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473)

来源: 2022-06-25 19:56:11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我,东北农民,90年代进城发家,卖10套房送娃留学,和老婆打工陪读

自PAI 自PAI 2022-06-24 22:37 Posted on 北京

 

这是《自拍》第306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叫侯玉亭,今年55岁,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因为姓侯,属相也是猴,走到哪里大家都习惯叫我一声“猴哥”。九十年代初,我跟猴嫂从农村跑到城里,靠摆摊做小买卖站稳脚跟,攒下过10套房产。为了让孩子们有个好前程,2009年我们又把房全卖了,送俩孩子出国读书。

我自己没啥文化,总觉得把下一代教育好比啥都强。孩子出国两年后,我们夫妻俩放下国内的生意,一起去了加拿大陪读。

到了国外,我们不敢坐吃山空,就又开始打工。刷盘子、当流水线工、砍树伐木,什么活儿都干。一晃十多年过去,儿女们都已毕业成家,有了各自的工作,可我还是感觉闲不下来。

 

我们一家人在多伦多的合影,后排是儿子、儿媳妇、女婿、女儿,前排是老伴和我。

我是从苦日子里走出来的人。在我出生的六零年代,东北农村家家户户都养好几个孩子,我们家一共兄妹八个,哥四个姐四个,属我岁数最小。我爸是个从来没上过学的农民,除了名字里的“侯”字,别的字他一个都不认识,只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种地养活我们一家老小。

在我的记忆中,挨饿是小时候常有的事儿,好像从来就没怎么吃饱过。那个年代吃的是什么呢?煮一大锅苞米茬子,偶尔在上面放点大米。我们家孩子多,分到每个人嘴里顶多也就是两口。大人忙着干活的时候,小孩子满村疯跑,饿了就上树摘果、下河摸鱼。

我爸虽然没啥文化,但他管教极严,只要听说我们几个谁在村里跟人干架了,或是偷摘别人家瓜果什么的,问都不问就是一顿打。有次实在太饿,我跑到别人家果园摘了几个小苹果,吃完就跑开了,没留意我家狗还在园子里转悠。结果人家跟着狗找了过来,我爸立马把我摁在炕上用皮带抽,一点不带手软的。

 

6岁的时候,我拍了人生中第一张照片。

我从小不善表达,干活行,动脑子学习啥的都不行。我8岁开始上学,留了一级又一级,小学愣是读了8年,读到学校都黄了我还没毕业。

在我16岁那年,村小合并到隔壁村学校了,我四姐正好在那当老师,每次我被叫到办公室挨批,四姐觉得丢面子,还要再接着打我一顿,气得我说啥也不去学校了。我爸抄起个木棍就要揍我,我说你打死我我也不上。他把棍子都打折了,最后也拿我没办法。

1984年,我辍学了。吃不了读书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这一点我这辈子是深有体会。当时我的几个哥姐都走出了农门。有的招工去了矿上,有的考学去了县里当老师,只有我和三哥留在村里干活。

我俩每天跟父亲去大田里刨地,一早起床带着干粮去,天抹黑才回家。东北的天气一早一晚最冷,我们俩经常满脸落的都是白霜,每天除了吃饭干活就是睡觉。

农活儿干了差不多有两年吧,后来有个亲戚来串门,唠嗑的时候提到镇上有工地开工,需要很多砖、沙这些施工料。我三哥人机灵又能干,他把这话听到心里去了,专门跑去问了问,发现还真是这么回事。

回到家,他便跟家里商量着买辆四轮拖拉机,说要给工地送料。在城里几个哥哥姐姐的支援下,我们花一万多元买下全村第一辆四轮拖拉机。

工地每天需要一万六千块砖,四轮拖拉机一车能拉一千块,我们哥俩就来回不停地拉,每天他拉8趟,我拉8趟,两头都是自己装自己卸。有时候拉沙子,动作快点4分钟就能装满一车,算下来每人每天能挣48块钱。在1986年,能挣这么多可不得了,我俩每天又累又高兴。不到一年,就把家里的房盖成了全村最好的。

 

那年挣到钱了,我(右边)和三哥一起到县城照相馆合了张影。

转眼间我到了20岁,家里开始张罗给说媳妇。给我介绍的那女孩和我们是一个大队的,我家在三队红姑屯,她家在四队马大屯,我俩从小一块上学,彼此印象都还不错。而且父母两边都认识,算是知根知底,就这么定下了这门亲事。

1989年3月份,我妈给了我俩一千块钱让去县里买点结婚用品,原本我们打算偷偷去哈尔滨,后来一商量,干嘛不直接去北京呢?丈母娘听到我俩嘀咕这事,又给了300块钱,念叨着“穷家富路”。就这样,两个农村孩子带着对首都北京的向往,在村口哈同公路坐上了长途汽车。经过6个小时的颠簸,我们到达哈尔滨火车站,没打盹又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到了北京,我才知道啥叫大城市,真是像歌里唱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那天到北京已经是晚上,到处灯火通明、人来人往,一下火车我就觉得眼睛不够使,脚也不知道该往哪走。迷迷糊糊的,我俩上了一辆三轮摩的,没等反应过来,司机已经把我们拉到一个地下小旅馆,我打听了一下,说是崇文门附近一个叫“马圈门”的地方。

