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536）
1
人都在历史洪流里，但偶有缝隙，也可以钻来钻去。
2020年秋天，我邀请好友向秀峰和他父亲做一次闽粤间的旅行。我想去那边，主要是为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此行沿途所经，皆是美食。拉着向爹这个长辈，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他主要的生意就是从福建漳州云霄县采购当地制作的假烟，运至武汉贩卖。这行当曾使许多人获益颇丰，也间接改变了向秀峰的人生。此外，向母也非常希望我带这对父子出门。那段时间，丈夫已令她不堪其扰，她只想搓几天安稳麻将。
从我认识向秀峰起，他家就一直在为两件事筹划和等待——退休金和房子。
新世纪头10年的时代主曲是“拆迁”，人们在满城的尘土飞扬中抱怨着憧憬着。向家在城中村里的自住小三层换来的两套房子和少量现金尚处纸面，还需租房过渡，一过渡便又是10年。补偿虽不如预期丰厚，但他们仍无数次规划着未来城市生活“蓝图”：一套自住，一套给子女结婚——重点是，这都是崭新的商品房，来得虽然有点晚，但却是决定性的，如钢铁般稳固。一旦落实，便能踏上时代快车，中段或尾部都无所谓，从此开启和美生活，“Happy Ending”，全剧终。
如今，退休金和房子都落了地，但向家老子和儿子的生活状态却仿佛掉了个儿。
向秀峰退伍后曾赴京杭等地，做过新媒体运营、编辑，后又回到武汉，一直赋闲，大量买书、养猫，开剧本杀店，不赚钱——换句话说，他正处于某种轻微的啃老状态——不过，和大家对啃老族的刻板印象不同，他打扫房间勤快，把自己的生活收拾得井井有条，情绪稳定，处事公道，有种超乎同龄人的沉静感。
向爹则完全儿童化了，喜怒无常，城府为零。这趟旅途出发前，他正为了回迁房的装修，和儿子、老婆、装修公司摔脚板手（武汉方言，类似捶胸顿足，吹胡子瞪眼睛的意思），好似要账般大吼大叫，有时还带着哭腔，像个24小时不停撒气的烟囱。没种过一天田的他反复提议，要卖掉回迁房去农村养螃蟹。很快，他看中的那片湖前后都被不知哪里来的外地人承包了，他的计划又改成了养牛。
退休后，他整日出门钓鱼，带完全不认识的青年男性回家吃饭——因为只有陌生人愿意听他说话。家人揶揄说那些人是他在外面认的干儿子，即便最危险的疫情期间，他也要坚持一天出门遛5次狗，狗回家时趴在地上拖都拖不动。
事实很快证明，狗只是工具狗，解除封城后，向爹仍是钓鱼、认干儿子。没人听向爹说话，他爱好在饭桌上高声外放AI朗读的司马南和金灿荣，讲述从平台学来的新知识，包括自己对于人种学的认识与研究，例如：福建潮汕人是唐宋后裔，而广府人则混入了南亚的种，以及“2020年是科学家无法解释的一年，任何人的年龄加上出生的年份都等于2020”。
向爹的这副做派，很难让人相信他还是青年工人时的样子：常着小西服、喇叭裤，头发梳得飞起，头一年，这种打扮还要被抓起来，到第二年就已经很时髦了。他的姻缘来自于向母主动约他去看电影，两个人都读苏童和余华。
因着这层缘故，我们便更乐于引导他讲述自己年轻时经历的冒险故事，比如见过些什么人，吃过些什么好东西。我常带一些枇杷、肉丸、沙茶酱之类的闽粤食材来向家，没想到向爹相当熟悉，对做法如数家珍，知道产自云霄——而一般武汉人，知道云霄所属地级市漳州的都不甚多。
不过我们对云霄的看法也有区别，我认为那里洋气、富庶，向爹则觉得他们是富裕起来的农民，会说起自己在云霄做假烟的事，言至激动处，一拍桌子：“老子那时候就是黑社会！”随后又有些羞涩：“这不是蛮光彩的往事，想了解的话，我可以讲给你们听。”
2
向爹生于50年代最后一年，困难时候他还不记事儿，武斗下乡时年纪也太小，便宜不能全给占了。90年代初，工厂半死不活，车间主任位置空缺，向爹和最好的朋友都是候选人，他主动退出，停薪留职下了海，朋友非常感激，定下私约：如不顺利，随时回来。
1995年，向爹在汉阳腰路堤沿街门面开了一家汽车装潢店，经营补漆换胎一类简单维修业务，兼安装太阳膜和凉席靠垫，向母打下手，还请了三四个日结工人。向爹和气大方，尤擅炙手可热的空调修理，生意很不错，每天差不多有近2000元进账。
但他还是觉得“来钱慢了”，这主要是因为，每天关店后，他都和一群朋友聚在一起——有学驾照认识的，也有做生意社会上的，还有朋友的朋友。一群年轻人，听说哪里好吃好玩，就跑去消费一番。向爹爱买单，花费很大，留不下什么钱。
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在迫切地渴望发达，什么事情都有人敢做，一夜暴富的传奇推陈出新，向秀峰小时候在饭桌上听大人们聊得最多的话题，也是这个。彼时在地方企业工厂上班的人仍占大部分，菜场里鸡翅膀6块一斤，猪肉5块，牛肉20，大部分职工月工资不超过300，下海和不下海的人的消费习惯，就像今天有无京户京房一般，截然不同。
除了想来钱快些以外，向父其人甚是正派、无趣，后来去了闽粤做生意也没受什么浸染。
小学时，向秀峰经常被父母带去和生意伙伴吃饭，那时时兴边吃边看表演，台上穿三点式的女郎走来走去。吃个火锅还能看——现在怎么说，叫“脱口秀”——主持人装束打扮看上去似乎是要去什么崇高的场合，却对着话筒讲起了黄段子：“煤气炉子电饭锅，女的需要男的摸，煤气炉子电饭煲，女的需要男的搞。”
这些地方和现在同等装潢的餐馆菜价差别不大，都是人均一两百，但以百年来武汉人不变的早点热干面为标准衡量，过去的消费就上了一个层次了。热干面现在5块一碗——当然也算便宜了——“那时才多少钱？”我询问过3个长辈，得到的不同答案中，最高不超过7毛钱。
饭局上，向爹搭档的老婆抱怨说，其夫“出差”一趟回来都没有“存货”了，是不是在外面搞情况？马上另一位男性就爽快地说，跟我走，我有存货。双方老婆老公和孩子都在场，都是江湖儿女，有一种脑壳别在裤腰带上的感觉——不过1998年，大家好像都过的非常荒唐，比如有人在广东得上了梅毒，当天回来就和老婆吵架，说米咸了菜淡了要掀桌子，以避免行房；城中村或者老巷里的赌局中，留守太太们一个小时输掉万把块，也是常有的事。
但在所有这些冒险家的谈话和各种各样的荒唐中，向爹始终严肃、古板，如一尊门神。那时人人都有一个外号，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区别于过客的本地居民。因肤黑、凹目深眉，向爹的外号叫“广广”（系对粤商的常见调侃）。广东人在客地处事长袖善舞，讲究和气生财，在彼时武汉人看来，近于低三下四，那种心态类似于，“我们就大发慈悲让你们把钱赚走吧，但江湖的主人还是我们的”。
1997年的一个夏夜，向秀峰路过钟家村中学门口，发现此地正酝酿一场群架，于是驻足围观，忽然脖后领子被人揪住，警察把他和二三十号参与者一网打尽，带回了派出所。双手抱头蹲在墙根，向秀峰欲开口分辩，面前的人抬手呵斥：“嘴巴闭着！”再讲，那人作势欲打。太阳西沉，心急如焚的向秀峰急中生智，说，我是新五里“广广”的儿子。人家抬眼打量：“你是‘广广’的儿子啊，回去吧，以后碰到别个扯皮再莫看了。”
也是因着汽修生意，向爹接触到一伙长途货车司机，他们说，现在贩运假烟私烟“不犯法”——当然可能指的就是“不坐牢”而已——利润高，不愁销路，也不需要多少本钱。
在当时的认知里，做假烟和贩卖塑料等小商品相比，仅是稍微更违法一点，但也没有特别多。现在看起来的合法生意那时也不安全，比如在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批发伞具可能会被罚没——伞属于“大百货”，得到事后默许比事前被批准容易的多。后来，有一个专属名词形容在边界尚未确定的混沌年代干的那些荒唐事：“法治意识淡薄”。
向爹很动心，但又感觉这种买卖也不是一人能为。真正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是源于他的朋友“苕货”。向爹拿的是A本，什么车都能开，有一阵子还开过公交和大巴，他和苕货的友谊源于开大巴的时候一起揍过车上闹事的人，准确来讲，是一起揍过乘客——在他们的叙述里，那人非打不可，不打不行。
苕货之前开出租，卖了出租车，手上有一笔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巨款”的财富。苕货已经答应老幺、老韩等3人一起组个贩烟班底，但考虑到自己在团队里相当于外人，担心别人合谋搞他，便几次来恳求向爹加入，形成制衡。耐不住三番五次，向爹便加入了。
没多久，老幺得知有抵债的大货车低价出售，向爹和苕货也一起去看了，车况尚可，工具也有了。他们每人拿出5万块作为启动资金，合计25万，就是这个团伙的雏形。他们走的，就是我此番邀请向爹和向秀峰一起重走的、向爹年轻时贩卖假烟的路线——从云霄至汕头。
3
我和向秀峰的友谊贯穿整个青春期，共同爱好是阅读布考斯基。彼时年轻人的交友方式刚从街区转向网络论坛，但也不是在线下毫无交集，自从得知他和我一位初中同学曾有过情感纠葛，我就更加亲切兴奋了。
在2010年的武汉，爱看布考斯基的人并不特别多，我猜我们都会成为作家。那时，去他家酗酒、半夜偷冰箱里菜的事常有。向家默认的规矩是，儿子的女性朋友可以随便住，而男性不行。一次我连住了12天没走，向母笑嘻嘻地说去菜场买鸭子给我吃，向秀峰劝我赶紧走，说鸭子里可能会被下毒。
请好友的长辈出游并承担费用，会显得有些不知斤两，况且生活习惯大相径庭，这种邀约多半会被推辞。但向爹一口答应下来，令我大为宽心。
出发前，我一度非常担心向爹会迟到，忘记取登机牌，或带数个巨型行李箱之类不允许上机的东西。我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不久前，向家报名参加小区组织的“老年一日游”，88块钱，包2餐，可以免费带回家5斤红枣、5斤核桃、5斤芝麻，早晨向母提示大巴发车在即，向爹突然反悔并大怒：“老子哪里没有去过，就算倒找钱我都不去！”着实令人莫名其妙。
好在我担心的这些事都没有发生。登机前，向爹曾短暂地突然消失，去逛机场店铺了，但最终还是准时登了机，浏览免费读物至巡航模式，然后放下靠背闭了眼。下降盘旋时，前座一位机关气质的女士有些激动，对同伴说，“潮汕是我的故乡，终于可以回来看看了”，充满感情、抑扬顿挫的播音腔已听不出南国痕迹。
这条路线我已经熟悉到会背，回忆伴随着味蕾。以前我先坐硬座火车去漳州，为省钱，途中在沙县住一晚，节约下来的钱用来吃沙县小吃，再往南，经云霄、东山、诏安到达汕头。沿途风土人情与长江流域大不同，漫山遍野的芭蕉树恍若置身侯孝贤的电影，民居带着高耸的燕尾脊，非常夸张，别处少见。而这次旅行，则按照向爹做生意时往来顺序，先乘机直抵潮汕，北上云霄，再返回汕头。
云块流窜，潮汕机场空气里满是亚热带味道，室外是闷热寂寞的芭蕉林。向爹说，那时候他们降落的是已成军用的外砂机场，下降前，会经历漫长而令人昏睡的银色海面，看到陆地，就知道即将抵达。
有些城市下飞机后你不会去查询多余的信息，但不包括潮汕。机场附近的外省帮司机去市里索价300，用软件打车，司机会提前和你通话，要求多加100，否则不拉。在别处人们都说“司机被算法规训”，但在此地，软件只是工具。
