

前阵子回去走街，偶然发现丹凤路路口一家被水泥填封了的烟纸店门头，露出了先前被覆盖的“力波啤酒”广告招牌。那是诞生于80年代末、上海最早的合资啤酒品牌。2000年初，那首电视广告MV《喜欢上海的理由》红极一时，人人都能哼上几句。前阵子上海疫情，它又出现在了许多小区音乐会的歌单上。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城市的高度它越变越快，有人出去有人回来……生活的压力却没让我变坏，在这不断前进年代……”

如今细细回味这些歌词，句句都切中了我的经历。生活在上海的我们总是既期待改变，又为此感到惶惑。而改变，正是这座城市唯一不变的常态。

阿骏的钥匙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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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大厂采蓝莓，我依然没躲过996

Original 看客 看客inSight 2022-08-14 23:46 Posted on 北京

 

 

30岁，日薪150块，我体会到真正的螺丝钉人生

 

 

2022年4月12日，我来到玉溪澄江，以采摘工的身份入职蓝莓基地，开始自己的农场打工生活。

 

去农场是十年前就有的想法，只是当时没能实现。大学毕业后，我进入阿里，做了八年产品经理。这近乎是互联网时代最好的公司，我也做了自认为最合适的岗位。我似乎应该感到知足，但还是常常困惑。我看着在北京已经有两套房的领导，还在痛苦地逼迫自己每天高强度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会想，这是否是值得我努力下去的未来。我看着同事们为了绩效和年终奖焦虑，理智上能够理解，但又不明白这些追逐究竟是为了什么。

 

于是我又想起更年轻时遇到的人们。大学时，我常一个人背着包在西北旅行，每到秋天会遇到一群坐火车去新疆摘棉的妇女，她们大多裹着头巾，随身带着馍馍，坐在硬座或蹲在过道里，话不多，像雕塑一样安静地看着窗外。她们的生活比我辛苦很多，物质上的回报却又少得多，这样努力生活的动力来自哪里，她们是茫然无知的、充满笃定的，还是也和我一样困惑？

 

为了寻找这些答案，我从阿里离职，在30岁重启自己的打工计划。

 

 

一

 

入职蓝莓基地

 

蓝莓基地位于云南省澄江县西侧大概三公里的村庄里，大约有5000亩田地，种植本地特色的早熟蓝莓。每年的4-6月是成熟期，高峰期大约需要5000名工人同时采摘。本地工人不够，于是基地每年都从云南周边市县大量招人。

 

我入职的过程不算顺利。虽然我在劳保用品店里换了全身的行头，招工处的负责人还是疑惑地看着我，觉得我不像是来干农活的。我只好杜撰了一个社会学研究生的身份，说是来写论文的，又说自己是农村人吃得了苦，才被允许入职。

 

我在村里租的房子，每个月300块钱，墙上贴着好几种保健品的广告海报

 

招工的工头通常和基地有点关系，每介绍一人会有几十块的抽成。大部分工友都是他们的家乡亲朋，年龄主要在40-60岁，以家庭妇女为主（男女比例大概1:9），名字多是芳、梅、凤。还有一部分工友是在快手上看到了工头招募，通常也有点朋友关系或朋友的朋友，询问情况后报名。

 

相比客观信息（合同、公司资质、注册资本等），这里的人们往往更相信人。他们不会信任不认识的招聘渠道。工资发放周期、请假制度等也要靠向熟人打听。在入职签合同时，基本是看也不看的就按了手印（我扫了一眼合同上的内容，包含主动放弃工伤赔偿、公司有权调整工资支付周期等）。

 

农场的日出

 

每天新入职的采摘工一般会被分到一个班里，通常是60人左右，配备一个监工班长，班里又会分成3-5个小组，每个组各配备一个监工组长，同时负责培训、验果和纪律管理。采摘的纪律包括不许吃果、不许扔果、不许工作时间玩手机和聚众聊天、不许在垄沟里抽烟和扔垃圾等。除了监工们的日常监督，基地也配备了一些流动巡查员，会骑车四处拍照抓违规，这是我们在基地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工作人员。

 

我加入的生产班叫70班，一共62个人，都是4月12号入职的。我们被分成三个小组，由班长和三个监工组长负责管理。

 

