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459）
1
疫情下的上海，仿佛是一部不流畅的定格动画，所有人被不均匀地圈在自己的小小牢笼之中，不引人注意地忙碌挣扎着，直到积攒起足够的力气，推动微末的变化，一点一点组成卡顿的城市之春。
我和小野的4月，被圈在一所靠海的方舱医院里——不是作为病人，而是在此工作。小野说她不记得我俩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但她的第一次出现，我却印象深刻。
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我正狼狈地搬运着东西，见到挂着蓝色胸牌的小野，忍不住向她求援，我说，小帅哥，能不能帮下忙？小野还没接话，身后的同事赶紧说，别瞎叫，人家是女的。又说，她是保洁部的队长，你不认得？
小野不记得我们尴尬的初遇，可能她早已习惯人们对她的误会。不过她确实帅，而年纪又很小，我也算是叫对了2/3。
天气热的时候，她就穿一件宽大的白色T恤加一条不过膝盖的深色大短裤，夜里气温降下来，她便裹一件灰绿色厚夹克。与那些喜欢穿拖鞋的工人不同，她从不穿拖鞋，她的鞋子都是价格不菲的潮牌。
“鞋子就要新的时候穿咯，放几个月就过气了。”小野的手拂过两鬓新长出来的黑发，总觉得TONY老师给推得不够平整。这点黑发和发根一起，与头顶残留的一撮落日黄形成了鲜明对比，仿佛是被烧焦的野草在倔强生长，只是长得营养不良，毫无生气。不过，头上越来越少的黄毛会让小野焦虑，她盼着早点出去重新做头发。
除了衣着、发型，小野身上的文身也让我误会了她的性别。小臂、小腿、后颈，甚至10个手指的近节指背面都挨个文着字。等工作结束，小野还打算去文一个新的——按照她的计划，新的图案将会铺满她的后背，因为已经是文身店的常客，小野很骄傲地说自己能拿到极低的折扣。
小野是保洁团队里年纪第二小的人，21岁。最小的女孩是19岁，她被小野安排去了指挥部做文员，不参与保洁工作。
在“保洁”这个舶来词汇成为人们的口头用语之前，人们对这个职业更为熟悉的称呼大概是“打扫卫生的”，听起来就不像是年轻人愿意从事的工作。与写字楼的保洁相比，方舱里的保洁工作似乎更加糟糕一些。众所周知，入住方舱的皆是新冠感染者，尽管理智和道德都叫人不该歧视这些不幸的人，但人的本能，却依旧对其避之不及。
所以在方舱工作，第一要义就是先要克服对新冠病毒的恐惧。后勤部人员不像医护，来方舱之前，大家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知识，对小野来说，战胜恐惧的利器就是随时拎在手里的小喷壶，里面装着高浓度的含氯消毒液。
“你怕吗？”
“怕啊，谁不怕死？”小野对我的疑问嗤之以鼻，顺便朝我滋了一通消毒水。
除了医护之外，舱里其余人都不曾克服过恐惧，但是大家依旧选择了这里。用小野的话说，“为什么来方舱上班？当然是为了赚钱咯”。
消毒水的水雾在空气中渐渐消散，刺鼻的气味则会残留很长时间。我们对这个味道既爱又恨，它对眼鼻黏膜有很强的刺激，但是没有这个气味又会觉得不安，总觉得看不见病毒正悄悄地将自己包围。即使金钱的诱惑暂时占了上风，恐惧依旧如同附骨之蛆。
感染者居住的区域算“污染区”，“生活区”和“工作区”理论上都算作“清洁区”。作为保洁组的队长，小野有可以不经常进入“污染区”的特权，而待在“清洁区”的时候，因为不能总是全副武装，手里的喷壶就成了小野的精神寄托。
其实小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选作队长，在她的想象里，“队长”可能需要像小学生选举班干部一样，准备演讲，然后等待参与者的投票和决定者的认可。但是她这个职务来得很容易——进来那天，领导指着她说：保洁组的队长就你吧，你叫什么名字？
人还是要与众不同一点，才能被一眼看见。我估计，领导在不知道的小野名字的时候就选择了她，多半是因为她那副桀骜不驯的模样——如果不由她来带领整个队伍，她可能会是那个最难管理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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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里的工作人员构成很复杂，除了常人熟知的医护，还有统筹整个舱内活动的运营方，有警察和消防，以及一些政府领导。后勤部也有细致的工作划分：有负责卫生的保洁组，还有专门进行消毒工作的消杀组，有专门配送物资的物资组，只管送一日三餐的工勤组，负责安全保障的安保组，还有维修组……
对于非保洁组的人，比如我，即使只是开玩笑地叫她“小领导”，小野也会立刻否认，“什么领导，都是打工人罢了”；但是对于保洁组内的人来说，小野是绝对的权威，“我在保洁组是说一不二的，手下的人比你们哪一个组都听话”。
权威源自于权力，掌握着全队人工作安排、考勤考核，甚至有直接任免权的小野，无疑将自己的权力利用得很好。
她手下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理发师、厨师，有保安和“厂妹”，有家政阿姨和售楼经理，有一些人是曾经自己做生意小老板，还有一些是看到高薪招聘特地来上海“淘金”的民工。他们比小野年长，常年奔波于各个城市讨生活，让他们各有各的生存技巧：斤斤计较、偷奸耍滑、少做多拿、倚老卖老……
小野第一次“立威”，是她开除第一个员工。那是一位50多岁的阿姨，年纪足以当小野的母亲。小野现在谈起她仍旧觉得厌烦——那个已经被她忘了姓名的中年妇女，在她的印象中具备了所有令人讨厌的“老阿姨”的坏习惯。
初来时发物资，人人都有一样的大礼包，唯独那位阿姨希望多拿点，即使小野再三强调“大家都一样”、“吃完了用完了我再给你申请”，也不肯罢休。安排工作，她总要第一个挑活儿，可等都安排妥当之后，她又疑心别人的岗位更好，希望小野能给她调换。依了她的要求换过岗，没一会儿工夫，便又觉得原先的工作更划算。工作的时候，她又敷衍了事，由于日薪固定，想方设法减少上岗时间，迟到早退，或是叫年轻一些的同事帮自己多做一些工作。
“‘年纪大了手脚慢，年轻人愿意帮的帮一把不是很正常的？’”小野模仿着阿姨的语气，翻了个白眼，“那她怎么不把自己的工资分给别人？”
小野警告了两次，阿姨非但不收敛，反而到处说小野年纪轻轻，当了个队长就“摆谱”，欺负手底下的人。忍无可忍的小野向带领自己一行人的中介老板诉苦，得到的回复是：“人现在是你带着，让谁留让谁走，你自己决定就行。”
阿姨在得知小野要开除自己以后，态度软了下来，保证以后会好好做事，但私下里却觉得小野不会真的赶走自己：“又不是她一个小队长发工资，她得罪我干什么？”
“谁说得罪她没好处？惯着她才是没好处！”小野找到阿姨，皮笑肉不笑地说，既然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穿着防护服喘不上气做不了活，那就多休息休息，休到工作结束为止。
