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472）
一个辅警亲历的县城斗殴
我在本地公安局下某大队的一个中队担任辅警组长，再过3个月，我的辅警生涯就将满4年了。一直以来，这个大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协助处理派出所不能处理的棘手警情。
在这个外地人几乎绝迹的小县城里，工厂稀少，又没有矿产，所以街面治安倒也算不错，绝大多数的警情，派出所民警都能当场处理——除了偶尔击杀疯牛疯狗，大队协助派出所处理最多的警情，就是醉酒斗殴方面的，在这个平凡的小城，这就算得上是比较严重的警情了。
1
3年前，大年初六，晚上9点多，备勤的我正准备躺下，值班民警就忽然冲进宿舍，命令我们出警——刚接到指挥中心电话，一个酒店有多人斗殴，负责那个辖区的派出所人太少了，控制不住现场，要求我们协助出警。
每逢年节，大量的青年人从外地回乡，聚会也多了，每晚都有酒后斗殴出现，小县城城关镇5个派出所，随便哪个，天天都忙得团团转。
我立即穿上警服，跑向楼下去集合。楼梯上一群辅警也在呼啦啦向下跑。我刚钻进院子里的福特17座大警车，前面的警车就已经闪着警灯，鸣笛向报警的酒店驶去。我在车内整理着装，身后放着防刺背心、钢盔和好几张盾牌，还有橡胶警棍，以及每个人配发执勤的、有手铐和三节棍的警用腰带。车内其余的警用装备，大部分斗殴现场都用不到。
我上车还不到1分钟，人尚未挤满，前排的民警就接到督促出警的电话。挂掉电话，民警就命令驾驶员不要再等了，后面的人让他们再开其他车。
大警车拉响警笛，驶出去两个路口，刚过一个桥头，就因闯红灯而险些与正常行驶的轿车发生碰撞——不过这并不是最危险的一次，有次我们着急出警，在十字路口差点被别的车给顶翻——驾驶员一句牢骚都没有，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后面的辅警们惊险地喊道“小心些”，警车继续向报警的酒店驶去。
警车停在五颜六色的酒店霓虹灯招牌下，侧门呼啦一下拉开了，我们所有人握着警棍从警车下来向酒店里冲。
我刚冲进去，却发现大堂里一片寂静，早已没有混乱的场面——先到的民警和辅警们已经控制住了斗殴现场，一个派出所的民警正紧张地站在一个只手捂着脑袋的男子面前，几个辅警也站在男子的附近，地面上几摞子用来止血的卫生纸，满是瘆人的鲜红色。
大堂北面零零散散的客人都在驻足看热闹，进门处一片空荡，好像专门腾出一块场地让闹事的人尽兴打斗。地面上不算太狼藉，但倒下的凳子、菜汁和碎盘子，明显能让人看得出这里经历过一些骚乱。
那个脑袋侧面受伤的中年男子，坐在塑料凳子上一言不发，他前面一排椅子上坐着七八个人，身后不远处也坐着好几个人，应该都是参与打架的人。这些人都保持着安静，也分不清谁和谁一派。
在民警的命令下，我们带走没挂彩的闹事者，送到辖区派出所。民警则留下来，等救护车来拉走那个脑袋被砸破的男子。
打架的人被安排到警车后面的座位，每个人旁边都挨着一名辅警。酒味儿瞬间充斥车厢，一个男子有些恐惧，好像还有些亢奋，上车后不断解释自己，“就是吃个饭，什么事儿都没干”，然后就被人莫名打一顿。
起初没人搭理他，后来前排的民警听他唠叨不停，就让他先别说了，“等会儿到了派出所，有什么事再跟他们解释，我们只负责给你送过去”，男子也就不再唠叨了。县城里的警察基本上都很和气——县城太小了，稍微不留意就可能得罪人，再说，现在的法律对警察行为的约束，可比前些年要严格多了。
警车很快就驶进辖区派出所，所里的民警把车上下来的闹事者按团伙分开，辅警们也分别被安排到各个房间，看着他们，禁止他们之间交流。接着，民警把打架的人挨个叫到不同的房间内讯问，无聊的我默默地靠在门口的桌子上，与另外一名辅警一起，看着眼前4个闹事的男人，等待民警换讯问对象。
屋内奇冷无比，这几个男人们有的穿着毛衣，有的穿着单衣，还有的穿着无袖羽绒服——酒店里很热，打完架，他们来不及穿衣服就被带来了。他们目测均在30岁左右，都冻得瑟瑟发抖，问我们能否把空调打开，我旁边的辅警试了下，空调按键没有反应。
这时，被我们看管的人里，有个男的说，自己以前也干过辅警，“有时候空调是故意不修”，就是为了惩罚“进来的人”。他短寸发型，目光一闪一闪，看上去倒也不像个作奸犯科的人。不多会儿，他又说了几件自己以前当辅警时的事，听细节，确实没说假话。
看人的时光很无聊，不多久，我们也就不再制止这几个人闲聊了。
有两个人始终没吭声，那个当过辅警的人话很多。另外一个男子叹气说，年轻的时候没进来过，没想到现在有老婆孩子了，却进来了，说出去都丢人。他说这话时语气诙谐，引发众人大笑，我身边的辅警也耐不住寂寞，与他闲扯了几句。这时，路过门口的民警严肃地走进屋，让他们都不要再说话了，随后让穿毛衣的那个人出去，塞回来一个刚讯问完的人。
这晚，派出所的民警们分为两拨，分别讯问打架的双方，问了1个多小时，做了些笔录，知道案情并不复杂。讯问结束，两个民警把我那间屋里的几个闹事者都叫到墙边，让他们并排站好，把身上的物品都掏出来，皮带也解掉。民警找了档案袋，把他们的私人物品各自装起来，说走的时候会还给他们。
墙边站着打架的双方，挑事一方的人，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左右，看上去都土里土气，气质上稍显猥琐。
收缴个人物品时，一个瘦削矮小的男子还没醒过酒来，不断地唠叨，说自己刚刑满出狱，家住在城南哪儿哪儿，认识谁谁，民警跟他说话，几乎都是答非所问。民警不耐烦了，让他老实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牛皮纸档案袋里，他不掏，嘴里还在唠叨。民警又怒斥他几句，他才一面唠叨一面把东西掏出来——钥匙，香烟，还有些钞票。
收缴完挑事一方的物品后，民警沿着顺序走到另一方的人跟前——就是刚才我看着的那几个男人。看他们红润白净的面容、精致的衣着和举手投足的做派，估计是经常出没高档场所，他们几个保持着沉默与机警，眼神里透露着狡黠，虽没有犯罪分子的那种阴狠气质，但也让人感觉并非老实人。
果然，这几个人兜里掏出来了大量的现金和贵重物品，其中一个人光钞票就掏出一大沓，民警当着他的面数了许久，然后告诉他具体金额，问他是否确定，需不需要自己数一下。男子说，“不需要了”，民警就把物品都放进了档案袋内——这个从始至终都保持沉默的男子，看上去应该是他们这里最不好惹的。
