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461）

 

他们说，请不要叫我们英雄

2022-06-17 10:55:21

0人评论

作者丹·波托洛蒂

加拿大记者、作家、特约编辑，现为PWL Capital多伦多分部投资顾问

前言 1971年，法国医生库什纳因目睹尼日利亚的人道主义灾难后，与一名记者共同创立了“无国界医生”组织，抱持任何人都有权接受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的信念，在世界各地发生战乱、饥荒或天灾时提供及时的医疗卫生援助。 1999年，“无国界医生”组织获诺贝尔和平奖。如今，它已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主义医疗组织，但仍旧秉持半个世纪前创立时的精神——在人类无休止的灾难中帮助世界各个角落被遗忘的人，在提供物质援助的同时，努力使人们重获生而为人的权利和尊严。 除了医护人员，参与者中不乏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他们去到战场治病救人，在短短几天之内建起一座医院，随时应对当地的叛军、劫匪和各种武装力量；找水、打井、灭蚊、扫盲，甚至跟各类医药专利厂家斗智斗勇。然而，即便没有遭遇绑架和杀害，很多的参与者在回归正常生活后，依旧还要看很长时间的心理医生。 记者丹·波托洛蒂深入“无国界医生”组织，采访了各偏远地区实地工作的医生、护士及后勤人员后，在《地狱里的希望》一书中平实地报道了人道主义组织所面对的各种现象与议题。本书揭露了“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时时面临，却鲜为外界所知的工作状态，展现了他们救援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挫折与危机。

他们不是上帝，虽然他们希望自己是；他们只是凡人，试图疗愈凡人。

——安·塞克斯顿《医生》

1

詹姆斯·诺克斯医生将医疗器具背在身后，准备走10分钟前往位于古因巴的迷你医疗中心，该地位于安哥拉北部。一过了市场，那栋建筑物就从左方映入眼帘。有电力供应的时候，一颗孤零零的灯泡照着住院病人的病房，里头约有十张病床。

这天，仅有的光源来自午后的太阳，伴随着苍蝇和传播疟疾的蚊子，一起从病房那两扇没有玻璃的窗框穿进来。微风徒劳地吹拂，难以驱除久未清洗的躯体发出的气味。诺克斯坐在一张空病床上，仔细审视一名几天前因营养不良而入院的新生儿。婴儿的母亲绝对不超过18岁，她哺乳有困难，因此从塞拉达康达镇走了两天过来，该镇位于此地东南方50公里外。当医生用葡萄牙语解释宝宝体重增加且已脱离险境时，她看起来松了一口气。

这位28岁的澳洲医生身材高瘦，一头黑发，眼神灵动，这是他第一次跟随MSF（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以下简称MSF，在北美洲亦称为Doctors Without Borders）出任务，至今已是第三周。诺克斯在新南威尔士学医，后来到英国利物浦上了3个月的热带医学课程。通过MSF的审核后，他得知自己要前往安哥拉执行第一次任务：参加葡语速成班，在2003年年中去古因巴，照顾将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返乡，行经此地的25000名民众。这些人于最近一次的战争爆发期间逃离了家乡。

诺克斯知道有些人将援助工作视为英雄行为，仿佛他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穷困和受苦的人——但现实状况可没那么简单。

MSF成员常被问到为何他们要做援助工作，这个问题令大多数人恼火，不仅因为被询问的频率高得累人，还因为不容易三言两语将动机解释清楚。他们也担心自己可能让询问者失望，因为那些人通常将援助工作视为苦行——自我牺牲的行为。

如同一名医生所说：“大家听到MSF便说：‘你会受封为圣人。’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认为自己是在追逐个人利益。医治这些人很值得，但我这么做是因为这样让我感觉很好，我喜欢这种感觉。我不是为了他们而做——我的意思是，我的确医治他们，但我去那里是因为觉得我喜欢那样做，不是认为自己在帮助世界。”

就某种层面而言，帮助他人的欲望几乎激励着MSF的每个人，但在程度上落差很大，甚至对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影响都不尽相同。第一次出任务的动力鲜少和第5、6次造访救援现场时一样。

澳大利亚医生詹姆斯·诺克斯在安哥拉古因巴的医疗中心外与一位护士聊天。与MSF的许多项目一样，驻外医生的主要作用是扶持和培训当地医务人员。病人就医要步行或骑自行车走几英里，而最严重的病要开3小时车才能到最近的医院。 （Dan Bortolotti 摄）

 

不可否认的是，来到像安哥拉这么危险的地方执行人道主义救援可能很危险。

在诺克斯执行任务期间，MSF列出了几条规则，当中暗示即使是和平时期的古因巴，也会有潜在风险：没有交通工具及司机等候在侧时不在外过夜，天黑后不独自在乡间行走，总是随身携带50美元“保命钱”以防遭勒索或绑架。每个人都会接受防雷训练，司机也会受命要跟着其他车辆的行驶痕迹走，绝不离开主路。长途车程中若必须停下来大小便，就在车子后面解决，绝不要去路边的草丛里。

遵守这些安全规则也没办法保证什么。2002年11月29日，2辆MSF的公务车从安哥拉东南部的昆占巴开往马汶加，离开了他们这一天忙着接种麻疹疫苗的小村落。他们沿着那天早上开过的路折返，但这回满载13个人的第一辆越野车的后轮触发了反坦克地雷，7人丧命——4名安哥拉当地的MSF雇员、2名卫生部的职员及一名男婴。

针对大多数非洲国家，MSF有很明确的道路运输政策：假如开车撞到人或动物时要继续开，只有在通报过主管机关后才能折返。别停下来帮忙，即使你是医生。

这种做法听起来铁石心肠，但2003年3月9日的事件显示出了这么做的必要性——瑞秋·斯托是位英国医生，在马兰热执行MSF的项目时，和司机艾德里多·奥古斯都及一名助手从卢旺达回程途中撞死了一名年轻女孩。当他们停下来时，一群暴民将奥古斯都拖出驾驶座，残暴地将他打死。斯托勉强驾车脱身，那名助手则徒步逃离。

诺克斯说这些时，一轮满月高挂东南方，将月光投射到沉睡的村落，很容易让人觉得与这些可怕的故事相距遥远。

在古因巴这里，诺克斯与另一位外地医生住在太阳烘烤的砖块盖成的屋子，虽小却舒适。这里没有自来水，电力每晚只供应几小时，所以他白天将便携式太阳能灯充电，深夜就可以带着灯去户外厕所，那里配备了MSF发放的标准蹲板。娱乐很简单：平装本小说、几张CD。诺克斯带了吉他来，需要时后勤专家也可以从当地教堂弄来一面鼓。啤酒是温的，镇上有发电机的那个家伙可以卖你冰啤酒，但要额外多收10块安哥拉宽扎，约合18美分。

尽管部分任务有潜在危险，MSF成员会告诉你，在安哥拉这样的地方工作是罕见的礼遇，尤其对于还没满30岁的医生而言，否则他就会在医院担任初阶职务。“可能有人纯粹为了无私的理由而这么做，”诺克斯说，“但我还没遇过这样的人。我的意思是，你是在帮助人没错，但假如其中也对你自己有好处，就不算真的无私。”

2

许多MSF成员都记得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念头在自己心中成形的那一刻。

家庭医生安德鲁·席特曼曾到危地马拉和利比里亚出任务，对他来说，那一刻发生在大学图书馆里，他去那里原本是为了准备学期考试，结果东摸西摸地磨洋工。“我拿起摆在隔壁桌上的旧书开始浏览，结果那是阿尔伯特·施韦泽的著作，里头谈到加蓬兰巴雷内的热带医院。那种工作形式正合我意——他是那间医院里唯一的医生，照料不受关注的民众。那让我立志学医，也播下了我日后希望到海外工作的种子。”

成长于中国“文革”时期的小儿外科医生程卫，则受到了另一位医学偶像的启发。

程医生童年时期的英雄是诺尔曼·白求恩，这位加拿大外科医生于1938年日本侵华期间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次年11月，白求恩因工作时没戴手套，手指被刺伤并感染了败血症。由于缺乏抗生素，他死于感染，以英雄的礼遇下葬，毛泽东还致了悼词。“我们那代人仍然十分钦佩他。”程医生说。他在2000年成为首位和MSF一起工作的中国香港外科医生。

文森特·伊查夫出生于古巴，这位外科医生年纪70出头，成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初次面对苦难的经验来自自己的祖国。“后来到世界各地跑过之后，我明白了医生的职责不仅是治病赚钱，还要将时间和知识奉献给穷人。我深信任何人都需要拨出时间做人道主义工作，而医生尤其需要。”