当时出远门需要介绍信旅馆才让住,我们出门时没敢给家里人说上北京,走之前也没开介绍信。办入住的时候,因为这个被前台盘问了半天。后来有人给出了个主意,让我们俩说是来北京旅游的,旅馆才让住下。我是第一次听说“旅游”这个词儿,还挺新鲜,也算赶了回时髦。

 

第一站,我们去的天安门广场。

我们在北京连吃带住玩了7天,走之前还捎带给侄儿、外甥这些小孩儿买了点礼物,把带出来的1300块钱造没了。这趟出来真是不后悔,起码人长见识了,想看的都看到了。那时候的想法是,我们这辈子可能也就来这一回这样的大城市。

回到东北结完婚以后,我和媳妇把心收了,开始安心过小老百姓的踏实日子。结婚头两年,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姐弟俩差一岁,媳妇刚出月子就每天忙着伺候孩子,还要照顾家里的一大摊事。那时候附近已经没啥工程要用砖用沙,拖拉机没地儿使,我只能下地干活。

 

媳妇抱着闺女在我家院子里。

东北一埫地合15亩,我家种了三埫半地和一点水田,忙不过来的时候还得雇工人干活。干活出力的人都爱喝两口,顿顿得有酒吧。想着大家都不容易,我也不好意思对他们太抠,大家一说想吃啥喝啥,我就去村里小卖部赊账拿。等秋天卖了粮去还账,算完发现啥也没挣下。

媳妇经常跟我开玩笑说,那时候真是穷得连狗都嫌弃,这话一点不假。我家当时养了一条狗,有一阵子我俩连着好几天不炒菜,就吃个葱沾酱,狗吃不上剩饭,饿得嗷嗷叫,我嫌吵踹了它一脚,那狗从此就跑没影了。

 

除了粮食,家里还种了点亚麻,这是我在路边准备摔亚麻。

那几年我是什么活都干,春天种地,夏天除草施肥,秋天收庄稼。到了冬天,就开着四轮拖拉机从达连河煤矿买回一车煤,再用拉到县里卖。辛苦且不说,关键还经常遇到一些地痞赖子找事。我不服,和他们打过好几架,因为对方人多,我一个人总吃亏,每次都搞得鼻青脸肿。

从早到晚,从春到秋,我一天都不敢不劳动,好不容易稍微攒点钱吧,每年赶上几次红白喜事、老人孩子生病啥的,钱眨眼就没了。媳妇老念叨说想买台电视机,结果我年年忙忙碌碌,到年底发现还是买不起。

眼瞅着孩子赖在别人家不走,就为了多看会儿电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都说再苦不能苦孩子,虽说咱是农村人,没啥文化,这道理我还是懂的,谁不想让自己孩子好呢?

 

1993年,全家在依兰县松花江边防洪纪念塔下合影。

后来我俩能走出农村,一直走到今天,我媳妇功不可没。1994年,她去了趟大连她姐家,回来后不停地给我说大连开发区那边的情况。她姐在镇子上卖菜,一天能挣个百八十块钱。我们呢,在村里拼死拼活一年也剩不下几个钱。

媳妇胆子大,说想去闯闯,我虽然舍不得家,但也真不想这个家再这么穷下去。北京都去过,大连有什么好怕的,不如就去闯一闯!

这次出门,我真正体会了什么叫“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过来容易,待下去难啊。幸好有亲戚在大连,到了还有个临时落脚的地方。到大连第二天,我们两口子就把孩子托付给亲戚,赶紧跑到开发区,想找个合适的营生做。一连几天,我天天出去转,琢磨能干点什么。

考察一番后,我发现开发区厂子多,打工的多,开个小饭馆一定行。我在周围问了一圈,才意识到从家里带来的那几千块钱根本不够盘个饭馆。正没招的时候,我看到马路边一个用木板搭建的面馆在转让,店主出价2000块。我见挺便宜,急忙给钱接手。还没等卖几碗面呢,城建的执法人员便通知说这是违建,要马上拆除。2000块钱就这样打了水漂。

后来我学着别人摆路边摊,卖烧烤,加入了无证经营的游击队伍,天天提心吊胆,跟城管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有一回,我正专心给客人烤着肉串,一抬头看到城管的皮卡停在面前,想跑都来不及了。他们也不跟我废话,麻利地把一盆水泼到炉子里,提起炉子就扔上了皮卡车,几个马扎、小桌子也被一股脑扔了上去。眼瞅着家当被没收,我心里又急又气,却啥都做不了,谁让咱违法经营理亏呢。

媳妇和我商量,说这样东躲西藏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我们去打听了一番,咬咬牙花钱办了个临时流动摊位的执照,算是走上了合法经营的路。这时候是夏天,我找人打了个木箱子,专门卖冰棍和冷饮。摆摊的地方在大连海关、商检防疫站门口,在当时的大连开发区,那一片是最繁华的。

 

我们一家人在冷饮摊前合影。

没想到,就是这不起眼的小买卖让我尝到了甜头。那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天天有一堆人围着摊位买冰棍。我每天穿个大裤衩、拖鞋,骑着自行车飞驰在冰棍厂和摊位之间。1994年的这个夏天,短短几个月,我们的冷饮摊位就挣了一万块人民币,现在想想真是不敢相信。