收缴完个人物品，那几个岁数大的人被民警们带去另一个房间，这几个比较有钱的男人，又回到之前的房间，还是由我看着。这时已经有家属给他们送来了厚衣服，他们还对民警表示了感谢。
民警出去后，在走廊里嘀嘀咕咕，说某个人是谁的亲戚。我又听两个民警在走廊里小声嘀咕了许久，断续听出个所以然——有人来保这几个人了，但派出所的领导说有个人还在医院里躺着，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暂时还不想让这几个人离开。
民警在走廊里嘀咕完，从外面又带进屋来一个中年人，不知是什么身份，着一身便衣，一看就很世故油滑。这人进来与那几个人先打了个招呼，对我也点了点头，随即就离开了。他一走，民警就命令我们把那几个人都带到隔壁的房间。
隔壁是个寻常的拘押间，房间内开着暖气，像个临时的牢房。那几人走进铁栏杆内，民警从外面把他们位置安排好——那几个土里土气的坐那面，我看着的这4个人坐另一面。凳子有些窄，我看着的人里，有一个干脆把大衣拿到地面上坐着。
过了一会儿，他们的朋友，今晚的女主角进来了——这场斗殴就是因她而起的——她一进来就嚷嚷道，原本派出所没打算让她进来的，但她做完笔录后，坚持要进来看看。这女人看着不到40岁，打扮得很精致，一双世故的大眼睛，一脸不可一世，看上去对“进来”很得意。
女人刚落座在自己人的中间，对面那个唠叨的男子又开始叨叨，他对着女人说“大妹子”、“误会”之类的话，一副没见过世面和女人的样子。两伙人在铁栏杆里面又论起了谁对谁错，眼看着就呛起来了，辅警在外面发话：“不要说话了！”于是又恢复安静，各自坐好，不一会儿，有个醉酒的男子就睡了过去。
凌晨2点，换班的辅警来了，我返回单位休息。隔日白天上班，听说两伙人清晨都被放走了，医院里的人也并无大碍，接下来就是些鉴定伤情等流程。
这起事件很简单：那几个土里土气的人都有盗窃罪的前科，确实都是刑满释放不久，在酒店里吃饭，在一楼大堂看到那个女人路过，就污言秽语调戏一番，结果女人返回二楼包厢跟几个朋友说了，那几个人就下来和这伙人干了起来。二楼包间有个男子本来去厕所了，回来后发现包厢里空无一人，听见楼下有人打架，一看自己朋友有些吃亏，就抄起桌子上的白酒瓶，一酒瓶干翻一人。双方互殴到警察赶来，结果是：为女人出头这方，有个人骨折，手部受伤；挑事儿的那帮人，一个脑袋被敲破，一个进了派出所没多久就因醉酒昏迷被送往医院。
几个月后，我去那个酒店吃饭，老板并没认出我。我随意问了问那天的事，老板和派出所的民警说的也一致。
这件事后续如何发展，我并不知情——在本地，无论是警察还是老百姓，似乎都不太把打架斗殴认为是恶性事件，大多认为是一时的冲动（我指是真正的打架斗殴，不是把某些涉黑涉恶性质案件曲解为普通的打架斗殴事件），基本都是赔钱和解。此类案件一般不牵涉大是大非，警察在处理时，内心上无需过良心那道坎，打架双方鉴定伤情自行调解成功后，签署调解书，也就不再追究打架者的法律责任，而且不担心事后有人举报。
2
有些打架事件原因很复杂，但结果并不严重，派出所平时要处理大量此类警情，难免会把一些冲突都归类于普通打架，掉以轻心。处理一些不太严重的暴力事件时，派出所有时不会完全按照法律去严格惩罚当事人，而是息事宁人，做个和事佬。
一些民警会抱着“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思维，只要受害者受伤情况不重，就把情况列为普通的治安打架事件。大多数在打架斗殴中未遭受太大的损失的人，都能接受高额赔偿选择签署调解书。
我下面想讲的，是一件在我们县城引发轰动的事——县城“豪华之最”的一个娱乐会所，大门在夜晚被一辆豪车撞爆——最终这件事也以和解结束。
在说这件轰动的案件前，我先说一件“说情失败”的打人事件，这个案子是一个辅警前辈告诉我的。案件本身清晰简单：一个春天的上午，一个中年男子开豪车进县一中，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不让进，男子恼羞成怒，扇了保安一巴掌。学校报警后，大队出警把男子带回单位，男子刚进入讯问室，说情的两个人就赶到了大队长办公室。
男子自认自己闹的事不大，自己有钱，也认识人，完全没把刚才的暴力行为当回事儿。事实上，这个小县城里，许多的事也确实如这个男子所想的那样处理的——做个笔录，批评教育，赔偿受害者。所以他在讯问室里的态度跟在一中门口一样嚣张，不服从管理。
几名辅警很恼火，不知谁提议给他做手续拘留，于是几个辅警装作给他采集资料，开始拍照填资料，悄悄做好了送拘留所的手续。
手续的最后一关就是大队长签字，辅警走进大队长办公室时，两名说情人正在与大队长攀谈，大队长看见辅警进屋，便吩咐把刚才带进来的男人放了。辅警做出很为难的样子，意思拘留手续已经都做好了，大队长想了下，表示，既然这样，那就让他进去蹲着吧，接过辅警手里的资料就签字批准了。
许多时候，警察对于某些人的宽容并非是腐败，因为大多数人面对别人的乞求、讨饶，都自然会有些恻隐之心。
那个轰动县城的事件发生在2012年春节前，当时小城街面上人潮涌动，车水马龙，外地返乡的年轻人似乎使这座县城又焕发了活力。县城最豪华的娱乐会所，在晚上8点多时包厢已经爆满，生意兴隆得不行。
这个娱乐会所的主人是县城里的名人，姓刘。此人在90年代初还只是个普通的农民，后来政府征用了他的土地盖了殡仪馆。随着城市外扩，90年代末，他又在自家土地上盖起了一座溜冰场，更是财源滚滚。2000年初，县城里的生意人稀少，刘老板的“经济规模”让他在县城里独领风骚，大饭店，宾馆，娱乐会所，最豪华的场所，都是他的产业。
他在县城风光无限，平时许多人都骄傲地扬言自己认识刘老板，与他很熟——这号人，在如今的县城里依然有那么一股，很难用言语去定位他的身份，他不是黑势力，但会仗着自己手里有钱，在县城认识打点达官贵人，也收买些下九流人物，干许多法律灰色地带的事，引发的打架斗殴不在少数——说他是黑势力，有点冤枉他，但他与好人也没太大的关系。
几个月前，我在一个火锅店吃饭，店里就四五张桌子，我旁边一桌，几个小青年几杯酒下肚，一开口就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不知情的人可能真以为他们很有“经历”。而他们身后的一桌，坐着3个默默喝酒的年轻人，话很少，说话声音也很小，似乎生怕别人听见，但我知道，其中有个偏瘦高的家伙，是散打职业选手，曾在某个格斗节目中打过擂台，2020年县城某渣土涉黑案件中，他是主力打手，是真正的黑势力分子。
