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483）
我和康春兰结识于孩子的一场班级秋游。
在郊区农家乐里，一年级的孩子们在田间地头玩耍，家长则按照事先分好的小组各自在灶台间忙碌，准备午餐。我们组的成员都没有烧土灶的经验，接连炒坏了两盘菜，隔壁组的春兰看不过眼，自告奋勇过来帮忙。
她熟练地掌控火候，跟我絮絮叨叨：“我老家农村的，土灶烧得可顺手了。一会儿我放几个番薯进去，香得很。”
春兰带的番薯很甜，一如她的笑脸。她圆脸，高个儿，头发染成栗色的大波浪在脑后扎成马尾辫，是个开朗随和的女人。
后来，我和她都成了家委会的一员。见面次数多了，自然而然成了朋友，我也知道了不少关于她的事。
1
春兰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家里有两个弟弟，她小时，母亲在家务农，父亲外出打工，勉强维系着一家五口的生活。
春兰上初三那年，父亲在工地受了伤，医生告诫他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家里的顶梁柱塌了，生活陷入了困顿。父母无力支持三个孩子同时上学，于是劝说成绩优异的春兰放弃学业，把机会留给弟弟们。春兰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天，放弃了中考，开始了打工生涯。
那一年，她刚满十六岁。
春兰在饭馆里做过服务员，也曾日复一日地在流水线上工作。她赚的钱大部分都寄给了父母，小小年纪便支撑起了半个家，好在弟弟们都很争气，相继考上了大学。
一个普通农村人家出了两个大学生固然可喜，但钱又成了难题。听说做修脚工薪水高，春兰把心一横，去了一家大型足疗店从学徒做起。慢慢的，她做到了足疗技师，收入也水涨船高。
后来，春兰跟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村小伙恋爱、结婚。苦熬几年后，待弟弟们大学毕业，各自有了出路，这才开始筹划自己的生活——她和丈夫决定留在城里，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小的足疗店。
和春兰相处久了，我发现她内心有种深深的自卑感。
每逢家委开会，不管人家提什么建议，她都只会附和，从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若有人征求她的想法，她会把自己缩成小小一团，连连摇头，说自己没文化，讲不出大道理，听大家的就行。
班里的家长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企业经理，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在春兰眼里也是个体面人。“要是当年我没有辍学，现在也不会比他们差到哪儿去。”她无数次这样跟我说着，语气里满满都是遗憾和不甘。
虽然学历不如人，但春兰是班里最热心的家长，但凡班里需要义工，她都会积极响应。学校文艺汇演，她忙前忙后地张罗；开运动会，她给孩子们带点心水果；每次开学前的大扫除，也是她自带清洁用品去帮忙。
春兰的热心肠经常受到老师的赞扬，其他家长们明面上附和老师，背地里却不屑一顾：“不就是为了讨好老师嘛，哪有那么高尚！”
那些风言风语，春兰多少也听到过一些。其实她从没有指望女儿秀玲会因着自己的额外付出受到老师的特殊照顾，只希望孩子不会因为有个开洗脚店的母亲而被老师和同学看不起。
春兰曾经告诉过我，其实很多足疗店并不像外人想得那样污秽不堪，都是被一些搞“额外服务”的同行坏了名声。以至于别人一听到“足疗店”三个字，就会想起街边巷角闪着的粉色灯光，继而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我没做过足疗，对这个行业也没什么概念。有一次，春兰听说我的脚底长了鸡眼，硬是把我拉去她店里修脚。
那是一家五十多平米的小店。店面整洁、亮堂，墙上贴着各种养生知识，几张足疗沙发靠边排成了一排。店里除了春兰自己，还雇了几个员工，大家统一穿工作服，显得很正规。员工们说，春兰没有老板架子，店里忙的时候她会亲自给客户服务。
那天就是春兰亲自帮我修的脚，我很不好意思，如坐针毡，她却见怪不怪。等我用热水泡完脚，她拿起消毒过的工具，一套操作行云流水，不但帮我解决了脚部问题，还顺带做了足底按摩。
春兰的按摩手法十分老练，力道适中，一套敲压揉捏下来，舒适感从脚下开始升腾，我整个人都放松了。我看她的手指，因为常年累月用力，已经变形了。她却不以为意，只说自己没文化，能靠一门手艺过日子已经很好了。
做完足疗，我掏出手机准备扫码付钱，春兰却飞快地挡住了付款码，笑着说：“干我们这行的找个闺蜜不容易，你要付钱，就是嫌弃我这个朋友。”
2
我当然不会因为职业而轻视春兰，但拦不住别人有这种想法。
孩子们年龄渐长，虚荣心也越来越强烈，有的为了抬高自己在同学心中的地位，经常拿父母的职业出来炫耀。跟善于伪装的大人比起来，孩子们之间的攀比显得既残酷又直接。
一天，儿子放学回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秀玲妈妈是摸别人脚丫子赚钱的。”
我吃了一惊，拉着儿子追问缘由——原来是秀玲看同学们都在炫耀父母，很是不服，便说自己妈妈是开店的大老板。一开始同学们羡慕不已，后来听说是专给人洗脚的店，就都笑话她。
大约是孩子们把春兰的职业当成了新鲜好玩的事，纷纷回去跟父母“告密”。不久后的一天，我在校门口等孩子放学，听见同班家长在背后嘀咕：
“你听说没有，秀玲妈妈是开洗脚店的，好像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
“听说了，现在的洗脚店可不光是洗脚，成年人谁不知道啊。”
“就是，做这种行当有几个干净的。”
我实在听不下去，转身走开了。