当然，我的抱怨也过于健忘。许多以“规矩”而著称的地方，火车站的打车问题也是到了本世纪第二个10年里才解决，他们都曾与今日潮汕如出一辙，却像理所当然“规矩”了一百年似的。机场大巴纵然间隔久，不准时，排长队，可上车后你也会在司机的吼声中感到自己何其幸运。
旅行者的处境随着沿海高铁的建成有了好转。高铁和飞机带来了大批来吃牛肉海鲜的外省人和他们的规则，这样一来，就会有人拒付，或者向职能部门投诉：为什么本地人消费的价格及质量和我们不一样？虽然这绝非合算之选，但点评软件是外省的，大部分平台用户和美食资本也在外省。
于是，潮汕人很快就发现一些店里出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一个叫“价目表”的东西——多少钱不是老板算的吗？今天的海鲜和昨天怎么可能一个价？可是，游客就是会走进那些卖起了团购优惠券的店，而不是没有价目表的店。就像十多年前厦门的“小眼镜大排档”一样（初代点评网红店），遵守“商业规则”的人会得到奖赏和荣誉勋章——各种美食奖项和流量。新店的装修风格也正发生变化，复古工业风、港式旧照片，和长沙、重庆以及其他网红城市流行着的如出一辙，执迷不悟的本地老人愈觉得口味下滑，对游客来说的安全区则愈大，连不少本地年轻人也会去新店跟风。
换车去云霄的间隙，我们走进高铁站附近一家牛肉火锅，明显是在网上打广告的那种，有菜单。别处这种店多半口味平平，这里却多少顾及了点外地游客的看法。
点评软件显示，全国几乎所有地级市近年来都有或有过一家这种潮汕牛肉，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天南海北的人们小心翼翼地将用清汤涮至变色，品尝着想象中的“本味”，并感慨潮汕人的食不厌精，反复背诵匙仁（眼肉）、脖仁（雪花牛肉）、五花趾（牛腱心）一类闻所未闻的名字，并一一对应口感，以备朝圣时见过世面的得体吩咐，方能不闹笑话。
几年前，网上还有大量客居者对于潮粤菜的负面评论。比如爱吃什么和富裕程度只是出于偶然，甚至还评价说他们虽然经济发达，但吃的不行。类似一种动态平衡，在那时，所谓“富人的味道”还不存在。
然而，从淡而无味到淡才是至味，只用了一首歌的时间。如今食物调性上已完成了分工——都是中华美食，但一些菜系代表贵气和生活品质，一些菜系象征人间烟火气最抚人心，虽然在大城市里两类客单价几乎没区别。
向爹熟练地将牛肉各部位放进笊篱内，焯几下捞起，蘸食沙茶酱，点评道：“这盘嫩，那盘脆一些。”
我问90年代在汕头做生意的时候和现在有什么区别？向爹表情很淡定地说，没有现在我们吃的这个东西。他告诉我们，那几年本地老板招待他的饭局，如果是吃火锅，主要的料根本不是牛肉，而是各种新鲜海鲜。
许多历史远比我们想象中短暂。
4
云霄不在常规旅行路线里，和我们一起在云霄火车站下车的游客多是去邻县东山岛的。我们掏出手机试图叫车，但是徒劳，站在路边张望，摩的和三轮车聚拢过来。
这里几乎没有出租车和网约车，摩托车和电瓶车是最多的，汽车提不起速，也开得慢悠悠，不急躁也不按喇叭。还有一种悬挂大别斗的自行车，别斗里可以坐3个人，也可以运货，前几年还看见有人力的，现在全装了发动机。
蹬车的大爷见我们不是本地人，问我们，现在还有“生意”可做？我们否认，说是来找朋友玩。他说起当年车水马龙人潮鼎沸的时光——当时他在做拉人拉货的事情，现在还在做。他半开玩笑地说悔不当初没有入行干假烟，现在子女都在外地打工，只能蹬车赚点小钱养活自己。
向爹说，那时随便找辆三轮车打招呼，就会有人去他们住的宾馆里展示不同档次的烟叶、烟皮、烟纸一一嗅、品，对比数个供应商后，然后敲定种类，商量价格。打算卖到偏僻地区的货便宜得惊人，卖去发达城市的则会用好一些的烟叶，如同参加一场展销会，和去揭阳澄海采购塑料制品或机器的各地合法客商一样。
预定的宾馆前台接过身份证，敲键盘的手指停顿：“你们是武汉的？”
我迟疑点头：“不要怕，我们都做过核酸检测。”这是必须补充的一句。
“武汉现在是全国最安全的城市！”向爹自信地说。我则认为应当保持谨慎，毕竟如果是5个月之前，我们的出现可能让所有人如临大敌。
店员继续埋头登记。
云霄装潢较新一些的酒店，大多依靠周边温泉度假客流，老县城的旅社宾馆还停留在90年代的旧豪装，带开关的老式床头柜只是摆设，电路已经重新走线，待在房间里有种时空穿梭之感。
拿水壶泡茶时，向爹习惯性嗅了嗅，说，常有人用宾馆的窗帘擦皮鞋，或者用开水壶煮袜子。
我注意到，向爹下飞机后换的衣服与在武汉时已经迥异，平时那个普通钓鱼老头，此刻身着花纹衬衫、墨镜，打扮得像个东南亚军阀，如此，连我也想喊他“广广”。
我带向爹去吃水面，没有价目表，还是标配：以猪头熬制汤底，把海蛎、猪腰、海虾等配料汆熟，上浇油葱，搭配一种叫肉管（也叫五香）的小食——将三层肉丁用五香粉腌制，卷在豆皮内炸好切块，蘸米醋食用。向爹说，水面做法也变了，以前汤底中只有猪肉丸和扁食。本地朋友告诉我，20前的“古早味”确是如此，如今的水面已是混入漳州市区“生烫”风格的产物了。
“多少钱？”我不自觉地带了福建腔调。
老板斩钉截铁：“20。”
我叹了口气——应该用闽南话问，“几钱？”
在朋友面前，我经常大飚不标准的闽南话，但在陌生的闽南人面前又怕露怯。对外地人来说，闽南语太难学了，发音稍微有差就没人能听懂。价格应该是12块的，那几样料，我吃了无数遍了，最多不会超过15。闽南潮汕许多店里没有价目表，时令海鲜不定的缘故，也可能是缺少外地人来。用普通话买单偶尔会比本地人贵，是那种让你觉得有些不对但又不至于到被宰的程度，通常高30%，有时候会到100%。
我是一个对价格敏感但并不计较的人，只是好奇，自己仅加了2样料，为什么会比此前本地朋友带我吃过的加3样料贵？朋友让我问问老板“五香多少钱”？6块吧，我回答。那边过了好一会儿才打来几个字：“被多算了。”
如果是点外卖，许多商家都会备注：按实际收到的钱给份量。收到后，份量果然比堂食少得多，商家也绝不接受平台的扣点，似乎还没准备好迎接互联网时代。
即便如此，云霄的早晨也没有什么比吃一碗水面更好的了。只要条件允许，哪怕宿醉，我都会在中午12点前挣扎起床，去从不多收外地人钱的店——比如五板桥水面——吃一碗。大骨汤炝锅，泛着骨髓油花和烫料泛起的沉渣血末，是你在街边小店花十来块能吃到的最好的东西，当然，青菜烫得不够均匀，海蛎会涩，但好歹各是各的味儿，不会像大城市餐饮那样呜囔一团。
在云霄一天中任何时间都能吃到美味的食物。此地饮食种类、习俗本与邻县相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90年代起伴随烟草生意大为繁荣并保持至今。凌晨5点，蚵仔煎萝卜饺还没收摊，1小时后，五板桥水面就要开门了。
向爹如同搅拌热干面般，将面用筷子举起至半空再放下，反复3次，突然停止动作，目光在门口停顿片刻：“那个是不是阿贵啊？”说完，不以为意般继续吃。
我们扭头看，已不见人影，以为是他以前在云霄相熟的快餐店主之类。
向爹又说：“就是阿贵，还是一样的个相，穿个‘梦特娇’。”
我们再扭头，那人只剩离去的背影。
“阿贵是做假烟的大老板，我以前就住在阿贵家。”等吃完面，向爹才开口。
我们追出去，哪里还有人。
在不同猜测间，向爹反复横跳，一时相当哀怨：“（阿贵）都没有认我，也没有喊我坐一下……”接着往人情世故方面自我消解：“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会认呢？”
他又试图通过方才短暂的两面，猜测对方20年间的境遇：“那人还是穿着以前的‘梦特娇’，说明混得不蛮好。但面相没太大变化，混得也不蛮差。”
1997年，“梦特娇”数百元一件，刚哄到几千块的小混混和身价几千万的大老板都会穿。
5
因着同行前辈牵线，当年向爹初到云霄，就结识了当地的大老板阿贵。
当时假烟的交易流程是这样的：先付一半货款，老板负责把货运到广东。至于人，就留在云霄当地货老板的眼皮底下——不是拘留，也不是当人质，但多少也有点那么个意思，每天好吃好喝招呼着，也会带你出去玩，交朋识友——等货安全到达武汉，打完剩下一半的款，人就去留随意。
结果第一笔生意就出了问题，烟和下家要的品种对不上。向爹回武汉后，和老幺单独谈话，发现账目出入巨大，质问老幺是不是私吞了3万块钱。老幺坚决不认，反倒上来给他狠狠一脚，向爹也不吃亏，把老幺打成了熊猫眼。
老幺长得慈眉善目，但是掩盖不了几分奸狡。向秀峰去他家玩过几次，他儿子每天别一把跳刀上学，不知道是用来防身还是擂肥（武汉方言，抢劫或敲诈勒索）。后来向爹才知道老幺的背景，投资也好、赌博也罢——反正就是一个意思——欠了高利贷，要债的成天上门，老婆走了，剩下个空屋，值不了几个钱，惶惶不可终日。
那些年，许多人突然在暮气沉沉的熟人社会里消失了，去了广东，数月或数年后再出现时，就令人艳羡起来，仿佛化蛹成蝶。就像我们这代人完成阶级飞升的地点可能是京沪，但在向爹那代人眼里，上海是“小家子气”、“男人买带鱼洗内裤”的代名词，而北京这个城市对于不吃公家饭的人而言，基本只是用来“告状”。
在这场系统重开的时代游戏中，有三种人受益。第一种，是许多体制内、普适性的专业技术人才——比如编剧、工程师，过去在单位里和领导闹僵，或是被安上乱搞男女关系的帽子之后，不仅没有任何前途，等运动来了，简直要死无葬身之地。恰好广深建设特区，面对全国招聘，开出高得多的稳定薪水，他们能很快安家落户变身中产。第二种是善于发现商机的小生意人，南方许多小的不能再小的县城，用旧视角看来属于“化外之地”，那时候已是世界工厂了，比如顺德的小家电，澄海的玩具，他们把这些商品运到汉正街，再卖给更内陆的客人，这类人到了今日，时运只取决于有没有及时买房。
第三种就是老幺那批上个时代大城市里的不幸者，他们或因严打坐牢，或是上山下乡丧失户口，用向母的话讲，“穷得左卵子敲到右卵子响”——身无长物，只能干个体户。其中部分人做事思路和常人区别很大，譬如偷来一只鸡，必然会马上吃掉而不会留到明天，否则只能人赃俱获。
向爹以为自己是第一种人，其实只能做第二种人，而他的合作伙伴更像是第三种人。
老幺退了伙。向爹拉熟人“久久”加入。久久是汉正街上的生意人，摸爬滚打多年，也不穷凶极恶，比老幺那是靠谱到不知哪里去了。往后的生意，向爹就取代了老幺的位置，和云霄的烟草制造业有了更广泛深入的接触。
他这才了解到，原本是广东潮阳最先开始做假烟，但不专业，光看包装印刷就不对，一眼就假。恰时内地很多卷烟厂改革，换了新的机器设备，淘汰的机器设备就有不少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到了云霄。
福建人的学习能力世界闻名，每个地方各有不同的支柱产业，都以制造比仿造对象更好的产品为目标。云霄香烟在老烟民中口碑佳，确能乱真。那时候，邻县诏安的印刷业也蓬勃发展，承接了香烟的包装部分，几乎家家户户的作坊里或者家里都有包烟的流水线。“学上不好就回来包烟”，当时的大人就是这样教育子女的。
2013年我第一次来云霄时，问身边能问的每一个人——旅店老板，三轮车夫，水面店老板娘——“现在还有假烟生意做吗？”他们的回答都像安排好一样：“没有，没有，现在哪有。”再问，他们就表现出迷惘，又尽力思考似的：“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吧？”