从这个小摊位开始,我俩越干越有经验,干了两年后,又把摊位后面的门面房租了下来。当时门面房出价四万六,市场上没什么人敢接。我也是冒险租的,想着反正攒了些钱,大不了赔光再回老家种地去。租下门面房之后,我们上的货更多更全,来的客人也更多了,鸟枪一换炮,那生意别提有多好。

 

小摊位变成了小商品店。

香港回归的那一年,我们用开店挣的钱在大连买了一套70多平米的房子。装修好、置办完家具花了将近十五万。见我生意做得红火,老家亲戚家的孩子接二连三地投奔过来,我整天有吃有喝地招待大家,有时候在厨房做饭的都四五个人。大年三十吃饱喝足了,我就带他们打麻将、“开拖拉机”。有能力提供这些,我心里老开心了。

然而,这段好日子没享受多久,我的身体就出了状况。因为长期熬夜,我夜里不睡觉的毛病越来越重,成宿成宿地睡不着。媳妇怕我给身体熬坏了,商量着要把商店兑出去。我不同意,好不容易辛苦干下的买卖,哪能说不干就干?

媳妇不停地做我工作,分析给我听,说干两年冷饮摊和两年多商店挣的钱有十多万,商店转让出去还能得个十五万,加一起就有二十多万,而且家里已经有房子在,钱怎么都够花了。她劝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让我先养好身体再说。我同意了,商店没给别人,成本价8万块钱转给了我三姐。

吃了一段时间中药后,我身体慢慢好起来。精神头一好,人更不愿意吃老本了,想到手里有点钱,我又开始折腾想开个饭店。事后证明,隔行如隔山,生行轻易不入,熟行轻易不出。饭店开了几个月,吃饭的人是不少,问题是开销太大,除去成本几乎落不下几个钱,没干多久就转让出去了。

 

饭店没干成,我们又在工业区买了一处门面房,继续干杂货店。

2000年前后,我为了吸引顾客来我家买东西,捣鼓来一个彩票机开始卖彩票。店里时不时有人中奖,干得久了,我也跟着学了不少彩票知识,后来,我开始研究“29选7”体彩,有时候感觉来了就成百上千地买。

有一天我上货回来,外甥女着急忙慌地告诉我,说我家彩票机上中了一注“29选7”的一等奖,奖金六十二万九千元。我看了一眼中奖号码,心里便有数了,赶紧拿出头天买的一沓子彩票一张一张地翻。翻的时候,我两只手都控制不住地在抖啊,最后找到了脑袋还是嗡嗡的,特害怕这是在做梦。

我没敢别人声张中奖的事,过了几天,悄悄带着外甥、侄子几个人开车去大连市体彩中心领走了奖金。六十二万九千,扣除百分之二十的税,还剩五十万多一点,搁现在也是很大的一笔钱。

 

我家的彩票店,墙上的logo都是我自己找材料动手做的。

这五十多万奖金我没拿回家,先去邮局给我三哥汇了四十万整,一部分给他做生意用,一部分让他拿去替三姐还贷款。剩下的十万我给自己还了一部分账,余下的都分给亲戚们了,每家两千。那阵子,全家人高兴得跟过年似的,我成天带着小孩儿们去吃肯德基、买新衣服。

中了这么大的奖,加上生意也不错,我就在大连买了不少房子。尤其是中彩票后,有段时间我一口气分期买了5套,每套总价十多万,之后几年又陆续买过几套。我名下房产最多的时候,一共有过8套住宅、2个门面房。

过去,我体会过没文化的难处,有了钱之后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涉及到孩子学习的事,要花的钱我一律支持。2007年儿子面临中考,虽然他后期进步很快,不过按当时成绩来看,考开发区最好的一中还是有难度的。

我态度坚决,让儿子就报一中,大不了我掏三万块借读费。听我这么说,儿子反倒有了信心,竟然超常发挥,压分数线被一中录取了。

 

那年夏天儿子如愿进重点高中,一家人高兴回老家。

2009年,我媳妇看到邻居家姑娘在学英语,说是准备留学澳大利亚,她也动了心思,跟我商量着想让两个孩子出国留学。我觉得只要对孩子好,去就去呗。闺女儿子一听都可高兴了,觉着不用再背负高考那么大的压力。

最后我们看中了加拿大,俩孩子各自选了不同的地方,姑娘去温哥华的菲莎河谷大学,儿子去多伦多的一所高中。

留学花费还是挺大的,俩孩子每年得50多万,人不都说嘛,人生最大的成功是把孩子教育好,花就花吧,钱花了可以再挣,错过了学习这个阶段就很难再回头找了。

为了支持他们,我手里的10套房产一套接一套卖掉。除了个别房子亏钱,大部分都增值了两三倍。正是因为这些房子,我才有底气送孩子们留学。卖房的时候,我也一点没觉得心疼。

送孩子去留学的中介很负责,把两个孩子安排得挺妥当,后来他还建议我们一块过去陪读,说这样可以省很多钱。这其实是在我们计划之外的事,我和媳妇从来没敢想过,当年那两个偷偷跑到北京玩,又在城里打拼多年的农村人竟然也要走出国门了。

 

2003年中彩票那阵子在照相馆拍的,背后地图上就是加拿大,没想到有一天真要去这里。

办妥出国手续后,我们把商店、彩票店都转给了亲戚。2011年3月5日,我和媳妇坐上了飞往多伦多的航班。虽然之前也是背井离乡,不过这次是飞到地球的另一面,我俩都还挺紧张的,在飞机上都没怎么睡着。航班是国内下午四点多出发,飞了十二个小时,到达多伦多机场正好也是加拿大的下午四点多,天上还下着小雨。