纵使大多数医生的感受都和伊查夫相同，MSF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找到足够的医生。

进入这个组织需要具备1到2年（具体年限由分部决定）看诊经验，所以新手医生不合格，更不用说医学院学生了，经常有学生在询问时才惊觉MSF并非来者不拒。许多年轻医生因为就学贷款而负债沉重——在美国尤其普遍，欧洲则较少见。对他们来说，人道主义援助工作可能会是自己无力负担的奢侈品。对经验丰富的资深医生而言，无法找到职务代理人也一样成为限制。第一次任务通常持续6到9个月，因为这对新进人员而言学习效果最好，之后再参加任务时，待在救援现场的时间则可以短些。

MSF驻外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7岁，但这个数据容易造成误解。如果造访驻地项目，你会发现工作人员大都相当年轻，特别是非医疗人员，因此整体平均值可能因为年纪较长的医生执行短期任务而失真。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主要吸引到的是单身、没有孩子的人。过了35岁以后，那些有意组织家庭的人通常会寻找比较不冒险的工作，或者若是他们继续参与MSF的行动，也会从救援现场任务转调为办公室工作。

无论年龄为何，并非所有跟随MSF亲赴现场的医生都依循同一种模式。有些医生每年休诊几周来执行紧急任务；有些则大部分时间从事援助工作，为遭人遗忘的病患尽可能提供舒适的照护。

除了和MSF一起工作，家庭医生莱斯莉·桑克斯曾在加拿大北极圈治疗结核病，到偏远的原住民社区工作，照料联邦监狱的服刑人，在多伦多同性恋社区中心地带的诊所工作。 “到标准的市郊诊所工作，与病人谈论不合适的矫正器具、治疗喉咙痛，对我来说是梦魇，”桑克斯说，“是最糟的噩梦。我十分幸运能身处自己所在的救援现场，因为身为家庭医生，我有各式各样的机会做有趣的事情，能实实在在地感觉自己有所贡献——通常不是很多，但至少有一点点。我就是没办法在资源过剩的地方工作，我没那种耐性。”

至于其他人，驱动力较晚才出现，那时他们已经在日趋专业化的西方医界执业一段时间，开始寻找新的挑战。因为有太多专科医生可以服务病人，全科医生大多数时候会选择将病人转诊，而非尝试自己不熟悉的疗程——这么做有益病人，但对医生而言就少了许多成就感。

就专科医生而言，可能会期待增加自身经验的多样性。“你可以运用的医疗范围之广，形成了莫大的吸引力。”席特曼说，“我必须做自己真的没有受过训练去做的事情，而且周围也没有其他人比我更适合做。我有点像在扮演‘百战天龙（MacGyver）’，我得用自己受过的训练和手边工具去尽最大努力。这种情境促使身为医生的我去超越极限，我也因此学到很多。”

MSF试图将本身的医疗人员和各项目的需求匹配起来，但有时各种状况会搞乱这些计划。在席特曼服务的利比里亚医院，当地外科医生消失了一个月，留下他孤军奋战。他最初的病患包括分娩时胎儿卡住的产妇。

“当时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设法弄出这个宝宝。我做了剖腹产，产妇出现子宫破裂，而我无法修补，所以我还得做子宫切除手术，真是一个头两个大。6年前实习时，我做过大约15次剖腹产、大约5次子宫切除手术，但总有资深医生站在手术台另一边，告诉我在何处下刀、该切多深。当时压力真大，但如果不做，我只能选择袖手旁观。那名产妇后来情况良好。”

3

除了职业的驱动力之外，另一个特别激励美国医生加入MSF的因素，是免于官司的压力。

“第一次到海外时，我最大的发现是可以卸下心头重负。西方医生工作时必须承受的对种种医疗事故的恐惧，尤其在美国。”一位外科医生说，“那种持续的威胁，使你每回做决定时都想回头看看有没有律师在场。威胁消失了，我真是如释重负。”

除外科医生，许多初次参与的医生和护士惊讶地发现MSF的项目可能鲜少涉及直接治疗病人。“我们需要医疗人员了解，自己不会参与太多个别病患的照护。”一位MSF招募人员说，“你必须抛开那个想法，因为这不如你想象的那么亲力亲为：让10名当地的医疗照护者上，比尝试全都自己动手要有效率多了。这有点困难，因为你突然陷入管理、电脑、统计数字、报告当中，不是所有医生都想这样。”

护士也发现MSF所赋予的责任远比典型的西方医疗制度还多。“没有医生指示，我不能提供泰诺。”护士凯瑟琳·波斯勒说。在前往阿富汗坎大哈之前，她在偏远的加拿大北部社区工作。“从技术上讲，假如凌晨3点我的病人需要泰诺，我必须打电话叫醒医生才行；这真的很荒谬。我们是具备足够的知识、受过足够的训练的，可以做出拯救生命的决定，却没有权力给病人用泰诺？这真是令人沮丧，你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意见总是屈居次要的环境中工作，尤其是如果你曾在缺乏医生的情况下独立工作过，并独力做出过某些重要决定。”

 

就连非医疗人员也被可能的挑战吸引而来。

MSF的一位管理者回忆起他的第一次任务是到索马里，他说自己必须坐下来和联合国方面及军方开会，管理每个月大约4万美元的现金，通过无线电频繁地与摩加迪沙、内罗毕联络。“对25岁上下的人来说，那种工作很棒。每一天都不同，有些日子绝对是不可思议；当时我做了许多从没想象过自己能办到的事情。”

马西米兰诺·柯西曾在祖国意大利从事建筑业，后来又和一个天主教非政府组织到过巴西，然后在20出头时加入了MSF，他认为先前的那些工作，比不上在2000年到利比里亚这样的战区那么振奋人心。

“那时我们只有一个项目在北方，靠近与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边界，而我才刚到不久，我们就不得不结束那个项目，因为那里遭到了叛军的攻击、劫掠。他们拿走了所有的东西，杀死了一两名当地雇员，还强暴了数名病人，绑架了我们的一名司机。那是我在MSF工作的开端，所以我十分激动。当年的我比现在年轻多了，能够置身那些只在电影中看过或在书中读过的种种动荡之中让我深深着迷。忽然间，我发现自己身处其中，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跟随MSF的头4年，我会回到欧洲待几个礼拜，然后再离开，去执行下一项任务，因为我真的需要那种生活。我们意大利有句话说：‘你脚下的土地在燃烧。’这就是我的写照。我在利比里亚待了一年，日子过得很艰难——整整一年离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朋友，这对我个人是有影响的；然而我要立即火速赶赴另一项任务，因为那对我的情感产生了更大的冲击。”

柯西说的第二项任务是到南苏丹，他在那里担任前线附近一项基础照护项目的现场协调员。“我们照料战争伤患——枪伤、炸弹伤、地雷造成的伤，还有不全然与战争有关的社区里的疾病。”

他在那里有机会真正体验了“无国界”是怎么一回事——“你得非法越界进入苏丹。先到肯尼亚的内罗毕听取任务指示，接着穿越与苏丹接壤的洛基乔基奥。最后，在连续听取一周的任务指示后，出发前往救援现场。我们和一家私人公司一同搭乘小型运输机，人就坐在一箱箱药品上。两个半小时过后，我们降落在鸟不生蛋的热带草原，而苏丹人说：‘好啦，我们到城里了。’我走出去晃了晃说：‘城镇在哪儿？这里没有城镇，只有几间小屋。’那里的人近乎光着身子四处走动，脸上涂着灰以防蚊和抵挡酷热。然后你去到MSF营地，那里有用泥巴和牛粪盖成的小屋，室内外温度相差10度左右：室外摄氏50度，室内大约40度，感觉简直是神清气爽。那真的很特别——你不会相信2001年还有人可以在那种环境下生活。”

4

尽管今日“无国界医生”自豪于它比起国际关怀组织或世界宣明会这类发展型机构，可以维持相对小的规模，但它早已不再是1970年代时那样一盘散沙的社会团体。它始终努力贴近基层，最早的举动就表现在80年代时法国分部不情愿将组织扩张到比利时和荷兰。时任MSF国际理事会主席的詹姆斯·欧宾斯基，甚至在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时表示：“MSF不是正式机构，如果幸运的话，也永远不会是。”

1999年10月中旬，世界各地都有规模小却很热闹的派对，驻地人员举杯庆祝MSF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欧洲和北美办公室当然也有庆祝活动，却同时感到不安。“我记得我们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一天，我真的很担心后续效应。”