“什么意思？”阿姨一时没听明白来这个小年轻的话。
“就是说，既然你不想好好干，那就在房间待着别干了。我每天管你饭，发物资也会有你的份。但是考勤从今天往后算，都是0。”顿了顿，小野轻飘飘地加了一句，“——要不然你就回去。”
搞清楚状况的阿姨咒骂了小野很久，也许后半辈子只要想起来就会一直骂。但是小野不在乎，即使阿姨真的不肯走，她也不在乎。多占一张床多吃一份饭而已，她有掌握这些资源的权力。而且她相信，那样精明的老阿姨不会愚蠢地选择留下：“来这里（方舱）上班都是为了赚钱，赚不到钱谁愿意待在这里啊？”
顺利将老阿姨送出方舱隔离后，小野心情大好。通过这次交锋，她发现了大家唯一真正在乎的东西——钱，所以，“考勤”就成了她拿捏手下人的最好使的东西。小野把几十人的保洁组又分成了几个小组，选出小组长，所有工作安排都以小组为单位，把工作交代完了，她就盯着每个小组长反复强调：这点事情能干好吗？干不好扣你考勤哦，扣3天。
1天的活干不好，不光拿不到当天的工资，连未来2天的收入都要被清零，这着实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尽管小野从未真正如此严苛地扣手底下的人考勤，但无人敢再去冒险。小野默认的程序是先警告、再扣考勤，最后是开除。就像家长恐吓孩子时数的3、2、1，往往只需要第一个数字出口，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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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好了小组，工作安排起来就变得格外容易。因为人手充裕，想休息的人只需在前一晚找小野请假便可。休得多了赚得就会少，所以请假的倒也没几人。
7万多平方米的方舱，全部卫生都由小野带领几十人的保洁组负责。需要清洁的外场占地面积远少于内场，因此需要的人手也少。为了防止内外场的保洁人员流通导致感染，任务分配之后就不会再更改，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场保洁岗位成了香饽饽，谁都希望小野能安排自己留在外面。
小野让年纪最小的女孩儿去了指挥中心做文员，理由是她年纪小头脑灵活，会用电脑，其他电子产品学起来也快。至于其他人，小野懒得听他们叽叽喳喳，反正人人都能为自己找到不进内场一万种理由，索性让他们抽签决定。
外场主要负责指挥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垃圾，还有打扫办公室。这本是个相对轻松的活，不过小野一点也没少操心。她吩咐被派在外场的几个人“眼睛放亮一些”、“手脚要勤快一些”——不要一天只做早晚两次清洁，若是办公室人少，就多进去看看，有垃圾的话及时清理掉，上夜班的医护产生的垃圾虽然不多，但是一定要在早上8点之前收拾干净。
“你居然问我为什么（这么安排）？”小野很惊奇地反问我，“那里可都是领导诶！”
她掰着指头给我细数每一个需要记住姓名和职务的领导的特征，包括他们用来挂工牌丝带的颜色——大红色的是“领导”，蓝色是后勤，黄色是医护。除了后勤的工人们会按要求佩戴蓝色工牌，红色和黄色的一般都不会有人戴在脖子上，所以还是要认清楚脸。
数了一圈之后，小野指向指挥中心一墙之隔的后半舱，说：“那边是医护的休息区，他们人最多，不过他们只管内场的‘客人’，不管我们的事情，不认识也没关系。”
“病人”只是医护对方舱里的新冠感染者的称呼，而这些工作人员都将他们称之为“客人”。内场的工作更繁杂一些，如果不能一次性做好，住进去的“客人”们有什么要求，会通过层层电话转接到小野那里，需要再安排人专门换上全套的防护装备进去。
“顾客就是上帝啊，我们就是为‘客人’服务的。”小野说，“医护不一样，他们比较了不起。人家学历高、又专业，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打工人比不了的。”
在外场的保洁员都知道，小野对医护休息区的工作要求不高，保洁们可以在任意时间慢悠悠地把巨大的垃圾袋系在每一个集装箱房间的防盗窗上，倘若手里拿的垃圾袋不够，少系几个窗户也无伤大雅。垃圾袋也不必每天收走，更不必一天两次，什么时候装满了再换也不迟。
小野对医护的不满，是暗暗滋长的，最早能追溯到刚刚开舱的时候——舱里进入内场的通道设置了4条，最初没有进行区分，大家进出可以随意选择。后来医护团队认为后勤人员不能完全按照标准进行防护服穿脱，要求拿出2条通道作为医护专用。
那时候所有需要进入内场的人员对这个要求都颇为不服：大家在来到这所方舱之前确实没有足够的防护知识，但来此之后已经进行了2到3轮的培训了，还是这些医护教会了大家如何正确的洗手、牢记穿脱隔离装备的顺序……没有人会拿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开玩笑。
不管大家多么不服气，有2条通道还是贴上了“医护通道”的标签纸，将后勤人全部排除在外了，倘若有后勤的人进出时误用了医护通道被他们撞见，就会被报告给上级批评警告。
其实走哪条通道不走哪条通道，时间久了都会养成习惯。医护通道并不比后勤通道多什么消杀装置，别的小组渐渐没了抱怨，唯独小野依旧耿耿于怀——因为在通道的问题上，别的后勤组与医护不会再有交集，而保洁组要负责通道的清理，自然也包括了医护通道。保洁们要将医护们脱下来的鞋套、手套、隔离衣、防护服和面屏这些垃圾收走，还要清洗浸泡在消毒水中的循环使用的护目镜，要用酒精擦桌子、用消毒液拖地板，还要打开紫外线灯给空气消毒——这样才算做好了通道的全部清洁工作。
“他们（医护）嫌我们不干净，有本事别让我们去打扫医护通道啊？有本事他们自己来打扫，自己去扔垃圾！”小野当然不能不管医护通道，只能嘴上说几句发泄。
本来安排人去打扫医护通道，小野就颇有怨言，哪知道隔三差五还要接到医护的投诉——泡护目镜的消毒水的量医护要管，装太少说浸泡不充分，装太多说扔眼镜时可能导致液体溅出；收垃圾时走的路线医护要管，不能在“一脱区（相对污染）”、“二脱区（相对清洁）”和“清洁区”之间来回走动；收垃圾的时间医护也要管，不能在医护进出时收垃圾，不能和正在脱防护服的医护碰见……
“他们真的太烦了！怎么能有那么多要求呢？”小野不明白，扔进垃圾桶的防护服和隔离衣，朝下按一按就可以节省很多空间，但是医护为什么就不乐意；浸泡完的护目镜还会再清洗，但是医护就是要揪着浸泡的容量不放。
“惹不起他们，只能躲着了。”于是，小野根据医护的排班表，重新规定了保洁组进入医护通道的时间，既保证及时收走囤积的垃圾，又保证不和“他们”打照面。
4
4条进出的通道只占内场保洁工作的冰山一角，保洁员更多的时间，需要花费在清理“客人”入住的房间和连接各个房间的走廊上。