从机场出来之后,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脑袋昏沉沉的。只见四处都是矮趴趴的房子,看惯了大连那边的高楼大厦,我心里直犯嘀咕,这国际都市多伦多也不咋地啊?这么一想吧,乡下人进城的那种局促感倒是缓和了不少。

来到异国他乡,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我和媳妇才上过几年学,两个人加一起还不到11年,更别说英语了。媳妇出国之前倒是学了几天,到头来也没整明白几个词,我自己是一句都不会。

刚开始,我们出门想找个厕所都找不到,国内的洗手间英文标识都写WC,我跟几个老外连比划带说要找WC,人家听了都一脸茫然。后来我才知道,WC这个说法只在个别国家通用。

 

到加拿大的第二天,我和媳妇在租的房子前拍了张照片。

虽然我们出来的时候手里有个20多万加元,相当于100多万人民币,但总不能啥都不干,就这么坐吃山空。在当地熟悉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想出去找工作。

有天在路边看到一家华人职业中介,我就进去登记了,人家给安排到了一家玩具厂上班,一小时工资10.8加元,合人民币65元左右,听着不少,其实只是政府规定的法定最低工资。

工厂离家不远,开车十分钟就到了,厂里还有几个华人同胞一起在流水线上干活。我每天干八小时,三班倒,工作强度还是挺大的。想想以前,我刚走出农村那么穷都没去厂里打工,奋斗了十几年,现在倒好,跑到国外打工来了,心情还是有点失落。

和工友混熟之后,我才知道我是我们几个里面学历最低的,有一个工友之前是西南某省会城市电视台的编导,还有一个原来是中原地区省级医院的主任大夫。人家在国内都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到了这边都能安心在厂里打工,我算啥呀?心里还不平衡。这么一想,就既来之则安之了。

忍一时可以,时间一长我又受不了了。我这人天性就不爱受人管束,这么多年当农民、做小生意自由惯了,在厂里按点打卡上班一眼望到头。再说我也不善于跟人打交道,实在不想待在厂里,就琢磨着能不能用那20多万加元做个小生意。

有天媳妇在报纸上看到一条广告,说有个小型加油站在往外转让,报价65万加元,可以接受贷款。可能是无知者无畏吧,我马上联系了经纪人约时间去考察。在加拿大这边,买家可以要求卖家提供营业额,详细了解经营状况,而且可以在店里观察七天。

我找了个汽车旅馆,白天在店里观察,晚上回旅馆睡觉,饿了就买点汉堡薯条垫巴。看了几天,我觉得不行,这地方太偏了,附近也就五六户人家,而且周边都是牧场。

 

加油站在小镇中心十多里之外的一个十字路口,周边比较荒凉。

后来我又看了几处加油站和便利店,发现在这里做小生意真没有那么简单。国外不比国内,能吃苦就行,加拿大对各种小生意的注册程序、经营要求、税率有明确的规定,了解的越多,顾虑越多,前怕狼后怕虎的,啥也不敢干了。

那阵子,媳妇总念叨说没房子就没根,在这里找不着家的感觉。我想既然不好做生意,那就先安家吧。我们看上了一处售价45万加元的房子,先出20%首付贷款买了下来。房子有185平米,院子尤其大,目测得有2亩多地。每月房贷要还1400加元,相当于人民币8000多。

当时儿子在多伦多滑铁卢大学读书,期间他还申请去香港大学交流了五个月。闺女在菲莎河谷大学上过一阵,后来又转到哈利法克斯的一个大学去学摄影。学习上的事我不懂,只管给钱就行了。两个孩子离毕业还有几年,一时半会挣不了钱,我们家买房之后的经济压力还是不小的。

我和媳妇尝试了很多工作,去工厂流水线上打过工,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冷库搬运过食品,还在华人餐馆后厨打过杂。房子安置好以后,媳妇试着做起了留学生住宿家庭,收入是比以前多了些,可日子依然过得紧紧巴巴的。

 

我和媳妇在院里的草地上合影。

2011年七月,我正在一家华人餐馆刷盘子,突然收到老家传来的消息,说我三哥病危。出国之前,我三哥一直在哈尔滨住院,我去陪护了三个多月,没想到离开不到半年,病情已经恶化到这个地步了。容不得多想,我赶紧订了回国的机票。到病房一见面,我们哥俩谁都说不出话来,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那段时间,我除了陪在三哥身边,就是帮他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帮忙追回一些欠款。有天三哥突然拿出一张卡,说里面有200万,要给我两个孩子。我死活不要,他急眼了,说不收下他就从窗户跳下去。最后没办法,我只能先收下,之后还是偷偷把卡还给了三嫂。媳妇和我聊起来,都觉得没要这钱是对的,最起码心里舒坦。

回到加拿大之后,我到一家华人园艺公司找了份工作,跟着干些小工的活。这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很大的院子,种草种树啥的,园艺这类活儿很吃香,而且工资还可以现结。可惜干了没多久,媳妇因为车祸撞伤了腿,我只能在家照顾她,岗位很快就被别人顶替。