不过，像刘老板这样张牙舞爪的人，虽然往往并非真正的黑恶势力，但确实是破坏县城治安的主力群体，而且这类人得势时，对别人的伤害不亚于那些真正的黑恶势力。
那晚大约快9点，有个青年车停在刘老板的会所门口，径直走进前台，要求服务员给他开个包房，而且包厢号必须带“8”。前台的女服务员表示，此时正值上客高峰，有包厢，但没有带“8”的。
青年听了，二话没说，就醉醺醺地扇了女服务员一巴掌。女服务员挨打后，经理赶忙过来，态度殷勤地解释，确实没有带“8”的包厢，有什么事好商量。那青年借酒撒疯，怒火万丈，又打了经理。
这时，刘老板的大儿子在会所内带着几个人过来了，与醉酒青年起了口角，争执中，那个青年口出狂言，说要砸了会所。刘老板的大公子也是个好面子的人，对那青年说，有种就砸。
青年在众人围观下，觉得面子上挂不住，晃晃悠悠走出会所大门，钻进自己的路虎，底盘都没升高，启动后就径直冲上三四层台阶，当场撞倒了会所2米多高的大门。
这一撞，把青年的酒也撞醒了。刘老板大儿子带着几人要把他拉出来打一顿，他就躲在车内，不敢开门，刘老板的小儿子也得到消息，立刻从外面召集人马，要赶过来。
公安局的大队也接到警情。民警赶到现场时，路虎还保持着在台阶上昂着车头撞门后的模样，青年在紧闭的车内驾驶位上，正不停地打电话。刘老板的小儿子带着一批人，晚警察几分钟到了现场，青年躲在车内，看着外面的警察和小混混们，吓得手抖，更不敢开车门，依旧在车内一个接一个地拨电话。
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僵持几分钟后，一个辅警敲敲车窗，警告青年，再不开车窗户，他们就破窗了，又隔着窗户告诉他，肯定保证他的安全，青年这才从驾驶座上下来，随后连人带车被送到辖区派出所。刘老板的两个儿子和一群小混混见警察在，也没敢怎么样。
据说，这个闹事的青年刚从外地归来没几天，本地人，在长三角一个城市开设地下赌场发了家。当晚，派出所把双方都带回去做了笔录，隔日，青年就被人接走了。这起冲突没有人受伤，只有财产上的损失。
很快，双方找来的关系就架空了派出所。派出所第二日下午把双方喊到派出所调解，但双方并没有谈妥。随后，刘老板托了公安局的领导，把撞会所大门的路虎从派出所开走，停在会所门口，又找了两辆渣土车堵住豪车，扬言要跟青年拼个你死我活。
我见过刘老板，一个自卑又自大的暴发户，绝不是有勇气与人结仇的人。他放出这番话，实际上是要给自己找回面子。类似这种一时冲动的冲突，不像黑恶势力争夺地盘，结束后基本没有“二茬架”一说，无非就是怎么下台阶的问题，处理起来都是拼关系背景和钱。
果然，刘老板放出话没两天，那个青年就花重金，请本地和自己一个镇出身的县领导出面，约上刘老板，在他的酒店包厢见面，提出和解。应刘老板的要求，青年在包厢里当场掏出5万现金，客气地说，若不够修缮会所大门，日后缺多少再补——当然，这是客气话，估摸着5万元，这件事就算摆平了。
双方和解后，有领导跟派出所这面打了个招呼，也没追究处理，这事就算彻底结束。
3
大部分醉酒斗殴或者醉酒闹事，基本上派出所民警带着辅警在现场就能处理，无需上级部门继续出警力支援。不能现场控制的情况下，大多数都存在袭警的情况，借酒劲打警察的，除了没有尊严感的无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在县城内有头有脸的——毫不夸张地说，公职人员袭警，占了一定比例。
少数素质低的公职人员，往往更了解权力之间的利害关系，知道即使与警察发生冲突，托关系花点钱也能摆平，对警察和法律缺乏敬畏心，甚至有些人仗着手中有点权力，就觉得自己应在县城里横着走，遇到警察训诫，往往不当一回事。
我见过的酒后袭警的公职人员，普遍年龄在35到45岁之间，年轻公职人员袭警，倒是听都没有听说过。
2010年年末，县里某个局的副局长，在一家会所与前台发生冲突，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醉酒的副局长仗着人高马大，把一名辅警两个眼眶都捶青了。事后醒了酒，这个副局长也吓坏了，连夜托关系找人，最终赔偿辅警1000元（相当于辅警1个月的收入）。
受伤的辅警后来责怪当时出警的民警不替他做主，也有辅警干脆说，换作是自己，就算脱了这身衣服，也要“干”这个副局长——当然，这些都是气话，最终，这事不了了之。
其实我们知道，民警有时候也很无奈，不可能为一个辅警挨了几拳就丢弃饭碗，有些事他们也只能服从上级。平时他们在出警时遇到袭警也是常事，出警现场，制伏为主，围观的群众又多，要注意影响，稍不留心被拍下照片视频，传到网上就可能引发误会；醉酒的人蛮力大，制服一个醉汉，往往需要三人以上。就算闹事的人袭警，只要性质不严重，不过是拘留几天与罚款，都没有新闻报道价值。民警出警被袭击后，也就是比辅警多点补偿，再者，小县城，稍微问问，就能找到有关联的熟人来说情。
有一年初冬的夜晚，县城重点小学的几个女老师在饭店庆生。
酒后，几人骑着电瓶车去KTV唱歌，路上经过一个城中村附近的桥头时，过生日的女老师不小心撞上了一辆骑电瓶车带孩子的老人。双方是否当场发生争执，不得而知，只知道老人随后叫了救护车，声称自己不舒服。
女老师见状，便打电话叫来了自己的老公，县城建设路饭店的老板朱某。朱某40多岁，还有一个身份，是县里一个事业单位的公务员。他带着两名男子前来，3个人都喝得醉醺醺，到了桥头后，就阻拦老人上救护车，老人的孙子见状，立即跑回城中村，告诉父母出事了。
城中村里的人，一般都是未出五服的亲戚，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也是熟人，非常抱团。老人的家距离桥头的事故现场，也就一两分钟的路程，小孩跑回家后，他父母振臂一呼，左右邻居呼啦一下冲出来几十号人，围住了朱某和女老师们，原本一件很小的事，被朱某一搅和，差点变成群体事件。
大队接到指挥中心的警情，出动3辆警车立即赶到现场，民警辅警在现场先安抚老人的家人和邻居，让他们不要冲动，几十号人表示服从安排；但那一边，朱某等人借着酒劲儿，却不依不饶，还口出秽言。