很快，秀玲就成了同学们群嘲的对象。下课时总有几个顽劣的男同学围着她，捏着鼻子说她身上有臭脚丫味儿，女孩子也都不喜欢跟她一起玩。秀玲开始厌学，每天早上都拖拖拉拉不肯去学校，春兰再三逼问，她才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
看着哭成泪人的女儿，春兰心如刀绞，领着孩子去找班主任。在老师的干预下，欺负秀玲的几个孩子出来道了歉，还写了保证书。但从那以后，秀玲像是换了个人，不仅变得寡言少语，成绩也下滑了。
春兰跟我诉苦，说自己对不起孩子，不该把店开在学校附近。可我却记得她曾说过，她把店开在学校周边，不仅是看中了这里毗邻城中村，人流密集，对生意有帮助；还看上这儿离自家租住的房子近，方便照顾女儿上下学。
春兰的老公在郊区工厂上班，经常加班，不能按时回家。春兰一个人带孩子，又要做生意，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她在店铺选址的时候把生意、生活都考虑到了，却唯独忽略了旁人的偏见会给孩子带来影响。
3
在城里打拼多年，春兰一直有一块心病。
他们夫妇一直没买房，一家三口的户籍还在农村老家。没有城里的户口，入学始终是件难事，当初为了秀玲上小学，夫妻俩到处找人帮忙，费了好大的周折，学校才勉强同意招收。小学的问题是解决了，可6年之后的“小升初”才是重中之重。
我们片区内的小学虽然普通，但对接的中学却是本市顶级的公办初中——W中学。这是一所百年名校，名师云集，教学质量优异，每年考上重点高中的学生众多，甚至被省重点高中提前录取的也不在少数。因此，这片区里的老破小的价格都一直居高不下。
像春兰家这种情况，秀玲是肯定进不了W中的。春兰对此心知肚明，就更觉得是自己没用，亏欠了孩子。她总想着如果自己当初能继续念书，现在也不至于做洗脚工，连带着孩子也被人看不起。
既然事实无法改变，春兰只能更加努力，每天起早贪黑地赚钱。她想买一套学区房落户，让秀玲也跟其他城里的同学一样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而且，学区房一直在涨价，等孩子毕业后再转手卖掉，还能赚上一笔，可谓一举两得。
可是，春兰的丈夫却并不支持她。他觉得花那么多钱买个破房子只为孩子念书，不值得。春兰父母也几次打来电话，劝秀玲回老家念书，“反正女孩子以后要嫁人，上学不用那么讲究”。
这么多年，春兰在外打工吃了不少的苦，说一点也不埋怨父母是假的。现在他们又想阻止自己培养女儿成才，这使她心里的那把火烧得更旺了。就这样，买学区房变成了春兰的执念，不仅是为了女儿，也是为了给年少失学的自己一个补偿。
夫妻俩为这事吵过几次，好在春兰赚钱多，终究还是她说了算。
2018年年初，本市的房价迎来新一轮暴涨。W中附近的学区房均价已经超过2万3，询问的人依然络绎不绝。
高涨的房价撩拨着春兰的神经，她也开始频频接触房产中介——按照满2年才能入学的政策，春兰一家最晚得在2019年年初实现落户，否则就会耽误孩子上学。
一次，我陪春兰去看房。那是一套百来平米的三室一厅，开价240万。中介煞有介事地说，学区房买早不买晚，越晚越贵，还列举了一大堆附近刚挂出来就被抢购的房源。春兰被唬得惶恐不安，一边掂量着首付和贷款，一边跟中介说再考虑看看。
果然，那套房在我们看过一周后就售出了，春兰后悔不已，只能继续等待合适的房源。这一等就到了年底，W中附近的学区房均价开始向2万5冲刺，春兰再也坐不住了。
那时，她看中了一套90多平米的两室一厅，楼层布局都不错，售价230万。有了上次的经验教训，这回她很快就拍板交了定金。谁知几天后，她给我来了电话，人在电话那头闪烁其词，绕了半天才说，首付还差8万，想跟我借钱。
当时春兰已经把娘家婆家借遍了，她的弟弟们大学毕业后虽然都在城里扎了根，但也过得十分辛苦，给不了她什么援助。她生怕那套房子被人抢了去，实在没辙了才跟我开口。
然而，我家那时刚刚经历投资失败，日子也是紧巴巴的，没法帮到她。春兰像是怕我内疚似的，抢着说：“没关系。”
几天后，我再次接到春兰的电话，她说自己已经把那套房买下来了。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凑够首付的，只顾着替她感到开心，还特地买了一份乔迁礼物准备送给她。
4
约好见面的那天上午，我拿着春兰给的地址，一路寻过去。那是一栋小高层，还比较新，跟附近略显破旧的楼房比起来很是扎眼。
刚走出电梯，我就听到了春兰和她老公的吵架声。我在门外驻足听了几分钟，才听明白，是春兰的婆婆快过生日了，按照往年的传统，夫妇俩会给老人送上一个大红包以示孝道，但今年春兰买房掏空了家底，就建议暂时取消红包，春兰老公原本就不赞成妻子散尽家财买学区房，现在连给母亲祝寿的钱都给不了，心里冒火，便吵了起来。
春兰老公越说越气，夺门而出，一眼就看见呆立在电梯口的我。他尴尬地冲我点点头就下了楼，我在走廊上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这时，准备关门的春兰看见了我，跑过来亲热地挽起我的胳膊，像没事人似的拉着我往家走：“你来啦，参观一下我的新居吧。”
走进房间，我环顾四周，虽然都是些旧家具，但被擦得窗明几净。春兰给我倒了茶，不好意思地说家具都是之前住户留下的，他们简单收拾了一下就住进来了。
“当了房奴，以后要勒紧裤带过日子咯。”她嘴上抱怨，表情却愉悦而满足。她的眼神格外明亮，神采飞扬，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
2019年春天，孩子的新学期开始了。
下半年孩子们就要升五年级了，学业日益繁重。家长会上，各科老师都对落后生进行了警告，为了照顾家长们的面子，没有直接点名，只报学号。
“22号”几乎出现在了所有老师的批评名单里，我知道，那是秀玲的学号。