我曾在云霄经历过一段爱情，有三五年间曾反复往来此地，因此也认识了许多朋友。他们喜欢叫我“北仔”。仔，有点类似于北京话里的“儿”，形容不重要的事物。比如蚝仔、螺仔、蛏仔，都是不起眼的小海鲜。作为武汉人，我并不是很习惯这种感觉，“九头鸟”、“鸭脖子”这种外号倒还正常，“北仔”多少有点被藐视的意思，所谓的“几线城市鄙视链”在这里仿佛彻底失灵了。
朋友很是无辜：“你也可以叫我们‘南蛮子’啊。”
“那北京人呢？”
“也是‘北仔’。”
“上海人呢？”
“也是‘北仔’。”
“海南人是不是‘北仔’？”
“是‘北仔’。”
朋友们几乎所有人在小时候都参与过假烟的制作环节。家里就是作坊，放学后会被大人喊去包烟来换零花钱，或者帮忙给工人做饭，出省读大学，也有同学来问假烟价格。“云霄烟”在外面和“莆田鞋”齐名，有人主动要求帮忙带，问多了，还会带几条烟去大学里卖，但一毕业，“假烟经济”在他们身上就像自动消失了一样。如今，对云霄女孩来说，最好的工作是去厦门当老师，男孩则是考本地公务员。
我真诚地问过好几个朋友：“云霄有穷人吗？”
他们像看傻瓜一样看着我：“当然有啊。”
虽然县城整体富庶，但在那个年代错过积累，或是把家底败光的人，出路也不多，他们和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年轻人一样，进厂上流水线，去服务业当学徒，极端的，铤而走险去做六合彩（私彩）。
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起过云霄著名的都市传说“疯德”，此人据说曾经富裕过，但因六合彩输光家当成了乞丐，天天到处敲门跟别人说昨晚梦见神明告诉他六合彩“特码”，以此骗钱骗酒喝。有人当真，觉得灵验，其实他给每个人报的是不同的生肖，总有一个会中，这伎俩很快就被戳穿了。有个朋友还记得，有次疯德不请自来，他父亲一见就说：“走，走，走……”但疯德靠着软磨硬泡，还是要走了20块钱。
出于好奇，我想见见疯德，但找了半天不见踪影。朋友们集思广益，回忆起最后一次看到他也是一两年前，也许去什么地方享福了。
6
作为“北仔”，我曾被云霄家庭的人情味和美食震惊过。那顿饭桌上有红鲟之类的海鲜，但唯独一道“糖醋鱼”令人印象深刻——它曾是某知名饭店招牌，颇具时代特征，食材是最便宜的罗非鱼和番茄、凤梨，过油，开胃，以对应“家常”——现在的饭店里，“糖醋鱼”更接近于松鼠鳜鱼或者糖醋里脊，老式做法已经难寻，做这道菜的人从不吝惜传授做法，但没有人烧得和他一样成功。
此番来，云霄的新朋友们在一家茶叶店招待了我，我和他们在北京搞亚文化的一位朋友相熟到彼此熟悉对方家饭菜的味道。这种茶叶店几乎没有人会进去，过去我一直好奇，怀疑店家实际做的是诈骗或别的什么违法生意。而现在，我自己就坐在茶楼二楼的雅座，小桥流水的装修，茶具相当精致，年轻的女服务员像是他们的熟人，买一两千块钱的茶叶存在这儿，就能使用场地聊天。
他们先是聊生意——说起来都像是在大生意的筹划阶段随手做的小生意，有些赚了，有些赔了，有些黄了，数字都不大，都和烟无关。其中一位开了家泰国炸串摊，说起来也是在老县城尝试新把戏。后来，话题转向一位欠了200万赌债的熟人。照我看来，这个金额可以自寻短见了，但他们议论的口气，只是像弄砸10万的祸事那样——毫无疑问是个麻烦，但远不到生死之虞。
再往后听，我才知道，赌债可以讨价还价，最后支付的金额一般在1/5到1/2之间，通常会和债主商量，要么还打折扣的钱，要么跑路，只要打定主意不在云霄生活，债主便毫无办法。县城人与人联结的毛孔如此紧密，亲戚、朋友，总有人从中不断带话说和，80万怎么样？那50万？谈定一个支付得起的数额，欠债人就回来还清，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想了解今日假烟现状，并试图通过贴吧寻找线索，但大家的焦点话题还是房价。一群人兴奋地谈论着地段好坏、某楼盘售价已破万，实在是让人感到“一切才刚开始”。
贴吧里，偶有在核电站或者光电产业打工的外地人来问风土人情。我趁着半夜发帖：“你们这儿还有做烟的吗？”帖子仅存活了半个钟头，被删前，有人私信手机号，要我联系他。电话里，他问我在哪里，我不敢回答，他说，各种品牌都有，可以约定地点现场看货。
我翻了一下，这个ID的发帖全是“泉州有哪位需要香烟货源？”一类。朋友们都劝我不要去，“你去了也不知道这种小孩是做什么的”。他们劝我，这项产业如今已经非常边缘了，风险和收益的比值实在太不值当，所以，也没人知道现在还有什么人在干这行。
我放弃了见面。
往后的行程中，向爹一直在寻找324国道，并以此判断坐标，寻找过去的痕迹。但云霄主城区已逐渐甩开尘土飞扬的国道，往新楼盘遍地的将军山和江滨方向发展了。不似那时，国道才是县城的命脉。
向爹说，当年沿着国道往南开，诏安方向有个检查站，但云霄老板都会“搞定”到汕头的路。有次有老板帮向爹搞了辆“绿色后八轮”（军车），据说牌照证件都是真的，就是请的司机有点假，肚子大到制服扣子都扣不上，加油站的员工看了直笑，但一路畅通无阻——那年头不仅是烟，无数彩电、冰箱、摩托车，都飘在闽粤交界海里的走私船上。
找到324国道，向爹方才安心，走到漳江边，好像恢复了所有的记忆一般，告诉我们，彼时他住在江对岸的下坂村。
在阿贵组织的酒局饭局中，向爹又认识了另一个老板，刚出来做事，产业不大，各方面可以协商的就更多了。老板叫阿勇，也是向爹后来在云霄结交最深的朋友。他是下坂的农民，之前住在土房子里，一天三顿地瓜粥吃到心里慌。等到和向爹做生意时，他已稍有实力，请了当地阿姨给向爹做一日三餐外加照顾起居，一个月开1000块钱，到点就喊他下来吃饭。
说是照顾，不如说监视。下坂村许多人家里都住着这样的“贵客”。当然，毕竟不等同关押，出门散心二三十分钟也没人说不行，再久了，或者单独去县城，就要避免瓜田李下了。经常有外地的贩烟“班子”不想在云霄做生意了，同样也不打算支付尾款，就会在夜半三更雇车在国道上等着，通过电话联系，里应外合，人去屋空。不过“跑路”不在向爹的思考范围里，才可以放心地拿别人的事当笑话说。
1997年香港回归之夜，阿勇提着一袋卤肉和大肠来请他喝酒，有烟花划过夜空，两个人都相当激动。那时候，阿勇对向家来说不仅是生意伙伴，向秀峰记得小时候，家里一直挂着阿勇来武汉时大家一起在东湖黄鹤楼的合影。那一次，阿勇还给了向秀峰1000块压岁钱，怎么说呢？“就像现在的1万块一样不可思议”。
我们在江岸边来回踱步，开始谈论起河里的鱼。有死鱼漂浮在水面，似乎是淡水罗非，又像海里的黑鲷，向爹在大桥边停下脚步，我提议过河去下坂村里看看，他语速很快，是不同于我们旅途晃悠节奏的那种快：“不去了，我卖了阿勇2万块钱的货，钱没有给他。”
他说，有一批发潮的积压货，“班子”一直拖着没付款给阿勇，后来生意散伙时分给了向爹，他低价卖了2万块。时隔多年，他一直心里有愧，不知道怎么面对阿勇。我和向秀峰都很震惊——向爹一辈子吃亏被人骗，外号“输记”，难以想象他会做赖别人钱的事。
“如果我要是现在混得还可以，我就给了。阿勇是有我电话的，也从来没问过这件事。”向爹说。
我想，他的意思是，如果在钱还像以前那样可以轻易获得的时候，就一定会给，但是现在时代变了。
向爹说，阿贵手下有一个急于上位的马仔，叫阿平，当着老大眼皮底下做私活，私下给向爹留了电话，说了些自己手上货更好、价更低之类的话。
这个反骨仔在一次交易中吞了向爹2万块的预付款，但没有货，人也消失了，再次听到消息，已是他的死讯。阿勇告诉向爹：“你不要找了，这个人找不到了。”再细问，说阿平在一次夜里酒后回家路上，被人蓄谋用摩托车撞死了。可知他肯定不止搞了向爹一个人的钱。
我想象着他在哪家店出的事，最后一餐饭吃的什么，云霄后半夜还开门的店和中午几乎一样多，咸粥、煎饺、麻辣烫（本地口味，香而不辣）。但要把条件限定成至少开了20年的，就得再排除掉一大半。
餐饮行业劳苦，业主往往在经济上翻了身，或到下一代就转行不再继续了。几个本地朋友掰着指头帮我算，云霄20年以上的老店不少——南市场附近水面店，人民公园的凉水，数得上来的就有近10家——但都不做夜宵。
“去‘独家记忆’问问看吧。”有人建议。
“独家记忆”是一家开了小30年的通宵快餐，在朋友小时候，只是路边摊，搬了好几次地方，最近不让摆了，刚升级成店面。云霄的快餐店，餐车里总装着三四十个菜任人挑选，便宜的荤腥有猪肺、猪血、巴浪鱼，也有小管、午鱼之类贵些的海产，地瓜粥免费。本地人10块钱能吃一顿，不懂价格的外地人也很容易一点就被五六十块的价格惊到。
我要了一份糟肉饭打底，三肥七瘦的五花切条，用红糟炒过放姜丝煮了浇在饭上，是比卤肉饭更清爽的口感，头家（老板）夫妻和向爹岁数相仿，阿姨端起餐盘：“吃什么？”
“要一份蒜炒蚝仔。”
“还有呢？”
“麻烦问您一下，20多年前，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吃完宵夜被摩托车撞死的事情。”
“这种事以前很多的。”
“他是被人故意撞死的，报复，您有印象吗？”
“不记得了。”阿姨漫不经心又不留余地，“还要什么？”
我已插不进自己的话。除了糟肉饭，我又要了3个菜，买单13块5，吃得蛮饱。
7
云霄本是漳州府治，唐高宗时，“蛮獠啸乱”，河南将领陈政和其子陈元光奉命南下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把闽潮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管理版图。他指着今日我们面前的江水，对手下将士说：“此水若上党清漳（这水就像河南家乡的漳水一样清澈）！”于是在新开拓的帝国边界，就多了一条新的漳江，类似美国的New York。
今日云霄居民亦以这批入闽官兵后代自居，老厝的镇宅石刻着“颍川世泽”一类的字样，宣示着家族源头——虽然现在的河南人在云霄想必也属“北仔”。
不久后，《漳州图经序》记载：“地多瘴疠，吏民苦之，耆寿余恭讷等乞迁他所。”——此地瘟疫盛行，类似今天的老人会成员、乡贤，上书乞求皇帝把城市迁往它处。开元四年，皇帝满足了这个要求，敕令将府治迁往100公里外的今漳州市区。现在猜想，可能是人口聚集导致的水源污染，历史就是一层覆盖着一层。
对于陈政其人、乃至籍贯，在学术上尚存争议，但本地人非常乐意沿用这一说法，供奉他的庙宇至今仍香火旺盛。明清时，随着人口增加，资源不够用了，在与另一批闽南及客家移民为争夺耕地、水源发生械斗时，漳州人会抬出陈氏父子的塑像做守护神。至今，云霄南部还留有历史遗迹——客家人的“城堡”围龙屋。
闽潮的寺庙不同于宗教，更类似民间信仰。我带向爹参观了供奉另一位先贤的太师公庙，建于清代，不收门票，今日仍在发挥作用。太师公真名林偕春，官至两浙学政，现在也成为一方神明，云霄人说去庙里拜，会讲“去太师公”，仿佛就是去见某个亲戚。
求签者络绎不绝，多是妇女，她们有条不紊地摆放供品、上香后，向神明讲诉心事，通过“掷茭”来询问意见，男丁们则傻傻站在一旁。我们面前的男孩面临中考，家人来祈祷他考上云霄一中，男孩不愿意拜，被大人半推着，还是就范了。
闽南的神明无处不在，各具功效。家里灶台边就有管火烛的灶神，“太师公”管金榜题名，庙宇两侧宣传栏贴着历年考上985的学生照片，“大伯公”就是普通的街庙，随便拜一拜，代表出入平安。从供品能看出，神明的胃口也不相同，太师公爱吃整鸡、整鹅、肉脯，关帝喜欢喝青岛啤酒，大伯公则像小朋友，面前总摆着达利园饼干和便宜糖果。我想，如果疯德还在，应该就会每天坐在“太师公”门口晒太阳。