眼看刚被安抚好的局面即将被朱某等人搅黄，警方立即决定，先把朱某等人带回大队处理。朱某他们3人不服从，当时与辅警们发生了肢体冲突，辅警靠人多，几个人对付一个，很快把3人分别拉到了3辆警车上。
可就在一名辅警在把朱某的一个同伙推上车时，那人猛然一脚踢在辅警张开手的中指上，把辅警的手指踢骨折了。
另一名辅警与朱某同车，开车的辅警上车时也没回头看车内上了几人，听到外面的人随手关上车门后，就直接启动车辆返回单位。
车向大队驶回的路上，朱某耍酒疯在车内掏出手机要找关系，后座看着他的辅警让他不要打电话，但朱某坚持要打，辅警就去收手机，朱某便拿着手机直接砸了辅警的脑袋。
当时车后座只有那名辅警和朱某，幸好路程不长，车在大队门口一停下，后面跟着的警车里的辅警连忙下车冲过来制伏了朱某——据帮忙的辅警描述，朱某与车内辅警搏斗得很激烈，他们从后面能明显看到前面的五菱警车在晃动。跟朱某同车的辅警挨了不少拳脚，前额被打得直流血，对刚才随手关车门的同事一顿抱怨，那个关车门的辅警则不停地道歉。
朱某被控制在审讯室后，仍不消停，辅警只能用束缚带把他控制在座位上。他折腾了大半天，竟然在审讯椅上昏昏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天亮才醒来。朱某妻子，那个过生日的女老师，当晚也没消停，借着酒劲在大队伸缩门外破口大骂，辅警们也没制止她，只在门内用执法记录仪拍下了全过程。后来她在门口骂累了，不知何时就消失了。
天亮后，醒过酒来的夫妻俩，态度180度大转变，昨夜的嚣张气焰没了。
朱某从审讯椅上醒过来后，也不敢言语了，主动拿起审讯室里的扫把，默默地把看他一夜的那个辅警留下的烟灰扫干净了；女老师更夸张，直接进了大队，扑通一声跪在办公室，乞求民警们原谅，求大队不要把执法记录视频发给教委——那样的话，她将工作不保（进入县城重点一小当老师，这可不是一般关系能解决的，相当不容易）。她这么一跪，民警们都心软了，后来也没把这段视频传给教委，女老师也得以保住自己编制内的工作。
当日做完笔录，大队释放了朱某他们3人，让他们回家等通知处理。随后几天，朱某疯狂地到处花钱请客托关系，期望能和解，但辅警们没一个人理睬他——当晚出警的多名辅警，除了受伤的俩人，其余人也不分程度地挨了拳脚。可最终，朱某找到公安局的高层领导，挨打的辅警们不得不接受和解。
随后，朱某又托公安局的领导请当天出警的所有辅警在县城最豪华的“皇家花园饭店”吃饭，辅警们不乐意去——被迫和解，谁都一肚子火——可领导压话下来，所有人都必须去，辅警们也只好去了。
包厢里，朱某给当天出警的所有辅警每人一个200元红包和一条普皖香烟，骨折的辅警和头部受伤的辅警凭医院的发票，则赔偿了1万多元，这件事便也告一段落。
尾声
以上的3段故事，均为非黑恶性质的斗殴与冲突。
2019年，市里挂牌督办的涉黑案第一案，就发生在我们县。被查的公安局副局长任期内包庇涉黑人员，在涉黑人员有预谋计划对受害人暴力伤害后，甚至在有受害者从某银行高楼被推下摔成重伤的情况下，这个副局长压着不处理、不立案，最后把涉黑案件归类于普通的治安案件，还指派心腹同涉黑人员对受害者家属进行威胁，强迫他们接受和解。
近两年，在有关部门翻阅某些涉黑分子10年以前打架斗殴的案卷时，都会对当时办案民警进行询问，调查是否存在“保护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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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血本无归的百万教育投资 |
西藏之行之于老陈一家，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凭借侥幸获得成功的刺激感牵引着他们的人生列车在原本平稳的轨道上重度偏转了。
配图 | 《父亲的背影》剧照
今年4月底，邻居老陈给我打来电话，我刚接起电话，他就毫无征兆地大哭起来：“你知道吗？我快要被这个世界干掉了！”
我细问原委，才知道，就在不久前，大学辅导员委婉地告知老陈，他的儿子陈宇很可能会因为挂科太多没法毕业。
“谁家花100万上大学啊？他还毕不了业！”老陈面对这场血本无归的教育投资，无法接受。
2017年的一天，有人敲我家的门，开门一看，是一个身高1米7、身材精瘦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印着卡通图案的灰色T恤，狭窄的脸上一双大眼睛很有神采。他笑盈盈地说：“邻居你好，我叫陈国庆，是7楼的。方便参观一下你家的装修么？”
我客气地请他进门里里外外看了一圈，又讲了装修公司的设计思路，还提了几个需要注意规避的点。他不时地赞叹和提问，偶尔征询能否拍照。面对这样礼貌的请求，我毫不犹豫地应允了。
几天后，我去菜市场，老陈隔得老远就热情洋溢地跟我打招呼。我们先聊了几句他家的装修进展，随后我提到自己正在选车，老陈就哈哈大笑起来——他是一家4S店的车间主管，他的妻子吕燕则是另一家4S店的售后专员，选车，他们懂行。
在老陈的帮助下，我很快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台车。起初不敢上路，老陈就坐在副驾驶上，耐心地陪我练了一个下午。为表谢意，我请他们一家人来家里吃饭。
吕燕中等身材，圆圆的脸，薄薄的嘴唇，性格外向，讲话语速飞快。他们的儿子陈宇当时正在念初三，皮肤偏黑，脑袋挺大，瘦得像一颗豆芽。那年我27岁，陈宇叫我“哥哥”，老陈和吕燕也都顺嘴叫我“哥哥”。
一顿饭下来，老陈那双充满好奇的大眼睛和略显夸张的语言让我印象深刻。那年42岁的他，全身依然散发着少年般的活力，心态很年轻。得知我妻子正在备考注册会计师，老陈夫妇惊羡道：“姐姐太厉害了！”
我妻子有些不好意思，赶紧表示“八字还没一撇呢”。吕燕有些羞赧：“我和陈国庆都没什么学历，以后要多向哥哥姐姐这么有文化的人请教。”旋即又转头看向儿子：“陈宇，你看哥哥姐姐这么优秀，还在学习，你以后遇到不会的题目，要主动向人家请教，将来也要考个好大学！”
陈宇埋在饭碗里的头用力点了点。
半年后，老陈一家喜迎乔迁，我也上门道贺。他们家的装修风格有点一言难尽：定制的白色烤漆面柜子，老派的红木餐桌，木工打造的粗糙酒柜和吧台……更奇怪的是，卫生间的地砖和墙砖都是纯黑色的，与整屋的浅色风格非常不搭。