散会后，春兰忧心忡忡地找到我，跟我咨询哪家补习班靠谱，还小心翼翼地提出，想让我以后分享一些学习资料给她。她一个劲地自责，说店里生意忙，自从三年级后，秀玲就被她安排去了“小饭桌”。那里下午有人接孩子放学，监督做家庭作业，还能提供晚餐，这让她渐渐放松了对女儿学习的关注。
“我早就不能辅导作业了，本以为有小饭桌的老师管着，不会差到哪里去，没想到竟然变成这样。”春兰懊恼地说完，又想到什么似的，紧绷的表情变得松弛了一些，“不过秀玲以后是要去W中的，有名师教导，不用愁。”
大约是还贷压力太大，春兰终究没把秀玲的成绩当成要紧事。家长会之后，她给秀玲报了几门课外辅导班，依旧把心思放在赚钱上。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新冠疫情爆发了。
5
2020年年初，本市出现了确诊病例，一时间人心惶惶。封城的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所有公共娱乐场所全都停止了营业，家家户户闭门不出，街上几乎看不见人。
待到疫情缓解，生活日趋正常的时候，2020年的春天已经接近尾声。我走在熟悉的小街上，倍感冷清，很多店铺都大门紧闭，门口贴上了“店面转让”。
想起春兰，我心里一惊，快步朝她的店走去。春兰的店门口没有贴转让告示，她正在门口擦玻璃，看上去满面愁容，很憔悴。交谈之下我才知道，因为疫情的缘故，过完年后，员工们纷纷打来电话辞职，招工广告贴了几天都没人来应聘。为了赚钱还房贷，春兰老公去了大城市打工，无奈之下，她只能一个人先把店开起来。
那天，我帮春兰一起打扫店里的卫生，宽慰了她几句就走了。之后在那条街上来来往往，我就会习惯性地关注一下她的足疗店。
疫情过后，很多外地人没有回来，本地人娱乐消费型的服务行业一时缓不过劲来。每次我都只看到春兰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玻璃门后面，也许是为了省电，店里没开灯，她或是看着马路发呆，或是刷着手机，在暗色的背景衬托下，显得格外寂寥。
我不忍心见春兰一个人在店里呆坐，有时候会过去陪她聊上几句。她总是皱着眉头不停地叹气，诉说生意惨淡，自己每天都焦虑到失眠。一次我去看她，听见她在咕哝：“人要是走投无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我当她只是抱怨，并没有多想。
几天后，我拿到一些孩子的学习资料，习惯性多打印了一份，打算出门时顺路送去春兰店里。走到离足疗店四五十米时，正好看见她戴着口罩从店里出来，锁上门，跟着一个矮胖的男人走了。那个男人我曾在足疗店里见过几次，是一位常客。
我心生疑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男人在前面走得不紧不慢，时不时回头看看，春兰始终离他几米开外，低着头跟着他。俩人一前一后穿街走巷，最后进了城中村的一家小旅馆。旅馆的外墙上钉着一人来高的灯箱，上面写着“提供钟点房”。那血红色的大字张牙舞爪，好似要扑过来。
我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却不敢再往下想了。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折回春兰的足疗店，把学习资料从门缝里塞了进去，逃似的离开了。当晚，春兰给我发来信息表示感谢：“正好老家托人捎来蔬菜水果，你来我店里拿吧。”
自从无意窥探到了春兰的秘密后，我一直惴惴不安，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坦然地面对她了，就婉拒了。从那以后，我每次路过春兰的店，都会遮遮掩掩地快步经过，走了老远才回头张望一下。
偶尔，春兰的足疗店会大门紧闭，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春兰曾经是这条街上最勤快的店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关店的日子屈指可数。
大约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一直躲着春兰，她好像也在刻意回避我。原本隔三差五会在手机上聊天的我们，后来除了偶尔询问孩子的作业，就再无闲话可聊。春兰退出了家委会，学校搞活动时，再难见到她的身影了。
年底的一天，我去补习班接孩子。因为去得早，我百无聊赖地坐在角落的长椅上东张西望，一眼就瞥见春兰走进大门。我假装没看到，赶紧低头掏出手机，眼角的余光却瞄到她在我面前停住了脚步。
我只好抬头，窘迫地跟她打了个招呼。春兰在我旁边坐下，这让我很不自在。正当我心不在焉地点开一个个APP的时候，她突然开始自言自语：“我借了高利贷，月利4分，还有银行贷款，每月要还1万多。”
我下意识地“啊”了一声，转过头去看她。她的表情平淡如水，眉眼间却压着沉甸甸的铅云，有些凄凉的意味。我终于知道她当初是怎么凑够首付的了，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
“太难了，那几个月店里一点生意都没有，房贷和高利贷又不能断供，我好不容易才熬过来。”春兰说着说着就红了眼圈。
我不敢问她是怎么熬过来的，想起自己在城中村旅馆门口看到的那一幕，如鲠在喉。
6
转眼到了2021年，城市早已恢复常态，街上熙熙攘攘，灯火喧嚣中尽是人间烟火气。这一年对于我的孩子来说，是极其关键的一年，过完暑假，他就要踏入中学的校门了。
新学期伊始，关于本年度小升初的各种小道消息在家长群里传得沸沸扬扬。按照政策，W中学第一档录取的是有房有户家的孩子，根据入户年限来录取，招满即止。今年学位比较紧张，一些学区对口但入户年限短的，很可能被“统筹”——这意味着即便是有房有户，也不一定能进W中。
春兰的神经又一次被拽紧了。网上报名的前一天晚上，她抱着手机不敢入睡，一过零点，马上点入招生系统填写资料。她天真地以为只要赶早报名，就能增加被录取的几率。