等媳妇恢复得差不多,我又坐不住了。这时候我对园艺已经有一些了解,再说,我从小从农村长大,爬墙上树的都不是事,干活也舍得下力气。别人不让干,咱就自己干呗。有了这个想法后,我让儿子在华人网站上给我打广告,说跟花园有关的活儿我都接。

别说,广告还挺管用,很快就有华人同胞打电话来问价。之前我都是跟着园艺公司干活,只出力不操心,也不知道料钱、工钱怎么算,没办法,先蒙着先报吧。报价太高我怕客户吓走了,只能先往低了报,结果有好几次辛苦干完活还往里搭钱。

 

 

 

我工作的场景。

一开始亏点钱不算什么,权当总结经验了。慢慢地,我也能大体估算出用料、用时这些成本,报价越来越靠谱。有时候需要买料、买工具,涉及到英文不懂,我就等儿子回来帮我在网上查查,再到店里去买。后来我还办了园艺工作的执照,意味着这是一份被政府认可的有资质的工作。

在加拿大干活挺麻烦的,像修栅栏、铺地砖这些,只能先收一部分定金,花几天时间按部就班地干完,完事还得负责后期维护保养,一趟趟折腾。所有园艺活儿里,我最喜欢的就是砍树,它属于破坏性的工作,活干得痛快利索,干完能直接拿钱走人,缺点是砍树要上高爬低,风险比较高。

2016年我就出过一次岔子,险些丢了命。那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雇了三个工人帮忙,工人都是按时薪付工资,再加上扔垃圾的钱、车辆加油、工人吃喝,干得慢基本等于白干。

我嫌麻烦,没带安全护具就爬到了树上,结果被一段两百多斤重的树枝砸到头,直接从三米高的位置掉下来。整整昏迷了三天,我才清醒过来,一睁眼就看见老婆孩子围着我哭。

 

2017年2月份,伤后恢复期,媳妇和我去儿子工作的小镇住了几天。

万幸的是,我醒过来后恢复得挺好。媳妇要给我申请加拿大政府伤残补助,这个钱按理说是完全可以领的,可我没同意,我觉得自己没事了,还没到需要别人救助的程度。一个月之后,我平安出院。全家人都反对我再去砍树,我还是坚持要干下去。有时候别人帮忙我还不放心,总忍不住自己上手。

受伤到现在有五年了,我还在继续做园艺活儿。孩子们前几年都已经大学毕业,各自找到了高薪的工作,有了幸福的婚姻。这个家已经不需要我再这么拼,可能还是因为自己是穷苦出身吧,只要干得动,我就不太想闲着。每天能出门干点啥。好像一天的心情都是快乐的。

 

孩子们带我们去古巴度假,第一次在游轮上穿正装参加晚宴。

这些年,我们夫妻俩一路走来挺不容易的,好在孩子们都很争气,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最近,我也慢慢想开了,有时间会听孩子们安排,学学外国人的生活理念,隔三差五地出去旅旅游、度度假。虽说国外的月亮并不比国内的圆,但作为老百姓,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图的其实也就是一家人能一起过个安稳日子。

*本文由侯玉亭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侯玉亭本人提供。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

 

 

 

          侯玉亭 口述          

墩   墩 撰文

          祖一飞 编辑          

 
-THE  END-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306个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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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到过哪些让人潸然泪下的路人对话?

知乎日报 2022-06-25 08:00 Posted on 北京

 

每个人的身上都承载着许多故事,交换故事就仿佛交换了不同的人生。

 

感性的人,听到别人的故事也会被深深触动。

 

你听到过哪些让人潸然泪下的对话呢?这里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你听到过哪些让人潸然泪下的路人对话?

 

 

答主小明同( 1.4 万赞同了该回答)

 

高中时候有个男同学,印象挺聪明的,就是话很少,在班上很默默的存在着。

 

他爸爸很爱买彩票,不上班不干活,就靠着家底和他妈妈的工资玩彩票。

 

后来他妈妈跟他爸爸离婚了,他跟了他爸爸,他生活费都还要靠他自己去兼职赚出来……

 

有次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跟着你的妈妈呢?」

 

他说「如果那样的话,妹妹就得跟着爸爸了……」

 

 

答主前珵似( 9.5 千赞同了该回答)

 

去年我在医院待产,因为过了预产期一周没反应所以要滴催产素。

 

一个房间里有七八个孕妇在待产,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孕妇,开始还坐着嗑瓜子,后来宫口开了阵痛加重,她疼得躺在床上打滚,咬着毛巾呜呜的叫。

 

一个中年妇女站在一边看着她,很陌生的样子,无从下手。我妈忍不住对那个中年妇女说,你给她擦擦汗,安慰安慰她,总不能站一边看着。

 

中年妇女竟然笑了,说我不是她妈。她妈在河北呢,知道她这几天生孩子都不来看看,都不同意她嫁这么远,才二十一,也没结婚,没名没份的,我也不愿意娶个那么远的媳妇儿。

 

我觉得年轻孕妇肯定听见了,她疼得大哭的时候喊了几句妈我错了。中午她男朋友进来送饭,很瘦小的男孩子,染着黄头发。一进来放下饭过去抓住她的手,低声安慰着。

 

中年妇女把他儿子拉起来说,这医院住一天 580 ,都住了三天了,吃完饭咱们转走吧,县医院才 80 块钱。

 