大客厅空荡荡的，老陈说还没想好怎么布置，他有很多方案，甚至有摆一张乒乓球桌的计划。我忍不住问道：“你家的装修元素怎么这么复杂？”
老陈一肚子抱怨，说这栋楼同一户型所有装修过的住户他都拜访参观了。朋友的建议、前后两任设计师的方案加上自己和吕燕的创意揉到一块儿，他忙秃了头、操碎了心，最后装成这样，还是不太满意。
我宽慰道：“没有百分之百满意的装修，只要住得舒心就行了。”
老陈旋即大笑：“很多东西的确都是我们想要的，整体还是满意的！”
老陈两口子热情洋溢，我们很快熟络起来，平时互赠新鲜蔬菜、互邀吃饭，有时候我甚至会端着菜去他家拼桌。在人情淡漠的城市里，有这样和谐的邻里关系，还挺难得的。
2018年夏天，陈宇中考结束了，隔三差五就来我家串门。这个男孩从小跟着老人长大，小学高年级才盼得外出打工的父母回家。辛酸的成长经历导致他性格内向，没什么朋友。家里管得也紧，不给电脑手机，不装电视，假期里除了我家，他几乎无处可去。
因为在篮球、游戏、电影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我和陈宇交往起来也比较愉快。那段时间，我家冰箱里的冷饮和书房里的电脑，都由着他来。
可是渐渐地，我发现陈宇并没有边界意识和分寸感，比如我要午睡了，他还待在我家书房里“噼里啪啦”地打游戏，并没有回家的意思。想到他刚刚中考结束，放松一下也无伤大雅，我就包容了他小小的任性。
没多久，陈宇的中考成绩出来了，只够上一所非重点的私立高中。不过老陈夫妇对这个成绩还算满意，特地请假陪儿子去北京旅游，还参加了一场亲子训练营。
“九商三能训练系统之动能营？”听完老陈兴致勃勃的分享，我眉头发皱。听他讲到训练师的感染力、陈宇对父母表达感激和爱，以及各种奇怪的名词，我心想：这些课程和某些企业搞的“感恩文化”和拓展实践有啥差别？再一问课程价格——1万多块。我不禁咋舌。
老陈仍沉浸在高昂的情绪里，豪爽说道：“教育投资是最有价值的，这次陈宇变化很大。”
他家情况我多少了解一点——夫妻俩年收入加起来10多万。吕燕穿着小市场批发的白衬衫，15块一件，而老陈的衣着更不修边幅，几件工作服来回换着穿。由于工作的4S店离家不远，老陈把刚买不久的二手车卖了，夫妻俩每天骑电动车上班，是勤劳而简朴的典范。而这次，旅游加上亲子训练营，总共花费2万多，他们真是难得奢侈了一把。
回来后，老陈又担心儿子暑假过于放飞，便给陈宇报了一个初高中暑假“衔接班”，提前学习一下高中课程。这次预习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高中第一次月考，陈宇的数学成绩遥遥领先。在老陈略感欣慰的表扬下，陈宇掩不住脸上得意的神色。
然而，在教学进度加快的高中，抢跑几秒不能代表真正的实力。很快，底子薄弱的陈宇开始暴露问题：他的理科成绩滑到中等，文科成绩更是惨不忍睹。但他表示，自己数学没考好是粗心失误，英语没考好是单词没背够，语文没考好是阅读理解看不懂……
到了高一下学期期末，陈宇的考试排名直接垫底。老陈慌了，拜访了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后，下定决心给儿子报补习班，请“一对一”的私教，每小时350元。我想起自己大学时做兼职家教，时薪只有这个价格的零头，不禁感慨现在的行情贵。老陈也肉疼，但他说还有更贵的：“不补课不行啦，人家小孩都在补课。”
这所私立高中收费本就不便宜，一学期的学费要7千多，加上生活费、住宿费、补课费，我着实为老陈的钱包感到担忧。
然而，更让人担忧的事发生了。
一天晚上，老陈突然给我打电话，六神无主地说陈宇离家出走了。我大吃一惊，随后下楼，看到一个被拆烂了的防盗门锁。
“陈宇以前一直很听话的，唉，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了……”老陈痛心疾首。
吕燕坐着不说话，我问咋回事，老陈缓缓开口，说这场冲突起源于一台手机。
陈宇和很多同龄的男孩一样，喜欢打游戏。平时住校的他瞒着父母用零花钱买了一台手机，从此打开了一个绚丽新世界的大门。老师反映说，陈宇晚上不睡觉，在寝室玩游戏到后半夜一两点，隔天上课打瞌睡，甚至打呼噜。老陈知道后，火冒三丈，父子大吵一架，陈宇摔门而去。
好在陈宇只是出门散心，很快就回来了。父子无话可讲，在吕燕的要求下，一家人坐下开会。吕燕先批评老陈情绪失控，缺乏耐心，又批评陈宇沉迷游戏不好好学习。双方认错道歉，终于平息了风波。
可好景不长，一个周日的深夜，老陈夫妇又来我家敲门，请我开车带他们去找儿子——老师打来电话说，本该在寝室睡觉的陈宇，不仅没有完成周末作业，还擅自离校去上网了。
我们找到陈宇的时候，他正安安稳稳地坐在网吧里，见到我们，他满不在乎地噘着嘴，眼睛盯着闪烁的屏幕，手握鼠标，一刻没有松懈。老陈夫妇脸色铁青，努力克制心头的怒火，我略显尴尬地站在旁边，等陈宇打完手头的那局。
陈宇主动开口，说上次开完会，父母没收了他的手机，现在他每天上课，周末补课，忙得喘不过气，作业都来不及写，心情很差，所以干脆摆烂。
“你就直说你不想补课、不想写作业、不想学习！你不要上学去打工好了！”老陈吼道。
陈宇则表现出一副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不认错，更不改错。面对油盐不进的儿子，老陈深感心力交瘁。
最终，陈宇还是被我们带回了家，但一路上没有人说话，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第二天，老陈又被老师请过去，因为学校取消了陈宇的住校资格。
快要分文理科的时候，老陈一家再次开家庭会议，老陈还特意请我去旁听，说顺便给点意见。这次他们决定不翻旧账，重新来过，心平气和地商量、制定了详细的学习方案。按照约定，老陈要把手机还给陈宇，但会限定玩游戏的时间。
老陈郑重其事地打印了方案，并邀请我作为公证人签名，“仪式感在亲子教育中很重要”。他对“会议结果”颇为满意，已经冷静了许多。