几天后，春兰接到了W中招生办打来的电话，说招生名额已满，他们一家的入户年限短，秀玲只能被统筹到其他中学读书。春兰在电话里苦苦哀求，招生办的老师就建议她第二天找校领导面谈。
春兰怕自己紧张，特地叫我作陪，我答应了。一夜无眠的她带着黑眼圈坐在校长办公室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述了自己买学区房的艰苦历程，以及让孩子上W中的决心。
每年的招生对于W中的校领导来说不亚于一场战争，对于家长们各种软磨硬泡的招数早已见怪不怪了。校领导们语气和善，态度却坚如磐石，春兰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调剂安排，要么自己花高价去私立学校。
僵持了一上午，春兰终于死了心。万般无奈之下，她接受了统筹，只要求让孩子去一个相对较好的中学。她感叹自己辛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买到了学区房，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校领导提醒她：“怎么会是一场空呢？这两年房价不是又涨了么？”
春兰露出了一个似哭非哭的表情。
离开办公室，春兰说她想参观一下这所百年名校。我陪她看了敞亮的教室，绿树成荫的休闲区，绕着操场散了步，最后并排坐在司令台的阶梯上休息。
春兰的眼神定定地落在远处整齐的教学楼上，许久都没挪开。而后她长叹一声，自嘲地笑了：“终究还不行啊，白白受了那么多罪，何苦呢。”
她把脸埋在臂弯里，招手让我先回去，她想一个人静一静。我拍拍她的肩膀以示安慰，便起身离开了。走出十几步开外，我回头看去，春兰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只是肩膀一耸一耸的。
8月初，我在一家房产中介门店看到了一则售房信息：W中学区房，98平米两室一厅，售价280万，地址是春兰家所在的小区。
我随手拍了照片给春兰发过去：“有你家小区的房子在出售，价格比你买的时候涨了点。”
春兰很快回了话：“就是我的房子。”
原来，那天从W中回来后，春兰询问了几个做房产中介的客人，得知教育局出了新政策：从2021年秋季入学新生开始计算，3年内，只允许一户家庭子女就读学区内义务段学校——也就是说，春兰的房子就算现在卖了，她的下家也要等上3年才能享受W中的入学政策。
此时，国家开始对学区房炒作进行整顿的消息频频传来，多个城市的学区房已经悄无声息地掉价了。这些新闻犹如一个接一个的晴天霹雳，让春兰惶惶不可终日。
如果学区房真的成为被打压的对象，那么降价将成为不争的事实。3年后的房价走向谁都不敢保证，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高烧不退”。没想到她好不容易买到的学区房，非但没让女儿进名校，连倒手赚钱都将成为泡影。
一时间，春兰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熬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她决心趁降价潮还没到来的时候赶紧把房子出手。谁承想买房时历经磨难，卖房的时候同样一言难尽。春兰家的房子以280万的价格挂了一个多月，询问的人寥寥无几，春兰咬咬牙降了价，打听的人才多了起来。
2个月后，春兰家的房子终于顺利脱手，买家的孩子刚上幼儿园，不介意等几年。春兰没告诉我她最后到底卖了多少钱，只说不亏就已经很好了。未来，她想安安心心在这个城市定居，再买套价格合适的房子，不用负担高额房贷，不用疲于奔命。
后来，春兰招到了新员工，把足疗店搬到了其他街区，还兼卖保健品。没多久，她的生意又红火起来，日子仿佛一如从前。不同的是，她不再一心只想挣钱，对女儿秀玲的学业变得分外重视起来。
“现在想起来，买学区房的那几年就是个笑话。”春兰说，“只要孩子自己努力学习，未来肯定比我好。”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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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2年农历新年前夕，万欣收到老家表妹发来的消息：“姐，我在学配音。”
万欣有些意外，今年读大二的表妹，在她的评判里，普通话还尚未及格——一口南方乡音，平翘舌不分，说话时前后鼻音混杂地咕哝在喉咙里——谈何配音？
“你好端端的，怎么突然想起学配音？”
表妹不理万欣的发问，直奔主题：“姐，我学出来，可就跟你一样当声优啦！”
闭掉录音棚里最后一盏灯前，表妹的信息闪跳在万欣的手机屏上。她正站在一间狭小的监听室内，面前是被一整面玻璃阻隔的录音室，一里一外的几平米天地，就是她每天工作的地方。
她向录音室内望去，目光快速掠过每一组麦克风和电子屏，十多年来，她已养成每天收工前扫视检查全部设备的习惯。
万欣一只手按下语音键，把手机举至唇边：“你到底怎么回事？”另一只手切断监听设备的总电源。嗒嗒两声脆响，散热扇停摆，静出一片嗡鸣——这是她一手搭建的录音棚，棚内无窗，灯光是这里唯一的光源，四周墙壁上是一层厚厚的吸音棉，隔断来自外界的杂音。光源一熄，电源切断，棚内如同蹲禁闭的暗室一样，静得人脑发晕、心发慌。
这些年来，万欣每天推开门便要与这样的黑暗撞个满怀，有时收工后，她会故意关掉录音室的灯，走进黑暗的里间。她也享受这种时刻，就像一个师妹说的，“如同钻进时间黑洞一样，在一片虚无的静谧中跟自己说说话，生命的存在感尤其强烈”。
目光在里外兜过一圈后，万欣闭了灯，拉开录音棚的大门，借着走廊外的亮光拨通表妹的电话。追问之下，万欣得知，表妹缴费99元报名一个网络配音培训班，她心里立刻咯噔一下——这波被同行诟病的配音培训割韭菜，竟割到自家人身上，万万没想到。