男孩儿身体靠在墙上,很疲惫,但又很坚定的说:妈你说什么呢?我也没花你的钱啊!她有糖尿病,好多指标都不正常,弄不好命就没了。我这不是去跟老板预支工资了吗,你要是在这跟个外人似的看笑话,那你回家吧,我们不靠你们。

 

大致是这个意思,听的我们一屋子的人都很震惊。

 

他蹲下一口口的喂孕妇吃饭,还讲了两个笑话。下午三点顺产了一个女宝宝,小伙子很高兴,进来收拾东西的时候说她女朋友非要出院,后来大夫听说我们条件不好,特意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普通病房,一天二百,这医院的大夫人好,不是光为赚钱。

 

我妈看着小伙子离开的背影,说,这孩子挺像回事,那姑娘付出那么多铁了心跟他,值。 

 

现在算来他们的孩子也像我女儿这么大了,希望他们一家三口幸福,希望小伙子能给妻女更好的生活。

 

 

答主吴羡寻( 1.8 万赞同了该回答)

 

路上,一对父女。女儿指着地摊上大毛绒玩具说:爸爸,我想要。

 

她爸摸着她的头:爸爸没钱,咱不要了好不好?

 

没想到小女孩很懂事的点点头:嗯!那等爸爸有钱了再买。爸爸抱着小女孩就走了。

 

走没几步,又听到小女孩的声音:爸爸,别哭。

 

没事没事,以后有钱了再买好多好多给我好不好?不哭了不哭了!

 

乖。。。。

 

 

答主别开枪是我妹( 1.3 万赞同了该回答)

 

有一次我在网咖上网,旁边的一哥们叫了份外卖,送餐大哥来了之后把餐给了他,他还在那自顾自的玩游戏,大哥怯怯地叫:「兄弟,兄弟。」

 

声音不大不小,那哥们还带着耳麦,直到大哥叫了六七声之后才听见,转过头有点不耐烦的对大哥说「咋的了」?

 

大哥像是不好意思,「那个,你能给个五星好评么,我能多拿五毛钱」

 

题图来源:《顶楼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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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90岁父亲的家书

人间君 在人间living 2022-06-18 21:15 Posted on 北京

 

 

 

撰文张玉蛟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一直想为父亲写点什么,但是不知从何下手。原准备2020年携全家回国,为父亲庆祝90岁寿辰。一场突如其来的COVID-19 疫情,加上父亲因2020年春节期间肺部细菌感染住院,让我一时不知所措。我意识到, 自己应该写,而且应该早点写。借父亲节,我将这篇文章,献给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的人。
疫情前最后一次返乡,老家的父母官听说我回来,盛情邀请大家聚一聚,相互认识一下,但被父亲婉言谢绝。
老家的墙壁上,一个简陋的镜框里,放着我和老布什总统的合影。一位访客看到照片,对父亲说,“这张合成的照片做得很好,像真的一样”。父亲一句话也没有反驳。
离家44年,父亲的形象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童年时期,父亲对我是一个迷。因父亲在山区任教,偶尔才回家;但他在家一言九鼎,很容易发火,而母亲对他却总是特别温顺,让我时不时有一种不平和嫉妒感。他对我管教严格,尤其是书写中文,我一直很“怕”他。
在我12岁那年,父亲感染了肺结核病,搬回家里生活。疾病久治不愈,让父亲曾极度悲观。那年,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躲着流泪。我慢慢感觉到他的可怜,并产生了将来做个医生的愿望。
1978年,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云南省重点中学玉溪一中。我对父亲的深入了解,始于入学注册表格中的一栏“家庭政治面貌”。
我在这栏中自己填写了“教师”,被父亲严肃地“纠正”了。那天,父亲沉重地告诉我“在中学时期,我曾经加入了反动的‘三青团’。而且,由于成绩突出、为人正直热情,被同学选为队长。”这个档案,一直跟着我,直到出国。
许多年后,我慢慢知道,父亲这个“反动历史”的全称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主、民权、民生。
1980年,16岁的我,以全省名列前茅的高考成绩,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医生梦。临行前的几个月,父母亲断断续续地向我“交代”了他们和家族的历史。
父亲中学毕业后,受抗战的影响,参加了滇军。1949年末,云南和平解放,滇军接受了解放军接管。因为有文化,他十几岁就在解放军部队升为事务长。返乡后成为一名教师。但因为有“历史问题”,他被分配到山区任教。

 