临时搭建的集装箱房间很简陋，只有3张单人床、1副简易的桌椅，墙角的卫生间则由马桶、淋浴和洗手池组成。每当有客人达到出舱标准后离开，保洁队的人都会进入房间抹掉他的全部痕迹：遗留下来的私人物品，未清理的垃圾，不愿带走的零食饮料（方舱发的大礼包内含一些零食），睡过的床垫被单……所有东西都会无差别落入垃圾袋中，成为“医疗垃圾”。房间会被还原成未住人时的空空荡荡，等保洁组完成工作，再通知消杀组背着大桶的消毒液对环境进行消毒。
住着阳性“客人”的房间是不必进入的，只需嘱咐“客人”把垃圾放在门口。后来因为他们不能及时把垃圾拿出来，小野索性让组里的人不再给每个房间发小号家用垃圾袋，而是将大号医疗垃圾袋系在与门同侧的窗户杆上。
“戴着几层手套系垃圾袋确实麻烦了一点，但是收垃圾的时候会方便很多。给他们（客人）发垃圾袋虽然轻松，但是消耗得也快，就跟把垃圾袋吃了似的，隔两天就打电话说用完了。”小野在工作中做出了许多诸如此类的小调整，除了保洁组的人，大概也无人知晓了。
分配在内场的人，偶尔也可以在外场做保洁的活儿——当然不是去指挥中心——方舱这个庞然大物，每天吞吐的各项物资，总会在各个角落留下少量垃圾。只要垃圾稍微积攒了些，小野就召集所有组员一起出动捡垃圾，尽量让外场环境保持清洁——尽管没有人在乎，所有“领导”都待在那个短暂属于自己的集装箱内，谁会在意只是路过的通道两边是否有垃圾呢？
“我看着难受，我可能有强迫症吧。”小野耸肩。
大家都愿意做这项“额外”的工作，因为按照正常排班，总要有人休息，休息的时间就不算考勤，小野是在想办法让大家多做点能计入考勤的事。
除了“没事找事”以外，小野还想办法尽量保住“失去劳动能力”组员的工作机会——这是说那些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的保洁员们，直接从“生活区”搬进了内场。小野跟领导提议，让这些人直接在内场继续干保洁工作：“为什么不行呢？他们没有任何不舒服，除了核酸阳性了，什么都好。让他们在内场工作不是正好吗？还能省几套防护装备呢。”
就这样，在她的提议和斡旋下，保洁组里的几个感染者都保住了工作。
“大家来这里不就是为了钱嘛，感染已经够惨了，再拿不到工资，还不如在家躺着不要折腾了。”小野语气淡淡的，想了想又说，“医护还是有点东西的，只有他们一个阳性都没有。”
网上曾疯传上海方舱高薪招人的截图，日薪一度高到1500元。事实上，当然没有那么高的工资，因为“介绍人”不同，大家拿到手的薪水只有预期中的1/5到1/2不等。加上集装箱环境骇人，一些人来了后，第一天就吵着要走。
“走就走呗，又没有人逼着你非干不可。”小野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就这样留了下来。
在来方舱工作之前，小野在一家小酒店的房间里躺了1个多月，用来思考人生。她12岁就辍学了，没有太多华丽的词汇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情绪，只是觉得以前的生活太消耗自己。她现在21岁，医生说她如果继续当前的生活方式，“可能离瞎就不远了”。
小野对目前的工作生活说不上热爱，但也比较满意。她在做一名调酒师，最早当然是因为喜欢喝酒，喜欢酒吧的氛围，于是便辞去原先在超市的工作，去酒吧当了一名学徒。
“酒吧多有意思啊，比当超市理货员有意思多了吧？”小野拎着消毒水壶随意扭了几下，头顶稍长的黄发配合地左右摆动，十分可爱。
超市理货员是她来上海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那时她只有14岁。她戏谑地说，当初自己敢去应聘，老板也真敢收她这个童工。因为已经有了在老家和妈妈一起做事的经验，那份工作她干得还不错，辞职的时候，老板正打算提拔她做店长。
如果当年做了店长，现在会是怎么样的生活呢？小野想象过，但总没有清晰的图景——做理货员太累了，小野1米5的个头，青春期的时候大概更瘦小一些，都是咬着牙干的——不过就算做了店长，收入应该也不够常去酒吧喝酒的，所以她不算太后悔。
在酒吧做学徒的时候，喝酒不要钱。小野不挑酒，什么都喝。她调色彩斑斓的酒卖给客人，配上晦涩的名字，就像是在贩卖一道奇妙的咒语，帮助人们暂时逃离不如意的生活。这些在小野看来都是为了赚钱添置的花头，不过她并不承认酒吧在骗钱：“3块钱买酒，剩下买的是我的劳动，不行吗？”
从学徒慢慢做到调酒师，喝酒从乐趣变成了工作的一部分。只在深夜苏醒的酒吧，和它所容纳的宾客，都沉浸在一种似醒非醒梦呓里，而清醒着的小野也要融入其中。她每天喝很多酒，从兑水的洋酒喝到昂贵的红酒，不光都是别人买单，还能赚到不菲的提成和小费。
“没意思，真的没意思。那几年感觉什么人都见过，看多了就什么都不觉得稀奇了。”小野会在黎明时分头痛欲裂地下班，然后将一整个白天交付给光怪陆离的梦境。
长期熬夜、不规律的饮食和大量饮酒，拖垮了她年轻的身体，最早的迹象居然出在眼睛。小野以为是酒吧的灯光太刺眼，捱了半年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再这样下去会有失明的风险。
如果一定要残疾，失明是小野最不能接受的选择。躺在酒店的1个多月，她慢慢将昼夜颠倒的节律调整回正常状态。裹着酒店的浴袍换下来有人洗，想吃什么有人送上门。她晒着太阳，想着自己不能年纪轻轻就瞎掉，以及想要好好生活需要钱——做调酒师这些年她赚了不少钱，但也差不多都花了出去。
“年轻不懂事啊，根本没想过存钱，不然现在我在老家应该能付个首付的。”小野不是个爱后悔的性格，她很快振作起来，“钱没了再赚，后悔又不能把钱悔回来。”
恰逢上海疫情严重，小野在朋友圈看到高薪招人的消息，主动联系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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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因为实际工资少离开了方舱，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疫情让许多人失业，经济压力让他们不能向一份收入还不错的工作说“不”，即使它和原先说好的待遇相差甚远。从外地专程过来的人应该更加失望，但是他们在上海没有住所，离开方舱就无处可去——特殊时期，进上海容易，想返乡却很难。
虽然小野对手下人严格，常常拿考勤和开除“威胁”他们，但同时她也很温柔，只要工作完成得好，她就是个有求必应的小队长。她不爱吃零食，发下来的“礼包”总是把自己那份都拿去给手下的人分掉；烟瘾倒是大得很，只是能拿到的烟不多，根本不够组里几个老烟枪烧的，她便连烟也不留，实在馋了，就去找别人讨一支；酒是不可能发的，退而求其次喝点带气儿的饮料，但可乐雪碧一类的“好东西”是“抢”不到的，只有没人要的凉茶能分给她。
“一帮土匪，我把可乐藏马桶水箱里都能被翻出来！”小野笑骂。
“你又不吃亏，卷烟没有你的，这不是拿到电子烟了？”我毫不客气地戳穿她。