表妹告诉万欣，网课上了半个月后，老师称赞她“有资质”，建议她再缴费3999元，进入“下一阶段培训”。“原本他们招生广告里说，99元就能学成做配音员的。”表妹在电话里终于向万欣说出自己的担心。
但万欣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表妹那个发音模糊的“里”字上，轻轻叹气：学了半个月，n、l的发音咬字几乎毫无改进，所谓的“老师”为了割韭菜，竟然罔顾基本事实。
“你交钱了？”万欣紧张地问表妹，表妹赶紧否认。
其实，万欣也并非科班出身。十多年前，她也上过一个“影视配音培训班”，学费过万。但当时那位影视配音界泰斗收学生时，是需要经过严格筛选的，像表妹这样普通话都没说标准的，不仅不会被夸“有资质”，可能连上课的机会都没有。
世道的确是变了。
当然，也有没变的。万欣当年刚入配音行这行，就曾有人大言不惭地说，“会说话就会配音”，如今这个行业经历几番更迭，虽然不乏跃入大众视野的佼佼者，但大多数人对配音的认知仍停留在过去那个“会说话”的层面上。前不久，万欣从一份配音调研报告中看到，因为近5年网络配音软件和平台的发展，“95后”中有不少人倾向“做声优”。与万欣入行时相比，新人入行的门槛低至前所未有的程度。
“门槛更低意味着竞争更激烈。”万欣在电话里告诉表妹，如果她真心想从事配音，要从最基础的普通话练起，“拿不到‘一甲’，拿个‘一乙’也可以。”
万欣听得出，表妹的“99元声优梦”被自己在电话这端击得粉碎，情绪也跌落谷底：“我练好普通话之后，就能做配音员么？”
万欣并不想像那些割韭菜机构一样给表妹画饼：“学好普通话只是往后一百步的第一步，走不走这条路，你现在要想清楚。”
不再作声的表妹用沉默给出回应。万欣离开录音棚所在的楼宇群，踏上深夜里北京寒凛的街道，扎人的冷风裹挟着路上穿梭的车流和人流一起盲目地向前奔。她脑子里冒出一串数字：5年前，在北京从事配音行业的专职人员数量涨至300人，她就是其中之一；但这两年，再没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这个群体现在是什么样子？人们只是盲人摸象，说不出个囫囵。
几天前，有同行推给她一段录音，是一个清亮甜美的女声朗读的有声书作品。万欣给朋友回复：“这个配音员声音条件不错，是谁呀？”对方迅速发来一组“三连扶额”的表情：“是AI。”
万欣把录音翻出来，耳机音量调大再听一遍，咬字自然，语调柔和，语尾虚实结合的气声齐备，句与句之间换气的气口竟然清晰可辨，她完全无法相信这是出自人工智能：“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配音员……我能感觉到她在呼吸。”
她隐隐感觉到，那种刚入行时对未知的敏感和担忧，正在某一个思想的角落里涌动起来。她想起和自己同行许久、如今已经转行的师妹蔚双，也想起这些年自己与蔚双随着配音行业变迁的起起伏伏。
2
两年前的冬天，看到电影的配音表上有蔚双的名字，万欣激动地打电话过去恭喜她。
手机响时，蔚双正奋力扒掉身上那件厚重闷热的动作捕捉服。这套浸透她汗水的衣服上密密麻麻缀着小粒珍珠一样的反光点，黑色亚光质地，足有十几斤重，套在身上可以实时捕捉她的身形和动作，专为电影特效动捕演员而制。
做一天“动捕演员”的兼职酬劳很可观，配音员蔚双几乎毫不犹豫便接下这份短差。她手背顺着脸庞把淌下的汗珠拭干，嘴里兴奋地对万欣说自己在做“珍珠人”。
万欣也跟着兴奋起来：“你现在戏路很广啊！”
蔚双与万欣说话一向坦率：“什么戏路广，我是最近接不到‘大活儿’，零零散散的不够交房租，什么活儿都得接，昨天还去录了一个AI库。”
“录AI语音？”万欣追问。
蔚双回应说，最近这种需求很多，昨天她为一个“虚拟朋友”录音，除了说些日常交流用语，还要收录她的歌声，唱了50多首歌，“好在酬劳不错”。
万欣明了，话锋一转：“我刚在影院看完一个片子，太惊喜了！里面那个女警的配音自然又贴脸，听起来特别舒服，最后看演职员表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女警是你配的！我的天，你也配得太棒了吧！”
“等等，师姐你说的是哪个片子？”她向万欣进一步解释，“这半年接的工作很杂，有配音的，有补音的，记不清了。”
“你去给人补音了？”万欣的愉悦突然收敛起来。
蔚双答得诚恳：“我奔着‘大制作’去的，但去了才知道要用演员同期声，现在很多组不都这样？不要后期配音，最多用配音员补录个别字，没活的时候这种也只能接呗。”
万欣没立刻回应，心里不满蔚双自降身价去做这类“缝缝补补”没价值的琐碎事。但又清楚她的处境——一个人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花销全靠自己挣。迅速收拾好情绪，万欣才继续开口：“我看的这部是粤语原声，普通话版都是你配的。”
电话那头蔚双突然绽开一声清脆的欢呼。这部片子她记得清楚，是这一两年里少有的完整角色配音。大多数时候，她的工作就是被人叫去郊区的录音棚里，路上颠簸两三个小时，只是为一部院线影片配一场“群杂”（给群众演员配音，相当于配音里的跑龙套），自己的声音埋没在十几个人的声波里，根本听不清自己嘴巴里冒出的是什么调子，反不如刚入行时，总能试上大制作的院线作品，配角也常常得到，那时蔚双总有机会向朋友们吹嘘：“去影院里看我配的电影呀。”
这一两年，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蔚双也很少再能听到万欣的表扬。但于蔚双而言，能得到万欣的肯定，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在她的世界里，万欣不仅是朋友、是师姐，更是把她领入这条路的人，是她对未来的憧憬。