“茭”是用木头削成的木鱼型块，一面平，一面椭圆，掷在地上一正一反便是神明认可；若是不认，就再掷一次；再不行，就向庙祝求签，直至有一个理想的结局。向爹记得，以前在阿贵和阿勇家里，老人也常如此拜个不停，他也问过阿勇，为什么会跟自己做生意。阿勇说，都是去神明面前问过的。
民国十七年，宗族械斗被国民革命军制止，从交的10万元罚款中，抽出8万元修建了和平街，这是云霄进入近代化的方式。
如今，古迹、民国骑楼老街、自建房、商品楼盘，不同个历史阶段的建筑在县城里层次分明。走在云霄的巷子里，仿佛置身本世纪初，石头厝传来老人家听的佛经和歌仔戏，相邻刚起的五层大厝里，冗长的台湾苦情戏《意难忘》正放到最精彩的时候，王识贤和孙淑媚的声音从电视里响起，“我是孤单的船只，亲爱的你甘知影”（歌曲《云中月圆》，《意难忘》片尾曲）。
这种东西总会令少年仔厌烦——3季，快1000集，还有比这更长的电视剧吗？他们自知无法拿回遥控器，只好上二楼放五月天苏打绿，面对着质检考卷，琢磨着新改的网名，“小尾鲈鳗”或者“懒觉啦”（都是闽南语谐音梗）。
眼下，这是三代人的历史切片，这个海角边陲的世界从未“正式”享受过什么东西，但也凭借着私自接的电视锅、走私的衣服鞋子摩托车，比内陆许多人更早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烧罗非鱼的人已经去世，但有些事情的确可以“余音绕梁”很多年，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被想起。
云霄之行接近尾声，我突发奇想，去寻找一家本地人推荐的“大肠饭”，开在村里，需经过旅游区边缘的海鲜排档，往几乎无人去的地方——能想象这些餐馆大概一年只开一两个月接待团餐。再往前走就是农田和水牛，快要怀疑自己走错路的时候，我才看到土地公街庙，进村了。
这家店没有招牌，在简陋的老厝里，比一般村屋破，看起来却也坚固，不至过几年就成危房。向爹说，连红色地砖都和当年所见一样。
不需点菜，老板按人头上卤肉，大肠，豆干拼盘，初入口平平无奇，伴随若有若无的干香菇、海蛎、鱿鱼的气息，偏淡，蘸甜辣酱又会有沙县小吃感，是那种绝不会走红的口味。
本打算吃个快餐，向爹却主动要了啤酒，店里没卖，他出门去小卖部拿了一提雪津，便宜，当地年轻人喜欢百威，很少喝这个。他连吃三碗饭，出门和老板攀谈，老板普通话还不如帮工的阿姨，结结巴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们喜欢，欢迎过来玩。”
离开后，向爹才说，这家店就是以前在阿勇家吃住的那个味儿。
“好了，去汕头吧，来看过一次就可以了，圆梦了，以后可能来的机会蛮少了。”
8
云霄北面的厦门、福州都是省域行政中心，离“长官”们更近，存在风险，所以当年烟贩一般都走“南线”，过汕头。这里是被当地人称作“省尾国脚”的闽粤交界，也被认为是“两不管”地带，容易通关，烟草生产者会保证“货”安全抵达汕头，买家在这里再进一些“盖货”作为伪装，自行运抵目的地。
彼时玩具紧俏，向爹一伙挑选的据点，是世界最大的玩具生产地，汕头澄海区。那些“盖货”等抵达武汉后再去汉正街卖掉，还能有些利润。
这次，我尝试拼车软件，想试试顺风车。私信都是职业司机发来的，索价200或300，临到截止时，终于有人接单。司机打来电话，显然不单纯为了确认时间地点：“再多加一点钱啦，3个人才收你们100多。”
“多加20块吧。”我说。对方很不情愿地答应了。
我们在车上用武汉话交谈。武汉话是那种当你即将听出来是湖北话又觉得像四川话的语言，司机狐疑半天，问：“你们哪里人？”
“你猜？”把问题抛给司机是最安全的答案。
“不是贵州就是四川吧，你们是过来打工的？”
“你们这儿打工的都是贵州和四川？”
“还有湖南和云南吧。”
“我们是湖北人，家里长辈——”我看了看向爹，“以前在这边做过生意，回来看看。”
司机投来奇怪的眼神：“就你们还能做生意？世界上只有我们潮汕人会做生意啊。”
我明白这含义，马上补充：“是做烟的生意。”
他立即懂了的样子：“从云霄运过来的吧？”
“对，过来看看战斗过的战壕。”向爹口吻挺像衣锦还乡，“汕头没搞起来啊，几个特区就你们没搞起来，那时候潮汕很多老板都不识字，借助我们内地的技术才能做生意。”
“潮汕人很排外的啊！”我提醒、或是警告向爹，我猜排外不是一个会让司机听了生气的贬义词，甚至是某种对本事或能力的肯定。
“不不不，澄海是个小地方，我们是大城市来的，他们看得中的。”向爹说，口气俨然自己是去援非援藏。
司机不做声了，到达目的地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20块，扫微信。”
行程结束，软件弹出对话框：“司机有向您收取额外费用吗？有/没有。”
我选了“没有”。
我们3人对澄海印象各有不同，向秀峰小时候的玩具大部分是向爹从那儿带来的，向爹认为“盖货”中属此地的塑料制品在汉正街最为好销。在我的认知中，这里是狮头鹅之乡，只顾着雀跃地在点评软件上搜索“卤水火锅”——卤鹅遍布整个潮汕，但用卤汁涮食新鲜鹅肝肠却是澄海特色。
我选的有团购的餐厅，显然不会是当地人最认可的。但鹅肝和海鲜这种东西，价钱让人心里没底，80块自然好，800块也说得过去，和极致口味相比，我更在乎合理的价格，价目表和团购才使我安心。
潮菜从不会让人失望。鹅肠烫过迅速卷曲，新鲜油脂绽放开来，鹅肝软嫩，滑入口中，在舌头上打着转消失。我们正享受美食，向爹又去外面和老板聊天，我担心他惹出祸端，跟去听了听，发现聊的是凤凰单丛（茶），且绝不吝啬溢美之词，这才放下心来。结账时，老板包了一小袋茶给他带走。
一路上，向爹惦记的东西都在食物外，他反复要求我带他去河边上走一走，澄海有两条江，韩江和练江，我不确定是哪一条。
“是去汕头的河，对岸是外砂机场。”
那就是韩江。
“去看看小妹的餐厅还在不在。”他又说。
他说的是一家当年开在江边的大排档，小妹是潮汕姿娘，但专做外地客商生意，知道北方人吃不惯当地风味，会做面食，也擅长使用辣椒。向爹说，讲武汉话的人吃完饭不给钱就走，都没人去追。对于当时的他们而言，这里是一个确定性的终点——大货车都会从这里带着“盖货”出发。
90年代的国道小镇都是同样的“住宿”“加水”牌子，司机知道该在哪家停车吃饭，在哪家停车做自己爱做的事，也对酒驾概念淡薄——喝酒很常见，驾驶室里常备着小瓶“黄鹤楼”，困了就往嘴里灌二两。等家里电话响起，就是出事了，被“打”（查获）了，得送钱过去，“五千一万的”。
如今，小妹餐厅已变成了红头船公园，常见的新区江景，据说历史上潮汕人过番下南洋便是从此地起航。我们绕着向爹描述的故地转了一圈。
“大概在这里——”向爹指了指人行道上的某棵大榕树，非常粗，起码四五十年了，如果不是有人告诉我此地曾是餐厅，我会以为它本就长在那里，“当时这附近路上全都是*****行。”
我和向秀峰都对这个比喻很震惊，可向爹就像说钟表行、水果行那样，用了这个词。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些。”他嘴上说着，还是近乎贪婪地看着澄海的街景，空无一人的街道和红头船公园里茂盛的榕树，看起来和当年一样光洁如新。
向秀峰想起了每次接到异性推销员的电话时，他爹总是会和对方聊很久琐事，无关情色，但会扯得很远，很深。他又想起了父母为什么能接受自己不稳定的感情和生活，也许不少事情他们自己也没搞明白，也有很多遗憾，但时间已经过去了。
9
汕头市区本应是美食之旅的高潮，但向爹对肠粉、蚝烙、粿条等各种名吃都打不起兴趣，像被贬谪潮汕时的韩愈，看到当地人生食章鱼、生蚝、魟鱼，“莫不可惊叹”。
今日生腌食俗在网络已成时尚，有个洋气的名字：海鲜冰淇淋。夜粥摊玲琅满目，如自然博物馆，光是生腌就有血蚶、大蚝肉、三眼蟹、海虾，向爹却几乎一筷未动，对其他豆酱煮鱼、青口一类海鲜，也像热带动物看到雪球般浅尝辄止。潮汕卤水大量使用南姜、鱼露，远比闽南鲜甜浓烈，他只是就着猪脚和咸鸭蛋喝了一碗粥。
“给我订票吧。”他打算回武汉了。
去火车站的路上，向爹突然不见人影，我们寻觅好久，方在一排卖货的商棚找到了他，他说要买点东西带给亲戚朋友，挑的是些用红纸包着的糕点。我提醒他，这东西不好吃。向爹不为所动，我只好告诉他真相——那些糕点在潮汕是用来拜神的，没有人会吃它。
他执意表示：“留个纪念品，好不好吃无所谓。”
在90年代做生意，无论事后被定义为合法还是非法，都是真正的冒险。
向爹说自己一直非常紧张。他为人稳重，并因为这些特质获得信任。但每一次从装满假烟、用荔枝或者塑料玩具盖住发车起，一直到抵达武汉之前，他都生怕接到任何电话，“焦虑得快死掉”。
向爹说，一次子夜，他疲惫极了，归心似箭，后座的搭档睡着了，山风在拍打车窗玻璃。他远远看见国道上横了一截枯木，周围的树丛草堆里似有人影幢幢，顿时警醒，只觉大事不妙。但满载的货车无法掉头，他只能笔直往前。
货车在枯木上磕绊数下，路边埋伏的一人忽然攀援上驾驶室外的踏板，一手抓着后视镜的架子，一手疯狂捶窗。向爹扭头一看，差点吓尿裤子——那人头上套着着类似丝袜的东西，满脸涂得五颜六色，像地狱来的恶鬼，嘴上叼一把尖刀。他不敢停车，也没法靠打方向盘来甩脱他——货车重量太大，这样做只怕要翻。最后只能拼命加速，又往前开出几里路。最后，趁转弯减速的档口，恶鬼跳车离去。
那一趟如果停车，好一点是货留人走，不好就是杀人越货。
1998年的《漳州年鉴》记载，那年，云霄曾出动1.2万人次，查获218台机器，总价值4000万元的卷烟。那正是向爹生意还在继续的时候，但和作为“人质”的他关系不大。到2001年，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制贩私烟被判刑，当地报刊评论：“大大打击了‘不怕抓机罚款，就怕抓人’的心态。”
云霄北面发生的远华大案是一个节点。国家意识到，属于自己的税收，被冒险家和地方利益集团抢走太多了，从那时起，直接缴纳罚款换取货物放行不再可行，常常还要扣人，不少互不对付的同行，在对手发车前会暗记下车牌提供给相关部门，于是被各地扣押下来的假烟，又低价回到了举报人那边。
不知道是衰运缠身还是得罪了哪路神仙，向爹一伙一直是牺牲品。
某天，武汉家中正吃晚饭，电话那头向爹语气急促：“快带钱来带钱来，人被扣了！”当时，最快的方式是坐飞机，不然夜长梦多。可那时飞机离普通人的生活还很远，向母不知如何买票，连忙找身边唯一可能扯得上关系的、在旅行社上班的邻居帮忙。
见到向爹时，他和同伙背对背拷在一起，被查的是一笔20万的“大货”，加上罚款，几乎把他这些年挣到的所有钱都吐了出去。后来又有过几次，他还被用枪指着头。向母此生所有坐飞机的经历，都是为了去赎丈夫，这让她至今耿耿于怀。
再后来，向爹改做其他生意，还是失败。新世纪来了，换了另一批冒险家，他曾经的经验无效了，于是不再提往事，干起帮人“挑土”（给车主开出租车）的工作。那段时间向家常常揭不开锅，连买菜买米的钱都没有，家里的电器包括手电筒都卖了个干净，最惨的时候，向母翻箱倒柜找到5毛钱，买了竹叶菜，把菜梗和叶子分炒两盘，母子二人吃了一天。
开出租车让向爹还清了以前生意失败的欠债，不过这个过程相当漫长。他完整地经历了这个职业从还算体面到不体面的过程，到了2016年，一个出租车司机挣到的钱远不及1996年，本地人干这个的越来越少，外地人越来越多。2006年，为了彻底取缔“麻木”——电三轮，另一种时代变迁产物，曾用于安置下岗职工——武汉出租车的起步价从8元下调到3元，向爹挂在嘴边的话是：“捡垃圾讨饭的人也开始打车了。”