采摘工的管理其实并不容易，入职第一天，班长让大家排队，希望大家排成6列，结果首先需要普及一下什么是排什么是列。在分组的时候，班长希望根据队伍直接分组——这是最高效的方式。但很多工友是从同一个地方结伴来的，叫嚷着要分到一起去，现场一片混乱，最后靠班长摆出强势的训斥架势才平定下来。

 

果品分级标准

 

新员工有五天的培训期，每天固定工钱150块，通过考核以后开始计件采摘，计件每天的价格不同，由监工当天早上贴到工棚里，平均下来大概每盒蓝莓两块钱左右，采摘熟练工一天能有200块左右的收入。如果考核不合格则有两天的补习班资格，补习班再不通过就会被淘汰。

 

有些工友会不适应严厉和高效率的管理方式，刚入职一两天时，就开始有人要离职，往往都是三四个人结队要走（大多是一起来的，有一个人产生离职情绪就会带动其他几个人），每次有要走的人时，班长都会谈话挽留。

 

挽留方式一般软硬兼施。“你们告诉我哪里还有更好的工，有的话我跟你们一起去打（严厉语气）”“你们不要听人家说赚不到钱，听人家说摘不到，这些后面都能解决（柔和语气）”，他并没有摆出什么有力的证据，双方的交流也不是出于逻辑的分析，更多还是情感压力和气势压迫。大多数人最后都被劝回来了，真正坚持走掉的大概只有三四个。

 

因为淘汰走的人则要多一点，她们大多是班里年纪比较大的嬢嬢（阿姨）们，因为眼神不好或是记不住果品的分级，考核总是无法通过而被劝退。十天下来，班里还剩下48个人。

 

 

二

 

被漠视的规则

 

今年春天气温低，蓝莓树遭了霜雪，成熟的果子一直很少，这让基地陷入了两难。如果计件算工钱，工人们嫌摘得太少赚不到钱都会走掉，等后面蓝莓大规模成熟后，就会人手不足。而每天付大家150块的固定工资，又实在成本过高。每天监工们都会说明天就要计件了，第二天来了又总是公布还得继续赚天工。

 

直到我培训期结束后的第七八天，农场才正式开始计件采摘。计件前一天，有工作人员拖着打药车满基地打药，工人之间也开始流传着各种传说，有人说是正常杀虫的农药，有人说是让蓝莓快速成熟的催熟激素。我去看了打药的罐子，上面什么字也没有，打药的人也忙着没法搭话，所以最终打的是什么无从得知，只是那之后的两三天里，工友们偷吃的情况明显减少了。

 

采摘时的装备，篮子里放置分级板用于给蓝莓按大小分类

 

计件之后，大家的工作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采摘蓝莓时不再按照要求的手法（两指捏住蓝莓后手腕旋转，可以防止蹭掉果粉，避免尾部破皮），变成一把一把地往下抓，过分级板也不再是一颗颗过，而是一把扔上去直接分大小。

 

监工为了确保产量，也有意无意地放松标准，大小只用肉眼检查无需再过分级板，部分看起来不是很严重的红果（还未成熟的果子）都会检验过关。之前一天只摘三十几盒的阿姨们，大多达到了将近100盒的产量，每天能有近200元的收入。

 

监工在工棚里验果

 

但质量问题很快被发现了。计件后的第六七天，我们班的果品质量被点名批评，公司派了两个技术指导员到现场指导采摘和验果的工作。指导员是两个年纪很轻的小姑娘，在她们来之前，监工就专门嘱咐，“等人家来了一定要好好配合，说什么我们就好好听着”。结果还是起了冲突。

 

戴阿姨六十多岁，跟丈夫耿叔一起来基地打工。那天指导员来地里视察，看她摘的红果比较多，大小也没太分好，于是成了指导员抓的典型。她们专门到戴阿姨的垄沟里，把不合格的果子一颗颗捡出来，用严厉的语气说“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你都摘！”说了几句之后，戴阿姨的面子实在挂不住，反驳起来，“你这个小姑娘才多大，话也不好好说，有什么问题你说嘛，你吼我干什么！”于是双方逐渐吵了起来，耿叔看老婆被吼，也过来加入了争吵。

 

每天中午和下午集合时，监工会根据白天的采果问题训话

 