MSF法国分部前主席让埃维·布拉多尔说，“我认为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尝试在国际议题上真正的大咖面前班门弄斧会有风险。”布拉多尔担心MSF会被推上台面，被迫针对与人道主义医疗援助没有直接关联的议题发言。“如果你去开一个会，讨论的并不真正与你切身相关的议题，例如死刑，大家会说：‘像MSF这种得到诺贝尔奖的组织，应该对那个议题公开表达立场。’”

布拉多尔和大多数MSF成员自此与奖项和谐共存，别的不说，将“诺贝尔奖得主”加到组织的信纸上成了募款的天赐助力。然而，MSF荷兰分部的肯尼·格鲁克坦言，得奖对人力招募影响深远。“由于我们现在又大又有名，加入我们的人不同了；当组织规模小、充满斗志又叛逆时，站出来要成为志愿者的是另一群人。”

甚至在获颁诺贝尔奖之前，MSF就力图确保至少有30%的驻外人员是第一次出任务，提防引来太多自满的职业援助工作者。葛拉克承认这项政策使得“其他人道主义运动团体都取笑我们”，因为这个政策可能导致新手被过多的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不过，连第二次出任务的人都认为，什么都比不上第一次出任务的那种紧迫感，在战区边缘的医院遭受火烧眉毛的洗礼。

“从明亮干净的市郊医院，到一个有你不曾见过的创伤、医疗照护水准糟透了的医院，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时空转换。那份冲击鞭策着组织，也促使有人来告诉像我这种老家伙：‘我才不管你看过20个比这里更糟的地方，这里让我不舒服，我想要来做点什么。’这就是我们设法制度化的东西，我们用它来防止自身的愤世嫉俗，对抗我们生出的厚茧。”

 

作为一个组织，MSF是相对而言没有层级之分的（除了在必须有指挥系统的救援现场），而且人人平等。每个设立了MSF分部的国家都有1个全国性协会，每个人都受邀参加，人人都可以在其中投票选举董事会成员，或竞选董事会中的职位。

许多英、美慈善机构是由社会名流或业界领袖担任主席，MSF却不一样，它是由曾赴援助现场工作的外勤人员组成董事会，其中许多都是医生。“我们设法建构好这个组织，使它属于每个人。”奥斯丁·戴维斯说，“这么一来，如果这个组织做得不好，他们就不能只埋怨老板。每个人都有责任直言不讳，对MSF未来的发展方向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在工作中获得个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组织给在援助现场工作的人发微薄的津贴，负担所有差旅费及医疗保险，但驻外人员要支付自己的餐费及在当地其他的大多数开销。相较于私人公司，连MSF的办公室员工的薪水都算是节制而公平的。举例而言，在MSF的纽约办公室，最高薪资不超过最低薪资的3倍，而执行干事的薪水约为10万美元。不过，在援助现场聘用当地雇员时，MSF付的薪资通常略高于其他非政府组织的现有行情。

因为即使位居高位也赚得不多，MSF吸引了许多天生不习惯身处西方富裕生活之中的人。马丁·吉拉德到哥伦比亚、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出过任务，也曾为MSF的蒙特利尔办公室招募人员。“我绝对不可能到私人机构工作，除非我彻底破产，需要薪水更高的工作。”他说，“但我不迷恋物质生活。我40岁了，没有车子，我没钱买。我父母出钱替我买了公寓里的洗衣机、烘干机，因为我没钱付。如果明天早上我把简历寄到联合国，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会找到工作，一个月薪水可能有5000美元。”

吉拉德拥有政治学硕士学位，精通3种语言，去过20多个国家。“但我知道自己会在大型政治组织中丧失一部分的灵魂，知道我不得不在自己无法接受的方面做妥协。”

吉拉德没什么耐心容忍对人道主义援助工作抱持浪漫想象的人。“曾有一两个雅皮士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我赚够了钱，拥有大房子，生活却一团糟；如果和你们一起出任务，我想我会找到人生意义。’我问他们：‘如果我派你去种族屠杀现场，你会开心点吗？你觉得自己回来后每天早上会对着太阳微笑吗？你以为那是幸福的秘诀吗？1994年我们派去卢旺达的驻地人员，到现在还是要每周看一次精神科医生。’”

5

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中，很多痛苦和困惑随之而来，成员们面对的挫折往往始料未及，令人难以想象。

小儿急诊医生乔安妮·刘记得自己在13岁时读了一本关于MSF的书，梦想长大后要从事人道主义工作。“30岁时，我第一次出任务——这个梦做得真久啊。当然，我注定要面对挫折，因为我的期待太高了，根本不敢相信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也会充满官僚作风，我就是没法儿理解。”

刘医生的第一次任务是到毛里塔尼亚，那里的难民正准备返回邻国马里。她说那里的联合国官员试图在雨季期间转移难民，只为了通过难民日益接近边界这件事来满足自己的好大喜功。

“当然，他没有订购足够的塑料布，结果民众在雨中多生活了两个礼拜，死亡、痢疾、上呼吸道感染的情况都增加了。我难以置信，只因为那个人有这样的打算，就要拿40000名难民的健康做赌注。我当年真的很天真，我的上级告诉我：‘乔安妮，醒醒吧，欢迎来到这个世界，亲爱的。’我记得自己写信给爸妈和我的另一半，说我不敢相信有这种事，不敢相信MSF完全不做反抗。我好沮丧，不认为自己还会再去；我盼了17年，却不得不应付这种状况？”

从事法律工作4年，又念了企业管理硕士之后，帕特里克·勒缪有自己的梦想——找到可以让他真正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别人的工作。

“那个时候我在巴塞罗那，所以我联系了MSF的西班牙分部。一切进展得很快，我面试了两次，然后就启程前往科索沃。我负责财务、后勤和管理，团队决定结束整个任务的时候，我正好在那里。于是我在6个月里办结了两个项目，完全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感觉良好的工作。在科索沃，我冻得要命，一个人过圣诞节，忙着解雇人、争论合约条款，并将资产变现。我确实享受身处那个地区的经历，显然也和当地雇员培养出了感情。其间绝对不乏美好时光，但那和我原本想象的不一样。”

 

令人惊讶的不是新手的想法天真，而是他们愿意坚持下去。经历过毛里塔尼亚的灾难后，刘医生又跟随MSF执行了十几次任务，勒缪出任务的次数也进入了两位数。

随着经验的累积，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逐渐了解并接受了自身工作的局限，充分意识到他们的项目在大局中看起来有多么渺小——到战争肆虐的国家设几个迷你医疗中心、饥荒时设立单独的供食中心、在结核病门诊分配药物。几乎没有哪个在救援现场工作过的人回来后会极力夸赞他们的任务有多成功。更常见的是，他们勉强承认自己帮助了少许人、救了几条性命。

“我觉得自己好没用，”在布隆迪战区工作过的护士卡萝尔·迈柯麦可说，“我没有实现任何改变。也许在一些小事情上有所改变吧，少数急迫的问题；但是在那里时，我没办法改造那些医疗中心。”

这不是虚伪的谦虚，而是真正的挫折。援助工作者并没有因为知道自己在做好事而睡得安稳，反倒比较经常的因为还没完成的事情而睡不着。

“有些人对我说：‘哦，你替MSF工作，好高尚啊。’”一名援助工作者说，她对那种评论的反应是竖起中指。“说真的，你一定无法想象，这并不是什么发善心，是一种‘尝试’的过程。大家都说：‘当一天结束时，你一定感觉很棒。’而我却在想：‘老天爷，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吗？’”这也是为何有那么多资深人员坚称自己并非无私。

在他们看来，在救援现场比坐在家里观看电视里播放的世界各地的危机事件容易，即便是弄脏双手，但能够感觉自己参与其中。经历过打开眼界的第一次任务后，他们再也无法抱持鸵鸟心态了。

彼得·劳伯担任过几回后勤人员，他在任务期间情绪非常矛盾，他痛恨许多自己看到的事物，却感觉有股力量无情地牵引着他再回到那种生活方式中去。

“出任务时，我真的觉得自己活着。高兴的时候真的是令人情绪激昂，可怕的事情也真的是非常吓人，这种生活一点不单调。即使是任务中某些很无聊的部分，也有难得一见、特别的事情让你大有收获。

“MSF得诺贝尔奖时，我正在尼日利亚，在法国大使寓所的安静的接待处玩得很开心。我们带了一群为拉各斯贫民窟计划工作的当地妇女同行。我喜欢看着她们围在自助餐台旁，啃光一只又一只鸡腿，把骨头丢到地毯上。我有机会吃到了胡椒汤和番薯泥，喝到了棕榈酒和ogogoro（一种当地产的琴酒），还得了两次疟疾。在尼日利亚，堕落行为被提升为一种全国性消遣，激情迸发的午夜舞厅，民族自豪感之强烈，贫穷、犯罪和苦难广泛得难以想象，少数幸运的富人则在其间安享令人瞠目结舌的奢华与财富，四处都有随风飞扬的垃圾卡在树枝和带刺的铁丝网上。天啊，我痛恨尼日利亚。天啊，我好想再回去。”