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后门帮了他。开头提到的、向爹的那个旧单位，一个民政局下属的工厂，在这些年间，躲过了私人承包，躲过了改制破产，竟然留了下来。向爹一生中经常被朋友骗，但这次却没有。体制没有抛弃它的工厂，当年的车间主任朋友也没有抛弃他的朋友。那个如今已成为民政局领导的朋友，居然遵守了承诺，安排向爹去看停车场了——这是一个闲职，收入不高，但比开出租车舒服多了，更重要的是，他重新拥有了国家职工的主人翁感觉。
2年后，向爹正式退休，拿到了比作为交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的妻子颇高一些的养老金，他对这一切不能更满意了。
在开出租车的那些年月里，他最为津津乐道的事情，是曾和一个武大教授辩论过：是1976年之前的中国更好，还是之后的中国更好。那人参加学术会议，在家门口搭上了他的车，要去机场。“要是你能辩得赢我，车费一分钱都不要你的。”
向爹说，最终，在聊天的后半程，教授一言不发，付了车费下了车。
时间推移，当年做假烟的同伴们命运则各不相同：苕货后来做了酒楼生意，经营得当又有特殊关系，很有起色；久久再也联系不上了，听说陷入了更大的债务风波，又沾上毒赌，被逼跳楼自杀；老韩骗了某个股东几万块钱，一直找不到人。
向秀峰还记得，若干年后的一个夏天，他在竹床上午睡，迷糊间看到有人推门，他睡眼朦胧，说父母不在家，那人就走了。晚上向爹问他见到的到底是谁，他说好像是久久，大人们吓坏了，连忙去买了一大堆香火纸钱在屋后烧掉。又是几年过去，向爹听人说，久久还活着，跳楼是诈死。苕货还偶尔来往，只是再也不谈当年这段往事。
我没问那是哪年，我想，对很多人来说，从那一刻起，90年代就正式结束了。新时代里，人们乐于忘记自己曾开着大货车在国道上直上云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我1997年出生，从3岁开始拉小提琴，在一众学小提琴的孩子中，算是有天赋，也有过令人羡慕的成绩。高二时，我以小提琴的特长拿到美国艺术院校的全额奖学金，出国学习小提琴表演专业，一直算是同龄人里“别人家的孩子”。
然而，大二时，我换了专业，如今已是生物博士在读。我的选择或许在旁人看来难以理解，但早已潜藏在我心中许久。回想起自己近20年的学琴之路，当然有对小提琴的热爱，有拿到优异成绩时的雀跃和开心，有和妈妈一起奔波求学时的温情……但更多的，是疲惫、抵触、恐惧，以及作为一个工薪家庭出身的孩子，面对为自己学艺术倾其所有、负债多年的家庭的愧疚。
工薪家庭的孩子配做艺术梦吗？这个问题，我后来看了身边琴童的经历，也问过自己无数遍，但都没有答案。
1
学艺术的孩子背后，多半有一个爱好艺术的父亲或母亲，而我有两个。
我爸妈都出生在沿海省会城市A市。外公外婆是工程师，家庭条件算得上殷实，但二老并不在意孩子的教育。因为家里3个孩子都是女儿，外公觉得抬不起头，对孩子们也少有脾气好的时候。我妈从小就对艺术展现出极大的兴趣，几次哭着闹着要学音乐和跳舞，都被外公打压了回去，最后靠优异的成绩上了大学，念了化学专业。
大概是要补偿自己儿时的艺术梦被扼杀在摇篮里的遗憾，我从3岁起就被我妈带着辗转于少年宫的各类兴趣班，民族舞、芭蕾舞、围棋、小提琴……但凡有开班的，我都试过。一番尝试后，我展现了一定的拉小提琴天分，于是经熟人介绍，我妈便带我去上“一对一”的私教课，老师是省文化厅的。练了几年后，我从7岁开始参加小提琴比赛，屡屡获得省市级名次。
金钱和时间都有限，我妈遂决定让我专注练习小提琴。
对此，我爸也是举双手赞成的。我爸他们三兄弟都是60年代初生人，爷爷小学文化，在厂里干活，奶奶大字不识一个。虽然底层的生活略显艰难，但是家庭和睦友爱，我爸是老幺，成绩没两个哥哥突出，到年龄就去上海参了军。退伍后因为爱好音乐组建过乐队，还到各处“走穴”过。他曾去深圳投奔开厂的大哥，最终还是在老家的国营厂安顿下来——在90年代，这算是一份挺好的差事。
正是在这个国营厂，不同分厂的爸妈，一个爱唱歌和弹吉他，一个漂亮爱跳舞，相识相恋就结婚了。我爸经常打趣我的音乐天赋是继承于他，但是我也反复强调，正是因为他，我只要看到玩乐队和弹吉他的男生就觉得有一股“爹味”，大大束缚了我的择偶范围。
通过选拔，我考入市艺术小学，全校只有100多号人，每个年级就1个班，全班20人左右。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学艺术的家庭都条件不错——比如像我小学同学的家长们，不少都是大学教授或者军区文工团的——但其实也有一部分像我这样来自工薪家庭的孩子。我当时并没有太大感觉，但是长大后听我爸妈说起来，才知道艺术老师遇见他们，连招呼都懒得打一下，就忙着和文工团的家长拉家常了。
我家当时称不上贫困，但爸妈也就拿1000元左右的死工资。我妈对我殷切期待，在学琴上舍得砸钱，其他方面统统退而求其次，吃穿用度都能省则省。直到我上大二，我们一家三口都蜗居在一间不足60平的小房子里。房子是厂里分的宿舍，造型奇特，两间屋子二楼一间，三楼一间，中间要和一户邻居共享上楼的走道，所以有两把钥匙。我6岁时，爸妈攒够7000多元，将房子划归在自己名下。
我上小学的前几年，爸妈也看过几套房子，想搬出这个小家。但我学小提琴每周1次课，100元/小时，而且为了文化成绩不落下，还得上奥数、英语的补习班，这着实让我爸妈捉襟见肘，换房的梦也就彻底搁浅。
2005年左右，我爸妈的厂子效益下滑，开始大面积裁人，还要迁去更远的新区。我爸考虑到生活压力，又疲于每天乘大巴车上下班，决定买断工龄，自己开店。在我上五年级时，我爸的棋牌室在家门口的小吃街上开起来了，我妈则努力维持着日常工作，把更多精力花在监督我练琴上。
2
虽然爸妈对我练琴付出颇多，但对于年幼的我来说，练琴是每天无法逃避的噩梦。
我妈永远在我旁边监督着，在没有系统学过音乐的情况下，她靠着旁听和老师对我讲课时积攒的笔记，对于小提琴技巧也了如指掌。
练小提琴是一个需要容错的过程，很多时候想要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引入新的问题，因此需要耐心一遍遍修改。例如，老师上课时点出一个32分音符（相对较难）的段落我处理得不好，那就需要多方面的系统练习：先是将段落放慢练熟，记住每个音符的节奏关系，过程中手指形状不可以走样，不然看起来不专业，音符听起来也有可能不够稳，在此过程中，要注意每个音的音准，不可以有任何偏差。
在慢速将音准、指法都练熟过关之后，我妈会把节奏一遍遍加快，最终到比曲目中更快一些的节拍，这样在演奏相对“慢一些”的原曲来说，才能驾轻就熟。每修改一次指法、矫正一个音准，都有可能造成我两手配合不协调，卡不准拍子。我妈对于音准听不出来，但是对于节奏和手的姿势非常清楚，一旦有任何偏差，衣架就落在我手上了。
有时为了修正音准和指法，我需要先做到让手指“跑熟”记住，才能修正手型。但和我妈争辩这些是没有用的，在她看来，“只有做错一次就打一次”，我才可能形成肌肉记忆，每时每刻都充满警惕——可以说，我那时候练琴，没有一分钟不挨打。
有一次她手里的东西打断了，就拿起了我的备用琴弓打——没想到昂贵的木制琴弓“不抗造”，打在我身上，“啪”的一声就断了，我差点没忍住笑。我妈气得更厉害了，劈头盖脸地就将椅子砸在我身上，操起其他东西开打，打到我都已经躺在地上动不了，她还继续踢。也有时候，我会试图躲进卧室抵住门来逃避我妈的毒打，她在门外往往会尖叫着：“你还敢躲！看你出来我不杀了你！”
我从小其实挺独立的，但对我妈总有着孺慕之情，毒打到最后，都是我哭着求她不要打。等她彻底发泄完，我还会小心翼翼地去拉她的手，希望她能原谅我。有时，我若“胆敢”为自己争辩两句，我妈便会骂我：“还敢顶嘴！你还有脸了！”随之而来的是更疯狂的打骂，偶尔也会补充：“等你长大就会感谢我了，我都是为了你好！你看看我为你付出了多少！”
我爸在家时，看我哭闹得太厉害，会拦着我妈不让她打，或者干脆吵起来，让我妈先打死他，再对我动手。如果我爸不在，就没人帮得了我，被打能忍则忍，反正要是顶嘴会打得更厉害。
那时我一次次地想要从三楼的窗户跳下去，让我妈失去她唯一的孩子，让她后悔。但是我又一次次告诉自己，我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很多地方可以看，“只要忍过去，未来总有一天不用挨打”。我没有跳下去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那个三楼太矮，我怕掉下去没死成，到时连腿都断了，更跑不了了。
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很难不对我妈的教育方法产生怨恨，也很难对小提琴产生好感。有一次作文写《我的梦想》，我写，以后要当科学家。我妈发现后勃然大怒，让我改成要当小提琴家，说我故意与她对着干。
纵然不喜欢，但我可能真有些拉小提琴的天赋，在我妈的棍棒教育下，磕磕绊绊，我的琴技有了显著提升，“音乐性”也提高了很多，经常受到老师表扬。我妈更觉得我“有戏”，对于我练琴的事情愈加上心，经常逃班回家来督促我练琴。
在艺术生的世界里，“第一梯队”的顶尖选手，是那些赢得国际大赛前3名的人，他们未来可以签约公司，参加顶尖的独奏比赛，成为独奏演奏家，这是走这条路最荣耀的归宿；“第二梯队”的选手，是那些国际大赛前3名之外但排名靠前的人，他们可以组建重奏乐团，或是参加一些不顶尖的独奏比赛；如果水平再次一点，就考取音乐院校，继续考研、读博或者考乐团，国际乐团大都和大学教授职务一样，是终身制，无重大错误不可以开除，还可以自己带学生，名利双收；再往下，便是做音乐老师培养学生，或是进入非高校单位工作了。
我小学四年级过了小提琴十级，也获得了省一等奖第一名，还拿过全国比赛的一等奖。此时，我妈不由得觉得我或许可以试着够上“第一梯队”，成为“郎朗第二”。
要实现这个梦想，就意味着我需要在初中或高中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下称“上音”）或者中央音乐学院（下称“央音”）——这是国内一骑绝尘的两所音乐院校，比起大学，它们的附中更难进，毕竟，国际上声名鹊起的年轻演奏天才大都在高中就崭露头角，大学时已经被选去国外的顶尖音乐院校了。
我所在的艺术小学里，大一届的学长学姐们都去“央音”“上音”找老师上课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艺术界，“拜山头”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坊间传言，每个“上音”老师手里的名额都不多，“跟”得晚了，老师就算收，你也没法进去附中。我小提琴启蒙老师的儿子，就是在“上音”附中被选去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后来成为维也纳交响乐团第一位华人小提琴手。