“运营部的领导给的，都跟你说了，要和领导搞好关系。”小野洋洋得意地吐了一串漂亮的烟圈。
除了这些近在眼前的小福利，小野得到最大的“好处”是下一份工作——去杭州的亚运会会场继续做保洁工作——得知亚运会延期的消息时，小野十分失望，不然她应该还会是保洁队长的。
在小野的观念里，除了干后勤的打工人和医护之外，都是“领导”。即使是对颇有怨言的医护人员，她也只和关系要好的几个新朋友吐槽几句，从不当面叫人难堪。若是当天做核酸时人多嘈杂，小野还会主动帮忙维持秩序，就挂着一层外科口罩，还积极地帮人家搬核酸箱、收垃圾。完事之后，一边碎碎念着“理论上在外面做核酸的人都是阴性”，一边紧张地洗手消毒。
“你不是最烦医护了吗，干嘛还帮他们？”我揶揄她。
“我什么时候烦医护了？再瞎说我撕你嘴巴。”小野回怼。
方舱虽名义上是医院，也有100多号各个科室的医生护士，但药品并不那么齐全。舱内的客人们需要的药品虽可及时调配，后勤的工作人员要是不舒服就很棘手。小野凭借着自己与医护的“私人关系”，拜托他们为自己手下人代配一些常用药——手底下的人多了，毛病也多得稀奇古怪——小野拜托医护替自己买过眼药水、西瓜霜、创可贴，还有开塞露……“都不是我自己用的，开塞露更不是！”
大部分时间里，小野都在指挥中心晃悠，带着工作手记、对讲机和她的消毒喷壶。她常常待在监控室，两排显示器囊括了舱内的公共区域，她以此掌握手下人的工作情况，若是发现哪个身上贴着“保洁”标签的工作人员“划水”，就会打开对讲机呼叫当班的小组长。
进入内场得全副武装，看不清脸，更分不清谁，小野就很庆幸自己搞出的“小组长制度”。她不想动不动就扣手下人的考勤，只是想以此来提醒他们，不好好做事是有可能拿不到钱的，不可以“摸鱼”而已。就像那个已经离开的阿姨说的那样，工资又不是她这个小队长发的，何必难为人呢？倒是有一回，她手下的一个人因为身体不适只工作了半天，半天工作算是考勤不满，没有工资。小野被闹不过，自掏腰包支付了对方半天的工资。
至于手下人不好好工作，背锅的倒真是小野。刚来的半个月，天天开会挨骂，看到开会的消息小野就怕。那时候理亏，事情没有做好，只能立正挨打。挨了批评回去，小野也不发脾气，跟几个小组长凑在一起想办法把工作做好。往后的会议，小野越来越坦然，有时候还会嚣张地说：“谁敢说我们保洁组不好，看我不带他去监控室把他骂回去！”
后勤团队之间也有鄙视链，而保洁组无疑处于鄙视链的底端。消杀组认为自己最“干净”，因为他们永远携带大桶消毒剂，消毒水弥漫在他们身边，百毒不侵。其他组也不和感染者直接接触，安保只需站在通道口，物资组和工勤组把生活用品和食物放在门口就会离开……
歧视新冠患者可能还会遭受良心的谴责，这些临时凑起来的同事们，倒是理直气壮地歧视起自己人，具体的表现就是：不愿与保洁组的人一起在外场活动，即使这些活动仅限于拿一日三餐和日常采样。
小野懒得争辩，空下来的时候唠叨组员注意防护的次数更多了。小野就像是只护崽的老母鸡，虽然她才是组里年纪最小的人之一。
6
年纪最小的那个女孩子，前段时间被办公室“退”了回来，小野发了很大脾气。
“最轻松的差事给你，你还不好好干，真给我丢人！”
“谁爱去谁去，我才不高兴看那些领导的脸色。”小姑娘的回答也火药味十足，她不接受办公室对她“懒散”的指控，也不承认自己“手脚慢”。
小野叫女孩去打扫他们生活区的洗手间，半夜去检查卫生情况，把女孩从被窝里拉起来一顿臭骂。小野说，嫌套垃圾袋恶心，收厕纸的时候就会更恶心；嫌用干拖把拖干净水渍麻烦，踩了一地脚印的地板就要重新再拖一遍；不愿意在指挥部看领导脸色，就回来看我脸色……
女孩一开始还回嘴，要求进内场上班，后来被小野骂得眼泪水直打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最终没能如愿进内场，小野嫌她吊儿郎当，脱隔离衣不规范，叫她留在外场打扫卫生。
“小孩子不知道好歹，万一她感染了，岂不是要连累我们几十人？”小野凶巴巴地说。
小野也会进内场，没个定数。有时候是去解决组里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大部分时候是去检查他们的工作。她不相信手底下这帮“杂兵”的自觉性，认为只有盯得紧了，才能少出错、不出错。她的工作时间也没个定数，别人上完6个小时的班可以安心下班，小野却要永远待命。
小野最近一次进内场检查，在一个空置的房间里看到了一个盛着半瓶水的矿泉水瓶，里面插着几朵“一年蓬”的花朵和几根青草。白色的针一样的花瓣簇拥着鹅黄的细密花心，即使叶子已经耷拉下去了，花朵仍不显疲态。前一个“客人”的物品都已经清理干净，消过毒的花洒、马桶、洗手池，空荡荡的床板和桌椅，与这里其他几百个集装箱里的陈设别无二致，但是那几朵盛放的野花，却默默勾勒出前一个住客模糊身影。
“这东西为什么没有清理掉？等着下一个客人来投诉吗？”小野把瓶子和其中的花草扔进了随身带着的大号黄色垃圾袋里。
那是最靠内侧的一个房间，外面就是方舱的边缘，扎着一人多高的绿色铁网。网外是肆意生长的野花野草，一簇簇的“一年蓬”透过金属网格探进舱内，它们不介意病毒，只想将朝两边无限蔓延的铁栅栏包裹进自己的绿色里。
小野看了一会儿这个角落的风景，小声嘟囔着：“外面这么多花呢，干嘛还要采回去。”
那天晚上，我看到小野在朋友圈晒出一大束鲜艳的红玫瑰，那是她为远在家乡的女友订的。她写道：你不要错过，我已经错过的春天。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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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佳美忽然来上海约我吃饭，约在一家很贵的餐厅，大众点评显示“人均消费1255元”。说实话，我有点担心，甚至有点后悔答应下来，心里暗想，她会不会跟以前一样一毛不拔，到了买单的时候就去洗手间，让我来付这顿饭钱。
陆佳美不是没钱，算一算，她做我五叔的“女朋友”已经14年了。直到去年11月，她才被拉入了我们的家族群——以新婶婶的身份。当然，她不稀罕这个，她稀罕的是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亿万富豪的太太。
我进了餐厅没等两分钟，陆佳美就光彩照人地走进来了，吸引了不少目光。她戴着一顶黑色的贝雷帽，脚上踩着一双超高跟，飘然落座后把Birkin手袋放在一旁，这一身行头加起来得有20万。其实陆佳美五官长得一般，至多算得上清秀，唯有一双丹凤眼很是漂亮，她皮肤白腻，嘴唇涂得很红。
陆佳美拿着菜单点菜时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上个月我赚了600万。”
我可能不自觉地露出惊讶和迷惑的神色，似乎很好地满足了她。她像是酝酿了很久，终于吐了一口气：“五哥把古玩城那个楼交给我管了，我前段时间一直在忙装修和招商，上个月总算搞定这件大事。累得我啊，人都老了几岁，我这次来上海就是约了一间医美来搞下‘抗衰’的。”她把手机推到我面前：“还算圆满，入驻率基本90%呢，剩下的空间我也招了做饮品的进来，你看看，这是开业那天的视频。”