2015年，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蔚双只身来京，广告专业出身的她，北漂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销售。凭着初入职场的热忱，她满怀激情地向客户介绍自己的产品，但得到的只是对方看待小女孩的轻视与调侃。被客户叫去陪饭局时，蔚双在饭桌上遭遇20多年从未经历的奇耻大辱，于是，工作未满半年，她就在对未来毫无计划的情况下决定转行。
喜欢表演，是蔚双一早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亮点。上大学时，蔚双加入校广播站，空闲时间她常常一个人泡在广播站的录音室里，守着一台设备、一只麦克风、一部电脑，那时她喜欢看《十万个冷笑话》，把里面所有角色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配音一遍。
一条音轨录她配的蛤蟆精，下一条音轨再录一遍蛇精，第三条音轨单独录一群小妖怪的杂声做背景，还要自己加上音效。有时一个角色要录十几条，耗上大半天也不满意……那段在广播站录音室里的回忆，成为蔚双决定转行做配音的推手。
声音的“模样”
蔚双报名加入了北京一家影视配音培训班。招生广告里贴出的介绍很吸引她——“拥有几十年配音经验的行业泰斗亲自授课”——这位泰斗配过的电影，是蔚双这一代人成长中的集体记忆，只要一提，就能在她脑子里自动播放。
但最让蔚双动心的是课程介绍中对于配音的解读，“配音的关键不只是声音，更是表演”。课程一半内容都与表演相关。尽管3个月的入门课程学费1万多块，几乎要用掉她那时的全部积蓄，但她没有犹豫便报名了。
入学那天，万欣作为助教在老师身旁协助授课。向新生们介绍万欣时，老师说：“她是你们大师姐，是我第一批学生，或许你们当中很多人不知道她是谁，但你们一定听过她配的广告。”
蔚双坐在学生中间，一头爽利的短发下闪烁着一双晶亮的眼眸，满是羡慕。那一刻，她把万欣想象成多年后的自己，成为行业里的佼佼者，也会得到同样一句评价，“或许你们不知道她是谁，但她配的作品你们一定看过”。
那时沉浸在憧憬中的蔚双感受不到，自己眼中这个配音圈中小有名气的人，眼里的风景，其实与她看到的不尽相同。
3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正在读研究生的万欣参与场馆播音志愿者选拔，选拔不限专业，非播音科班出身的万欣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试试。
万欣的声线是女声中最悦耳那一类，喜笑颜开时会发出银铃般的清脆声，高频的声线里稳重的气息和缓容蓄，层次感立时充盈饱满。
蔚双的起点几乎完全相同，万欣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声线优势，也是在学校广播台做播音员时。午后小憩，万欣的声音随着喇叭传遍校园，无论严冬酷暑，她的声音总如春风般和煦，得到的赞扬更是连绵不绝。
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奥运会播音志愿者，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万欣一直觉得自己是野路子，没受过正规训练，得到奥运会官方认可、在成百上千人面前做播报，对她来说是收获了建立自信的底气。
随后，万欣又赶上彩铃业务最火热的那几年。校园BBS里每天涌现大量彩铃配音需求，万欣录的第一条彩铃：“欢迎您致电XXX，您的电话正在转接中，请稍候。”仅仅几秒，就能赚到20元。课余时，这样随口一录的彩铃她一天可以接10多条，第一个月做下来，拿到近4000元收入（那时她一个月的生活费才1000元）。靠着录彩铃，万欣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万欣看得透彻，做彩铃不是长久之计。毕业后，她加入一家儿童故事机构，对方答应她可以独享一间2到3平米的小型录音室，麦克风、录音设备一应俱全。对万欣来说，这个诱惑实在太大，她没有犹豫，立刻推掉之前的工作，一心扎进这间小录音室里。
那是她第一个录音棚，几乎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天地。每天上午，她花几个小时把当天的故事录音做完，下午，便从网上接一些广告配音的私活。万欣从没做过广告配音，好在那时市场正处于起步阶段，欠缺经验的甲方和新手万欣是共同商量着成长起来的。有时两头都找不准方向，便找来一个“样音”，模仿着配。
万欣的声音优势出挑，学习能力很强，给出的结果总能令人满意，回头客不断。那时她的本职工资4500元，兼职接广告配音的月收入可以达到6000元，在2009年，就已经月入过万。万欣打电话给相恋多年的男友，豪气地问他想要什么：“你要什么我都能买给你，我可以把全世界买给你！”
最“辉煌”的时候，电视里播放万欣配的广告，出租车的广播里与专业主播穿插在一起的是她的声音演绎。那时没有网银和手机支付，万欣收来的酬劳都是一张张钞票，忙到来不及整理时，就一股脑塞进自己那只红黑相间的格子斜挎包里，得空就要跑去银行将钞票一把把掏出来放在柜台上，存进银行卡。
这样忙碌充实的日子过了2年，渐渐地，万欣意识到自己的短板在日益凸显：广告词说得越来越流于形式，没有感情，只是一副机械化的情绪面具，她一直在吃声音优势的红利。
她心里清楚，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于是狠心推掉一部分广告工作，加入一家影视配音培训班，跟着行业泰斗从最基础的发声开始，系统学习配音。开课不久，万欣对于声音的认知几乎被全盘颠覆。
老师提问已经在业内小有名气的她：“你知道配音最重要的是什么？”
万欣想了许久答不上话，就她而言，关键的只有那一把好嗓子。
“配音最关键的是表演，不会表演，声音再优美也是一副没有灵魂的空壳子，笑得敷衍，哭得吓人，那根本不是配音。”