2002年离开MSF后，劳伯竭力想再次感受到那种活力。“我不认为我会像在MSF时那样生活，虽然我在MSF的生活包括那些可怕的东西。当MSF的成员深夜聚在一起开派对时，那真的是最美好的时光。辛苦工作的人一起哭着，哭完再一起喝醉，那才叫真的活着。”

 

有机会造访远方并体验不同文化，是很多人选择加入组织的最大诱因。

文森特·伊查夫忆起自己在卢旺达开展外科工作的空余时间曾进入山里，撞见大猩猩家族。“有几个猩猩宝宝想玩我的网球鞋，公猩猩站起来时好高大，简直不可思议。带给我的冲击是，我在城市中见识过那么多残酷的暴行——鲁亨盖里的人互相残杀——那头大猩猩却如此平和。”

在斯里兰卡北部，他看过泰米尔村民走在火上，亲身经历了他所遇过的最古怪的事件。

“医院里有个男人说自己的肚子好痛，于是我开始问他话。他说自己是个耍蛇的，我说：‘哦，真有趣，做这一行一定很危险。现在你人在医院，谁来照顾你的蛇呢？你太太吗？’结果他说：‘不，不，蛇在床底下。’他下了床，拉出一个上头盖着衣服的篮子，接着他拿出笛子，一条眼镜王蛇从篮子里钻了出来。他就这样当着病房里所有人的面，开始耍起蛇来。”

即使身处那些令人困惑的文化中，也会有奇妙的时刻。护士克丽斯汀·纳多利在南苏丹工作期间——许多MSF的成员说那里简直是另一个星球，她记得在丁卡族区开办了一个供食中心，丁卡族的文化是围绕牛群展开的。“他们甚至不会用多种方法来算时间，而你却试图为300到600个孩子实施一个治疗性的供食计划，还试图教一群丁卡族的雇员每天固定供应六次牛奶，并有计划地分发给每个孩子。你简直要疯掉。但当一天结束时，太阳逐渐西沉，火堆一个个点亮，漫长的白昼结束了，酷热开始缓和，妇女们排着队替孩子领配给，光影如此曼妙，于是你笑了，这时候好玩的部分才开始。”

6

随着MSF组织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难以避免地吸引到一些动机不纯的参与者，试图加入到援助机构的任务中。

迈克尔·麦林的著作《通往地狱之路》（The Road to Hell）出版后，他在有一次的采访中被问及“这份工作会吸引怎样的人”。他直言不讳，“有些在做援助工作的人真的很棒，但我不得不说——而且这多半出于我作为记者的经验——毫无疑问，有些人是我这辈子遇过的最伪善的混蛋，有些人非常糟糕，我是指真正的坏蛋，他们在为慈善机构和援助组织的驻地工作……你走进那里，手上握着对人命的生杀大权。忽然间，你会看到22岁的援助工作者叫12000位难民到这里来，排成一列。这一刻你会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权力。”

麦林并不是专指MSF，但没有任何组织的招募纪录是完美无缺的。与其他所有派人到偏远地区并赋予他们诸多责任的组织一样，MSF也曾雇用过怀有殖民者心态欺凌当地雇员的驻外人员、与自己家乡的社会永远格格不入的人以及纯粹，也不乏一些为了逃避家庭问题而离家出走的人。一名行动负责人开玩笑说，每当有新成员来报到时，她就会问：“说说看，你要逃避什么？”

MSF厌倦了自己在援助组织圈子里根深蒂固的“牛仔形象”，它声明早已经脱离了那个阶段。“我们非常小心不要招募到兰博那种人：他们只是想到战地一游，见识一下子弹横飞。”一名人力资源经理说，“对一支团队来说，那种人是最危险的。如果你察觉有人是为了追求刺激而来，那这个人就真的不是你要找的人。”

MSF的人力资源人员会找寻熟谙多种语言的人——法语或英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其中一种会成为救援现场的通用语言；他们还会寻找曾到发展中国家工作或旅行的人（“别告诉我们你参加的是Club Med那种全包式度假行程，因为那不算。”）。在现场工作的人需要具备随遇而安生活的能力，因为所有的项目参与者随时可能接到临时通知后就要离家数周或数月。

MSF还需要能够在小团体中工作的人。“你所在的团队决定着任务的成败。”帕特里克·勒缪说，“你可能到很不错的国家、做很不错的工作，但如果你跟的是一个烂团队，就一点乐趣都没有。你也可能困在高墙内，连一根手指头都伸不出去，但你和一群优秀的人在一起，反倒能享受任务的乐趣。”

然而，即便做好了细致的筛选，一般人在救援现场的反应是无法预测的。团队中的驻外人员可能少到只有2人，也可能多达十几人；所处的环境也包罗万象，从宁静的村落到爆发全面冲突的地带，从有热水和冰啤酒的地方到与老鼠一起打地铺的地方。

一位后勤专家在南苏丹时正赶上那里闹饥荒，最初3个月都住在一半浸在沼泽里且到处都是蚊子的帐篷里。“干旱期太长了，造成了饥荒，接着又是暴雨。”他解释道，“我们的生活区在一个地方，补充性供食中心在另一片土地上，然后大约走20分钟才能到治疗性供食中心。在雨季高峰期，我们要涉过深达胸部的河水才能到那里去，身上永远都湿淋淋的，永远都觉得冷。”

然而，等到他们在干燥的地方设立了新的据点之后，他们之间的不和才现出端倪。“过了头3个月之后，坦白说越来越多的人脾气暴躁起来。当局势最糟的时候，你的团队才会凝聚得更好。实际上，在运行了一段时间的计划中，你会遇到更多的团队互动问题。而且在所有的非政府组织中，个性冲突都是个问题。”

没什么比生死关头更能把团队成员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卡萝尔·迈柯麦可在布隆迪时，城镇遭到了迫击炮的攻击，她和两名年轻女医生不得不缩在屋子的走廊里。“那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牢固，因为我们一同经历了那种事情。”她说，“在其他情况下，我们三个人可能不会成为朋友——我们没有共同点，她们俩又比我年轻很多；她们28岁，我39岁。当你们住得太近、压力太大、工作太辛苦而且安全也没有保障时，可能会发生口角或很难相处。但是，后来你们放松下来，大家尽情跳舞，跳到凌晨两点。”

友谊往往来得很快，因为在那里几乎没时间让人按照自己的习惯慢慢地卸下防备，接纳彼此。“你一向团队报到，压力就来了。”一位负责七个任务的管理者开玩笑说，“你最好立马就表现出你能挺得住。你要么就和我们一起喝杯啤酒，要么就不喝。如果你不喝的话，这件事就会跟着你一辈子。”

7

派新手出第一次任务之前，MSF会让他们参加训练计划，介绍组织的理念，教他们实用技巧，例如怎么使用超高频无线电或替越野车换轮胎（对于心理上发生动摇的新手，这也是个主动离开的机会），这个预备课程多半着重于如何应付救援现场的状况。

在前往阿富汗之前，护士凯瑟琳·波斯勒在阿姆斯特丹受训。第一晚，她和其他新手发现自己置身在荷兰某个森林的中心，当时已是晚上10点。“他们将我们分成一个个小组，然后给了我们地图。接着把我们塞进了一辆越野车，载到树林里放下，给了我们一大块防水布和几根木杆。他们说：‘好啦，祝你们好运。你们得找到地图上的这个红点，在那里盖出一间茅厕。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不过你们可以看指南针。’早上5点，所有的难堪终于结束了，我们找到了红点，盖好了茅厕。整段时间你都在学习如何用无线电来联络。当然，之前他们没教过要怎么联络；他们只是想让你明白在救援现场尝试联系别人可能会有多挫折。

“那时候，我们完全不晓得那次任务的目的何在，只觉得时间如此漫长难熬，而且我们时差还没倒过来。第二天，你坐下来谈论团体内的互动、会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问题、你认为自己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那是此次活动中最可贵的部分，因为你是和陌生人困在一起，你累了，脾气不好，而且还没真正交到朋友。就很多方面来说，那就像在出任务，因为你确实不得不和想法完全不同的人一起解决问题。在MSF这样的组织中，会有很多人习惯了当领头的。把一堆这样的人组成一个团体，通常会一团糟。”