五叔名下的那座古玩城虽然只有4层，可它位于省城的黄金地段。之前五叔已经出资帮陆佳美开了一家网红餐厅，如今把这座楼交给她管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过户给她了？我在心里暗暗盘算着陆佳美的身家，后面她说什么，也没太听进去。
我在极度震惊中看完了那个视频——虽然没有开美颜滤镜，但视频里的陆佳美眼中放光，神采飞扬，牢牢地占住了别人眼睛里的C位。这和她以前小心翼翼、低眉顺眼的样子，是真的太不一样了。
我和陆佳美初次见面，是在我家门口。
那天陆佳美不请自来，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摸到我家。当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她语气柔和，声音小小的、低低的，看人的目光也有些漂浮躲闪。那时五叔夫妇闹离婚闹得正凶，我没想到一个小三竟敢如此大胆地跑来当事人的亲戚家，便整个人愣在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让她进。
陆佳美似乎看懂了我在想什么，她微微笑了笑，很有礼貌地说：“我可以在外面等的，没关系。”
或许是常年扛着压力孤身在异国他乡生活，只有我担待人的份，却少有被别人于细微处体贴。陆佳美的举动触动了我，我想，让她进去坐着也不打紧，毕竟我爸在政府部门工作，楼道里人来人往，让人看见一个年轻女人站在我家门口不太好。
进了门，我才发现陆佳美带来的礼物是用心做过功课的——她给我爸买的衣服尺码是对的，给我妈买的护肤品也是她用惯的牌子。放下东西，她就拿起工具，十分麻利地把我家全部收拾打扫了一遍，期间还从酒店叫了菜，在我爸妈进门回家前，已经全部热好端上了桌。
我爸妈回到家，发现五叔的小三登门，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但看着家里窗明几净，热饭热菜都在桌上，也拉不下脸来赶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平常对人总是客客气气的，连句脏话都不会说。
陆佳美坐在沙发上，一边掉眼泪一边对我妈说：“嫂子，我今天这么冒昧跑来，主要是我不敢等您和哥下班后再来，我怕你们不让我进门。我知道我做错了事，对五哥的太太造成了很大伤害，我是想要有一个机会，能当面向她道歉的……我其实愿意被她打骂一顿给她出气的，将心比心，都是我的错……”
多年以后，成为我新婶婶的陆佳美在微信上跟我说，她那时之所以敢上我家的门，是觉得我爸妈都在单位担任着职务，说话做事应该体面，顶多对她冷言冷语，不至于朝她泼水、扯头发什么的，“但这类人容易较真，上来必须先认错”。
2
陆佳美只比我大5岁，跟我毕业于同一所省级示范中学，算是我的学姐。据说她当年考进去的时候是全市前50名，按照这个成绩，985大学肯定没问题。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高考发挥失常，只考了一所普通一本，因为家里条件差，就没有再复读。
2007年，陆佳美24岁，刚刚踏入社会没两年的她就成了我五叔的“女朋友”。五婶不是没有听到风声，只是根本没有把相貌平平的陆佳美放在眼里——在那段婚姻里，五婶一直拥有“碾压式”的家庭地位。
一次，我妈带我去跟五婶喝茶，正好遇到五叔生意上的几个朋友，聊天时，有人明里暗里提醒五婶关于陆佳美的事。五婶下巴一扬，矜持说道：“按说有我侄姑娘在这儿，不该说这些腌臜话题，但是男人做生意做大了，总归有人往上扑，这古今中外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老五拿你当朋友才让你晓得这些事，你转头就当笑话讲出来，让人以后还怎么相见？”
此话一出，旁人再也不敢说三道四了。
我五叔长得其貌不扬，小时候身体不好，成年后依然黑瘦，个头只长到1米65。因为成绩不佳，他高中念完就跑到省城谋生。但五叔脑子活络会来事，经商是一把好手，在80年代初开始倒腾服装，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后来又接工程、卖药材，直至乘上房地产的东风，财富迅速膨胀。
在五叔还只是一个小老板的时候，他遇到了闻卉。她是那种明艳大美人，长相有七分神似港星黎姿。追求闻卉的人很多，但不少人被她的脾气给吓退了——心情好的时候她会给个笑脸，心情不好了随时一顿臭骂。
闻卉从小在省城长大，始终觉得来自地级市的五叔是乡下人——尽管他的家庭条件并不算差。五叔的兄弟姐妹都在体制内或者国企工作，父母念过初中，在机关担任干部，外公更是早年留法。尽管这样，五叔还是喜欢闻卉，不管她骂什么他都笑嘻嘻的，还能说些俏皮话来哄她开心。当年我爸晚上从学校去看五叔，那天下暴雨，屋里那个灯的瓦数不够，暗得看不清东西，但我爸清晰地看见了五叔的眼睛，“那么小，居然那么亮，嘿，一问就知道，那天闻卉跟他好声好气说了几句话”。
一次，闻卉又冲五叔发脾气，还把他冒着大雨送来的饭菜扣在地上。可五叔一点也没生气，收拾干净后，还笑呵呵地问：“你怕不怕我以后再也不来找你了？”
年轻的闻卉毫不犹豫地说：“不怕。”
五叔笑着说：“怕啥，我一定会来找你，今天不来，明天也会来。”
靠着这种穷追不舍的精神，几年后，五叔终于打败了所有情敌，抱得美人归。到了90年代，五叔已经是大老板了，但他依然会每天回家掌厨，只因五婶闻卉吃不惯住家阿姨做的饭。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省城的五婶跟全家人的关系都冷淡，甚至还有些隐隐的矛盾。跟五叔结婚后，她只带女儿回过一次婆家。爷爷奶奶住的那栋机关干部楼是70年代建的，房子虽然有点老，但宽敞、明亮、干净。可五婶执意要住酒店，五叔也马上带她去，早上还跑了几公里去一个早餐摊给她端回一碗牛肉面。
见他们很少回家来，我妈就带我去酒店看望五婶和堂妹。我觉得她们母女真的太好看了，一个像挂历上的明星，一个像洋娃娃。我妈客气地说：“乡下的姐姐来看大城市来的妹妹了。”五婶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长大后，我总在回想那个笑容，觉得那是一种礼貌的默认。
五婶对乡下的穷亲戚没有好感是绝不掩饰的，但五叔不一样，他是那种很在意家人的人。发达后，哪怕自己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他对父母、哥姐、晚辈也是尽可能地照顾、帮助。90年代，五叔就安排爷爷去很多国家旅游，爷爷有肺气肿，怕冷，医生只说了句“最好是在不冷的地方过冬”，他立刻在广州买了一套房。但这事让五婶知道了以后，她在家里大吵大闹，爷爷就让五叔把房子卖了。正好赶上那几年房价开涨，因为房子一进一出还赚了点钱，五婶才作罢。