经过启蒙老师推荐，我得以拜访他儿子曾经的老师，已是“上音”小提琴泰斗的Z教授。但老教授说近年来没有接手过这么小的学生，便将我介绍给了他曾经的弟子，彼时也是“上音”的青年教授之一的S老师。就这样，从我小学五年级起，我妈便每两周一次，带我去上海找S老师上一节课，开始了长达1年多的周折。
S老师授课，有时在学校，有时在家，只会当天通知，但我们的城市和上海相距一个半小时路程，为此我爸订票时，总是要留出一两个小时富余，以应对突发状况。在空隙时间，我妈会带着我逛逛上海的小巷、书店，偶尔她心情好了，也会带我去咖啡厅坐坐，点一杯饮料。我们在上海的“小资体验”，仅此而已。
若将我和我妈坐过的高铁票留下来，起码能摆满一个抽屉。但是真正昂贵的不是那些高铁票，而是老师的课时费。我当时的课，400元一节，一节课就45分钟。每次上课，我都需要先演奏一遍练习的成果，S老师不知是不是在偷懒，只是点拨两句，便会让我再从头到尾演奏一遍。一来二去，短短的45分钟就过去了。
起初半年，每个月2次课，之后S老师提出需要每周上1次课，我们只能听命，更频繁地穿梭于A市和上海之间。我爸开棋牌室挣的钱，大都拿来给我交了学费，还经常需要我爷爷奶奶接济。
我家楼下狭小的客厅除了我的课桌外，又摆上了一张折叠床——棋牌室收摊经常很晚，我爸不想上楼吵到我和我妈睡觉。后来有个更好的街角店面空了出来，我爸就把棋牌室搬了过去，在那里布置了张床，彻底不需要回家睡了。
3
我们小学艺术团没有和我同届的小提琴手，但上一届有两位学姐都在2008年考去了“上音”附中。
其中一位是子涵，爸妈都在银行工作。她考上“上音”附中后，她妈辞去了工作，还把家里的一套房子卖了，夫妻两地分居，支持她学琴。很多琴童的家长都信奉“棍棒底下出成绩”，子涵她妈是为数不多打孩子比我妈还狠的主儿。虽然她称是因为子涵喜欢顶嘴，但我相信子涵是身不由己。
另一位梦远师姐，只考上了“上音”附中的“委培生”，要多交3万块钱，没有正式学籍，不能落上海户口。梦远爸妈早年离异，她爸带着她，家境普通。但她练琴很少需要人盯着，自己很争气。3万块“赞助费”是她爸妈一起凑的，为了女儿，他们都来了上海打工，重新住在一个屋檐下。为此，梦远说自己也是开心的，“一家人好像又在一起了”。
两位学姐的成功给足了我妈信心。2009年初，在我考学半年前，我妈彻底买断工龄，决心带我搬到上海，专心学琴。我们以每月2200块的价格租了一个一室一厅的平房，有单独厨卫，位于S老师家和“上音”之间的弄堂里——这在琴童中就算不错的条件了，有些我认识的琴童，就住在十几户合用的老楼里面，厨卫都是公用，隔音也不好——即使我来上海学琴让家里更拮据，我爸也坚决不同意为了省几百块钱影响休息。
可那时的我对这样的安排有些抗拒：原本每天练5小时琴已经很辛苦，到上海后，每天得练10小时。平房的窗外背对着一个院子，可以看到一些花花草草，但我每天对着它们练琴，心情又压抑又紧张——一旦练错，不知道迎来的会是我妈什么样的棍棒伺候。
我多次提出不想考了，但我妈说我这种摆烂就是“扰乱军心”，话落，又是一顿毒打。随后，她给我看郎朗参加《艺术人生》的采访，电视上，是朗朗他爸容光焕发地讲述自己当年辞职带着儿子去北京学琴时的艰苦生活。
朗朗他爸说，有天“中音”的老师说不要朗朗这个学生了，他便带着儿子上阳台，逼着儿子吞药片或是跳下去。郎朗奋力挣扎哭喊，向他道歉、解释，哭喊着说不想死，最终才从他的掌下挣扎出来，钢琴道路也得以延续，才有了今天功成名就。末了，朗朗说：“我感谢我父亲。”
看到这里，我妈说：“你看看人家郎朗！如果你不学了，或是老师不要你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活了。都已经破釜沉舟了，大家都没有退路。”
我当时后脊一阵发凉——我深知她说到做到。这之后，我再也不敢打退堂鼓了。
音乐学院的老师也很明白，孤注一掷的琴童家庭有多么渴望考进附中，而他们对于这些家长又有着多大的权力。
S老师留过学，沉迷炒股，对于在音乐学院的工作似乎不太在意。听说我文化成绩不错以后，多次劝退我：“别学琴了，太辛苦，你应该去当律师或者学金融。”对此，我妈则说：“别听你老师瞎说，你看他现在过得多好？赚这么多，这么多学生，一个月起码5万。”
不管谁对谁错，我都没有后退的权利。在上下课的间隙，我也会遇见S老师别的学生，有些已经进入“上音”附中，有些还在考学。家长们每次见面，都会互相打听对方孩子是哪一届的，如果是同届，便是竞争关系，暗暗比较。这样打听一番后，我们还真遇到了S老师手上的另一个学生小颖。这个云南女孩比我大一届，但之前没考上，准备“二战”，爸爸是一位银行分行长，妈妈辞职来上海，已经1年了。
有段时间，我们有好几个月没碰到小颖，询问才知，她练习“十度（把手指伸张到按到十度和弦）”太刻苦，差点把手筋拉断了，只得停止左手练习，去医院做了几个月的复健。即便如此，她还每天拿弓做右手的稳定性练习，立志不荒废时间。于是我妈又有了激励我的新素材：“你有把自己手筋扯断都要练琴的精神吗？你要比她强才能从S老师手上胜出！”
或许就是因为每年个位数的招生名额，让琴童们竞争激烈，单纯的授课学费已经很难满足老师们了。有些家长有钱有势，可以在社会多方面帮上老师的忙，像我家一样对老师没有什么帮助的，就只能对老师言听计从。很多琴童一进了某个老师的门下，家长便会提出，“我家孩子用的琴不好，要换把好琴应对考试”，这样就可以让老师顺水推舟地找来一把好琴，卖给自己的孩子，抽取几万块的费用，则是双方都默认的。
我妈对此也有所耳闻，但一直觉得这样的事不会落在自己身上。谁想到有天课程结束后，S老师开始大骂我那把几千块的琴实在太差，不能入耳，让我试试他家的一把琴。我试了试那把琴，确实比我的好一些。老师便说：“那这把琴就卖给你了，5万块，这是我的账户，下周前把款打过来就行。”
这道晴天霹雳把我妈震懵了，连连推辞说“要回家商量一下”。在几番交锋后，S老师一会儿红脸，一会儿白脸，硬是逼着我和我妈拿着琴走出了他家。一出门，我妈便飞快地打电话问我爸商量对策。
我爸一听，暴跳如雷：“我们家几个钱你没有数吗？这什么鬼老师还带强买强卖吗？你现在给我还回去！”
我妈也呛呛起来：“你是没有看到他那个样子！人家就是要这个钱，你不买，他把我们家雨林开了怎么办？花这么多钱考附中，还考不考了？”
那天恰逢我们每月一次A市的日子，到家后，我爸妈又是一番激烈的争吵。我爸拿不出钱，我妈又坚持要稳住S老师，只得和二伯借了钱。
这件事后，就连一向对我颇为偏爱的爷爷奶奶也对我学琴充满了怨言，对我妈态度愈发不好，都觉得我妈疯了，她这是要把家底散尽也要让我去学琴。
日日夜夜准备小提琴考试、乐理考试，并投入大量的金钱之后，在2009年的春季，我竟然落榜了。
那天晚上，我妈彻底崩溃，对我的责打更是前所未有的激烈。但记忆或许也有保护机制，擦去伤痛，我脑海里只留下隐隐约约的印象了。我勉强记得我妈哭得披头散发，揪着我歇斯底里地质问：“你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要和我对着干？！”她一边问，一边抓着什么东西就往我身上砸，砸完继续骂：“你是不是要我去死？！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去死吧！你怎么有脸活着？！”
妈妈打完我，坐在饭桌旁的凳子上哭得不能自已。我看着她，想到漂亮爱美的她，和我一次次在上海的商场橱窗前走过，但都没进去试过一次衣服、买过一个自己喜欢的包。以前在家，我爸每天都会做好可口的三餐，但来上海以后，她从只会煮面到每天可以做两菜一汤……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而我让她失望到崩溃，我的确该死。只是，那时候我练琴快10年了，本来感觉自己考试时发挥得还可以，没出任何错——要论“10年一个的天才选手”，我确实不是，但我也拿过全国小提琴比赛的一等奖，又能差到哪里去呢？
跪在地上的我，对于不能去“上音”附中，内心倒真没多少遗憾，甚至可以说是松了一口气。我认识的那些琴童学长学姐们，就算进入了附中，也要继续在上海蜗居，再富裕的家庭也能被小提琴榨个一干二净。我还没进“上音”附中，生活就已经如此悲惨，如果我妈带我长住在上海，我都不敢想象自己能不能活着挺到成年。
但听着我妈哭着和我爸打电话说我没有考上的消息时，我还是心如刀割，无法原谅自己，也无法原谅小提琴。
后来我妈多方打听，才知道是S老师和负责招生的老师闹了矛盾，这年他手上的3个学生，全部都没考上——往年他都有一两个学生被录取的，水平我们也听过，没有比我和小颖高到哪里去。
我妈说，小颖休学1年在上海全天练习，还是没被考取，S老师自己也觉得丢人，便说要帮小颖家炒股，他只拿利息当作学费，本金还会退还给他们一家，若是相信他的为人，就将钱委托给他，下次一定可以录取。听到这个匪夷所思的提议后，小颖一家立刻决定换老师，之后的事，我便不清楚了。
但是有趣的是，S老师近些年也出了一些在国际上获奖的学生，名声倒是越来越大了。后来我知道了“沉没成本”“PUA”，知道了“煤气灯效应”，不由得感慨：这些老师都是个中一把好手。
4
经此折戟，我们收拾行囊，回到了A市。虽然“上音”附中没考上，但是小升初还是照常到来，我凭借音乐特长，上了本市一所有附属乐团的重点初中。
在初高中的乐团，只需每周末排练一上午，除了演出前要加练，我们这些音乐特长生和普通学生也没有什么不同。乐团的同学们有的文化成绩不错，可以靠特长上“985”，也有成绩一塌糊涂打定主意以后进入艺术院校的。但是大家的艺术成绩都还不错，省市一等奖的比比皆是。
我没回到启蒙老师那里继续学琴——我之前已经是他手上最好的学生了，他也不在任何音乐学院任教，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经人介绍，我去了本市艺术学院弦乐系主任那里继续学琴，之后我参加省内比赛总是一等奖、第一名。看在我小提琴出色的份上，老教授一节课只收我300元——他也需要学生出成绩来吸引更多的新学生。
老教授已经70多岁了，教学氛围很轻松，但是点拨得也在理。最令我开心的是，我妈经过“上音”的铩羽而归，觉得我家没有资源供我再战“上音”高中部了，平日就多让我自己练琴，自然，打我的次数也变少了。
我妈还和曾经一起奋斗在上海的琴童家长们保持着联系，有时候她也感叹，他们的生活太苦了，无论怎样的家庭条件，到了“上音”附中都任由老师拿捏，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们认识的琴童里，没人获得传统国际大赛名次，倒是有人获得一些新兴赛事的名次——虽然认可度不如传统赛事高，但是不参加比赛和音乐节，就无法接触到国际上同龄的高手，无法自我提升，所以家长还是得一次次砸锅卖铁送孩子出国参赛，那又是一笔无可估量的巨资了。
练琴这么多年，我终于感觉到一点小提琴的乐趣了，有时候甚至被音乐感动得会不由得落泪。练琴和学习之余，我也有时间读读小说、看看漫画，个性也阳光开朗了不少。
因为不错的成绩，我顺利考取了本部重点高中。我们高中“一本过线率”超70%，“二本线”100%，但是本省高考竞争太激烈，我的成绩只能算中不溜，于是，考“特长生”成了我最好的选择。
艺术生如果想考艺术院校，过了每个高校的自主选拔，只需要通过提档线就成，但专业选择受限。而特长生和艺术生不同，如果考取加分，有3个档类，类似于竞赛加分，专业也可以根据总分自由选择。和许多决定走艺术道路的乐团同学比起来，我的成绩放弃文化课又显得可惜，但若考取有小提琴特长生的那些学校，我的考试录音还是会被送去“上音”“央音”进行评审。