 父母年轻时。
而我的母亲,家里曾经有商店,有土地。但外公生性胆小,1950年把土地、商店和自家住房全部无偿地交给国家,那时叫“公私合营”。据母亲回忆,外公站在领奖台上,胸口戴着一朵大红花,全身却在颤抖……从此,外公外婆一大家人,靠租房过日子,直到去逝。外婆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房子……”。因母亲“政治清白”,留在县城凤山小学任教。
有趣的是,在小县城教师队伍中众多追求者中,母亲挑选了父亲。据说,当时的父亲为人热情正直、性格刚强、才华横溢,深受同学和老师们的爱戴。
因为母亲选择了一个有“问题”的年轻人,尽管她年年被同行评为“劳模”,却失去了许多晋升的机会。尽管如此,母亲无怨无悔,也从来不委曲自己的感情和自尊。
幼年时期,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是淡漠的,因为他很少出现在我的生活里。1966年,我两岁时,他成了“牛鬼蛇神”,关押在孔子庙里。母亲除了给他送饭,在孩子们面前从未讨论过他。我自己的奶奶在文革早期才60几岁就抑郁而逝。几年后,爷爷也走了。
 年轻时的父亲。
后来,父亲被送到老家接受“改造”,和他在一起的,都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有一天,一位老爷爷在农田里给他打招呼,我问“他是谁?”。父亲第一次告诉我“他是你老老爹,你爷爷的亲弟弟”。之后我发现,这位“老老爹”每次批斗会都站在台上,戴着一顶又高又尖的帽子,上面写着“地主军阀张XX”。他低着头,弯着背,尽量不要让别人认出他。除了那次偶遇和每次的批斗大会,这位“老老爹“在我的生活中就这么又消失了。
因为父母是教师,我的童年,一直都住在学校里。在一段时间里,校园的操场上,毎周都有批斗会。民兵们拿着一把老式三八步枪,不停地把“反革命分子押上台”。而作为老师,母亲和同事们则需要反复地为批斗会书写大幅“革命”口号和标语。
而我自己,在学校的要求下,小学作文里,写得最多的就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孔老二”的“克己复礼”。那些离去或“消失”的祖辈,被有意无意地忘却了。
1976年,“甜蜜的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那个“消失”的“老老爹”,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
几年不见,他变得精神焕发,走路如风。一根拐杖拄得很有风度。他虽然是个“农民”, 但当他为我写了几个字时,我的下巴掉了下来。后来,他的字体,成为了我和其他学生的模版。
那天,老老爹与我交谈了一整天。晚饭时,他对父亲说“这孩子将来会飘洋过海,有一番作为”。当时正在读小学的我,看着这位“不速之客”, 眼里充满了迷茫和怀疑。
后来,父亲终于告诉我,我的亲爷爷是云南省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回乡后创办了当地第一个私立小学。1949年后,他就退休了。而他的弟弟,当地叫“老老爹”,原来是民国时期云南滇军卢汉将军手下的一位高级军官,负责筹备滇军的军饷和武器装备。
1980年夏天,在我被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医学院)录取,准备奔赴上海求学之际,老老爹格外兴奋,给我讲述了抗战期间,他率领弟兄们,把从云南或者缅甸进口的翡翠、烟草等货物押运到上海的故事。在日占领区,通过杜月笙控制的“青帮”,秘密换成美元或者黄金,后来辗转到缅甸,为滇军换来抗日武器弹药……一个从前的“坏分子”,一转眼变成一个“抗日救亡的长官”, 我一时分不清是真还是假。
后来,我慢慢知道,民国时期,云南省主席龙云先生和卢汉将军领导的滇军(国军60军,后扩编为国军第一集团军)在抗战期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拿出自己最好的家底,最强壮的队伍和最精良的武器,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打得十分悲壮!
1949年12月,国共内战胜败大局已定。卢汉将军为保全云南人民的生命财产,接受了解放军的接管。老老爹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了他们当年诱捕国民党督军中央特派员张群、沈醉的过程。
1950年, 老老爹正好40岁。他相信宿命,因此,他谢绝了解放军让他留在军中并官升一级的待遇。从此解甲归田,以为可以安度晚年。
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夫人将他早年寄回的养家款项,在土地改革前夕,全部买成了土地……后来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
 
 

 

父亲的青壮年时期,正好落在那个“尴尬”的年代。对教育事业一腔热忱的父亲,有着父辈的理想和传承。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他决心一辈子教书育人,克己奉公。直到有一天,一张举报他历史问题的大字报,将他变成了“漏网的牛鬼蛇神”。
儿时的周日,我和二姐住在母亲工作的学校里。每到周末进城看望外公外婆,我们就睡在奶奶去世前居住的小房子里。那个房间很阴暗,平时没有人住,整日关着窗户,电灯也没通。我拿着手电筒,脚高一步低一步地走进那一栋楼里。那一套楼房,里外共三层,原来是一个大户人家。后来,这房子分给近十户人家。大伯从那十户人家当中的一个,为奶奶买下了一个单间。
令我奇怪的是,这个房间里藏着几套外婆家精致的家具,哪怕被虫吃也不敢搬到外婆家去用。更令人惊喜的是,我在那里找到了几本当时的禁书,繁体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这些书的背景我当时一无所知,但是对于少年的我,那种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满怀希望的精神,启蒙了我克服困难、勇敢直前。
而在我们睡觉的床垫下面,我发现压着几张大字报和几篇手稿。那是父亲在1966年为自己申辩抗争写的。这么多年,一直压在奶奶黑洞洞的床垫下,从未见光。
■ 我们一家人的合影。
时间就这么流逝了。转眼间,我成为了上海第一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那年寒假,武汉财经学院的系主任来上医看我。他是中国财经专业的第一个博士。他邀请我去他武汉的家过年。他告诉我,自己是父亲早年的学生,曾是一个孤儿。在文革前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父亲将自己结婚时期买的床单,被面和仅有的皮鞋,送给了一无所有的学生。那是我第一次从长江坐船到武汉。
我没有听过父亲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却听到一个又一个他的学生对他的感激与尊重。在他五十几岁的时候,做了三十多年中小学教师的他,终于被上级批准参加函授大学的资格考试。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录取,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圆了他的大学梦。他这个大学梦,比我还晚了几年实现。
记得我在上医读医学院回家来看家人,问母亲为什么吃饭时间到了,父亲还不回来。母亲告诉我,他在做作业。我和父亲相差不了几年大学毕业。毕业没几年,他就退休了。