现在提起爷爷，五叔的眼泪都会掉下来。他总是感念小时候爷爷对他好，他读高中时不听话，毕业后想做生意，爷爷也支持他。他生意失败卖西瓜，爷爷虽然生气，却还是让姑姑每天给他送午饭。刚去省城接工程的时候，他只能住在厕所里，爷爷每个月都去看他，还把家里攒的粮票都给他。可爷爷去世的时候，五婶却没有到场，虽然五叔在大家面前尽力解释说“丈母娘住院了，闻卉脱不开身”，但我想，他心里一定有了结。
到了奶奶做80岁大寿的时候，五叔包下了省城一家五星级酒店的4层楼，连续3天大宴宾客。许多外地的生意伙伴都提前几天驱车赶来，个个出手阔绰，带了很多礼物。外人都来捧场了，可五婶却一直没露面，只在生日当天家宴开场时才出现。五婶带来一件裘皮大衣，当场给奶奶试，却不合身。
五叔嘴上没说什么，第二天却带着我们一大家子去省城最高级的商场，细心地给奶奶从头到脚配置了一番，还放出豪言：“你们谁哄得奶奶开心，看上了什么我一律买单。”结果那天光买衣服花了10多万，五婶当场就不高兴了，脸拉得老长。
除了对父母孝顺，五叔对亲人们也很大方，在治病、升职等大事上更是不遗余力地帮衬。然而这些事全都得瞒着五婶，不然他在家就没有好日子过，不让进卧室、吵架都算轻的。
长大后，我也能理解五婶。将心比心，谁喜欢夫家的亲戚一天到晚像胶水一样粘着自己家，还总是拿东拿西？五叔钱再多也是自家的，补贴亲戚是情分，不给是本分，无可厚非。我妈也经常说：“不怪闻卉烦，动不动大事小情要找老五，我们又没有什么能帮上人家的。”
作为整个家族的“顶梁柱”，五叔十分自豪，他喜欢热闹，总爱招呼小辈们去他家里吃饭。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敢去，我表妹罗妍的工作因为得益于五叔帮忙，每年春节不得不硬着头皮提着礼物去五叔家拜年。一次，罗妍登门正好遇到工人送酒，很多箱，五婶就很自然地招呼她跟工人们一起搬。年轻人倒不介意，但其他亲戚就未免对五婶待人接物的一些细节感到介怀，尤其是大姑和二姑。
爷爷奶奶年轻时工作忙，家里的小孩基本都是大姑、二姑一手带大，她们付出了很多。五叔在省城吃遍了山珍海味，可还是想念家乡的熏干子、霉千张、白萝卜、土鸡蛋，于是几个哥姐就轮流给他送去。五婶也爱吃，有时东西吃完了，她就打电话让哥哥姐姐送。
一次，刚下夜班的二姑去五叔家送土鸡蛋和白萝卜，正好遇见了五婶的朋友们。那是一群富太太，精致又年轻，而二姑在医院当护士，长年操劳又疏于保养，对比之下显得苍老极了。
见她拿着食物，五婶的朋友便把二姑误认为是新来的保姆，还问五婶：“之前的刘姐不做了吗？”
五婶没有解释。
二姑回来后，跟亲戚们愤愤地描述。我听说了这件事，想象那种场景，也觉得有点寒心。
3
陆佳美的出现，一开始只是让五叔的婚姻泛起点点涟漪，但大家都觉得五叔只是在外面玩玩而已。谁也没想到，他们在一起的第8年，五叔的家庭矛盾彻底爆发了。
2015年的大年初一，五婶破天荒地来到老家。往年五叔总要回老家陪一大家子人过年，五婶从来不参加，只放心让他回来。这次，她不知从哪儿听到了风声，赶到老家，却发现五叔不在，而且竟没有一个人告诉她这个消息。
五婶气得脸都红了，质问大家五叔去哪儿了，最后还是我妈好说歹说，五婶才没在家里闹起来。五婶走后，我妈也不高兴了，她大年三十还在医院值班，累得要命，初一回来又接着操持一大家子过年的事，还平白无故受冤枉气。
“轻易不来一次，还空着手来。再说大年初一，再大的气也要忍着啊，老五这些年估计也受够了！”说着说着，她又埋怨我爸，“你们家没一个人说话，又是我顶着，我上班要处理医疗事故，过年还要处理家庭事故！”
据说五婶离开后，立刻返回省城找人查五叔的行踪。不知道她用了什么办法，总之最后知道了五叔和陆佳美正在丽江过年。这年春节，五叔家闹得天翻地覆，五婶要拿刀砍五叔，去劝架的二姑夺下菜刀，五婶还在后面追着要抢回来。二姑没办法，把菜刀藏进了微波炉，这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五婶找人给陆佳美带话，说她如果还赖在自己丈夫身边，就让她全家的名声在家乡臭掉。对此，陆佳美选择了示弱，不停地跟五叔和亲戚们道歉。她说自己错了，只是真的跟五叔有感情，分不开。她不求名分，只希望能在我五叔身边照顾他，给他做饭、打扫卫生、监督他吃药、住院陪夜。
一直以来，五婶都是五叔的“女神”，很少照顾他的生活——虽然她不是故意的，言谈举止也习惯了高高在上。可是在陆佳美那里，五叔是她的“男神”，她专门买了辆小电驴载着五叔出去玩，前面用无人机跟拍。视频里，五叔那张因生病而更显黑瘦的脸，竟像年轻小伙子一样灿烂，嘴都笑得咧到两边了。
本来我们全家人都觉得陆佳美很快就会退散，毕竟她年纪不小了，长得也不算美，实在不具备竞争力，况且五婶还有2个孩子呢。8年时间，她还没等到五叔离婚，可见，两人成不了。
可我想起陆佳美第一次来我家的情形，就觉得，以这个女人的忍耐和心机，不一定会那么容易放弃。
闹多了，就没了当年的恩爱。2015年春节后的一年多，五婶数次跑到五叔公司和饭局上大闹，吵得所有人都知道老板有了小三。男人受不了丢面子，更何况是在下属和生意伙伴面前。
五婶又在朋友圈发各种谴责五叔的文字，还挨个@家里人，搞得大家都很尴尬。罗妍有次给我打电话聊起这个，直说她是被人宠惯了：“没在恋爱上吃过苦头，完全不懂男人心嘛，这不是明摆着把男人往外推嘛？”
五婶和五叔势同水火，家里鸡飞狗跳，而在五叔给陆佳美买的小别墅里，却是另一番天地。我爸曾去那里吃过一次饭，回来后连连赞叹：“陆佳美那真的是不简单啊——老五在家里喝水都不用自己喊一声的，她看着老五脸色就知道他要喝水，老五高兴得啊，脸上的笑就没停过……”
我和我妈对此嗤之以鼻：善解人意是一种向下兼容，是很昂贵的，陆佳美肯这么兼容，难道是图五叔比她大22岁吗？还是图他身体不好？从头到尾都是图钱而已——这一点，全家人都心知肚明。
陆佳美有钱以后，就把她父母接到了省城住，每周末都会过去吃一顿晚饭。五婶打听到了这个消息，便带着人堵在附近，拿着杀虫剂对着陆佳美一顿猛喷。杀虫剂入眼需要马上就医，五叔闻讯赶去医院，看到陆佳美可怜兮兮的样子又气又心疼。得知是五婶所为后，更是气得当场要报警。陆佳美哭得梨花带雨，说怕自己瞎了不能照顾五叔，又反复按着他的手让他不要报警：“我能理解闻卉姐，报警就家丑外扬了。”
五叔还是坚持报警，警察来了以后，把陆佳美带回派出所做笔录，又把五婶传唤了过去。五婶自然怒不可遏，于是众人就看到了一个诡异的场景：一个女人态度蛮横，一个女人楚楚可怜；一个披头散发对着警察大呼小叫，另一个直往民警身后躲，不停地给警察赔不是，说自己给人添麻烦了。
高下立判，五婶正中陆佳美的下怀。五婶被气得失控，平日里的优雅全丢了，她炸着头发去撕扯陆佳美，说要把她的狐狸精面具撕下来。这可是当着警察的面“寻衅”，最后的结果是——行政拘留3天。
这事过后，五叔给陆佳美买了一辆保时捷卡宴，压惊。
4
闹到2018年，五婶终于醒悟过来，要联动“群众”。