老教授虽好，但个性温吞，很难让我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经过各种家庭讨论，对比学长学姐的特长生道路，我和我妈不得不又开始坐高铁去上海学琴。
这次有琴童家长介绍我们去H老师门下。那几年，H老师所带的学生在国际上频频获得大奖，但她也是出了名的喜欢打学生——江湖传言，她气急之下会抓起学生的头就往墙上撞，还被家长告过，又听说，因为有学生无法达到她的标准，她就硬拽学生的手指导致关节错位，无法再做高难度动作，小提琴道路彻底被毁。我妈问了牵线的琴童家长，这些是不是属实？对方说，她家孩子没经历过，H老师气急之下才会用笔或者琴弓轻打学生。我妈心头一松，约好时间，让我去拜访H老师。
H老师个子不高，微胖，皮肤也很白，显得整个人珠圆玉润，令人难以想象那样可怕的传言会发生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和小学拜师时一样，我演奏了基本功、练习曲和协奏曲。随后，H老师对我的基础练习一个个梳理过去，把我学过的练习曲也询问了一遍，最后说：“那你从下周开始，两周一次课，可以吧？”
我和我妈都松了一口气——我“拜师”成功了。从上海离开4年，这次的学费涨到一节课600元，还是45分钟。我妈想跟H老师“通融”一下，H老师没忍住笑了：“我还是看熟人牵线的份儿上才收你600。我对校外学生都800，还有外地家长打破头要给我1000一节，可惜孩子拉得太差，我不收。”我妈识趣地赶紧带着我“谢谢老师”，千恩万谢地走了。
从高一开始，每月2次，风雨无阻，我和我妈又开始积攒A市到上海的高铁票。我妈这次打定主意，拉长战线，主要注重个人提升，而不是进入“上音”，我身上压力也比小学时小得多。
在这样的氛围下，我的琴艺精进了不少，更意外的是，高二时一所美国大学来我们高中招生，音乐学院的院长给每个学生面试，我在演奏后，拿到了包括几乎所有学费的奖学金，也是这个学校中国之行开出的最高奖学金。
当时我只上过普通高中的英语课，对一个人出国读书感到本能的恐惧。我爸妈商议之后，觉得一直去上海学琴的费用并不一定比去美国的生活费低，况且还有高考的压力。去美国至少帮助我学好英语，“美本”申请研究生也会容易许多。就算不想念这个学校，在美国转学录取率也比国际生申请要高得多。我想了想也有道理，便约了最近的签证，决定去美国。
既然要走，自然无需去上海学琴了。最后一次见H老师，我对她讲了决定出国学习小提琴的计划。听罢，H老师不屑地笑了：“不是柯蒂斯和茱莉亚（音乐学院），都不可能出（独奏）小提琴家的。”
我赶紧补充道：“也可以转学，也可以学别的专业的。”
H老师毫不犹豫地说：“你去那个学校就不可能转进（顶尖音乐学院）去了——你换专业吧，不要学小提琴了。我去了茱莉亚的学生参加比赛前，都要回我这里来集训，美国老师不够负责，学生训不出来，更别说你了。”
我被怼得哑口无言。
她又轻轻拿起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递给我说：“你知道这是谁吗？”
我看着照片里她和一个白人大汉的合影，她身高堪堪到对方胸口。
我摇摇头，她说：“这是我在俄罗斯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老师。你要是拉得有一点不好，他打起人来是很厉害的。我多少次给他打得躺在地上起不来。”
“啊？！”我大惊，难以想象这看起来近2米身高的壮汉，竟会对我不到1米6的老师动手。
H老师又说：“去国外也不容易，那些俄罗斯警察看到你是中国人就会来查你护照，就算有护照都能给你撕了，就是敲诈你。你一个外国人有谁管呢？抓进去就完了。你既然一定要走，就不要学小提琴了，学琴太苦了。”
和H老师道别时，我的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扪心自问，在跟H老师学琴的这段时间，她虽然十分严厉，但是充满激情，我的技巧和音乐性确实提升很大，对小提琴独奏也重新燃起兴趣，如果继续学艺下去，我或许会参加“上音”的高考艺考，继续做她的学生也未可知。
出了“上音”的琴房楼，我不由得放开我妈的手回头望去。这个从我小学就常来的地方，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来了。
5
孤身出国之后，我起初感到很不适应。语言的隔阂很大，即使临时抱佛脚学了托福，我头两周的课还是听得迷迷糊糊。和人交流时，我不得不一次次地在听不懂的快速对话中强颜欢笑。
好在音乐可以帮我说话。我加入了学校的交响乐团，第一次排练，指挥的教授让我们所有新生介绍自己并试演一小段。轮到我时，我自信地演奏了最熟练的小提琴独奏曲中的名篇《流浪者之歌》。华彩段落结束，排练厅全场爆发出口哨和掌声。在那一刻，我又激动又尴尬，脸都忍不住红了。
相处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乐团里有一半学生不是音乐专业的。在美国，音乐专业的学生就业不明朗，因此不少多年学乐器的同学都选择了更有前途的医学预科、法学预科等专业。乐团里有一些曾被茱莉亚、伯克利之类的顶尖音乐学院录取，但是迫于高昂的学费只能选择了我们学校全奖Offer的音乐专业学生，也有一些几乎没有奖学金、完全凭个人喜好，但通过面试进来的学生。但我当时还是选择了小提琴表演专业，毕竟多年功底在这里，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除此之外还对什么专业有兴趣。
作为“专业学生”，自然就有了一位指导老师。老师人很温柔，和H老师的教学方式相差甚远，将学琴和练习看成学生自己的事情。我为了奖学金，要参与4个乐团，包括室内乐，弦乐合奏等等。乐团的同学们几乎每天都会见面，我也渐渐交到了朋友。在朋友们的提示下，我发现自己有绝对音感，哪怕是开门的声音，我也知道是什么音符。我的英语也一天天变好，修了很多门课，能听懂教授上课的内容了。
第一学期结束，我的绩点，满分。
大一暑假回国，我家也有了新气象：爷爷家的老宅拆迁，我爸背上了一些房贷，但是分到了一户在郊区三室一厅的房子，我家终于搬出了厂里的宿舍房。
一天下午，我和我妈挽着手逛街，遇到了她的朋友。朋友的孩子在上初中，忙不迭地和我妈讨教起了育儿经。我妈不停地夸赞着我在国内的获奖，去美国的奖学金，那位阿姨也督促孩子学习钢琴，只是孩子朝三暮四，经常摆烂不想练了，连忙询问我妈怎么办。
我妈聊得红光满面，大声叫起来：“我告诉你，就一个字：打！他小孩懂什么？他不懂你还不懂吗？往死里打他就记住了，就不敢犯了！”
我在旁边不禁放开了挽着她的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以为她对曾经的行为有一丝悔恨，反省后才渐渐不再对我动手。万万没想到，当着我的面，她还是把我所有的痛苦、悲伤以及儿时无数次生起的自杀念头，都看成了自己的军功章。
我对我妈说：“你别说了，你是错的。阿姨，你别听我妈的，你儿子长大会恨你的。”
我妈脸上顿时红一阵白一阵，阿姨尴尬地看着我说：“唉，你还小不懂事，等你以后有孩子了，就知道你妈对你付出多少，教育多成功！”
我妈像是一口气接上来了，赶紧下了这个台阶：“是啊，雨林到底还是小孩，不懂呢。以后你就知道了。”
回到家，我和我妈相对无言，明明在一个屋檐下，却谁都不说话。我想躲在房间里，便关上门，谁知我妈冲过来把门推开，冲我叫道：“在家关什么门啊！”
我终于憋不住了，冲到客厅，哭着喊着开始对我妈剖析自己曾经对她和小提琴的怨恨，自己多少次在因为一些小错被打到躺在地上起不来时，多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你知道我多少次想死吗？你叫我去死！万一我真的有一次去死了呢！”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切都好像和儿时学琴的每一天那样。只是这一次，我妈看着已经成年的女儿在面前嚎啕大哭，却没有办法下手把我打到不哭，反而有些手足无措。
她好像惊讶于我对自己曾经被打的经历记得如此清晰，又好像是惊讶于我说出的那些话：“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去死？我怎么可能说这种话？”
“你说了，你每天都说！”我难以置信——她到底是真不记得了，还是伪装不记得？
我们母女俩站在客厅互相尖叫着，直到我终于哭到说不出话来坐在地上。最后，我想要我妈给我一个道歉，就算不是对我，也要承认自己这样发泄情绪的“打法”是错误的，以后不要教给那些家长害人了。
我妈尴尬地笑了，又故作理直气壮地说：“什么时候有发泄情绪地打过你？乱说！都是小孩不听话，你以后就感谢我了。”
多年过去，即使我已经长大，面对我妈，我还像童年时一模一样，没有反驳的力气。我没有力气恨她，只能恨我自己永远没法对我妈动手，让她感受一下每天被人在地上踢打，究竟疼不疼，会不会记上一辈子。我知道她为我真付出了很多，为我死也愿意，但是我不想一辈子被这样沉重的付出裹挟住。哪怕我发现自己有绝对音感、又真心爱上了音乐，我也看不到我继续学习独奏小提琴的可能性了——如果我未来任何的成功都要归结于我妈曾经“打得好”，我还要继续带学生，让那些琴童重复我的痛苦……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个成年人被一个体型大过自己许多的人天天责骂殴打、发泄情绪，那么这种情形一定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但为什么我这样痛苦的童年却不能得到正视呢？我不禁想到H老师，想到她在那次分别时给我看的那张她和俄国老师的照片——她是用怎样的心情继续培育一代又一代孤注一掷的琴童、又忍不住将自己遭受的暴力宣泄在下一代身上？她又为什么最后劝我出国后不要再继续学琴了呢？
一回美国，我便换到了生物专业。我从小成绩不错，在大一学习基础生物时（美国本科会要求通识教育，文理科课程有很多选择），我感受到这个学科点亮了我——哪怕做基础生物，帮助一个人，我也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被辜负。最重要的是，我18岁以前的人生都给了小提琴，我希望之后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我是幸运的，这一切还不算晚。
和之前来中国招生的音乐学院院长长谈之后，他允许我换专业，奖学金也保留，条件是所有排练演出得照旧。我在上课之余，兼顾着各个乐团的排练，因为小提琴技术出众，还当上了校乐团第一个不是音乐专业的“首席”。
换专业彻底搞定后，我才和爸妈说了这件事。令我意外的是，我爸十分反对，觉得我是有音乐天赋的，不应该如此浪费，反而是我妈拦着我爸，说我专业既然已经改完，人又远在国外，大不了学不下去再改回来。
我事后回想，小时学琴，每一次和妈妈的奔波、拉锯、争吵，她都真正亲身体验了作为琴童家长的付出。或许是暑假那次争吵后，她终于看到我从小到大的痛苦，虽然她说不出道歉，但她可能还是希望我去追逐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像她曾经逼迫我追逐艺术梦想一样。