我让陈宇也说两句，他勉强接受了各种条款，但是对自己犯的错并不在乎：“同学们都玩手机，都上网，他们还买潮鞋。”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对父母的不满和嫌弃。我意识到，老陈夫妇省吃俭用供儿子上这所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也许是个错误。学校里有很多富家子弟，他们穿着限量版的AJ，拿着最新款的iPhone，这些东西吸引着陈宇的眼球，也刺痛了少年的虚荣心。我也是从这个年纪过来的，能体会在自命不凡的年纪，对真实自我的平庸极度对抗的情绪。
我劝陈宇，说学生时期学业是最重要的，AJ和iPhone以后都会有的，他不置可否。显然，他对这种所谓“过来人”的劝诫说教也比较抵触。
我避开陈宇跟老陈说：“你要多关注孩子青春期的心理变化，工作再忙也要抽时间多陪伴，另外，多鼓励，少指责。”
老陈连连点头，说自己已经在学校边旁租了房，准备陪读。
2019年6月，老陈狠心辞去了工作。我劝他，稳定的工作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支柱，不能轻易放弃。老陈却解释说，4S店的售后很忙，经常加班，即便是主管也没有脱产，还要在一线做钣金活。他是赚了些辛苦钱，但根本无暇兼顾儿子。
“那你下一步去哪里工作呢？”
“我最近在送外卖，今天是第一天。”
“你不会真的打算一直送外卖挣钱吧？”我吃了一惊。
老陈说这是暂时的，就当体验生活。
他任性的底气来自他经营了10多年的股票账户，尽管盈利有限，但他聊到股票时，言谈间总是微微透露着“资深交易者”的自信。一次他向我展示了自己的书房，“这是我的工作室，我的战场！”只见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4块分屏显示器，2台笔记本电脑，1台平板电脑。墙上贴着各种股票分析表，甚至还有1块白板，写满了各种数据，显得十分专业。
“对了，我正在张罗着整个‘读书会’。我们都要读书学习，这对我们的家庭和人生都充满了意义！”说到这儿，老陈神采飞扬，暂时放下了所有烦恼，对举办一群读书爱好者线下的阅读分享活动充满了期待。
我只能苦笑。老陈这个人真是充满了活力，就是做事有点不分轻重。
过了一阵子，老陈真的把读书会的微信群、场地、横幅、分享书目一一落实了。第一场《正面管教》的主题分享会，办得有模有样。看着他每周都坚持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探讨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我却总感觉多少有点临阵磨枪的意味。
让陈宇考上本科，是老陈的“念”。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念”凝聚了老陈夫妇压抑了半辈子的期待，早已生根发芽，长成了近乎疯狂的执念——他们两口子都只有高中文凭，之前在上海打拼了10多年，除了汽车修理工、超市理货员，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俩人在上海住在城中村里，偶尔抬起头能看见高耸的写字楼，在那里工作的都是衣着光鲜靓丽的都市男女、高学历的社会精英。他们没有机会走进大学的校门，更没有机会跨越阶层的鸿沟，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们在上海埋头工作，省吃俭用，就是为了给儿子创造好的物质条件，让他在老家好好读书。
小学的6年，陈宇一直待在老人身边，眼看孩子马上要读初中了，老陈夫妇才决定回老家市区，买房子，把儿子接到身边来。可是陈宇从小无拘无束惯了，很不适应父母事无巨细的管束，双方不时会就发生冲突。
由于陪读要住在一起，老陈爷俩关系变得更差了。眼看陈宇已经上高二了，但考试成绩一直不稳定，这次提升一点，下次又掉下去，排名始终在全年级最后的20%里。
老陈越来越焦虑，在复杂的理论研究和多次实践尝试后，反而是陈宇先动手掀了桌，他质问道：“你老是变来变去，承诺我的东西兑现过吗？”
老陈反驳：“你答应我的事情做到了吗？你能考上本科吗？”
“因为我不能保证考上本科，现在就不能玩手机吗？”
反复拉锯之后，陈宇不再答应努力考本科。吕燕的介入也起不到调停的效果，老陈陷入了矛盾中心：“我真的太被动了，现在吕燕也怨我，陈宇也怨我。”
吕燕性子急，老陈性子慢，可他们家里的大事还是老陈做主。面对棘手的事儿时，老陈总是没有主意，会咨询很多人，参考很多意见，然后脑子里乱糟糟、闹哄哄的。最终，在吕燕的强势催促下，他只能听从自己的内心，仓促做出决定——节奏总被打乱，这让他很苦恼。
我劝老陈说，我们都很反感别人打乱自己的节奏，陈宇也一样。他是高中生了，有主见，有想法，家长管得越紧，他越不舒服。
老陈若有所思点点头，但过了两天又发来微信：“不行的，陈宇这样下去肯定考不上本科！”
时间一晃来到2020年春天，有天老陈忽然联系我，显得神秘兮兮的，说他找到了一条“路子”——一家很隐秘的中介公司承诺，可以通过操作房产交易，把家长和孩子的户口迁往西藏，这样学生可以跨区域参加高考，享受诱人的区域政策。
对方报价70多万，但不保证100%操作成功。老陈犹豫不决，焦虑中带着一丝跃跃欲试的兴奋。我问他吕燕是什么态度，他说：“她也是有这个想法的——江苏考全国A卷，西藏考C卷，本科录取分数线还要低150分！”
这就是传说中的“高考移民”吗？我没想到，一贯老实本分的老陈夫妇竟然会有这样大胆的想法，不禁忧心忡忡地劝诫：“第一，这事是有法律风险；第二，一旦开了这个头，陈宇接下来的人生，他可能会主动寻找投机取巧的种种捷径……”
“我们家庭条件很差，是真的白手起家干出来的。我不想陈宇走我们的路、吃我们的苦，我想他和你们一样干净体面地坐办公室。”老陈说。
我想多说无益，他内心已经做好决定了。
5月1号，老陈向中介缴纳了第一笔费用。接下来的几个月，一家人紧锣密鼓地配合中介做准备工作。
这次，老陈在清晰的指令下高效地执行，事情渐渐成型，10月13日，陈宇就飞去拉萨。那天我去送行，见他们一家三口情绪高涨。陈宇的个头又蹿高了好大一截，唇边冒出细密的绒毛，神情愉悦。我想，除了高考打开了“绿色通道”，他更开心的应该是逃离了父母，获得了自由。
老陈和吕燕一遍遍地唠叨着注意事项，陈宇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逆反情绪，一边满口答应，一边自信满满地表示“一切都没问题”。