如果说在执行任务时发生争斗很平常，那么和解也是家常便饭。内部人会拿MSF的缩写开玩笑，有人说它真正的含义是“Meses Sin Follar”，即西班牙语“几个月没做爱”，也有人说它的含义没那么情色，而是代表了“Many Single Females”，即“许多单身女性”。

把一群大多年轻、坚强、无牵无挂的人丢到一个情绪高涨、远离家乡的环境中，自然会容易配成对。但那么多MSF的成员走到一起，并非只因为机会比较多而且用不着顾虑后果。尽管有一时的放纵、一夜情、因怀孕而缩短任务的情形，也有人形成了长久的关系，往往持续数年或者一辈子。

“不仅仅是你遇到了一堆志同道合的人，因为人们是带着上千种不同的理由加入这里的，”加拿大籍护士莲恩·奥尔森说，她嫁给了1994年在波斯尼亚相识的荷兰后勤专家伦克·德兰吉。“你遇到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来自不同的文化。你们之间存在太多的差异，真的不太能绕得开。但认真对待这份工作、不把它当作带薪假期或纯粹是种冒险的人，都怀着同样的无与伦比的热情。假如真的将一部分的自我投入到正在做的事情，你最终会看到人最脆弱的地方。”

奥尔森和德兰吉一起出过几次任务，见识过彼此最好的与最糟的一面。“当状况变糟时，你会亲眼看到一个人是如果应对的，在短时间内，你就能这么深入地了解一个人。你可能跟一些朋友相交多年，却从没真正了解他们，因为你从没见识过处于压力之下、置身于这些紧急情况中的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你有多少机会处在被挟持或者被枪指着头的危险关头？你有多少机会看到有人在你面前中枪或目睹种族屠杀？在MSF，每次出任务都会发生这类事情，于是你便看到了自己团队里的人是怎么应对的。他们会各顾各的，还是会凝聚得更紧密？你会看见一个人性格中非常本能的层面，这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人究竟是怎么样的。这样，相互了解的过程就快多了，不会发生‘让我们约会半年，一起出去吃吃饭吧’这种事。

“我没必要担心，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生活出现危机，我非常清楚他会怎么样；跟随MSF出任务，在你戴上戒指说‘我愿意’之前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了。我不需要对伦克解释我看到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时为何痛骂不已；我不需要对他解释，在多伦多一个美丽的午后，当非洲乐团演奏乐曲、人们翩翩起舞时，为何我站在那里哭泣；我不需要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说：‘因为这让我想起……’

“你们在同一条小船上，你们一直待在那儿。”

[加] 丹·波托洛蒂著，林欣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12月

 

==============================================================

 

 

他的精致人设，榨干了母亲

2022-06-17 10:38:02

49人评论

作者林远

80后，山东人

2019年9月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见到了学长周瑾。

身为上海某著名学府破格聘任的副教授，头顶着“青年XX学者”、“海外引进人才”、“XX学科带头人”一长串名头，周瑾春风得意地在大会主席台上发言。

整个会议中，周瑾是唯一一位使用全英PPT的学者，讲解过程中也不断交替使用着中英文，还在PPT里给大家展示了自己此前在留学期间与国内外学界前辈、社会名流的合影。他发型一丝不苟，金边眼镜，低调又不失华贵的商务休闲套装，一派学术精英的形象。伴随着报告结束，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众多同行学者的啧啧称赞。

我坐在会议大厅的角落里远远地望着，突然感觉眼前的周瑾非常陌生。随手拍了张照片，发到大学好友的微信群里，不久就有人问：“是瑾哥？”有人发了竖大拇指的表情，有人回复“牛逼”，还有人让我去跟他“交流一下，叙叙旧”。我有点犹豫。

“他当年借你们的钱，还了没？”思量再三，我在微信群里问道。

过了一会儿，有人回复说：“X，你不提钱的事我都忘了，没有啊。”有人说：“我好友列表里找不到他了，把我删了？”还有人鼓动我找周瑾要钱，“一两千也是钱，帮我要回来分你一半。”

看着大家的信息，我有些自嘲地笑了笑，决定还是不跟周瑾打招呼了。

1

周瑾比我大3岁，高我2届。我们在同一个工厂家属院长大，大学也是同校，还都在校足球队踢球。从2007年至2013年，我们做了6年的好兄弟，我也喊了他6年“瑾哥”。2013年末的一天，他毫无前兆地不辞而别，自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依稀记得那天中午，周瑾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正请人吃饭“办事”，带的钱不够，让我给他转点钱应急。我给他转了1000块，周瑾嫌少，问我“还有没？”我又转给他1000，说手头只有这些了。收了钱之后，他就“消失了”。

我自以为，的确没有必要为了2000块专门找他，但2014年春节假期好友聚会，大家一起聊起周瑾时我才知道，他不只找我借过钱。

“不该啊，他那么好面子的人，平时从来不借钱。我以为既然他开口了，就肯定是真遇到了难处，没多想就转给他了。就3000块钱，他至于玩失踪么？”朋友同样对周瑾的做法感到不解。后来大家合计了一下，光在座的9个人加起来，就借给周瑾4万多，当然，也无一例外地都跟他“失去了联系”。

饭桌上，有人提议去周瑾家看看，别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但有人说算了，一群人大晚上跑去他家，搞得像上门要债一样，不好看。后来，只有朱明去了一趟。

 

朱明是我们之中，借周瑾钱最多的人。那时候，在周瑾的一再催促下，朱明从自己信用卡里给这位“好兄弟”透支取现了2万块，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朱明回来后告诉我们，他才知道周瑾在省城的那个房子是租的，已经换了住户。辗转找到房东，房东说周瑾的母亲回老家养病去了，至于周瑾本人，房东也不清楚他的去向。朱明又通过周瑾的研究生同学才打听到，周瑾可能出国留学去了，虽然也要来了周瑾的“新”联系方式，但电话打过去依旧提示“你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啥意思？卷钱跑了？”有人问。

“不至于不至于，他家那么有钱，差你这几千块么？”也有人说。

“有钱？他家房子都是租的，房东说周瑾还欠他两期房租没交，是偷偷搬走的。周瑾不是一直说自己家在XX苑的别墅区吗？他爸不还是XX公司的老板吗？我去过XX苑小区，压根没他这号人，XX公司的老板确实姓周，但和周瑾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了要回那笔钱，朱明花大功夫做了一番调查：“他爸早就病死了，他妈以前是汽车厂的工人，在XX学校门口开小卖部，后来摆夜市。什么留过学，什么‘私生子’，都是扯犊子的……”

消息一出，众人愕然。整个大学期间，周瑾一直以一副极为体面的形象出现在所有人面前，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你搞错了吧？看他以前的样子，不像是装的啊？就算装，也装不了这么多年吧？”依旧有人在质疑朱明的“情报”。

“不信你问林远！他以前是XX学校的，肯定见过周瑾他妈！”

我想，如果不是我也被失联前的周瑾借过钱，朱明八成会把我当作周瑾的“同伙”吧。

2

我的确很早就知道周瑾学长的底细，但绝对没有想到他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

就像朱明后来查到的那样，周瑾家并不住别墅区，父亲也并非公司老总。周瑾的父亲是水泥厂的普通工人，早年病故，母亲是汽车厂职工，下岗后在厂子弟中学门外开了间小卖部。千禧年前后，省城掀起足球热，我也是那时在学校足球场上认识的周瑾。但那时他还不叫周瑾，叫周成龙。

周成龙原本在水泥厂子弟学校就读，小学四年级才转到我们学校，此后一直稳居年级前几名，也成了他母亲小卖部的活广告，以至于每次学校张榜公布年级期末考试成绩和排名时，他母亲的小卖部里都会迎来一批“取经”和购物的人潮。

“我儿子学习好哩，用的就是这款XX（产品）……”时至今日，我依旧记得当年周成龙母亲的广告口头禅，而她口中的“XX”代表了很多东西，有时是文具，有时是辅导书、营养液和学习机。

小学毕业，周成龙报考了市外国语学校的私立初中，原本已被录取了，但不知为何没去读，而是回到了我校初中部。学校还组织过一次全校大会，邀请周成龙为低一两届的我们分享经验。

一次大家一起踢球，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要知道当年那所学校在省城有“初中里的清华北大”之称，但周成龙并没有直接回答，只说是自己不想去。我也是后来才听说，外国语初中的学费很高，一年大概要1万出头，周成龙的母亲负担不起。有人说小卖部生意那么兴隆，不该为这笔钱发愁。但也有人推测说，从私立初中毕业后，肯定要去双语高中，然后出国留学，即便周成龙的母亲可以勉强供儿子读完初中，但之后肯定难以为继。