她先是隔几天就跑到我奶奶那儿去哭一场，求她管管儿子。可那时奶奶的阿尔茨海默症已经出现了不太认得人的症状，对于她的哭诉，实在无能为力。她也有心接近我们一大家子亲戚，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圈子本就不同，即使她愿意融入，也找不到共同话题。我们在家族群里热烈讨论什么平价擦脸油好用，单位涨工资多么慢，同事多么讨厌……她完全插不上话。而陆佳美与我们相处，总是显得游刃有余。
奶奶失智以后，照顾她成了一件大事。3个儿女都在省城，只有大姑、四姑留在身边。平日里，四姑和住家阿姨负责看护，大姑每隔两天送一次菜过去，她们3个人是精密运转，缺一不可。
一次，张阿姨的儿子要结婚，得请假1个月。大姑要帮女儿带孩子，不可能全天陪护，四姑一个人根本应付不来。就在姑姑和叔叔们焦头烂额之际，陆佳美从张阿姨口中得知了此事——这也是她的本事，她去了我们老家两三次，就跟保姆们处成了朋友，每次去还都给张阿姨带点东西，而且礼物从来不会显得跟受赠人身份不符，不是那种一看上去就是自己用不完的。
陆佳美悄无声息地去了我们老家，顶替了张阿姨1个月，居然连在省城的我爸妈和二姑都不知道。虽然大家都知道她热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但没人会拒绝好处，也实在不好开口指责她。
我爸知道此事后，感叹不已，他觉得伺候失智老人这种事，亲子女都未必能做好，“人家一个80后的姑娘做了1个月，还轻描淡写地说‘替五哥尽个孝，不算什么’”。陆佳美一再要求我爸不要告诉五叔，搞得我爸都不好意思再在背后指责她是小三了。
其实，自从五叔搬进了陆佳美的小别墅，开心的人不止他一个。
先是二姑卸下了重担——五叔工作辛苦应酬多，是重度糖尿病患者且有并发症，五婶向来不照顾他，更何况现在关系紧张。大家不放心，一开始是让当护士的二姑请长假去五叔家照顾他，后来五叔搬去和陆佳美住，等于解放了二姑。
在小别墅里，五叔期盼已久的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在一起吃饭的场景终于实现了——陆佳美不仅下厨，还主动添加了各位亲戚的微信，隔三岔五邀请大家过去吃饭。临走，她还给每个人都拿东西，比如我，就被塞了一箱云南松茸。
她一边用力往我手里塞，一边把我往外推：“自己家里人客气啥！这就是你五叔喜欢吃，空运了几箱，本来就算了你的份儿，你不拿也坏了，不是浪费吗？”
我架不住她的热情，又看五叔笑眯眯站在旁边看，想他就是喜欢这种全家人都依赖他的感觉，就收下了。
另外两个堂表姐住在省城，比我去得更勤，经常会从陆佳美那儿拿走一些进口食品、灵芝、人参、化妆品什么的。我们几个姐妹和陆佳美几乎同龄，五叔却让我们叫她“五婶”，我叫不出口，可四姑的女儿直接改口了——那段时间她和陆佳美走得很近，经常在朋友圈晒一些一线品牌的化妆品，以前她可用不起。
除了给吃的给用的，陆佳美还尽可能地与人方便。罗妍生孩子，想去的医院没床位，陆佳美主动让五叔出面联系；二姑的女儿30岁了一直没有男朋友，陆佳美就有意无意地向她透露五叔有哪些朋友的儿子未婚——这些朋友家庭条件都很好，二姑哪有不高兴的？陆佳美绝口不提相亲，只说之后干脆组织旅游，大家一起去，“年轻人要是能玩到一块最好，玩不到一起也没什么”。
对比之下，我想起几年前二姑也曾托我妈和五婶帮忙给她女儿介绍对象，我妈好歹介绍了几个，没成，二姑也不好说什么，五婶则是直接回绝了，她说自己娘家的侄女年龄更大都没找到，“女孩子如果优秀的话，也不用愁”。言下之意，是二姑的女儿不够优秀，把二姑给气得够呛。
不知不觉中，风向渐渐变了。亲戚们对五叔的私事虽各有想法，但终归在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找理由倒向对自己有利的一边。至少，我爸、二姑、四姑都说过类似的话：“我管他找谁呢，只要有个人能照顾他我就心满意足了……”
5
奶奶去世时，和五叔闹到决裂的五婶没有出席葬礼。孝顺又好面子的五叔不再像十几年前父亲走的时候那样，拼命给缺席的老婆找理由，他立刻打电话，让正在香港购物旅游的陆佳美赶回来。
对于要不要陆佳美出席葬礼，他们几个兄弟姐妹商量过。我爸觉得，要是她来了，五婶也来了，岂不是又要搞出闹剧；四姑因为陆佳美帮忙照顾奶奶的事，对她印象大为改观，觉得就算是个朋友也能来吊唁下，何况人家真的是端屎端尿地照料了1个月，亲孙子亲孙女也都没做过；二姑心直口快：“担心个什么？你们这说的好像闻卉会来一样——我把话放在这儿，老头死的时候她就没来，现在她跟老五闹成那样，会来才出鬼！”
我爸最怕跟女人们生口舌，好在“灵前离不了孝子”，他逃走了。我妈主张，不管五婶来不来，她毕竟还是五叔法律上的妻子，总归要叫一下的。3个姑姑默认了，谁知，当大姑去通知五婶的时候，却发现五婶已经把她拉黑了。
当天晚上，陆佳美风尘仆仆地赶来了。她下了飞机换高铁，下了高铁又打车，带着从香港采购的大包小包直奔殡仪馆，东西往休息室一搁，就过来帮忙。
葬礼上的事情非常繁杂，陆佳美在殡仪馆待了3天，没有换班回市区休息过。她稍微空点就跪在五叔身边跟他一起烧纸，还烧了一整套兔毛的穿戴，说是在香港专门给老人买的：“冬天穿了不冷，没想到老人家就这么突然……”
她话还没说完，五叔就嚎啕大哭，她也跟着掉眼泪。五叔一边哭一边说：“妈，这是你五媳妇，给你烧纸送终，你认一认人，以后保佑她。”
当时很多人在场，不光自家人，还有五叔的朋友们。这就等于承认了陆佳美的身份，从这天起，一些亲戚对陆佳美的称呼就变成了“五婶”、“五舅妈”、“老五媳妇”、“佳美”。四姑的女儿甚至直接在朋友圈跟陆佳美互动：“五舅妈啥时候再给五舅添幺儿？”
她发朋友圈那天，五叔还没正式离婚。
经过旷日持久的官司，五叔终于把婚离了。他损失了一半身家，一双儿女都跟他反目成仇。
五叔是很疼儿女的人，之前跟两个孩子关系很不错，尤其爱女儿。五婶在两个孩子面前说了他很多坏话，要求孩子们跟父亲断绝关系，但女儿并不放弃，放下工作从英国飞回来几次，只求五叔不要离婚。
每次女儿回来，五叔就要动摇。陆佳美也哭，说对不起，她这就回老家，以后绝不见五叔，成全他们的父女之情。这招虽说不新鲜，但是五叔却很吃这一套。于是五叔的女儿就和陆佳美“拔河”，耗时一年半，以陆佳美胜利告终。
离婚判决书下来的那天，五婶准备和女儿一起去英国。我妈去机场送她们，回来后跟我打视频，叹气道：“她们母女两个哭得不行，对你五叔还是有感情的，唉。”
我爸不以为然道：“闻卉那个脾气，离了也不是坏事。”
6
在我们全家人对陆佳美的态度发生变化的时候，陆佳美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她不再经常张罗晚辈去家里吃饭，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大方了。
一次，五叔让她带我们几个姐妹去逛街，出门前专门给了她一张卡：“你们今天可是要宰大户了，把你们五婶宰一宰，她有钱着呢。”
五叔这么说，几个姐妹心花怒放，谁不喜欢有人买单呢？我们立刻开车杀到商场。