陈宇离家后，老陈也终于拿到了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他去了一家生产型企业工作，月薪4千，不用再送外卖了。
我问他陈宇在西藏是否适应时，老陈轻松地说道：“已经适应了，没有高原反应。我感觉现在好多了，以前天天盯着陈宇，我自己都要崩溃了。现在清净得很，工作也很轻松，值夜班能睡觉，还有大把时间研究股票交易。”
“你现在经济负担不轻吧？”
“唉，不瞒你说，有不少钱都是借的。不过我现在已经会做股票了，我们的方式很稳健，一年至少盈利15%到20%。”和所有股民一样，老陈谈起交易市场自信满满，滔滔不绝。
2021年春节前，老陈火急火燎地飞了一趟西藏，是去处理陈宇不服从管理、沉迷手机游戏的事情，再把他带回家来过春节。
在西藏住宿、吃饭、上课，每天都要花出去几百块，陈宇却不知道珍惜。他不满地说，自己模考的成绩是可以上本科的。
“就二本勉强达线！陈宇啊，你知道爸爸花了多少钱？”老陈没想到儿子对自己的要求如此低。
陈宇坐在沙发上，垂头盯着茶几：“又不是我要去的，你让我选理科班，你让我去西藏，你让我考本科，你有没有问我想不想？”
“你想打游戏！你想都不要想，考上大学，我就不管你了。”
一家人不太愉悦地过完春节，正月十六，老陈快速安排同事替自己上班，随后押着陈宇一起飞到西藏。这回，他坚定地要陪陈宇完成最后几个月的冲刺。
到了4月底，吕燕与公司主管吵了一架，毫不犹豫地辞职了。第二天她就买了机票，一家人在西藏团聚了。此时，距离高考仅剩1个多月。陈宇在父母的照顾和监督下，渐渐适应了两点一线的学习生活，没有再惹麻烦。高考在即，他的态度也严肃了起来，这让老陈夫妇很欣慰。后来老陈对我说，这是几年来他过得最幸福的一段时间。
老陈优秀的社交能力让他在陪读的家长圈里混得游刃有余，在那边很快就交到了新朋友。他们在陪读的间隙结伴去周边游玩，一起做饭，研究烘焙和奶茶。他给我发来很多照片，那是平原地区从未见过的风景，以及别开生面的生活。他说自己亏欠妻子一场蜜月旅行，没想到在西藏圆梦了。
此外，老陈的股票账户也蒸蒸日上，3个月盈利7万多元。他对我说：“家长里有位大姐，人家才是交易高手，她给我看账户上躺着8位数，这就是我想要成为的职业交易者啊！”
我却有些担忧：“各人情况不一样，你在自己的节奏里就行。”
老陈对这位大姐的种种做派非常崇拜——比如她从不让任何事情影响自己的生活规律，每天在固定时间看盘、吃饭、跑步、睡觉。因为物质生活已经足够丰盈，大姐就对生活做“减法”，放弃了一些人际关系。基于老陈对自家孩子多有照顾，并且踏实坦诚，大姐才主动跟他分享了很多炒股心得。老陈感觉自己像一块饥渴的海绵，飞快地吸取着卓越人士的知识和智慧。
看起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陈宇高考结束，6月9日，一家人告别西藏启程回家。见面后，我发现这家人的精神状态非常饱满，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我描述着雪域风光、他乡见闻，一顿晚饭吃得热闹不已。
父子没有隔夜仇，和老陈勾肩搭背的陈宇看起来一下子长大了很多。我回想自己的青春，不禁感慨万千：男孩的成长过程中，和父亲的关系似乎总要经历依赖、崇拜、反感、冲突、最终和解的过程。看到老陈鬓角的白发，我心头又微酸，感觉他活得真是太不容易了。好在苦尽甘来，黎明就在眼前。
7月，高考成绩发布，陈宇的分数达到了一本线，老陈一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们又花了3千块请中介给陈宇选填志愿，同时忙不迭地操办升学宴。
去西藏考试这事儿毕竟不能声张，所以只有3桌关系密切的亲朋坐在大包厢里热热闹闹地为陈宇庆祝。包厢里还特意做了一些氛围布置，老陈甚至摆了一个展架，KT板上贴了几张一家三口在西藏游玩时拍的照片。
8月，老陈在微信上发来一张截图，是上海某一本院校的录取通知书。我还没看清细节，老陈的电话就到了，他的兴奋感染了我，但下一句话又把我的心提了起来：“我现在很缺钱啊，最近陈宇又要买手机和电脑。”
为了多挣点，老陈又找到一个消防操作员的工作，在医院值班室上白班，和夜班无缝衔接。吕燕也陆续换了两份工作，但都不太满意。
“你白天黑夜都在上班，身体吃得消啊？”
“夜班可以睡觉，我衔接得很好的。不瞒你说，陈宇这3年花销太大了，学费就7万多，补课花了10多万，去西藏又花了50多万，中介那边还有20万尾款没有结。为了上大学，我家花了快100万，太疯狂了，我有些受不了了，要尽快多挣一点钱。”
尽管老陈手头不宽裕，陈宇还是很快就获得了心心念念的新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开始没日没夜地打游戏。我去他家，见他这样，忍不住规劝道：“大学不是人生赛道的终点，只是成年生活的起点。理工科的专业不是能随心所欲地应付的，考试不及格，就要补考、重修……”
陈宇放下鼠标，询问大学生活有哪些好玩的事，又问他的专业未来可以做什么工作，能挣多少钱？我反问：“你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喜欢么？了解多少呢？”
陈宇挠挠头，表示自己想学习金融，但帮忙选专业的老师说电子信息工程更好就业，更有前途。我只能告诉他，科技日新月异，未来确实有很多的机会，他的大学好，已经获得了更高的起点。
陈宇大学入学不久，吕燕也去上海找工作了，由于年纪大，没有学历和技术，她只能尝试学习做护理工作。老陈则昼夜不歇地上班，基本不回家。
一天，他打来电话问我了不了解“XX普惠”，我立马阻止道：“这些小额贷款公司的钱不能借啊，你有资金缺口去银行贷款也行。”
老陈愤愤不平道：“我算了笔账才知道，他们的利息也太高了！”
我心里一沉——原来，他已经在上面借了17万。
老陈来我家坐了坐，说原本手头有30来万，为了做股票，向“XX普惠”贷了一笔款，后来他才知道银行是可以办理消费贷的，利息更低。接下来，老陈给我介绍了一支叫“XX互联”的基金。早在5月份，他投了第一笔20万资金，明明看好的趋势，却很反常地一直跌。老陈不信邪，一路加仓到60万，可是现在这支基金已经被拦腰斩了一半。