好在初中时周成龙的学习成绩依旧拔尖，中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实验中学。那年，学校招贴栏里贴着周成龙的大幅宣传海报。一次我路过小卖部，还看到教化学的陈老师正从店里匆匆走出来，手里捧着一包练习册——据说连她也来找周成龙母亲“取经”，希望次年中考的儿子也能像周成龙一样。

高中三年，周成龙偶尔也会回来找我们一起踢球。在全省最好的高中里，他依旧名列前茅，不但进了“实验班”，还去北京参加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拿了奖。

而有了“儿子中考状元”的名头，周成龙母亲小卖店的生意愈发红火，后来甚至连周边学校的家长也纷纷前来“取经”。

 

在周成龙之前，初二年级部王老师的儿子王府园算是我们工厂子弟中的第一位“神童”。王府园中考后同样去了省实验中学，考上了复旦，毕业后又去英国深造。

周成龙考上省实验中学后，人们开始习惯性地拿他跟王府园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按照周成龙的成绩，应该会比王府园更“厉害”。

“起码是复旦南开吧，弄不好得是清华北大，你看王府园当年只是偶尔年级第一，多数时候十名左右，周成龙可是多数时候第一，偶尔十名以内，以后可不比王府园厉害？”

“你说刘婶子（周瑾母亲）也是厉害，自己大字不识几个，养出的儿子咋这么会读书？”

第二年中考前的春天，学校特地把周成龙请了回来，和几年前一样给我们这些低年级同学分享经验。主席台上的周成龙穿着省实验中学的校服，胸前别着校徽，讲自己的“复习方略”。最后，学校领导致答谢辞时说，周成龙的高考目标是北京大学，也预祝我们和周学长一起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2007年，当我在师大校园的操场上见到已经改名叫“周瑾”的周成龙时，一度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校的录取成绩只比一本线高十几分，按照当初大家对周瑾的预测，他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来这里读书。

“在哪儿不是读书？咱这儿不也挺好。”我和他打招呼，周瑾撂下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后，便带球走了。只是在那场球赛结束时叫住我，说了句：“没事不要跟别人聊我的事情。”

我一时没弄懂他要表达什么。“他的事情”是指什么？又为什么不能跟别人聊？但既然他开了口，我也不便多问。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周瑾。

 

那时周瑾的母亲已经不在学校门口开小卖店了。市里对中学门口的平房进行了棚户区改造，小卖部和平房一起拆迁。之后周瑾母亲去了大市场，在那里租了摊位卖布。她依旧喜欢把儿子周瑾挂在嘴边。每当遇到相熟的客人，聊不了几句便会把话头扯到儿子身上。

“你说我们图个啥？不就是图孩子能有个出息，别像咱一样，这把年纪了还要吃这份苦。龙龙（周瑾小名）成绩好，以后不得再读个硕士博士，弄不好还得像王老师家的园园似的，出国待几年，钱从哪儿来？不就得靠咱挣嘛！再辛苦几年，等到他们出息了，咱有的是清福要享哩！”

那些年，经常可以看到周瑾的母亲出摊前或者收摊后，一边蹬着三轮车一边大声地向同行者夸赞着自己的儿子，同行者大多报以羡慕的目光。虽然当时的周瑾并没有实现去北大读书的愿景，但在周围人眼里，他已经是一位佼佼者了。

3

我和周瑾在中学时代便一起踢球，虽然过去的我们也不算太熟悉，但我总觉得，作为“老乡”兼校友，两人的关系会更密切些。但在后来的交往过程中，我却逐渐感觉到，周瑾似乎一直在有意无意地排斥我。

为了加入球队，我接连参加了4场选拔赛。原以为是自己技术不过关，但相熟的队友却告诉我，是“周队坚持不同意”，全是一些模棱两可的理由。直到后来有老师出面干涉，他才放弃了这个要求。

但等球队开始训练时，周瑾又开始多次透露出希望我主动退队的想法。除训练和比赛之外的球队集体活动，也尽可能不通知我。我找他提意见，他只说“忘了”。甚至有时在校园里遇见，我和他打招呼，他也总是装作看不见我，径直走开。

周瑾对我的敷衍和排斥实在太过明显，没多久，队友们就都看出来了。当大家得知我和“周队”还是中学校友后，都纷纷问我是不是之前得罪过他。我想不出原因，只是觉得很别扭，踢了几场并不愉快的比赛后，索性不再主动参加球队活动了。

直到半年后的一天，周瑾突然来宿舍找我，看屋里还有其他同学，便把我拉到了门外。此前他从没主动联系过我，我很意外。

周瑾开口就问，我家里在省城的XX小区是不是有套空闲的复式房。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他立刻问我，能不能跟我爸妈商量一下，把钥匙拿来“借他用用”。我以为他要租，但他又强调说只是借用一下。我问原因，他磨蹭了半天才告诉我，两周后球队跟省城某大学校队有一场友谊赛，他要带队去省城，想给球队找个“临时驻地”。我家那套房子离举办球赛的大学很近，所以他想借用。

我这才想起来，家里那套空房子在中学时一直被我和几个好朋友当成“秘密基地”，放些既不能带到学校又不敢带回家的东西。后来大家也偶尔会在那里聚会，瞒着家长撸串喝啤酒。似乎很多年前曾带周瑾去过，没想到他竟然记住了。

我不太理解足球比赛为什么需要“临时驻地”，而“友谊赛”的事更是没听过，现在来找我借房子，我自然非常不爽。本想找几个借口拒绝他，比如“屋里很脏，一直没打扫”，又比如“空调坏了，一直没修好”。但周瑾看上去非常坚持。最后看在球队的份上，我还是把钥匙给了他。

两周后，比赛结束。还钥匙时，周瑾破天荒请我在学校后街的苍蝇馆子喝酒，酒过三巡，他又凑到近前，一本正经地在我耳边说：“我买了几张发票，想把这次去省城打比赛的住宿费兑出来，到时给大家发点‘福利’。所以，借房子的事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

 

不可否认，大学时代的周瑾依旧很优秀，几乎体现在各个方面。

他拿了很多奖学金，大三便在核心学术刊物上接连发表了2篇论文，连学校老师都感到惊讶不已；他当过学生会主席，后来嫌事多辞了；他是校足球队主力前锋，后来当了队长；他自学了手风琴和电吉他，在全省大学生音乐节上技惊四座。

在我们忙着“DOTA”和“CF”的岁月里，他一直在准备雅思和托福考试；他的宿舍里还整齐地码放着他的600余册藏书，被同学们戏称为“编外图书室”，后来周瑾索性在教工宿舍租了一套两居室，其中一间布置成书房，一间放满健身器材，另外一间作为乐器室和平时同学们聚会的场所。

周瑾喜欢摄影，大二时就买了一台学生中少有的佳能单反相机，拍摄的风景照上过本地晚报的专栏；他还喜欢旅行，大一便考了驾照，每年寒暑假都会在QQ空间里更新自己租车去各地自驾的照片，引得同学们羡慕连连。

他还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朋友，是外语学院的学姐。队友们说，学姐家里很有背景，父母来学校看女儿时，校领导都会出面接待。周瑾的照片里自然少不了女朋友的身影，和身材瘦高、长相清秀的周瑾在一起，是学校公认的“金童玉女”。

“这才是大学应有的样子。”一次，周瑾带队友们欣赏他在教工宿舍的“编外图书室”时，自己也这么感慨道。

队友们羡慕不已地看着他满墙的藏书和摆在桌上的单反相机跟镜头，问他这些东西肯定得花不少钱吧？周瑾说：“那当然！没有几万块是拿不下来的。”

很快就有队友问：“周队有没有什么赚钱的门道？”

周瑾本想说什么，但瞥了我一眼后，又笑而不语了。

4

那次借完房子后，周瑾对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下子热情主动起来。

球队训练时，大家都喝队上统一买的矿泉水，但他总是从背包里单独拿出一瓶运动饮料递给我；比赛时也把我加进首发阵容，我一下从“编外”变成了主力；平时的球队聚餐他开始主动约我，唯一不变的是，周瑾依旧经常告诫我——“不要跟别人提我以前的事情”。

随着与队友们的接触增多，我逐渐明白了他说这句话的原因。

“这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你看咱周队，人长得帅，学习成绩好，球踢得好，琴弹得好，家境还好，女朋友也漂亮，简直就是新时代的‘五好青年’！”一次，队友聊起周瑾时感慨道。

我对大多数“好”深表认同，唯独对“家境好”有些疑惑。问队友，队友反倒比我还疑惑，“你跟他从小就认识？他家的情况你不知道？”