其实两边的态度都可以理解。我们基地更像是从广东工厂里学来的制度，上级严厉地对待下级是常态，小姑娘的管理方式是普遍且被认可的。但耿叔夫妇过去是跑大车、个体户经历，按年龄也是家里比较高的一辈，估计很久没有被谁管理或者指责过。

 

这场冲突的本质其实就是两种观念的碰撞。如果说真有什么问题，大概是耿叔夫妇在一辈子未受管束之后，却要在如此年纪出来打工的不适吧，而这种不适，也许还要在未来给他们的工作生涯造成不小的困扰。

 

 

三

 

付出与回报

 

在蓝莓基地，劳作的辛苦是最不值一提的事情。正常的工作时间是早上7:30到晚上9:30，每天上班和下班时需要排队点名。中午午休一个半小时，晚饭休息一小时，吃饭由送餐车送到工棚，一般是一大份米饭和一小盒菜，大家就在田埂上席地用餐。

 

但计件一开始，很多人就完全放弃了午休和晚休时间，十几分钟匆匆吃完饭后就直接下地，甚至每天中午放饭都会剩下六七份（有些人直接放弃了吃午饭）。大家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早，刚开始有人7点就来，后面逐渐发展成了六点半、六点，天还没透亮就带着头灯下田。

 

早晨七点半，队伍集合点名

 

很多人会给自己定一天的目标，大部分是至少要赚到200块钱。他们之前在昆明等地做零工，一天也有100-150左右，这里工作时间这么长，如果不赚到200块就是“贴钱”（亏钱）了。

 

事实上，基地的工价每天都在调整，从计件之后就一直在下降。据说公司会根据前一天的产量，来判断熟果的密度和采摘难度，产量多了就会降价，大体上保证部分手快的能赚到两百多的水平。大家来得越来越早也和这个有很大关系，估计要不了多久，可能就要在田里干到半夜了。

 

其实纯以工友们的付出和收入的角度来看，工价的调整创造了一个并不健康的竞争系统，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努力，但是得到的总收入并没有变多。年纪大的阿姨们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感知，不过年轻的工友们倒是都有体会，一位哈尼小哥告诉我，他以前在厂里做工时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那时候我们在浙江做汽车档位的把手，一开始挺好的，干到六点一天就有二三百块，后来来了个人一天赚了一千多，老板就把价格下调了，最后我们拼命熬夜才能赚到原来的钱，当时我们都不待见那个人”“现在没办法，你也没法跟阿姨们说什么，她们就是傻，不懂这里的事情”。

 

大家在田埂上就餐

 

我在村里闲逛时，打听到类似的事情不只发生在我们基地，周围其他园区也都是一样。可即便是基地也是被动的，如果不尽量压低成本，那公司在市场上也会被其他公司干掉。

 

工作到第10天左右，监工通知大家，工资并不是如工头最初承诺的10天一发，而是要到第15天时，发放前10天的工资，依次后推，主要原因是财务需要时间走流程。

 

消息一出，工地上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言。有人说去年在这里打工，最后有好多钱没有拿到，也有人说自己的老乡过来20多天了，也没拿到一分钱。这些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在一些工头招工的快手视频下面，就有不少说去年“钱不好拿”的评论。

 

这里的工友们之前大多都有被拖欠工资的经历，哈尼小哥跟我说，现在找工作最关心的就是“钱好不好拿”，但他对好不好拿的判断标准也很模糊，主要是看人，“我微信里有很多老板，有些老板的钱就好拿，一结束就给了，有些老板就不好拿，拖很久，几年都不给的也有，恼火得很，我再出去打工只给好拿的老板做”。

 

所幸，在我们工作第15天，确实拿到了前面10天的工资，不过这时工地上又有了新的传言，“这次的工资只是为了哄你别走，后面就不一定这样发了，去年就有好多人后面被欠钱”。

 

 

四

 

被效率打乱的生活

 

耿大叔是工友中最有范的一个，和戴阿姨是夫妻，俩人一起来基地打工。他个子很高，黑色西装外面套着一个紫色的围裙，无论晴天雨天都要戴着一副大墨镜，大家平时都喜欢戏谑地叫他老板。

 