他愁眉苦脸地坐在我家的客厅里，脸上又一次浮现出一筹莫展的表情。我挠挠头，建议他先梳理出债务。老陈却表示他自己也不清楚。
“你不知道现在手头有多少钱、外面欠多少钱吗？”我很惊讶，他这个年纪的人，这样会过日子的人，怎么会没有一本账？
他立刻站起身回家算账，晚上就打来电话说，算上房贷，他欠着50几万的债务，不过股票账户里还有10几万元。陈宇去西藏读书的花销远远超出了他能负担的极限，当时手头一紧，他就把老家镇子上的小门市卖了，又东奔西走把亲戚朋友借了一遍，又向银行贷出两笔。于是，现金账户、存款、借款、股票账户、贷款拧成一团乱麻。
“吕燕心也太大了，她从来不关注这事儿吗？”
“有些事情她不知道，我也怕她压力太大。”
“家里这些大事，你们夫妻不商量着办么？”
“吕燕这个人有想法，没主见。见识不多，脾气又急，所以这些事都让我拿主意。”
“你只有30多万，怎么敢去西藏呢？况且陈宇大学毕业了，要买房娶妻怎么办？”
“当时陈宇的情况，你知道，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当然，也没想到一环套一环，到处都要花钱。已经陷进去了，没有退路了，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这些钱都不得不花。”
面对未来，老陈忧心忡忡，但还是对“XX互联”这支基金心存幻想：“没想到基金会跌成这个样子，我至今都认为它肯定会涨起来的。”
我叹了口气说，你只能开源节流了。多挣钱，少花钱，把债理一理，尽快把利息高的钱还上。末了，老陈叹了口气说：“除了我，这批学生家长没有一个是借钱来西藏的。”
12月，老陈把夜班换到新建的市博物馆，这样做两份消防安全员的工作每月可以挣将近9千块。一天我在楼下碰到他，他正在往电瓶车上堆放锅碗瓢盆——他把自家房子租了出去，自己出去租一间民房，里外里每月能腾出1750元。
我鼻子一酸，说：“老陈，你这样得搬多少趟？我帮你，开车一两趟就成了。”
他租的是一间10平多的民房，设施齐全，但破旧不堪。我感觉很悲凉，他蒙在鼓里过日子，终究把自己的生活给过垮了。
搬完东西，老陈挥挥手，骑电动车去上班了，我感觉他远去的身影像一匹孤独而不堪重负的老马，在夕阳下显得很沧桑。
陈宇放寒假时从上海带回了一个糟糕透顶的消息：大学第一学期，总计7门考试，他挂科4门，高数、英语、程序设计基础、电路分析基础，都是重要科目。
孩子蔫蔫的，像霜打的茄子，低着头一直不说话，漫无目的地盘弄着手里的手机。他在大学过得很糟糕，完全跟不上教学进度，他深知自己的处境而又无能为力，于是选择逃避，多数时间躲在宿舍打游戏。回家以后面对父亲，他情绪颇为复杂，话到嘴边又不知从何说起，只得沉默，变得越发自闭。
我很震惊，赶紧告诉他，挂科就得补考、重修，又提醒老陈：“老陈你要注意啊，这是个大麻烦。”
“这事我管不了了。”确实，此时的老陈被债务和股票攥着一颗心，对儿子的事已经顾不上了。
2022年春节，老陈扛不住压力，开始逐步减仓，终于在4月清仓了“XX互联”。算算账，整整亏了21万。
上海疫情爆发初期，陈宇就回家上网课。5月，老陈联系了陈宇的辅导员，得到了一个五雷轰顶的消息：照这个趋势，陈宇没有顺利毕业的可能。
“就算是补考、重修、延期毕业，他还是得学习啊！”辅导员也很无奈，但还是给出了两条建议：可以考虑入伍当兵，2年后想办法转专业；或者休学反思，调整好态度，好好学习通过考试。
老陈方寸大乱，反复询问我：“陈宇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说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他是成年人了，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是不是当时专业选错了，他学个文科专业会不会好毕业一点？”
“任何专业都是要学习和考试的。”
父子商量了一番后，陈宇同意去当兵，但吕燕的态度还不知道——她被困在上海，过得并不好，这一年不到，她在上海做过护工、餐饮服务员，依然找不到好工作。
“我们都卡在这场疫情里了，我知道还有好多事要面对，但现在没事可做。唉，（当兵）200个学生里只选50个，要体检、政审，陈宇的眼睛近视280度，做手术还要1万多块。实在不行，只能把房子卖了，可现在房价在跌，还不好出手。”
我表示可以借他几万块钱，老陈摇摇头，说：“你家宝宝还小，花钱的地方多。”
看着憔悴的老陈，我有些心疼。他以前那么开朗活跃，那么努力，可是才3年，他们夫妻奋斗半生才换来的好日子就变得支离破碎。我只能安慰他，再艰难，日子也要过下去，没到山穷水尽，就还有希望。
老陈冷静下来，开始掰着手指头反思：“那时候，我有门市、有存款，股票账户做得很稳健，一家三口在一块也挺好的，怎么就为了上个大学，搞成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散户炒股和赌博有多大差别，而陈宇去西藏高考这种逆天改命的操作，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豪赌。西藏之行之于老陈一家，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凭借侥幸获得成功的刺激感牵引着他们的人生列车在原本平稳的轨道上重度偏转了。
老陈痛定思痛：“我真是上头了，头脑不清醒，我感觉都做错了。”
我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还没有把自己安排妥当，怎么能安排儿子的前途呢？
几天后，老陈在深夜发来微信，说等陈宇上班、结婚了，自己退休了，还是想把读书会办起来：“你不是说想买房车出去玩么？我们可以一起去。”
隔了一会儿，他又发来了一条消息：“今年的春天，过得太慢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白 衣 青 衿
笔耕梦田，伸手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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