那时我才知道，我认识的周瑾与其他人眼中的周瑾，似乎并不是同一个人。在队友的描述中，周瑾的父亲是省城一家公司的大老板，非常有钱；母亲年轻时在国外留学，跟他父亲早年是情人关系，两人没有结婚，但生了周瑾。周瑾从小不能与父亲相认，但父亲给了他们母子很多钱，给他们买了别墅，家中还有司机和保姆阿姨——说白了，这是一个富豪私生子的故事，而周瑾就是其中的主角。

我问队友怎么知道的这些，他说是周瑾自己说的，大家都知道。队友反问我，“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我有些尴尬，也明白了周瑾此前对我的防范。只是对于队友的问题，我也只能摇摇头说不太清楚，“我们以前只是一起踢球而已”。

“上次去省城打比赛，我们就住在周队家。他家房子真大，全队都住得开，周队还带了他女朋友。听说他家在XX苑还有套别墅，我们住的那套房子只是他家不用的……”

我想我没必要现场拆穿他，就配合着发出了羡慕的感叹。

 

后来周瑾又找我借过几次房子，还托我借过朋友家的车充门面。某种程度上，我在他打造“富豪私生子”的人设中起到了某种工具作用。虽然每次用完后他都会把房间打扫干净，把车子加满油，但我还是颇感不屑，以为他就是为了在自己的“领导女儿”女朋友面前充数才如此的。但后来他跟外语学院的学姐分手后依旧如故，我也搞不懂他的路数了。

2006年之后，因为附近公路整修，大市场的客流受到影响，周瑾的母亲退掉了摊位，专职摆夜市卖服装和日用品，晚上我和父母逛夜市时会遇到她，她认得我们一家，听说我和周瑾去了同一所大学，她很开心。她还会请我帮她给周瑾捎些东西去学校，还送过我一大包袜子，我穿了好几年。

每当我看到眼前在货架后面忙碌的周瑾母亲时，心里都会有些不是滋味。她肯定不知道周瑾那个“富豪私生子”的人设，也没去过周瑾照片里的那些地方。我把周瑾在学校的事跟父母讲了，父母都沉默了好久。

父亲说，周瑾的母亲很不容易，为了多赚点钱，每天下午5点便蹬着三轮到夜市，那时距离夜市开市还有2个多小时，她就把三轮车停在路边偷着卖货，遇到城管执法，再赶紧把三轮车蹬进临街的小巷里。晚上夜市12点闭市，她总要等到人走光了才收摊离开。白天周瑾的母亲也不闲着，上午在医院开电梯，下午在商场做保洁。

“成龙（周瑾原名）以后出息了可得好好感谢他妈，奔60的人了，这么个拼命法，可怎么受得了啊……”母亲感叹道。

5

2008年暑假，我在市里一家手机店打工时偶遇周瑾，看我站在路边一边吆喝一边往行人手里塞传单，他直言劝我：“干点别的，在这儿简直是浪费生命。”

我说开学后想买台山地车，要3000多。他说你家又不缺这点钱，有这时间读本书，学些东西多好。我说家里给的不如自己挣的花着自在。他说都是钱而已，哪有这么多名堂。

周瑾似乎对一切未知事物都充满好奇并愿意为之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有段时间，他喜欢上电脑编程，除了去计算机学院蹭课，还花了一大笔钱在省城报了培训班，并很快拿到了从业资格证；后来他又想学钢琴，请了音乐学院的老师上私教，甚至还给自己置办了一架二手钢琴；此外他还学过油画、厨师、拳击、调酒、茶艺、法语和西班牙语，周瑾非常聪明且精力充沛，只要是他想学的东西，很快都能上手。

“大学生把学东西的时间用来打工，是最划不来的事情，为了那千八百块钱放弃了最好的学习时光，以后后悔去吧！”周瑾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我认同他的观点，但一方面自己眼前花钱的欲求实在太多，总跟家里要钱就逃不过挨骂的结局；另一方面我也很好奇周瑾平时的花销都从哪儿来。即便他的优秀与生俱来，但这些似乎都需要不小的经济支撑，可也从没听说他在课余时间打工赚钱。

“你是不是觉得，像我这种家庭情况的人，不该过这样的日子？”一次，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我问起周瑾日常开销的来源，他如此反问我。

周瑾的确没必要在我面前营造“富豪私生子”假象，但说到这里，我已经明显听出了他的不悦。我没接话，周瑾却反问我：“我怎么生活影响到别人了吗？我找你们借钱了还是花到你们的钱了？”

我忙说没有，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

“大部分开销靠学校发的奖学金，小部分是家里给的。”周瑾接着说。

但我想，或许他把两边的比例搞颠倒了，有队友私下算过，即便不考虑他租房和购置的图书、相机、钢琴这些“固定资产”以及自驾旅行的费用，周瑾每月的正常开销都应在四千块以上，即便他奖学金拿到手软也远远不够。但我实在不想就这个事情再聊下去，只想赶快结束这个话题。

“你还记得以前王老师的儿子王府园吗？”周瑾继续问我。我说当然记得，复旦毕业后去了英国留学嘛，听说已经回来工作了。周瑾说他跟王府园一直有联系，王府园跟他说，只要是对自己未来有益的事情，就不要考虑成本，现在花小钱，以后工作了赚大钱，再反哺父母。

“你打工赚这千八百够干啥的？你看王府园，回国后进了外企，2年收入就够在省城买套房的。你靠打工，打到下辈子吧。”周瑾说，“我是开销大，我也知道我妈挣钱不容易，但我从来没乱花钱，买书读书是乱花钱吗？学编程学钢琴学法语考雅思托福是乱花钱吗？你平时见过我上网打游戏吗？是，我是去旅行、摄影，但有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错吗？况且我拍的照片有时还能卖给报社和杂志社……

那天，我很想问他即便这些都没错，又为什么要在学校打造他那所谓的“富豪私生子”的人设。但又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伤及他自尊，便没有问出口。

 

2009年，周瑾考上了省城一所985大学的研究生。拿到录取通知书后，队友们在市里的饭店为他庆祝，但周瑾兴致似乎并不高。因为他同时申请了一所海外名校的硕士，原以为十拿九稳，但不知为何最后却落空了。

“如果当初真想在国内读研，肯定选复旦南开，甚至清北，怎么可能去那里。”周瑾言语中满是不屑。那所令我们望尘莫及的985，在周瑾眼里竟然只是个“备胎”。

大家问周瑾的暑假计划，周瑾说要带女朋友去欧洲旅行，已经订好了机票。饭后周瑾还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同去的还有王府园夫妇。他们在英国见面，王府园答应顺带介绍周瑾认识自己的英国导师——他打算研究生毕业后也去英国读书，可以提前做做准备。我犹豫了一番说算了，计划太突然，自己来不及准备。

之后的整个7月，周瑾每天都会更新自己的QQ相册。周瑾的新女友依旧很惹眼，他们在希腊海边拍的照片后来登上了国内某知名旅行网站的宣传页。周瑾也如愿见到了王府园的英国导师，他们在伦敦塔下的照片被周瑾放在了QQ相册的封面。

“成龙不该事事‘攀’王府园，他俩根本不是一路人……”母亲在我电脑上看到周瑾和王府园的照片后说。

“有王府园这么个榜样在前面摆着不也挺好？‘攀’王府园总归比‘攀’付海强吧。”父亲并不认同母亲的观点。父亲提到的这个付海也是我们子弟学校早年毕业的学生，后来在街上当了混子，不少大院的孩子毕业后无所事事，都跟着付海一起“混社会”了。

“王府园他妈是中学老师，后来是区教育局领导，他爸是大学教授。周成龙父母是干啥的？”母亲说。

父亲抨击母亲的观点是“血统论”、“唯出身论”，但母亲解释说：“成龙这孩子吧，从小学习就好，这个我承认。只是他现在做的这些事儿，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但又说不出来。”

 

7月中旬，身在法国的周瑾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帮他在省城学校附近租套两居室，他要把以前在大学教工宿舍的“编外图书室”的东西搬到省城来。

我帮他找了房子，原本租了台小货车，又在立交桥下的劳务市场找了2名搬运工，但周瑾母亲辞掉了小货车和搬运工，要自己蹬着摆夜市的三轮车去货运站把寄过来的电脑、书和钢琴拉回新租的两居室楼下。

货运站离出租屋有3公里，周瑾母亲的三轮车足足跑了十几趟。我一直站在楼下守着东西都热得满头大汗，看着烈日下几近虚脱的周瑾母亲，实在不忍心，劝她还是找搬运工吧，毕竟还有钢琴这种我们压根搬不动的大物件。思量了好半天，周瑾母亲才极不情愿地同意了。