他每天的话很多，人很幽默，总喜欢和大家开玩笑，见到年轻姑娘就让人家当儿媳妇，见到年龄大的阿姨们就开荤段子。有天我们一起在田埂边吃饭，耿大叔抽着烟说“我现在这个时候，最离不开的就是这个了（指烟），像这个（指老婆），离开多久我都没关系”（工友笑，老婆白眼），然后对着我，“你们这个年纪啊，要是离开了老婆，哪怕是临时的也要找一个”（工友大笑）。

 

一位大姐皮肤过敏，用耿叔抽烟的烟灰抹在过敏处，说烟灰可以消毒

 

耿大叔一共生了三个儿女。两个女儿一个嫁人了，在家做鸡肉批发的生意，还有一个在读免学费的师范定向生，去年跟大叔说想要考研，耿大叔说自己60岁实在供不动了，让女儿还是早点毕业去当老师。

 

还有一个儿子，之前是当老师的，后来不愿做辞职了，跟爸妈要钱在昆明花卉市场创业做花朵批发，结果被人骗了七八万块钱，现在在家里呆着，也帮忙照顾照顾生意，用大叔的话讲叫“天天瞎混，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要不是为了他我怎么会来这干这个”“只是对不起我老婆了，这么大年纪了还得过来干这个”。

 

后来我才知道，耿大叔天天戴墨镜并不是因为耍帅，而是眼睛有问题，他之前是个大货车司机，老婆负责押车，两口子靠拉货养活了三个儿女。结果有次修车时不小心砸伤了眼睛，光医疗费就花了七万五，最后也没能治好。出院之后，因为眼睛的问题，驾照管理部门把他的A2驾照降到了C1，大叔问人家那我的生计怎么办，结果对方白眼着说了句，我养你呀？

 

于是两口子只好把货车卖了，在农贸市场里租了个摊位，做起了卖鸡肉的生意，一开始也不错，多的时候一天能有一千多的营业额，平均下来每天也有六百多，每年能存下来十多万。

 

但是最近一两年又不行了，一天就能卖出一两百块，两口子只好出来打零工赚钱。

 

耿大叔的计划是，先在蓝莓基地做着，等疫情过去了到昆明去开出租车，“我朋友说了，租一个出租车牌照每天300块钱，两个人轮班跑，他说每天怎么也能跑个三四百的，我老婆在家里卖鸡肉，赚得少点也还能维持一下生活”。

 

相熟以后，我经常跟耿叔一起吃饭，每顿饭是一大盒米饭和一小份菜

 

我问大叔为什么鸡肉生意现在不好做了，大叔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清楚，可能很多原因吧”。

 

其实我大概明白是什么原因，美团和拼多多的社区团购如今拼得如火如荼，外卖的兴起又导致年轻人根本不在家做饭，饭店都是定点采购，也不会到菜市场的小摊位来，所以只怕之后他们的鸡肉生意会越来越差。

 

耿大叔想的去昆明开出租的计划，也未必像他朋友说得那样容易。

 

滴滴、高德的入局导致网约车竞争越发激烈，疫情之下很多人丢了工作，让近两年有无数的新增司机，再加上时不时的封控管理，出租车的生意其实并不好过。可是大叔没有这些信息，他只有朋友说的还不错。

 

也许有一天别人问起为什么出租车干不下去了，大叔的回答也是说不清楚吧。

 

玉溪澄江的蓝莓农场

 

之前我看实体店的人批评电商的时候，其实一直充满傲慢的鄙夷，觉得他们不理解时代效率的进步。可是和耿大叔成为朋友之后，我开始反思之前的自己，是不是只是因为自己生活的顺利，和恰好幸运地进入了好的行业，不自觉地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趸。而互联网带来的效率提升的收益，是不是也只让包括我在内的小部分人受益了。

 

时代效率提升的方向确实不可阻挡，可是那些因为时代变化而淘汰的人，其实并不是我之前想象的，都是不够努力的无能的人，他们并不是生下来就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开明的家庭和出去见世面的机会。他们在小地方生活了一辈子，以为生活可以一直这样继续下去，突然有一天这一切都以他们不能理解的方式改变了，他们也只能在自救之余发发牢骚。我想，在拥护效率进步的同时，或许也需要对所有被时代甩下去的人多一分悲悯，尊重，甚至抱歉。

 

 

作者  小木  |  内容编辑  何晓山  |  微信编辑  Cla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