拿着卡的陆佳美走在前面，完全没有要与我们交谈的意思，去哪个店全由她说了算。从二楼开始，陆佳美进的每一个店，都是熟门熟路，店员都认识她。见她进来都恭恭敬敬地喊“陆小姐好”。我们仨灰头土脸的像随从一样，都不被搭理的。
店员似乎都知道她的喜好，有的甚至直接拿出衣服说：“陆小姐，这是上次您要的颜色，我们帮您从外省调过来了。”
二姑的女儿听得发呆，悄悄问我：“要怎么样才能有这样的服务啊？”
罗妍撇撇嘴道：“你看下她逛的店里的衣服，有哪件是1万块以下的吗？”
陆佳美自顾自地试穿搭配，还不忘笑吟吟问我们如何。我很快看出来，她就是随口问问，并不是真的要人参谋。逛了一下午，她给自己买了七八万的东西，却完全没有要给我们买的意思。
见她的脸上挂着得体又疏离的笑容，我忽然明白，她的态度就是：你们爱跟着就跟着，如果想要我买单，就得老实跟着——或许她还在等我们开口求她？以前陆佳美捧人捧太久了，一朝上位，当然想享受那种被人小心翼翼捧着的感觉。可另外两个姐妹可能没有领会她的意思，以至于为自己白白当了半天跟班这件事感到非常气愤。
晚上，在外面吃饭，我们觉得陆佳美拿了那么多钱，顶着“五婶”的名义，好歹也得请我们吃个饭吧。谁知她大大方方地把我们带到商场地下二层——那里的美食城里卖的都是小吃和快餐。
在罗妍的强烈要求下，我们总算没去吃快餐，而是进了一家烤鱼店。快吃完的时候，罗妍要去洗手间，陆佳美便说同她一起去。趁着她不在，二姑的女儿恨恨道：“才400块，按人头来说她自己还吃了100，总算花了她300块，我心里也爽一点。”
没想到她爽早了——罗妍很快从洗手间回来，但陆佳美却一直没回来。我们又吃了一会儿，外面排队的人很多，店家等着翻台，实在等不来陆佳美，我只好买单——这个“宰大户”的半日消费狂欢，最后以我被宰400块结束。
陆佳美施施然回来，发现我们拎着她的战利品在门口生无可恋地等着，大惊失色道：“怎么已经出来了？我生理期，在里面耽误了一会儿，出来又补了个妆，你们是不是没吃好啊？怪我怪我……”
二姑的女儿没好气地说：“对啊，人家也要买单翻台啊。”她把“买单”两个字咬得很重，可陆佳美就像没听懂一样。
后来，四姑的女儿结婚，五叔作为舅舅，在我们风俗下属于很重的宾客。但不巧，那会儿五叔又住院了，还动了手术不能下床，这场婚礼自然是陆佳美代表五叔参加。
陆佳美随了礼金888块，在我们当地，送这个数字的只是一般朋友，连好朋友都谈不上。她真是心理素质极佳，拿出薄薄的红包，脸上丝毫没有尴尬的神色，还很得体地对新人说：“新婚快乐，五舅不能来，心意还请收下。”
四姑要气死了，二姑也好不到哪里去。陆佳美曾许诺给她女儿介绍对象，可这事一直没有下文。去年春节，五叔第一次没有回老家过年，也没有给任何人发红包。我爸打电话过去，他正和陆佳美在三亚的亚特兰蒂斯酒店度假。
7
面前没吃完的菜都凉了，服务生礼貌地问我们“还需要东西吗？”陆佳美很爽快地表示再上一套下午茶，她连价格都没看。
回想往日种种，我忍不住问她：“我五叔比你大那么多，脾气不好身体也不好，你这些年真的开心吗？”我承认我是故意的，但并不是想讽刺她，确实是有些百感交集。
陆佳美一点也不生气，她脸色平静地说：“你这么说那是情商高，其实你的问题是当小三到底图什么，对吧？”不等我回答，她就自顾自地往嘴里塞了一块蛋糕，说：“先吃点甜的再说。”
陆佳美冷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她来自我们家乡下面的一个乡镇，父母都没有稳定的收入，她在家里是老大，下面还有2个妹妹。高中食堂里最便宜的菜是1块6一份，她说自己一直都是吃1块6的，一般只有炒土豆丝和煮得黑黢黢又没有味道的茄子。即使是这样，她还是觉得贵，她和同学一起吃饭的时候，看着别人打10块钱的菜，她一向是目不斜视的。她从家里带了咸菜、霉豆腐、千张卷、腌白菜下饭，但是在长身体的年龄，这些补充不了营养，也抵不了饿。
“你可能不知道我有多少次半夜里饿得醒过来。半夜里大家都睡着了，我只听得到同学的打呼声和自己肚子咕咕叫的声音。你们那个时候都出去住，晚上学到半夜，而我在学校寝室里，10点半就会熄灯，我打了手电在被子里学，效率怎么可能有你们高？我那个时候就知道，我可能拼不过了。我不缺勤奋也不缺聪明，但是我家里没有钱，就没有你们的那个条件，只能硬拼。这就像武器有代差，一个拿刀一个拿枪，根本不公平。”
我明白她的意思——我俩一起就读过的那所高中，是省级示范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6点开始跑操，晚上10点下晚自习。为了能多学习一会儿，很多有条件的学生都会到校外租房。我爸妈也曾在学校附近给我租了一个一室一厅，还请了一位阿姨给我做饭。我每天5点半起床，凌晨1点睡觉，虽然学习辛苦，但营养上从没亏过。
我无法反驳陆佳美。能进那所学校读书的，大都是各个初中的精英，家境一般也不差。我们班中考第一名的学生是当地检察长的儿子，第二名是一位药品经销商的女儿，第三名是我。
陆佳美像是自嘲一样：“跟你说这些，你也不能理解的，你心里肯定在想，家庭条件差的人多了，更差的都有。”
“我中考的时候，是我们乡的第四名，全市第48名。你知道我爸妈对我有多大期望吗？我爸留在家里照顾我和两个妹，我妈去广东打工，为了省钱，连菜都不吃——当然，这些你听了也没什么感觉，你在新闻里看多了，可能觉得也不算很惨，但是如果你真的亲身体会一遍，你就知道那和你在电视上看别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上了一中之后才知道周杰伦、孙燕姿是谁，上微机课才第一次用电脑，我跟你们没有共同语言。”
2003年，陆佳美上大二，因为“非典”紧急封校，她想给家里打电话，但没有小灵通，学校的公用电话亭也要排很久的队，她就写信。当时她妈在深圳打工，她们母女几年都没打过电话——因为长途电话费太贵，“你相不相信有人在2005年还靠写信联系？而且为了省邮票和信封，每次都尽量多写点，生怕寄出去了又想起来什么事情没说。不光是我，我两个妹也是这样”。
陆佳美刚上大学的时候，又土又胖，剪着刘胡兰一样的短发，普通话也很差。第一个学期，她申请了励志奖学金，于是全班同学都知道了她在业余时间打工。
说到这里，陆佳美声音突然提高：“但是现在又怎么样呢？我高中同学和大学同学都有人托我帮忙的。”
我俩从餐厅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上海呈现出这个都市最迷人的夜景。天很冷，但陆佳美的背一直挺得很直。我们各自打车，等车的时候她对我说：“我真的很开心，想找个人分享，谢谢你今天来啊！”
她约的车先到了，上车后，她从窗户里探出头来跟我告别，声音明朗极了：“我还要再开一家美容院，下次你回去给你优惠！”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挥手跟她说再见。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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