她反复对比了好多搬运师傅的报价后，选择了最便宜的一位。我建议她找2位，多花百把块钱而已，她也不用再动手。但周瑾母亲还是坚持只找了一位搬运师傅，再自己和那名师傅一起帮周瑾把东西都搬进了出租屋。

“太贵了，邮费、车费、房租，再加上搬运费，这得多少钱？你们在学校上学，不知道赚钱的难，过日子，得能省则省啊……”那天傍晚，我蹬着三轮车，带着累到几乎站不住脚的周瑾母亲回家，她蜷缩在三轮车斗里呢喃道。她说想睡一会儿，因为晚上还要去夜市出摊。我劝她休息一晚，她说不能休息，一天不出摊，位置就会被别的商家挤掉。

6

在省城读研后，我和周瑾依旧保持着联系。他有时会专程跑回母校踢球，有时也会约我们到省城跟他的研究生球队比赛。他的“编外图书室”规模扩充到了1000多本书，有苹果电脑和索尼PS3游戏机，还在屋里养了一只哈士奇做宠物，名叫“桂花”。

周瑾研一下半年便完成了学校有关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大多数科研要求，还进入了导师往年只招博士的课题组。周瑾的导师非常欣赏他的科研能力，一直鼓动他继续报考自己的博士研究生，但周瑾好像对本校的博士并不感兴趣，一门心思想出国深造，为此导师还在做他的思想工作。

“王府园在半山买了别墅，还换了一辆100多万的卡宴，这事儿你知道不？”一次，周瑾问我。我说不知道，早跟王府园没啥联系了。

“妈的，那别墅600多平，我以前觉得你家那房子够大了，他那个得顶你俩。”周瑾接着说，眼神中满是羡慕，“唉，老天真是不公平……”

我大概能理解他口中的“不公平”指的是什么，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装作没听到这句话，配合着发出羡慕的感叹。

 

2012年初，周瑾研究生的最后一年，他母亲病倒了。先是在夜市出摊时频繁晕倒，后来颈部淋巴结肿得让脖子粗了一倍，实在抗不过去才到医院做了检查，确诊了癌症。春节前，汽车厂的老职工都去医院探望，我和母亲也去了。见病房里只有她的床边无人照料，所有事都得靠她自己应付，老同事们便问她儿子去哪儿了。几个人接连问了好几次，周瑾母亲才说，周瑾去北京参加一个很重要的“冬令营”，没有时间。

“什么破X冬令营比他妈的命还重要？”有人气不过，当场想给周瑾打电话叫他回来。但周瑾母亲急忙阻拦，说那个“冬令营”关系到周瑾研究生毕业后留学的事情，不能不参加。自己已经通知了老家的亲戚，过几天娘家哥会从老家过来，先帮着照料几天。

既然当事人都这样说，众人也不好多说什么，大家闲聊了一会，放下礼物和补品后，我和母亲也和大家一起离开了医院。

“优秀归优秀，但这孩子太自私了，他心里只有他自己……”回家的晚上，母亲似乎终于意识到自己之前觉得周瑾身上“不对劲”的地方在哪里。

“也许他想的比较远吧，就像他说的那样，以后赚了大钱回来，好好报答他妈。”父亲说。

“他妈这情况，还等得到他赚大钱吗？”母亲反问父亲，父亲略带尴尬地笑笑，没再说什么。

过了几个月，母亲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是周瑾的母亲找她借钱。她原以为是为了治病，没想到却是为了送周瑾去英国留学，对方学校需要一笔“财产证明”，数目挺大——不过，这笔钱只需要放在周瑾母亲名下的账户里即可，并不会真的用到。

我想了想，跟母亲说别借，说是不会用到，就周瑾那消费水平，不会用到才怪。眼下周瑾母亲治病也需要钱，他如果到了英国还保持以前的消费习惯，估计那笔钱且拿不回来呢。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次周瑾的母亲找所有能说的上话的人都借了钱，但最后还是没能凑到对方要求的数目，所以周瑾毕业当年也没能出去留学。

 

那时我已经去了外省读书，只是在网上偶尔和周瑾交流两句。他在社交平台上的状态依旧如故，旅行、摄影、美食，还有他的“桂花”，却没有透露过任何有关母亲患病的消息。

我跟周瑾聊过几次家里的事情，但一提到他母亲，周瑾便岔开话题。只有说到留学，他才会很积极，劝我也趁年轻“出去看看”，还委婉地向我提出过几次“借钱”的想法，我建议他这事儿或许可以找王府园求助。至于我这边，千八百的小钱我说了算，需要应急的话随时可以。但是再多了，我就做不了主了。

整个2013年，周瑾的社交平台都有些沉寂，朋友圈里偶尔会发几张球场上的照片，有时我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很久后才会回两句“没啥、瞎忙”，“跟以前一样呗”。周瑾的母亲依旧在治病，汽车厂的老职工们后来又去医院看望过她几次，她还在为儿子留学的事情发愁。大家蛮可怜她的境遇，有时会帮她凑个三五百块的红包，但对于“借钱”这事儿，似乎没人答应。

“刘婶子确实怪可怜的，但她到现在连套房子都没有，自己又得了这种病，谁敢借给她钱？说是儿子以后会还，但这个以后得‘后’到什么时候，谁说的准呢？”一次，母亲的同事来家里做客时说起了这件事。

父亲说周瑾父母以前都是厂职工，都享受过福利分房政策，房改时至少应该有一套吧，怎么会没房子？那位同事阿姨说，周瑾母亲以前在汽车厂二宿舍确实有套很小的“房改房”，但后来为了儿子上学卖掉了。

“早劝过她别卖，那时候房价低，一共卖了不到十万块，放到现在起码能卖个四五十万。她就是不听，非说儿子有出息，上学要用钱，还说以后赚了钱会给她换套更大的……但是话说回来，咱孩子都上过大学，确实花钱不少。但你说刘婶子这些年又是开小卖店、卖布、摆夜市，又是做保洁、开电梯的，这么拼，她赚的钱应该足够供儿子读书吧？我听说有人摆了几年夜市都买小汽车了，她怎么反而要卖房子呢？”那位阿姨有些疑惑地问母亲。

“唉……”母亲叹了口气。她一早就从我口中知道周瑾这些年在学校的生活“档次”，也肯定明白周瑾母亲为了供儿子读书而卖房的原因。但母亲只是沉默半晌后摇了摇头，对同事阿姨说了句“谁知道呢”。

直到2014年端午节前后，父母打电话聊天时告诉我周瑾母亲去世了。那时，周瑾已经远走高飞，去英国留学了。厂里给周瑾母亲办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他们打算去参加。我说看到周瑾的话跟他要2000块钱，他前一年年底从我这儿借的，然后就不理我了。

过了几天，再跟父母通话时他俩跟我说，并没有在告别仪式上见到周瑾。

 

尾声

原本我没打算在那次学术会议上跟周瑾“叙旧”，但会议结束当晚，我接到导师电话，让我临时开车送一位专家去机场赶飞机。

在学术交流中心接上那位“专家”后我才发现，原来是周瑾。当晚他要飞去另一座城市，第二天在那边还有一场“高峰论坛”等他发言。

学校专门派了一位科研处副处长送机，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周瑾和副处长一直在后排交谈。我没说话，周瑾也一直没认出我来，可能他压根不会想到驾驶员会是我。

从他们的交流中，我大概知道，周瑾和当年的王府园一样，在英国某著名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期间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并很快有了孩子。周瑾的岳父是他现在供职高校的领导，于是他博士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拿到了现在的教职。岳父母家的经济条件很好，周瑾夫妇现在住的房子是女方家准备的，价值接近2千万。

车子停在机场航站楼前，副处长和周瑾的交流才不得不中断。他提出加周瑾的微信好友，以便之后继续交流，周瑾笑着掏出了手机。副处长这才顺势把我介绍给周瑾，让我也加个微信好友，“以后有啥学术问题，要多向周教授请教”。

我从驾驶室出来，站在“周教授”面前，他总算认出我了，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疑惑，还有些我一时之间难以读懂的东西。

其实我的微信好友中一直有周瑾，但他好像早就不用那个号了。我扫了周瑾的名片二维码，果然，是新号。当天夜里，我思索再三，给周瑾的新号发了一条信息：“瑾哥，最近可好？”他一直没回我，可能还没下飞机。之后我便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才看见周瑾深夜的“回复”——他啥也没说，只是给我转来3000块钱。我收了钱，想了想，决定再退1000块回去，但红色的小叹号随即就跳了出来——他把我拉黑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