 

我从来不敢说,自己比父亲聪明,更不敢说比他勤奋。但是,我学业很幸运。上医毕业后,成为了免疫学的研究生,受教于恩师汤钊猷院士。后受美国排名第一的MD Anderson 癌症中心胸外科主任Jack Roth的邀请和资助,成为他的第一批科研fellow;之后又成为美国著名科学家洪明奇院士的博士研究生。通过了美国执业医师USMLE 考试之后,在芝加哥完成了五年的临床肿瘤学规培,返回MD Anderson ,成为胸部癌症中心的正式执业医师。在肺癌放射外科、质子治疗、免疫治疗等领域,做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和贡献。10年后,我晋升为终身教授,并荣获美国最佳医生和冠名卓越教授的称号。
与此同时,我也为中美临床医学交流,推动中国癌症临床学术进步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中国各大医院的临床放射肿瘤医学界,桃李满园。不仅如此,我也救治了许多来MD Anderson 诊疗的中国癌症患者,大部分是中晚期病人。许多中国病人己经成为了我多年的好朋友。
今年春节前夕,我公开发表了一封给母亲的家信。家人在文章发表后一周才获悉文章的内容。父母一直没有对信表达意见,让我一时忐忑不安。后来,父亲对我说“为人类的进步和健康尽力,为征服癌症而奋战,我们为你自豪”,“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无论你们生活在哪里,只要顽强拼搏,自强不息,奉献社会,这就是继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他现在的最大愿望就是他的孙儿孙女以后也能像我一样。如今,我的大儿子己经在美国临床医学博士毕业,走上了医生的道路。
我一直在想,如果父亲生长在我这个年代,他又会怎样?在过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一直是我们家的精神支柱。当母亲舍不得我远走他乡时,父亲对我说“只要对人类的进步有帮助,能走多远走多远,能飞多高飞多高”。我每年带回家的各种奖状,他看成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敬。大学期间返乡,父亲像是遇到多年的朋友,与我长谈到深夜,直到母亲说“孩子刚到家,让他休息吧”。
 我与父母合影。
1990年,我飞向了太平洋彼岸。离开中国32年了,在许多问题上,我和父亲所获的信息,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角度,以及得到的结论,己经不尽完全相同了。但是,在善良、正直、进取、感恩和奉献上,父子却是始终一致。
感谢邓小平先生,圆了老老爹、父亲和我三代的梦。父亲退休前被聘请为高级教师,后又成为“解放前参加革命” 的离休老干部,诗书学会负责人。老老爹这个曾经的“地主军阈”,后来成为当地的政协委员,书法学会负责人。昆明市著名的西山的风景区里,还留下了他写的对联。
80年代后期,云南和平解放纪念日,省政府第一次将那些昔日的国军滇军将领汇集在省政协礼堂。龙云、卢汉将军分别于1962年和1974年在北京去逝。幸存下来的老人们在聚会上焦急地寻找自己当年的长官和弟兄。一位当年的团长在人群中找到曾是他老长官的老老爹,扑通一声跪下来,老泪纵横地报告:“大哥,当年兄弟我手下的所有营长、连长、排长,全部都在文革中被整死了。”
两位老人抱头痛哭。
时代发展潮流里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

 

故乡的抚仙湖通常都是那样的碧波荡漾,温柔可爱。
记得在我6岁的时候,母亲从学校教导主任变成了澄江县“老虎山”脚下一个村落的户主,带领七名教师,住在由牛棚改造的宿舍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怕我一个人留在牛棚不安全,我后来被送到当时父亲任教的万海小学,一个建在抚仙湖旁边的学校,插班读一年级。其实,我当时还不到上学的年龄。
由于经济困难,家庭负担重,买不起鞋子,母亲亲手为我做了一双新的布鞋。有一天,我一个人去湖边用玉米棒洗鞋,一个波浪打来,卷走了我放在旁边的另外一只新鞋子。
那是我唯一的新鞋子,是母亲用粗针,一针一线缝制成的。为了这双鞋,她的手,一次又一次被针扎出血来。丢了一只,另外一只就没有用了。
我哭着跑到学校把父亲找来。那是一个冬季,父亲脱掉衣服,纵身跳入冰冷的高原湖中。浪涛一波高过一波,父亲的头时隐时现。那一瞬间,我突然不再想要那只鞋子,我想要爸爸赶快上岸。

 

人们都说青春无限好。父亲的青春,既有兢兢业业,更有小心谨慎,甚至胆战心惊。父亲对我说:“50岁以后,我的生活才是人生中最风平浪静的日子。”而我对父亲的记忆,定格在他被关押在孔子庙里远远看着我的眼神,结核病复发时眼角的泪水,以及为我寻找失落的鞋时,在起伏的波浪中那个时隐时现的头。
父亲的河,岁月的河,历史的河。
就像在波浪和海涛中寻找的那一只鞋子,失去的,再也找不回来。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能看清世界的真面目,但依然爱着这个世界。
(本文作者张玉蛟为MD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凤凰网《肿瘤情报局》特约专家。封面图片为张玉蛟父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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