这一句话针戳一样刺醒了万欣，句句说的都是她。
从零开始学配音的第一步，是从零开始学表演。上课的前两个月，麦克风没碰过几次，万欣在地毯上天天摸爬滚打，解放天性。像表演系的学生一样，每节课她都要自编自导自演一出小品剧，不仅要求肢体协调自如，剧情流畅有趣，尤其要求咬字清晰、语气语调适度恰当。那段日子对万欣来说，是一个广告界配音新秀被击得片甲不存的重生之旅，过往的成就在脑海里都化为泡沫之后，她反而拾获不少曾被自己错过的宝藏。
万欣曾想过从广告配音转向影视配音的领域发展。那几年，影视配音被大众看到，圈子里顶尖的几位配音员从幕后走向台前，活跃在娱乐新闻和综艺节目里，势头正足。
表演能力的提升也给那时的万欣带来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快乐，把自己融掉，进入另一个角色里，人与角色合二为一时的融洽与互动，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奇妙感受。把一个角色配好，配得贴脸、不出戏，就像这个人亲口说的一样，成为那时她最大的目标和乐趣。
为此她试了不少戏，尝试过不少角色，蔚双经历过的跑棚、录群杂，万欣曾经都试过。
正在棚内录群杂的配音员
2015年，与蔚双相遇在配音班时，万欣已是助教的身份，开始用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去引领后辈进入这个领域。但彼时的万欣，却并非和蔚双一样对这个行业充满希望，她站在这条路的下一步，回首看向蔚双时，能感受到自己头脑里那场思想的冲撞和挣扎。
4
蔚双曾向万欣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影视剧需要配音？”她不能理解，演员表演时的原话为什么不能保留？
课堂上，万欣播放一段电视剧的片段做配音练习，片段是拍摄现场的影视原声，嘈杂的人声和轰鸣的电锯，完全掩盖住男女主角的台词，他们的嘴形张张合合，却听不见半点声响。
指着这条视频，万欣向蔚双解释：多数情况下，剧组为了赶工，无法提供一个可以现场收音的拍摄环境，配音便成了影视行业高速发展过程中的衍生品。加之，新手演员的大批涌入，台词功底欠缺，在2015年之前，万欣宁愿在看原片时选择静音播放。
对于那时的万欣与蔚双来说，这个答案足够有说服力，毕竟那时她们身在局中，享受着影视配音带来的愉悦，无法清晰去分辨这种配音需求的市场基础是否存在着致命问题。
第一次对影视配音感到质疑，是在万欣接触到大量影视配音工作之后。有一场哭戏，万欣一连配了十几次，几乎哭得晕厥过去。剧组的导演就站在监控室里，脸上泪痕未干的万欣透过玻璃隔断，看得出，尽管自己哭得如此卖力，对方却并不满意。
“导演，我哭得太难受了，能把灯关了我再试一遍么？”万欣在想解决方法，脑子里转着这个角色此时的处境、人物关系和剧情冲突，希望自己哭得更自然一些。
熄了灯，万欣在黑暗中稳定心绪，随着眼前的电视屏幕亮起，角色出现，一个女孩独自喝着闷酒，醉话越说越急，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张合起来，突然一个瞬间，她崩溃爆发——万欣腹腔里的气息也瞬间跟着引爆，哭腔喷涌而出，鼻腔酸麻肿胀，眼泪夺眶而下。
屏幕熄灭，录音室的灯再次亮起，万欣期盼地看向导演，但对方仍是那副不置可否的表情。万欣有些泄气。走出录音室，已哭哑的她压着声音跟导演商讨，对方只反复说一句：“你好像不适合这个角色。”
就在万欣也准备放弃时，导演建议再试一条。这一次万欣没了心气，只拿出一半的情绪，但结果却让录音室外的导演兴奋起来：“对，就是这个感觉！”
万欣在那一刻哭笑不得——原来他们对这出戏的理解如此不同。
“广告配音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行业准则，但影视配音讲的是戏，每个人对戏的理解千差万别。”这个想法在万欣脑子里转了很久。
万欣在为那场哭戏肝肠寸断时，蔚双早已从影视配音培训班毕业，每日奔波在各个录音棚里做一只勤劳的“棚虫”。在一次周末聚会时，万欣向蔚双提出了自己“哭”出来的结论，没想到蔚双抛出的一番话，反让万欣讶异了 。
“师姐，你别把咱们当演员，就把咱们看成服务员，做服务行业的。自从我把自己看成一个服务员后，导演要什么我给什么，就当自己是一张白纸，让他随便画，这样就好接受多了。”彼时的蔚双通告不断，奔波在几个棚里拿到不少有分量的配角，成长速度是那一批学生中最快的。
配音中的蔚双
蔚双这番话说得毫无遮掩，颇有几分现实意味，万欣没想到，向来神经大条的她看事这么透彻。
蔚双笑起来，继续跟万欣打趣：“师姐，我昨天遇到一个导演，他让我用‘一种悲伤中带着一丝甜蜜，甜蜜中透着一股抑郁’的情绪来说台词，你说说，这该怎么说？”
万欣没作声，眉头却拧了起来。蔚双接着说：“他后来又说，这里我要的是一个水蜜桃，但你给我配成了一个苹果。”
“后来你是怎么配的？”万欣好奇起来。
蔚双嘻嘻笑着：“能怎么办？他想要水蜜桃，我就把自己想成一只水蜜桃呗！他有需要，水蜜桃也得开口说话啊。”
可惜的是，一年多后，蔚双几乎很难再有这样跟导演正面交锋的机会。
2018年，高速发展的影视行业猛踩刹车，作为衍生品的影视配音随之一落千丈，像蔚双这样的“棚虫”工作量大幅锐减，“接活儿”也变成了“找活儿”。
随着配音类综艺节目走红，很多人发出共同疑问：演员的台词功底这么好，为什么要用配音？——用配音等于演技差，在那段时间成为压倒影视配音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次试音时，蔚双的声线几乎完全贴合荧幕上那张脸，试戏的几句台词说得导演十分动容，让她一度以为这个角色非自己莫属。但几天后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沿用演员原声”，并询问蔚双是否有意帮演员补录个别有问题的台词。