我得以继续在美国学习，但是每天三到四场的排练、每周末至少一次的演出和一有时间就去实验室学习的生活，让我本科的睡眠时间甚至不如国内重点高中多。但我不敢松懈，我内心憋着一口气，要证明我换专业的选择是正确的。
6
因为我学琴，我家一直存不下钱，我出国时，钱都不知道从哪来。爷爷奶奶心疼我在国外过得紧，连骗钱的保健品都买得少了，把余钱都给我做了生活费。
我出国后，我妈经常去我爸的棋牌室帮忙。我常听到他们对于经营棋牌室上的争吵——我爸花钱大手大脚，爱交朋友，棋牌室每天烟酒的销售是不少，但都被“朋友”们蹭吃蹭喝把钱吃回去了。我妈自恃是大学生，非常矜持，本就做不来端茶倒水的活，天天看着这样的情景，更是对某些客人没有好脸色。
几经商量，我爸决定关掉了棋牌室。年近半百的他找工作处处碰壁，便在附近的小区做起了保安。曾经做过小老板当起保安来，无比憋屈，他经常发语音给我，诉说自己沦落到社会底层，小领导们都仗着自己手上的一点权力就能随意侮辱他。他还经常发朋友圈，诉说自己生活的不幸和压力。
我知道我爸是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但是如此多的埋怨，还是给了我极大的心理压力。有时，我都恨不得告诉他说：你不要工作了，我也不读书了。我更想和我爸说的是：“你别每天和我说想死了，我去死还不行吗？”但我知道，这个家在我身上投入的太多了，我成了这个家唯一一个不能退缩和倒下的人，我吃尽了这个家所有的资源，无论如何，我是爸妈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希望了。
我爸一直忽视的糖尿病并发症愈发明显，原本富态的身形变得精瘦，胰岛素抵抗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在我又哭又闹逼着他去体检之后，果然在肾上发现了一个肿瘤。但当时我已经大三开学，家人报喜不报忧，对我瞒下了这些消息。
即使得到消息，我可能也做不了什么——学习成绩和乐团表演是我奖学金的来源，我又加入了一个实验室，跟着博士生做了一两年实验，也有了自己的课题，每天极其忙碌。我实在没有空余时间打工来增加家庭收入了。
幸运的是，我爸肾脏上的肿瘤经过检查显示良性，在手术切除之后便只需要定期体检了。出院后，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更重要，便辞去了工作，赋闲在家。当初厂里改制，单位虽然还在那里，但是无法给他一个工作，退休更是遥遥无期。他时常和朋友去唱KTV，想找回年轻时做乐队主唱的风采。
到了这年暑假，在爸妈双双无业的情况下，我的大四生活费和学杂费，和二伯借了10万才交上。
二伯问：“你们怎么不卖厂里分的房子？”
我爸好面子，找自己兄弟借钱让他自觉丢人，但是要把单位分配的老房子卖掉，我妈又不可能同意。她大学毕业进入单位，当时工作稳定，工资又高，她嫁给会做饭、做家务的同在国企的老公，本是桩令人艳羡的婚姻。可人到中年，看到曾经的同学嫁的老公工资更优渥，地位更高，一切都告诉着她：不能放开自己已经有的一切。家中的老房子，是他们在国企得到的重要财产，又有拆迁的可能，她不允许我爸动那套房子分毫。
幸好，大学“充实”生活给我研究生申请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我GRE考了高分，没有找任何中介，自制了申请资料，联系导师面试，拿到了很多不错的offer。美国的本科生可以同时申请硕士和博士，博士一般由自己当助教、导师或者国家奖学金赞助，硕士也有可能获得科研助理职务。
我录取的研究生里有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常春藤名校，全奖博士也有一些排名不错的大学。在和招生部几番交流过后，我最想去的约翰霍普金斯开出了过半的奖学金，但无法承诺另一半学费。
从小学琴，家中一旦有任何现金收入，都会被投入我的“小提琴事业”中，或是偿还之前借亲戚的债务。我好像长在我们一家三口上的一个疮，因为无比宠爱，所有的资源都通过我流走了。这些投入虽然都是父母的决定，但是如果没有产出，那一定是我没有珍惜自己被给予的机会，就好像我这个“理财产品”不够努力，辜负了一家人的期待。
在这样的精神压力下，我也不确定自己还能“鸡”自己多久。面试过后，我平静地告诉父母，我选择了一所公立大学的全奖PhD（博士），附加前3年的美国国家奖学金。这意味着我从学费到学杂费学校都会承担，每个月还有工资，起码持续3年。
我爸私聊我说：“如果你想上常青藤，我就算拉下这张脸不要，也要借钱给你上学。更何况还有你大伯，他一定会借钱给我这个弟弟的。”
“不用了。”我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我不用再花家里的钱上学了，永远都不要了。常春藤又如何呢？我再也不想为别人的眼光所左右了。”
我爸先是表示遗憾——毕竟，工薪家庭的孩子能进入藤校，是多么难得。接着，他就和我妈在朋友圈里秀出了我的各种录取通知书，宣告阶段性的“鸡娃”胜利。亲朋好友争相点赞、取经，询问着如何培养孩子的艺术才能，如何将孩子送出国留学。
我看着父母在朋友圈扬眉吐气的样子，终究没忍心说出任何扫兴的话。
7
又一次见到梦远师姐，是在2019年。考“上音”附中失败后，我和曾经一起奋斗过的琴童渐渐没了联系，只有家长们还互相打听着近况。
见面前，我爸妈在家就提过，说梦远她爸如何“卖掉了唯一一套养老的房子”来支持她的出国梦。无论是综合类大学还是音乐学院，都是本科更难考。梦远本科拿到奖学金，在美国一所不错的音乐学院读完本科，终于考上了一所著名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只是这一次，她没有奖学金。梦远自然也有做小提琴老师补贴家用，但是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那些钱只够勉强付房租，参加比赛、交流的高昂费用还得靠爸妈。
据我妈描述，她“哭着叫着逼她亲爹卖房，说一定要读，不然以后就断绝关系，如果出了这个钱，以后一定是她给她爸在美国养老送终”。我当时心里想，大家都是独生子女，还有别人给自己父母养老送终吗？
到了饭店，几句正常的客套话过后，家长便兴奋地讨论起来曾经认识的琴童，他们现今在哪个国家，又在做什么。因为没有去“上音”附中，我家还算没有彻底掀掉家底，我爸妈自然也爱听那些倾家荡产的家庭究竟如何了。
和梦远一届的子涵，在附中结束学习后进入了“上音”，毕业后没有出国，进了一所高中做音乐老师。她妈妈对外称，只要孩子喜欢，一家人团聚就好，与之前态度截然不同。
梦远爸爸透露：“可能是子涵她妈打得实在太厉害了，小孩逆反了，我早说这么压着，迟早要出事。”
聚餐期间，梦远师姐不怎么说话，只是一直低头吃饭，任她爸夸着她多么争气，那么多琴童在“上音”附中，最后也没几人坚持走独奏小提琴的道路，大都考乐团或者当老师了，“我们梦远只要结束在美国的学习，以她的资历，回国当老师带学生或是继续攻读博士继而进入高校都绰绰有余……”
我爸妈也连连夸赞梦远坚忍不拔，在学艺的道路上没有放弃，她爸可就等着享福吧。双方家长都互相吹捧着对方的孩子，不露出一丝对于彼此孩子以及家长选择道路的不认可。
而后来我和梦远师姐除了朋友圈偶尔点赞，也许久没再联系。
读博士后，我也有加入业余乐团，和同学合作一些曲目，参加一些小演出。有一次，一位给我钢琴伴奏的中国同学是钢琴博士，对我惊讶地说：“你的小提琴好专业，竟然不是音乐学院的？”
我哈哈一笑，说多亏了多年的小提琴练习，我做实验杀小鼠的时候手又快又稳，一天能取20个小鼠的样。
她哭笑不得，说：“这太浪费了，我可太知道学琴从小有多苦了。”
在这之后，我们关系更加亲密，有空也会一起聚聚。一次和钢琴博士一起吃饭，我饭后准备喝一杯奶茶，没想到她决定不一起买，并且明确地说：“我要省钱，我太穷了。”
我那时才得知她也来自工薪家庭，家里还有个哥哥，两人都学琴，导致父母一直负债累累。她爸从他们兄妹还小时就全国到处跑做包工头，到现在都没有在老家盖起一栋新房，更不要说在大城市有落脚之处了。
她说：“我哥考取了南方X音乐学院的编制，我现在要省钱，等读完了可以回去帮他，到时候我们家在广州就能买套房子了。”
我好奇地问了一句：“你哥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
她说：“看季节，1节课1000多，考学期间1个月10几万吧。”
我惊呼现在行情上涨，她甩甩手说：“听说现在上海的老师有的一小时3500，还有家长争着抢着求老师收徒呢！”
看来这么多年过去，追逐艺术梦的代价愈发沉重。对于工薪家庭的孩子来说，艺术梦想也更加缥缈了。
在我博三时，大伯在南方的工厂拆迁，他奋斗了20多年的厂房，最终竟是靠卖地给他带来上亿的收入。这一次回乡探亲，他帮我爸偿还了欠二伯的钱——我的本科学费，又帮爷爷奶奶买了养老的江景豪宅。
这是从我学琴以来，家里第一次没了债务。
同一年，在“快乐一家人”的群里，我妈突然发来几条很长的语音。我放下在看的文献，打开听，才得知梦远师姐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也有很严重的自杀倾向。但是因为疫情，她没法买机票回国休养，她爸也没法去美国照顾她，现在心急如焚。
临了，我妈说：“还是你换专业换得对，要是你坚持学艺术，还指不定会怎么样呢。她要是死在国外，她爸可就什么都没了。”
我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如何回复，心里却因为她的语气一阵冒火——她好像在庆幸别家的理财产品暴雷了，而自己抽身得早。
我们有过选择吗？曾经的琴童家长，个个拼尽全力，从小学就去北京上海找老师，把孩子带上破釜沉舟的学艺之路，好像晚了一步，就成不了第二个郎朗。但是走到最后，郎朗还是只有一个，好像中了的乐透大奖，剩下的我们，只是曾经赌上一切的陪跑者。
我们这些工薪家庭的琴童吸干了家中所有的红利，这样的沉没成本令人无法回头。但其实，远离最顶尖的一撮琴童，生活似乎也都不错，只是很多家长在当时不这么认为。
如今，我的艺术梦醒了，但至少我不恨小提琴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WENXUECITY.COM does not represent or guarantee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or reliability of any of communications posted by other users.
Copyright ©1998-2025 wenxuecity.com All rights reserved. Privacy Statement & Terms of Use & User Privacy Protection Poli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