收到消息那一刻，蔚双给万欣发了一条讯息，给多年前自己的那个问题补上一条新的解读：如果一个影视制作链是成熟的，配音这件事，或许本就不该存在吧？或许这就是行业里的一个bug？我们就是bug本身。
5
2018年后，万欣鲜少再参与影视配音，将工作重心全部放在广告配音上。她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与先生一起接广告、广播剧与有声书的配音工作，组建起一支由20多位配音员组成的团队。
广播剧早几年刚起步时，有不少人找万欣合作，但那时影视配音市场火热，万欣一心磨练表演，错过了广播剧起步的黄金期。有没有后悔过？万欣觉得一切只是机运，错过不一定只有遗憾，有时也是开启另一种视角的机会。
而蔚双依旧奔波在各类补音及群杂的琐碎工作里，工作质量一路下降，职业生涯亮起刺眼的红灯，但又无能为力去改变什么。
2021年，经朋友介绍，蔚双接触到一个从幕后走向台前的机会——出演一部短片，饰演一位风尘女子。这个被很多人推掉的角色，被蔚双一口答应下来。
正在拍摄短片处女作的蔚双
在那之后，紧接着一部话剧邀约找到她，钱赚得不多，但舞台的魅力足以弥补掉这些不足。向剧组投递资料时，她翻出自己的简历，将职业一栏从“配音员”改成“演员”，决定正式转型。
2021年秋天，万欣受邀去看蔚双的话剧首演，为了这次演出，蔚双在暑热里一连排练了几个月。演出当天，在位于北京东郊一个文艺气息浓厚的小剧场里，蔚双身着一袭白色的吊带棉布裙，头发披散落肩，赤足踏在光洁的地板上，惊艳出场。
蔚双一开口，自白式的开场词足足说了5分钟。万欣的血液翻腾起来，她已经许久没听过蔚双这样念白了。即便在大制作剧目里，这样的重场戏也只属于主角，如果运气不济，熬上8年10年才能有一次崭露头角的机会。
但在这个舞台上，蔚双就站在那盏聚光灯下，剧场不大，她是这里绝对的女主角。她看向观众席的眼神是一种锐利的自信与傲气，和当初那个坐在教室里、留着短发的小丫头相比，判若两人。
那场话剧，稳扎稳打的台词功底把她的戏感撑足了，为她收获足够的尊敬与掌声。谢幕后，万欣从观众席离开跟着蔚双走进后台，蔚双兴奋地过来与她拥抱，脸上的浓妆花了，和着浅浅一抹泪痕挂在脸上。
“师姐，能这样痛快地演戏真好。”蔚双在万欣耳边轻轻地说。
万欣把蔚双抱紧了些，千万祝福只化作一句：“你要加油。”
不再给别人补音，不再为别人的表演做嫁衣，蔚双逐渐认清自己：她曾以为自己热爱用声音去表演，但兜兜转转几年才发现，她热爱的只是表演本身。
话剧舞台上的蔚双
万欣与蔚双不同，从广告到影视再到有声书和广播剧，一次次尝试后剥离出的那颗本心里，她依然热爱着用自己的声音去演绎人生百态。去年一年，万欣忙得浑浑噩噩，被项目统筹塞满了日程，很难再像从前那样，拿出几小时坐在麦克风前，专注去录一段作品。
2022年第一天，万欣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每天挤出一段时间享受配音的乐趣，把那些遗失的枝蔓再找回来，滋养生命。
不久前，万欣停更一年多的公众号重发推文，一首用声音演绎的诗歌《触摸自己》里承载着她温柔恬静的自叙：“其实，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我没那么想知道。我想知道的是，你在渴望什么，你是不是敢梦想。”
就像她选择的这条配音路，总有人走着走着便走向一处，成为同路人与知己。也总有人在路的另一端笑着挥手告别，从此天涯相隔。“能陪着我们一路同行的，也只有内心的执着与勇敢”。
最近万欣遇到一次声音采样邀约，让她感触很深。在1小时内，她要围绕一个主题随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1小时后，一个伴随型机器人通过采集她的声音样本做数据分析和学习。成型后，这个AI机器人将拥有与万欣同样的音色、语调、语气，甚至说话节奏也十分雷同，她的部分思想也将成为AI的思想。
万欣知道，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AI机器人将会成为有声作品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而配音员即将被AI取代的可能性也将随之升高，甚至演变成未来的大势。
“这或许是必然的，不用逃避也不需自欺欺人，因为从以前到现在，这个行业里最不缺乏的就是竞争。我们十分清楚一个道理，一个配音员能否被替代，不取决于对手，只在自己。带着目标和实力的人，总是没那么容易被打败的。”
后记
今年春节回老家时，万欣找到表妹，想当面帮她做些配音入门的指导，她翻出自己在配音班学习时做的笔记和一本普通话教程书，打算一起送给表妹。
但意外的是，表妹早把这件事抛在了旧历年里。看着万欣带来的普通话教程书时，她庆幸地说：“学说话还要读这么厚的书啊，还好我没交那3000多块钱哦。”
万欣笑了，不是笑自己比当事人还重视，也不是笑表妹的三分钟热度。
她笑的是，无论蔚双还是自己，曾经的她们把梦想和热爱看得比钱重。配音不挣钱，有机会进棚就好。拿不到好角色，能说上几句台词当配角也满足。但现在，进入这个行业里的、以及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还有多少保留着这份最初的赤诚呢？自己的赤诚还在吗？
总有太多杂事和人间烟火，就像仲夏夜里的蚊子，搅人清梦，一次次打断她回到最初的决心。在反反复复和柴米油盐里，青春时的热爱，终于被这些蚊子瓜分得七零八落，被永远留在了年少时的热血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万欣、蔚双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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